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源的先祖王玉，在明初的靖难之役中阵亡，后明成祖封赏从征将士，恩准子孙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源父世德，明崇祯间世袭祖职，明亡，避地燕北，后弃家南下，只身流寓江淮。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源随母亲及兄洁南下寻父。阖家刚在江苏宝应团聚，源母即于一年后病逝。从此，“父子兄弟，茕茕三人”[3]，就地侨居下来。当时，流寓宝应的原明河南太康知县梁以樟，与王世德籍属同郡，共同的遭遇和志趣使他们在异乡结为患难之交。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梁王二人“喜酒尚义”[4]，每当酒酣，论列古今，仰天呜咽，多见幽燕烈士遗风。迄于康熙四年（1665年）梁以樟逝世，王源兄弟二人一直师从求学。源兄洁，字汲公，长他11岁，“潜心理学，穷经史”[5]，尤为梁以樟所喜。而王源年少，无意理学，“独嗜兵法”[6]。老师去世后，他除随父“任侠言兵”[7]之外，一如童年，“事兄为严师”[8]，讲习古文。

    青年时代的王源，“岸异多英气”[9]，发为文章，纵横驰骋，无所拘囿。宝应地处大运河畔，水陆交通都很便利，一时南来北往的名士，凡志趣相投，多与源父世德交游。清初文坛，自钱谦益辞世，魏禧卓然巨擘。王源侍父待客，年未及二十，所写文章已为魏禧器重。康熙十年（1671年），魏禧北游扬州，王源专程携文送请审阅。尽管其中的《项籍论》当地文士交口称誉，但是魏禧却不予赞许。王源败兴而归，返家不久，接魏禧来信，告诫他：“处四达之地，易于交友阅事，而风气杂揉，虚美相熏，以之滑性长傲亦不为少。长才人当坚定以学问，学问在求实地，日见己所不足，则不进于古人不止。”[10]康熙十六年（1677年），魏禧旧地重游，王源再度拜谒。同样是一篇《项籍论》，几经琢磨，锤炼得章法不紊，行文老成，远非六年前气象。魏禧欣然命笔作序，奖掖王源文以经世的风尚。序中以东汉初的开国功臣耿弇和三国名帅周瑜相期许，指出：“吾老矣，而昆绳今不可为少，彼耿伯昭、周公瑾何人哉！”[11]

    当时，三藩之乱，战火正炽。吴三桂陈兵湖南，妄图以军事实力相要挟，迫使年轻的康熙帝屈从于他割据一方的野心。王源对吴三桂的军事举措嗤之以鼻，他发挥了我国古代兵家“兵贵神速”的传统主张，认为：“兵至大捷之后，所恃者势也，非力也。乘势贵速，稍缓则势衰，势衰则敌之人心定而守固。吾之气竭，以战则不利，情见势屈，反受其败矣。”[12]因此在他看来，吴三桂一鼓作气，长驱中原，才是用兵的上策；顺长江东下，控制南京，据有富庶的江南，尚属中策。然而吴三桂却弃上、中二策不用，“徘徊荆襄，延日引月”，恰恰犯了兵家大忌。于是王源断言：“驽马恋栈，安知远图，必无事矣。”[13]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乱平。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王源离开江南，返回阔别30年的故乡。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宅第，早已物换星移。为了寻觅一个栖身的去处，王源抵京后，即把他父亲据亲身见闻所撰《崇祯遗录》一卷送呈明史馆。这时，天下名士荟萃京城，共修《明史》，朝廷大吏附庸风雅，竞相延揽文士于各自幕署。江南名士如万斯同、阎若璩、胡渭、顾祖禹、刘献廷等，都以幕客受聘于主持编纂《明史》的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王源也以自己的文学才能，跻身于徐元文幕，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幕客生涯。

    作幕京中，倏尔四易寒暑。四年来，王源与幕友刘献廷结为莫逆之交。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二人之间“意见之同，犹声赴响”。[14]二十八年（1689年），徐乾学招权纳贿，为副都御史许三礼弹劾，疏请还乡。翌年春，徐乾学离京，幕客纷纷偕同南下。随后，徐元文因乾学事牵连，相继去官回乡。当初，刘献廷曾利用在幕署供职的便利，购求遗书，抄录史料，打算约请万斯同、王源和另一幕友戴名世结伴南归，“为一代之业”。[15]后因财力不济，刘献廷孤身南归，王源等人依然留京作幕觅食。[16]

    王源虽身为幕客，被迫周旋于高官显贵之间，但他却不甘寄人篱下，更不愿阿谀权贵，仰人鼻息。他服膺庄周和司马迁恢奇不拘的文章风格，景仰诸葛亮、郭子仪、李纲、李晟、于谦、王守仁等名垂史册的功业。在与幕友方苞、姜宸英论及立身旨趣时，他表示：“经纬如诸葛武侯、李伯纪、王伯安，功业如郭汾阳、李西平、于忠肃，文章如蒙庄、司马子长，庶几似之。”[17]然而，在严酷的现实中，王源的志向屡屡碰壁。由于志不得伸，惆怅满怀，他只好借酒排忧。每当大醉之后，一腔怨愤喷然涌出，或讥讽揶揄，或痛斥怒骂，富家贵人无不为他所粪土。这样一来，虽痛快一时，但却更加“与世参商”[18]，幕主表面上礼重他，暗地里却摈斥不用。

    为了摆脱困境，王源试图从科举入仕中去寻求出路。三十二年（1693年）秋，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成功，考中第四名。这时，他已经46岁了。但是，事情很不顺利，继他的兄嫂故世之后，这年冬天，移居天津不久的父亲又溘然长逝。清承明制，居父母丧的举人不能参加会试。这样，他便失去了在来年会试中进行角逐的机会。[19]迫于生计，在天津料理完丧事后，他又告别妻子儿女，南下江西，西入关中，北上京城，风尘仆仆，幕游四方。对这样的际遇，他百思而不得其解，只好归结为命运的摆布。他在此时致友人阎若璩的信中喟叹：“弟之不幸，不过欲数椽容膝，百亩供餐，足以闭户而无求，便可成其稽诵著述之志，乃谋之三十余年，终如河清难俟，岂非命邪！”[20]

    三十九年（1700年）春，王源再次作了进入仕途的搏击，结果又因会试落第而被拒于门外。正当歧路徬徨，“生计茫然”[21]之际，他认识了河北蠡县来京会试的学者李塨。李塨是河北著名学者颜元的弟子，以所著《大学辨业》阐述和发挥师说，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派。这一学派反对理学家的性理空谈，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六艺实学，主张“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22]颜李学说反正统的批判色彩，激起王源的共鸣，使他同李塨一见如故。经过几个月的频繁接触，在仔细阅读《大学辨业》之后，他确认颜李学说“直接周、孔”，[23]决意师从颜元。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王源与李塨在京同榻就寝，已经夜阑人静，他却久久不能入睡。拂晓前，忽然他把熟睡的李塨唤醒，激动地倾诉：“吾知所归矣。吾自负有用古文必传世，然躬际太平，弢钤安事？文辞终属枝叶，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倩君价予执贽习斋。”[24]当时，正好顺天府尹钱晋兴办大兴、宛平义学各一所，聘请王源主持大兴义学讲席，拜师的事暂时搁置下来。翌年春，宛平义学停办，就读士子尽行转往大兴义学。由于学生增多，书舍难以容纳，经与义学所在地洪庄的主人商定，同意借地营建顺天书院。王源亲为操持，当年七月动工，5个月后，书院落成。康熙帝还亲笔题写了“广育群才”4个大字。按照王源的构想，书院将作为实践颜元学说的场所，试图引导学生由“学古圣经”入手，进而讲求经世实学，使它成为“造就人才之权舆，而推其意于天下”。[25]书院建成伊始，严酷的现实对王源的努力作了无情否定。由于在书院用地上出现争议，内大臣明珠出面干预，借口要聘用王源到幕署供职，强行对书院进行釜底抽薪。王源愤然离去，顺天书院仅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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