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次经历

    当时的家庭教师，不像现在普通人家请的补习老师，而是有钱人或者当地贵族才请得起的私人教师。这些富有的家庭，由于交通闭塞的原因。不能送自己年幼的孩子远行，就迫切需要将家庭教师请到自己的府邸，和孩子们一起生活，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差不多相当于中学里八年级的课程。被请的家庭教师多半是毕业离校的大学生，而这些刚离校的大学生，大都家境贫寒，有的会担任家庭教师达数年之久。按照当时世家的习惯，家庭教师除了教授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最基本的各个学科的知识，还要教授孩子们跳舞、骑马、击剑，以及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这类象征教养和地位的语言。家庭教师大多住在主人的家里，每天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安排他们的学习课程，随同主人一家出席各种上流社会的聚会及社交活动，有的甚至陪伴着学生在大学里上课。

    从1747年到1755年，康德先后在3户人家做过家庭教师。当然，他始终注意不能离哥尼斯堡城太远，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更不愿意离开那里良好的文化氛围。

    康德第一次做家庭教师，是在一个叫尤得申的地方，他的学生是一位新教牧师的3个年幼的儿子。也许是第一次教，没什么经验，而且教的时间也不长，这一次的经历没有什么故事好说。

    第二次当家庭教师是在一个更偏僻的地方，教的是大地主许尔森的两个儿子。这一次的经历留给了康德很美好的回忆。两个男孩，一个叫恩斯特·路德维希，年约10岁，另一个叫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才6岁。康德在许尔森家住了很久，和他们一家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直到他不再担任家庭教师后的很长岁月里，他们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许尔森父子对康德充满了无限的敬爱，他们把康德视为家庭里一位有趣而博学的人。尤其是小路德维希。也就是小格奥尔格，他天生聪明，并且志向远大，康德常常勉励他，如果能勤勉读书，日后定能进大学，并且有所成就。果然，小格奥尔格为他的老师争得荣光，进了大学，成为家族中惟一的大学生，后来还按照普鲁士贵族世袭的职业，做了一名军官。在菲德烈三世时，他还曾解放了家里的农奴，并受到威廉大帝的嘉奖，擢升为伯爵。这当中自然有着康德对其实施的启蒙教育的影响。

    第三次当家庭教师的时间最短。这一次是在劳登堡的约翰·格布哈德·凯泽林伯爵家里。这一次最值得纪念的不是所教授的学生，而是学生的母亲——凯泽林伯爵夫人，她名叫卡洛林·夏洛特·阿玛丽。这位年轻的伯爵夫人比康德小5岁，是一位高雅而富有学问的贵夫人。她早已对研究哲学充满兴趣，曾在25岁时将一本哲学著述译成法文。她对艺术也有独到的见解，修养很高，她还是柏林的皇家艺术学院的成员，是她绘制了康德最早的肖像画。

    和这样一位高雅而富有见识的夫人交往，令康德的家庭教师生活过得很愉快。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教授孩子们知识之外，康德还可以同夫人谈论学术和艺术，再加上寂静的乡居环境，更触发了他的勤奋和才思。这一时期。康德开始把精力从家庭教师转移到自己的独立研究上来，在他早已确立的研究框架上。他风驰电掣般地写作并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著作。

    二、自然科学著作

    康德的第一部论著已经引起外界的关注，但是就在大家准备将目光投向这位未来的学术新星时，他突然沉寂了。在康德做家庭教师的时期，他幽居在偏僻的乡野，过着沉静的乡村生活，直到1754年，才结束了自己为期数年的默默积累。几篇非常有价值的论文轰然而出，令他人始料不及。

    1754年6月、8月至9月，康德在哥尼斯堡日报论坛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顿时使他至少在哥尼斯堡的学界名声大振。其中，第一篇是应柏林科学院悬赏征文而作的，题为《论地球于自转时是否有所变化》。在这篇论文里，康德得出了地球的自转由于受海洋潮汐的摩擦而减慢的结论。第二篇论著是《根据物理的推论地球是否会衰老》。地球在不断地衰老，哲学家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一切的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然后走向死亡。在这篇文章中，康德把地球的年龄同人类的本质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地球处于中年期，而人类也已经达到一半的完善性。康德将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进行了比较，指明了宇宙同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各自遵循的法则。这两篇论文后来都成为1755年康德发表的第一部有名的著作的序曲。那本著作就是接下来会讲到的《天体论》。

    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现葡萄牙首都）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地震，大诗人歌德与大作家伏尔泰都曾撰文描写过那场灾难。而康德在《根据物理的推论地球是否会衰老》一书中则说，地球内部“蕴藏着火”，含有无限可怕的危机，好像预知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当时的人们对地震发生的原因并不清楚，大多数还相信这是“上帝的惩罚”。康德对里斯本地震作了科学的研究。并于1756年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来向人们解释地震的真相和原因，如《去年年底西欧诸国所蒙无妄之灾（即地震）的原因》《近来最大地震的再三观察》。这些文章让人们了解到地震是自然的现象，否认了地震是神灵决议的结果，此外，康德还号召人们做些爱护人类的事，告诉人们如何防御大灾难及阻止那些自己制造的灾难，例如战争。

    三、《天体论》

    1755年的复活节，一本题为《普通自然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全部宇宙的现状及其机械论起源》的匿名作品在书市上面世。它就是康德的《天体论》。

    在这本著名的自然科学著作中，康德提出了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上至今仍具有不可动摇的效用的理论。文中根据牛顿的理论，从物体的一般机械运动法则推论自然界的起源、天体之构造和天体运动的原因。康德把世界产生的奥秘解释为一种机械论的过程，指出它在简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具备时，就肯定会发生。他认为，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原初物质微粒和原子处于一片混沌中，各种密度的原子质料，在两种机械力__吸引力和排斥力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团块，最终形成星辰。康德还在文中指出了太阳系是怎样在简单的机械原因作用下，由太初物质微粒的混沌中形成的。

    康德在这本著作中的理论后来被英国天文学家赫舍尔（1738—1822）的观测所证实。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对康德的理论做了修正，并用实验对其进行了证实，因而这个理论在自然科学史上也被称作“康德—拉普拉斯理论”。

    我们的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发表的第一部大部头的著作竟然是关于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的著作。这不得不让我们回想起哲学家在小时候所受的启蒙教育，那位温和的母亲带着他去看星空，跟他讲天文知识；还有大学里教授数学和物理学的克努岑老师，是他领着康德走进了牛顿的世界，走进了数学和天文学的世界。也许正如康德自己所说，在晴朗的夜里凝视繁星密布的天穹，它给人带来的那种愉悦，惟有高贵的心灵才能感受。

    四、获得教职

    1755年，为了在哥尼斯堡取得在大学讲课的资格，康德最终放弃了家庭教师的工作。从读大学起，康德就选定了自己今后要从事的职业。那就是大学教授。但要实现这个理想，却是长路漫漫。

    首先，康德必须取得硕士学位，这样才能走上讲台，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因为硕士只能当编外讲师，还不是大学教授。编外讲师是按照听课的学生人数来获得自己的俸禄的，没有固定的收入，这意味着没有学生也就没有收入。编外讲师是大学编制以外的老师，而大学教授才是大学真正聘用的老师。在当时，大学聘用的教授是按照学科来定的，而且是终身制。也就是说，如果哪一个人想要当上某个专业的教授，他必须等待这个教授的职位空缺出来。而等待教授职位的空缺只有等到这个教授退休或者去世才行。想要当上教授，不仅仅要成为一位著作家，而且还需要很好的耐心和不错的运气。不管怎么样，康德已经开始了向大学教授这一职位迈进的路程。

    这一年的4月17日，康德向哲学系递交了一篇拉丁文论文《论火》，作为他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我们知道1746年秋天，康德就离开了大学，只留下了那篇用德语写作的《论活力》的文章作为大学结业的论文。他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当时的学位授予并不像现在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只要在大学里待上几年，完成所要求的课程，就可以获得毕业文凭和学位证书。要获得学位必须呈递论文，而且要以拉丁文写作，除此之外还要用拉丁文进行论文答辩。7月12日，康御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但他还不能获得讲师资格，他还必须通过一个允许任教的论文评论会。同年9月，康德提交了另一篇论文《形而上学认识的第一原理之新解释》，并参加了这篇拉丁文论文的评论会。不久，他又举行了一次公开的讲演，只有在这之后，他才能获得正式的编外讲师的资格。

    康德的演讲是在哥尼斯堡新城的一个名叫基普克的教授家中进行的，因为那里有一间宽敞的教室，当天，教室的前面和阶梯上都站满了听讲的人。据这些人回忆，当时康德硕士颇有些紧张，而且略显惶恐，不知所措，看上去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场面。他的声音很低，语速也有些局促。刚开始还常常出错又自己更正。但是，几分钟后，康德的态度就稳定了下来，从容不迫地继续讲演，不仅议论透彻，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般的听众都对他的知识渊博和讲演才能佩服不已。就这样，康德取得了编外讲师的资格，开始了他的大学授课生涯。

    五、大学授课

    这位编外讲师第一个学期讲授3门科目：逻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因为在此之前，康德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著作家，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所以来注册选听他课程的学生还比较多。第二学期他又加授了自然地理学，康德算是第一批开设此课程的讲师之一，这也是他生平最喜欢的科目，因为在他看来，地理学是能启发人类理解力的最好学科，所以他一直教授这门课程直到晚年。

    后来，康德教授的课程科目越来越多，包括数学、自然科学、人类学、自然地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哲学、自然神学甚至自然法学，有时还有哲学百科、教育学等。

    这位勤勉而收入微薄的硕士。尽职尽责地做着一名教师应做的和所能做的一切。他的课程安排总是满满的，看看这个课程表吧：上午8点至9点为逻辑学，9点至10点为机械学，10点至11点为理论物理学，11点至12点为形而上学，下午2点至3点为自然物理学，3点至4点为数学、平面几何和三角学。除了规定的课程时间，在每周三和周六的剩余时间，他还纯粹尽义务地承担起帮助学生复习、解答一切疑难问题的工作。在他供职期间，他每周的授课时间平均在16小时以上，多的时候竟然达到26小时。讲授这么多课程，康德并不是为了赚取报酬，而是尽一位教师的本分。据众人一致的说法，他是一个最守时间、尽心教学的模范老师，除了学校的正式假期之外，他没有一次因著述忙碌或者其他原因而缺课。

    如此多的科目，如此精力充沛地授课，不得不说康德是深受着自己的老师克努岑的影响，想当年，克努岑老师也是给他们开了几乎所有的课程。除了继承了老师的职业道德，康德的教授法也与老师的如出一辙。他强调学生不要一味地模仿，要自己独立思考，自己研究。他重视启发学生的理智，然后逐渐培养他们的理解力，最后才引导他们完成自己的学问。他的教学法是启发式的，而不是灌输式的，他认为教科书只不过是“推动机”，对于教科书上所主张的既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除了教科书，康德还常常自己准备一本特别的簿子，里面都是他的笔记和讲稿，为的是尽可能地将各种术语和概念都解释得通俗易懂，让一般的学生、那些心不在焉的学生都能够对他所教授的课程感兴趣。哪怕是获得一点点的知识。

    据他的学生回忆，康德渊博的学问，常常使得他逸出所讲课题之外，但是又让大家听得兴趣盎然。他的语言典雅，表达优美，从来不危言耸听，也不哗众取宠。这位博学而又能深入浅出的教师总是神态温和，面对向他询问难题的学生，他总是乐于详细解说，就像无事闲聊一般。

    这样的教师自然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德国文学批评家赫尔德曾经亲耳聆听康德讲课达三十余年，在他的一封信中，曾谈到当年听课的感受：“我能结识一位大哲学家做我的老师，这是我一生荣幸无比的事，他青年时代那一种很愉快的情绪，我想即使到晚年也仍然不变。他那宽阔的为自由思想所构成的广额。是一个永远难以磨灭的欢乐之府。泉涌般的语言，从唇际流出，时常搀和些诙谐喜悦的词句。他的训诫的讲演俨如平辈间聚谈一样，他竭诚探讨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伽登、克鲁西乌思和休谟诸家学说，寻求开普勒、牛顿两位物理学家的自然法则，并研究当时卢梭的著作《爱弥尔》与《新爱洛丽丝》，以及注意每一个他所了解的科学的新学说……他提到这些人名字的惟一目的全在于唤起听众对真理的向往，对人类幸福的崇高激情，对伟大而美好事物的渴望……对毫无研究价值的事物，他绝不留意。阴谋党派和利害观念，爱慕虚名，在他看来对于真理的阐明和推演是丝毫无关的。他只是激励敦促学生‘自己思想’。他的个性中不知何为压制主义。这位令我平生怀念敬仰的人，便是伊曼努尔·康德。他的形象总是令人愉快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除了哲学方面的课程，这里还不得不特别提到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是康德最喜爱的一门课程，但是如何将这门课程讲好呢？这对于一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也不愿意离开自己家乡的教师来说。还确实是个问题。在当时，这门课程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没有综合性的著作，康德又无法用实地旅行获得的经验观感来补充授课，余下的就只有靠自己精彩的讲解来弥补。极强的记忆力和生动的想像力帮助了康德。他对一切细枝末节的留心和从这些细节引发出去的想像，使得他可以非常生动地、近乎再现地描绘出异邦的景象。作为一名教授地理学的老师，康德虽足不出户，却仿佛游历过全球，远涉重洋，跨越荒漠，攀登高山。

    “我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吸取知识，查阅了各种资料，浏览了对一些国家的最可靠的描写。”依靠丰富的想像力，康德可以在他的听众眼前展现一幅陌生世界的画面，而且让人觉察不到丝毫的缺陷与破绽。据说，有一次，一位来自伦敦的英国人，在康德的课堂上听了他对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桥的描述，不禁认为康德是一位在伦敦生活过好几年的建筑家。

    除了对地球上各个地区的表面状况、植物群和动物群进行描述外，康德还有着对四大陆地上的各个民族的生活的丰富想像。他认为西伯利亚有世界上最能喝酒的民族，那里的冬天大雪弥漫，人们走路都在脚上绑两块长木板，他们不仅吸烟，而且吃烟。康德还相信在中国台湾、加里曼丹和奥伦堡的密林中住着一些长“猴子式小尾巴”的人。

    丰富的想像力帮助了康德描绘各地的风情和状况，也使得他在大量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地理资料中自得其乐。后来，彼得堡科学院在选举康德为其院士时，首先考虑的恰恰就是他的地理著作成果。

    六、优雅硕士

    在大学里授课的康德将自己的课程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但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一个书呆子。除了上课和写作，康德还喜欢和各阶层有修养的人士来往。还记得那位高雅的凯泽林伯爵夫人吗？是她让康德更加熟悉了高雅的生活方式和社交礼仪。康德也因为习惯了与上层社会来往，所以非常讲究自己的服饰，虽不华贵，但总透着一种儒雅的气质。

    他常告诫学生们，应该选择适当的服装，人也应该和自己的着装相符。穿着适当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体面，而且是对主人的尊重。他自己有一套行头：一顶小三角帽，敷着金粉的小假发，黑色领带，一件有颈项装饰有袖口的衬衣，丝料衬里和黑褐黄三色混合的衣料所做的外套，同样颜色的背心和裤子，灰色的丝袜，银钮扣的皮鞋，腰间佩剑（这是当时社交的时髦），后来还有一根手杖。这套行头很符合当时的潮流，外衣、背心、裤子都有金线镶边，钮扣也是金制的或丝织的。虽然也追随风尚，但我们的康德讲师还是很节俭的，他平日也就这一套好衣服，有时在教室里上课，他穿的还是那些虽旧却很干净的外衣。

    康德体形瘦小，据说身高不足157厘米，显得非常孱弱。他的右肩胛骨有点向后斜，以至于使他看上去有些驼背。他的躯体撑不起来，身材显得特别矮小，而头相形之下就显得很大。可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瘦小、略有些残疾的硕士，却在社交场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知识渊博，谈吐优雅，活跃而和蔼；他总是彬彬有礼。说话诙谐而且很有分寸，表情庄重而爽直，和他交谈让人非常愉快；他总是能够将抽象的思想，说得娓娓动听，将他自己所主张的每种意识都表达得清晰而有力，满口都是诙谐的语调。他对夫人们很少谈论高深的哲学，而善于同她们谈论烹调艺术。他有时会略带讽刺地对夫人们说：“你们用表和用书一样，只是把它们佩戴着，表示有这样东西，至于它停了，或者时刻不准，那就不管了。”他的戏谑并没有伤害到夫人们，相反他的幽默却受到夫人们的青睐。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优雅的康德硕士”。

    这样一位“优雅硕士”，在社交场上深受妇女们的欢迎，但还是一辈子独身。对于哲学家来说，独身并不稀奇。柏拉图、笛卡尔、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休谟都没有结婚。有人说，康德不结婚，是由于他内心对母亲的崇拜，这导致了他对其他女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康德本人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无力供养她；而当我能够供养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使我感到对她的需要了。”我们知道，康德一生节俭，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很清贫的。这使得他慎重地考虑婚姻，并最终选择了独身。

    但是对女人和男人的看法，我们的哲学家还是很公允的。康德说道，夜晚是崇高的，白天是优美的。崇高的东西让我们激动，优美的东西使我们爱慕。崇高的东西永远应该是宏大的，而优美的东西则可能是微小的。女人的智慧是优美，男人的智慧则是崇高。女人不懂得什么是“应当”和责任，她们做某事全凭自己的爱好，她们不受规则的约束。但是上帝给了女人善良和同情心，赋予她们通情达理的细腻感情，男人不能要求女人做出牺牲和自我节制。

    对于婚姻，康德的看法也是很健康的。他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互补，婚姻使得男女结合成为一个道德的个体，这个个体具有男人的理智和女人的情趣。结婚初始，双方都能感受到温柔体贴，但随着日常的家庭生活，这种感情就会逐渐消退，而转化为一种友谊，依赖一种亲情维系。针对这样的婚姻中会面临的真实，康德告诫男人们和女人们，要懂得在结婚之初，用高明的技巧保持最初的那种情感，不要让它被冷漠无情和寂寞无聊所扼杀。结合却貌合神离，结合却彼此不能平等相处，在康德看来都是不好的。婚姻是一种道德，每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用自己的真心付出来维系它。

    除了和上层社会交往，康德还喜欢结交各个阶层的人。他不喜欢那些妄自尊大的学者，也很讨厌深居简出的人。他常说，亲密的朋友不应当从“专门学者”中去选择，因为他厌恶在大学里有着特殊地位的朋友。

    谈到友谊，康德常有一句谐语，那就是他从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前400-前325年）那里引用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朋友是不存在的。”虽然这是一句戏言，但是戏言中总包含有真义。康德认为这句话表明了友谊的真实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真切的友谊，往往非常珍视友谊，从内心深处渴望获得友谊，但即使我们以为找到了，事实上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同自己的精神兴趣完全一致的。所以，友谊也有互补性。康德非常珍视友谊，还分析过自己的性格，认为自己抑郁质的性格会有非常真诚的友谊。

    他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都不是学界的“专业人士”，而是从事经济和其他事务的人。一位是名叫沃布塞尔的森林管理员，为人潇洒，思想开明，品性也很高尚。康德很喜欢去拜访他，因为每次的拜访都可以让他到那离哥尼斯堡一里路远的莫迪敦森林中去。每逢假期，康德就在寂静的森林里和可爱的友人呆上一个星期。那里清新的空气和轻松的氛围，很适宜他的沉思默想。在那里，他感到大自然和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一览无余、毫不做作。在莫迪敦森林的小木屋里，康德还写作了他早期的美学著作《论优美与崇高》。

    还有一位友人是英国商人约瑟夫·格林。他们的相识缘于一次争吵，真可谓不打不相识。那时正发生英美战争，有一次康德散步来到一座亭子前，他碰到一个熟人和一群不相识的人。话题马上转到了政治时局上，康德站在了美国人的立场上，热情地为美国人的事业辩护。突然有个人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说自己作为大不列颠人受到了伤害，要求和康德用见血的决斗来解决问题。康德对此人的火冒三丈不动声色，而是继续用平静的语气陈述着自己的理由和政治原则。他讲得客观而中肯，最终那位英国人也听得无法再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向哲学家伸出手来请求原谅。这位英国人就是格林，而这一次的争吵也促成了两人长久的友谊。

    格林是一位商人，他热心于政治，而且对自己要求严格，尤其是刻板守时。这一点和康德非常相似，两人因此还比赛过。一天，康德和格林约好早上8点钟一起去郊游。康德保证准时来找格林，而格林也为郊游准备好了马车。离出发还有一刻钟，格林就手拿怀表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7点50分戴上帽子，5分钟后拄上拐杖，随着钟点的敲响，他准时打开车门，驱动了马车。康德仅仅迟到了2分钟，在路上迎面碰上了格林的马车，却无法上车。因为格林毫不谅解他，也不停车问候，而是从他身旁目不斜视地飞驰而去。

    七、阅读卢梭

    康德既没有沉溺于社交场，也没有将自己局限于狭小的学术圈。让我们惊奇的是，他不仅仅将繁重的教学任务圆满完成，还跟社交界保持了很好的关系，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这都缘于他能够在繁重的工作、纷繁的社交活动之余，给自己营造一个“精神书房”。

    康德的精神生活体现了纯粹北德意志人的品性，非常静默和沉毅。他是一个相当注重条理的人，生活规律，崇尚平和、宁静，绝不轻易打破自己的习惯。在他看来，有条理的生活可以带来有条理的意识。在纷繁的生活中，他总留出让自己静默的时间，来阅读书籍，来和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进行精神交流，来梳理自己的思想。我们知道，在大学里克努岑对他的影响主要在自然科学方面，而在担任编外讲师时期，另外两个思想家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他，甚至是改变了他，那就是卢梭和休谟。这里我们主要来谈谈阅读卢梭对康德的影响。

    康德居住的房间是典型的斯巴达风格，光洁的四壁。一片雪白。房间里的布置就是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小沙发，墙面没有裱糊过，屋内也没有其他的装饰，惟有一幅让·雅克·卢梭的肖像挂在光秃秃的墙上。卢梭所有的著作康德都阅读过，1762年卢梭的《爱弥尔》一书出版，康德如获至宝地连续读了多日，甚至将日常的晚间散步都停止了。

    康德将卢梭比作牛顿。牛顿是在外部世界寻找规则，寻找天体宇宙的真理，卢梭则是在人类社会中，找寻人类隐藏的天性，并用他观察到的原理来证明人类宇宙的真义。

    康德的性情与卢梭的性情很不一样，甚至是截然相反。卢梭有着种种自相矛盾和狂热的性格，而康德则把秩序、规律和有条理作为生活的北斗。卢梭总是不能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中，他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于任何职业、任何学说、宗教教义，他都觉得碍手碍脚。他做过镂刻匠、家仆、收税宫、官吏、家庭教师、乐谱缮写者、外交秘书、乐师和作曲家，一生东飘西荡，行色匆匆。而康德的一生讲究平和，在宁静中度过，他甚至都不愿意出游，以免打破自己生活的节奏。如果说卢梭的灵魂就像是一团火，永远跳来跳去，安静不下来，那么康德的灵魂就是一汪水，平和而静默。就是这样在气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康德却在思想上深深地敬佩着卢梭。

    康德的教育观点也是在卢梭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教育理想。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约翰·贝尔纳·巴泽道创办了一个名叫“博爱”的学园。这个学校是一个教育实验的基地，学生们在这所学校里不是被灌输知识，而是充分展现自己的天性。学校的课程注重传授自然知识和精确科学，教学采取游戏的方式。没有强迫遵守的纪律，也没有什么惩罚。课余时间，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参加体育锻炼，可谓无拘无束。康德非常支持这所“博爱”学园的教育改革，也很赞赏学园奉行的让孩子的天性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

    除了支持教育改革，康德还写作了《论教育学》，对教育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康德看来，人类有两项发明创造是最困难的，那就是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社会的发展恰恰依赖于这两者，所以，教育问题非常重要。教育就是要使得一个人成其为人，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的产物。

    康德认为，父母和执政者会害了孩子，他们都不懂得教育孩子，因为他们要么只关心孩子的生活是否舒适。要么只把孩子们当成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人，当成受教育者。对他们的教育，只是从现有的秩序来进行，而真正的教育应当是以培养真正的人为目标的。

    培养真正的人，应当有四个阶段的教育：学会遵守秩序，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待人处事和成为有道德的人。康德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不是仅仅传授更多的知识。而是培养孩子的品性和德性。针对具体的教育方式，康德还给出了许多建议，比如：对于新生婴儿，康德建议母亲要亲自哺乳而不要雇佣奶妈：在孩童阶段要加大他的体育锻炼，因为户外的游戏和锻炼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还要培养孩子劳动的习惯，所以一定要有做工的课程；锻炼记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句拉丁文俗语说“我们记住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系统地阅读和重复，有利于增强记忆力。给小孩读小说并不是好的教育方式，因为那会削弱记忆力，而且容易造成精力不集中。

    要使孩子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最为困难，而这恰恰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标。在康德看来，对孩子品性的教化。关键还是要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听话、公正和通情达理。教育当中很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们懂得秩序。我们的世界，从头顶的星空到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秩序，只有拥有了对秩序的崇高感，才能成为一个人。

    除了写作论述教育的著作，康德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从家庭教师到讲师，再到后来的大学教授，他都亲自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在他看来，作为一名教授大学生的老师，应当更注重传授知识和教会学生们独立思想。尤其是后者。康德曾说过：“我不是为天才讲课。他们自己会给自己闯出一条道路来的。我也不是为傻瓜讲课，为他们不值得花这么大的气力。我是为那些水平中等并想要把自己培养成将来能胜任工作的^讲课的。”他还很喜欢在课堂上重复一句话，那就是：“我不是教哲学。而是教人们哲学地思考。”

    卢梭对科学和艺术的看法，也直接影响了康德。在卢梭看来，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类道德的完善，科学和艺术的日益发展，带来的却是人类道德状况的愈加败坏。这样的看法，是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反叛。

    康德在阅读卢梭之后，认识到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将善变成恶。他认为，科学给人带来的害处主要在于：大多数想在科学中一显身手的人，他们不仅没能做到使理性得到完善，反而使理性遭到歪曲，何况对大多数人来说，科学只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一种手段而已……学者们以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为他们而存在的，贵族们也这样想。在康德看来，科学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有两种疾病：一种是视野狭隘，思想片面：另一种则是缺少崇高的目的。科学的发展可能包含着学者们极大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却毫无目的，毫无为人类谋求幸福的意念，所以科学需要“来自哲学高度的监督”，学者们如果缺乏哲学眼光，那么他就会变成基克洛普——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会被来自一门狭隘知识的偏见所蒙蔽。因此康德提出，每一位学者还应当具有另一只眼睛，那就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用它来时常衡量一下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论。

    康德给当时的科学弊病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说的确有那种确实符合人的需要的科学，那么这就是我所研究的科学，即能够恰当地给人指出他在世界上所占位置的科学，它能够教给我们：要想成为一个人。我们该做些什么。”这个解决方案不仅仅是提供给他那个时代的，更是康德对自己所要进行的科学研究所提出的目标。

    通过阅读卢梭，康德对启蒙运动又有了新的思考。在他看来，启蒙主义者那种以知识渊博自居，崇尚科学理性万能的目空一切的习气，应该被抛弃掉，而自己所要研究的科学，应当是关于人的，知识的价值取决于其道德价值，只有真正关乎人的科学，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科学。后来，康德也正是如此践行的，他说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合起来，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

    除了对各种思想上的病态现象作分析和描述之外，康德还将这种批判精神运用到了实际当中，这就是对他的同时代人，即一位“视灵者”进行的批驳。

    这位“视灵者”叫伊曼努尔·斯威登堡，在当时被誉为精密科学家。他自称具有各种神秘莫测的能力，又具有冷静、清晰的理智，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博学多才的人物。有关斯威登堡的传说，康德最初是从他的学生那儿听说的，后来就开始收集那些有关神秘能力的事件，有两件事最让康德感兴趣。一件是1756年，斯威登堡有一次正在距离斯德哥尔摩50英里的一个商人家中做客，忽然脸色煞白，他说斯德哥尔摩发生了火灾，过了一会儿，他说火势已经蔓延到了他的朋友家，再过了一阵子，他又高兴地大叫起来，说大火已经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被扑灭了。后来从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个信差，他带来了关于火灾的一切消息，同斯威登堡所说的完全一样。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位荷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哈特维勒的遗孀身上。在这位太太的丈夫去世后，有一个珠宝商来催债，要她为其丈夫订购的一套银具付款，但是她认定款项已经付过，只是怎么也找不到收据。因为这套银具价格不菲，这位遗孀只得向斯威登堡求救。结果，斯威登堡告知公使夫人，说公使在去世前7个月就已经付清了这笔款项，收据藏在他家楼上的一个柜子里。但是公使夫人找了柜子，却说没有收据。斯威登堡对此不予理会，他告诉公使夫人，据已故的公使显灵所言，在柜子的左侧有一个抽屉，拿掉这个抽屉后，在木板后面还有一个抽屉，收据就在那个抽屉里。结果，公使夫人按照斯威登堡的说法，真的找到了那张收据。

    起初，康德对这位有着神奇能力的科学家还很相信，甚至花高价从伦敦订购了斯威登堡的《天堂的秘密》一书，但在阅读完这部八卷著作之后，康德大失所望。并评价这部书卷卷“充满了胡言乱语”。针对这位视灵者，康德写作了《视灵者的幻想》（又译为《通灵者之梦》）一书，以此来揭穿斯威登堡的视灵狂想。除此之外，他还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形而上学家，认为他们的形而上学梦想同斯威登堡的梦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是敏感带来的幻相，另一个是理性带来的幻相。这本书也表明了康德对当时形而上学的反感。

    八、晋升教授

    从获得大学教职那天起，康德就一直找机会申请教授席位。最初，他争取的是逻辑学和哲学教授的席位，那曾是他的老9币克努岑担任过的教席，这位令人尊敬的讲师在1751年就英年早逝了。由于战争，普鲁士政府决定将这个教席保持空缺，直到1758年才开始考虑补缺。康德在他的启蒙老师与资助人舒尔茨的支持下。开始争取这一席位。

    他递呈了2篇普通论文、4篇通信讨论的著作、3篇短文，还有每学期的逻辑学、形而上学的讲稿。这一次虽然有舒尔茨的推荐，但是康德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当年还有一位布克博士也提出了申请，他们两个都进入了最后的决定名单，但是由于布克已经当了15年的编外讲师。而康德才当了3年，所以这一教授职位就被授予了布克博士。

    第一次的申请没有成功，康德继续关注着空缺出来的教席，并且不断地写作文章和教授好课程。渐渐地，康德讲课的名声传到了柏林，同时，他作为一名著作家的声望也开始在柏林城中传开了。在柏林，康德应普鲁士科学院的悬赏征文撰写了论文《论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明确性》，并荣获了第二名，于是，由4名大臣组成的普鲁士行省政府决定，将第一空缺出来的教授席位授予康德。可是这一次空出来的教席却让康德自己给拒绝了。原来，这次空缺的教席是诗艺学教授。在当时，让一名学者去担任与自己所涉学科相去甚远的教授席位是常有的事，因为那时的专业界限还不像今天这样的明显，但是康德还是拒绝了这一教席。倒不是因为教授的内容完全与自己的兴趣相左，更多的是因为这个教席的教授还承担着为皇家撰写应景诗作、赞美诗作的任务，这是讲究独立思想的康德绝不愿意的。

    不过，他的拒绝倒没有使得普鲁士政府生气，政府大臣们依旧关注着这位天才学者的擢升，“我们不管这事，依然宽宏地决定，为了学校的利益和声望，再有机遇时将安置伊曼努尔·康德硕士”。一年以后，康德获得了一份菲薄的，然而是固定的收入，那就是在皇宫图书馆担任副馆长。至此，康德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固定工作，当时他已经42岁了。

    这位学者和著作家的日益增长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外省，外省的两所很有名望的大学都向康德发出了聘函。第一次是埃尔兰根大学，他们邀请康德担任哲学教授的教席，并且很快就给康德寄来了由德意志侯爵亲笔签署的聘书，上面非常恭维地称呼康德为“世界大哲学家、有名的博士伊曼努尔·康德阁下”。不到一个月，又有康德的学生、神学教授达诺维乌斯邀请他去耶拿。耶拿大学校长有意增设哲学新教授席位，如果康德愿意去的话，他们将为他专门设立教席，并且承诺了丰厚的薪俸。经历了15年的漫长等待，康德差点就答应了去自己故乡之外的地方教书和生活，但在最后的时刻，事情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1770年，哥尼斯堡大学数学教授位子空缺，12年前获得那个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教席的布克博士，想接替这一职位。这样。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席位就空缺了出来。于是，康德提交了一篇博士论文来接任教授职位，他以这篇表明自己哲学观点的论文《论感觉界与理智界的形式与原则》完成了自己迈向教授的最后一步。在经历了15年的编外讲师的生活后，康德终于获得了自己最想担任的职位—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

    1770年是康德生平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作为教师，完成了职业上的晋升，取得了教授这一最高头衔，这一年他正好46岁。从这一年起，他作为思想家，也刚好临近了一个思想创作的新阶段，在经过十年的静默和艰辛之后，他将写出令人惊叹的传世之作。

    先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教授的康德的日常生活。

    康德是一个讲究规律的人，总是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同他从小生活在虔敬派的家庭有关，同时也因为他孱弱的身体。为了使身体不至于过度劳累，他依照自制的健康作息表来生活，并且遵循它就像钟点一样准确。康德让他的仆人，一位叫兰培的退伍军人，每天早上4点45分准时叫醒他，而且要用简洁的口令叫道：“时间到！”康德要求兰培在自己没有离床之前不能走开，直到他休息片刻，没有什么事了再离去。这样的交待。主要是为了不让自己贪睡，哪怕是多一刻钟。据说，菲德烈大帝也是这样的。

    有一次。在康德家的聚会上，兰培受命如实报告说康德30年来没有一次起床延迟过半点钟。每天清晨5点。康德会披着睡衣戴着睡帽，在书斋中先喝上两杯清茶，抽一支烟，但也就只抽一支，因为他认为抽烟虽然有利于自己集中精神来沉思，但并不利于健康。他不喝咖啡，这原本是他的最爱，但是他认为咖啡不卫生，和啤酒一样，所以就省去不喝了。康德总是很安静地完成这一切，然后就开始备课和写自己的书，直到7点。早上7点至11点常常是有课的，我们知道这位教授还是延续了当讲师时的勤勉，依旧喜欢开设很多的课程。不过，现在他更多地在家里授课了。授完课，他会不间断地在书斋中工作，直到下午1点。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写下自己的思想，同时这也是他为自己的创作和研究专门留出的时间。尽管被这样的伏案工作所吸引，康德也不会忘了准时吃午饭，他总是在用餐时间来临之际就已经准备停当，等着应邀前来参加午餐会的客人们。

    午餐时间是康德的休息时间，常常进行到下午4点甚至6点。康德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在饭后也不会安然躺下，只是稍作休息。休息过后，就是照例的晚间散步，散完步，康德又回到家中。剩下的时间他会用来阅读游记、关于自然科学和卫生方面的书或者最新出版的著作，但这些书再怎么吸引他，也不会耽搁他晚上10点准时就寝。因为他要保证自己每天7小时的睡眠。

    康德每天只吃一顿饭，那就是从中午一直延续到下午的午餐。午餐其实是午餐会，因为每次康德都会邀请几个客人来一起用餐。午餐会是康德专门为自己留出的同有教养、但并不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各种职业的人士无拘无束聊天的场合。他请的客人至少有3位，据说这是依据了古希腊欢乐女神的数目，但是最多不超过9位，那又是依照了缪斯女神的数目。一旦午餐时间到了，康德就会自觉地准备停当，等待就餐。如果哪位客人延误了时间，这对于康德来说可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一来因为康德已经24小时没有正式进餐了，另一方面他也很讨厌不守时。

    康德总是自己亲自来安排菜单，他很注意配备那些客人所爱好的而且自己也知道的菜肴。他还爱在给自己和客人精心准备的菜肴中加上芥末。每次席上都会有3道美味佳肴，每个客人还有半瓶葡萄酒，最后是黄油、奶酪和时令水果。康德自己最爱吃的菜是鱼、厚豌豆、泰尔托瓦的小萝卜、哥廷根的香肠和鱼子，很多都是他的出版商从里加给他带来的。

    当然，愉快的午餐会，不在于那些诱人的菜肴和美味的葡萄酒，而在于这位哲学家和客人们的畅谈。康德最喜欢在会餐时和客人们交谈，他常注意每个人喜欢什么，注意引起公众的话题，话题几乎永远不会涉及他的哲学。假如有人不知趣，向他询问艰深的哲学问题，他会面露一丝不快。午餐会是他的休息时间，也仅仅是休息时间。午餐会上被谈得最多的话题当然是政治和时局，而且总是由康德的诙谐谈吐来引导共同的话题。康德会让刚从外面回来的客人（或许是位出版商，或许是位商人）来谈谈最新的政治动向，也会让他讲一讲旅行当中的奇闻趣事。谈话还会涉及字源学，因为康德喜欢字源学，但是话题从来不深入到正儿八经的学术层面，如果恰巧碰到一个也好字源学又喜欢考据和搬弄学识的客人，康德会很适时宜地问上一句“此外还有什么新闻呢”，以此来改变谈话的进程。

    午餐会结束后，客人们“用完了这顿苏格拉底午餐，精神和躯体都饱满了，一个个活跃舒畅”，而主人也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表现出非常愉快的神情。他稍事休息，便开始了晚间的散步。这是这位哲学教授惟一的运动方式，在午餐给自己的精神来了个彻底放松之后，他还要给自己的身体来个彻底放松。

    傍晚的散步还是这位哲学家喜欢的沉思默想的好时机。以前，康德常常携几位自己喜爱的学生一起去，他们可以一同聊聊，或者谈谈课堂上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后来因为他觉得和别人一起散步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而且交谈需要张开嘴巴，这些都对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渐渐喜欢上了一个人独行。

    他缓缓地走着，若有所思，多半的时间他都在构思自己的著作。他散步的路线是一条穿过树林的小路，直通向那座巍峨的菲德烈城堡的大炮，这条路被他自己称作“哲学之路”或者说是“哲学的大道”。因为在这条小路上，康德获得了很多的灵感。散步时，他随身会带上笔和小纸片，以便把途中所涌现的重要思想及时地记录下来。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十年当中，康德每天都在这条小路上静思一个钟头。在这里，他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激荡，我们不得而知。他很少用书面形式向后人说明这一段静默的日子，只是亲切地一次又一次地称这条小路为“哲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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