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书院，以讲心性之学为特色。但是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伴随着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瓦解，沉溺心性之学，无视国家安危的风尚，已经越来越为知识界所摒弃。入清以后，一方面因空疏学风之受到猛烈抨击，另一方面文士结社，聚众结党又为清廷明令禁止，所以清初的书院教育，就势必不能一仍宋明旧辙走下去。颜元的执教漳南书院，置理学于“习行经济”之学的对立面，其原因就在于此。李颙的重举关中书院讲会，之所以昙花一现，荐举风波固然是其原因之一，然而讲会之不能持久，根源显然要较之深刻得多。
颜元称得上是一个书院教育改革家。面对着书院教育何去何从的抉择，他断然撇开讲心性之学的书院旧辙，选择了一条同李颙迥然异趣的办学新路。他在漳南书院专意提倡“习行经济”之学，试图以此造就一批切于世用的人才。这样的办学道路，从现实需要出发，继承了作育人才的书院传统，立意无疑是积极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清初科举取士制度的迅速恢复，在举业功名的诱惑和桎梏之下，读书人要为社会所用，走漳南书院的路又实在有很多难处。因为这样走下去，无法得到官府的承认，到头来势必就会有丧失生计之虞。而且漳南书院所倡导的“讨论兵农，辨商今古”，尤为清廷所忌讳，谁又愿意以卵击石？因此，倒不如关中书院的“不得语及官员贤否，及他人得失，不得语及朝廷公事，及边报声闻”[16]，更合时宜。这样一来，清初的书院教育既不能走讲心性之学的旧辙，又不能走“习行经济”的新路，它就只好同化于讲求举业的各级学校。李颙离开关中书院后，讲会烟消云散，书院变做官署，“讲堂茂草，囗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17]，就实在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宋代书院初起，为一时学者自由讲学之所在，乃是与官办学校并存的私学。元代以后，书院虽仍多属民办私学，但已经愈益受到官府节制。这种书院官学化的趋势，在明代大为发展。嘉隆以还，南北蜂起的书院，即多属官办性质。清初书院，亦复如此。李颙所主讲的关中书院就是一个典型，正如他所说，这所书院是“上台加意兴复”[18]的。所以，不惟书院开讲，地方官绅要走走过场，环坐而听，而且在书院会约中，就明确规定了士子“向各宪三恭”[19]的礼仪。漳南书院则是一个例外，它属民办私学。惟其如此，所以它旋起旋落，无力抗御天灾的打击，营建伊始，便为洪水淹没。尔后，它再也无法复兴，以致成为历史的陈迹。颜元故世后，他的弟子李塨等人所创辟的习斋学舍，以及其后李塨弟子再建的道传祠，都属此类私学。然而也都同样自生自灭，不能存之久远。唯独像关中书院一类的官学化书院，尽管盛衰不一，但是它们毕竟仰仗官府站住了脚跟，而且在乾隆间居然一度大盛。总之，一个举业化，一个官学化，这就是关中、漳南二书院所显示的清初书院教育的演变趋势。
注释：
[1]颜元：《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2]同上。
[3]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六十五岁”条。
[4]惠靇嗣：《二曲历年纪略》。
[5]李颙：《二曲集》卷10《匡时要务》。
[6]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
[7]钟：《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学人第五》。
[8]颜元：《存学编》卷1《总论诸儒讲学》。
[9]同上。
[10]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五十八岁”条。
[11]颜元：《习斋记余》卷6《论开书院讲学》。
[12]颜元：《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13]同上。
[14]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六十二岁”条。
[15]颜元：《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16]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
[1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8《北学南学关学》。
[18]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
[19]同上。
三、李塨对颜学的继承及背离
颜元去世后，他的学术事业为其弟子李塨所继承。李塨，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卒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终年75岁。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起，从学于颜元，时年21岁。康熙二十九年举乡试，后迭经会试皆未中式。晚年选授通州学政，未及三月，辞官返乡，著述终老。他一生以张大颜学为己任，为此，北上京城，作幕中州，南游钱塘，西历秦晋，广泛接引学子，遍交当代硕儒，高高地举起了颜李学派的旗帜。颜元无意著述，李塨则著述甚富，博及礼乐兵农、经史考证，其最著名者为《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等，短篇杂著以《恕谷后集》结集行世。
早年的李塨，是颜元学说的笃信者。还在青年时代师从颜元之初，他即表示：“咫尺习斋，天成我也，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1]从此，他恪守颜元之教，亦步亦趋，“不轻与贵交，不轻与富交，不轻乞假”，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2]他所经历的，是一个对颜学原原本本地吸收和消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向颜元学礼，向张而素学琴，向赵思光、郭金城学骑射，向刘见田学数，向彭通学书，向王馀佑学兵法，一派经世实学气象。颜元南游，决意以六艺实学的倡导与朱熹学说相抗衡，李塨则作同调之鸣，指出：“古之学一，今之学棼。古之学实，今之学虚。古之学有用，今之学无用。……程朱陆王，非支离于诵读，即混索于禅宗，学之亡也转甚。”[3]他一如师门之所倡，拳拳于六艺实学的讲求，断言：“今之虚学可谓盛矣，盛极将衰，则转而返之实。”[4]康熙四十三年九月，颜元逝世。在举行葬礼前夕，李塨告慰死者道：“使塨克济，幸则得时而驾，举正学于中天，挽斯世于虞夏。即不得志，亦拟周流吸引，鼓吹大道，使人才蔚起，圣道不磨。”[5]后来，他虽然未能获得“举正学于中天”的条件，但是却做到了不遗余力地为传播颜学而“周流吸引，鼓吹大道”。在他的周围，会集起一批颜李学说的崇拜者，诸如王源、恽鹤生等学有所长的南北学者，都成了颜李学说的门徒。当他逝世前，北方的众多弟子还在蠡县建起道传祠，试图让颜李学派世代传衍下去。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李塨逝世后，颜李学说竟戛然不传。一度兴盛的学派，若伏流沉潜于地底，直到晚清，经戴望诸人表彰，始得重放异彩。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颜李学派自身的历史局限，也有客观条件的不可抗拒的制约。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则有清廷独尊朱学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重要背景，再则也是与清初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制约分不开的。这一逻辑力量所显示的巨大作用，在李塨生前已经体现出来，这就是他对颜元学说的背离。
康熙三十四年，李塨应浙江桐乡知县郭金汤聘，南游作幕，时年37岁。这次南游，成为他一生为学的重要转折点。当时的江南，经学方兴未艾，朴实的考据学风正在酝酿。毛奇龄、阎若璩、姚际恒、王复礼、邵廷采等等，究心经籍，专意著述，宛若群葩争妍。抵达浙江之后，给李塨以经学考据影响的第一人是王复礼。王氏旁征博引，力斥宋学之非，告诉他：“《太极图》本道家说，今本《大学》、《孝经》系朱子改窜，晦圣经本旨。程朱陆王皆染于禅。”[6]同年九月，李塨北返。翌年，毛奇龄论《易》诸书寄至，于宋儒《图》、《书》之说多所攻驳。三十六年，他再度入浙。在当年所写《上颜先生书》中，即接受王、毛等人的学术主张，历举宋儒变乱儒学旧章的八条依据，走上了考据学路径。李塨指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抟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说，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7]他的结论是：“宋儒于训诂之外，加一体认性天，遂直居传道，而于圣道乃南辕而北辙矣。”[8]年末，他专程前往杭州，问乐学于毛奇龄。此后，他师从毛氏，学乐，学《易》，学音韵，辨《周礼》、《古文尚书》真伪，受奇龄经说影响极深。当他41岁返乡时，已经深染江南学者考古穷经之习。这就难怪毛奇龄要引之为同志，赞作“千秋一人”，高呼：“吾学从此兴矣！”[9]
在连年的南北学术交流中，李塨既使颜学第一次远播江南，又兼收并蓄，使之扩充而同经学考据相沟通。在毛奇龄与江南学风的潜移默化之下，他接受了经学考据的绵密方法。把颜学与经学考据沟通的结果，使他不自觉地步入了考据学的门槛，从而改变了颜学的本来面貌。南游中及稍后一些时间里，他所陆续撰成的《田赋考辨》、《禘祫考辨》等，就都带有明显的考据色彩。在结束南游前，他还用考据方法，“遍考诸经，以为准的”[10]，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大学辨业》。此后，李塨讲学京城，声名大起，公卿交口赞之为“学山文海，原原本本，不世之人”[11]。他与旅居北京的江南学者万斯同、胡渭等频繁往还，引经据典，讲《礼》辨《易》。万斯同大为赞赏，竟置李塨于考据大师阎若璩和经学家洪嘉植之上，喟叹：“天下惟先生与下走耳，阎百诗、洪去芜未为多也。”[12]
晚年的李塨，“自知德之将耄，功之不建”[13]，于是“流连三古”，遍注群经。虽然旨在对颜元学说进行理论论证，但实则已经背离颜学而与考据学合流。按照颜元的主张，儒者应以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为职志，“处也惟习行”，“出也惟经济”。他说：“古来《诗》、《书》，不过习行经济之谱，但得其路径，真伪可无问也，即伪亦无妨也。今与之辨书册之真伪，著述之当否，即使皆真而当，是彼为有弊之程朱，而我为无弊之程朱耳。不几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14]李塨晚年之所为，显然远离了师门之教。关于这一点，正如已故著名史家钱穆教授所论：“习斋之学，得恕谷而大，亦至恕谷而变。”[15]
颜李学风的始同终异，并非李塨蓄意立异师门，乃是风气所趋，大势使然。李塨晚年，曾经无可奈何地表示：“颜先生以身任天下万世之重，卒而寄之我。我未见可寄者，不得已而著之书，以俟后世。”[16]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表明，迄于康熙末叶，清初的经世学风业已终结，经史考据之风的勃兴，已非任何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至于李塨逝世后，方苞为其撰《李刚主墓志铭》，竟宣称：“以刚主之笃信师学，以余一言而翻然改”[17]，则杜撰故事，诬及死友，实在不值一驳！
注释：
[1]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二十三岁”条。
[2]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二十九岁”条。
[3]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三十一岁”条。
[4]李塨：《恕谷后集》卷1《送黄宗夏南归序》。
[5]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4“四十六岁”条。
[6]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三十七岁”条。
[7]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3“四十岁”条。
[8]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三十九岁”条。
[9]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3“四十岁”条。
[10]李塨：《大学辨业》卷首《自序》。
[11]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3“四十三岁”条。
[12]同上。
[13]李塨：《恕谷后集》卷11《诗经传注题辞》。
[14]颜元：《习斋记余》卷3《寄桐乡钱生晓城》。
[15]钱穆：《清儒学案序》。
[16]恽鹤生：《李恕谷先生传》，见《李恕谷先生年谱》卷首。
[17]方苞：《方苞集》卷10《李刚主墓志铭》。
四、王源学行述略
王源，字昆绳，号或庵，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生于顺治五年（1648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秋。[1]他早年以擅古文、通兵法著称，虽立意经世，但作幕南北，“羁穷落拓”[2]，以致垂老而志不得伸。晚年投师颜元，潜心儒学，成为颜李学派的重要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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