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是怎样逐步认同猿类祖先的1.近代：人猿同源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所有领域来说，中世纪时代都是漫长的黑夜。教会势力无情地摧毁着科学探索思想。欧洲科学的许多部门曾长时期笼罩着中世纪的阴影。意大利的泛神论科学家留契里奥·范尼尼的命运就很说明问题，他遭到了天主教狂热信徒的残酷迫害。范尼尼在《论令人惊讶的自然之谜》（1616年）一文中，极其谨慎地，甚至带着自责的语气表述了人猿同源的思想。1619年，范尼尼被指控施行妖术和散布异端邪说，根据图卢兹市议会的判决被活活烧死。此外，范尼尼还提到了一些无神论者。他们认为人类的祖先是用四肢行走的。
在18世纪，对高等猿类的解剖学描述在科学界享有盛名，尤其是泰森所作的研究。无疑，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会常常产生人猿同源的思想，但是物种不变的普遍看法阻碍了这一思想的发展，书刊检查制度也阻碍了这一思想的发表，只是偶尔地，题目。
康德在其《人类学》（1798年）一书中，在一条注释里谈到了自然界的变革能够把黑猩猩和猩猩变成人，使他们用两脚走路，用两手握东西。
康德把人类起源看做是”绝对前人“思想产生的过程，并认为这种思想是人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他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损害了其进化观点的意义。
在法国，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已经接近于人起源于猿类的理论。例如，狄德罗在《论对自然的解释》（1754年）一文中写道：”究竟什么是人他有四足动物的嘴，他也有四肢，两条前肢用来握东西，两条后肢用来走路，因此，这也是四条腿的动物……诚然，根据我的自然科学原则，我从来不能区分人和猿猴；因为有些猿猴，它们的毛比有些人的还少，这些猿猴用两条腿走路，并像人一样运用自己的手和脚。至于说到言语，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决定性的特征。按照我的方法，我只采用取决于身体、体型（形状）、比例和姿势的那些特征。“
显然，狄德罗较倾向于认为人和猿猴的差别仅只是量上的差别。
爱尔维修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在《论智力》（1758年）这部著作中，力图把人与猿之间的全部差别归结于体质构造上的某些特点以及二者习惯的不同。爱尔维修问道：为什么猿具有与人类似的双手，却达不到人的成就他的答案概括起来可归结为以下几点：人类在地球上分布得更广；猿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人弱；猿以植物为食，要求较少，因而不善于发明；猿的寿命较短，因而它们的生活经验持续时间较短；猿常常受到人类、虎、狮的恐吓；鉴于猿的身体构造，它们不断处于运动状态，因而没有余闲之时，而余闲正是”完善人类智力“的重要源泉。
布丰则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外界环境对动植物之形成的影响有很大意义，因而动植物都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但他不认为地球上会有界于人猿之间的生物。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人与猿隔开，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非物质性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活动表现为思维。
苏格兰法学家詹姆斯·贝涅持·蒙博托勋爵在《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1773-1792年）一书中试图证明人类起源于”猩猩“（18世纪通常这样称呼高等猿类）。
蒙博托认为，猿变成人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的影响下完成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持进化论观点。在他看来，植物和动物的种是不变的，”猩猩“变成人是在同一个种的范围内发生的，二者都是这个种的成员。这种观点反映了洛克认为没有先天思想的认识。然而把人和猿区别开的正是思想。蒙博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与猩猩的差别不是先天的窃诜⒄构讨谐现的。二者的起始和最后阶段总是差别甚大：种子不等于植物；胚胎也不是成熟的动物；点、线和面不是物体；一不能组成数目；事物的成分不是事物本身；形成语言的可能性还不是语言。出生时本像动物的孩子，在我们面前变成了一个人；除此以外，也有一些人变成野人，这就是蒙博托的全部论据，这离真正科学地解释人类起源过程相差何止千里。
在18世纪为数寥寥的直接提到（哪怕是十分简略地）人起源于猿的著作中，有一部是年轻的俄国自然科学家阿法纳西·卡维尔兹涅夫写的。
卡维尔兹涅夫受自由经济协会的派遣，到德国研究养蜂业，他居住于莱比锡时，匿名出版了一本书，叫做VonderAbartungderThiere,直译是《论动物的退化》，而根据意思应理解为《论动物变种的产生》。这本书曾由H·N·诺维科夫两次用俄文出版（1778年在彼得堡，1787年在莫斯科），这两次均匿名，书名改为《关于动物退化的哲学推论》。
卡维尔兹涅夫在书中写道：”研究了各种动物身体的所有部分，再把它们加以比较，就应当承认，所有动物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主干。不用说消化器官、体液循环器官、运动器官，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具备这些器官，而且所有动物尽管外表很不相同，但这些器官却惊人地相似……从这个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不仅猫、狮、虎，而且人、猿猴和所有其他动物都可以看做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
卡维尔兹涅夫试图解释动物的变异性现象。他的看法是变异性的原因有三：气候造成的温度、食物和驯化的作用。
这里要再次指出，在18世纪，能够支持和提出进化论观点的只是极少的自然科学家，当时广为流行的是关于所谓生物阶梯的学说，也就是关于有机体序列的学说，这一序列起始于最低等的有机体，结束于生物之首--人。对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来说，这种思想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他们根据有机体的完善程度把它们列入一个等级系统，而这种系统的作者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各有机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从一个种向另一个种的转化。
古代的亚里士多德，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伯尼茨，18世纪的瑞士自然实验学家夏里·波奈（1720~1793）都先后发展了”生物阶梯“的思想。波奈为自然物体画出了长长的序列，从”微小物质“、火、空气、水，一直到各种哺乳动物和人。蝙蝠、松鼠、鼯鼠、四脚动物、猴子、猩猩、人--这些是这个序列的最后成员。
让·巴蒂斯特·罗比涅（1735-1820）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体系。他在1768年出版了《对各种存在形式之自然次序的哲学思考，或大自然学习创造人类的经验》一书。他认为，动物乃是大自然创造更完善的存在形式--人的不成功尝试的产物。在生物序列中，最接近人的是”四肢动物“,其中有：猩猩、旁戈、林人、萨蹄尔猴、山魈、黑猩猩、夜人、穴居原始人。人与四脚动物在解剖学上的主要差别是骨盆和脚的特点不同。
俄国思想家A·H·拉季谢夫（1749-1802）对”生物阶梯“作了更深入的解释。他大约于1792-1796年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写的一部著作《论人，人的死亡与长生》最充分地表述了他的哲学观点。拉季谢夫与波奈不同之处是，他从生物等级中排除了小天使、大天使和六翼天使。他写道，大自然中不可能有绝对的平静，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一切有机体之间都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它们与无机界之间也没有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也不例外。
尽管拉季谢夫对自然和自然现象的观点具有唯物主义性质，但他毕竟没有摆脱自然神论，他关于灵魂不灭的看法就表现出这一点。
拉马克是科学史上有关人类起源的第一个严密理论的提出者。他在《动物的哲学》（1809年）这一著作中表述了这一理论，早在1802年他就第一次简略地提出了这些观点。
拉马克是立足于他关于需求（这些需求产生动力）和创造器官的动力的总体思想来建立其论断的。
拉马克认为，整个说来，人类起源的历史是这样的：有一种最发达的四肢动物，由于周围环境或者其他原因，改变了攀树的习惯，形成了用两脚走路的习惯，经过了许多代，这些四肢动物就变成了两肢的，它们再用四肢行走就困难了。
由于它们的颌不再用于咬捕获物，而只起咀嚼的作用，这些”四肢“动物的面角就变得不那么尖，颜面短一些了，门齿也更直了。
由于上述的变化，这种较为完善的动物在地球表面一切适于它们生存的地区扩展开来，把所有其他动物赶到自己不占据的地方，从而阻止了它们的发展。相反地，它们自己却渐渐地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完善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手段。
随着这些两肢动物所结成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用于交际的思想和符号也就愈益发达起来。那么，其他动物也过群体生活，为什么没有学会说话呢它们被赶到密林荒野，惊恐不安，其状可怜，整日疲于躲藏和奔命，因而它们没有产生对言语的需求。
拉马克是这样开始阐述他的论断：”假如人与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其组织结构的话，那就不难表明，足以把人归入专门一科（包括其各个变种）的那些结构特征乃是其活动和习惯长期变化的结果，而这些习惯就成了这个种的个体所固有的习惯。“
看来，拉马克的拉马克对人类起源理论的概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影响。他们之间的近似之处是，具有共同的优点，即提出问题的广度；也具有共同的缺点，即公式化以及引用实际材料十分有限。拉马克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有关导致人类产生的自然力量的概念；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人类起源于猿的思想；揭示了人类远祖渐渐具有人的特征的连续过程。
拉马克表明，起初实现了向两肢行走的过渡，后来又产生了新的需求，这些需求又导致了新活动方式和新能力的发展，言语也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得到了发展。
尽管拉马克提出的这些论断还很不充分，但它们无疑对继他之后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大自然科学家们产生了影响。
众所周知，拉马克的进化论并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承认。他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进化学说的胜利是与查理士·达尔文（1809~1882）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达尔文很早就提出了人与动物界接近的思想。1837-1838年他曾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道：”如果我们大胆假设的话，那么，各种动物在疼痛、疾病、死亡、痛苦和饥饿等方面都是我们的兄弟，在最繁重的工作中，它们是我们的奴隶，在我们欢乐的时候，它们又是我们的同伴，--或许，它们都和我们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和它们本来是能够合为一体的。
“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一书中，只是在结语部分用短短的几行谈到了人。他写道：
”我预见到在将来会开辟出一个更新、更重要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将牢固地立足于赫勃特·斯宾塞先生业已充分奠定的基础之上，即：必须渐渐地获得各种智力和能力。将会有璀璨的光辉照耀在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的领域。“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完成了他在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中所提出的任务。1872年，他又出版了研究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这部著作里，他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心理学要”牢固地立足于“渐进发展的思想。
为了正确地评价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著作的内容，必须注意到1859-1871年在与此问题有关的各个知识领域所发生的事件。
尽管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只有几句话谈到了人，然而，这就马上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热烈争论。
这本书震动了欧洲科学界，也使达尔文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和攻击。著名的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称进化论为”胡闹定律“;解剖学家奥温发表了措词尖刻的反对文章；达尔文过去的朋友地质学家塞治威克给他写信说：”读了你的著作，我感到非常痛苦。“落款是”你以前的朋友，现在是猿的后代“.一些宗教人士更谩骂进化论是”牲畜的哲学“.一时间进化论与反进化论唇枪舌剑，剑拔弩张，一场大论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托马斯·赫胥黎（1825-1895）和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力支持者。
他们的支持，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和冲动，而是因为他们具有长期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丰富经验和理论。赫胥黎最先把进化理论运用到人类身上，提出了”人猿同祖论“.他指出，已知的全部科学事实都证明人类和类人猿最相似。他从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入手，把人和猿，从卵的发育、躯体和四肢的比例、脊椎、骨盆、头骨、牙齿、手、足，一直到脑的结构，一一作了比较，然后指出，人和类人猿之间的差异在很多地方比类人猿与猴类之间的差别还小，这说明人类的确起源于动物，或许人类是由类人猿变化而来的，或许人类和猿类是由同一祖先后来分化演变而来的。不管怎么说，人、猿都有着共同的祖先。赫胥黎第一个提出的”人猿同祖论“,在揭开人类起源奥秘的科学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63年，海克尔在施捷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从那时起，他一直捍卫人类起源于较低等动物的理论。为了阐明这一理论，他利用了人的胚胎学资料，并做了建立动物界”系谱树“的试验。
海克尔的主要论点表述在他于1860年发表的一部内容广泛的著作中，它的名称是：《生物基本形态学，以达尔文所改革之物种起源理论加以论证的关于生物类型的一般科学原则》。在这部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种概括，后来海克尔称之为基本的”生物发生律“.根据这一规律，动物的个体发育短促而迅速地重复其系统发育，因此，只要研究生物的胚胎发展，便可以复原该种的历史。有一点是很好的：海克尔为说明这个规律所举的许多例子，都属于人的胚胎学。
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大自然三界“的系谱树。在哺乳动物的系谱树上，表示出了从半猴到猿猴进而到人的一条系谱线。正如已经指出的，海克尔宣布在人类的系谱上存在一种”猿人“,他称之为Pithecanthropus·187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专著论述人类起源问题，叫做《人类学》。从这时起，海克尔争取以唯物主义观点阐述问题，反对官腔科学的斗争变得更为激烈。需要指出的是，1871年以后，反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猖獗一时，重倡唯心主义的口号甚嚣尘上。在1877年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召开的慕尼黑代表大会上，维尔霍夫在作反对海克尔的报告时，竟用巴黎公社的事例恫吓听众，并警告他们谨防达尔文主义的毒害。
赫胥黎和海克尔的著作对于论证人类起源于高等猿类的”类人猿“理论有重大的意义。
杰出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路易斯·摩尔根（1818-1881）研究了各个民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并阐明了家庭和婚姻发展的主要阶段。他为唯物主义地解释原始社会史问题奠定了基础（见《易洛魁联盟》，1816年；《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69年；《古代社会》，1877年，等）。大家知道，摩尔根的著作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
2.现代：猿人还是猿猴
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以及古灵长类学和古人类学，完全证实了达尔文、赫胥黎和海克尔的结论：在人类发展的谱系上存在着一些类人猿，它们在许多特点上与现生的猿类，特别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在不同程度上近似。当然，对其外貌的复原只能是推测性的，因为无法准确地断定，它们之间趋于近似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其各种特征的相似，从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根据这种相似去论证它们的亲缘关系。
利用比较解剖学材料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人类最近的祖先，第一，具有某些人类的典型特征，但还不像现代人表现得那样突出，例如，上肢大概已经比现代猿类短了，而下肢则比现代猿类长，脑量比猿大，犬齿在齿列中也不那么突出；第二，已经具有一些与现代某种高等猿类相接近的特征：它们大约有12对肋骨（这是人类与猩猩接近的特征），与第四掌骨相比第二掌骨很长（这是人类与长臂猿的共同特征），等等。我们的祖先与非洲类人猿之间这种共同特征特别多。
灵长类的化石材料表明，在中新世中期和上新世生活着一些猿类（森林古猿、腊玛古猿、乌达布诺古猿），它们的一些牙齿颇像人类的牙齿。最后，南非的上新世晚期和更新世考古发现，使我们了解到一些已经十分接近于人的动物，因而远古人类的直接前身的面貌便可以认为已经了解，而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的理论也就完全彻底地得到证实。
不过，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直到今天，徒劳地企图推翻关于人类与类人猿同源这一科学结论的人仍然存在。这种企图常常出自无论如何要推翻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学说的基础，直接或间接地阻挠客观地研究人类的谱系，把人类来源于动物界的事实搞得模糊不清。一些研究者声称人类祖先直接来源于猿猴，另一些学者提出人类谱系始于始新世的食虫类，经过眼镜猴和美洲猴化石。勃列克（1905年）则认为人类与美洲的Ateles接近。
英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伍德·琼斯特别顽固地力图把高等猿类排除在人类谱系之外。从1916年起，他就试图证明，人类起源于与眼镜猴类似的动物，人类与类人猿相似的所有专门性特征似乎都是转向地面生活的结果，它们的产生只是趋同，并不能证明人类与类人猿相互有亲缘关系。伍德·琼斯的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猩猩尽管是纯粹的树栖动物，在许多方面却与人类十分相似。人类与类人猿十分相似的血型、精子、听小骨、喉部肌肉和软骨等等都与地面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最后，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的全部事实也都证明了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的理论的正确性。
远古人类的祖先以怎样的生活方式生活，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大争论。确切地说也就是：应当把它们看做是树栖动物，还是看做在地面上奔跑的动物。
否定人类祖先以树栖方式生活的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是美国的古生物学家G·奥斯朋，他是《人类起源之趋向论》的作者，所谓趋向论也就是原人理论，或曰”曙人“理论，他提出这一理论用以对抗达尔文的人猿理论。奥斯朋并不否认人类与类人猿有着遥远的亲缘关系，但他断言，早在中新世以前很久，人类的祖先便已是在地面生活的动物，并且已经具备人类所有基本特点的萌芽。
即使在人猿理论的支持者当中，也产生了对人类祖先过树栖生活的怀疑。
一些特点表明，在基克-柯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手较之现代人的手，与猿的手差别更大，由于这些特点造成的印象，F·A·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适应地面生活的四肢运动的高等灵长类的理论。
他认为，我们的四肢运动的祖先对树栖生活的适应，远不如对在地面上奔跑更适应。这种类人猿的手和脚都呈爪状，并处于自然伸展的状态。这种状态优于曲折状态。拇指与其余四指不能对握。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认为，现代人手与高等猿类手的相似是趋同的结果。对于猿来说，手的灵巧和拇指的对握是在树栖生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对于人来说，是在劳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为了论证自己的假说，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力图证明：在基克-柯巴发现的化石比所有的尼安德特化石都更古老，因此应当认为基克--柯巴人的手是我们的祖先最早具有的手。他还断言，现代人在初始阶段时的手，从其形状以及拇指不对握来看，像是基克-柯巴人的手，同时根据生物发生律，这一点可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存在过”手即脚“这样一种类型。他还以下面情况来证明自己的假说：在锥体通道受到破坏因而大脑和脊髓受损伤（不包括大脑皮层）时，拇指的对握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完全丧失。
但是，这种论据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前面已经谈到，这个假说的提出者本人也不得不放弃以洞穴下部地层的时代确定遗骨的年代，这样，关于基克-柯巴人的自下而上年代十分久远的论断也就完全不能成立了。
众所周知，后来，在卡尔梅山的洞穴里发现了一些尼安德特人化石，他们有很灵活的手，在第一掌骨上有着马鞍形关节。
无论是系统发育学资料还是个体发育学资料，都证明认为人类祖先具有爪形的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家知道，南方古猿的手就根本不是爪形的。B·Π·雅基莫夫的研究（1949年）表明，实际上，8~9周龄的胎儿便具有与其余四指相对的拇指，而不像舒列茨所断言的那样（T·A·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引证了舒列茨的观点）。人的胎儿的手很宽，这并不说明人类的祖先--类人猿也具有很宽的手，因为其他哺乳动物的胎儿也具有前肢末端宽大的特点。
至于说在去掉皮层情况下手处于伸展状态，那么它的来源则要古老得多，它在人类的谱系上起源于比类人猿阶段还要久远的时期。此外，比较解剖学的大量事实使人不能不承认，人类的祖先曾过树居生活，因为非此无以解释人类许多特征的起源。这里仅举其中几个特征：适于抓握活动的手；拇指对握能力的良好发展；保证前臂具有外转和内转能力的前臂骨骼和肌肉的构造；拇趾不仅大，而且通向拇趾有丰富的专门的肌肉，特别是连接拇趾的肌肉有两个单独的茎头（一个斜向的，一个横向的），这很像是在大猩猩的脚上看到的情况；在指骨和趾骨末端的掌面以及在手掌和脚掌上有着发达的乳头纹，只有树居的哺乳动物才具有这个特点；具有立体感的发达的视力，而嗅觉与视力比则不够发达；还有许多其他特征。
对婴儿手的抓握能力进行观察的结果，用人类祖先曾过树居生活这一假说来解释是最自然不过了。观察结果表明，新生儿不用特别费力便可以抓住成年人的手指、木棍或铅笔，持续悬挂几分钟。
那么，对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所详尽描述的基克-柯巴人的手的特征又如何解释呢前面已经指出，在卡尔梅山洞里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是与此不同的。在费拉西洞穴遗骨中所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骨骼也与此不同。因此，很可能基克-柯巴人的遗骨代表某种地方变化。B·Π·雅基莫夫（于1949年）提出的看法倾向于这样的结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发展过程走上了增大手和整个身体的力量而减少活动量的方向。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尼安德特人第一桡骨近侧联合的多数变态形式都是使用无柄石器的结果，这要求各种功能复杂而不同寻常地结合在一起：既要有很大的握力，又要求拇指动作灵活。在这里，把尼安德特人特有的宽大的末端指骨的形成解释为各个手指紧握石器的结果。不过，基克-柯巴尼安德特人大拇趾上的趾骨也相当宽大，这个情况对于上述解释来说，造成了某种因难。
人类的祖先在从树居生活转到地面生活之后，他们的行动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完全解决。大多数苏联人类学家认为，后来演变成为人类的那些高等猿类，在它们还是树栖动物时，也在较低的粗树枝上跑动，这时，它们的身体处于伸展、垂直的状态，而它们的脚站在一些树枝上，轻轻地抓着这些树枝，它们的大拇趾比现代人类的要灵活得多。身体活动的下一个阶段可以南方古猿为代表，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南方古猿已用两肢在地面上跑动，不过或许还保留着”抓握性“脚的某些特点。
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资料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祖先曾经能够臂行，并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活动，当然他们不像长臂猿和大型类人猿那样高水平和专门地适应臂行。在俄国的学术著作中，В·З·尤罗夫斯卡娅的著作最广泛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她对人类、黑猩猩、狒狒、恒河猴、绿长尾猴以及食虫类、翼手类、兔形类、啮齿类、食肉类、偶蹄类、有袋类的36种其他哺乳动物和二种爬行类、三种两栖类动物的背部最宽肌肉的纤维走向进行了研究。
除此以外，她还引用了有关各种哺乳动物的广泛的比较文献。这一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表明，背部最宽肌肉纤维的交错在哺乳动物的许多目中是独立出现的，而且这一特征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了依靠前肢时用于拉住身体的很大力量。蛛猴、长臂猿、黑猩猩和人类都存在这种交错的现象，但那些低等的狭鼻猴却没有。这是证明人类的祖先具有臂行能力的论据之一--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人类与黑猩猩肩带的整个肌肉组织十分相似的话。古生物学材料也证实了人类的祖先具有一定的臂行能力。骨骼的这种特点与关节的巨大活动幅度有关（上新猿、非洲原康修尔猿是这样），与肘关节活动幅度的增大有关（湖猿、非洲原康修尔猿是这样），也与内转和外转能力的增大有关（湖猿、非洲原康修尔猿是这样）。从身体的匀称来看，奥列猿显然是臂行者（尤罗夫斯卡娅，1972年）。更为有趣的是，奥列猿具有相当多的与人类相似的特征。
根据上文所作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起源于猿，人类的类人猿祖先曾过树居生活，这些都可以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不过，认为人类祖先曾是狭隘特化型臂行猿类这一假说应该说3.当代：化石猿与现生猿学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主要是根据现生猿类与人类关系的研究和化石猿类与人类（包括现生的和化石的人类）关系的研究而得出的结果，现在分别论述于下。
现生猿类与人类人类和猿类（包括现生的和化石的类型）在分类学上归入人猿超科。对现生的人猿超科各种类型的系统关系，经过近100多年来的研究和争论，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主要根据形态比较的研究，1868年海克尔提出人类与亚洲的大猿（猩猩）有密切关系，但1871年达尔文则认为人类与非洲猿类（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关系最为密切，两种意见长时期来存在着争论。
1927年皮尔格林把亚洲的大猿（猩猩）和非洲猿（大猩猩和黑猩猩）作为一个单源群，是一个系统的类群，认为人类是从这个单一的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从本世纪40年代起，这种观点占了主导地位。但也有不同意见。
人的系统是在什么时候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长时期来也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本世纪60年代中开始，古人类学界一般都把腊玛古猿当作最早的人科成员，而腊玛古猿最早的年代是距今1400万年，因而认为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是在1400万年以前。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沃什伯恩从解剖证据上得出猿与人是较晚分离的。
从本世纪初开始，有人从生物化学方面来研究人和现生灵长类的关系。1904年纳托尔根据高等灵长类生化性质的比较，提出人类与非洲猿类最为接近。60年后，古德曼对血清蛋白免疫性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论点。1967年萨里奇和威尔逊比较高等灵长类的血清蛋白，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表明人类与黑猩猩和大猩猩最为相近，与猩猩的系统关系较远，与长臂猿则更远。他们认为三种大猿不是一个单源群，而人类与非洲猿才是一个单源群。他们并推论人类从非洲大猿的系统分离出来的时间大约在距今500万年前。这与古人类学家从化石得出的年代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年代远比许多古人类学家所认为的要短得多。
生物化学方面更多的研究，如血清蛋白和输铁蛋白的免疫学、免疫扩散的研究，DNA杂交以及较近时期的线粒体DNA的研究等都得出基本相似的结果，即人类与非洲猿是一个单源群，关系最近，其次为猩猩，长臂猿则更远。近期形态测量的分析研究也支持这种意见。
近年来也有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如克卢格（Kluge,1983年）主要根据形态性状结合遗传、发生和机能上的一些特征，应梅种张猩猩与人类关系最近，是一个单源群，但极大多数古人类学家予以否定。
根据以上的认识，近年来有些古灵长类学家提出把大猩猩属、黑猩猩属和南方古猿属及人属归入一个亚科，叫Homininae,中文译成”人亚科“便不合适了，可以音译作”霍米尼亚科“.原先的HominidaeWT中文译作”人科“,现在它包括霍米尼亚科、森林古猿亚科和猿亚科，所以不能再译为”人科“,可以音译为”霍米尼科“.
3化石猿类与现生猿
类和人类的亲缘关系无论是化石上的证据或是分子人类学上的证据，都表明人和猿的共同祖先是在距今500万年以前，也就是要到地质时期的第三纪中新世去寻找。
很久以前，森林古猿被认为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森林古猿最早是1856年在法国上加龙的圣戈当附近的中新统地层中发现的三块下颌骨，定名为森林古猿方坦种，以后在非洲、亚洲、欧洲三洲的广大地区，发现了很多这类化石，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地层时代从第三纪的早中新世到早上新世。到本世纪6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或曾一度被认为是森林古猿的化石，总计有26属和51种，而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牙齿、上下颌骨和一些肢骨，其中有些种类以后表明不是森林古猿。1965年西蒙斯和皮尔比姆把这些种类加以清理和归并，除把更新世的巨猿分出外，把中新世的各属都归并入森林古猿属，各个种也大量归并，只保留原先的1/3的种。
在森林古猿属下依据地理--时代的界限分为三个亚属，即非洲早中新世的原康修尔猿亚属，欧洲中中新世和晚中新世的森林古猿亚属和亚洲的大多为中中新世和晚中新世的西瓦古猿亚属。他们把中新世的腊玛古猿属归入人的系统，即人科，这种观点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从7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观点逐渐受到怀疑以至被摒弃。
腊玛古猿化石最早是1932年在印度发现的一块右上颌骨碎片，1934年被定名为腊玛古猿，归入人科。但受到许多人类学家的反对。以后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如在肯尼亚发现的肯尼亚古猿，在匈牙利发现的鲁达古猿和博德瓦古猿，在希腊发现的希腊古猿和奥兰诺古猿，在土耳其发现的安卡拉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巴基斯坦发现的西瓦古猿以及在我国云南发现的禄丰古猿等都曾被归入腊玛古猿类。
近十多年来，一方面由于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各种结果，都表明人是在较晚的时期才从猿的系统中分离出来的，腊玛古猿距今的年代太早，因而不可能是最早的人科现腊玛古猿类的化石材料和地点大量增加了，表明每一个化石地点甚至同一层位都同时有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的存在，两者在形态性状的许多方面没有重大的差别，1979年格林菲尔德就正式提出腊玛古猿是西瓦古猿的同义词，它们应该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它们的学名，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西瓦古猿署名的命名在先，腊玛古猿的在后，因此腊玛古猿的署名应予取消，并入西瓦古猿属，作为西瓦古猿的雌性个体。近年来一般都同意这种意见。
近来还发现，各地点原先都被认为是腊玛古猿的各种类型，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不能都归为一属，如我国云南禄丰的古猿，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西瓦古猿标本有明显的不同，因而我们不久前把禄丰的标本改归入禄丰古猿属。有人提出肯尼亚的肯尼亚古猿，希腊的奥兰诺古猿也应确认为是与西瓦古猿不同的属；匈牙利的鲁达古猿，其形态介于西瓦古猿类与森林古猿类之间，有人将其归入前者，更有人主张作为单独的一属，但更多的人主张把它归入森林古猿属。
再说三类古猿，即西瓦古猿、原康修尔猿和森林古猿。
西瓦古猿类的各个种常被描述为其颊齿具有厚的釉质，被作为重要的分类标准，以别于具有薄的釉质的原康修尔猿类和森林古猿类的各个种。
近年来对颊齿釉质厚度的深入研究，发现釉质的厚度变化很大，而且釉质的厚度至少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齿质外面釉质的厚度，另一种是釉质进入齿尖的齿质的厚度。原康修尔猿齿釉质外面的釉质较薄，森林古猿的更薄，但其釉质进入齿质的程度却可以很深，同一牙齿齿尖的颊侧和舌侧进入的程度也有不同。
原康修尔猿常被认为具有薄的釉质，但实际上较厚，因其在齿尖磨耗早期便进入齿质，进入的程度很大，与森林古猿和西瓦古猿类不同；另外其牙齿和颌骨也有些性状与森林古猿和西瓦古猿不同。
森林古猿类的材料很少，其各个种共同的材料只有下颌骨和附连的牙齿。森林古猿类与西瓦古猿类的不同在于釉质进入臼齿齿尖的程度较大，但其各个种的变异极大；它们与原康修尔猿类的不同在其臼齿齿尖到齿质表面的釉质确是极薄。
中新世的各种古猿与现生的亚洲和非洲大猿及早期人类的系统关系，现在还不清楚。
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现的西瓦古猿，有些与猩猩相似的性状，特别是其腭骨和上颌骨前部与猩猩很相似，因而有人认为它可能与猩猩有关，可能是猩猩的祖先。我国云南的禄丰古猿，其面下部与上颌骨部分有些性状与猩猩相似，可是其整个面形和面中部的特征却与猩猩明显类型，或与之接近的类型。也有人认为肯尼亚古猿或奥兰诺古猿可能与非洲大猿和早期人类有关或是最早的人科成员。
探索中新世古猿与现生大猿和人类的系统关系存在着以下的困难：
（1）在亚洲发现的人类化石，最早的也不到200万年，猩猩化石只到中更新世，只有巨猿最早可到上新世，但它可能是在中更新世绝灭的一种特化的猿。在非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科化石的南方古猿，其距今年代也不过400万年。在距今400万~800万年的长时间内，无论是在亚洲还是非洲，除少数零星的报道外，至今还没有可靠的猿的化石的证据，是一个很大的空白，因而中新世的古猿与人类和现生猿类的关系，难以确定。
（2）古猿化石一般都是很破碎的，中新世的古猿资料，传统是依据破碎颌骨和单个牙齿的少数性状而得出的，这就给推测其可能的系统关系及机能等产生了很大的限制。
（3）现生的某种猿作为人猿共同祖先的活样板的论点，都被逐渐否定了。中新世的古猿，至少是其中的若干种类，有着很大的两性体形差别，大于现生大猿；中新世古猿的头后骨骼也与现生大猿有相当大的差别，没有现生大猿的臂行和趾关节行走等特化的行动方式。
（4）根据分支系统学的要求，只有共祖裔性状才能确定化石种类与现生种类的系统关系，但是根据上述的破碎材料得出的性状，哪些是共祖裔性状，不易确定。
总之，人类起源的研究，还需要发现更多的化石材料，要进一步来确定哪些性状是共祖裔性。形态性状与其机能有密切关系，而机能又与行为有密切关系，因而对其机能和行为的研究和重建，可使我们对古猿化石有较深入的了解。研究古猿的头后骨骼对古猿的行动方式可有较多的了解，如中新世的若干古猿是否有从垂直攀爬发展到两足行走步态的类型是否有某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在森林以外的环境中生活等等，所以对古猿生态环境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起源问题的了解。
二、猴子的尾巴是怎么掉的
直到今天科学家仍然无法描绘人类诞生过程的全部详尽图画。这里最关键的谜在于，大约400万至800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祖先，一种类似于现代猿类的古猿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进化方向，直立起来，以更有效的方式活动，继而进化成为人类，而它的”表兄弟“终于成为现代猿类。这一奇迹般的进化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呢由于直立行走会在骨骼上留下明显的标记，因此化石是回答这一问题最好的主要的证据是在本世纪70年代，由美国科学家唐纳德·约翰森领导的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他们在哪儿发现了大批古人类化石，其中一具是生活在300万年前的女性骨骼。科学家找到了这具骨骼的40%的化石，称她为露西。根据骨骼特征来推断，露西的脑仍然呈现猿脑特征，但她却是直立行走的。因此她很有可能就是科学家长期以来寻找的古猿和人之间的缺失环节。与此同时，分子生物学家应用DNA和蛋白质分子比较技术，推断出猿与人分道扬镳的时间，发生在500万年前。这与化石资料的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剩下的问题是：400万至800万年前这段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这些已适应树栖生活、四足行走的古猿下地直立行走，向着人类方向进化一种观点认为：人和猿是在第三纪的中新世开始分化的，腊玛古猿是最早的人类代表，而森林古猿里的几个种类则是各种现生猿类的祖先。他们同意从古猿到人的进化是使用工具和有语言等文化因素。并且设想小的犬齿和直立行走的姿势是与使用工具（或武器）密切有关的。
腊玛古猿的犬齿小就意味着使用了工具和两足能直立行走。
另一种观点认为：古猿从树林移到大草原上来生活，是为了不让草挡住视线，才直立行走。
第三种观点认为：那一段时期，地球气候变得干燥，使森林大片消失，靠树栖生活的古猿不得不下树，依靠直立行走和工具来谋生。
第四种观点认为：由于气温变化，大冰川来临，地壳发生了骤变，连绵不断的森林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树木减少1/3,野果供不应求，古猿就被迫成群地走出森林，到广阔的地面去寻找食物，谋求生路。由于地面生活的需要，前肢的任务更重了，不但需要用它来摘果实，拿木棒或石块抵御野兽，而且还需要用前肢来挖掘块根或捕捉小动物，就这样，经过几百万年的努力，古猿终于改变了用前肢帮助行走的习惯，学会了在地面直立行走。
第五种观点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是猜测的，进化是一种十分奇妙的现象，是遗传信息在群体和世代中平衡、传递和改变的过程。
第六种观点认为：达尔文关于进化的理论应该修正，进化不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而是由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和突然发生的飞跃交替的模式中寻找思路。遗传学研究的发展，为解开从猿到人之谜带来新的希望。人类进化成为地球生物中最适应的强者，这也是一些基因的胜利。可是目前，人们对于基因进化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要回答古猿怎样变成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七种观点认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至少在初期，不是文化，而是食物、承形性，更像许多哺乳动物的进化，小的犬齿和直立行走都是食物和进食方式改变的反映。腊玛古猿生活在空旷地区，具有扩大咀嚼面积用的较宽的颊齿，并有厚的釉质，以覆盖其较软的内部齿质。森林古猿类和猿类具有较小的颊齿，釉质薄，很快便被磨掉；齿尖尖端暴露出齿质小坑，这是用来切割和咀嚼较软的植物性食物的。腊玛古猿的厚釉质很可能是适应作强力压碎和磨研较坚韧的植物性食物，这是较空旷的非森林地区的标准食物。腊玛古猿类中有些具有像猿的较大的犬齿，有些则犬齿较小。但是即使是具有较大犬齿的种类，严重的磨耗也使齿冠变钝，截去尖端。事实上，这些犬齿也很少明显地超出其他牙齿。严重的牙齿磨耗和减少的犬齿连同增大的和釉质厚的颊齿，可能是为了咀嚼坚韧植物性食物的一种适应。
1.生命与环境的均衡地质时代的自然环境与时代同时变迁而不问生物适应与否。假如生物完全独立于环境而存在，环境的变化对生物则无任何影响。但是，生物是有生命的活物，总是生存在环境中。
第一，没有水，生物就不能保全生命。第二，需要环境从外部提供生命所耗费能量的营养成份。第三，生命的活动受外部温度的左右，对生物来说，是以使活动活泼的温度具有决定性意义。高于或低于某种温度，活动就迟钝了，若超过某种限度，生命就灭绝了。
生命与环境总是互为一体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加以思考。一方的变化必然对他方产生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环境也不会为了调节生物世界而变化。生物方面必须按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作为植物与日趋严酷的环境保持均衡的方法有两种，即小形化（在动物是大形化）方法，以及改善生殖方法等质的方法。小形化是同一进化阶段中的均衡方法，改善生殖方法是使进化阶段提高一级的均衡方法。在后者的场合下，不像前者那样缩小体积，大体保持同样大小。在进化（均衡方法）中，总是存在着两种方法，即在相同进化阶段进行的”退行进化“,和改善进化阶段的”前行进化“.
一方面，生存着进化前行到人的生物，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至今仍停留在单细胞阶段，看不出其前行进化的生物，这是为什么这是个使学者感到异常为难的问题。拉马克承认生物的自然发生，认为早发生的生物进化前行。根据拉马克的看法，单细胞生物发生得迟缓。达尔文认为，通过自然选择，生物不断保留对其有利的变异，其结果自然会进化前行。根据这种看法，单细胞生物的存在，是由于该生物无须更有利的变异。
正如以季节差加剧的古气候变迁为基点，来说明脊椎动物的进化一样，同样的方法也应该能够用来说明类人猿、人类的出现的。虽说是人类，其进化的原因与其他生物并无太大差别。
约7000万年前，从生存在中生代的小形哺乳类食虫类中，诞生了专门栖息在树上的种类，即猿猴类。在美国蒙大拿州发现了最古老的、6500万年前的灵长类化石--一颗大臼齿。这颗大臼齿的径长仅为1.85毫米，可以看出这是小形猿猴类的臼齿。
这种猿猴类（狐猴等）的最盛期出现在始新世，当时它们遍布世界各地。接着在5000万年前出现了类人猿（长尾猴属等），3000万年前出现了小形类人猿（长臂猿猴等），最后在2000万年前出现了大形类人猿（猩猩属等）。
从化石的出现顺序来看，是按猿猴类、类人猿、小形类人猿、大形类人猿排列的，一般也认为是按这一顺序进化和体形大形化的。这种体形大形化是对严寒的适应体，是动物进化的原则。另外，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灵长类现在都作为热带主要的树上生物生存着。
此后，喜马拉雅和阿尔卑斯造山运动开始，气温再次下降，动物为适应这一变化，体形开始大形化，小形类人猿、大形类人猿出现了。从猿猴到大形类人猿的体形大形化，跟其他哺乳动物的大形化一样，可以解释为是对新生代寒冷的一种适应现象。并且这些灵长类养成了与身体大小相适应的习性。猿猴类（狐猴），类人猿（长臂猿等）是小形的，所以用尾巴保持平衡，在树上用四肢行走。不管是行走还是在树间跳跃，尾巴都是不可缺少的。
进化为小形类人猿后，身体变大，在树上用四肢行走就不平稳了，因此不得不改为用臂力来摆荡移动。这样经常使用的手臂便发达起来，变得比腿还要长。相反，不使用的尾巴慢慢退化，差不多都消失了，于是无尾的类人猿生活开始了。在树上休息时，身体垂直站立，这样就可以使用手了。
这种身体直立休息，也许是所有树上生活的灵长类的习性。变成大形类人猿后，体形更大。
这时一种使树上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的环境产生了。气候变冷，作为类人猿的生活场所的常绿森林开始变为草原。大部分类人猿随着森林的向南方热带推移而生存下来。但是，由于逃往热带的路被封住，一部分类人猿不得不留在已草原化的故乡，这些类人猿将走上向人类进化的道路。应该认为，进化是在万不得已时，为了生存而产生的。
2.肉食与草食
达特（RaymondA·Dart）于1924年在南非汤恩（Taung）发现了大约是六岁小孩的化石头骨，其牙齿很像人的，而脑子很小，面部宽大，定名为南方古猿。但大多数学者看到它具有许多与猿相似的形状而很少形状与人相似，因此认为它是一种早期的猿。而达特则指出它的少数与人相似形状的重要性，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小而磨平的犬齿；枕骨大孔的位置在颅骨下面，表明颅骨垂直位于脊柱上，显示它已能直立行走；颅骨后部保留的颅内模显示其脑稍稍较猿为大，特别是其结构与猿不同。这正是达尔文所推论的三种形状--减小的犬齿、两足行走和脑的改变。
随后在南非的其他地点又发现了更多的南方古猿类的化石和大量的破碎动物骨骼。达特认为这些破骨是被生活在该洞穴中的人科成员带入洞里的，它们打破这些骨骼作为工具和武器。
他说，动物骨骼的使用早于石器。他称这种骨、齿和角的破片为骨齿角文化，由此引起了许多争论。达特解释某些南方古猿类的头骨和颌骨的破裂是由于其同伙的攻击。人类的进化是由于愈来愈多地依靠用来杀害的武器来获取肉食。一种史前的武器竞赛促进了脑的发展，演化成的现代人因而具有野蛮的凶杀者的猿的遗传倾向。达特的这种解释在人类学界是没有多少人相信的。但是肉食的行为对人类起源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对人类的行为究竟有什么影响，不同的人类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假设。
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吃大型野兽的肉，有助于把人从猿中区分开来，从而实现人脑、行为和制造工具方面的进化。但是，这种肉是通过捕猎还是通过寻觅得到的呢一些科学家认为在远古时代”人即猎人“.早期的人科成员断定打猎取食是取之不尽的，并且是安全的，而觅食则只能勉强糊口，偶然性大且很冒险。另一些科学家却认为，在距今2000万年前，吃尸体可能比打猎更为普遍。人们在东非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头骨和肢骨，似乎证实了这一推测。据考证，早期人科成员的体格并不健壮，他们的长臂表明他们擅长躲在树上。可以想象，当他们遇到狮子、剑齿猫和鬣狗等捕食者时，通常是躲到树上去。他们没有真正的武器，只是用再简单不过的石器为工具。然而，考古证据却表明，这些弱小的灵长动物能侵入大食肉动物的栖息地。在奥杜瓦伊等地，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与瞪羚、大象等动物的骨头化石在一起的简单石器。
在这一些被发现的骨头化石表面，有着食肉动物的牙齿痕迹，另一些骨头上还有用石器割肉和切断关节时所留下的痕迹。许多骨头被用来获取骨髓的石锤砸碎并留下痕迹。于是，为了更细致地了解”觅食者“如何获取它们的食物，如何处理捕食者丢弃的猎物等情况。
科学家们发现，吃尸体的机会根据季节、地点和死亡原因等条件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水边的林地条件最佳，因为，树木给人科成员提供了隐蔽处，并使尸体避开了秃鹰。树栖豹子全年都在捕猎；狮子的捕猎旺季在旱季；剑齿猫却几乎在所有季节都会留下大猎物的尸体。
然而，人科成员并不敢因此贸然闯入开阔地带取得这些尸体。因为他们比不上秃鹰和鬣狗，而且无处躲避大型食肉动物。
最早的人科成员很可能是用他们的手来处理尸体和小猎物的，就像黑猩猩和狒狒所做的那样。而他们的下一步却很独特。他们开始用工具来屠宰大的动物尸体，这是非人灵长类动物所不能的。
乔利（C·J·Jolly）提出早期人科成员的适应像猕猴类中的狮尾猴（Theropithecus）。他看到狮尾猴与分布更为广泛的狒狒（papio）属的差别正像早期人科成员与猿类的差别。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有无对半干旱的空旷地区采集和食用草籽的一种特殊的食性适应。
狮尾猴的颅骨与狒狒的差别在许多方面正像早期人科成员的颅骨和猿的颅骨的差别。前者的上下颌和牙齿向后移，较直接地位于脑颅的下方；下颌骨较高和较垂直，以使其齿列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咬肌附着在较前的位置，咀嚼肌较发达，增大了臼齿和前臼齿的咀嚼力量。
在化石的狮尾猴中，臼齿和前臼齿相对较大，而门齿（有时犬齿）较小，这也和早期人科成员与猿类的差别相似。
狮尾猴的头后骨骼由于以坐的姿势长时间采集种籽，其头部在脊柱上的位置常比狒狒的较为垂直，这种坐姿产生较垂直的躯干，有助于形成两足直立行走。
上述的”凶杀者的猿“的假设，认为肉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因素；而吃种籽的假设则着重于草食的作用。两者都简单地局限于以某一类食物来解释人类的起源。
至于咀嚼能力的强大，则是许多不吃草籽的哺乳动物的特征，而稀树干草原上的食物也不只是草籽、根和块茎，也可能是早期人科成员的重要食物来源。狮尾猴用趾甲是不能挖出根、茎的，而早期人科成员用黑猩猩式的棍棒则易于获得这些食物。
3.气候与褪毛
目前的最新研究证明：气候变化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几乎每一个转折点上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6500万年前灵长类的出现，到能以两腿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从人类大脑不可思议地增大到农业的出现，一些科学家认为：毫无疑问，人类饱经沧桑的进化不仅仅只由地球气候变化相伴随，在某些情况下，气候变化驱动了人类进化。
如果没有6500万年前的那次重大的气候变化，很可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大多数动物--包括我们人类。科学家们一直在猜想：恰在那时，一颗巨大的陨石与地球相撞，巨量的、可以改变气候的尘埃涌进了大气层中。最近在加勒比地区发现的微小的玻璃块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猜想，从这些玻璃块的化学组成上看，它们是在这种宇宙碰撞产生的热能中形成的。
通过格陵兰的面包树，科学家们已经证实：在1亿年前的恐龙鼎盛时代，全球温度要比目前高出10~14°。在目前是格陵兰的地方生长着面包树，恐龙出没在无冰的南极洲。在陨石撞击之后，恐龙大批大批绝迹，在世界上为哺乳动物留下了广阔的拓殖空间，其中包括人类最原始的祖先，这个过程在地质年代上是短暂的。
地球气候上的大部分变动并不是如此突然和剧烈的，但即使是缓慢变动的环境也会对人类进化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在恐龙灭绝之后，数千万年期间，地球一直处于变冷的状态。耶鲁大学的罗伯特·伯纳曾利用计算机计算了过去6亿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变化动态，他认为全球变冷是由于岩石风化而对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缓慢吸收的结果。由于二氧化碳捕捉热量产生所谓温室效应，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长期减少使全球气温下降了几度。这种逐步冷却过程有助于为人类进化中的关键阶段提供舞台：即直立行走的开始。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人类学家一直认为：我们的祖先之所以用两腿直立行走，是为了解放出他们的手，以便从事一些特有的人类活动，如制造工具。但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皮特·罗德曼和亨利·麦克亨利却另有看法：第一批双足动物是要在环境变化中维持他们像猿人似的生活方式。
新的证据表明：地球逐渐冷却的气候使覆盖非洲的茂密森林支离破碎，更多的地方成了稀树干草原，犹他州大学的地质化学家瑟雷·塞尔林设计了一种技术，它能测量出植物死后土壤中所留下的微小含碳量。在土壤中，草所留下的化学特征要比树更多种多样。通过分析远古土壤的构成，塞尔林发现：草场是在约70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并随即扩展开来的。
雷德曼和麦克亨利认为：非洲景观向森林与平原镶嵌景观缓慢变化使人类祖先活动依靠两腿走路成为一种理想方式。研究者们分析了各种动物在走路时所消耗的能量状况，结果说明：
在长距离迁移过程中，直立行走比起像大猩猩和黑猩猩那样以两足和两前趾走路更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他们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祖先之所以直立行走并不是为了制造工具（这方面在100多万年以前的考古学记载中并未发现），而是因为它是恋树生物从一块森林向另一块森林迁移中所利用的简便方式。
地球最剧烈的气候变化之一几乎极其精确地与人类进化中最重要的转折相偶合，即第一个头脑发达的哺乳动物的出现。对从海底采集的贝壳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表明：约在250万年以前地球温度突然剧烈地下降。地球迅速变冷似乎已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由于地球史上首次变冷，使得北极形成了冰帽，大陆变得更加干燥。而且灰尘也更多。
喜马拉雅山升高，产生冷潮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喜马拉雅山向上延伸。约在4000万年以前，当印度次大陆与亚洲相撞时，喜马拉雅山开始升高。借助于计算机模拟全球气流的流动，加利福尼亚拉蒙特多尔蒂地质观测站的威廉·拉迪曼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库茨巴奇发现：在250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峰足够高到改变北半球主要气流的流动，显著地改变气候类型。
非洲的变干，为新类型生命的出现拓宽了道路，耶鲁大学的古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弗里巴指出：非洲许多动物种类的化石说明了恰在气候变动的同时动物种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例如生活在森林景观中许多羚羊种类大约在250万年以前突然绝迹，被生活在更开阔的草地景观中新的羚羊种类所代替。类似地，在潮湿环境中旺盛生活的一些啮齿类物种逐渐灭绝，被生活在干燥气候中新的啮齿类物种所代替。
弗里巴认为250万年前这种”跳动的“气候变化也为古代人祖先经历生物新生枝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他指出：”我们祖先的行为举止像完善的哺乳动物“.化石文物表明：大约在那时，已生存了100多万年的人类祖先物种绝迹，出现了3种，也许是4种新的能直立的灵长类动物，其中的一种能凿石制造工具的动物最先被称为人属。
250万年以前，随着较冷温度的袭击，地球突然进入了一个周期性气候变化的全新格局，这种周期性变化起到了”进化泵“的作用，导致古人大脑长得越来越大。在此转折点之前，全球气候较大的变动是典型地发生在数百万年时间内地质过程的结果。然而，在250万年前以后，全球气候模式对于地球轨道和地轴倾斜的微小变化突然变得更加敏感。
冰川循环，这些天文循环已导致了全球气候在较长的冷期与较短的暖期之间迅速波动，冷期持续50000~80000年，暖期平均约在10000年。在较冷的时期，地球已被冰封住，冰川的扩展远达欧洲、亚洲和北美洲，海平面急剧地下降，赤道附近的地块变得更冷更干。在较暖的”间冰“60万年以前，地球至少经历了15次这样的循环，而且，如果这种气候模式持续下去，那么将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内达到另一种寒冷的冰川作用之中。
一些科学家提出暖期与冷期之间的这种迅速转变是支持人种大脑增大的驱动力。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家威廉·卡尔文认为：我们祖先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时期人口激增，接着新一轮的寒冷天气到来，产生了灭绝所有生物（最聪明的生物例外）的恶劣环境。当”激增时期“再次到来时，这些更聪明的人类祖先数量将有所增长，提高了他们在所有种群中的比例。地球与今天一样温暖的最后时期大约出现在125000年以前--在另一次寒潮到来之前约持续10000年的时期。实质上，最早的智人化石--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约起源于这一时期。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瑟夫指出：虽然农业的起源有时被描述为一种”创造“,而且这种创造是人类进步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但在15000年前，当冰川再次开始退去，对于在所产生的迅速恶化环境中的生存来说更可能是最后的努力。正是在那时人种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全球变暖，某些地区的海平面几乎升高122米，使得阿拉斯加与西伯利亚分开及新几内亚与北美分开。曾覆盖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冻原被森林和草原所取代，其余地区的气候更像今天的气候。
显然，全球性气候变化对生物进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科学家们将近2亿年来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进化历程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在某种情况下，气候变化驱动了人类进化。
--2亿年前地球平均温度：21℃转折点：出现早期哺乳动物目前构成大陆的所有板块曾经是科学家称为联合古陆的单一超级大陆的组成部分。由于巨大地质力量的融合，碰撞的大地板块向上隆起形成巨大的山脉，当今存在的其余部分形成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联合古陆环境从茂盛的热带延伸到灼热的沙漠地带，而且有些地区温度的变化幅度高达54℃。大型爬行动物、恐龙的祖先以及极小的獾类生物出没在这块土地上，獾类几乎是所有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祖先。
--6500万年前地球平均温度：23℃转折点：恐龙绝迹，早期灵长类动物出现随着向上涌出熔岩流的裂开，联合古陆分裂开的大地板块大致呈现出现代大陆的形状，继续朝着其现在发生的位置移动。1亿年来，恐龙在世界上起着支配的作用。大量事实表明约在6500万年以前，地球受到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击，这种碰撞将尘云团送入大气中，使气候发生剧烈变化，恐龙迅速绝迹动物是早期的灵长类动物--现代猴、猿、人类的祖先。
地球平均温度：16℃。
转折点：黑猩猩和人类从其共同的祖先中分离出来，人类祖先开始用两腿行走当大陆继续沉入到目前的位置时，地质变动使地中海从大西洋切断。在1000年时间里，海洋蒸发，留下荒芜的盐地。当海平面再次升高时，水流回到地中海流域的力量比尼亚加拉瀑布的力量高数百倍，这种循环反复进行。同时，喜马拉雅山脉增加得更高，改变着大气中风的流动和天气状况。全球变冷，非洲大片森林被小块的草原所分开。大约在这一时期，灵长类动物开始分化，一部分分化为现代猿人，另一部分分化成为人类。化石足迹标本表明：在375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正开始直立行走。
--250万年前地球平均温度：13℃转折点：出现原始人喜马拉雅山增加得更高，阻止北半球大气流动。对于地球史的初期来说，北极冰帽出现。当地球变得更冷时，非洲许多地区辽阔茂密的森林消失；这一时期的化石证据表明，生活在森林中的许多羚羊种绝迹，生活在更复杂、更宽阔环境中新的羚羊种突然出现。直立的灵长类动物分化出许多新物种，包括能人--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其大脑比所有以前灵长类动物的大脑还大，它标志着人类的起源。从这点上看，地球气候转变成一直持续到目前的周期性循环的新格局：地球倾斜以及其围绕太阳轨道的微小、周期性波动都能导致较长的冷期和暖期的重复循环，冷期持续5~8万年，暖期约持续1万年。今天的地球接近于这些短暂暖期中心的一个末端。
--12.5万年前地球平均温度：15℃转折点：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当已减小12倍以上的冰川再次退去时，与今天一样温暖的地球气候的最后时期出现在12.5万年以前。在这时，人类祖先能人代替了一种称之为直立人的早期人种。这些动物是居住在非洲的原始人类祖先，它们约在100万年前从大陆迁来，扩展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当暖期约在115000年前结束时，地球气候步入到另一个剧烈的寒冷冰蚀时期。实质上，正是这种最后的气候转变时期使得早期像现代人的人类--智人--开始出现在非洲和近东。在第二个8万年的时间里，现代人将迁居到全球，从北极的冻原到南美洲的最高端。
--1.8万年前地球平均温度：10℃转折点：人类生活在地球史上最冷的气候时期在地球剧烈的冰河作用最后时期的高峰，1.5公里厚的冰川一直到达目前是芝加哥的地方，覆盖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冰川也盖。欧洲的古鲁马农人完全地进入到文化爆炸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艺术作品--包括法国和西班牙南部的优美绘画，出土于当时的古针表明人类穿着温暖的紧身衣服。后来出土的弓箭说明：他们已经强化了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
--1.1万年前地球平均温度：15℃转折点：人类开始依赖农业冰川随着这次剧烈”全球变暖“趋势的出现而消失。曾存在于中东茂盛的、接近于伊甸园式的环境突然向北移动，留下干旱的土地。被称为纳图菲人的部落集中居住在一个由山、海、沙漠环绕的小块肥沃土地上，他们停止了放牧生活。突然的气候变动产生了持续1000年时间的冷期，纳图菲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农业活动。当气候再次变暖时，纳图菲人中的人口爆炸使纳图菲人及其后裔与农业生活进一步联系在了一起。
4.姿势造就了人类
20世纪20年代，在洞穴的沉积岩中发现了人类的非洲祖先（或至少是人类最近的亲戚）。但是这些南方古猿与以前人们认为的”缺失环节“应该的样子不符，许多科学家拒绝承认它们是人类谱系中的真正成员。多数人类学家想象，在智力增加的推动下，从猿到人有一个相当和谐的转变，缺失的环节在身体和脑方面都应该居中间状态--阿里·乌普或驼背的尼安德特人的古老（而错误）代表。但是南方古猿却不是这样。比较身体的大小而言，它们的脑确实比任何猿都大，但大的还不够。人类脑大小的主要进化发生在人类到达南方古猿阶段以后。然而这些脑不大的南方古猿却像人类一样的直立行走。怎么能这样呢假如人类的进化是由于脑增大推动的，那么像直立姿势--另一个人化的”标志“（并不是偶然的特征），怎么能最先产生呢乔治·盖洛德·辛普森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利用这个疑难说明：
即使预测有牢固的基础，有时预测发现也有惊人的失败。有一个进化中的例子，就是未能预测发现”缺失环节“--现在知道的（南方古猿）--是直立的，还可以制造工具，但是相貌和脑能力则像一只猿。
人类必须将这种”惊人的失败“主要归因于一个不易察觉的偏见所导致的不正确推测：人类凭借脑的能力（而不是其他）统治其他动物；脑的增大必定推动着动物进化到所有阶段，在整个人类学史上一直认为直立姿势比增大的脑次要。19世纪最伟大的胚胎学家卡尔·恩斯特·冯·拜尔文在1828年写道：有差异都由于脑的构造不同。”又过了100年，英国人类学家史密斯写道：“使猿成为人的，不是采取直立姿势或清晰语言的发明，而是脑的逐渐完善和心智结构的慢慢建立，直立姿势和讲话都是一些附带的表现。”
面对这种对脑重要性的齐声强调，有少数科学家坚持认为直立姿势是首要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论述文明的起源时，根据的是他的极为独特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直立姿势使人类的主要感觉由嗅觉转为视觉，这种看法是他于19世纪90年代写给朋友威廉·弗雷斯的信中开始提出的，在他1930年的论著《文明及其不满》中达到顶峰。嗅觉作用价值的降低，使性刺激物发生转移，对雄性来说，由周期性发情期的气味变成一直看得见的雌性生殖器。雄性持续的欲望导致雌性连续接受力的进化。多数哺乳动物只在排卵期交配；人类则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性活动（性活动是作家热衷的一个主题），持续的性活动巩固了人类的家庭。并且开创了文明；具有严格交配周期的动物不能极大促进家庭结构的稳定。弗洛伊德总结道：“文明的必然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建立在人类采取了一种直立的姿势之上。”
虽然人类学家都不支持弗洛伊德的观点，然而确实形成过一个次要的传统，强调直立姿势的首要性。（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人类今天在解释南方古猿的形态和人类进化的途径中倾向接受的论点。）脑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增长。最初的推动力一定是由于生命方式的改变带来的，这种生命方式大概给了智力强有力的选择奖励。直立姿势使手从行走中解脱出来，并用手抓握（抓握的字面意思来自拉丁文的“手”）。所以首次可以制造并便利地使用工具。智力的增加主要是对于双手抓握（还是按字面理解的抓握）所蕴含的巨大潜力的反映。（不用说，没有哪个人类学家会认真地认为脑和姿势在进化中完全独立，即一方达到完全是人的状态，另一方才刚刚开始变化。人类谈论的是相互作用与增强。尽管如此，人类早期的进化中所包括的姿势进化确实比脑的进化迅速；完全使人类的手解放出来使用工具，早于人类脑的最重要的进化增加。）冯·拜尔神秘而睿智的同事洛伦兹·奥肯在1809年碰巧说出了“正确”的论点，那是冯·拜尔误入迷途几年之后。奥肯写道：“人类通过直立行走获得了性状，变得自由的手可以无所不做……随着身体获得自由，心灵也得到了自由。”不过在19世纪最提倡直立姿势具有重要作用的是达尔文的德国“猎犬”恩斯特·海克尔。海克尔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榭鱿拢建了人类的祖先，并且给了一个科学名字，无语猿人，意思是直立的、不能讲话的、脑不大的猿人。（顺便说一下，“猿人”大概是惟一的在发现之前给出科学名字的动物，当杜布瓦19世纪90年代发现爪哇人时，采用了海克尔提出的署名，但给了爪哇人一个新的种名，直立猿人，我们现在一般将这个生物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属内，称作直立人。
但是为什么虽然有奥肯和海克尔的反对，而脑是首要的观点还是变得非常牢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缺乏直接的证据，两种观点都没有直接的证据。除了尼安德特人（按照多数人类学家的看法，尼安德特人属于人类这个种的地理变异），直到19世纪快结束时，才发现化石人类，而这时脑是首要的教条已经确定很久了。不过不依靠证据的争论在科学史上很常见，因为在缺乏事实的局限中，影响所有思想的文化偏见（而这正是科学家试图竭力否认的）便暴露无遗。
实际上，19世纪已经做出了出色的阐述，阐释者的名字无疑会使多数读者吃惊--弗里德里克·恩格斯。稍微想一下便不会那么吃惊。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是出于为他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他生前没有完成他的“自然辩证法”,但是他在《反杜林论》等论著中包括了大段有关科学的论述。1876年恩格斯写了一篇名为《劳动在从猿至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文章。他死后，这篇文章于1896年发表，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对西方科学没有明显的影响。
恩格斯考虑了人类进化的三个本质特征：讲话，大的脑和直立姿势。他认为第一步必定是从树上下来后，我们的陆地栖居祖先继而进化出的直立姿势。“这些猿类，在平地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并且越来越多地采取直立行走。这是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直立姿势把手解脱出来使用工具（按恩格斯的用词，是“劳动”），随后才是智力的增加和讲话。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对所做的日新月异的事情的适应……以及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愈来愈新地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操作中，人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性，在这个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恩格斯的结论似乎是他的唯物论哲学前提的演绎结果。但是人们相信他的结论来自海克尔。
两个系统陈述差不多相同，而且恩格斯在更早的一篇写于1874年的文章中引用过海克尔的有关段落。但是没关系，恩格斯文章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坚实的结论，而在于他对于为什么西方科学先验证主张脑是重要的观点所做的尖锐的政治分析。
恩格斯认为，随着人类学会控制周围的环境，除了原先的狩猎外，又增加了其他技能--农业、纺织、制造陶器、航海、艺术与科学、法律与政治，以及最后“人脑中关于事物的幻想的反映：宗教。”随着财富的积累，少数人掌握了权力，并且强迫其他人为他们工作。劳动这一所有财富的根源和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地位和为统治者工作的人一样低。因为统治者受他们的意愿控制（即受脑力控制），他们的成就似乎是脑的作用。哲学的专业并没有遵循纯粹追求真理的理想。哲学家具有社会阶层和宗教的倾向性。柏拉图即使不是有意识地用设想出来的抽象哲学支持统治者的特权，他自己的阶级地位也促使他强调思想比思想左右的劳动更主要，更占统治地位，更崇高，更重要。在达尔文时期，这种唯心主义传统在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它的影响无所不及，即使是科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也感到难以摆脱唯心主义。要挑战一个偏见，首先要认识它。脑的首要性显得这么明显和自然，接受这个观念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观念是与职业思想家的阶级地位及倾向性相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恩格斯写道：
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从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从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没落的时候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的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最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们也还不能提出人类是怎样产生的明确观念来，因为他们在这种唯心主义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恩格斯文章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结果（正确）--后来发现的南方古猿证明了他（来自海克尔）提出的一个特殊的学说，而在于他尖锐地分析政治在科学中的作用，分析了必然影响所有思想的社会偏见。
实际上，恩格斯谈到的头与手分离，已经相当严重，限制了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学院式的科学尤其受到“纯”研究理想的限制；在以前的日子里，这种理想阻碍了科学院从事广泛的实验和经验性检验工作。古希腊的科学受阻于这种局限，贵族思想家不从事平民艺人的体力工作。中世纪的理发匠兼医生不得不处理战场上的伤亡。他们对医学实践的推进远远超过很少接触病人的学院医生。学院医生的治疗知识来自盖伦和厚厚的教科书。甚至今天，“纯”
研究者还有轻视实践的倾向，在学术圈子里，“农民学院”或“牛学院”这样的话语还能令人忧虑地经常听到。假如人类听进去恩格斯的话，并且认识到人类将纯研究看得很优越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偏见，人类就必须促进科学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摇摇欲坠即将崩溃的世界来说，太需要这种结合了。
三、人类的诞生
1.从猿到人的过渡
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不是从现生猿，而是从古猿。怎样来区别或划分人和猿用什么标准来划分人和猿人和猿（动物）的界限问题是长时期来有争论的问题。
早在达尔文1871年发表其《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一书以前，自然哲学的研究者们就指出人类区别于动物（包括与人类最接近的现生的非洲猿）的重要特征是有音节的语言、特别大的脑子、两足直立行走的步态、特别灵巧的双手和制造工具。
直立行走、制造工具、大的脑子、语言、意识和社会长时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人与动物之间本质区别的标志。
从现代的人和猿的区别来说，这些标志都是很明显的。可是问题是这些人类的特征是如何起源的它们是同时起源的、还是先后起源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哪一种特征是最先起源的各种特征起源的先后顺序和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是当前仍然存在的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人的特征也有不同的理解。研究人类进化的（体质）人类学家，认为直立行走是区别人与猿的标志，能两足直立行走便是人，而研究人类早期物质文化的考古学家则认为能否制造工具是区别人与猿的标志，能制造工具的才是人。在中国国内，在70年代曾开展过一场这方面的辩论。
中国学者在70年代曾提出人类的各种重要特征不是同时起源的，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阶段的意见，这个过渡阶段是人类进化系统上的最初的阶段，有人称之谓“前人”阶段，在生物分类上，属于人科。现在根据现有的各方面的有关资料，重申中国学者过去的见解。
能否直立行走可以从化石上来判定，能否制造工具可以从石器上来判定。这些是可以从实物来判断的直接证据，而其他的人类特征如语言、意识、社会等没有直接的实物证据，只能作为间接的推论。
从古猿化石来说。什么古猿、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最早开始直立行走，踏上人类的征途现在还不能肯定。从60年代中期起，一般都认为腊玛古猿（Ramapithecus）是最早的人类进化系统（人科）的成员，但到80年代中便被完全否定了。90年代初以来宣称可能是人类最早祖先的古猿在亚洲有土耳其的安卡拉古猿（Ankarapithecus），中国云南的禄丰古猿（Lufengpithecus），在欧洲有希腊的奥兰诺古猿（Ouranopithecus），在非洲有肯尼亚的肯尼亚古猿（Kenyapithecus）等。它们都是在地质时期的中新世（距今2300-500万年前）中、后期繁衍的大型古猿，可是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或很少有它们的化石发现。而且这些古猿化石主要是少量破碎的头骨和牙齿，肢骨的材料更少，不能肯定它们已能两足直立行走，已经进入了人的范畴。直到上新世初期，距今400多万年前时，在东非才有了确实能两足直立行走的南方古猿类型（统称前人）化石的出现。
最早的石器是在东非发现的，距今250万年前，大概是能人制作的。
从猿演变成人，是一个大的质变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人类各种重要特征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猿到人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开始制造工具，社会形成。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过渡时期的生物或前人已能两足直立行走，经常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来获取食物和防卫自己，实行着杂乱性交的两性关系，过着原始群的生活。
两足直立行走的重要含义不仅在于这种行动的方式，而更在于这是人类其他重要特征产生的必要前提。如果不能两足直立行走，使双手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便不可能经常使用天然工具进而能制造工具，以从事社会性的生产实践活动；如果不能两足直立行走，脑子便不可能得到发展，语言器官也不能形成，意识和语言便不可能产生。
在制造工具之前，必然有一个经常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如果不知道经常使用天然工具，很难设想会有制造工具的需要。这和直立行走出现在制造工具之前的现有事实是一致的。
制造工具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为了能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因而可以设想，意识及其外壳的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
现有的这个过渡阶段晚期的化石代表是南方古猿。南方古猿的大量化石表明他们已能两足直立行走，虽然还不完善，到距今大约250万年前，演化成能制造工具的最早的人属成员，现有的化石代表是能人。
至于直立行走的原因，古人类学家中有着各种解释，如使用工具、尸食、特殊的植物性食物（如草籽、坚果等）、携带食物、两性不同的作用等等。我认为使用工具肯定是重要的原因。
为了获取食物和防卫自身，它们必须经常使用工具。
南方古猿有两种类型，即纤细型和粗壮型。罗宾逊提出两种类型形态上的差异是由于两者食性的不同，纤细型的食性是杂食的，而粗壮型则以吃植物食物为主。我设想纤细型南方古猿，由于较多的动物性食物或肉食，体质，特别是脑子得到较大的发展，演化成早期的人属成员，进入了真正的人的系统（真人），由前人演化为真人；而粗壮型南方古猿虽然也能两足直立行走，但使用工具不如纤细型经常，主要食用植物性食物，体质、特别是脑子发展缓慢，最终没有能完成从猿到人的过渡，没有能演化成人属的成员，成了人科进化系统上的一个旁支而终于灭绝了。
从现有的各方面的资料来看，南方古猿类还只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较晚的类型，应当还有比现有的南方古猿更早一些的过渡阶段的早期类型。这些早期类型已能基本上两足直立行走，但很不完善，能使用天然工具，可能不很经常。这些类型的化石，还有待未来的发现。
最近怀特（TimothyWhite）率领的一个国际小组，在埃塞俄比亚阿法盆地发现了距今440万年前的大量化石，命名为南方古猿始祖种（Australopithecusramidus），ramid在阿法语中是“根”的意思。认为是迄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直接祖先。
根据现有的各方面的证据，化石的、分子人类学的以及古生态学的资料，一般估计人类最早起源于距今大约700万年前。
2.人猿之分离
70年代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提出了关于生物进化的间断均衡论（Punctuatedequilibria，有人译为点断平衡论），他们认为生物的进化过程是一个长期停滞和不断地为迅速发生的成种事件所间断（punctuation）的历史。他们反对传统的达尔文的新种是由缓慢的、逐渐发展的变异而形成的系统渐变论（Phyleticgradualism）。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一个种逐渐变化，形成新种，但并不一定分歧为不同的新种，既可有种系进化，也可有分支进化；而间断均衡论则认为新种的形成是一个种迅速变化，分支为两个或几个种的时期，强调分支进化，几乎完全排除了种系进化。
那么，人类进化的过程是间断均衡还是系统渐变呢当前，人类学界一般都承认人类进化系统是从前人（以南方古猿化石为代表）到能人再到直立人和智人的顺序。
南方古猿分为纤细型和粗壮型两类。纤细型有南方古猿阿法种和非洲种，粗壮型有南方古猿粗壮种和鲍氏种。近年来发现的WT17000化石，也被认为是粗壮型之一。1981年奥尔逊（Olson）主张把纤细型南方古猿归入人属，把粗壮型南方古猿改为傍人属，这样使南方古猿更明确是属于人的进化系统。
一般认为讼感驮诰嘟翊笤00多万年前进化成为人属的能人，粗壮型继续生存到距今大约100万年前时绝灭了。
对纤细型两个种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两者是不同的种，由阿法种进化到非洲种再到能人。另一些人则指出阿法种颅底的性状与非洲种不同，而与粗壮型的两个种相似，从而认为后两者是由阿法种演化而来的。但金贝尔（Kimbel）则认为颅底性状不能用来说明阿法种与粗壮型的关系。托拜厄斯（Tobias），则坚持两个纤细种是同一个种，一个在南非，一个在东非，他们的差别只是地理上的变异。克罗宁等（Cronin）从人类进化的速度和方式，探讨了从南方古猿阿法种，经非洲种到能人、直立人以至智人的可能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阿法种到能人有着明显的形态连续性，我同意他们的结论。
1994年4月11日一期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刊载了金贝尔、约翰逊和拉克（Kimbeletal）的报道。他们从1990年以来，在埃塞俄比亚哈达地区进行了3个季度的发掘，获得了53件新的阿法种的标本，连同70年代发现的接近250件标本，表明阿法种从最早的距今390万年前到最晚的距今300万年前，其形态在长达90万年的期间内，处于停滞状态。
已发现的阿法种化石的最晚年代是距今300万年前，而已发现的能人化石的最早年代为距今240万年前，其间的60万年内的化石尚未发现，但可以设想这一时期是阿法种向能人转变的时期，这是经过长期的停滞而迅速转变成新种的一个例子。
能人是利基等（Leakeyetal）根据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发现的化石于1964年命名的，以后在肯尼亚库彼福勒（KoobiFora）和其他地点也有发现。由于各地的能人化石，特别是头后骨骼的材料有很大的变异范围，从而发生了这些化石究竟是一个种还是两个种的问题。
1991年伍德（Wood）从各个方面检查了有关能人的全部材料，提出能人化石不是一个种，他认为奥杜韦的化石属于能人，而库彼福勒的化石，一些属于能人，另一些则是另一个种，他采用了鲁道夫人（Homorduolfensis）的种名。这两个种是同一时期，都处于最原始的人属水平。
奥杜韦能人的咀嚼装置与较晚的人属较为相似，但其头后骨骼主要还是与南方古猿的相似，而与较晚的人属的差别较大；鲁道夫人的面部和齿列与粗壮型南方古猿较为相似，但其头后骨骼却是像人属的。从人类进化过程中早期的情况来判断，人体各部分首先是行动器官的四肢向现代人的方向发展，因而可以设想是鲁道夫人而不是能人，进一步发展成为直立人。
从现有的资料来说，直立人最早在距今接近200万年前出现于非、欧、亚各洲，他们的出现似乎是相当突然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还不清楚，这个阶段的人类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距今20多万年前。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形态变化不太大，一般认为，总的来看，是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就他们制作的石器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进。
但是怎样来确定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变化，究竟是符合哪一种理论呢从上述的人类化石资料来看，从南方古猿阿法种到能人，明显是符合间断均衡论的。至于直立人究竟是进化停滞还是逐渐进化，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克罗宁等（Croninetal）指出脑量和体重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没有飞跃或间断，而是随着时间逐渐增加的。
根据马克亨利（McHenry）汇集的资料，平均脑量在能人（7个标本）为597毫升，早期直立人（5个标本）为804毫升，晚期直立人（5个标本）为980毫升，表面看来脑量从能人到晚期直立人似乎在逐渐增大，但他又指出，早期人类的体重也随着增大，因而相对来说，脑量的增加并不大。
赖特迈尔（Rightmire）指出，直立人在最初的100万年内，脑量的大小没有什么变化，是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是晚期的直立人，其脑量的变异范围，过去使用的是915-1225毫升。近年来已作了改正。北京猿人的头骨可以计算脑量的，过去共有5个，即头骨Ⅱ、Ⅲ、Ⅹ、Ⅺ和Ⅻ号，所得平均数为1043毫升。随着1966年发现的头骨，其脑量为1140毫升，连同过去的5个头骨的平均脑量为1059毫升，但头骨Ⅲ属于八、九岁的少年个体，还未成长，其脑量915毫升一定比成年时为小，因而不能包括在成年头骨中计算脑量平均数。如果除去此少年头骨，则其余5个成年头骨的脑量平均数为1088毫升，脑量变异范围为1015-1225毫升，从周口店猿人地点的层位上看，出自层位较低的8-9层的4个头骨中最大一个的脑量为1225毫升，但4个头骨的平均脑量为1075毫升，而出自第3层的Ⅴ号头骨的脑量为1140毫升，似有逐渐增大的趋势。由于标本数量太少，真正的趋势难于判断。
1992年伍德提出，在肯尼亚库彼福勒发现的直立人ER3733和ER3883以及新近发现的WT15000头骨，比在非洲发现的其他时代较晚的直立人头骨为薄和细致，还有其他一些与智人较为相近的性状，因而他同意把这些较早的标本从直立人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种叫匠人（Homoergaster），他认为匠人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形态上却更近于其后的人类主干。如果确是这样，那么可能意味着匠人是晚期人类的直接祖先，而其后的较为粗壮的直立人是人类进化系统上的。
中篇生命进化的密码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