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直把目标定在前方
成就大业者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要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高远的目标会在前方一直指导着自己不断地攀登新的高峰，所以，一定要把目标定得高远些。
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斗志。如果一个人丧失了斗志，他将会一事无成。李嘉诚在茶楼熬过了最艰辛的一年，由于他的真诚敬业，再加上做事肯用心，老板不断给他加工钱，他开始能够像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薪水也早已超过了一些正式堂倌所能拿到的限额。
但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早熟的李嘉诚意识到没有知识是没有出路的。他不愿意一辈子就这样生活着，再加上日后还要供弟、妹上中学、大学，凭着在茶楼挣的钱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的香港，虽然同很多地方一样，也处在战乱阶段，但其科技力量却没有因此而被掩盖。在太平洋战场上，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输给了美国军队，这同样与科技实力的强弱有关。
对社会时势充分了解的李嘉诚逐渐认识到，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以知识为基础。所以，他决定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快速地汲取有用的知识，并为自己订下了一个短期目标：在工作时间外，通过自学尽快完成中学课程。
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的李嘉诚，清晨起床，深夜回家，然后还就着微弱的灯光苦学知识。有些时候，他会学得忘了时间，以致刚想睡觉，催他早起的闹钟却响了起来。
虽然李嘉诚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但是如果没有教材，学习知识就有些不可能了。他的薪金微薄，不仅要维持家人的生活，还得供弟、妹念书，再从中拿出钱来买教材是根本不可能的。
李嘉诚只有另想他法，聪明的他很快就有了主意。经过观察，他发现一些中学生将用过的旧教材卖给收购旧书的人，他就想：既然有人收购旧书，肯定有专卖旧书的书店。他的观点很快被自己证实了。
于是，李嘉诚从薪金中拿出一点，去旧书店买些廉价的旧教材。他每次只买一两本，待学完后，再将其卖出，然后再用卖书的钱去买回自己没读过的旧教材。就这样，李嘉诚在省钱的同时，学到了很多知识。
李嘉诚后来谈起这件事时，脸上总会露出得意的表情，这种表情不亚于他挣得丰厚利润后的表情。他说：“家父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15岁。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忍痛断止学业，去工作谋生。那时的我太渴望读书了，可家里的贫困使我只能买回一些半新的教材学习，学完了又卖给收购旧书的人，再去买别的旧教材。我学到了知识，又省了钱。”
李嘉诚的学历不高，但他的学识却远远高于同学历的人，他有这样的学识，从这里便可以找出答案来。
李嘉诚非常感激茶楼老板，是老板实现了他养家糊口、供养弟弟、妹妹求学的愿望，并给予了他极好的人生锻炼机会。
但是，李嘉诚的志向绝不是做一个小伙计。他觉得茶楼工作做得再好，终究难有出头之日。他渴望从事新的带有技术含量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于是，他便想去舅父的中南公司。
为了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李嘉诚迈向社会之初，曾忤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又想回头，他恐怕舅父怪罪。
经过一番思考，李嘉诚逐渐认识到自己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经过了一番社会闯荡，经过了意志磨炼，他已具备了一定的能力，进舅父的公司，不应算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况且大丈夫能屈能伸，即使受一点小小委屈，又有何妨？
舅父没有让他失望，同意他进入中南钟表公司上班。
李嘉诚进入舅父的公司后，舅父并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甥，便特别照顾于他。李嘉诚依然从学徒干起，刚开始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只能做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
李嘉诚在茶楼里已受过极严格的训练，对这些事自然是驾轻就熟。
最初，许多职员并不知道李嘉诚就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常在庄静庵面前夸奖李嘉诚，说他“别看他年龄小，他真是又伶俐又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察颜观色的本事是他在茶馆练就的一门绝技，已高出一般人甚多，怪不得连这些成年人也很佩服他。
李嘉诚进入中南公司的目的，就是想掌握一门技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为了尽快学到技术，他便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偷偷学艺。由于李嘉诚勤劳诚恳，深得师傅的喜爱，师傅便乐意传给李嘉诚一些技术。他心灵手巧，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掌握了各种型号钟表的装配及修理技术。
对于李嘉诚的不断长进，其舅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却从不当面夸他半句。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黑暗的日占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又恢复了英国的统治。
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占时期锐减为60万。英国接管香港时，大批房屋遭到破坏，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严重制约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港英政府决心采取一切措施以恢复香港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庄静庵预见到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着手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在钟表店当学徒时，又学过装配修理的手艺，已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因而，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销售技巧，做得十分出色。
店里的职员们，谁都觉得这位年纪最小的高升店员了不起，学师才几个月，对钟表修理却如此熟悉，像吃过钟表饭多年的人。大家都认为李嘉诚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出色的钟表商，但谁都没想到他后来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
在中南钟表公司，李嘉诚从一个泡茶扫地的小学徒慢慢地升为公司属下的高升街钟表店的一名店员。他年少位卑，但生活的境遇使他骨子里有股不屈的傲气，他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像舅父、像茶楼里遇到的那些大老板一样，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李嘉诚利用自己所学，时刻关注着钟表业的市场信息。经过半年的观察分析，他自己逐渐有了一套对钟表业现状和未来的成熟看法。
1946年上半年，香港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很快便恢复到了战前最好年景——1939年同期的水平。再加上港英政府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战时遭破坏的工厂商行都恢复了生产营业，市景日益繁荣，香港人口激增到100多万。
中南钟表公司的业务也借着这股繁荣的大潮，重新建立了东南亚的销售网络，港内港外的经销形势蒸蒸日上，营业额成几何级数递增。庄静庵决心抓住大好时机拓展事业，再筹划办一家钟表装配工厂，然后将中南公司的业务逐步扩展为以自产钟表为主，建立香港的钟表基地。
李嘉诚也看好中南的前景，他更为香港经济的迅速繁荣发展而兴奋不已。李嘉诚站在维多利亚港湾边，眺望着尖沙咀五彩缤纷的灯光，陷入了沉思——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一条路就是在舅父羽翼下谋求发展。中南公司已成为香港钟表业的精英，留在中南公司里，自然会收入稳定，生活安逸；而另一条路则要艰辛得多，充满风险，那就是再一次到社会上闯荡。
李嘉诚选择了后者，他喜欢做充满挑战的事。他认为，呆在舅父的羽翼下，更容易束缚自己，贪图安逸会磨去自己的斗志。要趁现在年轻，多学一些谋生的本领，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以实现自己做大事的愿望。
于是，李嘉诚向舅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庄静庵开始设身处地地站在李嘉诚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当年，庄静庵也是一步步由打工仔变成老板的。李嘉诚虽然眼下还不会独立创业，但他迟早会踏上这一步的。
庄静庵找李嘉诚诚恳地谈了一次，他发现这位外甥确实是长大了，他的思维已经很成熟了。舅父更深一层地了解了李嘉诚与众不同的禀赋。他知道，天性独立倔犟，不愿受人荫庇的李嘉诚不会贪图安逸，他一定会去凭自己的能力打出一片天地来。这是一种值得称道和鼓励的志向。
1946年初，17岁的李嘉诚终于离开了舅父庄静庵的公司。临行前，他对庄静庵就香港钟表业的前途作了一番今天看来依然堪称大商家眼光的分析。
李嘉诚认为，瑞士的机械表生产技术炉火纯青，世所无敌。而日本人则避其锋芒，瞄准空当，抢先开发了电子石英表的新领域，并很快占据了中档表市场。
于是，世界钟表市场便形成了这样的形势：高档表市场为瑞士人独霸，中档表市场则为日本人独占。
这样，中低档表市场就是可开拓的空当。李嘉诚建议舅父迅速抢占这一滩头。
正如李嘉诚所预言，后来的香港以生产价廉物美的中低档表为主，迎合了中下层顾客的需要，成为世界上继瑞士、日本之后的又一大钟表基地，中低档表的生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后来，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成为香港钟表业的巨头，可能与少年李嘉诚的建议有一定关系。当时少年李嘉诚的商业眼光已颇具大家风范。
李嘉诚之所以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深谋远虑，这与他平时的学习与积累是分不开的。即使在后来他逐渐走向成功之时，他也从未放弃学习各种知识，这才使得他在一次次的决策中，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见解，从而走在竞争对手前面。
少年辍学的李嘉诚比别人更能体会到学习机会的难得，而大多数人有着良好的学习条件却不知道珍惜，这也是他们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一心要建立的不仅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的企业，更是让外国人看得起的企业。
2.看准时机，开拓事业做老板
有这样一句名言：“第一个教大学的人肯定没有读过大学。”一个人永远也不要看轻自己的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只有勇于挑战自我，不断地向更高的层次迈进，才有机会自立门户，自己做老板。
具备做老板的资质和能力，并不意味着你就是成功的老板，还要看准时机、把握时机，才能脱颖而出。即使你现在是一名打工仔，也应该时刻有自己独立开拓事业的想法，只有这样，你才有独立创业的可能。
李嘉诚的独立创业，正是基于他对时势的准确判断。
1950年夏，22岁的李嘉诚创立了长江塑胶厂。这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批难民又一次涌向香港，香港人口呈回升状态，由20世纪40年代日占时期的60万左右的人口急增至1950年的约200万。这批内地人的涌入，给香港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给香港带来了技术和大量的资金，也使香港本地市场的容量扩大了许多。
此外，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受到毁灭性打击，设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外国洋行及工厂，纷纷撤到香港。这在客观上填补了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占领时期给香港带来的创伤。香港经济发展获得了资金和人才等有利条件，加以有大量的廉价劳工，使香港经济获得了喘息以及重新振兴的机会。这一切都显示出香港经济起飞的迹象。
不过，当时的香港谣言四起，搅得人心惶惶。但是，李嘉诚看好香港的经济前景，他坚信，现在是创立自己事业的最佳时机，如果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则悔之晚矣。
李嘉诚投身塑胶行业，正是顺应了香港经济的发展趋势。塑胶业当时在世界上属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塑胶制品加工投资少、见效快，适宜小业主经营。原料从欧美日进口，市场由以本地为主迅速扩展到海外。
古语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得乎其下下。”意思是说：目标不妨定得高些，其结果可能会比目标差些；目标定得中等，其结果会比目标偏下些；如果目标定得不高，那么结果可能会不怎么样。这就要求人做什么事要高标准、严要求。
李嘉诚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以其志存高远的理想为基础的。
李嘉诚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不求安逸，有着聪慧的头脑和远大的志向，他要自己做老板，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他非常看好香港的发展前景，他对自己的判断力毫不怀疑，认为现在创业是最好时机。
李嘉诚毅然辞去工作，走上了创业之路。创业之初，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问题。
李嘉诚打工时间没有几年，而且他打工的薪水也不是很高。他每赚一笔钱，除了支付日常必用的部分外，其余的全部交给母亲，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因此他并没有太多的积蓄。据他的同事朋友回忆，李嘉诚从未奢侈过一回，他外出从来都是吃大众餐，他的衣着也没有一件称得上是高档的。
不过，李嘉诚从不认为他的积蓄是他自己省出来的，他总是对他人说：“我之所以能拿出一笔钱创业，是母亲勤俭节省的结果。我每赚一笔钱，除日常必用的那部分，全部交给母亲，是母亲精打细算才维持了全家的生活。我能够顺利创业，首先得感谢母亲，其次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后来，他好不容易凑够了启动资金。
李嘉诚雄心勃勃，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极大希望，因此很想给自己的塑胶厂起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从辞工时起，一直在思考厂名，他先后取了几十个厂名，都觉得不满意，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中华民族的骄傲——长江。于是，他就把厂名定为“长江塑胶厂”。
他对这一名称的解释是：“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长江之源头，仅涓涓细流，东流而去，容纳无数支流，形成汪洋之势。日后的长江塑胶厂，发展势头也会像长江一样，由小到大。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未来的长江集团，也应该为国人而引以为豪。长江浩荡万里，具有宽阔的胸怀，一个有志于实业的人，理当扬帆万里，破浪前进，去创建宏图伟业。”
由此不难看出李嘉诚的开阔胸襟和远大抱负。
当然，李嘉诚是个实干家，他要以行动来实现他的宏愿大志，而不愿意只是挂在嘴上。很长一段时间后，别人问他“长江”的厂名之意，他只是淡淡地说：“长江的厂名响亮，我便借了过来。”
李嘉诚后来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以远大的理想为基础的。当然，在创业之初，他也经历了不少艰辛。资金有了，厂名有了，厂房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李嘉诚从港岛到九龙，跑了一个多月，才在港岛东北角筲箕湾租借了一座破烂不堪的厂房。
当时，数十万内地人拥到香港，使香港的房产一下子水涨船高，闹起了房荒，房租高得吓死人，工业用户自然更高。李嘉诚手头的资金实在太紧张了，他只能找最廉价的厂房，暂且建起厂来再说。
筲箕湾风景秀丽，但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实在不是办工厂的好地方。但就是这样的地方，也让李嘉诚费了好一番周折。
李嘉诚当然也明白办工厂应该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但谁让自己穷得没有钱呢？正因为偏僻，所以租金较低，几经讨价还价，李嘉诚便租下了这间厂房。
李嘉诚想，创业之初，到处都需要钱，就这么点钱是尽量放在生产上，等以后收入有余时，再迁入到市区。李嘉诚这一做法，可谓量力而行，深得经商之道。
然而，这间厂房实在是破旧不堪，窗户几乎没有一扇完好无损的，不是玻璃破碎，就是风钩脱落，房顶上到处都是天窗。香港春夏两季雨水特别多，雨水经常漏泻得遍地都是。厂里的压塑机是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是欧美淘汰的第一代塑胶设备，落后得不能再落后了。
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李嘉诚开始了自己艰辛的创业历程。李嘉诚独立创业，是基于对时势的准确判断。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自然也适用于商界。当一个行业刚刚兴起时，往往意味着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也同时意味着需要一个艰苦的开拓过程。当一个行业非常成熟时，容易进入，但也意味着发展前景有限。在一盛一衰之间，蕴藏着无穷的风险和机遇。
正可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审时度势，是为商者最重要的素质。
机遇来了，许多人都能发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成功者并没有天生的把握机遇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在平时多留心、多观察、多思考，并且多积累了一些知识与经验而已。
一个善于拯救自己的人首先要具备突破困难的想法，这样才能战胜自我，彻底改变命运。的确，在拯救自我的过程中，完全不必为自卑而彷徨，只要把握好机遇，克服危机的路就在脚下。
李嘉诚经商箴言：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应该求知，求创新，加强能力，在稳健基础下力求进展，居安思危，无论你发展得多好，你时刻都要做好准备。
3.居安思危，积极寻找商机
许多人在创业阶段，千方百计地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在自己的事业稍有起色后，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这是一种人性上的弱点，造成许多人小富即安。有前瞻眼光的商人总是有危机感，他们时刻保持着不断进取的心态，寻找更大的商机。
李嘉诚的突出之处，在于他不仅在艰难的条件下善于思考求变，在事业发展顺利的时候同样不安现状，务求变革和进取。这或许是他能成就一番伟业的超乎常人之处。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发展迅猛，其工业制品不断涌向国外，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香港经济的日益繁荣，在港九市区边沿及新界的新工业区，各种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冒了出来，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长江塑胶厂同样不甘落后，焕发出勃勃生机。李嘉诚在生产过程中严把质量关，真正做到了质量第一、信誉至上。在他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长江塑胶厂在当时的商业界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有着很好的口碑。李嘉诚的生意做起来也更顺手，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订单给他。
虽然此时的长江塑胶厂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然而李嘉诚并没有安下心来。他知道危机就是在春风得意时发生的，愈在这个时候，愈应该保持冷静，谨慎行事。他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着长江塑胶厂的未来。
在当时，香港的塑胶厂及玩具厂已增至300多家，长江厂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家。在同行业中，长江厂也只是步人后尘，并没有任何特色。另外，同别的厂家相比，长江厂生产的塑料玩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几乎是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只是在款式上有细微的变化而已。
李嘉诚认识到，如果安于现状，在激烈的竞争中肯定不能够取得绝对优势，就不能够保证长江塑胶厂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甚至有被淘汰的危险。为了长江塑胶厂的发展，李嘉诚开始寻找新的商机。
香港的塑胶制品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掀起热潮，并不在于塑胶制品本身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不可抗拒的优势，而是在于它的廉价。20世纪50年代，港英政府放宽政策，对来港人员一概接纳，将他们作为后备劳力资源进行储备。这样一来，劳动力的充足必将导致工人工资下降，从而厂商可以降低商品的价格以提高销量。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盈利的目的是可悲的，也是不能长久的。
弄清楚大局后，李嘉诚又分析了长江厂的运营情况。自创立以来，长江厂主要生产塑胶玩具和日用品这两类产品，虽然样式上前前后后也变化了几十款，但变化的原因不是厂家想设计成什么样子就设计成什么样子的，而是根据代理经销商的订单要求设计制造的。
这样一来，厂家无法真正去面对市场，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确定到底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只有打破这种商家左右厂家的局面，才能准确把握市场风向，及时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李嘉诚曾想过这样做，但因为工作忙和要冒大风险等问题而不得不将此想法搁置一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整个香港的塑胶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有突破，才能够在同行业中独领风骚，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从事塑胶业已有7个年头的李嘉诚认为自己不过是该行业中的平庸之辈，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天性不甘平庸的他对现状越来越感不满，盼望有一天能够使自己的塑胶厂制品有一个大的突破，从同行业里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闭门造车是盲目的，也是不可能取得突破的。要想取得突破，还得放眼世界，时刻关注国际市场的新动向。李嘉诚深知这一点，借助少年时学成的扎实的英语功底，他开始关注国际市场，积极地去了解塑胶业的发展趋势。
李嘉诚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任何事情，他都会抱着严谨的态度去做，时刻不忘自己的目标，无论有多大成就也不愿有丝毫放纵。
李嘉诚的求知欲很强，小时候如此，现在亦如此。无论工作如何忙碌，身体如何疲惫，他都不忘学习。每当结束一天10个小时的工作后，他都会坚持自修功课。另外，他还订购了大量的经济类杂志，临睡前，他总会靠在床头，一边舒展劳累的身体，一边翻阅着杂志，在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同时掌握了市场形势的细微变化。
李嘉诚的付出并非徒劳，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翻阅着杂志，从手中的这本英文版《塑胶》杂志中他看到了一则令他兴奋的消息：在意大利，一家公司开发出了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成批生产，并推向欧美市场。
这条消息来得很及时，它打动了李嘉诚的心，照亮了李嘉诚要走的路。他顿时兴奋起来，开始了新的思索。
随着欧美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许许多多的家庭主妇逐渐成为职业妇女，她们不再呆在家里忙内忙外，而是和很多男性一样，开始了上班族的生活。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年代，人们把精力放在了挣钱上，不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去给花草浇水、施肥、修剪等。可是，人们的生活情趣不会变。在欧美家庭中，人们总爱用花卉装饰户内外。塑胶花的及时出现无疑会受到许多欧美家庭的喜爱，因为它既不需要人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料理，还能够起到增添生活情趣的作用。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塑胶花代替植物花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李嘉诚认为，塑胶花的出现一定会在欧美市场上掀起一股抢购热潮。
机遇就摆在眼前，李嘉诚是不会将自己苦苦寻找到的突破口轻易忽视的。不过，李嘉诚想得更远，他在看到了机遇的同时，也看到了机遇后面的挑战。首先，香港的跟风现象比较突出，塑胶花的问世必然会导致香港数百家塑胶厂竞相生产，竞争压力将会很大；其次，与植物花相比，虽然塑胶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欧美人有着崇尚自然的天性，塑胶花是不可能长久代替大自然中的植物花的。
李嘉诚当机立断，他认为要想从塑胶花中获得最大利润，必须在同行中抢先一步占领市场。第二天清早，李嘉诚就早早起床，他跑遍了港岛各地，对香港的塑胶市场作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让李嘉诚更加兴奋。因为，在香港还没有哪家商店销售塑胶花。港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们也会喜欢美化家庭环境，也需要塑胶花。香港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如果能够将其开发，就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
李嘉诚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立即开始行动，为抢占塑胶花市场打基础。李嘉诚丰富的知识在指引着自己，他决定到意大利去学习塑胶花的生产流程，考察塑胶花的销售市场。1957年春，李嘉诚迅速办好了赶往意大利的旅游签证，怀着美好的希望登上了飞往意大利的班机。
意大利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春天的到来又给这个以文物古迹和浪漫艺术氛围著称的地方增添了不少色彩。阳光是那么绚烂，天空是那么明净，山峰是那么秀美，这些自然美景与形态各异的雕塑和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融合在一起，愈发显得美丽诱人，它牵动着各国游客的心。
这里的景色再美，此时对李嘉诚也没有多少吸引力。李嘉诚一下飞机，便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他的心里只有争奇斗艳的塑胶花，于是他顾不上休息便去寻访杂志上的那家工厂地址。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嘉诚经过两天的找寻，终于找到了这家工厂。
当他打算进厂门时，心里却犹豫了。李嘉诚知道，一般的厂家素来把新产品技术视为机密，不肯轻泄于人。如何才能够从这个厂家将技术弄到手呢？
李嘉诚想，毫无疑问，人家当然不会白白将技术送给他的，从厂家的手中购买技术专利或许有些可能。但李嘉诚很快便否定了这一想法，首先，长江塑胶厂不过是小本经营，根本没有足额的资金来付昂贵的专利费；其次，厂家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人家自己开发的新产品有着绝对的竞争力，稍微精明一点的人都会先用新产品充分占领市场，等到赚得盘满钵满，这项技术快要被淘汰之时才肯将其卖掉的。
从厂家手中购买专利显然行不通，可是如果不获取此项技术，长江厂还是不能够在香港同行业中取得竞争优势，只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谈何突破？再加上香港人太善于模仿跟风，等塑胶花在香港大量面市后再去模仿，所能获得的利润是非常有限的；同时，李嘉诚向来喜好打空当、填空白，如果真要他向其他同行那样去跟风模仿，他是极不愿意的。
既然不远千里来到了这里，就要抱有一种志在必得的决心。李嘉诚经过一番思考后，以香港经销商的身份，跨入了这家工厂的大门。他很有礼貌地告诉接待者，自己准备在香港推销该厂的塑胶花。李嘉诚在公司职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公司专为客户介绍产品的陈列室。在这个陈列室里，李嘉诚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塑胶花，他兴奋不已，恨不得多长上几双眼睛。李嘉诚徜徉在塑胶花的海洋里，他一面拿着花束仔细端详，一面向公司职员请教有关塑胶花的知识。
有着强烈求知欲的李嘉诚不愿意放弃这个学习的好机会，他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以“港商”的身份差不多在这个公司磨蹭了一整天，最后只购买了几款塑胶花，向厂方表示先带回香港试销。
在这整整一天里，学到的东西可不少，李嘉诚的脑子里装满了塑胶花的常识。然而，他所了解的仅仅是常识而已。要想投入生产，具体的生产工艺流程和调色配方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李嘉诚对此却一无所知。
为了能够尽快学到这些知识，李嘉诚心急如焚。他首先去当地图书馆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是他在图书馆里看到的资料与他在香港看过的大同小异，他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此时的李嘉诚坐立不安，心中充满矛盾。厂里本来就很忙，他放下厂里的事务，带着希望从远道赶来，可是现在自己满心期待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如果此时两手空空地回去，既不能够向全厂职工有个好的交代，又不能让自己甘心。李嘉诚看着买回的塑胶花样品，心中犯疑：难道真的要拿着这些塑胶花回去做摆设吗？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天，李嘉诚正带着低落情绪在旅馆里翻着报纸，突然眼前一亮，他在报纸上看到这家公司的下属工厂招聘工人的广告。机会来了，李嘉诚非常高兴，准备去应聘。他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很快找到了那个下属工厂的位置。凭着已有的技术，李嘉诚要想应聘一个普通工人自然不在话下。
可是问题又来了，李嘉诚来意大利时只办了一个旅游签证，按规定，持有旅游签证的外国人是不能够打工的。不过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常常采用压低工薪的做法，盘剥落后国家的非法移民。这家工厂的老板也不例外，他让李嘉诚干最下等的工作，而且给他的工薪不及同类工人的一半，因为他知道这位“亚裔劳工”是非法打工，绝不敢控告他。正是这位老板的贪心，李嘉诚成了这个工厂的工人，在车间里打杂。此时的李嘉诚哪里会计较工薪，能让他进厂就已是谢天谢地了。另外，对李嘉诚来说，这家工厂的地理位置比较好，由于环境保护组织的抗议，它从市区迁到了现在的郊外，李嘉诚在这里工作，根本不用担心总公司的人发现他这位“香港经销商”了。
在异国工厂里，李嘉诚打的是最苦最累的工，他负责清除废品废料。虽然工作比较累，但对李嘉诚来说，这个工作实在是最好不过了。因为他能够整天推着小车在厂区的各个工段里走来走去，这样一来，善于学习的李嘉诚不停地用双眼在工厂里四处搜索，整个工厂的所有生产流程都被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李嘉诚很会掩饰自己，在工厂里，他干活特别卖力，待人也非常诚恳。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众多工友的认可，工头也常夸他是“好样的”。但这个工头怎么能想到，眼前这个表面上朴实肯干的“下等劳工”实际上竟是一个“国际商业间谍”，正在偷偷地收集各种情报呢。
每天一下班，李嘉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地赶回旅店，把一天所观察到的一切全都记下来。没过多久，这些资料就积成了厚厚的一大本。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用自己的真诚和朴实刻意去结交一些朋友，那些在某一关键工序的熟练技术工人自然成了他结交的对象。李嘉诚很会拉关系，他知道要想结识朋友，让朋友帮自己办事，不付出点代价是不可能的。于是，每逢假日，他总会邀请这些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李嘉诚便声称自己也打算到其他厂里去应聘技术工人，而不愿意像现在这样，一直做一个下等劳工。然后他便会向他们请教一些自己不明白的技术问题，这些朋友自然愿意帮忙，因为在帮忙的同时，既能够表示自己够朋友，又能够向他人炫耀自己的一些本领，何乐而不为？
李嘉诚在自我观察和朋友指导下，对塑胶花的制造流程和工艺设计基本上掌握了。
此时，李嘉诚的心情和当初要来意大利时的心情同样的激动。不同的是，一种激动是强烈求知欲将会得到满足的激动，一种激动是学到足够的知识后将要满载而归的激动。
李嘉诚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带着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准备回国拓展自己的事业。
临行前，李嘉诚不忘调查市场。此时，意大利的塑胶花已全面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许多花店，对塑胶花在意大利的销售情况做了初步调查。他发现，塑胶花市场前景正如他预想的那样，的确十分广阔。
李嘉诚马不停蹄，立即赶回香港，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倘若以今天的商业准则来衡量李嘉诚的行为，人们或许觉得李嘉诚这种获得塑胶花技术的做法不怎么光明。但在那个专利法还不太健全的时代，偷师学艺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即使是诚实如李嘉诚者，干起这种事来，也觉得问心无愧。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李嘉诚在事业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并不像别的业主那样，有一点小钱便声色犬马，沉迷于逸乐，而是不安现状，不断思考求变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个有志于开创大事业者必备的素质。同时，李嘉诚在取得塑胶花生产秘密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善变，对现在正在追求成功的人也很有启示意义。
李嘉诚经商箴言：
年轻人要向正确方向走，肯定会有一条成功的道路。
4.用心良苦，提前培养下一代
任何事业要想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都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尤其是要大力培养接班人。也只有把事业交给能够光大门楣的人，才算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李嘉诚拓展事业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注重培养继承人。
历史上许多名门望族，虽然显赫一时，却富贵不过三代，甚至不过第二代，其原因何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嘉诚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如何让自己的财富金字塔继续稳固呢？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使自己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要想使自己的财富延续下去，必须得培养出杰出的接班人。
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李嘉诚有自己的观点。他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传统的家族性统治，父传子承会影响公司的发展前景和活力。他曾说过：“如果我的儿子不行，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不在乎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他还表示，自己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赞成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的做法。
但是，中国人都有一种“亲情难舍”的情愫。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刚因没有儿子继承家业而感到遗憾，在离世前做好让其女婿接班的安排后，才安心地离开人世。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金银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有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钜、泽楷的人称，李家公子却毫无纨绔之气。不过，他们能否担当庞大基业的重任，就是其老爸李嘉诚也不敢下结论。为了能够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接班人，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可谓煞费苦心。
他们知道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于是绝不搞家族企业内的父传子袭，而是常带儿子深入社会底层，让他们亲身体会生活。有时候，李嘉诚夫妇会带着两个儿子坐电车坐巴士，然后带他们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儿，让他们知道生活的艰难和逆境中的奋发作为。他们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的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不满14岁时，李嘉诚夫妇将其送往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在那里，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每个同学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李嘉诚去看李泽楷时，发现他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送两个儿子到国外读书时，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后来，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一次，李嘉诚前往探望。那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太危险了。”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儿子泽楷。自目睹那次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李嘉诚是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的。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容。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
儿子在家时，每个星期天都是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跟父亲出海畅游的日子，这已经成为他们多年的老习惯了。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是简简单单的出海吗？谁都可以做到，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然而，李嘉诚父子三人出海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李嘉诚在回忆出海的情景时，曾这样说过：“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当有人问起李嘉诚的教子经验时，李嘉诚说：“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来，你说有多难呢？”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他还用这种传统美德来教育儿子，希望儿子在将来也能够这样做，更加让人钦佩。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为二人配有“专席”，让他们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李嘉诚的用意不在此，他并不计较两个儿子能听懂什么，而是想让他们早些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要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在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李嘉诚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当儿子们逐渐有些业绩时，李嘉诚对他们的要求相当严格。曾有一次，为迎送贵宾，李嘉诚要求李泽钜在劳斯莱斯车内装置一台镭射碟机，李泽钜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训斥了两句。
另外，李嘉诚向两个儿子宣布了“最高指示”，即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面对大众，以免树大招风，或者使他们产生爱慕虚荣的不良心理。但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二人出道后，免不了以“高姿态”处事，为此他们没少受到老父的责骂和教训。
其实，李泽钜本人处事一贯低调，他大概是从其父身上看到和体会到了“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即使在有限次数的“曝光”机会下，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不会刻意去出风头；弟弟李泽楷却不同，他比李泽钜张扬许多。另外，他从事的行业是电视及大众传媒，这种行业本身就是需要“曝光”的行业。李嘉诚了解李泽楷，对他重申“最高指示”，要他凡事要保持低调。既要遵从父命，又要搞好事业，确实令李泽楷颇费心机。
不过，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李嘉诚还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儿子展示自己。例如，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前，在长实集团公司的精心安排下，李嘉诚的大儿子也就是当时长实集团的执行董事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代表长实集团接受了两本杂志的访问。
李嘉诚想尽办法来培养两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退位的时候能够独当一面。对两个儿子，他采用了不同的办法。
由于李泽钜在长实做事，李嘉诚动用了自己的部下来培养他。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李嘉诚仍让他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变相地担当起了“师傅”的角色，以便世侄李泽钜时时向他请教。另外，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他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在李氏集团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地产业务方面。尽管李泽钜在1993年2月出任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身边仍有“师傅”与“指导员”在指导他的行为，总司令李嘉诚仍稳稳地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放权之意。
但对于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由于“鞭长莫及”，李嘉诚只好放手让他打理卫视。尽管如此，李嘉诚仍亲自担任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对小儿子实行“遥控”。
李嘉诚用心培养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接班人。但李泽钜曾多次表示，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他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此话说得锋芒不露，颇为得体。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以“而立”之年，委实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李泽钜本人也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舆论界自然不会错过此机会。他们普遍认为，李泽钜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并且相信李泽钜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当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李嘉诚并没有对他放下心来。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钜不一样。回港后，李泽楷在李嘉诚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充实的日子，他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当时的打工族生活无异。但没过多久，李泽楷便显露出“公子哥”的品性，李嘉诚批评他时，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刊出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开篇说到：
“莫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年轻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针对李泽楷的性格特点，李嘉诚郑重送给他两条忠告，一条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中华民族自古就以“满招损，谦受益”为诫，有“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警世之言，普通老百姓也懂得“以和为贵”、“财不外露”的道理；另一条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也是他从商一辈子的经验总结。
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原则，让李嘉诚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了崇高的形象，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也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使他一举登上了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如果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者。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连带失去的是你的商业信誉，继而危及你的商业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少拿一点，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是合作的一方，而且还将包括人们对你的无限信赖和尊敬，无穷的商业机会，挣得的利润将是少拿的1％股份的百倍，甚至是千倍、万倍。
显然，李嘉诚一生培养和教导儿子的，与其说是经商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做人的道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做人乃是经商之本，只有首先务实这个本，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商人。李嘉诚本人是一介儒商，他希望儿子以后也成为义利相兼、德才兼备的儒商。
应当指出，李嘉诚的做法对于商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一方面，做人是做一切事业之本；另一方面，今后的商场逐渐少了那些见利忘义的狡诈之徒的容身之地，只有采用合法手段进行正当竞争，才能成大事。
像李嘉诚那样做一个遵纪守法、集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管理观念于一身的现代儒商，是后世商人的学习楷模。
李嘉诚经商箴言：
文明一定要靠知耻，要有良心，不能靠打人家，骂人家，否则午夜做梦也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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