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熟能生巧，快速发展
在竞技场上，高明的选手总是善于扬长避短，全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商人从事陌生的行业，可谓“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犹如盲人摸象。一切从头开始摸索前进，只会白白地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得不偿失。俗话说熟能生巧，精明的商人都会投资自己熟悉的产业，借助自己已有的经验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做自己有把握的事。
1979年，李嘉诚的长实集团拥有地盘物业面积急速增加到100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大地产商英资集团置地只有1300万平方英尺。
从1972年长实上市，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仅仅7年时间，这个目标就实现了。可谓奇迹。
但李嘉诚很清醒，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皆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在黄金地段的物业寥寥无几。
因此，虽然面积超过了置地，但物值远逊于置地。
李嘉诚当然会继续扩大拥有的面积，而且坚信总有一天会在物值上也超过置地的。
但是，李嘉诚的处事哲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并没有“一条道跑到黑”，而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兴建工业大厦，发展物业；另一方面，推出大型屋村计划。
物业发展方面，李嘉诚多方出击，硕果累累。
1979年3月，长实与会德丰洋行合作兴建会德丰大厦；紧接着，在同年4月份，与有“地主”之称的广生行合作发展三面的单边物业，发展对象有告士打道、杜老志道和谢斐道，欲合建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6月，掉头再与会德丰洋行合作，集资后购入近20座楼宇，共同发展美地有限公司；7月，长实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合作，组建了宜宾地产有限公司，在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的发展权投标中，以3.8亿港元投中；不久后，长实快马加鞭，又与美资凯沙公司和中资侨光公司共同合作，投资香港的中国水泥厂，这次的投资额打破了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的记录；次年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强强联手，斥资10亿港元购入国际和联邦两座大厦。
李嘉诚在发展物业的过程中，一改常态，不再以租为主，而是改成以售为主。针对这样的变化，李嘉诚是这样解释的：“这样做，并没有违背我们公司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楼宇的租与售，要视情况而定。如今，楼宇价格急升，售楼所得利润远超租赁业务，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这种做法更为理智。”
李嘉诚在与多方合作的过程中，忙而不乱，还能够根据形势采取不同的盈利策略，的确让人佩服。他的眼光很独到，因为，在当时，楼市很景气，楼价越炒越高，售楼利润是有保证的。出售楼宇可以有丰厚的利润，并借此可以快速筹备资金，加快建房速度。
在发展物业的同时，李嘉诚的屋村计划开始了。
原来，1978年，港府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成的房分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后者为私建；公房廉价出租或售予低收入者，私房的对象以中高消费家庭为主。
李嘉诚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新生的计划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开始了他的屋村计划。
大型屋村的优点，是综合能力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费、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屋村之外，还有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物业。这样的建筑构思以便民为主，自然得到了大众的一致赞同。
李嘉诚以开发大型屋村而蜚声港九，一时声名大噪。20世纪80年代前后，李嘉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先后完成或进行开发的大型屋村有：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李嘉诚由此赢得“屋村大王”的称号，并成为独树一帜的地产大王。在香港，屋村与李嘉诚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
李嘉诚经商箴言：
商业合作必须有三大前提：一是双方必须有可以合作的利益；二是必须有可以合作的意愿；三是双方必须有共享共荣的打算。此三者缺一不可。
2.锐眼识金，大张旗鼓
新兴的行业往往潜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善于挖掘的商人才能够物尽其用。抓住商机只是第一步，因为，商机一旦出现，自然有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发觉，然后趋之若鹜。有了商机，马上采取行动，以速度和谋略取胜才是最重要的。
李嘉诚发现兴建屋村的商机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在港岛北岸的中区、东区、西区，每年都有高层住宅楼宇拔地而起，那是祖传地盘物业的业主和地产商收购旧楼拆卸重建的，地盘七零八落，很难形成屋村的规模。
屋村只有到港岛南岸、东西两角、九龙新界去发展，形成10多个卫星市镇。
兴建大型屋村不难，难就难在获得整幅的大面积地皮。李嘉诚有足够的耐心，他不会坐等机会，他在筹划未来的兴业大计之时，仍保持长实的良好发展势头。
第一个大型屋村计划：黄埔花园
1981年元月，李嘉诚正式入主和记黄埔任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收购和黄的动机之一，便是它的土地资源。
先前，和黄洋行大班祈德尊，已开始在腾出的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皮上发展地产，兴建黄埔新村。按照港府的有关建筑和地产方面的条例，要将工业用地改为住宅和商业性质的办公楼用地，必须得补足差价。祈德尊不谙地产之道，竟未能在这块风水宝地栽活摇钱树。祈德尊下台后韦理主政，仍未如愿把财政黑洞填满，售房不拣时机，便宜了炒家，坑苦了股东。
由于当时的地产业正处于高潮期，地价昂贵，如果要在此地改建屋村，得补入近30亿的差价，李嘉诚考虑再三，推迟了黄埔花园的建设。
李嘉诚苦苦等了两年，地产才出现了低潮期。他立即与港府进行了正式谈判，仅以近4亿港元获得了黄埔船坞的住宅商业开发权。
1984年，中国政府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前景骤然明朗，恒生指数回升，地产开始转旺。
年底，李嘉诚宣布投资40亿港元，在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盘，兴建包括商业中心的大型住宅区——黄埔花园屋村。
整个黄埔花园，占地19公顷，拟建94幢住宅楼宇，楼面积约760万平方英尺，共11234个住宅单位，附有2900个停车位及170万平方英尺商厦。整个计划分12期，首期1985年推出，1990年全部完成，被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屋村工程。超过政府建的大型屋村，在世界亦属罕见。据估计，整个项目可获利60亿港元。
第二、第三个大型屋村计划：丽港城和海怡半岛
丽港城、海怡半岛两大屋村的意愿，萌芽于1978年李嘉诚着手收购和黄之时。之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耐心等待，精心筹划，方于1988年推出计划。
1985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购了置地所控的港灯。计划利用港灯位于港岛南岸的鸭猁洲发电厂现址发展地产，与电厂相连的有规壳石油公司油库，另有一座油库在新界观塘茶果岭。李嘉诚经过复杂的迁址换地计划，茶果岭、鸭猁洲两座大型屋村地皮由长江系全资拥有。
两大屋村预算耗资110亿港元，又一次轰动港九。《情报》称：“惟超人才有如此大手笔。”
茶果岭屋村定名为丽港城，占地8.7公顷，为高级住宅区，有专为住户设立的私人俱乐部。屋村单位面积64～920平方英尺，共8072个单位。总楼面积达620万平方英尺，附设16.1万平方英尺商厦。总投资45亿港元。
鸭猁洲屋村定名为海怡半岛，占地15公顷，兴建38幢2840屋住宅楼宇，单位面积600～1100平方英尺，共10450个单位，总楼面787万平方英尺——超过黄埔花园。附设31.2万平方英尺商厦、网球场、俱乐部、游泳池等。总投资65亿港元。
长实估计，以1988年同类楼宇的时价每平方英尺1000港元计，两大屋村可获纯利50亿港元。1990年5月，丽港城首期发售，每平方英尺售价1740港元，用户及炒家争相抢购，异常激烈。到1993年，每平方英尺售价，丽港城已达4300港元，海怡半岛为3300～3500港元之间，均大大超出预计售价。若加上建筑成本及售房成本上涨等因素，两大屋村全部竣工盈利，远远突破百亿。
第四个大型屋村计划：嘉湖山庄
新界元朗以北，有一个天水围村，它与深圳西区仅隔一条狭长的海湾，这就是后来的嘉湖山庄。
嘉湖山庄这个屋村计划从推出到实施，同样经历了长达10年的漫长时期，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好事多磨”吧。
早在1978年，长实已经与会德丰洋行合作，已购得天水围的地皮。次年后期，中资华润集团从中购得股权，三方合作组建了巍城公司。三家的股份占有额差距甚大，华润集团占51％，而长实仅持有12.5％的股份，明显处于劣势。
公司成立后，华润集团意气风发，气势磅礴，欲大干一番。他们计划在15年内彻底改变天水围的境况，把它变成一座可容纳50万人口的新兴城市。
当时的李嘉诚正在收购和黄公司，没有精力直接参与天水围这块宝地的策划，华润集团一手包办，这也促成了它的失败。毕竟，华润集团是中国外贸部在港成立的一家贸易公司，对地产发展缺乏一定的经验，同时对香港地产业的规律也不能吃透。
危机很快出现，1982年7月，港府作出决定：收回天水围的土地，在收回的土地中，以8亿港元的价格批给巍城公司40公顷，并要求该公司在12年内在此建成价值为近15亿港元的建筑群，同时负责清理政府收回的土地。如果巍城公司不能完成港府给它定下的任务，土地和8亿港元将被充公。
1983年年底，港府在此基础上又作要求：港府欲投资40亿港元用于天水围的市政工程，并将此工程承包给巍城公司，并要求该公司确保有15％的利润。市政工程包括整理地盘工程和基本建设两大块，共需投入近26亿港元。
华润集团的头上无疑被港府浇了一大盆冷水，他们的雄心壮志被浇熄了，兴建城市的计划亦落空。一些小股东见形势不好，纷纷准备退出。
李嘉诚没有放弃，他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断买进小股东抛出的股份。
整整10年，李嘉诚熬过来了。1988年，李嘉诚的股份占有额达到49％，与华润集团势均力敌。
该年年底，长实与华润签订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长实保证华润在天水围工程中获利7.52亿港元，并在动工之前预付75％的许诺利润；如果将来的售楼价格高于协议范围，两公司共享超额利润，华润提51％。
（2）长实全权负责天水围的发展计划与销售工作，费用由长实承担。
此时，距1982年港府定下的要求已有6年，长实只剩6年的时间来完成政府的那个令很多股东望而生畏的要求了。
据当时的情况估计，若能够达到政府的要求，实际利润有可能达70亿港元。但没有达到政府的要求，将会造成巨大损失。
协议通过后，长实在李嘉诚的率领下，奋力拼搏。至1995年，长实最终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天水围屋村的建设。李嘉诚的第四个大型屋村计划——嘉湖山庄顺利完成。
嘉湖山庄拥有近60幢商业和住宅楼宇，占地面积约1100万平方英尺，可容纳近6.5万人口。李嘉诚在此次屋村计划中得到了更多的利润，狠狠地赚了一大笔。同时，华润集团不费吹灰之力，在被长实拯救的同时，又轻轻松松得到了大实惠。
李嘉诚的这种做法使得长实与中资的关系更加密切，从而为以后的友好合作埋下了伏笔。
在屋村建设的过程中，李嘉诚一展雄风，干得轰轰烈烈，让人艳羡。人们在称道“超人”过人的胆识与气魄之时，无不惊叹他锲而不舍的精神。
他紧紧咬住兴建屋村不放，看准时机便立即出手，充分显示了他的商战风格。
李嘉诚经商箴言：
随时留意身边有无生意可做，才会抓住时机，着手越快越好。遇到不寻常的事发生时立即想到赚钱，这是生意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3.另辟蹊径，寻找发展空间
钻牛角尖是经商大忌。经商过程中，与别人相比，当计划经营或正要经营的项目几乎没有市场时，这时候如果一味执著前进，定会受到重大损失。不妨另辟蹊径，占有他人未涉足或很少涉足的市场，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利润。
1988年4月，长实与中资中信（集团）公司联手合作，投得蓝田地铁上盖发展权。1989年12月底，长实出台在地铁上盖兴建汇景花园的计划。蓝田位于新界，南靠维多利亚港东入口处，是一处偏僻地。由于第三期地铁的兴建，沿线地价飚升，汇景花园成了港人置业住家的好去处。李嘉诚不断地通过官地拍卖与私地收购，为地产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地资源。
1986年1月的长江实业公司市值77.69亿港元，还远远低于置地公司。到1990年6月底，长实市值升到281.28亿港元，居香港上市地产公司榜首；第二位是郭得胜家族的新鸿基地产，市值为242.07亿港元；而一直在本港地产业坐大的置地公司以221.31亿港元，屈居第三位；另外，长江全系早在1986年中期，已超过怡和全系的市值。
置地的优势是每单位面积的地皮楼宇价值昂贵。李嘉诚扬长避短，出奇制胜，把发展重心放在土资源较丰、地价较廉的地区，大规模兴建大型屋村，最终以量取胜。
1988年，港府正式批准在香港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借以跟上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步伐。
李嘉诚认为，有线电视的发展前景必然大为广阔。凭着旗下正在做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李嘉诚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以及香港中信公司组成新财团，欲夺得第二电讯网络的经营权。
同年，和黄集团、中信公司及大东三方合作，成立了亚洲卫星公司，并对外宣布，打算投资发射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人们再次领略到李嘉诚双管齐下的作风。
次年春，港府初步选定在电讯方面有着实际业绩的以和黄为核心的财团为第二电讯网络的经营者。但由于和黄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导致在此项投资上不能达成一致，结果，港府将第二电讯网络的经营权转手给了颇具实力的九龙仓有线传播公司。
虽然事情没有按照李嘉诚的计划发展，但李嘉诚并没有放弃，而是另辟蹊径。
1990年4月，“亚洲卫星一号”发射成功，按照计划，此卫星主要用于电话服务。
由于当时的使用率很低，李嘉诚将其用在了电视领域。他以家庭的名义与和黄共同组建了卫星广播有线公司。
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对父亲即将要实施的卫星电视计划非常感兴趣，于是，他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卫星广播有线公司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李泽楷的商业天赋从此便逐渐显露出来。
卫星电视计划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造成了威胁，自然引起了九龙仓有线传播公司的敌意。于是，双方剑拔弩张，都有不肯退让之意。
年底，港府正式批准了卫星电视的经营权，但有附加条件，不准播放粤语节目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香港是卫视的主要市场，大部分香港华人听不懂国语，更不用谈收看国语节目了。如果不准播放粤语节目，那么卫星电视的经营权可有可无。
为了拉拢人心，李嘉诚不再采取温和态度，他与次子李泽楷轮番上阵，借助传媒表明了对港府规定的不赞同。
此外，李泽楷力压九龙仓有线传播公司董事局主席吴光正（包玉刚的女婿），逼得该公司以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来得到港府的帮助。
因为在电视计划方面双方投资皆达数十亿，再加上双方后台实力雄厚，港府不得不出面调解矛盾。
1991年3月，卫星电视公司成立。李泽楷为副主席，实则掌握了该公司的管理大权。
1993年7月，卫星电视公司转售给跨国传媒大亨默多克。和黄集团及李氏家族收益颇丰，各获十来亿的非经常性收益。此外，李氏家族与和黄集团仍控有卫星电视公司近40％的股权。
李泽楷在卫星电视公司成立前后和抛售过程中表现不俗，卫视交易成功后，更是名噪一时。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成功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良好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义气。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当你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后，成功、利润便会随之而来。
4.好风凭借力，借“壳”能上市
在体育竞赛中，撑杆跳很有意思，运动员手持长杆，助跑加速，长杆点地，身子腾空而起，十几米高的横杆轻松越过。运动员之所以能越过如此高的横杆，就在于会借力。在商战中，高明的商家就善于借力。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巧借别人的力量为自己服务，既可以广交朋友，又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何乐而不为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来港资历浅，或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香港的中资公司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要想上市，只有在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身上打主意，他们可以打着上市公司的旗号上市。
有买壳者，自然就有造壳者。一些集团有意将公司分拆上市，或掏空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然后待价而沽。他们的做法自然迎合了买家的心意，“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在李嘉诚看来，“借壳上市”是协助中资的一个好办法。因为他可以以自己的实力帮助中资购得上市公司的壳，使得中资能够在香港上市。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在港一家中资公司董事长荣智健和李嘉诚的看法一致。
李嘉诚、荣智健二人不谋而合，通过多方寻找和权衡，他们相中了泰富发展。
泰富发展的前身是香港证券大亨冯景僖旗下的公司，几经改组后，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的股权，成为了泰福发展主席，对泰福发展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李、荣二人之所以相中泰福发展是有原因可循的。一方面，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另一方面，曹光彪经营的大项目港龙航空正在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进行激烈的空中争霸战。曹氏因不敌对手弄得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不得不“减磅”。
当时，在长实出任主席的百富勤同时也是中信的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以中信的名义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泰福股份。其实，中信在那时并没有付出现金收购泰福股份，而是通过复杂的换股以及物业作价的步骤完成的。另外，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都与曹光彪打过交道，从这两点来看，这次的收购行动是经过各方缜密协商过的，对各方来讲，都是有利的，公平的。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的分配结构为：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从股权分配上可以看出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并无意从中获取权益。
其实，早在1990年初，李嘉诚辅佐中信收购泰富起，香港中资与内地国企已纷纷扯其衫尾，想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然后利用双方的优势合组联营公司，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面对众多的合作伙伴，李嘉诚并没有盲目与其合作，而是以独到的眼光从中选择了首钢为合作伙伴。
李嘉诚之所以选择首钢，有一个机遇因素。
香港有一家以经销钢铁为主的上市公司，名为“东荣钢铁”，它为李明治的联合系集团所控。1990年，该公司仅钢筋一项就进口33万吨，占香港同年市场的1/3。李明治是香港股市上著名的魔术师，他不停地将全系各上市公司的股份倒来倒去，据说买家卖家都是他一人，害得小股东叫苦连天，不知所措。
此时的李明治正涉嫌触犯证券条例，招致证监会等机构的大调查。如果证据成立，李明治及其联合系集团将会受到严厉处罚。在这种情况下，走为上策，李明治有意将旗下上市公司作壳出售。
首钢即首都钢铁企业总公司，它是中国特大型四大钢铁基地之一，职工人数多达27万。规模宏大，在国内拥有100多家大中型工厂和70家联营公司，在海外拥有独资、合资企业18家；经营多元化，包括钢铁、采矿、电子、建筑、航运、金融等18个行业。
首钢的实力雄厚，再加上东荣钢铁与首钢的入港发展方向相吻合，它既可消化首钢的钢铁，还可将部分钢铁销往海外，于是就有了李嘉诚与首钢的第一次合作。
1992年10月23日，首都钢铁、长江实业、怡东财务和东荣钢铁四方在北京签订有关收购东荣的协议，商定的收购价为9.28港元／股，涉资2.34亿港元。收购方的股权分配是：首钢51％，长实21％，怡东3％，一共占有东荣股权的75％。收购停牌前，东荣市价为9.2港元／股。
东荣的市价及收购价均低于其股票面额，足见东荣当时在股市上的信誉之低。东荣虽是一只没有肉的微型空壳，但是并不会限制它的未来主人将其发展成大型中资企业。
次年，李明治的联合系进一步斩缆，将旗下的上市公司三泰实业出售。三泰实业是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上市公司，因为它的出售，于是有了与首长的第二次合作。
4月2日，首钢、长实、怡东再次联手，收购了联合系三泰实业67.8％的股权，每股作价1.69港元，涉资3.14亿港元。收购后，三家的股权分配是：首钢46％，长实19％，怡东2.7％。
5月，东荣从长实和怡东手中购回三泰股份。同月，东荣正式改名为首长国际。大股东仍是首钢、长实、怡东三家，三泰实业则挂在首长国际旗下。收购完毕后，首长国际开始投资，重整结构，并将其改名为首长四方。
8月12日，收购建筑公司海成集团，斥资1.74亿港元。
9月12日，首长国际全面收购宝佳集团，涉及资金11亿港元。宝佳的业务以黑色金属为主，对他的收购是首长国际金额最大的一次收购。
经过这几次收购后，首长国际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实力大增，于是调头向内地进军。在与内地政府及企业合作的投资项目中，首长国际的累计投资金额高达百亿以上。
从1992年起，借壳上市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中资公司采用，不仅如此，招股上市在香港也呈现出蔚然成风的景象，其中红筹股成为股市令人瞩目的股种。
香港证券界评出1995年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市值排名如下：
第一名，中信泰富，474.7亿港元；第二名，粤海投资（广东省政府驻港投资机构），89.4亿港元；第三名，首长国际，63.6亿港元；第四名，越秀投资（直属广州市政府），50.9亿港元。
中信泰富发展极为迅速，在1994年跻身香港十大财团榜。据1995年1月1日的《快报》，中泰以375亿市值，排名第8位。风头之劲，使得香港老牌华资和英资大财团都感到可畏。
有人说，中信在中资坐大，是其背景大。其高层人员要么自身是高干，要么出身是高干。更重要的是，中信是直属国务院的一级公司，级别相当于部级。
香港中信，拉香港超级富豪助威，其中一位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另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首富郭鹤年。权势加财势，任何一家大财团都莫与争锋。
中资大举进军香港，曾引起英资的恐慌，让英资认为中资将要取代他们的地位；也引起了华资的不安，使他们觉得中资是来港占地盘抢饭碗的。
很明显，中资在香港上市给香港的金融业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指出，“在未来的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注：包括中资英资在内）将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所有资本将在无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公开、公平地竞争”；“中资现在和将来都要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规，并且平等地与其他资本竞争”；“中资公司到香港完全按照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方式去竞争，对我们来讲还是个新课题，我们仍在学习之中”。
由此可见，“借壳上市”的确是一个快速上市的好办法，也可见李嘉诚在协助中资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李嘉诚经商箴言：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多付出一点，更可多赢一点。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你看一、二、三名，跑第一的胜出第二及第三，就是快了那么一点点，若是跑短程的可能是不够一秒之差，只赢一点，所以快一点就是赢！
5.以小博大，决胜千里
做生意就要学会以小博大，这才是地地道道地做生意。现代经营理论认为，评价一位现代企业家的能力，不仅要看它拥有多少财富，还要看它能调动多少财富作为资本。因为在资金回报率同等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家能够调动的财富越多，他所得到的资金回报也就越多。
早在50年代创业初期，李嘉诚就考虑到了融资问题。从创业开始，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
李嘉诚无法忘记他在创业之初，其塑胶厂由于资金紧张几乎倒闭的经历，也同样无法忘记事业发达之后在融资方面帮了他大忙的银行和股民。可以说，善于筹集足够的资金，是李嘉诚作为一个超级企业家的重要秘诀。
建厂初期，李嘉诚就已经体会到了没有资金寸步难行的情景。当时他通过到亲友中集资招股的方式解决了租赁厂房和添置设备的问题。为了使企业发展有保障，李嘉诚开始筹划如何集资。
在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他了解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中发现了股份制的优越性：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本。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来说，通过股份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达到目的是再好不过的。
后来，为适应北美市场需要，长江塑胶厂必须扩大塑胶花生产规模。而扩大生产规模的前提条件便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李嘉诚为此深感苦恼。他说：“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之泉。”
融资问题无论对于叱咤商场的大企业家，还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小企业主，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白手起家和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李嘉诚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充分认识到了资金的重要性和股份制的优越性。在外人看来，长江公司的发展势头不错。但李嘉诚没有感到满足，他认为长江公司不仅发展缓慢，而且资金不足，与他心中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将公司上市转变成为股份公司，便可利用股市吸纳大量资金，加速公司的发展，李嘉诚在发展长江塑胶厂时有过的想法终于要付诸行动了。
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后，一方面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另一方面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以期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李嘉诚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他已经树立赶超置地的目标，并以其作为竞争对手。置地是一家上市公司，长江也非得跻身股市不可。除此，长江要想拓展别无他径。
立志赶超置地的李嘉诚，及时跻身股市。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嘉诚在股市方面比他办实业更具天赋。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
同年10月，李嘉诚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长实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港元，溢价1港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三家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不到24个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股票升值1倍多，意味着长实公司市值增幅1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惊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长实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
李嘉诚深知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他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动，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显出了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果然，1974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跌破1970年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
除极少数快捷抽身脱市者，绝大部分投资者均铩羽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一片愁云惨雾，哀声恸地。
李嘉诚的稳健作风又一次保证了长实平稳前航，他成了这次大股灾的“幸运儿”。长实的实际资产没有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这次投资，李嘉诚给经商者的启迪是，作为投资者，应该确定自己开拓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坚持前行，而不应只顾眼前利益，被暴利牵引而偏离航道。三心二意，也许会赚一两次，但长此以往，便失去了自己的原则，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终不能成大器。
诚然，也有极个别精明的股坛高手以炒股牟取了暴利，既能审时度势，在股灾降临之前又能够及时抽身撤退，所赚远在李嘉诚之上。
但是，假如选择风险极大的投机，就应该冷静地分析自身是否具备那般高超的本事。同时，还应有充分的面对失败的心理准备。在准备暴赚大利之前，首先要想到血本无归。
不能说李嘉诚经商法是惟一可行的，但以李嘉诚的成就来看，足可引起经商者的深思与借鉴。运筹帷幄使李嘉诚成为今天香港首富、全球华人首富。
长江实业的股票上市没有遇到多大困难，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在当时是可行的。但如果往上追溯几十年，这种方法是很难行得通的。李嘉诚的决策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出于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早在1891年，香港已经开始了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却在1969年左右。
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停滞不前，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香港与大陆之间关系特殊，大陆的任何政治波动都会对香港前途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2）海外的证券市场比香港更加便利，仅在投资工具方面就优于香港证券市场。
（3）1961年后，由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从银行贷款已不是难事，股票的吸引力减弱。
（4）1969年之前，香港的所有股票市场活动必须经过香港证券交易所进行，而当时香港本地工商企业大都不能成为交易所的会员，无法通过股票市场进行集资。
1969年12月17日，“远东交易所”在李福兆等华人财经人士的引导下开始营业，香港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远东交易所放宽公司上市条件，股票市场发展迅速。
随后，香港的交易所增至4所，公司上市更加容易，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与日俱增。长实就是在这个有利背景下，以股票面市。
其实，长实作为新上市的公司，并不是其本身有多么高的信誉。事实上，其他上市股票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只是李嘉诚运筹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将长实上市，而取得了喜人的开端。
对于股票升值，李嘉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股票升值，并不能表示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势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的实惠。
李嘉诚还意识到：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李嘉诚乘胜前进，又积极争取海外的第二上市地位。
1973年初，由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代表与英国股票公司商议，为长实牵线搭桥，最后达成了协议，长实股票开始在伦敦挂牌。挂牌后，长实股票受到了英国投资者的热烈欢迎，人们纷纷前来购买。
次年5月，长实又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了“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港币5000万元，双方各付现金资本2500万港元，权益对等。其后，双方积极在港拓展业务。这一联营公司的建立，对长实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长实从此可以引来大量加拿大外资，增强自己的实力。
6月，长实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经加拿大政府批准，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长实股票，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此举标志着长实在加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又跨进了一大步。
长实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与加拿大银行界建立伙伴关系，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因为当初李嘉诚从事塑胶花产销时，以其良好信誉得到了北美贸易公司的认同，而加拿大帝国银行正是这家公司的主要关系银行。
李嘉诚在香港和海外股市进行全方位的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为长实发展成为庞大的集团公司拓开了一条宽广之路，这也是他跨入超级富豪行列的关键一步。
1973年的大股灾，造成了地产低潮。李嘉诚深谙香港经济的兴衰规律，他认定低潮过后，又是新一轮高潮。因此，股市地产低潮，正是拓展的有利时机。拓展离不开资金，李嘉诚就想到发行新股集资。
地产低潮引起了都市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财政危机，李嘉诚看准时机，准备捞上一笔。1994年，长实发行1700万股新股票，用以购买都市地产50％的股权。实际上，李嘉诚是用新股换取该公司的励精大厦和环球大厦。这两幢商业大厦，租金收入每年达800万～900万港元。
李嘉诚在捡便宜的同时，还做了好人，在客观上帮助了都市地产，真可谓一箭双雕。
李嘉诚在地产低潮时通过这样的方式积聚了充裕的现金，使他得以在地产低潮期地价偏低的情况下大量购入地盘。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随着形势的转变，李嘉诚一反过去只租不售的做法，将发展重点转移到物业上来。这样，资金的回笼和周转速度大大加快。回笼后的资金又可及时地用来购买地盘，兴建楼宇。
1976年，香港地产开始复苏，市场逐渐转旺。从地产低潮期走出来的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当整个地产界沉睡的时候，李嘉诚一刻也没有懈怠，他正在不停地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将一个小小的地产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产王国。
1972年，长实上市时所拥有的物业为35万平方英尺。经过短短几年的购地建楼，到地产复苏的1976年，长实的物业和地盘面积竟增至635万平方英尺。无论是行内还是行外人士，无不为李嘉诚的经商手段和睿智所折服。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李嘉诚并未停止前进的步伐。1976年，长实发行新股5500万股，集资1.1亿港元，李嘉诚用筹到的资金继续大举扩充物业和地盘面积。
1977年，长实的物业和地盘面积一下子跃至1020万平方英尺，发展速度异常惊人。
当时，置地这个香港除港府之外的首席地主，拥有物业和地盘近1300万平方英尺。
换句话说，自长实上市后，李嘉诚在短短5年的时间内，将长实的物业和地盘面积发展到了可以和置地相媲美的程度。
曾几何时，李嘉诚“赶超置地”的目标被视为痴人说梦或是天方夜谭，而今，这个以前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就在眼前，能手可及。
业绩和成果能说明一切，李嘉诚的惊人业绩显示出了他在地产业界的非凡眼光和惊人气魄，他的超人风范也因此开始显现。
李嘉诚的精明之处，首先在于他的远见卓识，他从地产低潮中看到了地产新高潮，于是便充分利用低潮时的各种有利因素，大量买进股票。
其次，利用股市进行集资，并将筹集的资金加以利用。他果断改变只租不售的做法，重点发展物业，加速了资金回笼。然后又将这些资金投入到购地建楼中。李嘉诚在股市中来回搏击，收获甚丰，显得比他办实业更具天赋。
李嘉诚经商箴言：
创业是绝不容易的事，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知识是助我立足社会的最主要的工具，因此，虽然没有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很早我就立志，只要能力所及，一定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发展。
6.欲借鸡下蛋，先讨“鸡”赏识
从经商的理论来看，用自己的钱赚钱不算有本事，用别人的钱赚钱才算有本事。李嘉诚是一个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除招股集资之外，他还努力获得银行的支持。他的格言是：尽量用别人的钱赚钱。
李嘉诚有了一定资金之后，也有了更大的“野心”，但是，要想实现自己的“野心”，就要想办法弄更多的钱来，有钱的地方只有一个——银行。当时，香港最有实力的银行是汇丰银行，为了能攀上汇丰银行，李嘉诚开始想办法结识汇丰银行的大班。
汇丰银行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它创设于1864年，投资方为英、美、德、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次年，汇丰银行正式开业。后来，各股东因意见不合先后退出，导致汇丰后来成为了一家英资银行。
提起汇丰，在香港无人不晓，因为所用的港纸（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现在的汇丰是一家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由公众持股，是香港所有权最为分散的上市公司。据调查，1988年，它的股东人数为19万，约占香港人口的3％。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宗旨，管理权一直被英籍董事长操纵。
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为沈弼，李嘉诚寻求与汇丰合作发展华人行大厦的项目，正是与沈弼接洽的，两人还由此建立了友谊。
汇丰银行是香港第一大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1992年，汇丰集团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其资产总值也因此达到21000亿港元，跻身全球十大银行之列；同年年底，汇丰集团在港发行股票总市值为1399亿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0.5％。该年度，集团总盈利为129亿港元。它有着如此强大的资金实力，以至于在数次银行挤提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当然，汇丰的声誉，不只是限于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另外，它在香港还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
香港经济界的人士常说：“谁攀上了汇丰银行，谁就攀上了财神爷；谁攀上了汇丰大班，谁就攀上了汇丰银行。”
一个多世纪来，不计其数的人因汇丰提携而成为殷商巨富。20世纪60年代，大名鼎鼎的一代船王包玉刚进入航运界不久，便得到了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的资助，从而使其在航运界取得了丰硕的业绩，赢得了巨额利润；现在，李嘉诚取得汇丰银行的信任，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极有可能在汇丰的鼎力资助下，成为香港地王。
李嘉诚有了汇丰银行这样一个财神爷作为合作伙伴，使得他在发展长实的过程中如虎添翼。1978年，李嘉诚与汇丰银行联手，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李嘉诚的事业因此再攀高峰。
华人行于1924年在中环银行区建起，楼高9层。几十年后，这里高楼林立，显得格外庄严气派。而华人行因为失修多年，再加上所处的位置，显得异常破旧和矮小。它孤立地站在那里，与该地段的高大建筑物极不相称。
早在1974年，华人行的产权已经被汇丰银行购得。1976年，汇丰做出了计划，准备对旧华人行动工，将其拆卸并将地基清出，利用这里的地盘发展新物业。该年2月10日，拆卸工作开始。
当时，香港地产已经从低潮中走了出来，形势格外明朗，汇丰银行要发展的华人行物业又处于黄金地段。如此好的发展时机和地理位置使得香港众多地产商为之心动，莫不跃跃欲试。从他们的动机中不难看出，他们除了想从华人行物业中获得利润外，更想借此良机与汇丰银行这个巨头拉上关系，为自身的发展寻找一个坚实的靠山。
李嘉诚同样不想错过这次良机，此时的他已经不同往日。在地铁上盖竞投中，他一举中标，随后声誉大振。
李嘉诚虽然得到了地铁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但他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利润。然而，他在这一役中，显示出了大智大勇，并由此得到了很高的名声和信誉。
正是这些无形的东西给李嘉诚带来了好运，它令汇丰现任大班沈弼对这位地产“新人”格外关注，欣赏有加，并产生了合作意向。
除商场才干令沈弼赏识外，李嘉诚在地铁工程竞标成功后，收购了虎豹别墅地皮后迎合大众的做法更为长实增添了良好的形象和信誉，长实正是从这件事上得到了汇丰银行的信任。
另外一点是，李嘉诚在收购九龙仓时，曾卖给汇丰一个面子。
1977年，李嘉诚成功收购外资公司永高后，准备大展手脚，于是筹备力量，欲对九龙仓展开全面收购攻势。
九龙仓是怡和系的上市公司之一，由于李嘉诚把目标定在赶超置地，所以没有注意到九龙仓的发展。
就这样，九龙仓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后，实力大增。九龙尖沙咀、新界和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酒店、大厦等行业几乎被它囊括。它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深水码头、露天货场和仓运仓库都在其麾下。
九龙仓的母公司怡和是香港当时四大洋行（怡和、和黄、太古、会德丰）之一，且地位处于四大洋行之首。九龙仓和置地公司是怡和的左膀右臂，怡和大班对其异常重视，九龙仓主席的位置就由怡和大班坐定。
在九龙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尖沙咀逐渐成为了香港的旅游商业区。火车总站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开始东迁。九龙仓随机应变，转到葵涌和半岛西发展货运业务，从而腾出了大量地皮，怡和决定在此处兴建商业大厦。
此时的李嘉诚才察觉到九龙仓的重要价值。他通过调查，了解到九龙仓的大体情况。他发现了九龙仓的优势和劣势，优势自然是好，李嘉诚担心的是劣势。那就是九龙仓的经营方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九龙仓在发展物业的过程中，不考虑形势和环境，一直奉守着对兴建楼宇只租不售的原则，结果造成资金流动困难，使得整个集团陷入了本可避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除自己造成的资金短缺问题，他们把出售债券作为筹资手段，从而导致集团公司债务累累，信誉下降，九龙仓的股价迅速下跌。不过，经综合分析后，李嘉诚还是认为九龙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尽管九龙仓的物业不景气，但怡和是不会轻易放手的。这很显然对李嘉诚的收购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李嘉诚志在必得，为了能够更有把握，李嘉诚继续打听有关九龙仓的信息。他从智囊那里了解到，九龙仓和置地虽是怡和系的双翼，而实际上它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置地比九龙仓地位更高，它以不到20％的股票控制着九龙仓。这就意味着只要能够拿到九龙仓20％也就是2000万股的股票，李嘉诚就可以控制九龙仓，然后便能顺利收购了。
在打探信息的同时，李嘉诚已经开始了对九龙仓股票的收购活动。为了不引起九龙仓的注意，李嘉诚在大量买进散户持有的九龙仓股的同时，尽量分散户头。李嘉诚的做法还是引起了证券分析员的关注。
待李嘉诚的收购活动得以公开后，各路人马顿觉其中必有利可图，于是一些职业炒家、华资、外资财团一拥而上，九龙仓股价一时居高不下，并频频上升，到1978年3月，竟蹿至历史新高，每股高达46港元。
李嘉诚无可奈何，只有等待股价下跌后再买进。
怡和大班察觉李嘉诚的意图时，顿时火冒三丈。在地铁工程一役中，他们被李嘉诚弄得颜面无存，为不再受辱，他们决定反收购，确保对九龙仓的绝对控制。
决心再大，没有实力还是行不通的。此时的怡和系正面临着这种情况，因为近些年来，怡和采取了在港内盈利，把利润投入海外发展的策略。这种经营方式给怡和带来了不好的结果。战线过长，投资的回报率自然不会高，怡和只得承受已有的财政负担。
怡和别无他法，为保领地完整，只得求助于背后的靠山汇丰银行。汇丰大班沈弼出面斡旋，劝李嘉诚退出收购。
李嘉诚知道凭自己的实力，拿到九龙仓50％以上的控股权以求对其绝对控制是做不到的，再说，若执意收购，汇丰定会帮怡和力挽狂澜，既不能得到好处又得罪了汇丰这个强敌。于是，李嘉诚卖给汇丰一个面子，即刻收兵。
有了以上三点，才有了汇丰与李嘉诚的合作。
李嘉诚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冒出头来，争得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的项目，令商业界人士刮目相看，对他“高超的外交手腕”无不惊奇。其实，了解李嘉诚的人都知道，他的言行一贯较为拘谨，与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形象根本不相符。从他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中年学者，而不是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
能够与汇丰建立起合作关系，李嘉诚并没有使用什么过人的外交手段，他靠的是自己一贯奉行的诚实和多年建立起来的信誉。也正是因这一点，李嘉诚渐渐引起了“高高在上”的汇丰大班们的注意，进而得到了他们的赏识，随后便有了合作意向，有了长实更快的发展。
长实与汇丰达成合作协议后，组建了华豪有限公司，并以最快的速度重建了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
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建筑规模宏大。大厦的占地面积为24万平方英尺，高22层。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和不锈钢构成了大厦的外墙；室内的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技术含量相当高。内装修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同时具备了豪华和典雅的风格。
大厦建成后，写字楼与商业铺位供不应求，出现了争租现象。这些写字楼和商铺毫无悬念地全被租了出去。长实与汇丰收益颇丰，双方皆喜笑颜开。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了此次典礼，参与了剪彩仪式后，发表了精彩讲话：
“旧华人行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行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
“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闻名于世，不管是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长实和汇丰都是此项工程的开发商，故而沈弼不便“自吹自擂”。他对港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就是对李嘉诚的赞誉。
在华人行正式启用一个月前的一天，即3月23日，长江集团总部迁入了皇后大道中29号的新华人行大厦。长江从此正式在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立足，这标志着长江的地位更上一层楼，新华人行也从此被人们视为长江集团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的初次成功合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为长实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长实在收购英资洋行期间，汇丰给李嘉诚提供了有力帮助。双方合作甚好，汇丰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李嘉诚自然十分乐意。
可以说，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汇丰银行在其背后的支持是不容忽视的。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领略到李嘉诚进行商场征战的一个要诀，那就是结交权贵，努力借助他人特别是银行的力量。
李嘉诚经商箴言：
在有危机感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冷静、和谐。只有冷静、和谐才能把问题处理好，才能渡过危机。
7.一箭双雕，既卖人情又赚钱
“一箭双雕”义同“一石二鸟”，能否一箭射中两只雕，关键在于射箭者的水平。如果技艺不高，恐怕一只雕也得不到。李嘉诚就是一箭双雕的高手，他最擅长在商战中既获得财富，又能加深双方友谊。他和包玉刚的合作就是互惠互利、一箭双雕的典型范例。
李嘉诚在九龙仓收购战中，所采取的就是“一箭双雕”之计。
李嘉诚从九龙仓的收购战中退出后，并没有偃旗息鼓。他找到了对九龙仓有着浓厚兴趣的包玉刚，打算把手中所持有的九龙仓股份转手给他。李嘉诚的这一举动再次显现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精明之处，通过这项交易，李嘉诚既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又与实力雄厚的包玉刚拉上了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玉刚的名字已经传遍香港，它是当时船运业的一枝独秀。李嘉诚在当时虽然登上了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但是论起实力和声誉，李嘉诚仍不及包爵士。
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为世界十大船主排座次。据纪录，包玉刚的船运载重总计1347万吨，由此稳坐第一把交椅；香港老牌船王董浩云以总载重452万吨的成果排名第7位；希腊的奥纳西斯，这位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船王仅屈居第8位；香港的另外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却名落孙山。
在那个时候，香港报刊虽未进行富豪榜的编制工作，但远在海外的传媒界却对此工作产生了兴趣。根据他们对香港各位名士的资产统计，包爵士拥有50艘油轮，是香港第一富豪。
因为，包玉刚50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50座大厦。
另外，包爵士是香港商界中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在他的集团总部办公室里，可以看到许多他与世界各国的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而此时的李嘉诚，还曾未有过与某国元首或首脑单独会见的经历。
船王包玉刚的初次登陆，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受当时的形势所迫。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英国不得不重新开发位于北海的本土油田，与此同时，亚洲和拉丁美洲相继投入油田的开采中。这样以来，世界各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将会大大减小。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油轮闲置的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多，而包氏船队的主力便是油轮。
“先知先觉”的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了世界性的造船热，预想到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减船登陆，将套取来的现金用于投资新产业。包玉刚眼中的新产业，便是香港的房地产，它的发展前景是相当诱人的。
如何登陆，从何处登陆则是摆在包玉刚面前的难题。后来，包氏好不容易瞄上了九龙仓，没想到李嘉诚却已捷足先登。如果包玉刚得到了九龙仓，这里的码头和货仓有利于他海上航运的发展，而这里的地盘物业，又可成为他在陆地上大展拳脚的基地。可以说，九龙仓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性质不论是对包玉刚所从事的航运业还是以后的行业转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今，李嘉诚已经从九龙仓收购战中退下来，他心中所想的便是将这个球踢给谁，得球的这个人会不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李嘉诚想到了包玉刚，认为包玉刚能够将此事做得漂亮。首先，包玉刚在华人商界有着特殊的地位，不管在实力方面还是在与银行界的关系方面都是他人无法企及的，也只有他能够与怡和抗衡；其次，九龙仓码头虽迁址，但新建成的码头有着更加现代化的设备，气势也更加宏伟。包玉刚作为航运界的头号人物，肯定想拥有一个与其航运配套的港务业。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嘉诚认定了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于是，李嘉诚在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秘密约见了包玉刚，然后便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两位华商俊杰，一位是颇具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船王包玉刚，二人一起走进了位于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
文华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它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它凭着优质的服务和高贵豪华的风格数次位居全球十佳酒店之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正坐在怡和的酒店，共同决定怡和的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数的好事。”
从李嘉诚本人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港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后却以30多港元的价格转手给包玉刚，在这一买一卖中，他干脆利落地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牵线，将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过来。一旦成功，李嘉诚便能够将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一职握在手中。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从李嘉诚手中接过来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加上他原来所拥有九龙仓的部分股票，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公开竞购九龙仓了。如果收购成功，他将成为资产雄厚的九龙仓的主人，将其稳稳控制。
如此妙的“绝桥”（主意）也只有李嘉诚这样好使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李嘉诚的精明让比他大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心生佩服。在地产界新贵中，包玉刚还没有佩服过其他人。
两个同样精明的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太多的解释，也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二人一拍即合，秘密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李嘉诚将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港元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在两位华商简单而愉悦的对话中，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顺利达成。最终结果自然在预料之中，李嘉诚和包玉刚二人都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对外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购入20％左右九龙仓股票。九龙仓现任大班纽璧坚和怡和系此时不得不吸收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龙仓董事局。
包玉刚初战告捷，李嘉诚有很大的功劳。
在这之后，李嘉诚陆续将手头剩余的九龙仓股转让给包氏。据估计，李嘉诚在这一进一出间，所获纯利高达5900多万港元。
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的突然加入令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大为愤怒，在处事的过程中，他多次与他们发生摩擦。
包玉刚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目标，他采用多种方式不断吸纳九龙仓股。九龙仓股东的控股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包玉刚对九龙仓股票的控股增至30％，远远超过了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坐立不安，大为惊惶，此时他才醒悟过来，发现包玉刚吞并九龙仓的意图。
1980年6月中旬，包玉刚赴巴黎参加会议。机会难得，纽璧坚趁包玉刚不在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了换股之法，将价值100港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港元的九龙仓股，欲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对九龙仓的持股权增至49％。
如此诱人的条件，股民自然喜笑颜开，乐意用手中的九龙仓股去换得市价更高的置地股。如果置地已控得49％的九龙仓股权，包氏要购满51％的绝对股权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置地只需再踏半步，包氏的“吞并美梦”便会破灭。
包玉刚闻讯后，急忙飞回香港，以便应对纽璧坚突然发起的进攻。包玉刚只有两天时间，他回到香港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以每股105港元的现金将市面上的九龙仓股购入，同样想得到九龙仓49％的股权。包玉刚开出的条件比置地更为优厚，令众多股民心动。星期一开市后，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内，包玉刚付出了21亿港元现金，购足了2000万股，得到了九龙仓49％的股权，取得了九龙仓收购战的绝对性胜利。
包玉刚能够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将九龙仓稳稳控制在自己手中，关键在于汇丰银行的帮助。包玉刚回港后，从汇丰银行获得了22亿港元的贷款保证。正是有了资金实力强大的汇丰做后盾，包玉刚才能有底气和魄力高价购回大量的九龙仓股票。
此时，大势已去的纽璧坚别无他法，比较理智地将置地控有的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转让给包玉刚，从中套取了大量现金，获得7亿多港元的纯利。
如此一来，包氏已掌握九龙仓大部分的控股量。
有人这样描述九龙仓一役：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事实也是如此。
在收购九龙仓一役中，虽然包氏与置地挥戈相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以后的合作。这也印证了生意场上的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次年，也就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第二年，包玉刚和置地成为合作伙伴，在双方的共同邀请下，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加盟进来，三家合资成立了一家地产公司，主要项目是发展位于新港中心的九龙仓尖沙咀地盘上的物业，在当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从眼前来看，包玉刚的确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夺得九龙仓。他的精明没有因此而被否定，他的远见卓识不久便显现出来。
两年后，正如包氏所料，一场空前的船灾降临了。它没有让包氏受到任何威胁，因为包氏在购得九龙仓后，便采取了减船登陆的策略，将回笼资金用于发展物业，从而避开了船灾。相比之下，香港的另外两个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钝没有及时登陆，结果弄得濒临破产，损失相当惨重。
1985年，已在地产界立足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收购，这就是对马登家族的会德丰这家英资洋行的收购。包玉刚的这次收购活动同样在全港引起了轰动。
次年8月，《每周财经动向》总编林鸿筹先生，在《与李嘉诚谈成功之道》一文中写到：
“最近有人向李氏提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在与强劲的对手竞赛时才可创下骄人的成绩。环顾今日香港商界，似乎只有包玉刚爵士一位匹配做阁下强劲的对手，您可有以包先生为对手的想法吗？’”
“一般人很自然会认为李氏是以包氏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在过去又有极类似的活动，例如李氏从英资手中收购和黄、港灯，包氏则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两人先后出任汇丰银行的副主席；李氏捐赠汕头大学，包氏捐赠宁波大学等。”
“但李氏答复这个问题时，只说他朝着个人订下的目标向前一步一步推进，从来没有居心与任何人比拼。”
在多个场合，李嘉诚也表示，他与包爵士有真诚愉快的合作。
李嘉诚的这种说法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包玉刚替自己杀敌，李嘉诚自然将其视为朋友，合作起来自然相当愉快。二人原来的关系并不密切，不论是在私交还是在生意往来上。他们的真正合作正式开始于九龙仓的收购。
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怡和在港树大根深。要想收购九龙仓，必然要与实力雄厚的怡和系展开一番恶战。李嘉诚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即使收购了九龙仓，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也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进行反收购。于是他适时从中退出，然后引包玉刚入局。这样一来，包氏变成了一个替他作战的勇士，他本人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将手中的九龙仓股票趁机卖掉，从而净赚5900多万港元。
虽然李嘉诚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但包玉刚并没有因此与李嘉诚不和，反而对李嘉诚的经商手腕深感佩服。包玉刚作为一个船王级的精明商人，是不会计较别人从生意中得到了如何多的好处，他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够从中得到什么东西。李嘉诚在得到好处的同时，成全了包玉刚，满足了他收购九龙仓的心愿。虽然有人将这次交易比喻成李嘉诚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肥肉。
正因为不平凡的人物有着非凡的思想，使两位华商俊杰有着愉快的合作。
李嘉诚经商箴言：
踏入新世纪，香港将充满机会，但机会不会坐着等你，若奢望机会可轻易到手的话，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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