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题既然说的是民主，那当然也得说一说人民战争的滔天巨浪，毕竟这也是民主的一部分。
如果要说说日本战后的民间运动，那么有一个词不能不提，那便是反美。
事实上自日本战败美军进驻列岛共管国家政治以来，各地反美之声就此起彼伏，其中率领人民走在前面的，是日本共产党。
这诚然是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昭和二十五年（1950）五月三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发出警告，称在今后几年，社会主义阵营的某些国家（其实指的是苏联），很有可能入侵列岛，因此要大家未雨绸缪，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不称王。
这本来其实也没啥，当时的世界大势确实是两大阵营对垒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美国人要日本人警惕苏联人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结果没想到那麦克阿瑟他嘴欠，说完了这话之后又多叮咛了一句，表示你们日本不是有共产党的么？虽然新宪法讲究组党自由，可毕竟当下形势比较紧张，你们当局要密切注意这日共，看看他们有没有私通苏联，最好再从他们那里挖掘出一些苏联情报，以便我们以后斩草除根。
同时麦克阿瑟还说了，虽然日共目前确实是合法政党不错，但也要随时检讨自己，避免走向非法化。
这话一说出去，日共当时就不高兴了，觉得从来只有美帝怕人民哪有人民怕美帝，你现在一外来的家伙说难听点就是侵略者，居然敢如此嚣张，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这天照大神罩的谁。
当年5月30日，在日本共产党的组织下，大约5万民众来到了东京皇宫门前的广场进行反美示威，不过因为便衣警察提前得到风声并潜入阻挠，因此活动进行地并不顺利，稀稀拉拉地闹腾了一下午也没个结果，反而还被捉走了8名代表。
不过日共并不气馁，6月1日，他们就弄了一群人在皇宫广场拉起了场子，这一回虽说吸取了前天的教训有专人纠缠便衣，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日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拉大旗作虎皮全靠宪法里公民享有游行集会自由这条，老话说得好，有正必有反，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青年学生在知道了这码子事儿之后也拉起了队伍，就在共产党阵地边上，高呼各种反共口号。
于是两边人就这么文攻上了，日共高呼共产主义万万岁，反对派回应去你大爷的万万岁，虽说有点不太和谐，可毕竟只是口头之争，言论自由嘛。
可万万没想到或者说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反对派阵营里也不知哪个熊孩子喊口号喊得口渴手痒，于是操起一块板砖就朝着日共阵地飞了过去。
就这样，文斗变成了武斗，虽然夹杂在中间的一些围观群众以及双方头脑尚且清醒的参与者高呼不要武斗要文斗，但已然是无济于事，双方在皇宫门口大打出手，好在警察出动及时，才遏制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
因为这事儿摆明了是跟美军作对再加上就发生在天皇家门口，因此朝野震怒，尤其是美国人觉得脸上挂不住，因此要求日本政府严惩参与者。
政府当然不敢怠慢，于是在冲突爆发后的第二天，东京警方便出台措施，暂停一切在都内进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又把几个组织者给送上进了监狱，接着又撤销了20多个在政府内干活的共产党员的公职，最后又勒令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停刊整顿。
事情就算这么过去了，但对于美国人的抵制，却并未结束。
昭和二十六年（1951），48个国家在美国签署《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宣告日本与签字国之间战争状态结束。原本GHQ应当在条约生效后撤出日本，但由于苏联等几国或拒绝在此条约上签字、或没有出席会议，而朝鲜战争又已经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军事战略地位就显得极为重要了，而同时日本政府则希望全力发展经济，不如索性将国家防卫托付过美国，于是两家一拍即合，在旧金山签署合约的同时，又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之前说的安保条约，就此，日美同盟关系正式形成。
当年4月，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主权，而美军占领军则根据安保条约转为驻日美军，继续驻军日本。
然而，安保条约的签署，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就等于是让日本成为了美国的附属，而且又时值冷战，因此很多日本人开始担心日本会不会因为美国的强请而再次被卷入战争之中。
从几十年之后自卫队出兵伊拉克来看，这种担忧完全是非常必要的，更何况当年和现在不同，那年头打仗讲究灰飞烟灭，两大阵营动不动就声称要丢原子弹，故而很多日本文艺界人士情绪高涨，认为遭受过一次核打击的日本绝不能再度踏入同一条河，既然是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之间的对立，那么“他们也应该替原子弹战争所带来的近距离破坏威胁，直接地负起责任。”
而伴随着这种情绪滋生繁衍的同时，则是日本经济的恢复和成长。
昭和三十年（1955），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己经恢复至战前水平，从此进入了被后世誉为“高速发展”的时期。
说句实话，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美国方方面面的帮衬，所以在发展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多来自美国的影响，以至于搞到最后出现了“美国化”的趋向。
美国的电影，美国的食品，美国的商品等一切美国元素都透过大众流行文化渗透到日本人生活的每一个日常角落。
这便又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不满。
本来么，这些人就觉得因为美国给日本所带来的新技术扰乱了日本人民与自然之间传统的“神圣界限”，然后还散播异化，也就是传说中的普世价值，这种行径直接破坏了日本原有的社会气氛，外加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以及美军基地周围的冲突事件又不断发生。于是在50年代的日本，战争的威胁、文化上民族本位思想的兴盛、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这一切的一切使得日本文化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反美情绪，其中心点在大学，然后不断地向着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蔓延扩散。
而这种情绪在昭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1959—1960）前后终于濒临爆发。
话说当年在签订安保条约的时候，两家在书面上曾有过约定，那就是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十年期到后，如果两家都愿意续签的话，那么则再订十年，然后终而复始这么续下去。
众所周知，根据《日本国宪法》，日本政府对外缔结条约必须是要经过国会批准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如果每过十年都需要国会批准才能延续安保条约的话，那么难保会碰上一次反美情绪高涨的国会，然后将这条约中途扼杀，而且从此时此刻的形势来看，兴许就在下一个换约期甚至眼前的这一回。
这并非什么好事，至少在某个人看来，安保条约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如果真被那些整天只会嘴遁口炮的知识分子给搅黄了，那将会给日本带来无限的灾难。
此人名叫岸信介，是上任于昭和三十二年（1957）的日本首相。
现在的首相安倍晋三，是他外孙。
岸信介这人是个奇葩，人称昭和妖怪。
他生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山口县出身。
24岁那年，岸信介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同年入农商务省，在该省文书科、临时产业局等处任事务官。昭和元年（1925）后历任商工省工务、文书和统计科长，昭和十年（1935）年升为工务局长，昭和十一年（1936）岸信介来到中国东北，历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等职，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长鲇川义介并称满洲五巨头。且说他在华期间，因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性情古怪，喜怒哀乐无常，且刚愎自用使人难以捉摸，故又被人称为“昭和之妖”。
在中国呆了三年后，岸信介于昭和十四年（1939）回到了日本，主持工商工作，东条英机上台后（1941），又出任了商工大臣。
昭和十八年（1943），日本商工省和军需省合并，岸大臣又当上了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战时统治经济，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成为东条英机的得力干将。
不过岸信介跟东条英机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或许因为他是基层官僚出身的缘故，使得其对形势总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比方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岸信介和当时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很不同，当时全日本基本上是个人都认为美国兵是废货，还编着小曲儿朗朗上口，但岸信介却觉得，其实日本根本打不过美国，也别说打的过打不过了，双方的实力压根就不是在一个次元里头的。
因此在昭和十九年（1944）塞班岛战败后，岸信介看着外围作战节节败退国内百姓民不聊生，于是便向东条英机提出，反正局势也都已经是这破德行了，干脆就认命了吧，我们从现在起减少军需生产，将力度投于民生，也算是积德做好事了。
结果东条英机暴怒，拍着桌子说你个腐儒懂个屁的军国打仗？
然后就没然后了。
日本投降后，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和东条英机等人一起被关进了巢鸭监狱，但前者处死后的第二天他就被放了出来，接着开了一家公司，主要接纳当年因二战而失业的政客或是军人。
总体来讲，这人是个实用主义者，对内比较重视经济建设，而在政治上，则倾向于保守。
且说岸信介在昭和三十二年（1957）刚上台那会儿，整体形势并不怎么乐观，首先是因为二战之后，日本国内有非常强烈的反战情绪。故而岸内阁其实不怎么为国民所信任；其次我们之前说过，昭和三十年（1955）日本开始经济飞速发展，因为速度快势头猛，以至于当时很多人都特别乐观地称之为神武景气，神武就是神武天皇，类似于日本的黄帝，就是说自神话时代以来就没碰上那么好的年景，可结果这神武景气也就持续了2年多，昭和三十二年（1957）岸信介上台当年，日本经济便陷入了一个被称之为“锅底景气”的阶段，说白了就是末日黄花。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岸总理作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搞经济建设，他认为只有经济发达了，上至国家下至政坛才能够稳定。
岸信介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为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不遗余力”发展经济，岸总理打算把日本的国防事业主要交给美国负责，节省国防经费来发展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1957）6月，他访问美国，和以反对共产主义事业著称的时任国务卿杜勒斯就安保改定达成初步协议。归国后他又和美国驻日本大使秘密碰头达几十次之多，最终将改定协议一事正式口头敲定。
岸信介的意思主要是希望将十年需要手动延续一次的安保协定变成自动延续，这样一来就不会再造成国会不批等意外情况了。
此外，他还准备就协定中几条细节款项做一些修改，大致就是让美国驻日军队拥有更多的权限，这事儿很快就被传来了出去，于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举国哗然。
所谓的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作为侵略国，诚然是一个加害者，可换一个角度来讲，因为这场战争使得日本国民在战时民不聊生战后困苦不堪，故而也算是受害者，再加上广岛长崎那两颗原子弹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这些战争的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笼罩在老百姓的头顶之上，现在岸信介要修改安保条约，要将国防事业和正在与苏联争霸整天三句不离战争的美国捆绑在一起，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会给人一种即将将日本重新带回战争岁月的节奏感，就这样，老百姓不高兴了。
昭和三十四年（1959）三月，日本134个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
这帮人主要干的事情不外乎静坐示威举举小牌子，因此虽然声势浩大，但却于事无补。
第二年（1960）1月19日，岸信介赴美重新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较之旧版，新版增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旧条约不平等的条款和内容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约，加强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仍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维护自身安全，承担提供军事基地、扩充军备、共同作战等更多的义务，但双方同时也修订了《行政协定》，改称《关于设施和区域及美国驻日本国军队的地位的协定》，废除了日方分担的防卫经费。不过日本国民最关注和敏感的几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是驻日美军、美军基地和刑事裁判权问题；第二是驻日美军基地核武器化问题；第三则是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归还问题；第四就是条约变成了自动延续——在条文第十条里有很明确的说法：十年期约，双方可以单方面解约，但得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如果不声不响的话，那么则条约自动延长十年。
最后是新条约的适用区域，在安保条约中有明文规定，日美联手，共同“维持远东地区和平”，尽管文中并未对远东地区做出明确的表示，但时任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却有明言：“以日本为中心，菲律宾以北，中国大陆一部分，苏联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这种言论当时就让人想到了一个曾经非常著名的名词——大东亚共荣圈。
于是原本就很敏感的民情再一次沸腾了。
岸信介从美国回来时，十数万群众将机场团团包围，举着牌子反对安保条约，当年3月，参加刚才提过的那个“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的组织已达到1633个。4月26日，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统一行动，举行请愿、集会和示威。国会收到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5月9日，国民会议又进行了第十六次统一行动，提出解散国会和对岸内阁的不信任案。
但岸信介毕竟是岸信介，面对千夫指，他横眉冷对淡定自若地表示，你们算个屁。
然后又追加了一句：“老夫哪怕就是死于万箭之下，也要搞定安保条约。”
他认定的事情，没人能拦得住。
但反对群众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虽然目前形势比较恶劣，日美安保条约更新几乎已成定局，但也不是说完全没了希望。
因为虽然岸信介在华盛顿已经代表内阁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可是条约却并不是就此能够生效的，必须得在议院半数以上通过的前提下，才算完事儿。
老百姓们就是瞄准了这一点，打算依靠民众情绪来给议院增添压力，迫使借他们之手来让这部都已然快诞生了的日美安保条约死在产道之中。
可没想到岸信介技高一筹，哥们儿在5月19日半夜突然召开临时国会，强行通过议案，宣布一个月后条约自动生效。
同时，在1月访美期间，他还邀请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6月访问日本。
这种行为直接再度如同点爆了炸药包一般让民众的情绪爆炸了起来。
5月26日，国民会议展开了第十五次行动，短短数日，国会收到包含血书在内的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示威的老百姓也一度突破了300万，被称为日本史上的“空前大请愿”。
这些人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虽说条约在一个月后自动生效，可现在一个月还没到，比赛还没有结束前决不可放弃，一旦放弃就意味着比赛提前结束；第二，艾森豪威尔不是要来么？只要他敢来，就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可是针对这两件事所做的一切到底能不能有效地阻止安保条约的生效，这个似乎没太多的人考虑过，反正当时反安保已经成了一种潮流，跟着上便是了。
6月5日，请愿人数超过了650万，当月10日，艾森豪威尔的秘书来日本为自家老板访问打前哨，结果刚下飞机就被几十万日本人堵在了飞机场，虽说大家都是文明人，只不过举举牌子喊喊口号，但不管是那位秘书本人还是负责接待的日本官员，都被这阵势吓得不轻。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自决定改定安保条约起，举国上下就都闹腾的不行，游行队伍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你拉个几千几万人出来都不好意思上街，可不管来的人有多少，口号喊得有多凶，却都不曾出过人命，攻守双方仿佛都有着一种自带的默契。然而，这一切在6月15日，被彻底地改变了。
这一天，反安保条约的老百姓再度聚集在了各地进行游行示威，总人数一度超过了580万，当天晚上，一群大概人数在7000人左右的学生，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冲进了国会大楼。
对此，岸信介下令启用机动部队，很快，3000名防暴警察就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并且很快就将局势给控制住了。
然后等到深夜学生退去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地上多了一具尸体。
怎么死的谁弄死的都不知道，毕竟当时整个国会大楼里头一万多号人呢，而且警方在最开始的时候甚至连死者的身份都不知道，只知道是个女的。
经过查证比对，这才最终确定下来，死的那个叫桦美智子，23岁，是东京大学文科学生。
这姑娘出生于昭和十二年（1937）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叫桦正董，是日本近代数学研究的先驱，父亲桦俊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兼任神户大学，创价大学，中央大学等数所名校的教授之职。
而桦美智子本人也不是等闲之辈，虽说考入东大之前曾经复读过一年，但好歹也是象征着日本大学教育最高境界的东大生，在昭和三十二年（1957）时，她还参加了日本共产党。
安保斗争开始之后，桦美智子自是当仁不让地参与其中，基本上每次集会都能看见这姑娘的身影，结果任谁也没想到，最终姐们儿一去便再也不曾回来。
据跟她一块儿去的同伴后来回忆称，那一天，桦美智子穿着一身淡奶油色的毛线外套，里面是一件紧身小衬衣，下身穿着藏青色的长裤。
这是60年代日本年轻人里非常流行的打扮。
那一年，她才23岁。
对于美智子的死，当时世界各国的左派舆论自然是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大肆宣传，而其主要宣传点则大致有二：第一，桦美智子是被警察打死的；第二，这次斗争是日本人民反美、反政府的斗争。
然而很遗憾的是，上述两点基本上都并不客观。
首先，关于桦美智子的死因，实际上时至今日也并无定论，根据法医的鉴定结果，造成美智子之死的直接原因是胸部被挤压以及头部内出血，对此，日本官方认为她是由于摔倒而被后面蜂拥踏至的人群活活踩死在了脚下，另一个说法则是因当时场面混乱，在各种打砸抢中有某一样建筑物体因外力倾倒，然后将美智子压死。
尽管参与斗争的学生以及左派媒体都坚持认为官方的说法是一派胡言，可他们坚称美智子死于机动部队的暴力之下却也没有切实的证据，于是在今日今时，日本各类文字关于此事的记载通常都会采用一个非常圆滑的办法，那就是只记一句话——桦美智子死于这场冲突。
至于如何死的，轻易不说。
平心而论，其实说美智子死于警棍之下这多半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对于全世界的左翼而言，他们对于这场安保斗争的定性从来都是日本人民反美反帝的伟大行动，而作为美帝国主义以及日本反动政府所豢养的忠实走狗日本警察，自然是最好背负上一个凶手的名号。
其次，所谓反美反政府，这只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这场安保斗争的真正本质，其实是反战争，求和平。
一个曾经做过东条英机内阁成员并且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首相，其存在的本身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担心，生怕他将日本重新带回战争的不归路，再加上正值苏美争霸，核战争眼看着就要发生了，而这新安保条约却如此大包大揽地把整个远东地区的防务都给划了进去，实在是让人难以放下心来。
其实在广大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此事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个甲级战犯当上了首相→在两大阵营争霸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风口浪尖和美国沆瀣一气→签订了大致等同于当年大东亚共荣圈范围的防卫合约→等于是加入了美国阵营，很有可能被卷入战争。
故而当然就要闹腾了。
不过说一句良心话，岸信介之所以要搞安保条约，其实倒也没打算真的要让日本搀和这场冷战，他是想通过安保条约拉近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然后完成自己的一个终极心愿。
那便是修宪。
对于这老头而言，安保条约的改进无非是一种手段，一种拉近日美关系，最终希望借助美国以及其阵营其他国家的手，将日本彻底地从战败国阴影中拖出。
而这摘帽的标志，就是修改那部连战争都无资格发动的《日本国宪法》。
但不管怎么说，桦美智子终究是死了。
人命关天，所以日本各地再度爆发了声势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要求当局出面负起责任。
因为闹得动静太大，以至于艾森豪威尔的访问也被延期了。
对此，岸信介仍是淡定不已，7月15日，在数百万人的示威之下，《日美安保条约》改订版正式自动生效，眼看着一切都已走上了正轨，岸信介便辞去了首相一职，宣布从此退隐，不再过问中央政治。
至于修宪，他则表示，这件事情哪怕到自己死，都未必能够得以完成，但只要后继的日本领导人不懈努力，那么必然是可以成功的。
可问题在于，日本真的是战败国啊，修不修宪他都是啊。
所以1987年8月7日当岸信介去世时，《朝日新闻》的社论就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赤军运动
在持续了数年的安保斗争中，充作先锋主力军的，当属当时日本各界的学生。
实际上安保斗争最大的功劳不是改变了什么，而是在这场运动中，让日本的左翼得到了发展的土壤，从而开始逐渐壮大，其中，仍是以学生为最。
这个其实也并不难琢磨，毕竟工人要上工农民要种地，管他什么主义首先得先填饱肚子，既不用担心家计又有一腔热血而且还挺闲的，唯有学生了。
日本近代的学生运动堪称历史悠久，早在大正民主那会儿，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们就趁着民主的东风组件了一个叫“新人会”的团体，主要负责上街游行示威争取权利之类的干活。
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共产党成立后，学生运动更是如火如荼。然而随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取缔和镇压也随之升级。到了战争完全开打起来之后，在宪兵和特高警察镇压之下，日本国内的学生运动几乎在瞬间销声匿迹。而领导学生运动的诸领导们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走出国门——比如跑去中国，参加反战运动。
战后，随着占领军的民主改革。口号为争取教育民主化的学生又卷土重来，1948年成立了“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战后的学生运动一开始还是和战前一样，受日共的领导，但是逐渐地学生运动就和日共分道扬镳。和人们想象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顶峰，学生运动和日共几乎没有了关系。
话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澄清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在战后搞起的学生运动，包括等下我们要说的赤军在内，当然都是带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他们却并非是在日本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组织，甚至连间接领导都算不上。
究其原因的话，这主要跟日共在战后的一系列政策失误有关。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套用在日本共产党身上一点都不错。战前以及战时在上有政府禁令下有特高镇压的情况下，日共依然能够展开有声有色的工人以及反战运动，说他一句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不为过，可到了战后，在获得了合法身份之后，日共却反而不行了，说难听点就是昏招频频，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政党方针总路线的变化无常。
我们都知道，日本共产党在战前虽然主要搞工运，但也非常依靠学生的力量，然而在战后，他们却对学生运动失去了原有的热情，认为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大众。还有就是日共在新宪法制定完初期，曾定下靠议会选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这个我们前面有说，然而到了昭和二十六年（1951），他们看着连年选票都不多，难以在议院里占位子，于是便改了口，声称放弃议会夺权，要重归武装斗争的老路；本来这也没什么，毕竟哪家的共产党都有对资本主义政权产生幻想的时候，可结果没想到四年之后（1955），这武装斗争的方针又改了，日共高层宣布，放弃武斗，重新搞起选票夺权。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让很多即便顶着小资产阶级帽子却也发誓要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学生们一下子无所适从，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那会儿苏联斯大林刚死，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立刻展开了轰轰烈烈地批斯斗争，在斗争中使得不少共产主义阴暗面被暴露于众，于是便殃及池鱼地让日共莫名其妙地名声跟着大坏了起来，所以很多学生们纷纷选择了另立山头自己干也不再跟随日共，这让后者一度非常尴尬。
通常而言，在日共领导下的各种团体，被叫做旧左翼，而趁着战后民主而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各种形形色色，则被称之为新左翼。
然后在众多的以学生为主力军的新左翼集团里，最终脱颖而出在历史舞台上大大露脸了一番的，当属赤军。
虽然，露的并非是什么好脸。
赤军是日语，直译成中文的话那便是红军的意思，官方给这个组织的定性是极端左倾的恐怖主义团体。
对此我表示同意。
这是一群坚信靠杀人放火来改变世道的主儿，虽然数遍中外他们的崇拜者至今尚有那么几撮，但多半不是脑残就是别有用心。
严格地来说，所谓赤军实际上是个统称，细分的话可以分成三个名词：赤军派，日本赤军以及联合赤军。
赤军派并不怎么出名，而且灭得也早，其实赤军二字之所以能广为流传，主要还得归功于日本赤军与联合赤军这两拨人。
日本赤军也叫阿拉伯赤军，如名所示，其实这伙人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在阿拉伯。
然后活动内容么当然就是搞各种恐怖活动了，而对象则主要是欧美国家跟以色列。
这虽然乍看之下很让人摸不着头脑：为毛日本的社会主义组织要跑阿拉伯去丢炸弹，但实际上倒也不是没有原因。
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西洋列强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殖民地纷纷闹起了独立革命，国际共运的发展，原来大多是落后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使得一代人的思想变得左倾激进，而美国在一个落后小国越南进行的那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使得“反美反帝”成为全世界青年人的口号，日本当然也不例外。
“他们有共同的回忆与怀念，共同的愤慨与激情，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王子野战医院为美帝服务，突入防卫厅，反对学费上涨。”
而日本赤军就是这种从“反美反帝”的学生运动走向恐怖主义的典型。这伙人其实在当年反安保条约的时候就已经初现萌芽了，经过数年发展渐渐羽翼丰满，其中有一批最激进的，称之为武斗派，他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就主张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还给组织起了个名字叫赤军。然后这伙人一出场就来了个大手笔，先是搞了“东京战争”和“大阪战争”——抢劫邮局购买枪械，甚至直接从警察身上夺枪，随后又找了个山头造了个秘密基地接着开始弄起了正儿八经的军事训练，准备假以时日后突袭首相官邸，武装夺取政权。
结果因为消息走漏，被警方逮了个正着，就此赤军派宣告覆灭。
剩下的除了鸟兽散外，基本上被分为两派，一派留在国内继续闹革命，在昭和四十六年（1971）时和“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党任委员会革命左派”的小组织合并成立了“联合赤军”。这个我们等一会儿说。
还有一派，则逃亡中东，建立了传说中的“海外革命根据地”，组成“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又称“阿拉伯赤军”，后改名“日本赤军”。
无论是阿拉伯赤军还是日本赤军亦或是联合赤军，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这个名字代表着恐怖主义。
然而和今天的那些穿戴极富特色的恐怖主义者们相比，赤军成员基本没有宗教色彩，也别说宗教了，这伙人压根就是无神论，他们只有纯粹的政治信仰——以武装推翻资本主义世界。
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优越，至少是个中产子弟，然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大学生。
本来应该是社会精英日本栋梁，却拿起了武器走向了无谓的战场。
我认为，这是一种悲剧。
而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么一个杀人放火无事不敢做的极端恐怖组织，他们的首领，居然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即便用今天审美观来看也毫不逊色的超级美姐儿。
她的名字叫重信房子。
重信房子，昭和二十年（1945）生人，从小长在东京。
说起来比较那个的是，她父亲叫重信末夫，政治立场极端偏右，早年参加过著名的右翼暗杀集团“血盟”，同时也参与过当年对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血盟团的头目叫井上日召，有个孙子，叫井上嘉浩，后来是著名邪教奥姆真理教里的主要成员。
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能打洞——虽然我想这么说，可一想到极右的爹生了个极左的女儿，顿时就没了再把这话讲出口的勇气了。
不过那重信末夫虽说是个极右，可却并不狭隘，非但不狭隘，反而还很讲国际主义。
这主要跟他的经历有关。
重信家房子的附近就是朝鲜人聚集区——十九世纪末朝鲜半岛开始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到了上世纪初则被完全吞并，成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坐下一领，因此有很多日本人去朝鲜，也有不少朝鲜人来日本，但不管谁去谁来，日本人永远高人一等，而朝鲜人则是次等公民。
二战之后，重信末夫开了一家小铺子维持生计，由于这家伙从来都是搞政治宣传的，学名政治宣传家，除了喊口号煽动人心外一无所长，更别说这一分进一毛出的生意了，因此哥们儿名为小老板，实际上穷得叮当响。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已经够穷了的重信末夫某月某日走在街头，居然还碰见了小流氓来敲诈他，双方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可这动嘴皮子的怎么打的过动刀子的，眼看着重信老板就要挨揍，突然斜刺里杀出来一个朝鲜侨民，见义勇为喝斥流氓。
当时的政治局势比较微妙，日本新败，朝鲜算是受害者，虽算不上战胜国吧，可地位总算是提高了不少，故而往日里从来只有爱欺负份儿的朝鲜人说话声音也大了，更何况这事儿本身就是对方不对，更更何况这里又是朝鲜人聚集区，于是那个小流氓只好悻悻而去。
从此以后，重信末夫变成了一个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的极端右翼。
而重信房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由于家里穷，因此高中毕业后房子一边打工一边上大学（明治大学），然后再一边参加学生运动——主要是反美运动，虽然当时安保条约已然尘埃落定，但针对美国的各种民间运动仍是时有发生。
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重信房子和大多数学生一样，采用的是非常和平的手段，比如上街游行，比如举牌子示威。
但他爹重信末夫却指导说，干革命一定不能怕流血，不流血，则无革命。
话是没错啦，各国变法无有不流血者，可问题是对一个二十上下的姑娘说这些，真的合适么？
可偏偏房子还觉得特别有道理，在父亲的教育下，她从此开始信仰暴力革命，同时还“成功地跳出了民族主义的圈子，成为了国际主义者”。
就这样，重信房子加入了赤军，在赤军派覆灭后，又去了阿拉伯，并成为了日本赤军的首领。
这伙人在中东的主要工作就是恐怖袭击，对象是以色列人，这个之前说了，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更主要的工作是军事训练，所谓袭击，搞的不过是一些小打小闹，因此也没啥叫人特别在意的地方。
真正让日本赤军一战成名的，是发生在昭和四十七年（1972）五月的卢德国际机场扫射事件。
卢德国际机场就是现在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南处。
话说在这一年的4月，日本赤军主要成员，重信房子的老公奥平刚士向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书记哈巴什提议说，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同时也为了两年前牺牲的一个叫阿贵略的同志报仇，想在以色列搞一次大动作。
阿贵略后也是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两年前（1970）曾经试图劫持一架从比利时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但却以失败告终，其本人也被当场击毙。
其实这种跑出去搞恐怖不成反而搭上性命的人每年都要好几拨，因此也谈不上什么报仇不报仇——真要为每一个死去的同志报仇雪恨的话，那赤军干脆就改名叫黑社会得了。事实上奥平刚士之所以要主动请缨，主要原因是因为从很多年以前，在以色列搞恐怖袭击的都是阿拉伯人，至少截止到当时尚且不曾有过黄种人，所以全是日本人的赤军跑过去折腾不容易被发现，胜算比较大。
对此，哈马什表示同意，并批准了奥平刚士的计划。
经过数日策划，人民阵线制定出代号为迪尔亚辛的自杀式袭击行动计划，参与者主要是三名日本赤军成员，除了奥平刚士之外，另外两个分别是安田安之和冈本公三。
其中，27岁的奥平刚士和25岁的安田安之，以前都是京都大学的学生。
不得不说京大不愧是京大，当年反反天皇也就罢了，还净出恐怖分子，更彪悍的是时至今日，那所学校的西部讲堂屋顶上还保留了当时纪念那次恐怖袭击而画上去的日本赤军标志：猎户座的三颗星。
言归正传，5月30日，那三名赤军分子在哈德什的安排下，化装成游客，搭乘从罗马起飞的法航132航班前往特拉维夫。
由于在此之前卢德机场受到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多次袭击，故而以色列方面戒备森严，安检力量可谓是当时世界顶级。
可正如奥平刚士他们所料想的那样，机场保安力量的所以目光全都盯在了阿拉伯人身上，却几乎没有人来关注三个穿戴整齐相貌正经气质文雅还各自拎着一只小提琴盒的日本旅客。
小提琴盒里，装的是枪。
当天晚上10点半，当从航班上下来的乘客进入海关检查通道时，三名日本旅客突然打开了小提琴盒，拿出并迅速组装好枪支，向在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疯狂扫射起来，顿时，整个机场陷入了一片混乱。
扫射持续了将近2分钟，共造成26人死亡，80多人受伤，其中有16名死者来自波多黎各，他们都是前来朝圣的基督教教徒。
此外，国际知名的生物物理学家，次年（1973）当选为以色列总统的伊弗雷姆·卡齐尔的弟弟阿哈龙·卡其尔也在这次事件中遇难。
当以色列警察冲进大厅时，三名赤军成员的子弹已经所剩无几。奥平刚士在子弹打光后，用手榴弹将自己炸死，安田安之则手拿手榴弹，迎向以色列警察，结果在乱枪中被引爆。
唯一的活口是冈本公三，哥们儿当时被团团围住，眼瞅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子弹打光了）了，只好高呼一声：“老子乃日本赤军是也！”，身中数弹后束手就擒。
之后，他被送上了以色列的军事法庭，在审判时，此人表示自己并非恐怖主义者，而是在闹革命，以至于当时法官就问他，说你一日本人，跑中东来闹什么革命？
冈本公三义正言辞：“诚然，作为一个日本人，自是应该在日本贯彻自己的理念，但我认为，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拘泥于国籍，要干革命，就要干世界革命，不应该被地域束缚住。”
事发之后，自然是全球震惊。
鉴于此事的影响极为恶劣，故而日本赤军被评为了当时世界的三大恐怖组织，和意大利的红色旅，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并驾齐驱。
不过重信末夫在听说之后还挺高兴，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女儿，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大义无孝，大义灭亲。
对此我无话可说。
同时挺高兴的还有阿拉伯人，首先是人民阵线的同志诸君，哈马什在袭击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就打出声明，称对此事件负责，同时对日本战友的献身精神表示无限钦佩。
然后这家伙还顺便透露了一个小秘密：知道为啥这次行动的代号要叫迪尔亚辛吗？我们是为了1948年死于犹太军事组织袭击的巴勒斯坦村庄迪尔亚辛村村民们报仇！
紧接着，重信房子也发表了声明——虽然她不是巴勒斯坦人，可姐们儿俨然是把自己当成阿拉伯同胞中的一份子了，在接受黎巴嫩报纸采访时说：“是时候向帝国主义者表明，斗争是解放受压迫人民唯一人道的方式了！”
此外，很多巴勒斯坦老百姓也对此事表示了喜闻乐见。
据说事发后的好几年里，很多阿拉伯的父亲都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OKUDAIRA”，正是为了纪念那次袭击中自杀的赤军队员奥平刚士。（奥平罗马音为OKUDAIRA）
同样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这次袭击的还有重信房子本人，丈夫奥平刚士死后，她改嫁了一个阿拉伯人，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重信五月——纪念发生在五月的这件事。
至于日本政府，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事儿是日本人干的，红口白牙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大和民族向来以和为贵，怎么会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
结果话说出去没多久，驻以色列大使来报告了，说我在医院里看到冈本公三了，真是赤军那帮孙子干的。
于是日本政府彻底没辙了，赶忙鞠躬装孙子满世界赔起了罪来。
虽然赔罪的时候不免饱受责难，但却也因祸得福——说起来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就在机场扫射事件后的第二年（1973），爆发了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和以色列的支持国们，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当时原油价格从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一下子飙过13美元，就连无所不惧的美国，也不得不搞起了汽油定量。
结果作为美帝国主义坚定追随者的日本，居然幸免于禁运名单之上。
原因就在于日本有赤军。
立志于武装推翻日本政府的日本赤军却因为这次武装行动而让日本政府免于遭受石油危机，真不知道赤军诸君知道后心里是怎么想的。
一战成名之后，日本赤军的同志们再接再厉，没有任何骄傲并且毫不松懈地继续进行着各种恐怖主义活动：昭和四十八年（1973）七月二十日，丸冈修等人劫持从巴黎经阿姆斯特丹往羽田空港的日本航空的波音747飞机，后经由阿联酋的迪拜飞往利比亚。在释放乘务人员和乘客以后，炸毁了飞机；第二年（1974）1月31日，和光晴生和山田义昭及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炸毁了新加坡的壳牌公司炼油厂；同年9月13号，西川纯，奥平纯三（奥平刚上的弟弟），和光晴生等三人，为了被捕同志的获释而袭击了荷兰海牙的法国大使馆，法国政府只好释放被押的日本赤军成员；1975年8月4日，为了被捕同志的获释而占领了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美国和瑞典大使馆，美国总领事被绑为人质。日本政府被迫释放在押犯人。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当时赤军所提出名单上的，有联合赤军中排名第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本来日本政府是打算释放他的，但本人却并不愿意出狱。
此时的坂口弘虽然已经被判了死刑，但他对于之前所做的一切感到了深深的罪恶感，宁愿接受判决，用死来赎罪。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朝闻道夕可死，比起他的那些滥杀无辜干下伤天害理勾当却不知悔改没有任何不安非但不引以为耻反以此为荣的“革命同志”来，坂口弘可绝对算得上是一条光明磊落的汉子了。
不过因为日本法律对于死刑一直都无比谨慎，往往是判决容易复核难，法庭上小锤子一敲宣布死刑，但之后的复核则会一拖就是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因此坂口弘现在还活着——作为一名死刑犯而活着。
隔三差五的恐怖袭击让日本赤军一度风光无限，几乎就要成了当时世界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同时因为远居海外行踪飘忽不定，从而也使得他们能够得以较为长久地生存——至少和窝在日本国内的联合赤军相比，无论是知名度还是长寿度那都是天差地别的。
如果说日本赤军的特色是恐怖袭击的话，那么联合赤军的特色则是内斗了——不是在日本国内斗争的意思，而是自己人和自己人搞窝里斗。
联合赤军之所以叫联合赤军，是因为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原先赤军派里的军事组织中央军和另一个革命左派军事组织人民革命军联合组成的，两派一开始叫统一赤军，后来觉得统一这词不太好，正所谓亲兄弟明算账，不能混同一谈，因此改名联合。
说句实话，其实两派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地。
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因此两伙人也不得不彼此精诚团结——革命左军负责袭击警察夺取枪支，人民革命军则主要打劫商家店铺，获取革命资金。
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1971）的时候，因为联合赤军做事越来越过分，这伙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打劫打劫游戏机店抢几把巡警叔叔的破手枪了，而是干起了更加令人发指的勾当——“歼灭”。具体说来就是直接针对警察，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最狠的时候，他们甚至还炸过一次派出所。
于是自然而然地就要引来大规模围剿了。
自当年8月起，日本警方投入了大批力量，以最强的力度展开了对联合赤军的剿灭，应该讲这招确实有效，几乎在短短数日，两派人马要么被打死要么被抓走，剩下的则不得不退往群马县的山区，在群山之中建立据点苟且偷生，其中人员比较集中的一个基地在榛名山，俗称榛名山基地。
被困于山上的联合赤军可谓是进退不能：下山，等待他们的是全副武装的机动部队；不下山，除了消耗粮食之外什么也干不了。
无聊之余，他们搞起了整风运动。
所谓整风，内部称总括，就是一种让成员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反省措施，应该讲此传统还算悠久，自赤军成立的第一天就有了，在最初的总括中，对于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往往会采取不带他们一起参与革命行动（就是不带出去抢东西）而让其留守反省的惩罚措施，但自到了榛名山，这事儿就开始变味了。
具体来讲，就是由于不带着参与行动实际上已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连行动都没有），于是惩罚的内容便变成了长时间跪坐，不让睡觉，不让吃饭甚至是殴打鞭笞。
但执行者却是振振有词毫无不安，表示他们是以纪律之名，净化组织。
在联合赤军内部，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纪律，其中对于纪律的违反者，最高可以处于死刑。
这就更加令人有恃无恐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鞭笞这种小儿科方式也被唾弃了，对于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的人，赤军高层采取的是群殴以及扒光衣服丢出屋外活活挨冻——当时已经几近隆冬，群马县的山上温度一直都持续在零下。
而在这种暴力整风下，内部又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是认为这是爱的鞭子，即便是自己挨了揍，也会对揍他的人表示感谢；而另一种则是反对，觉得不论怎么说，都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整自己人……
双方谁都不能说服谁，于是，死刑登场了。
自12月份起，就不断有反对暴力整风的成员被私下处于死刑，发展到后来更加变态的事情也出现了，那就是每次执行死刑必定要全员围观，不来的，同样也要死刑。
而死刑的操作手法是先用刀将人刺成重伤，然后再用绳子绞死。
至于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对待自己的同伴，当时联合赤军内部的说法是这样的：因为被困在了山上使得人心非常不稳，故而必须要用极端的手段，来重塑最高层的威望。
截止到第二年（1972）的2月，在短短2个多月时间里，29名赤军成员被杀掉了12个，其中有一对恋人，还有一对兄弟。
还有一名女成员，正值怀孕，但却也难逃被弄死的下场。
其实我本不打算详细扯这事儿，因为实在太令人发指了，但想了想，还是觉得写出来比较好。
这位女成员的代号叫K·M子，真名金子充代，是吉野雅邦的妻子。
吉野雅邦是当时联合赤军里头排名第七的大人物，同时也是个极端恐怖主义者，在昭和四十四年（1969）时，因反对时任外相爱知揆一访问美国而前去羽田国际机场抗议，并且投掷了自制的燃烧弹，然后被逮捕。
他的妻子在事发之前知道这事儿，曾竭力反对过，但没用，事发之后吉野雅邦被抓了，为了营救丈夫而不得不加入了革命左派。
后来人是被营救出来了，可吉野雅邦又带着队伍跟赤军派凑成了联合赤军，身在江湖的妻子也因为爱之太深而身不由己地参与其中，历经了各种惊险事件后，一起随人马跑去了榛名山。
再后来么你也知道的，总括开始了。
因为本身就是一介家庭妇女，故而在参加赤军后经常说错话做错事（比如私自离开基地出去买东西），同时还有历史问题（曾强烈劝阻吉野雅邦让他不要去丢燃烧弹），于是K·M子很快就成了大家批判的对象。
然而此时此刻，她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自己今后会遭受到怎样的命运，而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这样一个拖后腿的女人，会不会给老公带来不好的影响？”
所以在12月29日，已经有将近5个月身孕的她，主动提出和丈夫吉野雅邦离婚，划清界限。
对此，吉野雅邦求之不得地一口答应了。
不过，或许是同为女人心，当时联合赤军的二号人物（仅限于在山上），仅次于老大坂口弘（同样仅限于在山上）的永田洋子，代表组织对于这对夫妻的分离申明表示了反对，认为全无必要。
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真的是一介家庭妇女出身的K·M子对封闭的赤军生活越来越不能适应，1月20日晚上11点，由于之前被发现偷偷藏了几节干电池，K·M子遭到了赤军全体最高层的批判，吉野雅邦再度提出离婚，这一回无人表示异议。
1月21日，K·M子被绑在了柱子上，同时，吉野雅邦率先发起了对自己妻子的批斗，从当年不让他去丢燃烧弹的历史问题一直说到偷偷藏了两节干电池，最终在26日，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除了把K·M子绑起来之外，还不给她吃的东西。
28日，已有6个月身孕的K·M子遭到了围殴，并被剪去了长发。
2月1日，当再度被要求进行自我批判以及自我殴打时，K·M子表示了反对和抗议，对此，上层威胁她说：“如果你再抗拒的话，那么我们将从你肚子里取出你的孩子。”
理由是“孩子是大家的东西，绝非你个人的私产”。
而吉野雅邦则表示了支持。
当天晚饭过后，因为K·M子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好自我批判以及连日来折磨实在是打不动自己了，故而那群疯子说干就干，真的准备强行取出其腹中胎儿，在永田洋子的安排下，男性成员烧开水，女性成员则拿起各种工具准备接生——万幸的是里面有学医的，连忙站出来说现在7个月都不到，根本不可能生出来，于是这才作罢。
但永田却并不死心，坚持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安排人手下山去书店买一本妇产科书籍回来，准备按图索骥理论实践相结合。
但这种看了之后就能让7个月身孕人顺利分娩的书显然不是那么好买的，更何况一边买书一边还得避免警察跟踪追捕，因此那人下去了一天一夜都没音讯，在此期间，永田洋子曾让吉野雅邦给K·M子送一些牛奶，后者虽然表面没有反对，但实际上压根就没去。
2月4日傍晚时分，久经折磨的K·M子实在是扛不住了，带着腹中的孩子离开了人世。
死时，她还是被绑着的。
对此，联合赤军上下只是假惺惺地做了一番反省，然后将其扒光，草草地掩埋在了附近的山林里。
而就在赤军搞整风的当口里，因为频繁的上下山而被周围群众给注意到了，于是终于引来了警方的搜捕。
17日早上六点，群马县警集结警察官500人对赤军基地进行大规模搜查。上午9点半左右，之前离开去东京搞军费的永田洋子在回基地途中，于泷泽上流的洞窟附近被逮捕。当天晚上，警视厅动员群马县警470人封锁县内各个关卡，周边的枥木、茨城、长野、埼玉、神奈川各县警合计1300人，联合警视厅抽调的1000人在沿途各干道设立检查站搜捕剩余的赤军成员。
2月18日，联合赤军残党9人通过无线电新闻得知永田洋子被捕的消息之后，当即明白大事不妙了，于是立刻展开逃亡。其实他们本来是想走长野县的，结果却因为天寒地冻外加山野能见度，故而误打误撞地跑到了群马县的轻井泽——看漫画的人都知道，那是日本著名的别墅圣地。
19日早上6点，残党中的植垣康博、伊藤和子、青砥幹夫和寺林真喜江四人去JR轻井泽车站前小卖店购买衣物和食品，但因行踪可疑而被车站工作人员怀疑，通报警方后4人被顺利逮捕。另外5个人左等右等都不见同志拐来，请知不妙，便拿起武器子弹上膛抢了一辆卡车继续亡命。并于当日中午跑到了至轻井泽沿湖都市圈的无人山庄「さつき山荘」（皐月山庄）。
顺便说一下这五个人的姓名吧，他们分别是坂口弘，坂东国男，吉野雅邦，加藤伦教以及加藤元久。
PS：加藤伦教和加藤元久是兄弟，他们还有一个大哥叫加滕能敬，也是赤军成员，但已经被自己人虐死在榛名山上了。
就在这5人逃跑的时候，警方机动部队也一路追踪了过来，当日下午3点，双方在皋月山庄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枪战，由于机动部队人数只有4个而赤军不但有5人并且还摆出困兽之斗的架势，因此前者只是开枪恫吓，并无打算动真格，3点半，5人组突围成功，一路朝着山群跑去，其中坂口弘突然发现就在皋月山庄附近不远处，还有一处浅间山庄，大门口还停着车，于是便判断里面肯定有人，可以劫持为人质与警方对峙。
就这样，他率领其余4人一举突入，果然发现了山庄管理员的妻子牟田泰子（31岁），便将其挟持至别墅的3楼。
浅间山庄是坐北朝南，靠在悬崖上造的，总共三层，从位置上来讲算是易守难攻，而且此时此刻想要带着人质再换个更好的地方也不现实，所以坂口弘和大伙觉得此地很好，就在这儿跟警察耗吧。
于是5人组先用各种家具在大门口（南面）筑起了路障，然后清点分发武器——五人共有猎枪4支，手枪1支，来复枪一根和炸弹若干子弹数百。
当天晚上7点，警察顺着几十厘米厚的积雪上的脚印一路追踪了过来，而在发现对方持有人质以及浅间山庄的地形后，则立即暂停了原本计划好的兵贵神速一鼓作气的作战计划，而是准备起了一盘大棋。
是夜，长野县警本部向县内警察官发出最大动员召集令，并在轻井泽署内设置「联合赤军轻井泽事件警备本部」。由632人组成警备部队，并派出388人直接将浅间山庄包围。警察厅内也当即成立了联合赤军浅间山庄事件警备本部，由富田警备局长任本部长。
同时跟着一块儿上的自然还有警视厅的其他人，不过在这里需要着重介绍一下的，是时任警视厅警备局公安第三课科长辅佐的龟井静香（男）。
应该讲在参与浅间山庄围剿的上千名警察里头，龟井静香应该是后来当官当的最大的——他曾一度出任运输大臣和建设大臣，并两度成为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
平信而言，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我后来查了一下，发现哥们儿是天蝎座的。
他有一句名言在日本堪称是众所周知：“日本有95%的人过着还算幸福的生活，剩下的5%则较为不幸，而所谓政治，就是救助这5%的人；而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则是发现这5%的人。”
但是从各种政治主张上来看，这个龟井静香其实几乎算得上是个比较靠右的右翼了。
比方说这人多年如一日地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天皇战争责任。
不过，他个人的偶像却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
同一个人的两拨粉丝就这么刀枪对峙上了，这事儿真心没法说。
OK，似乎扯远了，让我们再把话头说会浅间山庄。
当时担任日本警视厅长官的藤田正晴在知道山庄事件后极为震惊，然后非常重视地研究了事态，并且做出了六条指示：第一，人质牟田泰子必须要活着给她救出来；第二，所有犯人也必须生擒活捉，不能杀——对于这条的疑问，藤田长官解释说，如果把他们弄死的话，那么搞不好其他赤军余孽会大肆宣传说自己同志宁死不屈，反而给政府颜面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要活捉后由法律进行制裁；第三，不接受对方提出的人质交换请求，尤其不允许警察官为了救人质而去替换——人质交换一直是日本警方为了确保人质安全而惯用的手段之一，你如果经常看柯南就该明白；第四，为最前线的警察提供最好的枪支；第五，要跟最前线的记者搞好关系，切莫让他们扯犊子瞎报道；第六，虽然是吃这行饭的，但也要注意安全，尽量避免伤亡。
20日清晨，一切准备停当的警方开始了第一轮攻势——嘴炮。
没办法，说了要避免伤亡的。
所谓嘴炮其实就是喊话，你只要看电影基本都能看到这种喜闻乐见的桥段——里面的人注意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并交出人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你故乡的母亲正在哭泣哟！里面的人注意了……
但回应他们的，只有一连串枪响——赤军5人组并不打算和警察协商，只是这么干耗着。
于是警察毛了，当即决定切断他们的粮食补给，搞断粮。
但是牟田泰子的丈夫，浅间山庄的管理人牟田郁男连忙出来阻拦，表示为了满足客人的需求，自己前几天刚刚买了能维持20多天的食物放在那儿，那帮熊孩子就算傻坐着也至少能撑仨星期，所以警官大人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就这样，断粮计失败了。
说实话我一直非常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都想出断粮这个办法了却不肯接着往下想，如果是我的话，就肯定切断别墅的污水管道，再打开自来水管道丢点泻药进去，那么不出两三日，这帮孙子铁定抱着屁股满屋子乱窜，并且战斗力尽失。
如果你觉得这招忒残忍，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会有力地驳斥你的圣母心态。
21日，由于之前警方在皋月山庄的勘察比对中发下了吉野雅邦的指纹，于是便特地派人把他的母亲，当年51岁的吉野淑子女士接来，打算进行亲情劝说，同时一起在路上的，还有坂口弘的母亲坂口菊江。
而在两位母亲尚未赶到时，诸警察们仍然继续着昨日的嘴炮行动，不过略微增加了一些技术含量。他们特地从东京请来了3名心理学专家：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宫城音弥、圣心女子大学教授岛田一男以及警视厅科学搜查研究所技术官町田欣一，在专家的指导下，围困别墅的警方决定用心理学来打嘴炮，他们拿着高音大喇叭在窗外大喊你们知道吗，其实人质牟田泰子女士也是一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呀！她也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哟！你们这些个为无产阶级打天下的赤军现在居然劫持劳动人民做人质，不觉得羞愧吗！之类。
但很显然这招没用，赤军方面毫无动静。
于是几位专家急了，想出了狠招，他们认为现在赤军有恃无恐，建议展开疲劳作战，就是一天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地用噪音骚扰，让那帮孙子不得安静。
下午五点，吉野和坂口两夫人终于在千呼万唤中缓步走下了直升飞机，然后由警方引导，来到了浅间山庄前。
首先出场的是吉野夫人。
50出头的她先是铿锵有力地对着别墅里头喊道：“希望你们能够释放那位人质，她是无辜的！”
接着见里面没反应，便又呼道：“你们根本不是什么救世主，不要再自以为是了！真正的勇士，是该放手时就放手的人！”
但里面还是没有反应。
紧跟着上场的坂口夫人遭遇也差不多，也是苦口婆心嘚不嘚地说了一大堆结果里面屁都不放一个，不得已之下，她只好做最后的呐喊：“请放出那位无辜的夫人，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人质的话，那就由我来交换好了！”
可结果仍是没有结果。
两夫人只好归还高音喇叭退居附近旅馆休息，准备来日再战。
晚上7点半，一位名叫田中保彦的餐厅老板闯入警戒线内，表示自己要去替换人质，但被警方拦下，死劝活劝，到了11点半哥们儿才悻悻离去。
22日早上9点半，两位夫人再度出场。
这一回她们坐警察来到了距离别墅正门10米远处，继续说服教育。
第一个上场的仍是吉野夫人，在数千名警察数千名记者数名赤军成员的注视下，她大声疾呼铿锵有力，表示天下大势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了，你们的革命想法已然是不切实际了，所以还请放弃这样的念头，乖乖送出人质吧！
这边正说着呢，那边突然就响起了“砰！”的一声。
有人开枪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真切，那个从窗口弹出枪管的背后，是吉野雅邦。
现场顿时一片寂静。
吉野夫人则勃然大怒：“你是在像妈妈开枪吗！”
“砰！”
作为回答，一发子弹打在了她背后的警车上。
杀老婆，射老娘。你要说这伙人不是王八蛋我跟你急。
警方生怕这疯子真的把亲娘打死，于是赶忙连拉带劝地把两位夫人拽进了车推出警戒线。
下午时分，前日的那位餐馆老板田中保彦再度出现，哥们儿也不知怎么地就顺利地越过警戒线，然后一溜小跑地来到了别墅前，一边敲门一边喊赤军先生乖乖把门儿开开，我是医生，我来自新泻。
同时这家伙还胡诌表示自己也是左翼，特别讨厌警察。
这一天心情本来就很差的吉野雅邦怒喝道你给我滚，可一连喊了几次那厮却还一直赖在门口，而坂口弘则觉得一般老百姓能突破警戒线的可能性实在太低，这家伙肯定是条子派来的细作，于是也被多想，拿起手枪抬手瞄准就是一发。
田中保彦头部中弹随即倒地，后被急救车送往医院接受开颅手术，虽然手术成功，但终因伤势过重，于3月1日离开了人世。
PS：后经警方查证，这家伙是个瘾君子，那几天吸多了白面儿跑现场犯病来着。
这一天入夜后，浅间山庄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一个左翼团体，大概四五人吧，跑到警察局，联名上书要求警方放弃包围，和赤军谈判，被赶走之后，心怀不满的他们又凑集了十几个同伙在轻井泽别墅区周围散发传单，造谣生事称警方已经准备了狙击手一百人，准备随时爆头。
一时间群众沸腾了，大家都想看看一枪过后满地豆腐脑的情形，于是各自开车走路赶往事发地点——虽然当局严令禁止在周边停车并实行交通管制，但在浅间山庄方圆数里的地盘上，还是被非法停上了大概三千多辆私家车。
更有甚者，带着零食大衣毛毯望远镜兜售给前来看热闹的民众，整个浅间山庄其乐融融。
对此，自顾无暇的当局也只能睁眼闭眼了。
就在群众越聚越多的当儿，根据上级指示，警方开始了模拟攻击——简单来讲就是播放枪声收雷声的录音，让赤军以为敌人前来进攻。
一声令下，录制着催泪瓦斯的发射声、机动队指挥官的号令声以及警备车开过的隆隆声的特装防弹警备车上的高音喇叭一边大声播放着一边朝浅间山庄驶去，为了把戏做得更真，同时警察部队也派专人实行佯攻——丢石头。
这招果然有效，在一开始的时候，赤军五人组以为条子真的打上门来了，如临大敌纷纷开枪还击，虽然在消耗了不少子弹后他们终于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不过是浮云，可问题是那声音是真的，因此那一晚浅间山庄内无人入眠。
23日凌晨1时许，天空突然出现两枚信号弹。前线警员见状大惊，以为是突击计划紧急实施了，于是全员配置就位，枪械子弹全部上膛，所有车辆到飞奔开达预定地点，探照灯大开，来复枪班蓄势待发。然而结果却是过了整整20分钟，从里到外仍是一片没反应，这才发现是现场信号弹发射人员的误判。
然后截止到这一天的上午7点，浅间山庄事件已经超过了87个小时。
这就意味着，日本犯罪史上劫持人质最长时间的纪录被刷新了。在此之前，保持着这个记录的是发生在昭和四十三年（1968）的金嬉老事件，话说在那一年，静冈县清水市人金嬉老杀死黑帮成员2人后，手持来复枪跟炸弹，在旅馆中劫持人质13名，与警方对扛87小时。
当天下午，坂东国男的母亲也被请到了现场做亲情攻势，但和之前一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于是忍无可忍的警方开始在山庄南侧的道路上构筑高1.5米，长5米的野战工事，同时动用催泪弹和烟雾弹，不过几十颗雷丢进去后仍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双方只能继续大眼对小眼。
24日，坂东夫人再度登场用高音喇叭劝说，但还是无效。
下午4点，又一次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警察叔叔端起了高压水枪，不过因为天寒地冻，刚射出去的水柱便结成了冰，于是作战又宣告失败。
这样的对峙又持续了两天，期间双方虽然各有小动作，比如警察加固工事，而赤军那边则一度打算趁着晚上浓雾挖墙逃跑，但无论攻方守方，都没能打成自己的小算盘。
26日，发生了一起直接导致赤军五人组心理开始走向崩溃的乌龙事件。
这一天，警方请来了联合赤军高级干部寺冈恒一的双亲，其作用当然也是和数日之前一样，呼吁里面的人放下武器交还人质然后投降。
寺冈恒一的父亲寺冈一郎先生当年60岁，寒风凌冽中站着了腰板拿着扩音喇叭嘶声竭力地一边喊着儿子的名字一边要求里面的孩子们回头是岸。
他的身前身后则是全副武装拿着枪械盾牌的警察，以防意外发生。
然而奇怪的是，和数日前不同，这一次赤军并无一人开枪，也无一人回应，只是静静地不做声，任由外面的人从下午说到晚上。
因为此时此刻，世上已再无一个叫寺冈恒一的人了。
他在之前的山岳肃清行动中，被自己人杀死在了榛名山。
不过这件事警察不知道，其父母也不知道，尤其是警察，因为始终无法判断出那里面五个人的全部身份，便想当然地觉得身为赤军最高层的寺冈，自然应该也在其中。
可里面的人知道，他们毕竟还是人，当看着被自己亲手杀死的同伴的双亲顶着寒风要自己重新做人，这种心情的复杂程度不言而喻。
从这一天起，赤军五人组和人质牟田泰子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用泰子本人的话来讲，叫做“变得融洽了起来”。
寺冈恒一双亲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次日（27）日，这一天早上，吉野雅邦的母亲也再度出阵，加入嘴炮行列，而警方内部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后强攻的准备，因此也不言语，仍是继续埋头苦干修筑工事，同时也把第19批自愿要求担当人质以替换牟田泰子的志愿者劝回了家。
晚上，五人组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有没有关于这次事件的报到，但却惊讶地发现所有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收了声，他们误以为警方已然是一筹莫展了，而实际上这正是警察的策略，早在前一日，警视厅方面就跟媒体达成协议，要求他们进行报道管制，目的是为了不让赤军从收音机里获得一丝一毫的情报。
2月28日，双方对峙进入了第十天，而这一天，也正是警方订下的总攻日。
上午八点，警察部队1600人以及特装警备车9辆、高压放水车4辆、10吨起重机车1辆开始朝浅间山庄集结，同时用高音喇叭下达了最后通牒：“连日以来对你们进行多次说得劝导，你们却不为所动，继续劫持牟田夫人为人质，而且监禁时间至今也已超过200小时，已经无法继续等待下去。为不再加重你们的罪孽，请尽快释放泰子夫人再放下武器走出来。如果要进行协商，请拿着白布前往能看见警察部队的地方！”
话说到这份上，里面的五人组也明白了，这最后的决战，就要到来了。
上午十点，因为集结部队超过了预算时间，于是警方又下达了最最后的通牒：“告山庄中的犯人，我们已经给与你们反省的机会你们却置之不理，如果在这最后一刻诸君做出了最后的错误判断，那么你们的一生都将后悔，现在就是决定尔等未来的时刻。为了救出泰子夫人，等一会儿我们就将使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咧！”
赤军明白，这最后的最后时刻也终于来临了。
数十分钟后，总攻正式发动，第一批打上门来的是催泪弹部队，几十颗催泪瓦斯被争先恐后地抛入阳台和卧室，紧接着从正面开始，高压放水车向墙壁的枪眼（赤军自己凿的）放出高压水柱，山庄内的坂东国男和吉野雅邦则在放水间隙不断朝特装警备车和高压放水车射击，而老大坂口弘此时还在听收音机，想从媒体中获取一星半点的消息。
终于，他兴奋地喊了一声：“条子将在今天10点发动总攻！”
10点三刻，警方真正的重头戏——强拆部队开始发起进攻。
话说在制定总攻计划时，因为上头下了死命令不能开枪杀伤赤军成员，所以就有人提议说，既是靠喷水枪催泪弹攻不进去的话，那干脆把整栋楼给拆了如何？
此言一出，众人皆笑而曰善。
具体的强拆办法就是开着那辆起重机车使用工程用大铁球破坏浅间山庄外墙，随着不绝于耳的乒乓之声，墙壁上的裂缝愈来愈大，催泪部队和水枪部队则趁着缝隙丢蛋喷水，而赤军成员们也毫不示弱地举枪还击，但随着大铁球那无人能挡的凶猛攻势，很快就使得别墅内能够掩护自己的掩体报销殆尽。
11点，警方部队组成敢死队，从3楼南侧管理人室突入山庄内部，20分左右，第九机动队成功占领底层，但是几乎就在同时，负责现场指挥强拆部队和水枪部队的警部高见繁光被吉野雅邦用来复枪狙中前额，在送往医院途中牺牲，终年42岁。
随后，警视厅第2机动队巡查大津高幸在越过工事准备突入山庄的时候，遭流弹波及，中弹后直接翻落掩体，后被同事转移至安全地区。经检查，大津巡查左眼嵌入无数铅粒而导致单眼失明。
中午12点，于工事角落观察敌情的警视厅第2机动队长内田尚孝（警视），被坂东国男用来复枪狙击，前额中弹，送往医院途中死亡，终年47岁。
一个警部，一个警视，一连折损两名大将，瞬间让给警方陷入了一股小被动，更糟糕的是就在此刻，负责铁球作战的起重机车引擎突然熄火，因无法在枪林弹雨中走出防弹板进行维修，强拆作业不得不终止。
至此，当局不得已暂停攻势，调整部署。
下午3点半，攻击再开，高压水枪部队和催泪弹部队联合发动敢死攻势，朝赤军众最后的据点，也就是人质所在房间疯狂灌水以及丢催泪瓦斯，五人组忍受不能，只得打碎北面的玻璃窗，轮流向外呼吸新鲜空气，趁着这个间隙，警察又开始破坏人质房间隔壁食堂的墙壁，并持续用瓦斯和水枪攻击，随着裂口的扩大人质房间内烟雾缭绕积水更达30厘米，而赤军五人组则誓死不降，仍是用手枪和来复枪做着最后的顽抗。
傍晚六点二十分，机动队员手持盾牌从裂口一气突入银杏之间，瞬间将5人逮捕，并在床上找到了人质牟田泰子，此时历经219小时的她已经奄奄一息，同时被催泪瓦斯催泪到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的地步，但不管如何至少还活着。
当五名嫌疑人被押送出浅间山庄时，早已一字排列等候在外的记者们群情激奋，随着闪光灯的此起彼伏，骂人之声也不绝于耳了起来，众人纷纷唾骂这几个家伙是杀人凶手，要求警方将其严惩。
当天，被擒获的那五个人就被关押了起来，现在来说一说他们的结局——
坂口弘前面说过了，死刑，不过由于复核手续麻烦因此哥们儿至今还活着。
坂东国男，在之前提过的1975年日本赤军绑架美国外交官事件中作为释放人质的交换，被特释出狱。
不过他的母亲曾一度强烈要求当局千万不能放自己儿子出去害人。
而他的父亲则再儿子被抓的当天就上吊自杀在自己家里了，同时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请求受害人牟田一家看在自己之死的份上，多多少少原谅一下那不成器的儿子。
吉野雅邦，被判无期徒刑，目前仍在监狱里吃牢饭捡肥皂，其实我对赤军的行为虽然比较唾弃，但对参加赤军的那些人并无太大恶感，唯独这位，却始终感到非常不快。
顺便一说，吉野雅邦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目前日本在押囚犯（非死囚）中杀人人数最多的一个，在其上辈子里，总共杀掉了17人。
加藤伦教，被判有期徒刑13年，昭和六十二年（1987）释放出狱，现在在家务农，同时从事环保活动。
加藤元久，事发时只有16岁，因此被采取了未成年保护措施，并未蹲大牢。
事情说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收尾之前，我们也来总括一下。
在本次史称“浅间山庄事件”的事件中，警方死亡3人，其中1人为活老百姓；伤者27个，其中1人是记者；而赤军方面则基本都活蹦乱跳的，没啥大碍。
在物资耗损方面，警察那边总共使用催泪弹3126发、烟雾弹326发、橡皮子弹96发、照明弹83发、放水量15万8500升，手枪子弹16发。而联合赤军方面则放枪104发。全事件消耗国家经费2675万日元，县费6983万日元，总额9658万日元。
不过他们还是缴获了赤军遗留下的作战经费，数额大致在日元七十几万，具体亏损多少你自己做减法吧。
此外，在警方破墙而入的当天，日本各大电视台全部调整节目进行现场直播（不知道东京电视台有没有这么干），尤其是NHK，整个28日连续10来个小时不间断地播放，收视率直逼90%，其他电视台则为了直播的连续性，居然破例不插播广告，最终这一天电视的收视率，据说是逼近了百分之百……
如果你不能明白90%的收视率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从一个侧面来说明一下。
却说当时群马县警察总人数为2350，然后为了浅间山庄这几个倒霉孩子总共出动了838人，占全数的36%。
于是就有人担心了，说走了那么多人，那么后方治安怎么办？会不会我们在前方抓赤军，结果后方因警力空虚而被小偷强盗钻空子？而且还有交通安全，会不会因为没警察监督而造成车祸频发？
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几天居然成了群马县年度犯案率最低的日子。治安形势空前一片大好。
这主要是因为车主在家看电视，马路上几乎没车子，自然也就没车祸了；老百姓都在家里看电视，家家户户都有人，闯空门的概率也就近乎为零了。
至于小偷，也在家看电视，权当放假了。
而在这超过百分之九十收视率的转播中，还播出了另一件事情。
话说当时警方围困浅间山庄时，因为当时气温直逼零下十五度，故而便当都被冻住，送上来也没法入口，无奈之下上级只能给最前线的警察配发了日清开杯乐方便面，理由是那玩意儿携带方便口感不错而且还挺能暖人心。
结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警察大冷天吃着冒热气的泡面镜头也被转播到了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上，收视率超过了90%。
当年，日清杯面的销量超过了67亿日元，是上年的33倍多。
不得不说一句，联合赤军也好日本赤军也罢，都在不知不觉中为日本经济发展做着巨大的贡献。
浅间山庄事件之后，联合赤军本身当然是毫无例外地蔫儿了，日本赤军那边也不好受，在阿拉伯的重信房子一开始听说这事儿后还挺高兴的，以为是国内搞武装斗争了，结果发现居然是自相残杀，当时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喃喃自语：“自己人为什么要杀自己？”
据说她整整一晚上都在念叨着这句话。
同时，日本国内其余的学生运动也陷入一蹶不振——或许是那种残忍无道额的自相残杀给全体青年都带来了一层心理阴影，故而自赤军之后，日本几乎再无学生运动，人们能够想的起来的最近一次够规模的战后学运，也要追溯到四十年前的昭和四十八年（1973），那一年，学生们为了冲绳问题轰轰烈烈地走上了街头，接着便再也没了声音，所谓学运，则也已然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不仅如此，就连整个全日本社会的青年们，都一下子变了个样，原先的那些个大学生们都以谈论国事为荣，巴不得国家能出点什么博眼球的大事件让自己爽爽，而浅间山庄事件之后，这种风气一下子就消失了，青年才俊们转而信奉起了三无主义——无气力，无关心，无感动，说白了，就是从原先先天下忧而忧变成了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个人主义者。
而继他们之后成长起来的高中生初中生乃至小学生们，那当然更是没有了前辈们当年的活力，愈加地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管一亩三分地，对于这些人，日本各界便给了一个称谓：冷漠的一代。
所谓冷漠的一代，广义上而言，指的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这一批人，也就是5060后，而要精细分类的话，则能从出生时间上分为三类，第一类，出生于五十年代前；第二类，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第三类，生于六十年代中前叶。
第一类也叫做团块世代，他们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进入小学，昭和四十五年（1970）大阪博览会的时候差不多高中毕业，这一代人的大学入学率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之间，故而很多人是直接拿着中学文凭走上社会的，至于剩下进大学的天之骄子们，却正好赶上了各种学生运动的高潮，即便不是亲历者，却也多数是见证者。
第二类人的情况和第一类人基本相似，就是在碰上各种事情的时间上晚了那么几年，同时也赶上了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所以较之第一类人，他们的就职环境要稍微苛严一些。
第三类人也叫新人类，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生在蜜罐子里的一代，日本经济全球第二正准备勇夺第一的时候，他们刚刚学步甚至刚刚出生，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和他们绝缘——因为那时他们尚且年幼，等到这批人长大了懂事了，政治运动早就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享受经济建设成果的歌舞升平，这批人才是冷漠一代的主力军，他们别说是政治了，就连对身边的事情也采取了一种不关心不干涉的态度，更倾向于个人主义。
总结起来，不管是团块还是新人类，冷漠的一代所具备的共通点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富裕的时代，自己的人生较之父辈祖辈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相对也比较自我，同时对于先辈奉为至宝的所谓家国天下之类的概念相当淡漠化，当然，这最后一点和日本战后的政治体系也多少有点关系，战后的日本即便经济发达，但在政治上却被美国牢牢掌控，所谓的日本政治未必由日本人自己说了算，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各种青年学生运动，但随着运动的一次次失败，青年们原本的热情自然会日益渐落，知道自己就算豁出命去管了也不会有任何用，所以最终变得干脆不再关心政治，乐得落个眼不见为净，同时在历经各种恐怖活动之后，大彻大悟之辈也诞生了不少，正所谓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嘛。
故而在冷漠的一代中，文艺青年特别多，尤其是漫画家，比如画《棒球英豪》的安达充；《攻壳机动队》作者押井守；《犬夜叉》之母高桥留美子，位于少年热血漫画界顶峰的鸟山明；圣斗士之父车田正美，《名侦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刚昌以及业界良心富樫义博等等，都是冷漠的一代。
话说前几年还是前十几年我忘了，日本著名的邪教团体奥姆真理教倒台，然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个邪教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内部自相残杀，其情况种种，竟然与当年的联合赤军如出一辙。
虽然话说到这里确实是该算告一段落了，但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
却说昭和五十二年（1977）九月二十八日，丸冈修，佐佐木规夫，坂东国男，西川纯以及和光晴生这五名携带着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的日本赤军成员在孟买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472号航班机，并下令机师将班机飞往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到了达卡，五名余孽宣布，机上的旅客142名和机组人员14名全都成为人质，并向日本政府提出600万美元的赎金，同时还要释放九名正在吃着牢饭的日赤成员。
当时的600万美元相当于日元16亿，然后在五个人开出的释放名单里，包括了奥平纯三，城崎勉，大道寺彩子，泉水博等当年的赤军元老级重量级人物。因此不管怎么想，这都是非常难以让人接受的条件。
但绑架犯却放出话来，如果日本政府不愿意接受条件的话，那么他们将逐一杀死人质。
而且，美国人质放在前面先杀。
为什么美国人要先杀，这到现在都没人完全弄明白，大家只能猜测觉得可能是赤军认为日本政府多年来为美国马首是瞻，因此杀美国人或许更加能震慑日本方面。
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的本质就是要么给钱放人，要么就杀人。
本来碰到如此的情况，政府的通常对策是先谈谈，拖时间，可此时此刻连拖都拖不得，因为那架强行停靠在达卡机场的飞机很快就用完了储藏的油，引擎熄火机舱断电，舱内温度一度超过45摄氏度，当时就有好几十个人中暑昏倒，不省人事。
然而也就在同时，来自于海外各国的压力也不断地降临到了日本政府身上，主要有二，一、请务必保证自己本国人质的安全；二、请务必不要和恐怖分子妥协，以免更加助长他们嚣张的气焰。
虽然这属典型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却也是人之常情。
10月1日，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做出决定：答应对方的全部要求。
一时间，天下哗然。
首先是这600万美金的巨款，天知道这帮人拿了这笔钱之后会去干什么，兴许是买来更厉害的武器搞出更大的惨剧也说不定。
其次是那9个人，他们都是在押犯人，姑且不说放出去之后继续危害世界怎么办，单单从法理上来讲，这也是说不通的。
然而福田赳夫却几乎是用一意孤行的态度，派出使节团和那五名赤军分子展开交涉。
双方几乎是当天就拍板定音，一手交钱交人，一手放人。
10月2日，双方交易正式开始，日本政府很守信用地给了六百万美金，并且释放了对方开出名单上的六个人——其实本来是要九个人全部放走的，但其中有三个表示宁愿继续坐牢也不打算跟那伙人同流合污。于是便也就只能作罢了。
而那五个绑架犯一看钱到了，也就无所谓放出来的是六个还是九个了，亦按照约定，开始解放人质。
事情总算是平安解决了，但却并不圆满——虽说人质无一伤亡，可很快福田内阁就遭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口诛笔伐，包括日本本国在内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养虎为患的妥协，更有外国媒体称道，日本不但向全世界出口收音机和汽车，同时还在输出恐怖主义。
对此，福田赳夫只是淡淡地回道：一条人命，亦重过地球。（一人の生命は地球より重い）
很多年以后，当重信房子再度回首起往事时，终于明白了自己当年的愚蠢，所以在亲口宣布解散赤军的同时，还向当年所有受过赤军伤害的人表示了最真挚的道歉。
“谢罪并非后悔，而是期待在要求一个更好的日本的时候能够吸取我们过去的那些教训。”她是这样说的。
最后的切腹
民主世界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元素那便是自由，这个并不难理解。
所谓自由，有很多种，比如思想自由，再比如言论自由。
既然是自由，那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怎么想的人都有，怎么说的人也都有，当然，怎么做的人同样都有。
战后的日本虽然在美国的干涉和影响之下逐渐走上了一条靠近西方民主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认同这条路，有人要走社会主义，比如日本共产党，还有人要走恐怖主义，比如赤军，再比如，有人要走军国主义。
确切地说是要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昭和四十五年（1970）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都新宿区市之谷自卫队驻地。
这一天跟平常的日子没什么两样，中午11点刚过，完成了半天训练的自卫队队员们纷纷开始做起了午餐的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有五个人拜访了驻地的总监室，和最高指挥官益田兼利会了面，他们自称是一个叫“盾之会”的组织的成员，这次是特地代表组织，自费买了锦旗和奖品，前来表彰自卫队中的一些“优秀成员”的。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他们是来搞军民鱼水情的。
益田兼利虽说尚且不明就里也不曾提前接到过任何通知风声，但对方那五个人怎么看都是一副清一色的文弱书生样，况且其中的几个都是当时日本学界的名流，再说有人来捧场毕竟不是坏事，所以也就让人看座敬茶，一帮人大家其乐融融地坐着聊起了大天。
说着说着盾之会的其中一员突然表示，说早就听闻益田总监您是个爱刀之人，所以我特意把我家代代祖传的一把名刀“关之孙六”给带来了，想请您老给鉴赏鉴赏，说两句好话，这样一来，以后我在外头也就有的吹了。
益田兼利点点头，伸手接过了递来的刀，拉开刀鞘仔将刀身刀柄刀穗儿都仔仔细细里里外外地看了一遍，然后点点头，说道：“确实是一把传世的宝刀。”
说着，将刀收起，递还了过去。
然而，就在对方接过刀的那一瞬间，发生了一件益田兼利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盾之会的其中两人突然猛步上前，死死地按住了益田总监的胳膊，接着，其余的两个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绳子，将他扎了个五花大绑。
当年已经年近六十的益田兼利自然不是四个青壮年的对手，可由于他怎么着也是行伍出身的缘故，所以从对方动手到被制服的过程，并不如上面那段文字所叙述的那般轻松，而是在经过一阵动静比较大的搏斗之后，益田兼利才因寡不敌众而被擒获。
但与此同时，听到了声响的自卫队部下也赶来救援，第一时间冲进总监室的，是益田兼利身边的八位幕僚，而绑匪见有人来救，也毫不含糊地起身搏斗，由于此时益田总监已经被扣为人质，所以幕僚们不敢贸然开枪，生怕一个被没打准把自家老板给爆了头，故而只好赤手空拳地想凭一双肉掌制服那群盾之会的家伙们。
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没有热武器的情况下，那把名刀关之孙六便成了神器，而那五个书生也顿时成了凶神恶煞的打手，其中一个神似练家子的绑匪抄起宝刀左劈右砍，一连放倒数名幕僚，其余人一看哥们儿来的凶狠，也不敢再往前送死了，只留了一句类似有种你别走老子现在去叫人的狠话，便转身跑走了。
大概过了四五分钟，总监室所在的那栋楼外面便被闻讯赶来的驻地自卫队队员们给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但却并没有强攻的意思——毕竟总监被绑架成了人质。
而绑匪们似乎早就料到了这种情况，就在此时，那位在最开始跟益田兼利对话的献刀人从自己端坐的座位上站起了身子，两手空空地缓步走下楼去，只身一人地来到了几百名自卫队队员的跟前。
“诸君，我有话对你们说。”
“自卫队诸君，虽然我知道在现在这种场合跟你们说话似乎显得有点空洞，但我却还是不得不对你们说，不，与其说是有话想谈，不如说是有事相求，我，今天，在这里，有一件比自己性命更重要的事情想拜托自卫队的诸君们！”
底下开始出现了阵阵骚动，但场面还算平静，因为大家都想知道，眼前的这人，到底想求自己些什么。
“众所周知，现在的日本，已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了，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我们的国家却也陷入了一个精神上无比空虚的田地，所谓的政治，不过是互相算计互相欺骗的玩意儿，这就是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日本人的大和魂，早已烟消云散了！但是，我认为，大和魂虽然已经不见，却还没有完全消失殆尽，至少，在自卫队诸君的身上，还是有着这种灵魂的！作为武士，自卫队诸君有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行动来匡正这个国家的国本！”
尽管这人在上面说得唾沫星子乱发，而且因为没有麦克风，光靠血肉喉舌，说得连声音都要嘶哑了，可下面的那群人却根本不接茬儿，有聪明的已经明白那人想干什么了，于是便大声起哄了起来：“滚下去！滚下去！你个没用的书呆子。”
接着又是一大片的起哄声：“对，对，快滚吧老书虫！”
叫完之后，便是一片肆无忌惮的笑声。
那位演讲者并没有动怒，只是大声喊道：“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完！听我说完！”
他挥动着双臂，浑身都在颤抖，近乎歇斯底里地吼叫着，面部的表情近乎扭曲。
此人的名字叫三岛由纪夫，那一年他45岁。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的公开身份是三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人称日本海明威的著名作家。
三岛由纪夫生于大正十四年（1925）一月十四日，出生地是东京。原名平冈公威。
他爹叫平冈梓，是日本农林省的官员。
说起来这个平冈梓其实也是个相当有趣的人物，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和后来的日本首相岸信介以及人称日本民法泰斗的我妻荣是从高中开始便混在一起的同窗好友。平冈梓大学毕业后本来是可以进入更有前途的大藏省（中央财政机关），但因为在面试的时候年轻不知道说好话，把面试官给得罪了，所以最后进了农林省。
而且在进了农林省之后，这家伙又数次在工作中被大藏省给坑害，主要表现在他每次提交的预算报告都会被对方打折，而且折扣程度相当大，六折七折那还算客气的，通常都是直接拦腰一半。
这种长年累月所积攒下来的仇恨，最终化为了一种动力，在儿子平冈公威长大之后，平冈梓曾经用几乎是偏执极端的态度激励他去考大藏省，为的似乎就是给自己出一口气。就跟屠夫每天都要被警察白拿一块肉然后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当警察是一个心态。
不过平冈公威小时候是在祖父家长大的。他的祖父叫平冈定太郎，是农家出身，因为书读得好，所以当了官，最风光的时候，还当过福岛县知事。
祖母叫夏子，是名门之后，12岁到17岁期间，还在有栖川炽仁亲王的王府里专门学习过王家的礼仪，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大家闺秀。
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平冈公威自幼便接触了能剧，歌舞伎，插花，茶道等日本古典文化，为他今后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但与之相对的，因为长期沉浸于这种华贵的趣味中，再加之祖母对他宠爱有加，导致了平冈公威虽然是个男儿身，可外表却丝毫看不出男孩该有的那一份英武豪气，相反还带有了一丝女生般的娇柔，甚至在有的时候，说话也会说一些女性专用的词汇，这当然是受了祖母夏子的影响。
所以当平冈公威在进入学习院小学之后，因为说话细声软语外加细皮嫩肉，于是很快就得了一个“苍白君”的外号，同时也被几个孩子王列入了“可以随便欺负”的候选人名单里。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
话说在平冈公威小学时代的某一天，班级里一个坏小子趁着下课大家休息的当儿，突然就跳到了凳子上，指着公威的脸，大声说道：“苍白，你的脸那么白，是不是小鸡鸡也一样白啊？”
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身边几个小跟班也一块儿起哄了起来。
当时平冈公威正在看书，听了这话，抬起头，看了一眼带头的那孩子，然后慢慢地合上了书本，又慢慢地站起了身子。
接着，他纵身一跳，直接上了桌子。
再接着，他把自己的裤子一脱。
众所周知，桌子比凳子要高，而那个高度差，基本相当于那个坏小子的脸，正对着平冈公威的裤裆处。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那个站在桌子上的孩子的下半身的某个部位，正对着站在凳子上的那个孩子的脸，而且还凑得特别近。
“你就仔仔细细地好好看个够吧，看看是不是也和老子的脸一样苍白。”
学习院是日本的贵族学校，可以说是日本的伊顿公学。能够进这所小学的，不是王公就是贵族，没有高贵血统的哪怕你家富得跟比尔盖茨似的也根本没资格上，那里的小孩子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基本上都比较讲文明懂礼貌，像那种口出语言秽语的已经是极少数，而如平冈公威敢当众脱裤子直接把污言秽语现实化的，更是绝无仅有。
所以那帮坏小子当场就服输认怂，从此之后，脱裤子平冈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学习院，自然也就没人再敢来欺负这位好汉了。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平冈公威开始正儿八经地玩起了文学。
昭和十二年（1937），12岁的他进入学习院的中等科（中学），并加入了学校的文学部。第二年，平冈公威在《辅仁会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座——《酸模·秋彦的儿时回忆》和《座禅物语》。
所谓的《辅仁会杂志》，其实就是一本学习院自己的校刊，虽说如此，可含金量却一点都不比外面报摊上的那些玩意儿低，许多后来日本文坛的领军人物都在这本期刊上发表过自己的著作，比较有名的就有白桦派的代表志贺直哉。
昭和十四年（1939），发生了两件对平冈公威而言可谓是人生中尤为重大的事情。
第一件是他的祖母平冈夏子去世，享年64岁，14岁的公威便就此离开了祖父家，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由父亲平冈梓亲自照料。
然而，这两人之间很快就爆发了战争。
且说某一天平冈公威正在自己屋子里伏案赶稿，突然房门就被哐当一声地踢开了，只见平冈梓杀气腾腾地飞速冲了进来，用公威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迅猛速度扑向书桌，紧接着又以极为连贯的手法将桌子上的那叠收稿一把抄起，随后，将它们瞬间扯了个粉碎。
一边扯一边嘴里还在骂：“我让你不务正业，我让你不务正业！”
尽管平冈公威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但毕竟眼下的对手是他亲爹，所以脱裤子之类的招数实在不能使出来，再加上平冈梓的动作忒快，以至于公威都都还没能回过神来，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被一双大手化为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事后，平冈梓用极为严厉的口气告诉自己的儿子：“你需要做的，是进大藏省，而不是将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面。”
同时他还表示，今后如果发现公威不思悔改重操旧业，那么见一次他就撕一次稿子。
平冈公威很郁闷，可却也很无奈，迫于压力，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一年，学习院中等科来了一位新的语文教师，他的名字叫清水文雄。
清水文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国学家，在中古文学和中世文学的圈子里特别出名，在他来到学习院之后，很快就通过那本《辅仁会杂志》知道了平冈公威，在深深感到这孩子乃百年一遇的同时，也顿生了奇怪：为何最近的几期上，都不再有他的名字出现了？
当清水文雄知道了公威的苦衷之后，立刻劝说道：“你要是就此放弃，那实在是可惜了那一身的才华。”
平冈公威点点头，表示自己虽然不知道自己才华有多少，但文学这东西，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可问题关键是家中老父尚在，而且这老父相当狡猾，偶尔还会跑学校来，弄两本校刊，看看上面有没有自己的署名文章，一经发现，立刻回家痛骂，实在是太麻烦了。
“那你用笔名不就得了。”在清水文雄眼里，这根本就不算问题，这年头谁知道杂志背后拿笔的是不是一条狗啊，换个名字不就行了？反正稿费又不会少你。
就这样，平冈公威有了自己文学生涯里的第一个马甲——平冈青城。
虽然只要稍微琢磨一下就能知道原主儿是何人，但毕竟是人生第一个，就算起的不那么有技术含量也是很正常的。
借着这个笔名，平冈公威在趁着他爹平冈梓出差公干自己独自在家的当儿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俳句并且发表，并且在清水文雄的牵线搭桥下，师从当时著名的诗人川路柳虹，写下了《山栀》，《凶如》，《写诗的少年》等一系列作品，这些诗词即便是放到今天来看，也很难想象它们居然都是出自一个年仅15岁的初中生之手。
昭和十六年（1941），16岁的平冈公威凭借着出色的文笔，被推选为《辅仁会杂志》的主编，同年，他在清水文雄的指导下开始写起了小说，并且很快就发表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百花怒放的森林》。
署名是三岛由纪夫，这是清水文雄和他一起想出来的笔名，一开始文雄想的是三岛由纪雄，但平冈公威觉得雄字太过于蛮横强硬，所以改成了在日语中发同音的夫字。
大文豪三岛由纪夫就此诞生。
昭和十九年（1944），三岛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从学习院毕业，为此还受到了昭和天皇的亲自接见以及御赐的礼物——银表一块。
这是学习院的传统，因为那地方的学生全都是王亲贵胄，所以只要你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那么奖赏一律都是受天皇接见。
虽说这已然是个惯例，但天皇终究是天皇，不管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对于一个20岁不满的热血青年而言，能够跟他老人家见上一面，那都是足以炫耀一声的莫大殊荣。
三岛由纪夫也是如此，这次接见使他在心中对天皇产生了一种宛如对神憧憬一般的感情，再加上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二战期间，全国上下都在高呼为天皇而圣战，于是一颗狂热的种子，就这么埋在了他的心田。
同年，三岛报考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
然后他爹平冈梓又出现了。
其实平冈梓早就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放弃文学，但因为人家读书成绩真心不错，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可现在一看这小祖宗居然打算把梦想当事业，正儿八经地要考文学系，于是又不淡定了。
按照平冈梓的意思，儿子考东大是没错，但应该进法律系，而不是文学系。
因为法律系出来能当官，并且还能当大藏省的官。
这一年，三岛由纪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大，只不过迫于父亲的压力，他在考试之前把志愿给改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法律系大学生。
关于此事，三岛虽然在最初的时候非常怨念，觉得自己好好的一个文艺青年就这么被亲爹给活生生地毁了前程，不得不成为一个满脑子只有法律条文的死板官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地改变了这种想法，到了后来，甚至还庆幸当初父亲强迫自己选了法律系。
因为在学法律的那几年里，三岛由纪夫的逻辑思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对他今后写小说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当前的事情是：在进入东大之后的当年，三岛由纪夫出版了他生涯中的第一本书——《百花盛开的春天》，虽说是炒之前的冷饭，但仍然意义重大；接着在第二年，正准备大干一场的他，被征了壮丁。
虽说当时的日本在二战战场上已然是输定了，但参谋本部里的某些人却仍然觉得自己的这场圣战尚余胜算，所以毫不顾忌地拿着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在那里垂死挣扎，本来按照惯例，像三岛由纪夫这种东大生，那是属于天之骄子，拉去战场等于是在挖国家未来的墙角，可现如今由于兵源紧张，即便是大学生，也都得上战场。
另一方面，在得知自己光荣入伍的消息之后，三岛由纪夫则显得相当兴奋，长年以来他要报效祖国效忠天皇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昭和二十年（1945）二月，三岛被分配到了位于群马县的飞机厂里当修配工人。尽管这活儿看起来挺安全，在大后方，但实际上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会儿美军早已经开始对日本的本土实行空袭轰炸了，这个飞机厂是美国人关照的重点对象，早在三岛入伍之前就挨了数次炸弹，伤亡惨重，要论危险系数，绝不亚于战斗激烈的南方阵线。
然而三岛由纪夫却毫不在意，他高高兴兴地打好了行囊，甚至还写了一封遗书，然后来到兵营报道，准备精忠报国死而后已。
可结果在入营当天的例行身体检查中，三岛由纪夫被查出患有胸膜炎，这种毛病按照规矩是不能当兵的，所以当天他就被送回了老家。
半年多后，三岛才知道这是一次误诊，但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应该讲，这是好事，毕竟那个飞机厂三天两头被轰炸，就凭三岛由纪夫那小体格，估计用不了几天可能就被炸死了。
现在居然天降误诊，阴差阳错地被送回家留了一条性命，真是没什么比那个更加幸运的了。
通常我们都会这么觉得。
但偏偏三岛由纪夫不这么看，他觉得自己是个逃兵，虽然责任不在自己，但却依然深深地自责着，到了后来，这种自责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那就是三岛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人，因为自己逃避了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
这话说出来一般会给人一种因为三岛没参战所以日本战败了的感觉。
虽然三岛由纪夫或许未必真这么觉得，但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显得非常无精打采，写文章也尽透着一股消极的风格。
昭和二十二年（1947），三岛由纪夫从东大毕业，并且通过了日本高等文官考试，进入了大藏省当公务员，总算是了却了他爹平冈梓的一桩心愿。
但第二年他就辞职了，理由是朝九晚五地上班妨碍了自己写作。
尽管平冈梓一如既往地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但正所谓儿大不由爷，平冈家父子之间的斗争，这一次终于迎来了儿子的全面胜利，平冈梓不得不屈服，同意三岛由纪夫辞职，但作为交换条件，三岛做出了承诺，表示自己一定会成为一流的作家。
昭和二十五年（1950），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的渴望》，第二年，三岛作为朝日新闻特别通讯员，坐船环游了世界一周，这次环球旅行意义重大，使得三岛由纪夫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让他决定改变自己，用他的话来讲，叫做自我改造。
自我改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肉体改造，另一部分是文体改造。
两样都行都是字面意思，前者是锻炼身体，后者是升华文字。
早年的三岛是个相当讨厌体力活的人，这和他童年的经历有过，之前我们已经提过了。
但自打环游世界之后，这个细皮嫩肉说话也柔声细语的书生男开始练起了剑道和拳击。与此同时，在那些年里，他的文风也开始转向，较之从前变得更加具有现实色彩，所写的小说几乎都是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或是当时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中取材。
昭和三十一年（1956），代表着三岛由纪夫创作生涯中最高成就的作品《金阁寺》出版，一经上市，便引来各界的叫好不绝，一时间全日本人人争购，以至于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
所谓金阁寺，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所造的一座寺庙，因为其舍利堂的墙上贴满金箔，从远处看金光闪闪，所以得了此名。
而三岛由纪夫的那本书，则取材于一件发生在那座寺里的真实故事。
话说在昭和二十五年（1950）七月二日清晨，位于京都的金阁寺突然就燃起了熊熊烈火，当时又正值夏天，高温干燥还带强风，所以火势越少越大，虽然消防队紧急赶到，但寺里包括金阁在内46坪面积的建筑被烧毁，其中，被誉为国宝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木像，以及各种观音菩萨如来佛等珍贵佛像都被付之一炬，损失极为惨重。
换在中国的话，等于是有人哪天吃饱了饭没事儿干放了一把火把少林寺给烧了。
所以当时的日本民众纷纷要求警察局火速破案揪出真凶，还世间一个和平。
警察顿感压力很大，纷纷全力以赴地跑去查案，在经过彻夜摸排之后，基本确定了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在金阁寺里做小和尚的林承贤。
林承贤当年21岁，在大谷大学读中文专业。
他做的和尚算是兼职，要等毕业以后才能成为专业僧侣。
林承贤，昭和四年（1929）出生在京都的舞鹤地区，从小口吃，故而特别不受人待见，乡里的小伙伴总喜欢学他说话。进了小学之后虽说成绩很好，总是名列前茅，可要好的朋友却几乎没有，每次放学都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家。
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离世，在死前，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儿子进了金阁寺做沙弥，因为那地方有钱，做和尚的话至少能保个小康。于是林承贤就这么一边敲钟念经一边读书，一直考上了大学。
在此期间，他和自己母亲的关系处的特别差，曾经公开表示，但凡家里来了亲戚，自己都会带他们来寺里参观，可要是老娘来了，他连山都不打算下。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林承贤也越来越觉得口吃的毛病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不便。
这是很显然的，他干的是和尚，靠嘴吃饭的活儿，每每别人家要做法事，和师兄弟们下山念经，人家一段经文都念完了，这哥们儿还结结巴巴地在南南南南南无阿弥陀陀陀陀佛的，时间一长谁还敢请他去？
而师兄弟们也不止一次地当众呵责他，让他好好说话。
寺院里的种种不顺，也影响到了林同学的大学生活，他大一的时候考试尚且能在全年级70人里混个33名，可到了大二就直接成了吊车尾，至于大三，他干脆连读书都不怎么去了，整日里躲在寺里，什么也不做，望着那座金灿灿的金阁，一看就是半天。
“在这个金阁寺里，我是显得多么的丑陋啊。”
他这么对自己说道。
因为混得太差，所以让林承贤产生了一种厌恶一切以及要报复一切的心态，他偏执地认为在这座寺院里，人人都视他如垃圾，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所以他要报复。
作案当天，林承贤带着火柴和汽油进入金阁，原本是想和这座金楼同归于尽来着的，可当他看着那直往上窜的火苗时，心生怕意，不由地逃了出去，直奔寺庙边上的山林，打算在那里自我了结。
但即便是这厮又喝安眠药又割腕的，却也没能死成，最终还是被前来搜山的警察发现，并当场擒获。
“就算是现在，我也无法明白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不过对于这次放火，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因为金阁寺的美丽，所以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访客，望着这些人，望着金阁寺，我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厌恶和反感，对于金阁寺，我觉得是相当丑陋的，但同时，却又对其深感嫉妒而不能自拔，这或许是因为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太为恶劣所造成的吧，或许，也是因为我因口吃而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所致，总之，我不想看到这一切。”
被捕之后，林承贤如此说道。
当警方找到他母亲，希望她去见一见自己的儿子时，却被林承贤给拒绝了，而他的母亲对自己儿子所犯下的罪行只有一句话：“他是国贼。”
之后，便跳河自尽了。
知道母亲死讯后的第二天，林承贤在拘留所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生也好，死也好，生死又能如何？又有什么意义？我现在写着的这个玩意儿，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每天吃三顿饭，吃了睡，睡醒了又吃，哭哭笑笑喜怒哀乐的，每天都在重复，可那又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边说着没有意义可一边又在做没意义的事情，果然是在自欺欺人，哈哈哈，我敢说，这世界就是没有意义的，一年四季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玩意儿？”
他疯了，确实是疯了，入狱之后被查出了精神分裂。
有精神疾病，但因此案事关重大，所以林承贤还是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快要出狱的时候，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三个月后医治无效死亡，年仅26岁。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金阁寺的执事长叫江上泰山，是林承贤的师弟，两个人当年交情还算不浅，对于师兄所做的一切，江上师傅并没有做过多的言语，只是淡淡地表示，师兄其实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只是因为对于是非对错过于偏执，从而内心产生了迷茫，失去了自我，却又没能及时回头，最终将修行半途而废，这才酿成了悲剧。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内容和真实的案件几乎无差，书里的主人公叫沟口养贤，也是一个又丑陋又结巴的小和尚，但又崇尚极致的美，导致内心扭曲与幻灭，沉溺在自我的幻想之中，将自己想像成历史上的暴君，拥有绝对的权势和钢铁般意志。他在小时候听父亲对金阁的描述就对它非常的向往，父亲死前送他去金阁寺修行，对金阁寺的爱与恨与日俱增。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沟口陷入深深的不安与悲哀。三岛描写着沟口当时内心的独白：“这美丽的东西不久即成灰烬，那么，真实的金阁寺便和我幻想中的金阁一模一样了。”最后终于无法承受金阁的美，为摆脱美的观念的羁绊，纵火焚烧金阁寺。沟口焚毁金阁后逃离现场，掏出口袋里的小刀和安眠药，扔到谷底。他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想：“还是活下去吧！”这是一部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唯美的作品，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买了看。
其实自从三岛由纪夫环游世界期间，他就深深地被西方尤其是希腊的美学精神所吸引，并且从那以后就一直用文字来寻找探索属于自己的美。
只不过在那部《金阁寺》里，除了那淋漓尽致的美之外，还包含了更深的一层意思。
主人公沟口养贤，虽然原型是那位纵火犯林承贤，但实际上，却是三岛由纪夫自己。
因为三岛本人就是一位外貌孱弱却又极度崇尚唯美的人，这一点，他自己本人也数度坦承过。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么金阁寺又代表着什么咧？
答案是金阁寺代表的是日本。
沟口养贤所在的那个时代，正好是日本战败，被美国接管的时候，在三岛由纪夫看来，美国人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对日本传统美学的否定甚至是蹂躏，在《金阁寺》里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一个美国兵带着一个日本情妇参观金阁寺，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理由，两人发生了争吵，接着，那个美国人对他的情妇大打出手，最终把已有身孕的对方打成流产。
在这段故事的潜台词里，金阁寺就是日本，美国兵自然还是美国兵，而那位日本情妇，则象征着被美国人所欺压的日本民众，至于那个尚未出生就已经夭折的孩子，则是日本的精神，日本的未来。
三岛由纪夫认为，唯美的日本在美国人的铁蹄之下，已经开始逐渐丧失了自己原有的那一份美丽，变得面目丑陋引人憎恨，长期以往下去，势必连未来都将丧失，那么到时候即便日本尚存，可日本精神已死，同样是如同亡国一般的。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日本恢复到从前的模样，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恢复到二战那会儿的军国主义时代，因为在三岛由纪夫的心目里，那时候的日本是最美的，上下无不透露着武士道的气息。
三岛由纪夫要像沟口养贤火烧金阁寺那样，用熊熊的革命烈火来改变这个国家，如果失败，那么他也会像沟口那样自尽。
只不过当时没有人能想到金阁寺背后居然还有这等深意，大家只是沉浸在享受这种文字所带来的畅快之中。
昭和三十二年（1957），因《金阁寺》，三岛由纪夫获得了年度的读卖文学赏大奖。
之后的十余年里，在继续为文学事业而努力拼搏的同时，三岛开始频繁参与起了各种政治活动，他甚至还一度加入过自卫队，世人只以为这家伙纯粹是为了写军旅小说而体验生活，但在昭和四十三年（1968）的时候，三岛由纪夫组建起了一个叫“盾之会”的组织。
后世给这个组织的官方定性是“左翼军事组织”，三岛由纪夫本人则称之为“民兵”。
盾之会的名字取自于《万叶集》中一首“即日起，吾将义无反顾作君之盾”的和歌，总人数拟定为100人，每10人为一个班，发制服，军帽，军靴，这些穿戴上还有三岛由纪夫亲自设计的徽章，此外，在加入盾之会后，还会定期组织去自卫队驻地参加军训，无故缺席者一律处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三岛由纪夫年纪一把却还要以大叔之身跑自卫队凑热闹过干瘾了。
他是纯属有备而来。
昭和四十四年（1969）十二月，盾之会总人数扩大到了88人，主要都是当时日本名门大学比如早稻田，明治等学校的学生，总长三岛由纪夫自觉时机已经成熟，便从中挑选出了13名精锐骨干，又组成了一个核心组织——宪法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的主要目的是呼吁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最主要的是修改第九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他们认为，现在的日本，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裕，可这完全都是狗屁，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必须要做政治上的巨人，经济上稍微矮一点也无妨，而日本想要在政治上强大，则首先得有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可现如今别说是战无不胜了，就连军队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半点名分的自卫队，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日本想要重新恢复军国主义时代的雄风，那首先就得把自卫队的名给正过来，再度变成军队。
自然，这就得修改宪法了。
只是这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不归这帮读书人管，故而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一直致力于拜访各路政治家，希望通过他们之手，把这丧权辱国的宪法给修了。
好在政治家毕竟不是书呆子，大家好歹还能弄明白世界形势，所以三岛他们奔走了大半年，连鸟他们一下的人都没有。
文的不行来武的，面对失败，三岛由纪夫果断决定，实行兵变。
具体做法是煽动自卫队造反，然后攻入国会，宣布进入军事管制时期，强行修宪。
于是这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只不过，自卫队的人并不买他的账，在讲演被数度打断之后，三岛由纪夫也终于失去了原先的风度和耐性，开始着急了起来：“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日本！为了把没有骨气的日本从这屈辱的宪法中解救出来！”
下面立刻就有人高声叫道：“为了这个，你就要伤害我们的同僚，绑架我们的总监吗！”
“这全都是为了日本！”三岛始终重复着这句话，“难道，诸君之中，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加入我们的吗！一个都没有吗！”
说完这话，他特意停顿了一下，为的是等待愿意加入自己的人自告奋勇跳起来高喊一声“我！”
但是很可惜，除了嘘声，还是嘘声。
“一个人也没有？好！好极了！你们和我一样，身为武士，却连自己的使命……”
这话还没说完，便被打断：“你丫的这样也算武士？这样也算武士？”
三岛由纪夫终于开始气急败坏了起来：“好，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根本就无意修改宪法，非但无意，你们还觉得这宪法是正确的，很好，我对你们自卫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在此，就让我喊三声天皇万岁好了。”
“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
喊完之后，他回到了总监室，向同伴们宣布行动失败。
大家都绝望了，绝望之余，三岛由纪夫表示，自己要切腹自尽。
说着，他缓缓地脱去了上衣，然后指了指身边的盾之会二号人物森田必胜：“你来介错。”
森田必胜接过了那把关之孙六，站到了三岛的身后。
切腹在开始的时候进行得非常顺利，三岛由纪夫将短刀猛地刺入了自己的腹部，然后利索地横拉开了一个口子，接着，介错森田必胜用尽全力，将手上的刀照着三岛的脖子砍了下去。
就听得“哎呀”一声的惨叫，原本盘腿坐着的三岛扑街倒地，鲜血喷了一地，但脑袋却还在肩膀上。
森田必胜没砍好，砍骨头上了。
于是只得再把三岛给拉起来，重新砍一刀。
遗憾的是那刀又砍差了，仍然砍在骨头上，而且因为森田用力过度，以至于刀身都被砍弯了，可三岛依然没有人头落地。
只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是痛苦万分，甚至打算咬舌自尽，事后经法医鉴定发现，三岛由纪夫除了身上的刀伤之外，嘴里的舌头都已经被嚼断了。
最终，在文章开头那位砍倒数位自卫队幕僚的练家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从森田必胜手里夺过了刀子，切断了三岛由纪夫的喉咙，这才算介错完成。
此人名叫古贺浩靖，是个居合切的达人。
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切腹事件，至少截止到今天，都不曾有人在那之后玩过切腹这一高难度高痛苦的自杀行径。
虽然那位森田必胜后来也通过切腹追随三岛由纪夫而去，但因为考虑到名气地位社会影响等其他因素，我们一般还是认为三岛是日本历史上最后的切腹者。（截止到现在）
话说在三岛由纪夫死后，全日本都被轰动了这是自然的，其中最为自责的是他的至交，同样也是大文豪的川端康成。因为在昭和四十三年（1968）的时候，三岛和川端同时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最终胜出的却是川端，当结果发布之后，三岛由纪夫心情非常低落，独自一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狂飙了整整一个下午。所以川端一直耿耿于怀地觉得是因为自己评上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三岛落选了的缘故才使得对方如此想不开的，以至于后来不久川端康成自己也含着煤气管自杀，据说个中原因正是在此。
不过要是让我来说的话，个人倒是觉得三岛由纪夫之死，主要是因为他无法理解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一辈子都活在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他做事做人，永远都是按照自己的规矩来办，从来都不曾想过其他的人或是事物。
有一个例子就多少能说明问题，话说曾经有一个记者在采访三岛的时候问道，说大师您身高多少，三岛由纪夫身高是1米63，尽管今天看来确实有点矮，但在当时却是标准的日本平均身高，所以就算照实了说也绝不丢人，可三岛由纪夫想都没想，张嘴就来了一句：“我身高1米73。”
那位记者非常尴尬，脸色当场就变了，不为别的，因为哥们儿正巧就是1米73，望着眼前比自己短一大截的三岛由纪夫，他非常无语地表示，大师您是不是记错了，在下就是1米73……
而三岛由纪夫在抬头看了看那位比自己高一截的记者之后，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也是1米73。”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性情中人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度自我的行为。他根本无所谓其他人怎么想怎么看，只求将自己的感情想法表达出来，我敢说哪怕那位记者只有1米70，他三岛由纪夫照样能大言不惭地来一句老子1米73。
这种人就应该让他活在二次元，整天埋在文稿纸堆里天马行空，真要让他跑到现实社会里干实事那绝对能掉链子。
就像他上自卫队煽动造反那样，我敢肯定他绝对没有考虑到自己会失败，即便考虑到了，也绝对没有想过失败之后该怎么办。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家都该跟自己一个想法，都该响应自己的号召，拿起武器，重新打造一个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
不，用响应似乎不太确切，应该用听从才比较恰当吧。
结果自卫队的人根本就不鸟他，相反还恶言相对讥讽不已，这种意料之外的情况直接造成了三岛由纪夫的心理崩溃，完全没有任何应对方针的他一下子无所适从，只有选择自杀。
这就跟高考失败顿感未来丧尽的大学生跳楼是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上自卫队的那件事儿，那么三岛由纪夫作为文学家而言他的一生估计是近乎完美的，至少不会像现在那样褒贬不一。
其实仔细想想，三岛由纪夫人生中最后的那件事儿，是注定没可能成功的。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当时三岛在上面清口讲演，喷得口干舌燥，底下突然就发出了一声怒吼，不是反驳他的言论也不是骂人的话，而是非常干脆利落的五个字：“我们要吃饭！”
因为当时正好是午餐时间，大家本来都在食堂排队领便当了，结果三岛由纪夫跑来这么一闹，到手的午饭就这么吃不着了。
这个呼声很快就得到了在场的绝大多数自卫队队员的声援，一时间大家纷纷表达了民以食为天的感情，类似的呼声此起彼伏。
三岛由纪夫很奇怪：国家都在生死存亡关头了，你们怎么还想着吃饭？
自卫队队员们也很奇怪：玛丽隔壁的连饭都吃不上了，还管他狗屁家国天下啊？
只能说，这家伙跟我们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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