1.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经商是残酷的竞争，要想把握稍纵即逝的商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联系客观实际，甚至迎合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考虑他们的实际承受能力，然后审时度势，迅速果断地行动。商场中决胜的因素不是幸运，而是切合实际的经商策略。
香港名人鸿硕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人生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得到机会而退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挖掘‘第一桶金’的勇气。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坐失良机，须知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鸿硕先生的分析已经是十分透彻了。勤奋和幸运都非常重要。在创业之初，资本积累阶段，勤奋尤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判断机会的眼光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香港经济评论家评论李嘉诚的成功与成名时说：
“一方面是努力令长江实业成为出人头地的公司，这个过程包括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以及在合适的时间，以个人的财力去资助公司的发展。在香港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和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股东们使用公司资金不是新闻，能够将盈利点滴归公，以及由主席以优惠的方式贷款给公司发展，才是大新闻。一些观察敏锐的股评作者和财经记者最先观察到这一点，并撰文加以推崇。个人品德的高尚，再加上事业的成功，令李嘉诚逐渐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成功人物。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尊崇的意味，和提及其他知名度不低的富豪时颇有不同。李嘉诚可说是长江实业一项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
由此可见，不贪图一己私利，而全力去发展公司，是李嘉诚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实，公司发展了，作为大老板当然也会盈利丰富。但贪图小利，是短期行为。所谓“拣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李嘉诚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是“丢掉芝麻抱起了西瓜”。
难怪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会带有尊崇的意味。
李嘉诚的超人天才一在地产，二在股市。
李嘉诚在回答记者请教其房地产的经营心得时说：
“不能说是心得。或者我告诉你们我的做法。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购下很多地皮，从购卖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例如供楼的情况，市民的收入和支出，以至世界经济前景，因为香港经济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也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谨慎，会和一切相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再改变。我会贯彻一个决定，我在差不多99.9％的工程上做到这一点。譬如以过去数以百计的地盘而论，更改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不会今日想建写字楼，明日想建酒店，后天又想改为住宅发展。因为我在考虑的期间，已经着手仔细研究过。一旦决定了，就按计划发展，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知道在香港有的人把几万尺的一个地盘，可以把计划更改几次，十几年后才完成，有些人喜欢这样做，但我负担不起。”
除此之外，李嘉诚还就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应该如何实施政策作了一番讲话。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100％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本来有100％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200％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确信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作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处于正常比例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当风向不定的时候，随时可以覆舟。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有台风，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生于忧患”是李嘉诚观念的诠释和印证。
从评论界的评论和李嘉诚谈论的经验，可以看出：一个成功者，决不仅仅是凭超人的智慧、勤奋、吃苦耐劳，或者凭良好的机遇等，因为光凭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造就一个成功者，成功需要依靠的是它们的总和。靠的是总体的实力与用人的巧妙、做人的高尚。
李嘉诚经商箴言：
能够将书本知识和实际工作给合起来，那才是最好的。
2.不急于介入，要伺机而动
精明的商人看到商机并不是盲目从众蜂拥而上，而是等待最佳的时机。李嘉诚收购时绝不做超出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或者冒巨大风险的事，他总是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冷静理智的头脑，经过反复分析比较，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简称“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于1890年注册成立，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同时，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又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港灯一直坐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猛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满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
港灯收入一直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涨，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毋庸置疑，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1981年、1982年市场传言，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在打港灯的主意。
不仅如此，恰在此时，在海外投资效果不甚理想的怡和系置地又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众股份，并以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这一价码，打破了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的地价。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打算收购港灯的消息已然传开。并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地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江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
置地在香港的几笔收购战也不是好事，由于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不得不向银行大笔贷款，负债额竟高达160亿港元。
李嘉诚信心百倍，静待其变。
其时，香港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由于欧美、日本经济衰退，这无疑等于是雪上加霜，香港工商界蒙上一层凄云寒雾，地产市场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楼宇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行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一年利息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香港地产业在1983年全面崩溃，置地联合会也因此陷入空前危机。仅这一年的财政就出现了13亿港元的亏损。置地联合会的财政危机也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潭，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董事局主席纽璧坚回天乏术，只好黯然下台——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这两家公司主席职务。
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离开怡和和置地后，曾经显赫无比、最具权势的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我只是一名打工者。”纽璧坚在接受驻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说：“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往，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纽璧坚的离任，无疑是英国洋行在香港一个时代的结束。面对维多利亚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深有感触地喃喃说道：“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
传媒对纽璧坚的话进行揣测，认为他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现在，另一翼能否保全呢？现在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置地大班，他是否又比纽璧坚高明？
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在以上过程中，李嘉诚只是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确实精明。原因有二：
第一，面对置地似乎是失去理智的收购，如果李嘉诚迎其锋与之硬碰硬，一来未必能胜，二来即使能胜，也会元气大伤，还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的是折本生意。李嘉诚说过：“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足见李嘉诚十分冷静和理智。
第二，李嘉诚认为置地不惜重金，四处出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或者碰到外界一些因素影响，置地就可能不攻自乱。到那时，再从置地手中夺过港灯，易如反掌，或者正是置地求之不得，变成帮助置地的事。这种“隔岸观火”的做法，不失为坐收渔利的一个妙招。
李嘉诚经商箴言：
有人买就是市场，市民购买力就是市价。
3.洞察先机，以退为进
在商业活动中，经商策略变幻无穷，而以退为进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它能够避免因激烈竞争导致的两败俱伤，同时还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置地大班纽璧坚辞职后，西门·凯瑟克坐上了怡和、置地的第一把交椅。众所周知，这把交椅并不好坐，接手掌管怡和、置地的大权，也意味着要承担起纽璧坚留下来的巨额债务。
对于西门，李嘉诚不敢轻敌，他对这位将决定怡和、置地命运的掌门人多少了解一些。
西门于1942年出生于英国的曼切斯特市。他先是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念书，然后在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继续求学。可是在这所名校里，他仅仅呆了一年，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这所世界名校告别。他躺在棺材里面，同学们把他抬出校门。西门的父亲异常恼怒，认为儿子没有大的前途。
西门告别剑桥三一学院时，他的叔叔和哥哥已经担任怡和大班多年。所以，20岁的西门早已打定主意，投靠叔叔和哥哥，开始自己的事业。他先是在怡和海外的分公司任职，后来被总公司调回香港，不久便做了常务董事。然后，为了成为怡和大班，他一一游说其他董事，不断为难当时坐在怡和宝座上的纽璧坚。纽璧坚于无奈中辞去了在怡和的职位，西门成了怡和和置地的董事局主席。
对西门与怡和的情况充分掌握后，李嘉诚采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不再表示自己有收购港灯的意向，而是静观事态发展。
西门上台后，为了扭转怡和债务累累的境况，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计划。这些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出售怡和在海外的部分资产和港内的一些非核心业务。
由于置地对怡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总揽了怡和的所有地产业务。所以，尽管置地债台高筑，怡和也会力保对它的控制。但面对汇丰银行的逼债，怡和又没有办法。万般无奈之下，西门不得不决定将来之不易的港灯出售。
此时的李嘉诚实力已经非常雄厚。再加上李嘉诚向纽璧坚表示想收购港灯时，西门也在场。不可否认，西门把李嘉诚作为最佳买家。但让西门弄不明白的是，对港灯抱有兴趣的李嘉诚为何突然收手，变得一声不吭。迫于内外压力，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他找到李嘉诚，希望李嘉诚尽快收购港灯。
李嘉诚、马世民和西门所派代表就港灯问题进行洽谈，经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商谈后，双方顺利达成协议。和黄以29亿港元收购置地34.6％的港灯控股权，以现金支付。
在这里须指出，此时的和黄早已是长实旗下的子公司。1984年，马世民进入长实，李嘉诚委以重任，他随即成为和黄董事行政总裁。所以在收购港灯的谈判中，出现了马世民和他引导的和黄。
长实对和黄的收购在当时引起了轰动。首先，这次收购事件是中英会谈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收购，并且是高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其次，如此大规模的交易，仅在两次会议之后便顺利完成，同样引起了香港商界的关注。再次，置地不惜血本，以高出市价31％的价格收购港灯，现在却以低于当时市价1港元的价格出售给长实，长实在这一项收购活动中，为和黄节省了约4.5亿港元。最后，双方的信誉在协议达成后，也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和黄和置地定下的协议，和黄必须在1985年2月23日前完成现金支付。然而，和黄却提前半个多月将29亿的港元现金交给置地。此时的置地也做了表示，提出了扣还利息一事。按照当时的标准计算，置地要偿还利息近1200万港元。和黄却仅收了置地三分之一的利息，不得不让人佩服和黄以及长实的大方。
对和记黄埔、会德丰以及怡和旗下的九龙仓、港灯的收购，对香港经济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通过这四次收购，正式确立了港商在香港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彻底打破了外资对香港经济的控制，从而扭转了香港经济的局势。
李嘉诚在对港灯的收购过程中，采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不愧为高招。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使用此招前的仔细观察和思索。他纵观怡和和置地当时的处境，推测到他们对港灯的持有不会长久，为保全大家，必会舍弃港灯这个小家。于是，李嘉诚静观其变，事情正是按照李嘉诚的推断发展，从而演绎出了李嘉诚在对港灯收购时的胸有成竹。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占小便宜的人不会有朋友，这是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告诉给我的道理，经商也是这样。
4.收缩战线，该退必退
有句话叫：胳膊扭不过大腿。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客观形势或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死打硬拼只会白白消耗自己有限的实力，即使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也不利于自己的发展。该忍耐的时候一定要忍耐，不能意气用事，意气用事的最终结果只会使自己吃亏。
曾几何时，以地产为中坚的华资财团，打败了老牌英资。华资大显神威，华人扬眉吐气。
然而，还是这些地产骄子，炒地炒楼，使香港的楼价以火箭速度不断上升，并且云雾山中，居高不下。
据说：一篇报道以“一将功成万骨灰”为喻，来讽刺地产商的辉煌业绩是由置业租房赚取市民的血汗钱积累而成，击碎了民众对地产骄子的偶像崇拜。连信誉极佳的长江实业也难逃抨击。
当然，不要忘记，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说，商人皆为利，自然也包括李嘉诚。
20世纪90年代，民众对地产商炒地炒楼的愤怒情绪达到高潮。
香港一位知名地产记者，在其系列地产楼市的文章中涉及李嘉诚，他写道：
“爱美高于1992年8月时，通过内部认购形式，向长实购入第二期（嘉湖山庄）赏湖居第四座单层数的半幢单位，估计达152个，而内部认购较公开发售价，一般便宜约5％（注：代理商看好的更是日后楼价上攀）。”
“除爱美高外，嘉湖山庄第二期赏湖居第三座，是另一幢以内部认购方式转手的单位。”
“上周初，该批为数2％个单位的现货单位全幢（公开）推销，20层楼以上的18层单位（注：全楼高38层，住户图靓景喜欢择高楼），买家一次认购3～4个单位才有（可）交易（注：只有炒家才会一次买几个单位）。”
“嘉湖山庄内部认购猖獗，复式单位加80万～100万，普通单位加几十万，一个单位未到家，已有几个人经过手，赚过几次钱，其中第一二手‘特权阶级’，自然赚得最厉害……‘特权阶级’炒完嘉湖山庄，又去炒海怡半岛。”
“但怎料，上周四，李超人一声令下，吩咐立即‘叫停’，说嘉湖内部认购做得太扬，过分了一点。海怡和下一个楼盘都要收敛（注：市场有关打击楼市投机、遏制内部认购的风声很紧）。长实嫡系人马可以内部认购，但只能转让给直系亲属。”
“（海怡花园）示范单位挤得水泄不通，门口亦有地产代理商兜客，加10万、加15万出售内部认购单位。照人计算卖楼反应不会差。难怪好多人一向说李嘉诚最照顾炒家，近期多个楼盘中，炒家在此赚钱。”
尽管这样，香港新闻界人士认为，“与那些与公众对着干的地产商比，李嘉诚则算有分寸、有节制。”
从盈利的商业角度来看，炒地炒楼可以更多地搜取利益。只是苦了买楼用户。从长远的角度看，拂逆顾客的做法最终都会招致恶果。
整个地产界大势如此，李嘉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也不好多作评论。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财政司（主管财政的最高行政长官）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据说李嘉诚虽知悉此事，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按期开盘。
是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浩荡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20多倍。
据传媒报道：“麦高乐对此深表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布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七成。”
李嘉诚一贯谨慎从事，最忌树大招风，这次却不慎撞到枪口上。
地产同仁都为李嘉诚捏一把汗，原以为咄咄逼人的麦高乐会枪打出头鸟，却不料麦高乐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地产商均挨50大板。
银行按揭的比例，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要双双栽进去。
李嘉诚毫不示弱，11月21日，李嘉诚在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总督。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何鸿、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
有人认为，这是在向港府“示威”，如果逼人太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一贯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通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
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
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的“对台戏”异常恼火。
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恒生银行主席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七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过招，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作策略上的退让。
按照李嘉诚的一贯性格，是不会自己撞在枪口上的。但是，他撞上了。
李嘉诚敢于与港府“对着干”，显示了华资尤其是地产华商日益强大的实力。此外，李嘉诚也不是故意作对，日期凑巧相同，而改期不利。
对付港府的打击措施，众地产群豪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在共同利益下，结成统一阵线。
然而，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与政府作对，终究是要吃亏的。在麦高乐请出汇丰大班强硬相对时，众群豪亦适时识趣地作出战略撤退，因为众群豪与港府分庭抗礼，已经达到了显示实力警告港府的目的。
地产商炒地炒楼，令市民怨声载道。港府措施严厉，然而却打击不力。原因在于地产商握住了港府的痛处。
香港人多地少，港府奉行高地价政策，造成地价居高不下。长期以来，地产收入一直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20世纪80年代更是如此。
以1993年为例，政府卖官地和更改用途补地价收益达422亿港元，加上地产方面的各类税收，差不多占政府总收入的70％。
在地产收益上，港府与地产商同样不厌其多。那么，各界为何只谴责地产商，而纵容政府呢？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浩大的公费开支，英国政府未向香港抽缴财政收入，香港政府靠卖地的收入维持其低税制。
政府也建公房，一类是学校之类的公益建筑，另一类是公建住宅楼宇非盈利建筑，售予或租予超低收入者。好人给政府做了，恶名让地产商承担。
地产商高价买的地建的房，必定会转嫁于用户，用户当然会群起而攻之。打击楼市炒风的措施过严，必然引发楼市下挫。楼市弱淡，政府的地产收益必会锐减。
不少地产商，指责政府对土地囤积居奇，好卖高价。楼价高涨，首先是政府地价高涨。打击炒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增加土地供应量，适当调低地价，以量多保证政府收入。
李嘉诚以和软的口气表示对打击炒风的看法：立法管制固然起一定作用，但管制太多不利楼市的发展。
这恰恰是港府最害怕的。李嘉诚不愧具有超人智慧。常言道，打蛇要打七寸。李嘉诚言语不多，但一语击中要害。
其实，地产商与港府在收益上已是连理共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怪乎李嘉诚有恃无恐，敢与港府唱对台戏。
关键在于要敏锐地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抓住要点，就掌握了主动权，掌握了命运。
李嘉诚率领的地产群豪其实并没有善罢甘休。
1994年7月的《资本家》杂志中有一篇题为《地产商反弹香港》的文章写道：“在香港本财政年度第二次政府土地拍卖会上，出现了罕见的现象，逾10家地产发展商联手竞争投土地，土地虽然卖出，但收入却远逊于当局原先预期，使库房收入大为减少。”
“那次拍卖在5月底举行，共有两幅土地待沽，第一幅地皮由12家公司（长江实业、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恒基、恒降、太古地产、信和、新加坡发展地产、嘉里、南丰、中国海外及百利保）组成联盟，以20.4亿港元投得；另一幅土地由上述12家发展商，再加上广生行及应士国际，以51亿港元投得。那次成交额约低于现时市价格15％～30％。”
“分析家相信地产商的联合行动，是基于香港政府当局在过去半年来，不断收紧对买卖楼宇的限制，使房地产价格较去年底跌了约15％。由于当局表示还有进一步行动，所以地产商才联手投标土地，向当局提出警告，不要进一步进逼。”过去，各家仅仅是小联合，互相间在拍卖场上较个你死我活，如今大地产商联合变相垄断官地，无疑是李嘉诚的智慧和威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嘉诚经商箴言：
香港没有什么资源，就是香港人用其努力、毅力和智慧，养活着这600万人口的社会。
5.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一种以小赚大的手段。始作俑者是战国时期的陶朱公，这是他的经商原则。陶朱公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辞去官职，与美女西施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成了一位著名的商人。时至今日已经几千年了，陶朱公的经商原理仍在延用。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的主要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也就是如何把握市场脉搏，巧抓商机。
李嘉诚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之可贵正在这里，他往往待机而动，因为早一步或迟一步都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必须有极高明的眼力，做到胸有成竹。
市场的脉搏是精明的商人非常注意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讲，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智慧之战。李嘉诚的发迹是靠地产和股市，他的事业发展史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在生意场上体现了豪客的作风。他的生意原则是，赢利并不是无目的赌博，而是把握市场脉搏来一个“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李嘉诚借此大好时机，令长江实业骑牛上市。长实股票以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个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李嘉诚第一步迈进股市就是典型的“高出”。
接着，1973年大股灾突然爆发，恒生指数于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975年3月，股市形势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这时，具备超前眼光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因此，在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基础上，亲自安排长江实业发行2000万新股，以每股3.4港元的价格售予他本人。
同时，李嘉诚还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这既讨得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息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后来赢得的实利远远超过了当年放弃的股息，这就是“低进”。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李嘉诚搏击股市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方面的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时，就是抓住卖家置地公司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前一天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就节省了近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港元1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结果净赚2.8亿港元。这就是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天水围之役，也是一次典型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战术运用实例。当时，由于港府的“惩罚性”决议，使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了退出之意。
早就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生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成了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财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的大股东“中信泰富”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低进高出，关键在于扣紧市场脉搏，眼光要准，出手时机要适宜。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不然。大凡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要研究这一规律，就要时刻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一般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而不探究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这样，就可能被表象、假象迷惑，时有被套住之虞，即使偶有所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李嘉诚经商箴言：
要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不单要努力，更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要有耐心，提出自己意见前，更要考虑别人的见解，最重要的是创出新颖的意念。然而，当你作出决定后，便要一心一意地朝着目标走，常常记着名誉是你的最大资产，今天便要建立起来。
6.巧妙筹划，四两拨千斤
武林高手在与对手过招时，并不死打硬拼，而是见势借势、见招拆招，以巧取胜。做生意同样如此，在自己势单力薄时，一定要学会巧借别人的资源为自己服务。
现代商业经营理论有这样一种观点：评价一位投资者的能力标准不再是他拥有的资金数量，而是他能够调动的资金数量。换句话说，就是能巧妙借助别人的力量和金钱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最佳结果是实现双赢。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1860年，和记洋行成立，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刚刚成立时名气不大，无法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提并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家，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牛气冲天，展开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的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人与之相比。
祈德尊知道香港人多地少、地产业必然走旺，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遍地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祈德尊一味地吞并其他企业，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疯狂吞并产生了负面影响，用句俗话说就是“贪多嚼不烂”。祈德尊虽有“铁嘴钢牙”，但是“肠胃功能”太差，经常“腹泻不止”。很多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获得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出现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潭，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时隔两年，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家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那么好。
趁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凯觎九龙仓的同时，也梦想得到和记黄埔。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收购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像收购九龙仓那样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强反抗。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企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避实击虚，去瘦留肥，这便是李嘉诚舍弃九龙仓而收购和黄的出发点。
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力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步入正常轨道，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能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是个福音。
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长实财力不足，蛇吞大象，难以下咽。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的回报。这份回报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l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看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于是，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前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内，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急升25.69点，成交额4亿港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有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
此役使李嘉诚博得了“超人”雅号，但他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但也可以看出其为人的厚道。
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而是一锤定音。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家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业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实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与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从商战谋略方面说，李嘉诚在入主和黄的过程中引人注目的是：
第一，他在实际收购和黄之前，早已做好了人事方面的安排，其收购九龙仓就是收购和黄的序曲，而收购和黄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树上开花”而已。
第二，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在和黄一役中给予回报。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以出让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在获利5900万港元的同时，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从而使收购胜算在握。
第三，由于事先做好了人事方面的安排，整个收购过程没有剑拔弩张，没有硝烟弥漫，只有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经商箴言：
商界一定要跟随时代发展，今天要诚记知识与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7.沉着应战，着眼长远利益
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都要看得更远一些，经商更是如此。经商过程中，任何一个不完美的决策都会影响公司或企业的发展。即使运用这个不完美的策略能够给公司或企业带来暂时的利益，但是能否带来长远利益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站在长远利益上制定策略，就不必让人迟疑了。
在收购和黄的过程中，李嘉诚还在关注着其他的商机，收购英资青洲英泥公司的计划在他的脑海中已经形成。
与收购九龙仓股的方式大同小异，李嘉诚从市场中不断吸收青洲英泥公司的股票，到1978年，李嘉诚已持有青洲英泥公司25％的股票额，无条件地成为该公司的正式董事。
为了获得对此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李嘉诚继续收购，至1979年年底，李嘉诚持有该公司近40％的股票，李嘉诚自然成为了青洲英泥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之所以会收购青洲英泥公司，不仅仅是因为该公司有着庞大的地产体系，他还意识到水泥是建筑行业必不可少的，随着地产物业的发展，对水泥的需求量将会大大增加，它能够保证李嘉诚在这方面的投资得到稳定的经常性利润。
事实证明李嘉诚的眼光是独到的。在投资中，他总是能够从长远利益出发。他在海外的投资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1989年，和黄顺利收购英国Quadrant集团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进入了英国的电讯市场。不幸的是，此次投资购得的公司在和黄的运营下，连续几年出现亏损。
1992年，为扭转亏损局面，和黄在英国推出了名为RABBIT（兔子）的CT2流动电话业务。
这种业务有一个缺点：只能打出，不能打入。在经营的过程中，它的这个缺点使得此业务不能长久。在与当时较为先进的电讯服务技术的竞争中，逐渐显露出劣势，大约一年的光景后，便彻底失败。
和黄受到牵累，承担了巨额债务。
针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李嘉诚没有犹豫，他以一种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不景气。他认为，电讯业务会一直发展下去的，如果知难而退，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和黄在李嘉诚的宏观调控下，没有扔下英国电讯业务这个沉重的包袱。他们继续努力，想通过新的方式来挽救这个辛苦购得的公司。
1994年，和黄不惜重金，斥资80余亿港元，将公司经营的电讯业务进行重新包装，将电讯业务的名称改为Orange（橙），快速推出了GSM流动电话服务业务。
受该公司初期不良业绩的影响，业界刚开始并不看好此项业务。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GSM的独特魅力吸引了消费者，手提电话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Orange的首期经营便给和黄创造了惊人业绩，付出的努力初见回报。
1996年4月，李嘉诚将有发展前景的Orange在英国上市。结果就在上市当日短短一天的时间内，竟一跃成为金融时报指数成分股，打破了上市公司股份成为成分股的最短时期记录。
1997年，Orange再创佳绩，成为英国三大流动电话商之一，它的英国客户突破了100万。
1999年，德国最大的流动电话公司曼内斯曼公司购得和黄旗下的Orange电讯公司近45％的股份。
此次的交易使得和黄集团在海外的电讯业务更加稳固，它不仅使和黄获利1000多亿港元，还成为市值达7000亿港元的曼内斯曼公司的单一股东。
另外，和黄还在这次交易中套现440亿港元。和黄的客户骤增，由350万快速增至2500多万。
待两家公司合并后，和黄便可直接控制曼内斯曼，而曼内斯曼则会成为欧洲最大的跨国电讯，远远领先于位居第二的意大利电讯。
和黄财务顾问指出，此交易为全球有史以来的第22大合并收购，香港舆论则称其为香港公司前所未有的国际并购交易。
为了完成这桩交易，李嘉诚亲自指挥和黄，与曼内斯曼公司进行了一周时间的紧张谈判。
李嘉诚没有令和黄失望，交易顺利完成。
“生意不成仁义在”的意思是双方尽管当时不能够成为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也可以成为朋友，说不准以后还有机会合作。
这种观点正是一种关心长远利益的观点，精明的商人大都会这样做。
其实，在投资某种项目后，也应该报有类似的想法。尽管眼前没有什么利润可图，但并不代表它在以后仍不能够给自己带来利润。既然谈妥了，就应该用心经营，而不能够中途放弃。
李嘉诚经商箴言：
做生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五年、十年的事。
8.击中对方弱点，才能克敌制胜
“火烧赤壁”是诸葛亮一手导演的，它是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一，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诸葛亮和周瑜抓住了曹军因不习水战而将千艘战船连为一体的致命弱点，用火攻一举大破曹军。事隔近2000年后的今天，李嘉诚在商场上也导演了一出“火烧赤壁”的战役。他犹如诸葛亮，等待时机、蓄势而发，联合众华商财团合战置地，一举成功。
一直被老牌英资洋行怡和集团控制的置地公司拥有香港中环的绝大部分物业，它号称世界最大地产商。李嘉诚并没有被它的气势和实力所吓倒，而是始终将其视为自己的赶超目标。
中环地处香港岛繁华地带，这里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耸入云，它们在令人感慨万千的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秘莫测。这里就是香港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在这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香港的经济气候；同时，这里又是最容易受经济气候影响的敏感地带。
在这高楼林立的中环地带，有一幢大楼格外夺目。它面临风情万种的维多利亚海湾，独自领略着大自然的美景，这就是香港有名的怡和大厦，与挺立此处的众多大厦相比，它更加显得神秘，更加让人难以揣摩。
在这幢耸立在香港经济金字塔尖的怡和大厦中，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世界各国著名中心以及驻港办事处。它的顶层便是香港最大企业集团之一、旧称怡和洋行的怡和财团总部基地，有着香港经济支柱的重要地位。
1832年，怡和洋行在广州设立；1841年，怡和洋行总办事处迁入香港。它靠贩卖鸦片起家，以后随着业务的逐渐扩大，发展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经营范围广阔的多元化国际集团。
1961年6月26日，怡和洋行以有限公司名义在香港上市，并从此成为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一，“怡和王国”的称号也从此越来越响亮。
以怡和为中心不断发展壮大的怡和系拥有一批大型公司，如怡和、置地、牛奶国际、文华东方等，它统辖着中区黄金地段的大厦物业，包括国际一流酒店、超级市场及精品连锁店等。其中，怡和的控股地位占据着绝对优势，而置地的资产却独占鳌头，因而怡和系又被称为怡置系。
20世纪70年代末，为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香港地产因而大幅度增值，华人资本迅速膨胀，资产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此时的怡和渐渐显得暮气沉沉，越来越不敌这批生机勃勃的华人财团。九龙仓、和记黄埔、会德丰、港灯集团等大型英资企业，先后落入华人财团之手。华人财团越战越勇的气势使得香港商业界盛传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置地。因为这些华人财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地产建筑商，谁不垂涎置地在中区的豪楼名厦？
置地公司对志向远大的李嘉诚来说，同样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只有控制了置地公司，才可称得上是香港地产界的“王中之王”。
怡和高层并非等闲之辈，在多年的经商过程中，他们同样具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早在包玉刚收购怡和系的九龙仓时，他们已对华资财团有了防备。纽璧坚为防意外，很快便重新调整了全系控股结构，其目的是达到怡和与置地的互控。调整后的控股结构为怡和证券控制置地的四成股权，置地反过来控制怡和的四成股权。证券分析家将这种结构称为“连环船结构”。
“连环船结构”达到了怡和和置地互控的目的，固然强化了抵御外敌的能力；不过，它同样有着很大的弊病，因为敌手若控得一“船”，另一只“船”也难以幸免，二者休戚相关，缺一不可。
1984年，怡和与置地均暮气沉沉，陷入经济低谷期，因债务累累而使得投资者对其大失信心，结果导致股价迅速滑落。置地的市值剩下100亿港元，怡和更惨，市值仅30亿港元左右。此时市场上的传闻有所变化，说柿子先拣软的捏，华资财团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怡和，待怡和得手后，便直接对置地发动进攻，将其一并收入囊中。
一些股评家将这种连环互控的股权结构形象地比喻成两只大闸蟹，它们各用一只钳子把对方控制住，然后各用另一只钳子来共同抵御外敌。对于怡和与置地来讲，双方虽然同属怡和系，为同一位大班所控，但双方的股东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双方各自伸出的一只钳子很难配合默契地抵御外敌。
同样有人认为，怡和会有这样的结果，并非纽璧坚设计的互控结构不完美，而是怡和大势已去。设想在10多年前，即便怡和这头雄狮酣睡不醒，亦无人敢扰其美梦，更不要说斗胆拽其一毛。
西门·凯瑟克上台后不久，便发现了连锁互控结构的弱点，于是他从美国请来投资银行家包伟士，要求他重组怡置系结构。
包伟士到来后，设计了怡置脱钩计划，重新调整了怡和系控股结构。首先，他将置地的全资附属公司分拆上市：1986年10月，置地宣布将牛奶国际分拆上市；不久，置地又宣布将另一家全资附属公司文华东方分拆上市。接着，他对怡和控股也做了调整：1987年2月，怡和控股宣布成立怡和策略（怡策）。改组后的怡和系控股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的结构模式为：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实行互控，怡控占有怡策19％的股权，怡策握有怡控26％的股权；怡控、怡策分别控有置地11％和15％的股权及牛奶国际9％和27％的股权，怡策控有文华东方35％的股权。此外，凯瑟克家族控有怡和控股的股权，据传在10％～15％之间。
通过这次大幅度的控股结构调整，凯瑟克家族的大本营怡和顿时变得坚固起来，犹如铜墙铁壁，难以被攻破，意欲收购者借收购怡和达到控制置地的美梦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调整后的控股结构明显削弱了凯瑟克家族对置地的控制，外敌入侵置地的可能性自然会增大。于是有人认为凯瑟克家族这样做的目的是“保帅舍车”，因为怡和已被迁至海外，凯瑟克家族再无后顾之忧，于是有意将置地这块大肥肉置于垂涎已久的华南虎面前，待价而沽，然后卷资离开香港。
一直关注着怡和的李嘉诚从凯瑟克家族的控股结构变化中同样看到了这一情况，拥有中区豪楼名厦的置地现在却被置于怡和核心结构的外围，让一直对置地羡慕不已的他心中暗喜。如此大好机会，李嘉诚是不会错过的。
在以广生行董事的身份出席怡和公司股东会时，李嘉诚首次向舆论透露，长实持有置地股份，是为了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出任置地董事参与管理。
李嘉诚道破天机，华南虎吞并垂暮狮子的传言愈发不可收拾。
同年4月底，华资财团持有置地的合持股权，已直逼其控股公司怡和。于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新财团凭借对置地的控股优势致函置地，要求在6月6日的置地股东年会上，增加一项议案，即委任新世界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为董事。
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置地股价在这种形势下如同被阳光直射的温度计一般，急窜到每股8.9港元。这是股灾之后，置地股升幅最大的一天。
这一回合，李嘉诚瞄准对手的致命弱点，因而占据了极其有利的地位，是商战中一经典之役。
李嘉诚经商箴言：
精明的商人只有嗅觉敏锐，才能将商业情报的作用发挥到极致，那种感觉迟钝、闭门自锁的公司老板常常会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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