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知录》纂修考
（一）关于始撰时间的判定
顾炎武何时开始结撰《日知录》？这是一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最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知录》认为，“是书约始撰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1]。对于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依据，他们虽然没有说明，但大概当是今本《日知录》前的一篇题记。这篇题记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2]笔者以为，仅仅根据这篇题记来判定《日知录》的始撰时间，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理由如下。
首先，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即能否把顾炎武早年读书做札记，同结撰《日知录》看成一回事情。笔者以为，应当把二者区别开来。的确，顾炎武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读书要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钞书”。关于这一点，顾炎武晚年写过一篇《钞书自序》，文中说：“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3]至于顾炎武什么时候做读书札记，这篇《钞书自序》也有回顾：“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4]这就是说，顾炎武虽然早就受到“钞书”的教育，但是付诸实践去“纂记故事”已经20余岁，直到40岁才开始著书。50余岁以后，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20余岁正当崇祯中，而40岁则已经入清，为顺治九年（1652年），50余岁，就是康熙初叶了。
其次，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开始纂辑的书并非《日知录》，而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据顾炎武晚年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5]崇祯己卯即十二年（1639年），顾炎武时年27岁。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肇域志序》也说得很清楚：“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6]可见，顾炎武《钞书自序》中所说的“纂记故事”，即指崇祯十二年，27岁起开始辑录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再次，《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卷帙浩繁，顾炎武在完成这两部书稿之前，不可能再分心去结撰《日知录》。据考，《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完成，当在顺治九年。当时，由于豪绅煎迫，家难打击，顾炎武决意弃家北游。为此，江南友人杨彝、万寿祺等联名写了一篇《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文中说：“宁人年十四为诸生，屡试不遇。由贡士两荐授枢曹，不就。自叹士人穷年株守一经，不复知国典朝章、官方民隐，以至试之行事而败绩失据。于是尽弃所习帖括，读书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阅之，凡12000余卷。复取二十一史并《实录》，一一考证，择其宜于今者，手录数十帙，名曰《天下郡国利病书》。遂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7]至于《肇域志》的脱稿，则是此后10年，即康熙元年的事情。这有顾炎武撰《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为证：“右十年前友人所赠。自此绝江逾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岳，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爰成《肇域记》，而著述亦稍稍成帙。然尚多纰漏，无以副友人之望。又如麟士、年少、菡生、于一诸君相继即世而不得见，念之尤为慨然！玄黓摄提格之阳月顾炎武识。”[8]而“玄黓摄提格”则是干支纪年“壬寅”年的别称，即康熙元年。
最后，顾炎武自己及友人谈及《日知录》，都在康熙初年以后。今本《日知录》卷首所录顾氏各条文字，如《初刻日知录自序》、《与人书十》、《与人书二十五》、《与潘次耕书》、《与杨雪臣书》、《与友人论门人书》等，众所周知，恕不赘举。谨依年次先后，再举五例为证。
第一，康熙九年（1670年），山东德州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云：“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9]
第二，康熙十一年，顾炎武《与李良年（武曾）书》云：“弟夏五出都，仲秋复入，年来踪迹大抵在此。将读退谷先生之藏书，如好音见惠，亦复易达。顷者《日知录》已刻成样本，特寄上一部，天末万山中冀览此如观面也。”[10]
第三，康熙十二年，顾炎武《又答李武曾书》云：“黔中数千里，所刻之书并十行之牍乃不久而达，又得手报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楼烦、雁门之间。若频阳至近，天生至密，而远客三楚，此时犹未见弟之成书也，人事之不齐，有如此者，可为喟然一叹！此书中有二条，未得高明驳正，辄乃自行简举，容改后再呈。且续录又得六卷，未必来者之不胜于今日也。”[11]
第四，康熙十二年，顾炎武《又与颜修来书》云：“弟今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书颇备，弟得借以自成其《山东肇域记》。……近日又成《日知录》八卷，韦布之士，仅能立言，惟达而在上者为之推广其教，于人心世道，不无小补也。”[12]
第五，康熙十五年，顾炎武《与黄太冲书》云：“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13]
根据以上所考，足见把《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定在明崇祯十二年是欠妥当的。笔者以为，应以顾炎武逝世前夕，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所写《与人书》为据。顾在这封信中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14]据此，《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假如定在康熙元年他50岁以后，或许会更合理一些。
（二）《日知录》的撰述动机
顾炎武为什么要著《日知录》？他逝世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该书在福建建阳付梓，潘耒曾就此写了如下一段话：“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15]这就是说，《日知录》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书，顾炎武的理想虽然生前没有实现，但是往后一定会有人使之实现的。假如仅仅以考据精详、文辞博辨来评价这部书，那就违背顾炎武著书的本意了。
潘耒的这一担心，不幸被言中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时儒臣为《日知录》撰写提要，就提出了同潘耒完全不同的评价。据他们称：“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16]
同样一部书，两个时代的评价竟然如此不同。究竟谁是谁非？笔者以为，还是以顾炎武本人的论述为依据，最令人信服。
关于《日知录》的撰述动机，顾炎武生前曾经多次谈及。譬如他为《日知录》初刻本撰序，就很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结撰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17]。在给友人杨瑀的信中，说得就更为明白：“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18]至于前引顾氏逝世前夕给江南友人的信，信中所述：“《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19]无疑就该是这个问题的“晚年定论”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顾炎武把著《思辨录》的陆世仪和著《明夷待访录》的黄宗羲引为同志。在给陆世仪的信中，他说：“廿年以来，东西南北，率彼旷野，未获一觐清光。而昨岁于蓟门得读《思辨录》，乃知当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思辨录》刻全，仍乞见惠一部。”[20]而给黄宗羲的信也同样说：“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两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21]
根据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日知录》确如潘耒所见，是一部讲求经世致用学问的书。顾炎武是要以之去“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按理这些材料四库馆臣都能看到，他们又都是全国的一流学者，据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应无问题。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否定了顾炎武的经世主张，讥之为“迂而难行”，“愎而过锐”。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其原因大概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去考察。第一，顾炎武明确主张“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而且简直是近乎否定现政权的存在。这样一种经世学说，在文化专制十分严酷的乾隆时代，当然是没有人敢于去正视和肯定它的。第二，《日知录》的结撰和刊行，是康熙中叶以前的事情，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间已经相去七八十年。时代变了，学风也变了，经世致用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则是风靡朝野的考据学。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之下，四库馆臣曲解《日知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历史的本来面目终究是掩盖不住的。嘉庆、道光间，清王朝盛极而衰，内忧外患交炽，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道光初，嘉定青年学者黄汝成辑《日知录集释》，将先前众多学者关于《日知录》的研究成果会聚一堂。他虽然没有对四库馆臣的提要进行批评，但是却十分明确地表彰了顾炎武及其《日知录》的经世学说。黄汝成认为《日知录》“于经术文史、渊微治忽，以及兵刑、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盐铁、权量、河渠、漕运，与他事物繁赜者，皆具体要”[22]，是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23]。晚清，文网松弛，《四库提要》已成批评的对象。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对四库馆臣的曲解《日知录》进行尖锐批评，讥之为“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24]。
（三）从初刻八卷到临终绝笔
在《日知录》的结撰过程中，初刻八卷本的问世，是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由于这个本子流传未广，不易得读，所以有的研究者遂误认为已经亡佚。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个本子影印，附录于《日知录集释》出版，这样不仅澄清了误会，而且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日知录》的刊刻时间，可以大致确定为康熙九年八月。根据主要是两条，第一条为顾炎武康熙十五年所撰《初刻日知录自序》。序中说：“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25]上章阉茂为干支纪年庚戌的别称，庚戌即康熙九年。第二条即前引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这篇序说：“亭林先生……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指在于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26]程序题下所署年月即为康熙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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