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奇兵生涯

    巴顿从著名的西点军校毕业。此后按照军人的惯例，他被调往美国第1集团军骑兵第15团任少尉。在毕业前几个月，他已经成为马萨诸塞州一位纺织巨头的女婿了，这是一桩既门当户对又情投意合的婚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时间将证明它是巴顿除了职业以外最成功的一项人生选择。

    这个骑兵团的少尉很是引人注目。他高大英俊，一双浅褐色的眼睛似乎显得有些傲慢和漠然，英挺的鼻子和瘦瘦的下巴时时都在向人们显示出这个年轻人的干练和朝气。身世和财富使他从容地穿梭于上流社会最豪华的宴会和娱乐场中。逼人的英气、考究的服饰以及高档豪华的生活习惯使他在爱慕虚荣的人群中颇受欢迎，而活泼的个性、机敏的头脑和卓越的才能又使他得到了许多实干派人士的宠信。年轻的巴顿有着锦绣一般灿烂的前程。

    塔夫脱政府时期，陆军中掌权的是亨利·史汀生和伦纳德·伍德。奢侈豪华的社会风气也蔓延到了军队里，活跃、激奋、冒险、虚荣是许多入爬上高位的秘诀。陆军部长史汀生本人就有着这样的特质，所以他喜欢像巴顿这样思维活跃、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选中了巴顿作为自己早晨骑马的伴侣，使巴顿得以有机会向这位上司谈自己对军队许多问题的看法。他给史汀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其结果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史汀生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陆军部长，为巴顿提供了许多平步青云的机会。

    陆军参谋长伦纳德·伍德显然也比较器重巴顿，他让巴顿作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巴顿从此得以从容地出入于美国陆军最高级官员的神秘内圈。他善于抓住各种机会，大展口才，向他的朋友上司谈他的理想和见解。他的话很有针对性，让许多人耳目一新。但在这些场合，他的咄咄逼人和苛刻尖酸又让许多同僚厌烦。人们对他的评价总是褒贬不一。

    陆军中另一位重要人物也对巴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潘兴将军。潘兴将军也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在西点军校任战术教官。潘兴是个实干家，他多次带领美军在国外参加作战，军事经验相当丰富。

    1916年3月，潘兴率领1万多名美军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镇压墨西哥农民游击队。他选了当时在布利斯堡第8骑兵团任职的巴顿作随从副官。潘兴选中巴顿绝非偶然。典型的职业军人潘兴是美国20年代成功军人的典范。他有相当高的个人军事素质，特别强调军人的勇武精神。在他眼里，一个标准的军官首先应是一个标准的斗士。而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军事全能比赛的乔治·巴顿无疑正具有他所要求的品质。

    巴顿参加的是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五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届奥运会上有一项新设的名叫现代五项全能的军事比赛，其目的是通过在古老技能方面的角逐，诞生出20世纪的骑士。它要求现代的骑士不仅要有传统的勇武精神，而且能娴熟地、充分地利用手中的一切条件克服各种困难，越过各种障碍，能骑马，能长距离奔跑，能使用各种武器对付突如其来的变化。

    巴顿从旁人那儿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决定自费去瑞典参加比赛。他认为这是挑战体能和毅力的绝好机会。有43名勇士参加了这场引人注目的比赛，其中有包括巴顿在内的3名美军正规军官。结果前4名被瑞典选手夺走，巴顿夺得了第五名。他这个第五名的获得给许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游完300米时，是被人用船钩从池里捞上来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力气爬起来。跑完5000米越野赛全程后，他因为精疲力尽而晕倒在终点前面的皇家观摩台下。巴顿勇于超越自身极限，拼命夺取胜利的悲壮举动在美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巴顿的斗士性格投合了潘兴将军的心意，对于他的一些明显的缺点，将军也是视而不见。他常常向周围的人介绍巴顿：“我们军队需要匪徒，巴顿这小子就是！”宠爱之情溢于言表。在潘兴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斗士特质。

    在追捕游击队领导人潘乔·维拉的过程中，美国军人遇到了许多麻烦。对手飘忽不定的行踪和复杂的地形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巴顿被对手的狡猾激怒了，他撇下了自己的部队，提着手枪，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追踪，与维拉展开了翻山越岭的角逐。维拉最终还是逃脱，巴顿气恼之极，把对手的私人保镖作为攻击对象。最后他是与敌人狭路相逢在一个村落的牛棚里，一阵激烈的手枪对射后，他打死了对手。

    潘兴本人充满霸气，做事果断坚决，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派头。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未来的将军们都同巴顿一样在他手下工作过，都受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马歇尔学到了他在军事理论方面的精华，艾森豪威尔学到了他为人处世的大气，而巴顿却是一丝不苟地继承了他的武断专横，在战场上就以猛打猛冲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

    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目不暇接的提升。到1918年年底时，他已经升为上校了，速度之快，在军中也极为罕见。军衔晋升的快慢一方面反映了军官本人的才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队的体制及时局的变化，也就是外在的大环境的发展变化。在和平的岁月里，军队这台庞大的机器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按部就班是所有部门的基本特点，因此军人的晋升是极其缓慢的。停滞的、静如死水的生活让年轻人没有更多的机会发挥才能，无所事事的状态持续久了就会消磨掉所有的才气、锐气和力气。而在客观形势需要军人的时候，一切沉寂会被立即打破，生活变得沸腾起来，各种各样的机会随时都可能把一名有能力的人送上适当的位置，让他有足够的空间，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战争之星或许就在这番忙碌之中冉冉升起，发出耀眼的光辉。这也许就是“时势造英雄”的一种表现吧？

    巴顿此时破格的迅速提升，一方面是他的卓越才干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时局的变化：军队已不仅仅是年轻人所幻想的战争的摆设了，美国兵要到欧洲大陆同德国佬打仗了。

    欧洲早在1914年就已成了战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等等，早已各自结成了对立的两派，分西、东、南三条战线拼对厮杀。美国因为与欧洲隔洋相望，独立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不理睬欧陆的风云变幻而继续沐浴在和平的阳光里。但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简单的强与弱的征服与被征服、复仇与扼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1871年普法战争的继续。普法战争中，法国大败于色当要塞，法皇被俘。屈辱的《法兰克福和约》使法国被迫割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重要的煤钢产地，赔款50亿法郎。而德国却因此次战争完成了国家统一，国力逐渐超过了法国。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个南部威胁，德国想尽了各种办法削弱法国。而法兰西民族亦因失败而奋起，不断加强军事建设。欧洲的国际政治关系愈加复杂，其结果便是分别以德、法为中心，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军备竞赛日趋激烈，地区冲突不断升级，大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战争爆发的因素牵涉面很广，其结果将决定着参战各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政治上的影响力，对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支配权，经济上的诸种利益等等。美国作为新兴的西方强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永远闲庭漫步，坐山观虎斗的目的不仅仅是看两败俱伤。

    这个截止一战爆发时独立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新兴国家，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充溢着自由和冒险精神的社会氛围，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美利坚合众国就像一个迎着朝阳迈进的青年人，很快就把它的欧洲老古板对手甩在了后面。到本世纪伊始，美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稳稳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欧大陆。自1618年的30年战争开始，西欧一直是近代国际关系大舞台的中心。这个热闹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一度操纵着全球的命运，然而它的发展却随着20世纪的来临变得越来越缓慢。西欧大国忙于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殖民地，发展的势头严重受阻。英、法已分别退居世界第三、第四位，只有不断强大的德国上升到了第二位。

    不断激化的矛盾终于在巴尔干这个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地方达到了巅峰。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拉热窝刺死了奥国皇储斐迪南夫妇，战争立即爆发了。

    参战各国的政府首脑和军事统帅都预计这是一场速决战，只要通过几次大的军事行动就可以迫使敌方就范，迅速地结束战争，达到预定目标。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把欧洲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从1914年9月的马恩河战役，到1915至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日德兰海战，以英、俄、法为一方的协约国以及以德、意、奥为另一方的同盟国，都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战略目标依旧寥若晨星。这场大战变成了拉锯战，交战的双方被困在堑壕和铁丝网之间，成千上万的生命被白白地浪费掉。

    1917年俄国爆发了革命，由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危在旦夕。美国在大战期间一直是协约国的军火供应商，一旦俄国退出，美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在欧洲各列强都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美国参战的最好时机来临了。于是美国不再中立，于1917年4月7日对德宣战。潘兴将军被任命为美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来到法国参战。

    巴顿作为远征军总司令的低级副官和司令部营务主任，随潘兴来到了前线。

    战争，战争！它终于降临了。乔治·巴顿乘坐军舰，横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时，心中激奋不已。虽然他并不推崇战争，甚至对战争带来的杀戮怀着极大的厌恶之情，然而他非常渴望参战。这种愿望并不否定他是一个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骄傲，他甚至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模式。战争与和平、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战争是上帝的创造——他时常这样想。既然战争发生了，人们就应当勇敢面对。害怕鲜血横流，害怕炮火纷飞，恐惧已莅临的战争，这是懦弱的表现。人不可能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人类整体也不可能平平安安地不断延续，灾难总是免不了的。巴顿心中一直认为自己的一生是不会平淡无奇的，他想象中的完美自我就是在遇到各种重大危机时能勇敢坚强。他的职业是军人，因此他渴望在战火硝烟中成为一个真正无畏的人、智慧的人。

    战争存在了多少年，人们对它的争论也就持续了多少年，名人和平常人都各自对它有着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解释。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战争是社会的一种自然状态，它就像人体的疾病一样，偶尔要发一发，以去除痼疾，协调身体。我们姑且不论此说是对是错，一些事实总是不容否定的：古往今来，铭刻在人们的意识中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世界的征服者；有许多的大人物是因为战争而铸就不朽之名；辉煌的历史多是在战争时期或是达到顶峰，或是化为废墟。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顿是命运的宠儿。他时常对别人讲，自己的才能其实相当有限，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他或许可以倚仗自己的头脑和不懈努力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一个颇具影响的史学家，但绝对不是最好的律师或最好的史学家——甚至可能什么也不是。但是他绝对是一个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他的才能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上帝垂青于他，让他在生命中的黄金时段里，先后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前一次是作为青年军官奔赴战场而初显峥嵘，而后一次，则是他带着岁月的磨砺和人生的体味，作为美军的主要高级将领，参加美英联合作战，在北非登陆，挺进西西里，进攻意大利以及解放法国、挺进柏林的广阔战争舞台上，与众多明星共同演绎卓越的军事指挥和作战才能，留下了传世英名。乔治·巴顿的名字得以为人们所记住。

    二、爱上坦克

    巴顿满怀希望与热情来到了法国，却发现现实与理想相差甚远。高级指挥官们一天到晚都忙于研究战局，着手制定美军的一系列军事计划。要知道，这是美国第一次派兵到欧陆作战，从后勤供应到前线指挥，一切都需要从头干起。在总司令庞大的指挥所里，巴顿作为低级副官没什么大事可做，一天到晚都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潘兴将军似乎同他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非常随便的玩笑没有了，谁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他远大的抱负。他可不是一个习惯于无所事事、受人冷落的人，何况战争离他这么近，不断发下来的战报让人心作痒。他决定去找潘兴将军。

    “将军！”巴顿好不容易找到了百事缠身的潘兴，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极其漂亮的军礼。“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能够得到您的答应。”

    “讲吧！我亲爱的巴顿少校。”潘兴语调极其平淡地说。

    巴顿注意到了潘兴对他的称呼不是“小子”，这让他有些扫兴。不过他相信将军是能够帮助他的。

    潘兴此时当然不可能继续带着过去在墨西哥时的轻松和幽默，但他还是非常看重这个有着咄咄逼人的军人气质的下级。他相信在未来的战争中巴顿会被磨炼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

    巴顿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竭力平静地说：“我想到战斗岗位上去。这里现在看来并不十分适合我。您知道，将军，我是一名战士，我应该到前线去杀那些德国佬！法国人总是很笨，他们上了前线还在做香槟美梦。”

    潘兴笑了笑说：“年轻人，你的想法不错。我这里有个新的任务，你或许会喜欢的。”他说的“新的任务”是指正在酝酿组建的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你看，法国人、英国人都在搞这玩意儿，我们美国人也应该试一试。你可以去干这事，如果不感兴趣，可以去带步兵营。”

    巴顿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个结果，他考虑了一下，对将军说：“我得回去想一想。”

    他不能立即作决定。“坦克”在1917年已不是新名词了，但是在部队里坦克的作用好像不是太大。西线战局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持续了几年无甚进展的战争已经让交战双方感到厌烦之极了。1914年9月法德两军在马恩河地区展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达150多万人。法军以阵亡2万多，受伤12万人的代价挫败了德国对西线的闪电式进攻，然而法军此后也无甚作为。1915年德国重点进攻俄国，占领了波兰、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的部分土地，然而其主要目的亦未达到。于是德国又在次年集中兵力，与法国在凡尔登展开会战。在8英里长的战线上，双方分别投入了20多个师，进行拉锯战。德国的进攻再次被法国人的殊死抵抗遏制住了，双方的部队都被困在由堑壕和铁丝网构筑成的坚固防线上，形成僵持局面。坦克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素以守旧刻板著称的英国人似乎在炮火纷飞的年月里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们面对僵持局面有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空想。他们设想出一种作战车辆，它有装甲防护，又配有火炮或机枪等进攻性武器，能够自行推进，寓攻于防，攻防兼容，又有机动能力。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有关方面采纳，一个特别委员会马上被批准成立，负责对这种尚在构想中的新武器进行研制。为了保密，他们给这个还未诞生的兵器新贵族取名“tank”，音译为中文“坦克”——就是罐子的意思。

    英国人说干就干，一大批坦克很快就造好了。在1916年为配合凡尔登而发动的索姆河战役中首次使用了这种武器。它的出现，让德国人吃惊不小。只是由于英军当时也是匆匆驱车上阵，在战术上没有经验，坦克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但这个信息很快就在很大范围内引起了多方的注意。德国军械局立即组织专人对这种武器进行研究，样品很快就出来了。法国依靠英国的帮助，也很快制造出了诸如圣·瑟蒙德型和施奈德型的各式坦克。

    美国人对此也有反映，军内上下都在谈论着这个新玩意儿。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拥护的，所以所谓的坦克部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事实上它是否能够批准存在还是一个待议的问题。巴顿当然不能小看它。

    他写信给自己的岳父，征求他的意见。岳父很快来了信，大意是在做好细致深入的可行性分析后，选择那些自己认为对敌人打击最沉重，对自己伤亡最小的武器。

    他绝对相信岳父的判断，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又找来一大堆有关坦克在战场上的使用情况的资料介绍，这使他更有信心了，于是他立即去见潘兴，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参加坦克部队了。

    下一步要干的便只有等待了。坦克在第一次用于实战时，英国人只是把它作为配合步兵协同作战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支极具冲击力的突击力量。坦克在索姆河的黯淡表现使许多急功近利又不求探索的人们看不到它在未来战争中可能发挥的巨大威力，一切都还在试验阶段。但美国人也不是无动于衷的，陆军部在一片吵闹声中终于决定采用这种有争议的武器，随即成立坦克部队的命令也下来了。潘兴授命塞缪尔·罗肯巴克准将负责指挥这支新部队。当时还是少校的巴顿也因自己的选择来到了这里。

    巴顿并不喜欢他的新上司。罗肯巴克是个严肃且一板一眼的人，他希望下级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可这个希望在巴顿身上永远不可能实现。他喜欢东跑西颠，干些超越军官职能范围的事儿，何况此时的坦克部队几乎不存在呢！

    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能够集中大量坦克参加作战时，美国却只有两辆样品。这是美国的军械研制人员在法国人慷慨提供设计图样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想象和设计定做的。粗陋笨拙的外形与干涩生硬的内部操作系统让人看了觉得滑稽可笑，许多参观过的人都怀疑这个“怪物”在战场上会比驴车好得了多少，甚至巴顿本人都不喜欢它。他不知道将来会把这一堆铁似的家伙用到什么地方，但是他很小心，不向上司询问一些可能让人怀疑他的工作热情的问题。

    他力求抛开那些不如意的初步印象，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一旦下定决心，他的热情马上高涨起来。他相信，在坦克部队组建起来以后，他们能够不断地自我发展。

    在困难中发现的希望，更能够激起人们战胜困难的干劲。巴顿迎着重重困难，为各种具体事宜操劳。他决定首先让自己合格。他先后去了英国和法国的坦克学校学习，在此期间认认真真地研究了英法两国已有的坦克实战经验。他觉得还不够，又买来了一大堆书，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西欧近代战争史，试图从中找出坦克在武器技术发展史上的正确位置。这段时间，他的的确确是个大忙人，他也愿意显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这多少有些夸张，但他自我感觉很好。

    这些学习与实践是非常有益的，巴顿的努力使他看到了新的坦克部队的发展之路。他认为集中使用的坦克群最有突击力，对坦克集群得当的指挥能够快速推进，一个防御点上的突破会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防御正面的突破，而且坦克部队可以用最小的伤亡获得最大的胜利。但要想有强大的突击力就必须抛弃那些设计笨重、速度迟缓、火力不强的坦克类型。他评价法国的坦克时尖刻地说：“英勇的法国士兵在他们自己造的坦克里备受煎熬，而打死的德国人却寥寥无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曾作为骑兵军官的巴顿深受骑兵战术的影响。

    他把轻型坦克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在马恩河上游地区建立了一个训练中心。

    每次回想起法国，乔治·巴顿都有点激动。法兰西这个古老而浪漫的名词总是勾起他抚膺怀古之情。他与比阿特丽斯·艾尔新婚不久，二人便来到法国度蜜月。这个主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巴顿出的。他了解比阿特丽斯的喜好，所以他适时地向她表明自己也是多么喜欢充满历史人文风情的巴黎、马赛等散发出诱人气息的地方，于是他们来到了法国。

    巴顿已不是第一次来法国了。在读西点军校的时候，他就利用假期到法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始终认为，研究战争历史光是停留在书本上是得不到任何有益启示的，必须把历史事实与具体的人文、地理环境有机地联系起来。为此他跑了许多地方。而他最感兴趣的，便是德、法、比三国交界的地方。

    这里是法德交战的重要之地。拿破仑征服普鲁士，或是腓特烈三世觊觎法兰西，都要在这片地区绞尽脑汁，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这里开始制定，而后向对方的国土延伸。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河流、每一段天堑，都是军事家们心中最敏锐的触角。

    这里也是欧洲最美丽的地方之一。绵延的群山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发源于山间的河流冲过道道天然的阻碍后流向狭小的平原。在这些宜人的自然景观中，隐隐约约耸立着十六七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城堡。在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小说里，这里曾是水动磨坊加棉织业富甲一方之地，更是产生《红与黑》主人公索雷尔·于连这样一个集幻想与野心于一身的风流人物的地方。

    巴顿来到了这里，他也在幻想，但这种幻想似乎更具有实际的意义。优越的身世使他不必为征服贫寒、征服他人的高傲而用尽心机，美好的未来在耐心地等着他，而历史的重任在他看来也很有可能落在自己的身上。那些破旧的城堡，那些残垣断壁，依稀保留着过去的辉煌，时间真是一位雕刻高手，它缓慢地改变一切，又神奇地留下变化的痕迹。深深吸一口这里的新鲜空气，都使人体味到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硝烟味。

    面对历史遗迹，巴顿不禁心潮澎湃。他总是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仿佛缅怀的不仅仅是逝去的英雄，而且还有他自己。

    他偕夫人来到一个又一个古战场，用平缓的语调如数家珍地讲过去的故事。在色当、在梅斯、在凡尔登，一个又一个饱含荣辱沧桑、浸裹着鲜血与辉煌的名字！他的话语充满感情，有时候自己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比阿特丽斯始终对巴顿充满深深的理解和怜爱。她极富亲和力和包容性的细腻性格使巴顿感到温暖和安全，这一点是夫妇两人关系融洽非同一般的重要原因。巴顿生性胆大粗暴，脾气古怪，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特别喜欢表现自己。他相当自信，在处理工作，尤其是在专业技能方面几乎达到了自我迷恋的地步。他的主观武断和善于用尖刻的言辞进行评论先是让同仁望而生畏，进而产生厌烦心理。没有人同他当面作对，但背后攻击他的人却为数不少。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树起新的敌人。幸亏自己的各项工作都还干得比较出色，才不至于被撇在一边坐冷板凳。

    他经常干一些极富危险性的事情。在进行骑术训练时，他总爱选那些最难越过的障碍。在一般人看来，这要么是鲁莽、愚蠢的举动，要么就是向观众炫耀自己。但巴顿是有目的的，他想通过系统的训练彻底克服内心的胆怯。一个军人要具备一颗勇敢的心并不十分困难，但要在任何重大的、危险的时刻都能泰然处之，就必须不断地训练自己，战胜自己，要培养自己迎着惊涛骇浪奋勇前进的超凡素质。任何一种对个人素质的有力挑战他都不会轻易放过。

    一晃几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到马恩河上游的坦克训练中心开始新的工作时，新的挑战正面对着他。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训练出最优秀、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训练中心很有吸引力，许许多多人前来参观、询问有关事项。到1918年7月时，巴顿已组建了6个连。残酷的训练、严格的军纪、正确的学术指导，使巴顿在被手下人无情咒骂的同时带出了美国远征军中最厉害的部队。巴顿焦灼地等待着时机，藉以检验他的一切劳动。

    1918年8月的一天，巴顿接到通知到罗肯巴克将军处报到。结果令他高兴万分：命令已经下来了，美军要在9月7日前后进攻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巴顿届时不仅要指挥自己的6个坦克连，还要指挥一个法国坦克连。

    于是他突然忙碌起来了。接到作战命令的第一天，他就在司令部里忙于为这项计划搜集补充的详细材料。等他冷静下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他立即去找罗肯巴克：“天哪，将军！我忙乎这些有什么用？我自己连一辆坦克都没有，我这样怎么能指挥第5军和其他部队的坦克呢？”

    罗肯巴克不理会他，生硬地对他说：“不要多问，到时候会有的。”

    巴顿还是不放心，又去别处打听。直到别人告诉他坦克已在途中时，他才冷静了下来。

    他在同时又听到了别的传言，说他的部队要经过的道路可能全是沼泽，坦克要过去非常困难。于是他又忧心忡忡起来，他决定亲自去察看地形。

    他跑到法国军团司令部去，征得了有关人员的同意，然后同一个法国兵一起去察看了地形，他看到那里没什么沼泽，几乎没有什么障碍能挡住坦克，他终于放心了。

    他回到营地时，坦克也运到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司令部的命令了。巴顿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发起进攻的时间一推再推，最后才决定在12日凌晨1时开始。协约国900门火炮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齐射，凌晨5点时，地面部队发起了进攻。到黄昏时候，战斗差不多结束了。

    这场战斗既不困难，也不重要，然而对于巴顿来说却意义不同一般。他突然觉得如愿以偿，过去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他处于极度兴奋之中。时而驾着坦克领队，时而跳到地面上大声叫嚷着指挥车辆前进。看到有人不听他的招呼，便一阵又一阵地大发雷霆。进攻正式开始时，他甚至还为自己设了一个不是很有必要的指挥所，自己像模像样地站在这个地方观察他的坦克部队的作战情况。

    在阵地上，他出没于坦克内外，步行比乘车多，跑的路比走的多。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已到了开在最前面的一个坦克排那里。他不满意士兵们的驾驶，于是自己跳上去亲自驾驶。

    很快他就到了独自一人面对德国人的境地，德国人也发现了他，几挺机枪立即对着他射击。他是个射击内行，知道机枪的子弹远远超过炮弹的威胁，于是不得不退回自己的阵地。

    这一天的冒险使他精神焕发，兴高采烈。但当他到罗肯巴克那里准备听到上司对他的表扬时，罗肯巴克却严厉地批评他到处乱跑，目无军纪，自作主张。巴顿吃了一惊，他明白自己所干的事确实有太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于是立即虚心表示歉意。罗肯巴克对巴顿取得的战果还是很满意，只是不希望他冒险惹事，听了他的解释，心中的怒气渐渐平息下来。此事便不再多讲了。

    可是巴顿的内心却无法平静，他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创造战斗机会。他的自作主张对于处在中低级职位的他来说最多算是错误，但对尔后的命运来讲，却有着重大影响。他对上级的态度使他结下了怨仇，而且他不能严格遵守命令的天性也得到了充分暴露。不论大事小事，涉及他个人的情况如此，关系到整个师命运的部署也是如此。

    幸亏，他参加战斗的机会不多了，整个大战都将结束了。

    三、告别坦克

    1918年11月11日，经过四年多激烈、艰苦、漫长的鏖战，造成三千万人伤亡和数千亿美元损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的投降而宣告结束。美国虽仅参战一年多，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32万余人，其中11.5万人阵亡，20.6万人负伤，4500人被俘。各参战国的人民都举行隆重的仪式庆贺战争的结束，欢庆和平的降临。《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标题就是“让战士们立刻回家吧！”在纽约，人们高唱着：“我们不要成肉，我们要的是莱茵河的一席之地。”

    但此时此刻的巴顿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在战争中因表现勇敢而受到上司的表扬，从上尉晋升为上校，并获得“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但战争的突然结束却使他感到一时难以适应，甚至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觉得现在又回到了“愚蠢的、地狱般的世界，生活失去了意义”。他热爱战争，在战争中体会到快意、乐趣、刺激和紧张。他喜欢这种紧张的战争生活，并将自己与战争融为一体。他因受伤未能赶上最后几天的战斗而感到万分悲痛。离开了战争，他觉得自己的存在似乎已经失去了价值。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巴顿之所以如此地热爱战争，主要是出于对自己个人荣誉和地位的追求，把战争看成是达到本人理想地位的手段。他不同于狂热地鼓吹和宣传战争的“战争贩子”，也不同于老罗斯福式的“好战的鹰派”。关于这一点，传记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曾作过精彩的解释。他在《巴顿将军》一书中写道：“他对战争的热爱，并没有什么玄妙的或地缘政治的论据。它并没有思想基础，电没有马基雅维里或黑格尔派哲学家所接受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循环论。巴顿完全出自崇信一种悖理的甚或荒唐的观念，乃至上了瘾，达到狂热无羁的程度。这一点，在军人中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军人中，即使那些最伟大、最有成就之辈，也没有几个人是赞美战争的，而多数军人都持与谢尔曼一样的观点，认为战争是灾难，战争的虚荣纯粹是浮光掠影。”他又写道：“巴顿热爱战争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所具备的特殊而又有限的才能注定自己要献身给战争……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他相信，他的一辈子只有去搞一项狭窄的专业才能有出息，这就是他公开承认的选择军人职业的原因。”

    虽然他还像战时一样以铁的纪律要求部队，并进行严格的训练，但他情绪低落，兴趣索然。布雷恩带着美国制造的坦克抵达法国，但为时已晚，赶不上参战了，但这些坦克却成了巴顿的试验品。巴顿对坦克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编组，在坦克里安装了无线电话，以便运动中进行通信联络。他还制订了集中使用坦克突破敌人防御，向敌纵深发动进攻，一举摧毁其指挥中心的战术。这种战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广泛地使用。但是，巴顿没能够像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一样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理论上的探索不是他的专长，而横刀立马、驰骋疆场则是他的宿愿。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总结。

    巴顿广泛收集英法军队的坦克兵训练材料、战例研究报告、坦克作战材料等等，加以认真研究，以拓展对坦克作战的理解力。他还收集各种嘉奖令，希望从中学习如何驱使部下英勇作战的技巧。他撰写论文，澄清自己的思想，向参谋学院的学员和坦克兵的官兵发表演讲。

    巴顿甚至还对自己之所以在士兵中拥有威望一事进行了总结，认为其重要原因，是他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场合，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躲在安全的后方，很少上前沿。例如，圣米耶尔战役中他孤身带领坦克穿越不知是否埋有地雷的埃塞大桥一事，在士兵中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妻子对他的这种英雄气概也十分佩服，她在来信中写道：“你实现了我一直对你寄予厚望的男子汉气概和勇敢无畏的理想……我对你的期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始终如一。”

    潘兴长期没有与尼塔见面了，两人的感情逐渐冷淡下来。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们便结束了这个非正式的婚约。但两人毕竟有过一段难忘的记忆，所以在巴顿的安排下，两人在伦敦见了面，友好地分手了。他们都表示，一辈子永过单身生活。

    1919年2月，巴顿率部乘火车前往马赛，然后从那里坐船回国。法国马赛基地司令为美军这支部队严整的军容和严明的纪律所震动。上船后，巴顿十分关心士兵的食宿条件，为此又忙碌一番。3月中旬，船队顺利抵达纽约。此时对于巴顿来说，一场令人振奋的大战已完全变成了历史。

    回到美国后，思念亲人的情绪像烈火一样燃烧着巴顿，他觉得自己似乎已有一个世纪未同家人见面了。他摆脱了记者的纠缠，拒绝了任何邀请，匆匆地赶回家与妻子见面。几天后，他又与家人团聚了。回国后，巴顿的部队被调到马里兰州的米德军营。该地位于巴尔的摩和首都华盛顿之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门开设的坦克兵军营。原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尔特军营受训的坦克兵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的指挥下，与从法国返回的坦克兵合编，并转至米德军营。

    巴顿离开美国近两年了，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战期间，美国由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成为世界一流强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进步运动已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深刻的烙印。劳工力量不断壮大，成为美国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禁酒运动取得了成果；清除腐败、维护公益的斗争已初见成效。这些都为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巴顿对这些变化漠不关心，他眼睛里所看到的是许多老兵退伍令他不快的情景。

    他看到整个美国的军队处在一种混乱和瓦解状态中。几个月前，军人还受到热烈的赞扬，是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勇士，而现在则成了人们的笑柄，甚至受到蔑视和冷遇。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自豪而又信心十足地吹嘘：“我们把战争打到底了，彻底再彻底了。”这使得许多天真幼稚的人们都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该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了。

    当和平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美国人的表现最为突出。全国各界就美国应保持一支规模多大的军队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国会内，以保守派领袖道奇为首的多数派首先在美国是否加入英法拼凑的“国际联盟”的表决中挫败威尔逊总统的计划，随后便开始大规模地裁减军队。这对巴顿的个人感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为美国人“忽视历史的教训”而痛心疾首。

    陆军受到和平主义思潮的冲击最大。绝大部分军官恢复了平时的永久军衔。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将军由上将降为少将。巴顿由上校降为上尉，但为时仅一天便又晋升为少校。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几千名正规军军官同时被宣布退役。

    巴顿没有抱怨，也毫不气馁，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作为华盛顿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参与撰写坦克使用条例。但在米德军营，他却遇上了不少麻烦。他得到的油料越来越少，坦克平均每天只能开动几分钟，坦克手们的大量的时间是花费在修建军营的篱笆上。

    后来他又在一个技术委员会工作，研究如何改进坦克装备，使其从原始的胚胎中解脱出来。他认为缺少通信设施是影响发挥坦克威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坦克中没有安装通信设施，坦克手既无法与指挥官、司令部联系，也不能与步兵、飞机联络，甚至相互之间的沟通也很困难。巴顿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把通信兵的设备装配到坦克上，并与拉尔夫·萨斯上校合作发明了一种同轴架，安装在坦克的炮塔上，以方便射手瞄准。但这种无线电通信设备不灵，因为坦克的金属外壳使其无法接收信号。

    这时，一个叫沃尔特·克里斯蒂的发明家给巴顿带来了一线希望。此人住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是一名机械师兼赛车驾驶员，开办了一家机动车公司。他设计的坦克具有革命性意义，其主要特点是大大提高了坦克的速度和机动性。这种坦克实际上是一个炮架，大功率的发动机安装在坦克的后部，既可以用履带也可以用车轮行驶，此外还安装有避震系统。巴顿对这种坦克非常感兴趣，不惜慷慨解囊资助他搞研究，并在米德军营为他安排了一次表演。巴顿还说服陆军部的七位将军前来观看。

    表演那天，巴顿夫人穿着时髦，陪同丈夫前来观看，为他助威鼓劲，并为将军们准备午餐。表演用的坦克虽然外观丑陋，像是一辆装有履带的平台，但性能却很好，它是靠自身的动力开到米德军营的，行程250英里，平均时速达30英里。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奇迹，它表明坦克可以不靠铁路运输，直接开进战场。巴顿作了简短的现场讲解，指出，这种坦克能够撞倒树木、摧毁房屋、穿越沙地，而且操作简便。然后，他请在场的将军们试一试，但没有人响应。于是，他便请妻子试验一下。比坐上坦克，驾驶它绕场一周。虽然漂亮的帽子被风吹掉了，时髦的衣服上溅满了泥土，但仍顺利地返回原地。巴顿再次请将军们试一试，但他们已经看够了。这种坦克最后被军械署否决了，理由是“操作不便”。巴顿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继续与克里斯蒂保持联系，并大力资助他搞研究。

    有趣的是，精明的俄国人却想方设法搞到了克里斯蒂的坦克。这种坦克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装甲部队的骨干力量。

    巴顿回家探望父母，受到报界的广泛宣传。母亲称他是“我的英雄儿子”，他为此而感动得流泪。父亲也为他感到骄傲，告诉他：“你是巴顿家族尚武精神的传人。”

    1919年秋天，为了使部队在即将来临的冬训中取得优异成绩，巴顿连续向他的部属发表11次演讲，以激发他们的训练热情。其中一次演讲的题目是“当一名军官的责任”，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对战争和历史的深刻理解，以及作为一个军人对国家的责任感。但巴顿很快就发现，他的这种热情是多么不合时宜。

    美国的气氛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919年7月，巴黎和会通过的《凡尔赛和约》以及随之创办的“国际联盟”，使威尔逊总统的“公平与光荣的和平”之梦化为泡影。老练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狡猾的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巧妙地拒绝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十四点”，威尔逊称霸世界的企图破产了。威尔逊不仅在凡尔赛而且在美国参议院都是失败者。返回美国后，他发现他个人无权代表美国人民，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盟约》。就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战争不过是正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他们对“创造一个民主的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抓紧时机发财致富。美国又回到了战前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没有必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去对付远在欧洲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这便是1920年《国防法案》出台的背景。

    1920年6月，国会通过《国防法案》，规定陆军定额是28万人。两年后，更猛减至12.5万人。令巴顿最为伤心的是，坦克兵失去了存在的法律根据。该法案规定坦克兵配属于步兵，不再作为独立的兵种存在。《国防法案》还规定，坦克兵以连为单位配属步兵，每个步兵师配属一个坦克连，由步兵司令统一指挥。1920年全年坦克经费仅有500美元。

    国会之所以取消坦克兵的建制，除了经费短缺之外，主要是因为受坦克兵司令罗肯巴赫落后的理论的影响。他认为，坦克对“每一个兵种都有巨大的价值”，“坦克应大量使用，否则就干脆不用”。这一提法含混不清，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他却忽视了坦克突破敌人阵地、向敌纵深发展进攻的强大突击力和机动力，也掩盖了这一新兵种的巨大发展前途。这一理论在二三十年代的美国颇为流行，从而对美国坦克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巴顿曾千方百计地找军界有影响的朋友帮忙，请求他们支持保留独立的坦克兵。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就连老上司潘兴对此也不感兴趣，令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即使撤销坦克兵的建制，也不应该将它编入步兵而应编入骑兵。如果把坦克编入骑兵部队，那么它受到的限制将更少，以便充分发挥其机动力和潜在的突击力。显而易见，将坦克编入骑兵部队的想法并不科学，它反映了巴顿对步兵的偏见。但将坦克编入步兵确实对美国坦克兵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巴顿别无选择，只有离开坦克部队。他没有进入步兵，而是重新参加骑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步兵部队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因为他在步兵中认识的人很少。他的朋友，包括不久将接任陆军参谋长的潘兴将军，都集中在骑兵部队。其次，骑兵生活与巴顿的性格特征和爱好十分相投，他喜欢骑兵的生活与乐趣，喜欢马球、赛马、马展和游猎等。巴顿之所以选择了骑兵还有一个他不愿启齿的重要原因：他希望美国的下一个对手是墨西哥。在墨西哥原始的道路上，坦克将无用武之地，而战马受地形、气候影响较小，可以充分施展其快速、勇猛的特点。

    当然，在米德堡结识的新朋友、未来的老板艾森豪威尔的去留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艾森豪威尔当时也决定离开坦克部队，另谋出路。

    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坦克兵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作为坦克兵的创建人，巴顿带领他们冲锋陷阵、无坚不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对坦克的未来充满信心并胸有宏图，确实舍不得离开。临走前，他向官兵们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他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官兵们对他也依依不舍，因为他给了他们信心、力量和鼓励，他是他们的榜样和骄傲。巴顿在演说中指出：“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都与它息息相连。”

    1920年夏天，他终于挥泪告别了坦克兵，重返骑兵部队。但他对坦克的价值和前途仍坚信不疑，私下里继续与克里斯蒂合作，并一直在陆军坦克委员会兼职，为坦克辩护，关心这个新兵种的发展。他对未来机械化战争的争论一直十分关注。

    四、和平时期

    离开米德堡，巴顿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迈尔堡。迈尔堡位于弗吉尼亚州，紧靠首都华盛顿。原叫惠普尔堡，1881年为纪念美国内战中联邦军通信兵司令阿尔伯特·迈尔将军而改名迈尔堡。它占地304英亩，那里驻扎着一支首都卫戍部队。这支部队平常保持战备状态，但其任务并不是保卫华盛顿，而是为华盛顿举行的各种庆典提供军事人员。他们住在一排排崭新的砖房里，环境幽雅，绿树成荫，四周是茵茵的草坪。巴顿非常喜爱这座军营，它靠近首都，拥有美国陆军最好的马术设备，包括一座巨大的跑马厅，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马术训练和各种马赛。

    因此，在之后的七八年里，虽然他经过多次调任，可是却没有离开过迈尔堡。他还在各种军校深造，有的职务与他的专长相距甚远。虽然如此，他仍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将每一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专心致志地指挥操练，兢兢业业地埋头卷宗，孜孜不倦地学习军事业务。

    巴顿的事业似乎也与迈尔堡有着一种不解之缘。1911年冬，他的仕途是从这里起步的。1920年与坦克兵分手后，他又回到这里。

    他被安排在第三骑兵团担任中队长，相当于步兵的营长。可是这个新职务不过是一个闲差，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葬礼提供勤务，即负责把从全国各地运到华盛顿来的阵亡军人的尸体护送到阿林顿墓地埋葬。他要在联邦车站迎接载运棺材的炮车，然后在缓慢、庄严的气氛中护送它穿过市区、走入墓地。这种枯燥乏味、日复一日的仪式对性情急躁的巴顿来说实在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也只能通过高强度的运动来弥补内心的空虚。

    工作之余，巴顿最大的兴趣就是马球，而且水平相当高。马球是最适合军人的一种运动。从事这项运动不仅要求运动员具备强健的体魄、准确的判断和专心的精神，而且还要求运动员能够快速反应、当机立断和协调配合。除此之外，巴顿还喜欢参加马展、赛马和游猎。马术比赛需要骑师和马匹配合默契，考验马匹技巧、速度、耐力和跨越障碍的能力。他在全国各地的马术比赛中，共获得了多枚奖牌和多个奖杯。他的兴趣十分广泛，有时间的时候，他还会去打网球、手球，进行飞碟射击，飞行表演等，他似乎有着使不完的精力。

    对于巴顿来说，这些只是他打发时间的活动而已。在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尤其是当他看见倒在战车下的士兵们，他更加珍爱现有的一切。对妻子的爱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巴顿夫妇的感情也因为这场战争而更加深厚了。

    来到迈尔堡后，巴顿爱读书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他经常买一些新书，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他所读的书绝大部分都是以历史和军事著作为主。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就是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投入。每当他端起书本的时候，就常常像着了迷一样，拼命地从书中汲取营养。

    巴顿一读起书来，就常常会忘记吃饭和睡觉。如果不是妻子提醒，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手里的书。他一直认为，一个不读书的军人只能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不会有大的作为。只有智勇双全的人才配当将军，才能取得巨大的军事成就。战斗的成功不仅仅取决力量，更取决于头脑。

    “做事情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败”，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巴顿对每件事都很认真。巴顿参加迈尔堡骑兵学校高级班后，由于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十分突出。为此，校方特意请他给学员们作报告。在一次讲演中，他深刻地分析了拿破仑手下一些元帅的成败得失，他的最终结论是：“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随后，他又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指挥与参谋学院进修。在进修的这段期间，他送给妻子一张照片，并解释说：“很遗憾，它并不像我希望看到的那么勇猛，但或多或少有点普鲁士的样子。”

    时光如梭，转眼圣诞将至，就在圣诞的前夕，家中传来一个好消息。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平时很严肃的巴顿开心地跳了起来，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转而，他又认真起来。他知道以后的责任更重了。因此，他更加努力学习，不仅为了丰富自身的知识，同时也想当个孩子心目中的好爸爸。

    实际上，战争结束后，巴顿生活中的主旋律就是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勤奋终究有了回报。他被评为荣誉学生，被暂时分配到参谋团工作。一般来讲，凡是分配到参谋团工作的军官都是出类拔萃、前途远大的学员。

    在参谋团工作的这段日子，他先后到斯科林菲尔德兵营和夏威夷军区任职，先当人事处长，后又当情报处长。他尽可能多地与部队生活在一起，顽强地锻炼身体。闲暇的时候他还划船和钓鱼，并一如既往地阅读历史，研究战争，发表演讲。

    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更是太平洋地区海空运输的枢纽。夏威夷群岛是由一百二十四个小岛和八个大岛组成的，有“太平洋十字路口”和“美国通往亚太的门户”之称。

    它地处热带，气候却温和宜人。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产甘蔗和菠萝。渔业也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跃居各业之首的便属于夏威夷的旅游业了。

    夏威夷，是世界上旅游业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当观光轮船接近夏威夷外海时，便有一大群热情如火的夏威夷女郎，驾着小舟靠近轮船，把一串串五颜六色的花环送给游客，且高喊着欢迎口号“阿罗哈”，充分表达她们最真挚的欢迎之情。阿罗哈是土语，一般解释为欢迎，你好等，表示友好和祝福。“阿罗哈”还表示“我爱你”。花环叫“蕾伊”，夏威夷人总是手拿花环，熟人相见，欢迎或欢送客人，都要送花环，就好像我们见面握手一样。所以在夏威夷，你常常会看见有人戴着一二十个花环。

    夏威夷风光明媚，海滩迷人，日月星云变幻出五彩风光：晴空下，美丽的威尔基海滩，阳伞如花；晚霞中，岸边蕉林椰树为情侣们轻吟低唱；月光下，波利尼西亚人在草席上载歌载舞。夏威夷的花之音，海之韵，为游客们奏出了一支优美的浪漫曲。

    夏威夷这种独特的旖旎风光，富有阳光、水、风以及由于活跃的火山运动而产生的地热资源，其洁净的空气和高耸的火山使夏威夷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天体观测站和天文研究中心之一。

    巴顿非常喜欢夏威夷四季不变的气候，并以固有的阶级偏见欣赏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结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他很善于交际，不久便结识了夏威夷最富有、最显赫的家族，并与他们打得火热。与迪林海姆的交往便是一例。

    沃尔特·迪林海姆是个英俊潇洒、富有魅力的年轻人，因搞土地投机而发财致富。兴趣是两个人相识的桥梁。由于迪林海姆和巴顿都喜欢打马球，两人就是在当地贵族子弟举办的马球赛上相识的，并一见如故，很快交上了朋友。

    一次偶然的机会，巴顿听说好友艾森豪威尔进入了指挥与参谋学院，于是就把他在校学习时的笔记寄给他，艾森豪威尔后来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巴顿认为他的笔记肯定起了作用。在这一时期，巴顿与艾森豪威尔经常在信中探讨一个问题——领导艺术问题，经过多次讨论，他们认为：只有靠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使士兵转变为斗士。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士兵具有进攻精神。如何在战斗中激励他们的斗志。对此巴顿曾经大发牢骚，他说：“理论家关于领导艺术的著作数不胜数，但谁也未能解决这个最实际的问题。”

    夏威夷的环境很适合巴顿这样性格的人生活，在夏威夷任职期间，并没有看出巴顿有什么不满，在这里生活再自在不过了。可是有一天，却传来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巴顿父母先后去世了。他悲痛万分，常常泪流满面，谁能想像得出此时此刻的巴顿曾经是一个在战场上天不怕地不怕的军人呀！

    父母的去世给他留下了大笔遗产，包括大量不动产和二十万美元的债券。但他主动放弃了继承权，让妹妹尼塔继承。三年后，姑姑安妮也离开了人世。就这样，这三个一直以来最关心他的人相继离开了。他们未能看到巴顿功成名就，巴顿为此而感到惭愧和不安。后来，他在一封写给已故妈妈的信中悲凉地写道：“亲爱的妈妈，请原谅我，我一直祈祷要为您做出一番事业，以表达我对您的爱，证明我是您的‘英雄儿子’。或许我还会有所作为，但时间不等人，我已经46岁了。”

    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在夏威夷，他又改任计划与训练处长，这是他一直渴望得到的职位，因此办事格外卖力和认真。但由于他对上直言敢谏，对下办事专断，态度粗鲁，得罪了不少人。仅任职7个月，就被解职，重新担任情报处长。

    和平时期，人们的生活比较祥和、安稳。军队里也一样，至少少了很多紧张气氛。所以巴顿有大量时间来清理自己的军事思想。他认为，战争中夺取土地只不过是进攻的附产品，而不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战争中的伤亡是难免的，而耽误时间则是犯罪。进攻的目的就是“给予敌人以死亡、杀伤和打击”，以夺取“肉体上和心理上的优势”。最终在精神上将敌人击垮。在作战方式上，他比较推崇机动作战，出奇制胜。他说，打败敌人的最佳方法是“抓住他的鼻子，踢他的裆部”这实际上是指以火力和运动取胜的传统战法，即指用部分力量牵制敌人，主力迂回至敌侧后，从敌后方发起进攻。

    一直以来巴顿都认为优良传统对于造就领导艺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伟大的军事统帅要具备天生的高贵的血统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他甚至认为，绅士阶层不同于其他阶层，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能体现出来。因此他主张要把绅士精神灌输给每一个士兵，这样才能将普通的士兵训练为绝对服从命令的勇士，这样的部队才能有战斗力。

    如今，巴顿在军中的名气大大提升了。尽管在军事生涯中他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可是在他的身上，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他个性十分强烈，每一个接触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夏威夷军区司令威廉·史密斯少将在改任西点军校校长之前，对巴顿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此人在战时会成为无价之宝，但在平时却是一个捣乱分子。”巴顿对于他的评价也给了积极肯定的答复，因为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永远不会变。

    巴顿回到华盛顿后，在骑兵司令办公室任参谋。这个时期，军内讨论的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将取代战马。从巴顿的职务及其对骑兵这一兵种的热爱来看，他又怎么能否认坦克在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它的远大前途呢？为此，他常常感到左右为难。

    工作之余，巴顿夫妇常与上流社会来往。艾森豪威尔、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国务卿史汀生以及副总统查尔斯·道斯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宾。为了缓解一下巴顿当时的心情，比阿特丽丝在马萨诸塞州南汉密尔顿的乡村买了一座农庄，取名“绿色草地”，作为他们的新居。听到这个名字便可以感受到此地空气的清新，环境的宜人。

    “绿色草地”坐落在伊普斯韦奇河畔，是一幢典型的19世纪初新英格兰风格的建筑，朴实自然并且十分舒适。院内有马厩、畜栏、谷仓和车库，另外，还有两个宽大的赛马场。

    在骑兵司令办公室的任职期满，巴顿回到“绿色草地”度假，游玩后，他接着又到华盛顿的陆军大学，即美国陆军的最高学府深造。他一边学习一边撰写论文。其中一篇题名为“未来战争的可能特点以及应付它们所需要的组织、战术和装备”的论文给校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文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战争进行了分析，深入探讨了将来战争的特点及其采取的对策。校方认为，这篇文章论述全面，见解深刻，因而作为陆军大学的研究成果送往陆军参谋部供参考。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造，1932年7月，巴顿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又被分配到第二故乡迈尔堡，任骑兵团副团长。就在这个时候正好碰上棘手的“补助金大进军”。所谓“补助金大进军”，是指30年代美国政府拖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的补助金而引起的各地退伍军人向首都华盛顿的进军。大约两万名退伍军人陆续从各地涌人华盛顿，要求联邦政府立即支付战时补助金。这些退伍军人中，有些就是巴顿的部下，其中还有救过他命的传令员乔·安吉洛。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住在被人抛弃的破旧房子里，有的干脆搭个棚子住在大街上。他们聚集在国会山周围游行示威。这让巴顿很为难。

    有人认为他们是颠覆分子，在和平时期搞破坏，以胡佛总统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认为这些人是革命分子，决心以武力加以镇压。巴顿出于阶级的本能，极端仇视所谓“布尔什维克分子”，也参加了这次镇压行动。巴顿奉命率队出发。上午，当他骑在马上，从埃利普斯河岸边向宾夕法尼亚大道眺望时，数以千计的老兵向他欢呼致敬。在这样的时候，不知道巴顿作何感想。这些老兵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位他们崇拜的英雄毁灭了他们的希望。下午4时，巴顿带领一支骑兵，手中挥着大刀，在那些曾经与他生死与共的游行老兵队伍中横冲直撞，接连将数人砍倒在地。这次事件虽然靠武力平息下来了，但它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使美国陆军在此后数年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件事情对巴顿的影响也较大，因为在他用武力镇压这些退伍兵的时候，其中不少人还是他的老部下，他们曾在战争中并肩而战。可是巴顿无法从本质上认清这一事件真相，仍认为镇压“暴乱”需要快速反应，无情打击。此时的巴顿好像是一个冷血动物，丝毫不会念及战友情份。这件事情不久，他被晋升为中校，在1935年，他再度到夏威夷赴任。

    在去夏威夷赴任的时候，巴顿决定乘船，可是乘船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乘船去夏威夷主要是为了考验自己的胆量，享受一下冒险的刺激，他与一批业余船员，包括自己的妻子，一起驾驶着小游艇从加利福尼亚向夏威夷驶去。他既当船长，又当航海员，一路乘风破浪，把游艇安全地开到火奴鲁鲁。

    能够在夏威夷工作，可以说是巴顿的梦想。他也很高兴在老朋友休·德拉姆手下尽职，并有机会再次与迪林海姆及其他夏威夷的名流相聚，但这次给他的职务又是情报处长，使他又回到参谋军官的位置上。他认为，担任参谋军官对于军人来说，等于走入了死胡同。

    面对这些纷杂的事情，已经年过半百的巴顿，眼看在军界前途渺茫，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能力与水平，他常常变得很消沉，而且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常常过量地饮酒，并加入了当地的所谓“放荡公司”。

    对于巴顿的这种变化，妻子和孩子都难以接受，常常为此而展开讨论，慢慢地家庭生活开始出现了裂痕。争吵的日子渐渐增多。在困惑之中，巴顿常常认真地考虑退出军界或退休的问题。

    根据德拉姆的指示，巴顿拟定了一项“确保内部安全与审查”的计划。巴顿本就对日本人的野心存有疑虑，为夏威夷的防卫问题以备日美战争爆发后，防止日本侨民可能进行的颠覆活动，所以他及其认真地制定了计划。计划中规定：一旦日本和美国发生战争，立即“逮捕和拘留一些日本人……因为他们有害于美国的利益，”还他列举了应逮捕人的姓名与地址，这是他特意安排人查询到的资料。这份非正式的文件也反映了巴顿的种族偏见，巴顿一贯是以蔑视和怀疑的眼光看待不同种族的外来移民，在他看来，日本人永远是外族人，即使加入了美国国籍，也算不上是纯正的美国人。

    太平洋、夏威夷一直是巴顿注意的地方，他认为，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袭击既是潜在的危险又是很可能发生的事。闲暇的时候，他就会对其进行研究，因此他还撰写了一篇名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文中论述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并特别指出夏威夷的重要性。他还预言并预言，一旦日本袭击珍珠港，对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打击。

    不出他所料再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皇家海军的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夏威夷欧胡岛上的飞机场。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为此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这使很多要人感到遗憾，如果他们能重视巴顿当时的预言，可能珍珠港事件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损失也不会这么惨重。

    为了弥补精神上的空虚，巴顿依然狂热地参加各种体育锻炼项目。但由于脾气暴躁和年龄等原因，在马球赛中发生了几次意外。

    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全岛冠军赛中。当时由迪林海姆率领的瓦胡岛队与巴顿率领的陆军队进行交锋。虽然这一天天气很炎热，可是大家却没有受此影响，情绪激昂，比赛进行得紧张而又激烈。当比赛进行到高潮时，迪林海姆的马不巧撞了一下巴顿的马，向来脾气暴躁的巴顿，很难忍受，便愤怒地大声骂道：“该死的，沃尔特，你这个混蛋，我要一直把你追赶到大街上去。”

    因为巴顿的声音较为洪亮，吼声太大了，观众席上听得清清楚楚。他的上司德拉姆怕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在这一轮比赛结束后，宣布撤销巴顿的队长职务，并禁止他参赛。但当时赛场上的局面却很尴尬，迪林海姆和毛伊岛队队长来到德拉姆面前，质问他，并大声叫道：“喂，将军，我们根本没有听到什么不得体的话。如果乔治不能参赛了，我们将取消比赛。”这一最后通牒使德拉姆进退两难，最后被迫召回巴顿，比赛才得以继续进行。赛后，球友们送给他一个绰号——“调皮蛋”。

    还有一次比赛，巴顿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半天没有动静，大家都以为他受了重伤，可是等他起来后，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上马比赛。经过几天的休息，在他和家人一起外出划船时，他的头突然感到疼痛难忍。根据医生的诊断，他被摔成了脑震荡。

    1937年6月，巴顿已经年近52周岁了，在任职期满后他自己开着游艇，带着全家人返回加州。这个时期，虽然他精力依然很充沛，朝气勃勃，但在军队中已干了27年，却仍然是一个中校，事业上举步维艰，没有任何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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