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黑匣子-生物的进化:悠悠岁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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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原始生命出现以后,物质形态的变化就从化学进化过程进入了生物的进化过程。

    原始生命的形态简单,为数也不多。但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生命能够通过生物体的繁殖而延续。生命通过它的耐久性、适应性,它的生长及修复的能力和它的繁殖能力而一代一代地延续着,这是生命的基本和普遍的特征。

    生命在延续过程中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相反,生命总是在不断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从而使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过程就是生物的进化过程。当生物进化到一定程度,人类就出现了。

    一、进化:生命的法则

    1.形形色色的进化说

    一提起进化论,也许,谁都会马上联想到:呵,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吧。除此之外,许多人就几乎不知道别的进化论了。而他们所了解的,也不过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已。现在占主流地位的进化综合理论。是从达尔文进化论发展来的,它同达尔文的学说一样,认为自然的选择是进化的主要因素。但不同的是,较之进化论,它是一种以数学为主体地位的群体遗传学。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种学说遭到非遗传学家的不断批判。

    从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论至今,历史已过了120多年。但对这种观点的批判却从未停止。

    拉马克最早的进化论著作《动物哲学》,成书于1809年,距今已有170多年。从那时起,关于进化论的争论,是此非彼,久未停息。那么,进化论真的是一种其难如此的学说吗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提出的进化论,简单归纳如下:

    1.不承认进化的事实……创造说2.承认进化的事实A.从生物个突然变异中探求变异的起源(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因素)。

    认为生物的进化是渐进的(新达尔文主义渐进说)……综合说;认为生物断续地、骤然地进化,然后直至绝灭不再变化……断续平衡说;从发生于生物个体的有利或不利的中性遗传因子的漂变中,探寻变异的起源……中立说。

    B.从种群(正常变异)中,探求变异的起源(不考虑自然选择)。

    认为环境及习性的变化促使生物本身的进化……新拉马克主义或者用进废退说;认为生物定向进化的主要原因是内在的……定向进化论;认为生物具有主体性,应该变化而变化……今西说;认为处在一定环境及均衡关系中的生物,必须有与这种环境相适应的形态及习性,并向上发展……生命环境均衡说。

    承认进化的一方,可以划分为两大派:一派从发生于生物个体的畸形的突然变异来探寻变异的起源。另一派从发生于种群的正常变异来探寻变异的起源。前者认为由于变异发生于个体,作为保留这一变异,并变换过去种的手段为,自然选择是绝对必要的。后者认为,由于变异发生于种群,就不需要自然选择。

    前者的变异完全发生于偶然,后者其发生与生物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必然的变异。读者是赞成A--认为异常变异是基于自然选择的残留而进化的呢,或者赞同B--认为正常变异是作为种群全体而进化的呢下面,就按照前面所提出的顺序,从拉马克的进化论入手,考察孰是孰非。

    2.拉马克:生物是前行发展的

    最早提出生物进化学说的人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拉马克。“生物学”一词就是他最先使用的。拉马克也是从前人那里学习和继承了生物品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简单逐渐变得复杂的进化观点,才提出了“用进废退”的进化原则。就是说,用得多的器官就越来越发达和进步;老不用的器官就萎缩和退化。“用进废退”使生物品种由少到多,生物才得以进化。比如拉马克认为长颈鹿就是因为靠吃树叶为生,代代相传,脖子变得越来越长。

    拉马克在他65岁时,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进化论著作《动物哲学》。奇妙的是,达尔文就出生在这一年。随后,拉马克又于1815年出版了《无脊椎动物志》第一卷。在这两部书里,作者论述了他的进化论。

    看一下动物分类就会明白,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生物是按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着。这也在暗示着生物的前行发展。由此,拉马克认为,动物具备前行发展的潜力,这是其进化的主要原因。加上环境及习性这些次要因素的影响,生物就向着多种多样的方向进化了。有关环境和习性这些次要因素的作用,集中地表现在“用进废退”说上,即认为经常使用的器官发达,不经常使用的则会退化。其导致的结果,如果雌雄动物具有某种共通的特性,也会遗传给它们的后代,称作获得性状遗传。进化论分为两大派别,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如前面所列,A对之持否定态度,B则肯定之。

    拉马克进化论的特点,就在于前行发达与获得性状上。看一下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的进化,就会发现它与前行进化说完全吻合。现在,确实存在着人,因此,我们只要承认进化,就丝毫不必怀疑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的单细胞到高等的人类的进化过程。

    拉马克认为,这是铁的事实,任何人也无可辩驳。但他本人对这一点的说明,却很显笨拙。

    他认为生物能自生器官,具备由低等向高等进化的能力,这就导致了最令学者们厌嫌的“目的论”.关于此点,达尔文在给胡克的信中写道:“拉马克鼓吹什么前行发展的趋势啦,什么动物基于缓慢变化意向的适应啦,实在很愚蠢,我不想陷入其中。”

    但虽说如此,达尔文在他的自然选择说里,也无法解释清楚由单细胞生物前行发展到人类的现象。时至今日,关于这一明明白白的事实,仍没一个学者能从理论上做出解释,使人们皆能接受。这个进化论中最大之谜,也就未得解决而遗留了下来。

    拉马克的前行发达说,遭到达尔文及后来学者的嘲笑。而且,他的获得性状遗传,现在也为遗传学者彻底否定。一时间,人们甚至把拉马克的进化论视为非科学的。我认为,如果对拉马克的进化论进行非难。那么遗传学者就成为自李森科争论以来最执拗的学者。只要是获得性状遗传的问题,现代学者则没有资格就生物进化的原因问题进行批判。现在处于主流位置的综合说也不例外。

    虽然说是获得性状遗传,从短时期来看,当然并不遗传。不过,用长远的目光看,可以认为正如拉马克所主张的遗传说是正确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像今西锦司博士所说。无法对进化进行解释。这一点我在前文已有详述。

    有一点需要说明,目前在通常情况下的实验,可以不考虑获得性状的遗传。但如果改变生物生存环境,进行长达几代之久的实验(如癌细胞、昆虫药剂耐久性的检验等),则必须考虑遗传的因素。在地球科学中,其大陆漂移说与进化论一样存在同样的问题。从短时期来看,古人所谓“稳如泰山”之说是正确的。但用长远目光看,则魏格纳所言“大陆在移动着”说就是正确的。区别在于人们是用静止或是动态的目光观察现象。但两种说法都不能说是错误的。

    拉马克认为,从单细胞进化到人,历经数亿年,随着前行发达、习性的变化,生物的性状也在改变。应该说,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达尔文与拉马克同样承认获得性状的遗传,达尔文的这种看法也应视为是正确的。

    这样看来,没有多少理由能够指责拉马克的观点是非科学的。拉马克早在170多年前就提出这种观点。实在是位值得赞赏的伟大而罕见的学者。

    正如下述,与一生十分幸运的达尔文相比,拉马克的人生旅途充满了坎坷。他在50岁时,从以前的植物学的研究,转而钻研无脊椎动物。经过15年的艰苦奋斗,在65岁那年写成前面提到的《动物哲学》。之后,又发表了《无脊椎动物志》7卷。据说,他在晚年双目失明,该书的最后部分,由他口授,女儿罗莎莉书写而成。1829年,即85岁时,拉马克在贫困中,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

    拉马克当年工作过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巴黎植物园,走植物园进正门,立即映入眼帘的是拉马克的铜像,后面雕刻的是拉马克父女的雕像。拉马克的小女儿克尔泰里常安慰生遭不遇的父亲,说:“爸爸,后世的人们会颂扬您的:这将是对您工作的回报。”这一段话,也刻在铜像上。受到不公正评价的拉马克何时才能被人们认识到其真正价值他女儿的话何时才会变为现实如果现在的遗传学者不改变他们的态度,继续彻底否认获得性状遗传,拉马克就不会得到重新评价。否定还是肯定,不过在于是短时期还是长时期来观察遗传现象。如果遗传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就会觉得双方意见都是正确的。

    由于进化论是以超长岁月的变化为对象的,所以,这就像看电影胶片的快放镜头一样,只要否认获得性状不间断地对子代的遗传,就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由单细胞到人的已成为固定事实的前行发达。关于这个问题,我已举例并进行过详细论证。

    3.达尔文:自然选择

    就在拉马克出版他的重要著作《动物学哲学》的那一年-1809年,查理·达尔文出生在英国士洛普郡的希鲁兹伯里小城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祖父也算得上是位生物学家,曾写过《动物学》的书,也提出过和拉马克相似的观点,认为外界环境会引起动物的变化。小查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从小养成爱观察自然的习惯,到处搜集各种标本。他的长辈想让他继承“医学世家”的传统,可他却对医学索然无味,让他改学神学,又同样浪费了时光。

    1831年,他从剑人推荐,以博物学者身份,来到“贝格尔号”.这艘军舰是英国政府派出探测世界各地情况,为殖民事业服务的,主要任务是测定航路和调查资源。达尔文的工作是调查所到地方的植物、动物和地质、矿产情况。

    达尔文虽然从小热爱科学,但他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带着《圣经》上军舰,相信物种都是上帝创造,万世不变的。然而,他所观察到的大量事实,却使他越来越怀疑“神创论”.例如,他在粘红土的沉积层里发现一种巨大的古代动物化石和今天仍然生活在那里的犰狳(qiúyú)很相似,但又比现代犰狳大得多。这说明现代动物与古代动物有密切联系却又不完全相同。在南美洲大陆上,他看到相邻地区分布着十分相近的物种,从北到南,可以排成一个系列,距离越远,物种区别越大,可见地理间隔和物种变化也有联系。

    达尔文还注意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啄木鸟的爪上下各两趾,适于爬树;长而坚硬的嘴适于深入到树洞内捉虫。树木的种子许多带有钩或绒毛,这使种子易于传播。这些适应性又是怎样形成的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是,他在马尔多纳地区看到一种老鼠,由于长期生活在地下,所以差不多都是瞎子。但眼瞎似乎对它们没有什么不方便。达尔文想,这肯定不是上帝的创造。如果上帝不想让它们看见东西,为什么要创造眼睛如果上帝想让它们能看见,为什么创造的眼睛又是瞎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使达尔文苦恼,也推动他深入研究下去。他决定从人对动物和植物的选种实践中去观察良种形成的过程。他同有经验的育种家交谈,印发各种调查表,阅读大量书刊资料,观察各种实验。他发现:“在创造有用的动物和植物上,人类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

    他就是这样从动植物的选种实践中总结出了人工选择的原理。后来,他又把人工选择的原理推广到自然界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

    什么是自然选择呢达尔文认为,每一种生物都是一群大同小异的个体。有的个大些,有的个小些;即使是同种器官形状也会略有不同;还有些个体的生活能力比其他个体强些。在同一种生物的不同个体身上,这些差别或许并不明显。但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却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个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只有那些更能适应环境的个体才有更多的机会保存下来和繁殖下去。经过许许多多代对这些有利变异的连续选择,有利的特征就会积累起来,变得越来越显著。最后,当某种有利的特征积累到一定程度,与原物种有了相当的差别,并且使原种不能再和渲纸薪慌涠乱淮氖焙颍桓鲂碌奈镏志偷恕*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长颈鹿脖子长不是因为拼命想吃高处树叶而变长的,而是因为长颈鹿祖先中有的生来脖子长些,吃高处树叶的机会多,在生存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就容易生存下来得到繁殖。脖子短的,吃不着树叶,在生存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容易饿死。一代又一代,自然环境对长脖子这种有利特征进行选择的结果,终于形成了今天的长颈鹿。达尔文把这一规律概括为“适者生存”.

    也正是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使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物种的后代,逐渐分化,变得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从而形成许多变种。达尔文认为,现在看到的多种多样的动、植物,都是从远古为数不多的原始类型中经过自然选择,逐步演化而来的。

    5年的环球旅行对达尔文至关重要,他自己说:“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是我一生当中最重大的事件,并且决定了我的全部研究事业。”这5年的勘探、考察为达尔文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当他终于在1836年10月重返故土时,他所获得的丰富资料和经过认真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已使他成为坚定的进化论者。他已不再是一位年轻幼稚的大学生,而成为一位有着深邃的思想,即将掀起一场生物学大革命的伟大学者。

    1859年11月,达尔文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它的问世,揭示了生物进化的奥秘,驳倒了物种不变的陈腐观点,戳穿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无稽谎言,把人们从迷信和无知中解放出来。

    该书出版以后,获得了赫胥黎以及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赞成。赖尔曾写了《地质学原理》一书,用丰富的材料说明了地壳的变化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或巨大的突发事变造成的,而是由各种自然力,如风、雨、冰川、潮汐、洋流、日晒、地震等的作用,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形成的。这就是地质学中著名的“渐变论”.从“地壳渐变”的理论,可以推导出物种可变的思想。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就曾认真阅读过赖尔的著作,并从中得到启发。但赖尔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提出“地质渐变论”的同时却坚持物种不变的观点。不过赖尔是个认认真真的科学家,在看到了达尔文通过考察取得的大量事实以后,他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看法,站到了进化论的一边。他的观点转变以后,又从地质学的研究中去证明进化论的观点,从而成为一位维护真理的进步科学家。

    在达尔文学说的鼓舞和启发下,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和宗教思想作斗争,其中有英国生物学家拉伯克、英国学者泰罗、德国学者海克尔等人。特别是海克尔,被称为德国的赫胥黎。他在德国勇敢地宣传进化论,他说进化论“是自然的规律,人类的力量不论是暴君的武器还是神父的诅咒,都压制不了它。”有人给他写匿名恐吓信,有人在街上向他扔石头,还有人企图谋杀他。然而他不退缩,不惧怕,在更加深入地研究了有关理论和各种证明之后,又提出了“重演律”及“遗传和适应”等新概念。“重演律”是说生物个体的发育是它的种系的重演,动物胚胎学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遗传和适应”概念是说物种的变异是由于特征的遗传和在适应过程中特征的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更加成熟的理论把进化论推向前进。连达尔文本人都钦佩地说:“这位博物学者几乎证实了我所得到的一切结论。在许多问题上,他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

    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在赫胥黎、海克尔等人的支持和宣传下,终于赢得了科学界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到19世纪70年代末,进化论已经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科学思潮之一。

    那么《物种起源》究竟包含了怎样的生物演化思想呢达尔文认为离开生物的演变,进化就无从谈起。那么,生物是怎样演变的呢达尔文最初注意到,育种家通过人工选择,大大地改良了生物。狗于14000年前变成家犬,但众所周知,现在它却简直被看成是其他种类似的,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在生来具有的个体变异中,保留符合目的的个体。如此后传若干代,则生物发生很大变化,以至几乎被认为是异种。自然界中的生物,可能就经历了这样一种进化。

    那么,是谁,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择的呢即使产生很多子代,其中99%都要死去。生存下来的与它们的亲代数量相等。达尔文认为,在这里,出于同环境的关系,为了残存下去,在同种或异种生物之间就产生了生存竞争。不管从哪方面看,生存下来的总是优秀的。这样,更为优秀者被大自然选择并生存下来,生物也因此而演变。也就是说,自然起到了与人工选择异曲同工的作用。

    只有具备优良变异的生物个体,才能被选择而生存下去。即在优良的个体中寻求进化的起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于拉马克的观点,拉马克认为:过着共同生活、具备共同习性的生物,如同其种群全体适应其生活一样,全种群地发生同样的变化。根本的问题似乎在于:进化是从个体变化开始的,这是作为种群而演变。

    拉马克把前行发达作为主要因素,达尔文不认为有如此大规模的进化,他首先考虑的是更小的变化,认为,即使是小的变化,如果连续不断地选择最优者,其结果必然导致前行发达。

    如果像拉马克所说的那样,那么,就会产生下述疑问:既向,为什么现在地球上仍大量存在不少具有最低级形态的生物为什么那些高度发达的高等生物,不能在到处迫使低等生物走向绝灭呢为解释这种现象,拉马克求助于自然发生说,即认为现在的高等生物很早就出现在地球上,低等生物则很迟才产生,因此,目前不可能进化为高等生物。

    关于这一点,达尔文认为:低等生物存续至今的事实,与自然选择说毫不矛盾。因为自然选择未必意味着生物的前行发达。对生物来说,变化只是个有利或不利的问题。就蚯蚓而言,具有高级的身体结构对它有什么益处呢若无益处,就无须由自然所选择而得到改良,于是只保留其原样。

    但是,认为这只是达尔文的诡辩。对自己学说有利时,他就用自然选择说进行一番解释,否则,就被他称做与自然选择没有关系。所谓自然选择,难道就是如此权宜之物吗如果自然选择只是以有利与否而经常发生作用,那么,为什么在蚯蚓产生之前的数亿年间,它未被更高等的生物所淘汰呢这里产生的疑问是:达尔文所认为的、作用于有利无利、或优或劣的生物个体间微弱差异的自然选择等,果真存在吗如果真有所谓选择,那么这种差异就不会是微弱的,而应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犹如黑白之别、存灭之异。

    生物只能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生存,若环境变化过大,不适于生存,生物就只能死亡。因此,即使生物间有优劣之差,只要环境许可,它们也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优劣之差,混杂在一起生活下去--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一样。

    生物演化的原因,并不在于自然选择只选留了优等生物,并只是为了其后代的生存而演变。

    我认为,拉马克所主张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全体生物,通过适应而变化的观点,足以使我们的理性得到满足。作为证据,达尔文也把自然选择作为主要因素来考虑,并承认起次要作用的因素,是生物基于用进废退的变化、基于环境的变化及获得性状遗传。在这一点上,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观点一致。达尔文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犯的最大谬误,在于没有充分论述独立于自然选择的环境的直接作用,即营养、气候等方面的作用”.

    拉马克的进化论自不待言,连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只保留了自然选择,余者全被否定,必须形成了新的综合说的理由何在这是肯定还是否定获得性状遗传,承认或者摈弃自然选择。

    所以,进化论以此为标准,分为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两大学派。

    4.新拉马克主义:定向进化

    在美国古生物学者中,很早就有人提出拉马克式的想法。这不是拉马克本人著作的作用,而是研究化石的结果。在拉马克的主张中,有作为进化主要因素的前行发达说,和作为次要因素的用进废退说。其中,前行发达说认为,生物进化的原因,内在于生物本身。由于这一观点导致了目的论,后来的新拉马克派抛弃了这一观点,而只把用进废退及环境的影响作为进化的主要因素。

    对化石的研究表明,生物向一定方向进化。于是,出现定向进化的主张,进而发展为定向进化说。但是,是什么原因促成定向进化的产生,完全不清楚。虽原因不明,还是有许多关于发现定向进化实例的记载。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也不得不考虑内在于生物体内的某种动力。

    新拉马克主义认为,排除了拉马克的主要因素前行发达说的诸因素,即由于环境的直接、间接作用,生物习性的变化促成了其器官用则发达、不用则退化,并且,作为其结果而获得性遗传。新拉马克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研究化石头足的西奥多,研究节足动物的怕卡德,脊椎动物化石专家科普及奥斯本等。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古生物学家。

    图宾根大学的埃玛教授把生物的定向进化归纳为直线进化说(也叫直生说或定向进化)。他论述说;“事实证明,造成进化的变异不是多方向的,而是向着确定的方向产生的。显然,系统发生显示出方向不定但并非多方向,它沿着某种的主线向前进行。”“向着一定方向进化的原因在于,由于气候、营养等外部情况及影响,在生物体质内产生后果。”他认为,内在于生物的进化主因,是生物的体质结构必然决定了其变化的方向,从而也妨碍了多方向变化的发生,所以,发达只在少数方向上发生。

    定向进化说认为,生物依赖其内在的动力,向一定方向前行发达,而这种方向一旦确定,生物就不再受环境制约,突飞猛进地朝向这个方向进化。结果,就像大鹿角一样,因其巨大化而绝种。但是,美国著名古生物学者辛普森博士认为,无论是定向进化论,亦或是因巨大化而绝种之说,都不是对进化的正确解释。以研究马的进化出名的辛普森,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彻底研究。

    现在所能知道的最早的马是始祖马,大约出现于4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初期。这种像幼犬一样的动物,栖息于湿润的热带森林里。它前足有四个趾,后足有三个趾,看来很适于在森林中松软的土地上奔走。由于要啃树枝树叶,它的门牙坚硬,齿冠很低。一直发展到中马,它们都栖于森林,牙齿质坚。

    始新世时代,现在的北极圈里有的地区还属于亚热带。进入大约3000万年前的渐新世,这里气候逐渐凉爽、干燥。森林面积减少,草原却辽阔起来。与这种环境相适应,出现了适于草原生活的马。嚼草时并不需要多么硬的牙齿,但为了把草嚼啐,需要牙冠较高而牙齿耐磨。

    这跟以前的短齿马不一样。为适应于在草原到处奔跑,马腿变长。尽管脚趾仍有三根,但只有中趾强大,其他两趾都退化变小了。

    到了中新世和上新世之交,马腿继续变长,其脚趾惟有中趾发达。并且,马的牙齿仍在增长(定向进化)。随着这种进化,马的身体不断变大,不久进化成现在这样的一趾马。由森林马分支演化成草原马,说明环境的变化促成了生活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又促使生物性状的变化。

    以前人们认为,马以现在的马为目标,直线的突飞猛进,越变越大。事实绝非如此。从森林马演化到草原马,并非所有的马都经历了一个大形化的过程,从而与现在的马相关联。

    不过,从整体看,马显然是朝着大形化的方向发展,其齿与足的进化都带有方向性。

    新生代的哺乳动物变大,是很普通的现象。在第一部分里,我已说过,新生代的4000万~5000万年间,大部分哺乳动物体格变大。大象、猛犸象、马、河马、长颈鹿、大角鹿等,都经历过一个大形化的过程而发展来的。

    研究马进化过程的辛普森认为,定向进化是化石的一般特性。他说:“从马的进化可以看出,形体的增大,趾数的减少,个子变高,牙齿更复杂等一系列变化,即使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合乎规律,也仍是带有方向性的。此外,在数百、甚至数千个场合下,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化中某些方向性的存在。”

    动物进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大形化的倾向。哺乳动物自不待言,就是从以恐龙为代表的爬虫类和以大鲵属为代表的两栖类,以及空棘鱼类这些海生动物身上,也可得到证实。关于定向进化的原因,辛普森说:有两种假说:其一,认为原因在于生命和生命进化中内在着某物,它受到生机论者和目的论者中大部分人的支持。其二,即普通的唯物论者的观点。认为定向进化的原因只存在于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后来,针对第二种假说,他又说:”认为环境是定向变化的惟一的、直接的原因之说,已经崩溃,被几乎所有的进化论学者所抛弃。“他既不同意只从生物本身探求进化原因,也不同意将这种原因只归于环境。而是主张应从生物及环境二者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原因。

    辛普森认为,只要观察一下化石的变化,就会发现,大部分生物的进化是有方向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生物中不仅动物进化有方向性,陆地植物亦是如此。

    古生物学者中向性。对于说明这种有方向性的进化来说,若不认为只要子代过相同生活,亲代产生的变异将遗传给子代,则无法加以说明。当时,遗传学还未发达到这种程度,也未被其所束缚。

    辛普森博士身为伟大的古生物学者,辛普森博士主张,不仅对马的进化,对其他许多有方向性的进化都应承认,应当根据生物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如果说这种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生物,其变化若是定向的,使之变化的原因在于:与之有关联的环境也按照一定方向变化。辛普森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没有证据而否定了环境变化的定向性。

    在整个新生代,哺乳动物的大形化,乃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辛普森也承认这一点。应该从气候呈方向性的变化出发,去探寻动物大形化的原因。否则,就会停留在一般学者的看法上,以为大形化有利于生存竞争,造成只重视自然选择的问题。

    其结果,就只能成为奉行进化论学者主张的新达尔文主义者。本来,应当从自己的定向进化的研究立场出发,批判遗传学。现在许多古生物学者都与辛普森一样,不加批判地认为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主要原因。只要依据化石,承认遗传学的主张,势必产生这种结果。

    5.井间浅男:生命环境均衡

    就观点而言,较之新拉马克主义,井间浅男的观点或许更接近拉马克。

    因为,井间浅男完全赞成拉马克以生物前行发达为主要原因的观点。这是由于从单细胞到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只要承认进化,就没有一个进化论者能否认这一前行发达。在首先承认前行发达这一事实方面,井间浅男与拉马克的观点相同,但井间浅男并未采取拉马克那样,从生物体内部寻找进化原因的目的论的立场。

    生物之所以前行发达,是因为存在着迫使它们必须前行发达的环境变化。这样,就出现了”生命环境均衡说“,它从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来解释进化,从而把拉马克的内因说,发展为内因与外因相辅相成的观点。这就不是纯粹的拉马克主义了。它主张首先必须考虑前行发达为主要原因,这才是真正的进化,在这方面,与拉马克相同。

    井间浅男认为,生物的变化是对应环境变化的结果,其原因在于我们用眼看不到的气候变化之中。所以只能认为,如果生物的前行发达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那么就如同它与地质时代形成环境的气候相适应一样,其原因也应在于长达数亿年的气候有方向的变化。在这一点上,井间浅男与辛普森的立场不同。如果忽视了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即使出现了错误的论断,也可能不会意识到。所以,最终必然出现主张考察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生命环境均衡说“

    .

    辛普森博士尽管认为进化以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尽管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承认定向进化是生物进化的特征,但他仍然否认环境的定向进化。这样,他就不得不追随当时遗传学者的主张,成为古生物学领域中有代表性的”综合说“者。

    综上所述,从拉马克开始,达尔文也罢,其他主张生物定向进化的古生物学者也罢,无疑,都承认了获得性状遗传。这固然因为当时遗传学还不发达,此外,也是因为一旦离开了获得性状遗传,就无法对一些现象进行解释。

    以前,进化论只以生物学者及古生物学者为中心。进入20世纪以后,实验遗传学发展起来,进化论的主导权不久便转移到了遗传学者一方。

    孟德尔的论文发表于1865年,即达尔文死前的第17年,因而鲜为人知,当然,达尔文自然也不知有此文。那时的遗传学说即”融合说“,认为:即使产生新的变异,来自亲代的遗传性状将呈二分之一递减的形式不断从子代传到后代。有人批判说,倘若如此即使留下十分优良的个体,自然选择也将失去意义。

    另外,丹麦的约翰森于1903年建立”纯系说“.他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只是选择优良的纯系,这种选择是有限度的。这时,对孟德尔法则加以再发现(1900年),结果表明,遗传因子以粒子的形式起作用(粒子说),断定良性变异历经世代也不会消失,这使摇摇欲坠的达尔文说又得到了新生。

    1903年,荷兰的德弗里斯在研究大待霄草过程中,发现了突然变异,这样,便诞生了因突变而导致变种的突然变异说。

    可是,按照孟德尔的遗传学,物种不可能产生新的变异,另外,魏斯曼在1885年又提出了种质连续说。他将生物细胞分为生殖细胞和体细胞,体细胞仅存一代便消亡,只有生殖质世代相承。根据这一原理,拉马克达尔文所说的得自后天的性状将不再遗传,而且与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毫无关系。

    此后,大量实验证明了获得性状不可遗传,因而遗传变异就成了突变,虽说如此,要用实验确定物种的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须注意当时的一切都只停留在短期的实验上。

    这样,在考虑因屡次突变而引起进化的过程中,诸多学者颇感抵触。他们试图证明获得性状的遗传,但实验结果却不如人意。这是短期实验使然。

    由于分子遗传学的发展,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的二重螺旋模型,六十年代,又推出了DNA→(转录)→RNA→(翻译)→蛋白质模型,从en-teral·Dogma”(中心教义)。由此认为,遗传密码只传递给蛋白质,否定了由生物传递给遗传因子的观点。不管生物产生何种变化,遗传信息都不会传递给遗传因子。从分子的角度证明了获得性状的不可遗传性。

    不过,中心教义并不是绝对的。1970年,逆转录酶的发现,证实了获得性状有时也是可以遗传的,但由于在一般条件下不会发生逆转录,所以原则上认为短期间内,获得性状仍不可遗传。

    后来,随着遗传实验学的发展,又开辟了崭新的领域。1930年至1940年间,学者们通过使用详细的数理模型,研究了种群中遗传因子的作用、其适应度、选择系数及遗传因子分散等,确立了群体遗传学的基础。该理论扎根于推测统计学创始人英国的费希尔、生理学家英国的霍尔丹及美国的遗传学家棘特等人的研究。它综合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孟德尔的遗传学,以数学方式进行推测统计,故称新达尔文主义。

    种群遗传学不仅推进了自然选择学说,且以遗传学为中心,综合了数学、生物学、古生物学,将生物进化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故被称为“进化综合说”,动物学家迈尔、兰修、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进化学家赫胥黎、古生物学家辛普森、植物学家斯特宾斯等于1936年至1950年间出版发表的论文成为综合理论学说得以成立的坚强后盾。

    综合说可简单归纳为:只有突变才是进化的原材料,突变经自然选择存留下来,导致生物的进化。故又可称之为自然选择万能说。倘若达尔文在世,听到被称为新达尔文说的综合说将作何感想,果能喜出望外吗突变是由于复制错误引起的,此种变异对生物本身来说十之八九是有害的,因而,恐怕连达尔文也将对能否真能产生良性变异持疑问态度吧。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综合理论学说一味地认为:获得性不遗传,遗传的变异仅是突然变异。要获得微乎其微的良性的突变,必须依赖于自然选择,突变和自然选择二者只有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

    种群中即便产生有利的突变,它也必须波及种群全体才能引起物种的变化。由于变异迅速蔓延并与原来的性状替换,那些为数不多、处于分布边缘的小种群就很容易从母体种群中分离出来。物种的分化是在不同于种群的场所中进行的,这种“异所的物种分化”的机制,为迈尔主张和重视。

    这样,虽然可以理解单个物种分化成诸多异种,从而增加了物种的多样性,但仍像拉马克认为的那样,这种分化不能保证物种不断向高级发展,甚至说根本就不是向前发展的更为恰当,如果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不断向高级在。因为一切生物都应该在漫长的岁月里由单细胞进化到多细胞,进而不断向更高级发展。

    如果自然选择始终都适用,那么,只要给予充分的时间,优胜劣汰的结果应该是目前地球上仅仅只有万物之灵的人。

    但自然界中的现状是:下至低等单细胞生物上至高等动物人类的并存。这有力地证明了生物并不像遗传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根据有利、不利、优劣等原则进行有效的自然选择。一旦环境发生巨变,不能继续生存的生物只有消亡。

    近来,人们对自然选择作了保守性的再认识,认为淘汰的是离开种群平均值较大的个体,而距平均值较近的个体将幸存下来。这与自然选择等无关,只是一个概率问题,在同一亲代产生的成百上千的子代中,如果只消与亲代相同的两个个体残留下来,平均性的个体就应该更多。从概率上看,幸存的岂不应是平均性个体了吗综合理论者坚持认为的一丁点儿的有利,从概率上说几乎微不足道。

    自然选择完全是人的主观想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过是人的主观臆测。我以为自然选择只在类似决定生物黑与白、生与死等绝然相反的情况下方起作用。一次突变产生的微小的有利相对于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生存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况且,自然环境总是变化的,几万年、几十万年过后,再按照群体遗传学的计算去考虑生物的变化谈何容易。在这一点上,不能像计算天体运动那样。地球上生活着纷繁众多的生物,目前,动植物约有150万种,这最好地证明了自然选择仅仅是人的臆测。地质年代是漫长的,自然选择尽可以进行到最终,虽说如此,不利的、低等生物及物种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

    有利的突变的出现会如此之多吗如果生出100个个体的子代,只有两个个体残存下来,恐怕当然是生存竞争的缘故了,但谁能存留全靠机遇,并不一定是优良的子代。猫吃老鼠、鹰捉兔,可老鼠和野兔并未因此绝灭,而是大量繁殖着。现在地球上的150万种生物均如此,只要环境、习性不变,生物物种的数量也将维持不变。

    由于上述原因,自然选择作用于同种内的个体差及种差等方面,并不像遗传学家想象的那样有效,可以说,原则上并不存在自然选择。获得性遗传,无论从实验上还是从分子遗传学的中心教义来看,都不能被承认。这样,遗传的变异就只是突变,随年代进化的生物就不得不以突变为原材料形成发展。因而以残留有利的突变为方式,自然选择就成了绝对必要的了。

    若无自然选择,就没有进化,这是作为现代主流进化论的综合理论派所主张的。

    二、生物进化--成长的阶梯

    1.生物进化证据何在

    现在的科学家们不仅接受了生物进化的理论,而且找到了大量的证据来证实它。

    最直接和最可靠的证据是古生物学研究中挖掘出来的大量化石。化石是保存在地层中古代生物的遗体、遗骸和生物活动的遗迹、遗物的总称。在不同的地质年代所发现的不同化石,就是在地球演变的不同时期各类生物发生和发展的真实记录。因此化石是能够证明生物进化的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之一通过化石人们了解到,在地球形成的初期太古代,地球上没有生命存在。目前已知最早的生命痕迹,出现在34亿年前。元古代开始出现一些原始动植物,主要是单细胞绿藻、原生动物和腔肠动物。古生代的化石非常丰富,几乎所有无脊椎动物门类都能找到其化石的代表。有一种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古生物叫三叶虫。它的甲壳容易存留成为化石。从化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小动物在寒武纪初期即已出现,寒武纪晚期发展到高峰,志留纪以后逐渐衰亡,二迭纪未完全绝灭。前后长达几亿年,品种多达一万种,所以有人称那个时代为“三叶虫时代”.

    古生代中期是鱼类的极盛时期。古生代末期两栖类高度发展,同时出现了原始的爬行类和原始的裸子植物。中生代是爬行类和裸子植物的时代,这一代的中期,恐龙称霸于世,广布于水陆空各个领域。新生代出现了现代类型的生物,恐龙等大型爬行类和裸子植物基本灭绝,代之而起的是鸟类、哺乳类和被子植物。在新生代后期距今200~300万年前,生物进化达到高峰,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

    化石的发现和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地球上各类生物并非在同一时期出现,而是有早有晚。越是早期地层发掘的化石构造越简单;越是晚期地层发掘的生物化石构造越复杂,和现在的生物类型越相似。演变的总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种类也由少到多。这清楚地说明,生命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是不断前进的,各类生物都是通过亿万年的逐渐进化发展才形成的。

    一些过渡类型的生物化石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始祖鸟化石,兼有鸟类和爬行类两类动物的特征,表明鸟类是从古代爬行类动物演化来的。各种各样马的化石多达数百种,按地质年代顺序排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始祖马、渐新马、中新马、上新马直到现代马的整个变化过程。

    此外还有一些器官,在某些生物体内无用,这叫做“痕迹器官”,像人的阑尾。从痕迹器官的存在可以追溯物种进化的历史。鲸的体内留有后肢骨的痕迹,说明鲸起源于陆生脊椎动物。蟒蛇光溜溜的,一条腿也没有,但体内却有四肢的痕迹,说明它起源于四足动物。

    通过发掘化石研究生物进化的过程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任何一个结论的做出,都要经过艰苦的发掘和认真的考证。自从近几年我国科学家发现了“中华龙鸟”和“孔子鸟”的化石后,一场“究竟谁是鸟类真正始祖”的争论就开始了。但不少中外科学家在看了中华龙鸟的化石后,认为这是一种恐龙的化石而不是鸟类的化石。而孔子鸟与始祖鸟虽然都生活在中生代晚侏罗纪,但孔子鸟化石所在地层的地质年代稍晚于始祖鸟。因此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过渡类型的鸟类化石还是德国的始祖鸟。不过这场争论还在继续中。

    比较解剖学也为生物进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许多不同种类的生物体上,有些位置相当的器官,外形和功能上很不相同,但内部结构却基本一致,而且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有相似的起源,这样的器官叫“同源器官”.例如鸟类的翅膀和哺乳类的两个前肢。这说明,它们都起源于原始的爬行类。与此相反,有些器官外形相似,功能也相同,但内部构造和胚胎发育中的起源都不同,这叫做“同功器官”.例如鸟类的翅膀和苍蝇的翅膀。这说明这些生物并非从同一祖先发展而来,它们的器官是在适应外界环境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趋向于一致,形成了相似的形态。

    胚胎学的证据更加有趣。一切高等动物、植物的胚胎发育都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的,这似乎可以说明高等生物起源于低等的单细胞生物。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和人,在成熟的生物个体形态上,差别非常大。但是观察它们的早期胚胎,却相似到难以辨认的程度。胚胎早期,各种高等生物都有鳃裂和尾巴,头大,身体弯曲,发育到一定程度后才显现出不同的形态。这说明脊椎动物都有共同的祖先,人类是从有尾巴的动物进化来的。这个现象正是德国的赫胥黎、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的“生物发生律”,也叫“重演律”的佐证。这是由于生物在个体发育中迅速地重现了祖先的主要演化阶段,这种重演现象在生物界普遍存在,是生物进化有力而又有趣的证据。

    此外细胞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也都能为进化论提供证据。例如可以从生物染色体的数目和形态上研究物种间的亲缘关系。染色体数目相同,形态相近,说明它们在物种上有非常近的亲牛的亲缘关系就比较远。先进的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精细的测试手段为研究物种关系和生物进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物种在地理分布上的特点也从某个侧面证实了进化的过程。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很多袋鼠、袋狼等有袋类动物和鸭嘴兽、针鼹等单孔类动物,但很难见到胎盘类动物。这说明胎盘类的哺乳动物最初出现在北方大陆上,后来逐渐向南方推移。但新西兰陆地在中生代的侏罗纪就脱离大陆而去,澳大利亚陆地在中生代白垩纪前也与北方大陆分离,所以北方大陆上的新物种无法进入远隔重洋的地区,这才使隔离出去的陆地上仍然保持着原始哺乳动物物种的水平。

    总之,各种各样无以数计的证据都为生物进化这一科学理论做了很好的说明。在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和有力证据的支持下,生物进化论和细胞学说一起成为近代生物科学的基础理论并带动和引导生物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2.生物进化的动因

    生物究竟为什么能不断进化达尔文认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这只是讲了外部环境对生物体所起的作用。然而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内部,即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虽然很重要,但仍然只是条件。没有内因的变化,外因是不会起作用的。

    其实任何能使基因库从一代到下一代中发生改变的因素都是进化的原因,也是新种形成的原因。这种因素共有四种:即选择、突变、迁徙和漂变。这些因素通常都是共同作用的,这里为方便起见,先分别加以叙述。

    选择如果某些亲体的子代比其他亲体的子代有较高的存活率,则其所代表的基因在下一代中会有较高的频率。这种基因频率的改变,就是进化。这样就发生了有区别的繁殖。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这种差别,叫“自然选择”,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叫“人工选择”.达尔文在十九世纪提出了“最适者生存”的概念。根据现在的理解,最适者并不一定是最强者或最优者,而只是能使其基因在下一代里占有较高的频率。

    实际上最常见的基因库的改变,只是使下一代机体稍稍有利,每一代的变化通常都是极小的,即使像人脑那样在进化中有很大变化的结构,每一代的改变也是极小的。可是如果在长时期内向着同一方向发展,就会产生巨大的结果。所以选择是很重要的进化原因。

    选择的基础在于变异(Variation)。一个群体内的所有个体没有两个会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互相有差别的。基因的不同组合出现新的性状。人类大约有700万个基因,不同组合的数量之大几乎可以说是无穷的,还要加上不同环境的作用。

    机体外表的性状,即表型(Phenotype),是基因型(Geno-ype)加上环境作用的结果。所以选择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基因库,而是通过改变基因频率而改变基因库。

    突变突变是遗传物质直接发生变化,可以是物理的或化学的变化。放射性化学物质或极端的温度都可导致突变。这些改变因素来自正常的环境,突变可以遗传。突变是偶然的不能预见的,而且经常是有害的,但也有些突变无碍于机体的生存,极少数还是有益的。

    突变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增加基因库里新的遗传物质,其速度极慢。在人类中,每一个体在一代里的突变,最多大约有五个,而且绝大多数在以后各代中又消失了,有害的突变受选择作用更要被淘汰。只有极小部分的突变加入基因库,并且经常是作为中性基因而不是作为特别有利的基因而存在。

    迁徙一些新的个体进入一个群体或部分个体离开一个群体,这样就增加或减少了群体的遗传物质,这是迁徙的进化作用。迁徙常与选择结合发生作用。

    选择与迁徙在两个方面结合发生作用。一方面是由于新的个体进入一个小的群体,其遗传改变要受制于选择作用。有利的基因常能保持到后代中去,不利的基因则被淘汰。可是如果迁入的个体的数量很大,则不一定只是有利的基因才能保留下来,只要不是很有害的或是中性的新的遗传物质,也能为群体所保留。另一方面是一些个体离开一个群体,这些个体可能更适应于某种环境,如较暖或较冷的气候。这样,迁徙的个体的一些性状会被选择而遗传下去。

    过去,一般都认为新种的形成是某些性状逐渐进化改变累积的结果,这种理论叫做系统渐变论(Phyleticgradualism)。近来有一种理论叫做间断均衡论(Punctuatedequilibria),认为新种的形成不是由于种的逐渐进化改变的结果,绝大多数物种在长时期内是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变化极小,不能累积成为新种。在种的变异范围的极端部分有些个体对当地的环境不很适应。这种边缘的小群体偶尔在相对隔离的情况下,由于选择作用的加强,结果形成了一个新的、能更好地适应的物种。这个新种可能扩散开来,很快地在旧种的整个范围内代替了旧种,然后保持在相对均衡的状态下,直到发生另一个这种过程。这两种理论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人类的迁徙则不仅带来体质形态人类最早只生活在非洲或亚洲南部,而在更新世时遍布全世界,却仍然是一个物种。因而必须持续有足够的基因交流,防止生殖隔离而形成不同的物种。

    漂变是一种偶然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于选择、突变或迁徙而产生的。一个群体中一部分个体的基因库并不总是等同于这个群体本身的基因库。例如现有一个人群是由一百人组成的,其平均身高是1.6米,如果抽取这个群体中的三人作为样品,则其平均身高不会恰恰是1.6米;如果抽取十人,其平均身高可能较接近于1.6米;如果抽取五十人,则其为1.6米的可能性极大。

    漂变是一种小样品的现象。这个小样品可以是从一个较大的群体迁徙而来(空间上的),也可以是群体的第二代的小部分(时间上的)。漂变的结果是改变基因的频率,是一种遗传差别。

    漂变的影响是使基因频率变动,可使频率低的基因消失。这是使大多数中性突变丧失的途径,虽然极少数也可能由同样的过程而广泛分布。其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可能由于隔离而形成新种。因此,可以这样说,生物进化的基础,也就是内因,是生物体内遗传和变异的对立统一,而决定生物进化方向的力量,也就是外因,是外界环境条件对生物体的选择。

    遗传和变异是生物繁殖后代和物种演变过程中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对立,各不相同。因为遗传作用是努力保持物种的各个方面不要改变,以使这个物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所以这种力量是稳定的、保守的。而变异恰恰相反,是新个体出现了与原来个体不同的变化,反应了物种的不稳定性、可变性,因而这种力量是破坏性的或者革命性的。不过遗传和变异又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不可分割。任何生物个体都与上一代大体相同,这是遗传的作用。但任何新个体也不可能与上一代完全相同,这就是变异的作用。所以遗传中总有变异,甚至可以说,遗传是积累了历代变异的结果而形成的;而变异中总有遗传,如果不遗传,这个变异也就失去了作用和意义,不复存在了。

    遗传的物质基础是细胞核里染色体上的基因。染色体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大分子。基因就是DNA上有遗传效应的片段。DNA大分子有复制自己的功能,它按照遗传信息中的“密码”

    严格地复制自己,即使外界条件有所改变,这种复制照常进行,不能变动,使物种在条件变化时仍保持原来性状不变,这就是遗传。而且不同物种间基因不同,甚至染色体个数也不同,如小麦有21对染色体,水稻只有12对;马有22对染色体,驴只有21对。这些差别造成物种的生殖隔离,就是说不同种间不能交配,就是交配生育了,子代也没有健全的继续生育的能力。这也是物种在遗传过程中能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但是基因在传向下一代时总会发生变化。一种原因是基因的重新组合。在有性繁殖中,双亲的基因重新组合,成为新一代的基因。这个基因不是父亲的,也不是母亲的,很可能吸取了双方的优点,这就是一种变化和进步。这种变化开始可能很微小,但微小差异的长期积累,从量变到质变。就会形成新的物种。同物种间的有性繁殖尚且如此,同类生物不同品种间的杂交更会扩大后代遗传物质中的变异。

    除基因重组外,其他原因也会引起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例如生物体遗传物质受到异常温度的影响、射线的辐射或化学药剂的诱发,都可能引起变异。除此而外,还会有其他原因影响到遗传物质的变化。事实上,两个生物个体绝不可能完全一样,说明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

    生物遗传物质的变化,也就是生物体的变异,给生物进化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个可能要变为现实,就需要外因起作用,就是由外界环境条件对生物体进行选择。在人类开始有目的地进行人工选择之前,这种选择是由自然界进行的,所以叫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简单地说就是保存和淘汰。适应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异被保存下来,不适应的就被淘汰掉。千千万万年漫长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使物种越来越向着适应外界环境的方向发展。同时,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造成了丰富多样、千姿百态的生物品种。

    生物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不断进化,最后出现了人类。人类的出现对生物进化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人类有主观能动性,不完全受自然规律的制约,总想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对生物进化进行干预。于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人工选择。

    人工选择就是由人来挑选饲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中对人有利的变异个体,让它们繁殖后代。通过遗传在后代中继续朝同一方向进行选择,就会由开始时微小的个体差异逐步积累发展直到成为新品种。再进一步,人类不仅从动植物自然变异材料中进行选择,还通过人工杂交来重新组合动植物的遗传基因,产生更多的变异材料来进行选择。近年来,人们还应用化学、物理手段诱发生物体的基因突变,使生物体产生更多的变异材料。

    人工选择、杂交育种和人工诱变,大大加快了饲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进化过程,培育出了许多优良品种。但这个“优良”只是对人类而言,对生物本身常常是不利的。人工选育的肥猪连路都走不植物那样顽强的生命力。

    3.生物进化的阶梯

    生物进化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从生命出现的时候起到现在从未停止过。已知现存的生物有200多万种。把未发现的和已经灭绝的生物都算起来,会达到几亿种。每种生物都有自己进化的历史--系统发育史。

    由于自然界的复杂环境,各物种进化的形式十分复杂。在进化速度上,可分为缓慢进化和快速进化;从进化系统上,可分为种系进化和分支进化。同一物种身体上的各种性状进化速度不同,则会出现镶嵌进化。

    缓慢进化和快速进化各物种的进化速度不一。有些物种进化很快,有些则长期基本不变。

    哺乳动物中的冠齿兽(Coryphodon)在古新世到渐新世的长时期内进化很慢,只是体形大了一些。莫也是如此,从上新世到现在,只有体形大小的变化。

    它们是缓慢进化的类型(bradytely),这种进化叫缓慢进化(bradytelicevolution)。哺乳动物中的人科成员是进化速度快的快速进化类型(tachytely),这种进化叫快速进化(tachytelicevolution)。

    种系进化和分支进化现生的种是由过去的种演化来的,有着祖先与后裔的关系。过去的种与现生的种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系统(lineage),与其他的系统是生殖隔离的。这样,种就好比是系统这条线上的某一时期内的一段。

    旧种变成新种,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一个种沿着同一系统进化成另一个种,二是一个系统的种分裂成不同系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前者叫种系进化(anagenesis),后者叫分支进化(cladogenesis)。

    种系进化中种与种之间的界限划分多少是人为的,随着化石发现的历史和化石本身而有不同。人类的进化主要是这种形式。

    分支进化是一个种的各群体有着地理上的隔离,由于长期的选择或漂变而造成真正的生殖隔离。生殖隔离可以是遗传上的(杂交不能产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形态上的(体质上不能互相交配)或是行为上的(由于交配季节的不同或辨认接受交配信号的不同)。广泛分布的大群体远比分布狭小的群体难于发生分支进化。分布范围广,则互相接触的机会多,地理隔离的机会就较小。当两个种在形成中或刚形成之时,它们的群体在形态上的差别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镶嵌进化和缺环身体。因此机体的各种性状是不同进化速度结果的一种镶嵌物。这种进化形式叫做镶嵌进化(mosaicevolution)。例如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四肢首先向现代人的方向发展,而人类的大脑则是较后时期才发展起来的。过去由于对人类的这种进化形式不了解,而造成了对发现的化石不正确的理解,如对于所谓“缺环”(missinglink)的理解。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不少人花费许多时间来寻找人和猿之间的“缺环”;尽管事实上人不是从现代猿变来的,而是人和猿有着共同的祖先,都是由一种共同祖先演化来的。

    人们设想这种“缺环”是恰恰介于人和猿的中途,其各种性状正是人和猿的性状的中间状态。因此当真正的“缺环”被发现时,倒认不出来了。最早发现的南方古猿具有像人的牙齿,可是它的脑子却只有猿脑的大小,而人们要寻找的“缺环”则是牙齿和脑子都是介于人和猿的中间的。南方古猿并不符合这个要求,因而许多人类学家起初认为它是一种异常的猿,后来才知道南方古猿确是人类的祖先,在时间上也可能大约是现代人和人猿共同祖先的中途。

    可是在形态上,南方古猿并不是人和猿的中途,其脑子的大小很像猿。能两脚直立行走则像人。其后部牙齿(前臼齿和臼齿)既不像人,也不像猿,更不是介于人和猿之间;与其身材大小相对来说,其后部牙齿比人和猿的都要大。这是镶嵌进化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要彻底弄清进化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一点大家意见很一致,就是生物演化的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是进步的。生物体的构造和机能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在总的向上的趋势中也有多支齐头并进的情况。从总体来看,主要沿三大纵列方向发展,即根据摄食方式的不同,分成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光合作用方式来获取营养的生物类群就是植物,在进化中主要表现为植物体如何与光照条件相适应,进化中出现的种种叶片、枝茎、根系和维管束系统等都是为尽量适应光照和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而创造条件。用摄取现成有机食物获取营养的生物类群就是动物。它们的主要生命活动是寻找食物,这就需要自由生活,因此在进化中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感官、神经和运动系统,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高效率的代谢系统。第三大类是用吸收方式获取营养的生物类群,这就是微生物。微生物营养方式很复杂,主要是通过分解作用进行吸收。由于微生物个体小、繁殖力强、数量大、分布广,使它们成为自己领域的主宰,无孔不入步,机体的结构长期停留在原始低级的水平上。微生物的不求上进说明生物演化总的向上的趋势中也不排除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同时并存的情况。当然低等生物也并非一成不变,并非与祖先完全相同,实际上,它们还是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它们的祖先更适应各自的环境。

    除了向上发展和停留不前以外,生物发展中也有退化现象,但退化不是主流,而且退化的过程也是为了适应。例如人类的祖先古猿浑身是毛。现在人类的体毛已大大退化,但这种退化对人类来说或许是一种进步。鲸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上,由于条件变化它们又回到水中生活,原来陆地生活的前肢变为鳍,后肢退化,这种退化使鲸更适应水中的生活。可见进化和退化也是辩证的,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

    生物进化的方式大致分为三种:即复式进化、特式进化和简式进化。

    复式进化也叫全面进化,这是说生物体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在进化中全面复杂化、高级化。生物的生活能力有了极大的增强,达到了物种的繁荣和分化。植物中的蕨类进化到被子植物就是如此,这种进步不是个别性状的发展,而是从叶型、维管束、花、种子各方面都更加优越,对环境更加适应。脊椎动物中的鱼类经两栖类、爬行类而发展出鸟类和哺乳类也是如此,进化中出现的新物种一种比一种高级。复式进化是生物体全部器官乃至整体形态的全面进化,不是对某种局部环境的适应,因此它是系统进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

    特式进化又叫特异适应,是生物在分支发展中受某一特定条件的长期影响,形态和生理机能发生了局部的变化。这种进化使生物能对某一特定环境高度适应,但整个生物体的结构、机能并不一定比它的祖先更高级、更复杂。例如长颈鹿的脖子、剑齿虎的长牙、鸵鸟的双腿、鹰的眼睛等等。

    简式进化其实是某种退化,是原有器官长期不用之后的萎缩。但一些退化应该看成是进化,例如人类体毛的减少、阑尾的退化都是如此。

    生物进化不可逆,就是说,已经发生演变的生物不可能再回复到它祖先的原型。消失了的器官不会再生,退化了的器官也不会再变得发达。历史不会走回头路,已经灭亡的物种不可能重新产生。

    回顾整个生物进化的历史,人们还发现,生物进化有一个加速的趋势。生物出现的初期,进化速度很慢。从原核细胞到真核细胞的进化用了将近20亿年。从真核藻类到裸蕨的进化过程有几亿年。逐渐地,进化速度越来越快。从裸蕨到种子植物只用了1~2亿年。动物方面也如此。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用了5~6亿年;脊椎动物中从鱼类到两栖类,从两栖类到爬行类、从爬行类到鸟类和哺乳类都只用了几千万年;从猿到人只用了300万年。

    有人会问,现在的生物还在进化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生物进化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有生物存在,进化就会继续下去,绝不会停止。有人又会说,红花绿草,小猫小狗,生生死死,一代又一代,从来也看不到有什么变化呀的确,在人的短暂生命中是看不出生物进化的痕迹的,因为生物进化实在太缓慢了,一点点微小的变化都要经过千年万年。一个新物种的产生要经过十万、百万、甚至上千万年。所以靠短期观察是无法看出生物进化过程的。不过,自从人类登上历史舞台,人类对生物的进化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干预。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干预作用也越来越大。动物的驯化、植物的育种都使物种较快地发生了改变。已经出现的遗传工程还会创造出自然界不会出现的新物种。这些都是生物进化前景中引人注目的问题。

    三、人类:生物进化的高峰

    动物发展演化到现代的顶峰是哺乳动物。那么,现代哺乳动物发展的顶峰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灵长类中的人类。之所以命名灵长类,是因为“人为万物之灵”.然而,令人奇异的是灵长类,动物中最高等的动物、哺乳动物中最先进的动物,却直接源自于最为古老又最为原始的有胎盘类哺乳动物--食虫类哺乳动物。

    灵长类的演化顺序:树鼠句狐猴、眼镜猴阔鼻猴、狭鼻猴、猿人类。正好与现代灵长类从低等向高等排列的顺序相同。现代分布在我国海南岛、云贵地区及东南亚的树鼠句,仅松鼠那么大小,其身体结构很像食虫类,但已有了灵长类一些特征,例如,脑颅很大,眼睛已完全被封闭在眼眶之中等,尤其是它不但食虫,还吃一些果实,即已从食虫到了杂食。食性的改变,正是灵长类从食虫类中分化出来的重要关键,也为灵长类的以后演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新生代之始,由原始树鼠句发展出原始猴类,进而演化出原始猿类。现在生活在亚洲的长臂猿、猩猩(又称褐猿),生活在非洲的大猩猩(又称大猿)、黑猩猩(又称黑猿),就是原始猿类的后裔。不过,过去历史上猿的种类很多,其中距今2500万年前至距今数百万年前的第三纪中、晚期是猿类动物的黄金时期,但现代仅剩下上述的4种了。人与这4种现代猿是亲戚,曾有共同的祖先,当然不是近亲,而是远亲,他们(人和现代猿类)都由森林古猿演化而成。

    1.人类何以成为万物之灵

    像我国古代史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朝代一样,地球的历史也划分为不同的时期、阶段。地球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一层层岩石,好比一本书的书页。地质学家就用地质年代来计算地层形成的时间和先后顺序,共分为五个代。太古代是距今24亿年以前地球历史中最漫长和最古老的一个阶段。在它的晚期,最低等的原始生命--原核细胞的菌类出现。元古代(24~6亿年)是原始生命逐渐发展的时期,生命由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发展。古生代(6~2.5亿年)是生物大发展的时代。前期,珊瑚、海绵、三叶虫等海生无脊椎动物空前繁盛。晚期,从4亿年起,随着地壳大变动,生长在海水中的动植物纷纷“登陆”,形成两栖类动物及高大的蕨类植物,从而揭开了陆生生物大繁荣的新篇章。距今2.5~0.7亿年,地球历史进入中生代。这一时期,以恐龙为代表的爬行动物异军突起,海陆空三界都成了它们活动的场所。因此,中生代又称爬行动物时代。新生代是地球历史中最近的一个阶段,长约7000万年,共分两个纪: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一阶段,由于造山运动的影响,相对稳定的温润环境被寒暖悬殊的气候代替,大批动植物灭绝,被子植物、哺乳动物空前繁盛。第三纪时最早的灵长类出现(6千万年前),猿类出现于3000万年前。而真正的人,能制造工具和征服自然的人,出现于第四纪,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在人类形成和不断扩大生活区域的过程中,他们成为对地球历史进程施以重大影响的一个物种。从此,地球的演化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历史时期。

    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比做100岁,那么,在30岁时出现了最早的细胞,91岁时出现了脊椎动物,92岁时出现了两栖动物,97岁时进入了恐龙时代,人的出现是最后四星期的事,而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则是这四星期最后1小时的事了。

    从动物学的角度看,人属于灵长类动物。人和灵长类动物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比如面部较平,不像猪、狗和其他许多动物那样有突出的嘴巴;两眼长在面部前方而不是头的两侧;两眼看到同一视野,并在大脑中综合成立体的图像;都能辨别颜色,辨别方法主要靠视觉而不是嗅觉或听觉;脑和手都高度发达,特别是脑的进化是其他动物不可比拟的;全年都能生育而不限于特定的繁殖季节,而且大多是一胎一仔。人类与高等灵长类中的4种大猿--黑猩猩、大猩猩、猩猩和长臂猿就更加接近。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同样的骨骼,同样的肌肉,同样的器官,几乎猿身上的每一个特征在人体上都有表现。其差别几乎完全是各部分在比例上和相互关系上的差别。”由此可见,人和猿关系十分密切,从动物学角度说,它们是亲属。研究的内容越丰富,这方面的证据就越多。比如研究血液,发现人和大猿血液的化学成分基本相同;人的4种血型,在猿类的血液中也有表现。研究细胞,发现人和黑黑猩的细胞色素C的结构相同;在病理上,人类与类人猿所感染的疾病和肠道寄生虫也都相似。

    人和猿虽然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但人并不是从猿类进化来的,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认为人、猿、猴三类动物都是由一个古代的共同祖先进化来的。在新生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灵长类各科分别按各自的方向进化着。

    人、猿、猴的共同祖先是什么动物呢一般认为,大约3000~800万年前,生活在印度的一种小而原始的灵长类动物--拉玛古猿可能是人猿共同祖先的一个代表。但人、猿真正开始分化是大约400~300万年前的事。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以前的看法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由于环境变化,一些古猿被迫离开森林下到地面生活。在劳动中,他们上下肢的分工越来越明显。上肢逐渐得到解放,身体逐渐真立。直立姿势的产生使手脚进一步分化,以适应不同的功能。手脚的形成又引起躯体其他方面产生一系列变化,逐渐形成人类特有的体质形态。同时,在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联系,这促进了语言的出现和形成。劳动和语言一起,又促进了大脑的发展。脑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从猿到人的转变。

    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凡是身体能够直立,前肢的运用比较灵活的古猿,就能取得更多的食物和有效地抵御敌害,从而获得较多的生存机会。反之,身体直立不好,肢体,特别是前肢笨拙,又“不爱劳动”的“獭猿”,就很容易被敌害吃掉或冻饿而死。也就是说,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劳动能力强的被保留下来,繁殖后代并继续进化,不劳动或劳动能力弱的就被淘汰。所以不是“劳动创造了人”,而是自然界“选择了爱劳动的物种”,使其存留和进步,发展成今天的人类。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古猿利用工具进行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不管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有道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抹煞的。

    古猿是过着群体生活的动物,是“社会化”的动物。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讨校霸橙骸币就逐渐变成“人类社会”.从人类一出现,他们的进步就不再是一般动物的进化。因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原因不仅限于生物学规律,还开始并更多地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影响。所以人类出现以后,特别是从“新人”到“现代人”阶段,身体形态构造变化不很明显,但以生产工具发展为主要标志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却越来越迅速,使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取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因此,从生物学角度看,人是动物;而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就远远高于动物,甚至可以说不能等同于动物了。

    达尔文和他的战友赫胥黎、海克尔等人,在认识生物进化和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了不起的科学家。但他们的理论也有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人和动物混为一谈。

    他们把人看做是动物的一种,与其他动物只有种类的差别,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他们就把生物界的各种规律一齐搬到人类社会来。例如从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的观点出发,他们把人类分成“高等”和“低等”、“优良”和“低劣”.认为“贵族”比“中等阶级”长得“美”,公开维护阶级不平等现象,更轻视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对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赞成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正常的“生存斗争”;他们更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国、小国的侵略,认为是人类进化的动力,是“优胜劣败”.这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别国人民找到了借口。因此,把生物进化理论完全照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就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由此可见,人虽然是动物的一种,但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不认清这一点,仍然要走进错误的死胡同。

    那么,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人认为“会制造工具”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的确是一个简单易行又比较准确的区分办法。

    但近来又发现,一些比较进化的南方古猿也会制造工具,所以有人主张将南方古猿归入动物分类学中的“人科”范围。然而多数人却很难接受“南方古猿”也是“人”这样的说法。看来,用一种简单的标准来区分人和动物是不很准确的,而应该用更综合的办法来区分。现在的一般看法是:人属于灵长目动物。但在自然界生物发展阶段上人类居于最高的位置。它的特点是:具有完全直立的姿势,解放了的双手,复杂而有音节的语言和特别发达善于思维的大脑,并有能够制造工具和能动地改造自然的本领。这其中,经过思维而产生意识,使人类能主动自觉地,有目的地去改造客观世界,而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界,成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正是由于这个区别,使人类的进步与动物的进化完全不同了。实在地说,人类的身体很一般,没有什么突出的特长,既没有灵牙利爪,也没有厚皮坚甲;既不会飞,也跑不快。但人类的适应能力却非常强,它能适应从热带到北极的各种气候,但适应办法不是靠产生更多的毛发和脂肪或增加汗腺,而是简单地改变一下穿着或修筑不同的蔽护所就行了。所以人类的进步除了依靠生物学的遗传和优化外,更多的是靠社会和文化的继承。

    文化的变化很快,比生物的进化快得多。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随着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越来越蓬勃兴旺。

    但是人类不能完全脱离自然界的影响,因为人类毕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既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又使自然界减少灾难,变得更加美好。

    2.人是低等动物的后裔

    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部分,达尔文自信地写道:“我看到了将来更为重要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在达尔文的另一巨著《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就这一重要而广阔的研究领域,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和耕耘。

    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绝大多数人都笃信《旧约·创世纪》中上帝造人之说。在上帝的诸产品中,唯有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人的理智被认为根本不同于其他各种聪明动物的智能,惟独人拥有不朽的灵魂,这就界定了其本质属性及其与上帝的联系。人的神圣性、高贵性构成了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达尔文之前的有些自然学者,由于对人的心理能力和精神能力怀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把整个的有机世界分成三个界,人界、动物界、植物界,使人有别于其他生物,而自成一界。有些自然学者,考虑到人类独特的心理能力和智力水平,于是步居维叶后尘,把人分作一个目,叫做两手目,因而和四足类、食肉类等几个目处于同等的地位。显然,自然学者的这些分类方法,与基督教教义是吻合的。

    中国传统文化称人是“万物之灵”,“灵”虽出自万物之上,身犹在万物之中,“灵长类”

    的译名有可能就是从此而来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接受人类起源于动物的说法,在感情上并不存在严重障碍。但是,对于西方民族来说,人有人的独特的尊严,绝对不能和动物相提并论,更不必说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了。这不仅是一个科学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诮谈情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当达尔文跨入这一领域时,需要何等的勇气和信心。

    对于达尔文来说,他坚信,物种绝不是由上帝单独分别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一个简单原型演化而来的,人自然也不例外。“在种种心理能力上,人和低于人的动物之间,尽管在程度上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别,但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程度上的差别,无论多大,不能构成一个理由,使我们把人列入一个截然分明的界,或使他自成一界。”达尔文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人与动物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与灵长类,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许多疾病,如天花和梅毒等,人与猿猴都能相互传染,表明人和这些动物的细胞组织及血液,在细微的构造和内容的组成上,都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

    当然,人与其他高等动物的真正差别还在于大脑所反映出来的智力上。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进化论者赫胥黎(ThomasHenryHucley,1825-1895)指出:“人和黑猩猩或猩猩之间的差别,要比后二者和甚至各种猴子之间的差别还要少,而黑猩猩的脑子和人脑之间的差别,比起前者和狐猴的脑子来,几乎是微小得没有多大意义可言。”达尔文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然而人所珍贵的是各类心理能力以及语言、智力等,它们在动物中有没有呢达尔文坚定地回答:动物也有这类能力的萌芽。所以,从动物到人,没有一个截然的界限。

    首先是心理能力。达尔文指出:“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理,在性质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更不必说只是我们有心理能力,而其他动物完全没有了。”当然,其间存在着无数的由浅入深的层次。很多复杂的感情行为,比如两性之爱、母爱、自我保全等,人和动物都共同拥有。

    许多动物都会表现出对事物的好奇之心,甚至好奇心的强弱,可用来比较不同动物的智力。

    一条警觉的狗与一只懒慵的猫,前者有着更强烈的惊奇心理,故而智力上也比较优越。而在人类当中,一切哲学家、科学家比常人具有更多的对外界事物高度的敏感、惊奇心理,这正是求知的开端。

    想象力是人的最高特权之一。但它在动物当中仍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达尔文举了一个观察者所记下的例子。狗在夜间要嗥,尤其是在月夜,而且嗥得很奇特、很凄厉,称为犬吠月。但不是所有的狗都这样。据说,凡是不吠月的狗,一到月夜,两眼避开月亮不看,而是盯着靠近地平线的某一个固定之点。据分析,在月夜,狗的想象力受到四周事情模糊不清的轮廓所干扰,并且这种光景会在它们眼前召唤出种种离奇古怪的幻象来。

    总之,争胜等。进而抽象的概念、一般的意识、心理的个性等,它们在动物中能反映到什么程度,由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难以沟通性,致使准确地获得这类知识相当不易,但是达尔文坚定地相信,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这类复杂的心理行为,这是毋容置疑的。

    其次是语言的使用。达尔文认为,动物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狗能理解人的语言,其程度大致相当于10至12个月之间的婴儿。人在感情特别丰富的时候,也能像动物一样,更多地以各种手势、吼叫、脸部肌肉的活动等等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而不是用音节分明的语言。“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只在于,在人一方面。这种把各式各样的声音和各式各样的意念连接在一起的本领特别大,相比起来,几乎是无限大;而这套本领显然是有赖于他的各种心理能力的高度发达。”

    第三,宗教信仰。谁都会认为宗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从广义上看,若是把宗教信仰理解为对一切神秘事物的敬畏、膜拜之情,那么,达尔文认为,在动物中间同样能找到这些情感的踪迹。在一只狗的身上,通过它对主人的深情,百分之百的顺从,一些畏惧以及还有其他的情感,这些正是宗教心理的萌芽。达尔文说:“一条狗仰面看它的主人就像瞻仰上帝一样。”

    在证明了人的种种独特品质与动物的关系之后,达尔文又进一步论证了一些品质的取得,同样受制于生物界普遍适用的客观无情的法则--自然选择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人,甚至包括与达尔文共同提出自然选择原理的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1823-1913)也无法接受。若说人的体制构造的形成受制于自然选择,情理上能为人接受。比如镰刀状贫血症。因为有益于抵御疟疾的侵袭,故而在非洲人群中有着较高的发病率,这显然与自然选择有关。而且事实也证明,在美国的黑人中,这类患者明显减少。因为在一个疟疾不再猖獗的环境中,贫血患者的生理缺陷,致使他比别人有着更少的生存率。

    但是,如果说人类珍贵的心理特征的获得,如道德感、非凡的智力、宗教感情等等,同样受制于自然选择,这将导致对基督教教义的亵渎,并大大伤害这些教徒的宗教感情。然而,达尔文以非凡的勇气,更以翔实的资料,坚持把他的自然选择原理贯彻到人类的所有领域之中。

    比如说语言,达尔文认为:“用有音节的喉声来模仿动物的音乐性的叫唤声这一活动终于产生了可以用来表达各种复杂的情绪的一些字眼。”这就是语言的起源。因为语言对原始人是极其有益的,所以,自然选择保持并完善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性状。

    又比如说道德感,这是人的骄傲,在达尔文看来,“不论任何动物,只要在天赋上有一些显著的社会性本能,包括亲慈子爱的感情在内,而同时,又只要一些理智的能力有了足够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取得一种道德感,也就是良心,人就是这样。”

    达尔文认为,人的种种心理特征,乃至道德感等,与其他性状一样,也是会变异的,并且我们有一切的理由可以相信,这些变异是倾向于可遗传的。只要变异对人类的远祖有用,它们就会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得更为完整。以道德的起源来说,“当两个居住在同一片地区的原始人的部落开始竞争的时候,如果(其他情况与条件相等)其中的一个拥有一个更大数量的勇敢、富有同情心、而忠贞不贰的成员,随时准备着彼此告警,随时守望相助,这一个部落就更趋向于胜利而征服其他的一个。”胜利者得以繁殖更多的后代,于是,这些被人类社会所赞美、鼓励的道德就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既然自然选择原理曾经在人类的起源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达尔文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现在文明时代的许多做法,反而是违背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们有理由相信,接种牛痘之法把数以千计的体质本来虚弱原是可以由天花收拾掉的人保存了下来。这样,文明社会里的一些脆弱的成员就照样繁殖他们的种类。”接种牛痘还算是一个特殊事例,从总体上来看:“就野蛮人、身体软弱或智能低下的人是很快就受到了淘汰的,而存活下来的人一般在健康上都表现得精力充沛。而我们文明的人所行的正好相反,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淘汰的进行。”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各类慈善院,收容残疾之辈;医生想方设法救活每一条垂危的生命等。

    于是,达尔文很自然地从生物学领域过渡到了社会学领域,并且将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本身。生物学的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结合就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吹者和信奉者。甚至还在读达尔文的著作之前,斯宾塞就企图证明,放任自由的个人奋斗与导致生物体改善的严峻的自然法则是一致的。“最适者生存”也是人类进步的方式。尤其是,他为当时英国的政策找到了一个正当的借口:自由贸易和经济竞争都不妨说是自然选择的社会形式,篡改它们便会干扰宇宙进化的过程,并将使人类进步的车轮发生故障。

    另一位进化论者,达尔文的忠诚卫士赫胥黎在自然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进化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前者是宇宙过程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就越大。“而社会进化意味着对宇宙过程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种伦理要求”用‘自我约束’来代替无情的‘自行其是’;它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践踏所有竞争对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是在于使适者生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所以,在最文明的社会中,生存斗争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曾经独立得出自然选择原理的另一名进化论者华莱士,在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持有与达尔文相反的观点。华莱士认为,人类大脑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进化的性质;随着智力及文化的进步,器质性器官的形态特化和变异就不再发生了。华莱士还认识到,人与类人猿在智能方面的差距比达尔文所承认的要大得多;被达尔文看做是人与类人猿之间过渡的原始部落里的野蛮人,其固有的意识能力与文明人实际上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华莱士完全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华莱士主张自然选择不能说明人的高级能力的出现。他指出,”原始部落里的人们,其大脑体积与高度文明的人不相上下,其实这样的生活只要有一个体积小得多的大脑就够了。“自然选择只能为野蛮人奉献一个略逊于类人猿的大脑,但事实上他却拥有一个仅仅略逊于哲学家的大脑。”华莱士用一种所谓的“潜在能力”来说明人类的特殊进化过程。

    这种潜在能力至今未被发现,但华莱士正确地看到了人类的起源、进化具有与纯粹的生物学过程相比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确实是达尔文所忽略的。

    正因如此,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对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威尔伯福斯主教在英国科学协会怒斥达尔文主义,他大声疾呼:“自然选择原理同《圣经》是绝对不相容的!”

    1860年,《物种起源》发表后的次年,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主教发生著名的辩论。当大主教以轻蔑的口吻质问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父亲一方还是母亲一方来自猴子这一祖先时,赫胥黎机智地回答,他不以父亲或母亲一方来自猴子而感到差愧,相反,如果他的祖先中有这样一种人,他对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却还在无知地谩骂,他将会感到差愧万分。这次辩论不仅为赫胥黎赢得了崇高声誉,而且为进化论的普遍接受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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