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颙对陆王学说，尤其于“致良知”说的倾心赞美，是他的学说植根王学所使然，不足为怪。正是出自同样的原因，所以继陆王著述之后，他所依次罗列的明体类著述，便是王畿的《龙谿集》、罗汝芳的《近溪集》、杨简的《慈湖集》和陈献章的《白沙集》。而且，他还特别注明，上述著述为“明体中之明体”书。随后，又才是从二程、朱熹、薛瑄、吴与弼，一直到吕柟、冯从吾等程朱派学者的著述，这些著述则为他归入“明体中之功夫”类。这样的划分，显然旨在推尊陆王，其立意是很清楚的。不过，李颙也并无贬抑程朱之意，所以在评《二程全书》时，他同样写道：“二程中兴吾道，其功不在禹下。其书订于朱子之手，最为精密，此孔孟正派也。”[19]在《朱子语类大全》的题语中，他也指出：“订偏釐弊，折衷百氏，巨细精粗无一或遗，集诸儒之大成，为万世之宗师。”这表明李颙在步入中年以后，已经与先前提出“悔过自新”的学术主张时，仅仅把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视为“得圣贤之旨”，达到“至道”境界不同，他所走的是以陆王之学为本体，程朱之学为功夫，会通朱陆而自成一家的为学蹊径。这正如他在对整个明体类书目的按语中所说：“自象山以至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倾出，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之大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任，由功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20]
“明体适用”说，在李颙的思想发展中，是从“悔过自新”说演变而来的。“悔过自新”说，是李颙早期思想的集中反映，作为一种立身学说，它讲的主要是道德修持和立身旨趣。这一学说虽然在实质上正是明清之际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折射，其归宿也在于“倡道救世”，但是从形式上看，它却是游离于社会现实的。而“明体适用”学说，则是李颙在中年以后，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它一反宋明以来传统儒学重体轻用的积弊，立足于动荡的社会现实，对数千年来儒家所主张的“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新的阐释，具有鲜明的经世色彩。李颙把“悔过自新”同“康济时艰”相沟通，赋予他的“明体适用”学说以积极的社会意义，从而将自己的思想推向了新的、更深刻的层次。所以我们说，“明体适用”说是李二曲思想最为成熟的形态，也是他全部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而最足以反映李二曲思想基本特征的，并不是“悔过自新”学说，而应当是“明体适用”学说。
从“悔过自新”到“明体适用”，李二曲完成了他全部思想体系的构筑。在这一过程中，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酿成社会动荡根源的探究。然而，由于我国17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水平，及为其所决定的自然科学和理论思维水平的限制，使他不可能准确地去把握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虽然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但是他也只能够把问题归结于“人心”和“学术”。康熙十年，当李颙45岁时，他第一次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他说：“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又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21]从此，李颙便以“明学术，正人心”作为其“明体适用”学说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后半生，进行了执著的追求。
注释：
[1]吴怀清：《李二曲先生年谱》卷1“三十岁”条。
[2]吴开流：《李颙评传》，见《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4，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543页。
[3]张密：《盩厔答问小引》，见李颙《二曲集》卷14。
[4]李颙：《二曲集》卷14《盩厔答问跋》。
[5]王心敬：《二曲集序》，见李颙《二曲集》卷首。
[6]李颙：《二曲集》卷14《盩厔答问》。
[7]李颙：《二曲集》卷15《富平答问》。
[8]李颙：《二曲集》卷13《匡时要务》。
[9]李颙：《二曲集》卷15《富平答问》。
[10]李颙：《二曲集》卷14《盩厔答问跋》。
[11]同上。
[12]李颙：《四书反身录》卷1《大学》。
[13]同上。
[14]李颙：《二曲集》卷16《答王天如》。
[15]李颙：《二曲集》卷8《读书次第》。
[16]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
[17]同上。
[18]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
[19]同上。
[20]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
[21]李颙：《二曲集》卷12《匡时要务》。
四、李二曲与清初关学
关中素称“理学之邦”[1]，自北宋间著名学者张载开启先路，在宋明理学史上，遂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尔后的朱熹之学齐名，而有“濂、洛、关、闽”之称。但是历时数百年，关学却一直为程、朱、陆、王之学所掩，始终未能大行于世。张载之后，关学迭经变迁，不绝如缕。至明中叶，吕柟崛起，其学复盛，“于斯时也，关学甲海内”[2]。迄于明末，冯从吾集其大成，关中学术再度振起。然而从吾之后，经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动荡，关学亦如同整个宋明理学一样，奄奄待毙，继响乏人。面对这样的现状，重振关学坠绪，成为以“明学术，正人心”为己任的李二曲孜孜以求的目标。
李二曲复兴关学的努力，集中反映在他主持关中书院讲席的教学活动中。关中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当时，正值名儒兼名臣冯从吾直谏招忌，削籍家居，讲学于西安城东南古刹宝庆寺。是年十月，陕西地方当局遂以寺东园囿建关中书院，聘从吾主持讲席。天启初，从吾复出，讲会中断，旋即又遭魏忠贤矫诏禁毀天下书院。关中书院罹此大厄，一蹶不振。明末的陕西，官府敲剥，豪绅肆虐，加以天灾迭起，人民生计荡然，终于酿成埋葬朱明王朝的农民大起义。尔后，关中战火连年不熄。清初，农民军移师入陕，清军尾随追剿，干戈扰攘，玉石俱焚。顺治间，清廷确立对陕西的统治之后，剿灭农民军余部，恢复残破不堪的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兴学教化，未遑顾及。直到关中及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始有康熙二年和十二年的两度重修关中书院之举。李二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聘主持关中书院讲席的。
此时的李二曲，以讲明学术为匡时救世的第一要务。为“明学术，正人心”，他四处奔走，大声疾呼：“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3]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他应陕西总督鄂善之请，于康熙十二年五月，登上了关中书院的讲席。开讲之日，鄂善并陕西巡抚阿席熙等各级官员，以及“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4]。继冯从吾之后，绝响多年的关中书院讲会，再度兴起。
在主持关中书院讲席的3个月间，李二曲为恢复关学讲理学的传统进行了努力。登坛伊始，他便昭示了10条《会约》和8条《学程》。其中，对书院讲学的时间、礼仪、内容、方法、目的，以及就学士子每日的学习课程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李二曲就讲学的内容指出：“先辈讲学大儒，品是圣贤，学是理学，故不妨对人讲理学，劝人学圣贤。颙本昏谬庸人，千破万绽，擢发难数，既非卓品，又无实学，冒昧处此，颜实甚。终不敢向同人妄谈理学，轻言圣贤，惟愿十二时中，念念切己自反，以改过为人门，自新为实际。”[5]在这里，李二曲所说的不敢“妄谈理学”，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谦词而已。为他所倡导的“切己自反”、“改过自新”，恰恰正是理学家，尤其是陆王学派心学家奉为不二法门的东西。正因为李二曲志在恢复关学讲理学的传统，所以在《关中书院会约》中，他又对当时关中学术界的辞章记诵之风进行了抨击。李二曲说：“迩来有志之士，亦有不泥章句，不堕训诂，毅然以好学自命者，则又舍目前进步之实，往往辨名物，徇象数，穷幽索大，妄意高深。昔人所谓‘自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此类是也。”[6]
李二曲在关中书院的努力，曾被当时的学者赞为：“力破天荒，默维纲常。”[7]然而，他所旨在重振的关学，仅是一种讲理学的传统而已，既非张载的理气一元的气本论，也非吕柟、冯从吾等人所强调的“笃志好礼”[8]的关学传统。为他所彰明的，实质上就是他立足王学，会通朱陆的学术主张。因此，李二曲在关中书院的讲学，既恪守陆王“学固不废闻见，亦不靠闻见”、“静能空洞无物，情悰浑忘”[9]等主张，同时又宣传了朱熹力倡的“穷理致知”。他一方面要求就读士子玩味“濂、洛、关、闽及河、会、姚、泾语录”，另一方面又敦促他们攻读《资治通鉴纲目》和《大学衍义》及《衍义补》，以期精熟“道德经济”，达到“动静协一，体用兼尽”。[10]当久经战乱之后，李二曲的重举关中书院讲会，确实是关中学术界的一桩盛事。但是，在王学业已盛极而衰，朱学又渐入庙堂的学术环境中，李二曲既不讲张载之学，更不讲朱熹之学，而是主张在程朱陆王间进行折中，力图引导知识界走上“明体适用”的学术新路，自然要招来异议。正如当时陕西华阴的著名学者王弘撰所说：“中孚据坐高谈，诸生问难，遂有不平之言。”[11]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李二曲在关中书院的努力势必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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