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满洲贵族的入关，改变了明末阶级力量的对比，使之出现了新的组合。在北方，曾经受到李自成农民军严重打击的地主阶级，以吴三桂降清为标志，很快与满洲贵族合流。而在张献忠农民军所扫荡的南方，地主阶级亦纠集反动武装，对农民军进行拼死反抗。未曾受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江南官绅，则于同年五月，在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试图与满洲贵族“合师进讨，问罪秦中”[11]。清廷作为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方面于顺治元年颁发圈地令，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的所谓“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以确保满洲贵族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使“满汉分居，各理疆界”；[12]另一方面，则在不与圈地冲突的前提下，明文规定保护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于顺治二年宣布，因战乱出逃的地主，返乡之后，“准给故业”，任何人不得“霸占”，否则将以“党寇”惩处。[13]就全国范围而言，顺治之初，基本上是一个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
然而，清政权对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和保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王朝的统治，承认满洲贵族在这一联合政权中特殊的核心地位。对此不得有丝毫的异议，更不能“拥号称尊”，否则“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14]所以，当南明政权拒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之后，这一格局便迅速发生了变化。顺治二年四月，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翌年冬，另一主要领袖张献忠亦在四川西充县凤凰山捐躯，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至此就更向低潮跌落下去。在农民军蒙受重大挫折，局促西南一隅的同时，清军挥师南下，以武力强迫江南官绅接受历史的现实。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政权崩溃。六月，清廷再颁剃发令，将满人剃发习俗强制推行于江南。清廷重申：“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还严格规定：“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15]这样的民族高压政策，虽然使不少江南官绅低头就范，但是也有更多的不甘民族屈辱者，挺而抗争，投身到风起云涌的反剃发斗争中去。形势的急剧变化，打破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格局，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为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同继弘光政权后相继建立的南明隆武、永历政权联合抗清，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于是在清初历史上，出现了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高潮。但是，一则由于南明政权的极度腐败，不惟官僚倾轧，党争不已，而且极力排斥、打击农民军。再则无论是大顺军还是大西军，又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两支力量始终未能有效地合作，甚至还发生火并。这样，经过10余年的角逐，到康熙三年（1664年），抗清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至此，全国范围的反民族压迫斗争基本告一段落，民族矛盾趋向缓和。
自康熙三年起，曾经出现过一个近10年的相对平静局面。之所以说它是相对平静，其根据在于，康熙帝亲政前后，鳌拜辅政，屡兴大狱，擅杀无辜，弄得朝野不宁。六年，康熙帝亲政。八年，总算把鳌拜除去。但是，此时台湾郑氏犹拥兵自立，不奉正朔；西北准噶尔部封建王公正在积聚力量，以与清廷抗衡；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藩王，则已是尾大不掉了。所以，与其说是平静，倒不如说是更大规模对抗和动乱前的酝酿。一方面是清廷强化其中央集权政治需要的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割据称雄欲望的恶性膨胀，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演成了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起，长达8年之久、蔓延10余省的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乱平。嗣后，清廷才于康熙二十二年降伏郑氏势力，统一了台湾。
一如前述，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烂摊子。清军入关之初，连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就连清世祖也不得不承认，顺治中叶的社会状况，依旧是“民不聊生，饥寒切身”，“吏治堕污，民生憔悴”。[16]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就曾及时指出：“今乱贼虽已削平，而疮痍尚未全复。”他深以“师旅疲于征调”、“闾阎敝于转运”为念，敦促内外官员“休养苍黎，培复元气”。[17]一时民生疾苦，当可想见。然而，毕竟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腐朽的封建秩序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被打乱了，农民大众争得了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且，反民族压迫斗争的长期进行，也促使清初统治者不得不对明末积弊及清初虐政作出适当调整。明末的“三饷”加派，早在顺治初即已明令废除。宦官干政，官绅结党，也为清廷三令五申严行禁止。康熙帝亲政以后，鉴于圈地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于康熙八年六月，特为颁诏，宣布：“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18]所有这些，都为清初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可能。即以垦田数字为例，中国封建社会素来以农为本，于此正可窥见一时经济的盛衰。明末，已是一片混乱，不足为据。明中叶的弘治年间，为4228058顷。张居正执政之时，“天下田亩通行丈量”，为7013976顷。[19]当然，前者有欺隐，后者有虚浮，不尽实录，但是作为一个大致的依据数还是可以的。清初，经过顺治帝亲政后的10年，尤其是康熙初政10余年的努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垦田已达5493000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更增至607万余顷。[20]康熙中叶的理学名臣陆陇其曾经说过：“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21]这样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平心而论，清朝初期，尽管有40年的动乱，但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较之明末，都显然有调整，有进步。所以，以清代明，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只是这个蹒跚的前进过程，采取了曲折的动荡形式罢了。
注释：
[1]《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
[2]《明史》卷77《食货志一》。
[3]顾炎武：《日知录》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4]《明史》卷78《食货志二》。
[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
[6]《明史》卷305《魏忠贤列传》。
[7]《明史》卷306《田尔耕列传》。
[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1《魏忠贤乱政》。
[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
[10]同上。
[11]蒋良骐：《东华录》卷4“顺治元年七月”条。
[12]《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条。
[13]《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条、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辛巳”条。
[14]蒋良骐：《东华录》卷5“顺治元年七月”条；《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壬子”条所载同，唯“俨为敌国”作“俨为劲敌”。
[15]蒋良骐：《东华录》卷5“顺治二年六月”条。
[16]《清世祖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己卯”条。
[17]《清圣祖实录》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条。
[18]《清圣祖实录》卷30“康熙八年六月戊寅”条。
[19]《明史》卷77《食货志一》。
[20]《清朝文献通考》卷1《田赋一》。
[21]《清经世文编》卷28《论直隶兴除事宜书》。
三、由乱而治的清初社会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的平定，两年之后台湾郑氏势力的回归，使清王朝确立了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从此，清廷采取多种有力措施，使业已恢复的经济迅速发展，清初社会遂由乱而治。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的近40年间，虽然由于旷日持久的储位之争，引起了政治上的许多麻烦，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清廷还曾两度在西北和西藏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局部的农民起义等也偶有发生。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出现了一个由安定趋向繁荣的局面。
康熙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少年时代，从清世祖手上承继过来的是一个草创未就的基业。亲政之后，他顺乎人心，以“与民休息”为治国宗旨，指出：“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为可鉴。”[1]从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2]，朝思夕虑，念念不忘。八年的三藩之乱，是对年轻的康熙帝的一次严峻挑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锻炼和显示了他驾驭国务的卓越才干。三藩乱平，隐患根除，台湾回归，海内一统。此后，康熙帝励精图治，一如既往地兴修水利，奖励垦荒，集主要精力于河务和漕运的处理。他指出：“漕运关系重大”[3]，而河务又“关系漕运民生”，因此他说：“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4]为此，他在1684年至1707年，六次南巡，调查黄淮的治理和漕运的整顿。在他的精心部署和督导之下，“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出现了“漕囗安流，商民利济”[5]的景况。这样，就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南北经济的沟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日趋富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国库存银较之顺治末年成数百倍增长，达到4000余万两。[6]由于国帑充裕，清廷一再蠲免地方赋税，一则旨在舒缓民力，再则亦可收藏富于民之效。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清圣祖颁谕，普免天下钱粮，他宣布，全国各地应纳赋税，“自明年始，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7]。五十一年二月，清廷更把作为封建国家重要财政来源的人口税冻结，明令：“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征钱粮。”[8]到康熙末、雍正初，全国耕地面积较之顺治末年成百万顷地增长，接近并逐渐超过明代万历年间的水平。与之相一致，此时的清王朝，国力强盛，威震四方。经过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之后，清廷牢固地确立了对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统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至此大致奠定下来。
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上，由康熙中叶开始出现的安定和繁荣局面，是自明代永乐年间以后200余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它为其后雍正、乾隆年间国力的鼎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旧史家曾于康熙一朝有过如下讴歌：“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9]“想望流连”云云，既多余，复可悲，自不足取，但是，清除其间所包含的腐朽气息之后，这样的评价与历史实际也相去未远。
注释：
[1]《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午”条。
[2]《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条。
[3]《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癸巳”条。
[4]《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辛卯”条。
[5]《清圣祖圣训》卷33《治河一》。
[6]《清圣祖实录》卷229“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戊寅”条。
[7]《清圣祖实录》卷244“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甲子”条。
[8]《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条。
[9]《清史稿》卷8《圣祖本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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