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初文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顺治一朝，戎马倥偬，未遑文治，有关文化政策草创未备，基本上是一个沿袭明代旧制的格局。康熙初叶，南明残余扫荡殆尽，清廷统治趋于巩固。圣祖亲政之后，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文化建设亦相应加强，各种基本国策随之确定下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后，三藩乱平，台湾回归，清初历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伴随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学术文化事业蒸蒸日上，臻于繁荣。
清初的文化政策，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高压政策的确定。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它必然要受到所由以形成的经济基础的制约，从而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另一方面各种具体政策的制定，又无不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左右，成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形式上是所谓“满汉一体”的政权体制，但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才是这一政权的实质所在。这样的政权实质，就决定了满洲贵族对广袤国土上的众多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制统治。反映在文化政策上，便是民族高压政策的施行。由顺治初叶开始，以武力为后盾，渐次向全国推行的剃发易服，构成了民族高压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一政策的强制推行，其结果，一是直接导发江南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剃发斗争，促成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同南明政权的联合，并以之为主力，与清廷展开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其二，则是它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隔阂，历二百数十年而不能平复，从而在一代历史中时隐时显，成为长期潜在的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
与之相一致，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开焚书恶劣先例，以“畔道驳注”为口实，于当年十一月，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全辨》等书焚毁。严饬各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1]翌年一月，又明令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2]。接着便于康熙初叶的四大臣辅政期间，制造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字冤狱——庄廷明史案。从此，研究明史，尤其是明末的明清关系史，便成为学术界的禁区。圣祖亲政以后，虽然奉行“宽大和平”的施政方针，对学术界苛求尚少，但是在这样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则不容越雷池一步。后来文字冤狱的再起，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著述而招致杀身惨祸，直至雍正、乾隆间文网密布，冤狱丛集，根源皆在于此。
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禁阏思想，摧残人才，成为一时学术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二，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
科举取士，自隋唐以来，历代相沿，既成为封建国家的抡材大典，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明末，战乱频仍，灭亡在即，科举考试已无从正常举行。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十月，世祖颁即位诏于天下，明令仍前朝旧制，“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3]，从而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科举取士制度。顺治二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廷从科臣龚鼎孳、学臣高去奢请，命南京乡试于同年十月举行。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疏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以消弭士子“从逆之念”。[4]于是乡试推及浙江。翌年二月，首届会试在北京举行，经三月殿试，傅以渐成为清代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同年八月，为罗致人才，稳定统治，清廷下令复举乡试，来年二月再行会试。于是继傅以渐之后，吕宫成为新兴王朝的第二名状元。后来，傅、吕二人均官至大学士。
与之同时，清廷修复明北监为太学，广收生徒，入监肄业。旋即又改明南监为江宁府学，各省府、州、县学，也随着清廷统治地域的扩展而渐次恢复。同学校教育相辅而行，各省书院亦陆续重建，成为作育人才、敦厚风俗的一个重要场所。
自康熙二年起，清廷曾一度废弃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专试策论。后从礼部侍郎黄机请，于七年仍旧改回。从此，以八股时文考试科举士子，遂成一代定制。
第三，“崇儒重道”基本国策的实施。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一个世代相沿的传统。宋明以来，从孔孟到周、程、张、朱的所谓“道统”说风行，“崇儒重道”便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
清初，经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干戈扰攘，顺治八年世祖亲政之后，文化建设的历史课题提上建国日程。九年九月，“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世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5]翌年，又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十二年，再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6]两年后，即于顺治十四年九月初七，举行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经筵盛典。下月，又以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虽然一则由于南方战火未息，再则亦因世祖过早去世，所以清廷的“振兴文教”云云多未付诸实施，但是“崇儒重道”的开国气象，毕竟已经粗具规模。
世祖去世，历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旋。在康熙初叶的数年间，辅政的满洲四大臣以纠正“渐习汉俗”，返归“淳朴旧制”为由，推行了文化上的全面倒退。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八年，清除以鳌拜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文化建设重上正轨。同年，圣祖亲临太学释奠孔子。翌年八月，为鳌拜等人下令撤销的翰林院恢复。十月，圣祖颁谕礼部，将世祖制定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提出了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7]后来，清廷将所谓“圣谕十六条”颁示天下，成为一代封建王朝治国的基本准则。
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日讲重开。翌年二月，中断多年的经筵大典再度举行。此后，每年春秋二次的经筵讲学，便成为一代定制。自日讲重开，年轻的清圣祖在日讲官熊赐履等人的辅导之下，孜孜向学，将“崇儒重道”的既定国策稳步付诸实施。以康熙十七年的诏举“博学鸿儒”为标志，宣告了清廷“崇儒重道”国策的巨大成功。
第四，“博学鸿儒”特科的举行。
开科取士，意在得人。封建王朝于既定科目之外，为延揽人才而增辟特科，载诸史册，屡见不鲜，并不自清初始。然而如同康熙间的“博学鸿儒”科得人之盛，则是不多见的。自顺治初年以后，在连年的科举考试中，虽然一时知识界中人纷纷入彀，但是若干学有专长的文化人，或心存正闰，不愿合作，或疑虑难消，徘徊观望，终不能为清廷所用。既出于“振兴文教”的需要，又为争取知识界的广泛合作以巩固统治，在平定三藩之乱胜利在即的情况下，清圣祖不失时机地作出明智抉择，对知识界大开仕进之门。康熙十七年一月，他颁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在发出这一通议论之后，圣祖接着责成内外官员：“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8]
命令既下，列名荐牍者或为“旷世盛典”歆动而出，或为地方大吏驱迫就道，历时一年，陆续云集京城。十八年三月初一，清廷以《璿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为题，集应荐143人[9]于体仁阁考试。榜发，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后来，上述50人虽在官场角逐中各有沉浮，其佼佼者最终亦多遭倾轧而去职，但是“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其意义则远远超出50名入选者个人的升沉本身。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清廷崇奖儒学格局已定，这就为尔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中人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标志着广大知识界与清廷全面合作的实现，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巩固清廷的统治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无形保证。
第五，图书的访求与编纂。
“书籍关系文教”。[10]在封建社会，衡量一个王朝文教的盛衰，大致有两个可供据以评定的标准：其一是得人的多寡，人才的质量；其二则是作为学术文化直接成果的图书编纂与收藏。顺治一朝，文化虽未能大昌，但世祖雅意右文，图书的编纂和访求早已引起重视。定鼎伊始，清廷即沿历代为前朝修史成例，于顺治二年三月始议编纂《明史》；五月，设置总裁、副总裁及纂修诸官数十员。世祖亲政后，以御撰名义，于顺治十二年九月，将《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颁发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各一部。翌年正月，又令儒臣编纂《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八月，《内则衍义》撰成。十二月，再敕修《易经通注》。十四年三月，责成各省学臣购求遗书。当时，由于世祖的博览群书，内院诸儒臣已有“翻译不给”[11]之叹。后来，虽因世祖的遽然夭折，《明史》、《孝经衍义》诸书皆未完篇，但筚路蓝缕，风气已开。
圣祖继起，发扬光大，经初政20余年的努力，遂奠定了日后图书编纂繁荣兴旺的深厚根基。其间，于经学则有《日讲四书解义》、《易经解义》、《书经解义》、《孝经衍义》的先后撰成。于史学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开《明史》馆，“博学鸿儒”科录取人员悉数入馆预修《明史》。对于本朝史事，则有《三朝实录》、《太祖、太宗圣训》、《大清会典》、《平定三逆方略》诸书的纂修。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更扩及诗文、音韵、性理、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及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官修图书，诸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律历渊源》、《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及《朱子全书》等，若雨后春笋，纷然涌出。清廷终于以图书编纂的丰硕成果，迎来了足以比美唐代的贞观、宋代的太平兴国、明代的仁宣之治的繁荣时期。
第六，由尊孔到尊朱。
推尊孔子，作为崇儒的象征，历代皆然。如果说圣祖亲政之初在太学释奠孔子，尚属不自觉地虚应故事，那么康熙二十三年以后，他的尊孔，便是一种崇尚儒术的有力表示。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我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外在表现形式各异的时代特征。自北宋以后，儒学进入理学时代，因而元、明诸朝，尊孔崇儒与表彰理学，两位一体，不可分割。明清更迭，社会动荡。这一客观现实反映于意识形态领域，理学营垒分化，朱熹、王守仁学术之争愈演愈烈。清初统治者要表彰理学，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
顺治一朝，国内战争频繁，无暇顾及这一抉择。圣祖亲政，尤其是三藩乱平、台湾回归之后，这样的抉择愈益不可回避。从形式上看，科举取士制度固然可以作为争取知识界合作的一个有效手段。然而，要形成并维持整个知识界和全社会的向心力，实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仅仅依靠这样的手段又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对清初封建统治者来说，寻求较之科举取士制度深刻得多的文化凝聚力，便成为必须完成的历史选择。顺应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鉴别、比较，清廷最终摒弃王守仁心学，选择了独尊朱熹学说的道路。
康熙四十年以后，清廷以“御纂”的名义，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修事宜。五十一年正月，圣祖明确指出：“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2]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至此，清廷以对朱熹及其学说的尊崇，基本确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注释：
[1]《清世祖实录》卷130“顺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条。
[2]《清圣祖实录》卷132“顺治十七年一月辛巳”条。
[3]《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
[4]《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丙辰”条。
[5]《清世祖实录》卷66“顺治九年九月辛卯”条。
[6]《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条。
[7]《清世祖实录》卷34“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条。
[8]《清圣祖实录》卷71“康熙十七年一月乙未”条。
[9]此人数据《清圣祖实录》所载。陆以湉《冷庐杂识》作154人。
[10]《清世祖实录》卷117“顺治十五年五月庚申”条。
[11]《清世祖实录》卷98“顺治十三年二月丙子”条。
[12]《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丁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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