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虽未逾越理学藩篱，但它断非性与天道的空谈，而是救世济时的实学。
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种具有个性学说的提出，它都离不开对先前思想材料的批判继承。“悔过自新”说的形成，同样也不例外。一如前述，它立论的理论依据，首先就是对儒家传统性善论的继承。不过，这种继承却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它直接的源头，便来自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在提出“悔过自新”说时，李颙列举了若干宋明儒者为学的“悔过自新”过程。而在这些事例中，被他评价为“得学问致力肯綮处”的，既不是张载的“尽弃异学”，也不是朱熹对“泛滥释老”的“悔悟力改”，而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他说：“阳明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词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言有悟，是教亦三变也。”[7]三变而得“圣贤之旨”，臻于“至道”境界，这当然是对“致良知”说无以复加的肯定。紧接着，李颙又以王阳明弟子南大吉的求学为例，进一步说明南大吉正是接受王阳明“致良知”之教，领悟“入圣之机”，“由是得学问致力肯綮处”。把南大吉的接受“致良知”说称为“得学问致力肯綮处”，这不仅表明李颙对“致良知”说的服膺，而且也无异于在“悔过自新”说与“致良知”说之间，打上了一个醒目的等号。正是这样的有选择的继承，使我们看到了“悔过自新”说的理论渊源。
“悔过自新”说提出后，在李颙尔后的为学过程中，随着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变迁，这一学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在“志存经世”的同一方向上，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时分时合，交错而去。
其中第一条道路，便是专意讲求“反己自认”的“自新之功”，最终走向“存心复性”。李颙说：“学非辞章记诵之谓也，所以存心复性，以尽乎人道之当然也。”[8]由“悔过自新”到“存心复性”，其间演变的逻辑程序，始终是遵循陆九渊、王阳明的“先立乎其大”和“致良知”的认识路线进行的。对此，当他42岁讲学江南以后，已经一改先前闪烁其词的态度，再三作出了直言不讳的说明。他公开表彰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为“千载绝学”，认为：“阳明出而横发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士始知鞭辟著里。日用之间，炯然焕然，如静中雷霆，冥外朗日，无不爽然以自为得。向也求之于千万里之远，至是反之己而裕如矣。”[9]据此出发，他提出了“学贵敦本”的主张。“本”之所指，李颙讲得很清楚：“即各人心中知是知非，一念之灵明是也。”[10]与之相一致，他反对“舍本趋末”，认为：“能先立乎其大，学问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领。若舍本趋末，靠耳目外索，支离葛藤，惟训诂是耽，学无所本，便是无本领。即自谓学尚实践，非托空言，然实践而不先立乎其大者，则其践为践迹，为义袭，譬诸土木被文秀，血脉安在？”[11]惟其如此，所以后来他与顾炎武论学，当炎武对其所津津乐道的“鞭辟近里”一语提出异议时，他当即致书驳诘，指出：“鞭辟近里一言，实吾人顶门针，对症药。此则必不可讳，不惟不可讳，且宜揭之座右，出入观省，书之于绅，触目警心。”[12]
从“悔过自新”到“存心复性”，这样一条演进道路，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是对陆九渊、王阳明心学认识论的还原。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这样的还原都不能说是一种前进，而应当说是李颙早年经世思想的消极蜕变。“存心复性”说的提出，标志着李颙的“悔过自新”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存心复性”中去寻觅救世的途径，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丝毫无助于康济时艰。事实上，“鞭辟近里”之功越深，离开现实世界只会越远，充其量无非是独善其身而已。然而，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当然不会就此止步。李颙的卓越处就在于，当他完成“悔过自新”学说的理论论证的同时，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开始了谋求其思想发展的努力。这就是把“悔过自新”同经世时务的讲求合而为一，提出了“明体适用”的学术主张，从而赋予他的思想以新的生命力。这样，“悔过自新”说作为李二曲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便显示了它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重要地位。
注释：
[1]骆钟麟：《匡时要务序》，见李颙《二曲集》卷12《匡时要务》卷首。
[2]同上。
[3]李颙：《二曲集》卷1《悔过自新说》。
[4]同上。
[5]王心敬：《南行述》，见李颙《二曲集》卷10。
[6]王心敬：《南行述》，见李颙《二曲集》卷10。
[7]李颙：《二曲集》卷1《悔过自新说》。
[8]李颙：《二曲集》卷11《东林书院会语》。
[9]李颙：《二曲集》卷16《答张敦庵》。
[10]李颙：《二曲集》卷4《靖江语要》。
[11]李颙：《四书反身录》卷7《孟子》。
[12]李颙：《二曲集》卷16《答顾宁人第二书》。
三、李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
如何去把握李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也就是最能体现李二曲思想的学术主张是什么？究竟是“悔过自新”说，还是“明体适用”说？这是接下去我们要讨论的又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前哲时贤多归之于“悔过自新”说，笔者则以为，在李二曲的思想体系中，由“悔过自新”演变而成的“明体适用”说，才是其最为成熟的形态，也是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因而弄清楚“明体适用”说的形成过程，剖析它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而对其历史价值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定，这不仅对于探讨这一学说本身，而且对于全面评价李二曲思想都是有意义的。
研究李颙的“明体适用”说，有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一学说的提出始于何时。从《二曲集》中所保留的材料来看，在《体用全学》、《读书次第》、《盩厔答问》、《富平答问》、《授受纪要》、《四书反身录》和有关书札中，都曾经涉及这一学说。就这些著述的撰成次第而论，如果以现存有关序跋为依据，那么似乎应以《盩厔答问》为最早。因为张密为该答问写的《小引》，所署时间即先于他书，为顺治丙申，即顺治十三年（1656年）。也就是说，在提出“悔过自新”说的同时，李颙还提出了“明体适用”说。近人吴怀清先生辑《李二曲先生年谱》，遂据以编订李颙这一年的学行。[1]前些时候刊行的《李颙评传》，也为旧说所误，把“悔过自新”与“明体适用”二说的提出视为同时。[2]可见这个问题不容忽视，是该澄清的时候了。
考明《盩厔答问》卷首《小引》系年的舛误，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小引》称：“先生尝谓，天下之治乱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学术之明晦，故是录一主于明学术。”[3]据考，“明学术，正人心”的思想，在李颙的思想发展中，是中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以“明学术”为己任，也是他中年以后方始立定的志向。而顺治十三年，当他30岁时，其为学趋向转变伊始，这样的思想尚未萌发，“明学术”的志向更无从确立。而且，就是在这10余年后，他于康熙七年至八年间讲学同州时，“天下之治乱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学术之明晦”这样的命题，也并未提出来。事实上，这个命题的首次提出，则是在李颙讲学江南的康熙九年末、十年初（1670-1671年）。这方面的材料，屡见于《两庠会语》、《靖江语要》、《锡山语要》和《匡时要务》等，检索甚易，毋庸赘述。《小引》又说：“先生平日启迪后学不倦，士之承謦欬者与述录之以自益，随问辄答，随答辄录，总计不下数千纸。”在李颙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启迪后学”，“随问辄答”，所录“不下数千纸”云云，显然不是在他30岁时，而全是40余岁以后的事情。
由上述二点可以判定，张密所写《盩厔答问小引》不会早于康熙十年，更不会是顺治十三年。
再以《盩厔答问》卷末所附《盩厔答问跋》为证，跋中写道：“天下之患，莫大于学术不明，近世士风所以多谬者，未必皆士之罪，亦学术不明有以蹈之也。先生深悼乎此，故其与士友讲切，直就共迷共惑者为之发明。士人咋闻其说，始而哗，既而疑，久之疑者释，哗者服，戚戚然有动于中，自叹如大寐之得醒，而且恨其知学之晚。自关中、河南以及江右、两浙，其间兴起者渐众。学之大明，端有待于今矣。”[4]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李颙的这次答问，是在他结束江南讲学，返归盩厔以后进行的。跋文的作者，正是记录《盩厔答问》的李颙门人王所锡、刘，作为当事人，他们的所记，自然是足以信据的。据惠靇嗣《二曲历年纪略》载，李颙自江南返乡，在康熙十年四月。那么，他在盩厔答复门人的问题，就应当是这以后的事情。
又从《二曲集》的编排次第来看，李颙门人王心敬是将《盩厔答问》置于《关中书院会约》和《富平答问》之间。这样的编排意味着王所锡、刘的这次问学，发生在李颙主持关中书院讲席和避地富平之间。据考，前者乃康熙十二年五月至八月事，后者则在康熙十四年八月至十八年八月。因此，刘、王所锡自河南前来盩厔问学，只可能是康熙十二年八月到十四年八月间的事情。刘、王问学结束，返回河南，再整理记录，筹资刊刻，当然就更在其后了。
综上所考，《盩厔答问》卷首《小引》的系年疑为手民之误，丙申当为丙辰之误写，也就是说，《盩厔答问》的刊行不是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而应当是其后二十年的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
我们既已判明《盩厔答问》的刊行并非顺治十三年，也不可能早于康熙十二年，而应当是康熙十五年，那么“明体适用”学说的提出时间，实际已经迎刃而解。就涉及这一学说的有关著述而论，显然是李颙讲学同州，揭橥《体用全学》、《读书次第》的康熙八年。这时，距“悔过自新”说的提出，已经相去10余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丰富的学术实践中，李颙的“悔过自新”学说业已成熟而趋于演变。一如前述演变之大端，其一是走向“存心复性”的死胡同，其二便是针对当时的学风之弊，尤其是愈演愈烈的朱陆学术之争，形成了“明体适用”的学说。清初，王学盛极而衰，程朱之学乘间复起。在“空谈误国”的反省中，王学已成众矢之的，“朱、陆、薛、王之辨，纷纷盈庭”。[5]李颙认为这是一时学风的大弊，于是他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从针砭时弊的需要出发，立足王学，会通朱陆，提出了“明体适用”学说。
“明体适用”说是积极的经世学说。李颙认为，它是儒学的正统所在，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6]又说：“《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书也。”[7]而在他看来，秦汉以还，这样的传统已经遭到破坏，沿及清初，文人学士“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8]。他对这样的局面深感忧虑，不禁喟叹：“噫！圣贤立言觉世之苦心，支离于繁说，埋没于训诂，其来非一日矣。是《六经》、《四书》不厄于赢秦之烈火，实厄于俗学之口耳。”[9]因此他指出：“抱隐忧者，宜清源端本，潜体密诣，务期以身发明。正不必徒解徒训，愈增固葛藤，以资唇吻已也。”[10]他的“明体适用”说，就是这样的试图“清源端本”的经世学说。
何谓“明体适用”？李颙就此解释道：“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11]这就是说，“明体适用”说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识心悟性，实证实修”以明体，另一方面是“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以适用。李颙认为，这两个方面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他说：“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12]既然明体与适用二者乃一统一整体，偏执一端，便背离了儒学正轨，弃置不讲，更沦为无所作为的俗学。因此，李颙号召知识界中人：“勇猛振奋，自拔习俗，勇为体用之学。潜心返观，深造默成以立体，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13]这样，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便同李颙的“明体适用”之说合而为一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