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胡乔木传》编写组

    受命创建

    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于4月5日递交的《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决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9月22日，邓小平对一封人民来信作了“社会科学院处于无人负责领导的状况，应考虑”的批示，并转请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阅处。此后，中央决定要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创建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要邓力群做他的助手，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胡乔木提议于光远也到社科院任副院长，中央表示同意。

    这时，胡乔木正受邓小平的委托忙于两篇重要文章的撰稿和修改。一篇是胡乔木主持撰写的阐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文章（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另一篇是协助修改的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题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11月1日，前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一篇文章也即将完稿。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即于11月上旬到任。11月10日，他们向国家计委报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启用。而中央的正式任命通知，到11月26日才发出。

    实际上，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三人在11月上旬就已到任。11月10日已经向国家计委报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启用了。

    胡乔木一向关注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文学研究所就是胡乔木在1950年代初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又直接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名组建临时领导小组，送走宣传队，召回研究人员，恢复业务工作。并报经中央确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这回中央任命他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打心底里感到高兴，立即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他集中精力于社科院的工作不过两年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乔木在党内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心中最为珍视的恰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职位。日后他曾风趣地对人说：“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

    1977年11月上旬，胡乔木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行政管理局长打扫院大楼的公共厕所。对于“文革”后逍遥散漫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无声的精神动员。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等到任后都没有对社科院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和科研工作讲什么意见，他们让原来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继续主持日常工作，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则带领调查组一头扎下去，到各研究所、院属各单位调查研究。

    当时全院有两千多职工，14个研究所。胡乔木他们到一个一个单位、一个一个研究所听取意见，了解情况，整整花了一个半月时间。调查组听取了930位同志的意见，其中胡乔木、邓力群两人亲自听取意见的有210位。

    通过这一个半月调查，胡乔木等人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学部确实是一个遭到严重摧残的“重灾区”。除考古研究所，因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进行发掘之需，在周恩来、郭沫若支持下于1968年恢复工作以外，绝大部分研究所直到这时都还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政治上遗留问题多，派性严重，冤案成堆。“文化大革命”中，学部也是分成两大派。随着运动发展，派系不断分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同心悲悼。“四五运动”中，绝大多数人都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反对“四人帮”的大联合。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混为一谈，几乎画了等号。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矛盾和对立，甚至在原党组中间也发生了分化。这样一来，在“四五运动”中形成的大联合不但没有巩固，反而发生了分裂。因此，哪个单位都在算陈年旧账，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纠缠不清，思想十分混乱，科研工作也无法正常开展。

    胡乔木同邓力群、于光远商量，社科院的工作重点是科研，要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科研上来，把科研抓上去；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揭批“四人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全院有54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占了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继续前进。而作为一个新建单位，建立健全院、所两级机构，及时调配干部等组织建设工作也是当务之急。

    经过调查研究，从1978年1月起，胡乔木一方面建立、健全院、所两级领导机构，调配干部，一方面及时作出部署，双管齐下，把清查运动与复查工作和科研工作同时开展起来。1月11日，全院召开了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随后各所制订（或修订）科研计划，社科院和教育部筹备联合召开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会议。1月12日，邓力群主持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在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等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项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把社科院的框架搭起来

    首先是建立、健全院一级的领导班子和机构。

    大约在1977年11月，外面传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邓力群知道后即向胡乔木建议让他来当副院长。胡乔木有顾虑。后来，有一次在邓小平那里谈到周扬。邓小平说，让他当个顾问吧。这样，在1977年12月23日，中央下发了对周扬的任命。1978年1月17日，院党组向中央请示，提出党组成员建议名单，建议周扬参加党组。经中央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由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周扬、刘仰峤、宋一平、王仲方七人组成。胡乔木任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任副书记。

    到这年夏天，胡乔木同意邓力群的意见，让周扬担任实职，当副院长。同时，还请经济学家许涤新、外交家宦乡担任副院长；齐燕铭、陈翰笙为院顾问。1978年9月10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一届党组组成的请示报告。胡乔木为党组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为党组副书记；刘仰峤为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宋一平为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周扬、许涤新、宦乡为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仲方、刘导生、梅益、杜干全为党组成员、副秘书长。9月16日，胡乔木主持召开了新党组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党组的分工。胡乔木是党组书记、院长，领导院的全面工作，负责有关革命史的三部书的写作，并负责联系法学所、语言所、新闻所、情报所以及教育部教育研究所。邓力群、于光远、周扬等也各有分工。

    至此，院一级领导班子比较健全了，院长、副院长都是老干部，同时又是学问家。

    在1975年7月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已经确定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时，邓小平就嘱咐：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增加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社科院成立后，胡乔木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社科院副院长的确还需要有专门做学问的著名学者出任才好。他觉得钱钟书和夏鼐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钱钟书是胡乔木在清华读书时的高班同学。学生时代即已崭露头角，名震全校。以后几十年潜心治学，淡泊名利。他学贯中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深为国内外学术界敬仰。胡乔木同他虽然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殊途同归，互相敬重，情谊颇为深厚。1982年5月，胡乔木在主持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日子里，利用一个星期天专门前往钱钟书寓所敦请。知情人后来回忆此事，写道：“大约是5月份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钟书’。我问为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胡乔木登门，说了老友之间充满情谊的话，恳请钱钟书“出山”。素以仕宦为畏途的钱钟书，却不过老朋友的面子，只好“蒙命承乏”。

    夏鼐是卓越的考古学家，在他带领下，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他也是一位“一心一意为提高本学科的水平”、“在工作中找到乐趣”的人。胡乔木恳切约请他出任副院长，夏同样被胡乔木的真诚感动，“勉强同意”。

    全院的职能部门，在1978年1月也都及时建立起来。1月19日，经中央批准，院党组任命刘仰峤为秘书长兼科研组织局局长，王仲方、杜干全为副秘书长，宋一平为政治部主任，刘导生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31日又任命了王平凡、李彦为政治部副主任，鲍正鹄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杜敬为行政管理局局长，雷青云、郝晋卿、肖佛先为行政管理局副局长。3月15日院党组会议批准院办公室的任务、机构、人员编制方案，任命邢方群为主任，向培祖、江明、丁盘石为副主任，决定以后每周四上午为院领导办公会议时间。至此，院的职能部门健全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建立起来了。

    这时，社科院的某些职能部门，特别是一些研究所还需要充实干部。胡乔木提出设想，邓力群组织抽调。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对这项工作很支持。从全国各地，从中央的一些部门，抽调了一批既能做知识分子工作，本人又有科研能力和相当专业水平的干部。前后调进社科院的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许涤新、马洪、钱俊瑞、王光美、刘明夫、武光、石西民、许立群、刘思慕、梁寒冰、王耕今、薛宝鼎、沙汀、陈荒煤、吴介民、宦乡、李慎之、浦寿昌、浦山、何方、徐达深、杨克、梅益、安岗、温济泽等。朱镕基也是那时由马洪从石油部管道局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室主任的。

    为调干部，胡乔木颇费周折。温济泽是个典型。温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打成右派。胡乔木当年就同主管广播事业局的廖承志商量，未能挽回。这次胡乔木为调温济泽，先亲自打电话征求温本人的意见，后又同张香山（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商谈了三次，才把他调到社科院，让他担任科研组织局副局长。后又给他甄别平反，恢复组织生活。温成为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第一人。1978年10月中旬起，又任命为新成立的研究生院临时党委书记。多少年后，温济泽回忆胡乔木调他的经过，讲到第一天到社科院上班的感受，写道：“一夜之间，我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既觉得20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又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但到办公室一看，秘书小于已经帮我布置好一间办公室了，同志们待我都很好。我深深感到乔木同志对我的这种‘同志情’，‘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这批干部调进来以后，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和研究所、室两级领导得到充实，配备齐全了。

    1978年4月20日，胡乔木代表党组在各所总支书记联席会议上宣布了部分所长、局长的任命决定：科研组织局局长刘导生，外事局局长唐恺，世界政治经济所所长钱俊瑞，哲学研究所所长许立群，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情报研究所所长鲍正鹄，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詹武。

    按中国的习惯，“社会科学”包括国际通认的“人文科学”在内。胡乔木看到，在学部基础上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规模不大，学科门类也不齐全，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原有的一些学科也严重萎缩甚至被取消了。这种状况同改革开放形势下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很不相称，必须及时改变。在1978年1月11日召开的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胡乔木在讲话中提出要增加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设想。他说：现有的研究所不够完整，不能代表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许多学科缺门，已有的所本身也有许多缺陷，需要努力弥补，同时还需要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所。

    关于需要增加哪些新的研究所，胡乔木谈了大体的设想：社会科学院应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主义研究所。也需要有政治学的研究所。也要考虑是否成立社会学的研究所。关于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经济工作，单是一个经济研究所是不够的，需要有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方面的专门的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方面也需要考虑成立新的研究所。关于国际问题，胡乔木说，1963年，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外事小组曾经向党中央、毛主席作过报告，建议成立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所。毛主席批准了，并且加了重要补充，作了重要批示。据此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可是，现在社会科学院对世界各国研究的机构很少。要努力想法子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起来。胡乔木列举了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日本、苏联、美国等等。

    这次动员会后，胡乔木即亲自草拟了一份《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的规划，并要求据此写第二个关于社会科学院编制的报告（要有今年拟增人数）送中央。按胡乔木的计划，共约新设五六十个单位。八年后，即到1985年，整个中国社科院要增加到六七十个研究所，人员达两万人左右。这个数目仅仅及苏美等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几十分之一。今年先增加几个：经济所在原有几个组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几个研究所：工业经济所、农业经济所、财贸经济所；新的研究所首先成立世界政治研究所，集中力量写小平同志出的题目《苏联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

    对胡乔木的这项计划，邓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表示“赞成”，要他们写报告。并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而且有些事情要赶快立庙，有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先把懂外文的找来翻译也好。党史也是这样，要对一些老同志采访，记下来。要赶快做。过些年，这些同志去世了，很多材料就很难调查了。”

    经过几年努力，到198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增加到32个，其中新建以及转来的研究所共18个，增加了一倍多。胡乔木亲自请费孝通重建社会学，担任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这个学科在1957年被取消后重新建立起来，恢复了名誉。胡乔木还恢复了同样被长期禁锢的政治学学科，设立了政治学研究所。先后恢复或增设的还有新闻学、人口学等学科和研究所以及青少年研究所。经济学原来只有一个经济研究所，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先后增设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财贸物资经济学、基建经济学（与国家基建委员会双重领导）和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和相应的研究所。对国际问题进行研究的，原来仅有世界经济研究所。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增设了世界政治研究所和一些按国别和地区的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南亚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合办，请著名学者季羡林担任所长）；又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划归社科院。1978年1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现代史研究室，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1978年12月社科院和国家建委又联合向国务院呈送了成立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的报告。1978年经中央批准成立，1979年3月正式筹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邓力群提名、院党组同意、院务会议决定由于光远兼任该所所长负责筹建。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会科学院的“第一所”。可是事与愿违，在“八九风波”中，这个所的政治方向后来大成问题。

    此外，为完成中央交办的从理论上总结苏联演变的历史教训、揭露其社会帝国主义实质的任务，胡乔木于1978年5月15日给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和耿飚副总理写报告，提出借调干部，成立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用大约两年时间，集中研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问题，完成需要的文章。此后不久，为及时地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反应，随时集中力量，写作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文章，胡乔木决定成立院写作小组。此议请示了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和主管宣传口的副总理耿飚，他们都很赞成。院写作小组遂于1978年8月成立。10月，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死敌》。

    胡乔木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机构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它比较符合我国社会科学的实际情况，基本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的需要，的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安定团结

    揭批“四人帮”，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是当时的中心任务。

    1977年12月20日，邓力群主持召开全院党员大会，胡乔木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汇报时的指示。胡乔木说，两位副主席指示我们，要团结各种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十分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以前有过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后来90%以上的人转变好了，全国都有这种情况，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几个人，问题就容易解决。算历史旧账，纠缠历史问题，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揭批“四人帮”，是长期的斗争，社会科学院的运动要与业务结合起来进行。

    胡乔木等从社科院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邓小平、李先念的指示，1978年1月作了全面部署，除搞清查以外，主要是进行复查，解决历史上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这样那样理由立案审查造成的冤假错案。1978年2月24日，由邓力群主持召开全院大会，布置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4月20日，院党组又召开各所总支书记联席会议，布置进一步开展清查、复查工作。邓力群在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严格区分敌我。他指出：“不管是清查也好，复查也好，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邓力群说，对500多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对他们进行复查，作出结论。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了，群众满意了，组织也满意了，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性质，不必批准。

    经过将近半年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清查、复查，阶级阵线分清了，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在以往立案审查的547人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只有在押的5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在押的5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王、关、戚问题揭发出来后被清查抓起来的，是已经定了案的。其他500多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党内问题。这样，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1978年10月13日，邓力群代表院党组作了《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的讲话，宣布了清查、复查的上述结果，对运动作了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分之一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胡乔木、邓力群等新领导班子深得人心，不仅被审查的人深怀感激之情，而且赢得了全院绝大多数人的信赖。全院上下出现了加强团结、一心一意发展科研事业的局面。

    集中力量把科研搞上去

    胡乔木主持社科院工作，一开始就把科研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中心工作来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即在全院大会上作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来》的报告。为了把科研搞上去，胡乔木从以下几方面不遗余力地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搞规划，定课题

    邓小平在恢复工作之前就强调抓科研“要搞规划”。胡乔木等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就提出要求。从1977年11月起，各研究所就开始制订1978年科研计划了。法学、经济、历史、考古、情报、文学等六个所在12月已经先后报送了1978年科研计划的初稿。胡乔木的目光还看到全国。他在12月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社会科学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全国要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规划。他指出，我们应当在党中央领导下，实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全国力量，下决心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说：“如果我们有一百本涉及中国、外国的现在和将来的著作，我们党内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1977年12月20日，胡乔木在全院党员大会上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11月24日—12月15日）上中央领导的讲话和邓小平、李先念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汇报时的部分指示精神，指出：“1977年就要结束了，要把缺下的课补好，要制订三年科研规划，八年工作设想。规划一经制订，就要百分之百地完成。”

    1.动员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1978年1月11日，召开了社会科学院全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胡乔木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于光远在会上介绍了制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历史情况和现实需要。

    于光远说，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1956年制订过，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党的八大决议中还讲到这个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个研究所就是在这个规划推动下成立的。1963年制订科技发展十年规划（1963—1972）时，毛主席指示：哲学社会科学也要制订个规划，也要给点钱。今天我们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努力实现毛主席的一个遗愿。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搞全面规划势在必行。这个规划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规划，三年、八年的规划，还要对23年有个设想；同时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规划。实施这个规划就是要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能够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胡乔木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规划要跟整个国家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相适应。”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大干三年改变面貌，到1985年实现十年长远规划（1976—1985），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已经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和八年规划及23年设想。与此相应，胡乔木要求各研究所的计划同全国的规划工作配合起来。希望在今年内举行一个全国性的分科规划会议，然后把这些规划综合起来。胡乔木还指出：制订规划要有雄心壮志，同时要切实可行，要有远大理想，同时要有实际的基础。实现规划的措施都要想到。订出来的规划一定要实行。

    关于社科院本身的工作，在谈了三年和八年内增加新的研究所的设想之后，胡乔木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著书立说。”他把眼光放到全国，提出一个重要的开放的指导思想：“有一些计划不是社会科学院一个所能进行的，但可以结合全国力量来进行它。”

    胡乔木着重指出，在各所现有的计划里，应首先增加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研究，胡乔木以广阔的视野，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了重要论述。他说：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从它最早的开端，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都要研究。从奴隶社会的所谓社会主义到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各样的流派，有的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非社会主义的派别，不管是什么流派我们都要研究，是敌人也要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对世界史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并且对批判敌人也才有充分的根据。胡乔木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也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资产阶级专政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无产阶级政治思想，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无产阶级专政中各种问题都需要研究。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发展，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从原始社会我们就要研究。世界上有很多比较接近于原始的人种，在这方面各国学者做过长时期的调查，产生过很多有价值的著作，我们介绍进来的非常少，在这个方面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当代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都需要进行研究。胡乔木的这些论述冲破了长期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禁锢，启发大家解放思想，引领大家走到一个新的境界。

    胡乔木指出，各个学科的一些最基本性的著作应该列入规划。他认为，文学史、哲学史等基本著作，与其在原来那个规模和水平上改来改去，不如另外走一条路，出10卷本、20卷本。他希望各个研究所都有雄心壮志，在十年、八年中间，写出多卷本的大规模的著作。其次，各学科的基本的工具书也要编写。他呼吁依靠集体力量尽快编出各科的大辞典，各科的百科全书。胡乔木还提出：希望各方面的同志能把各学科最近20年或30年中间，世界上的发展情况，能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有论证的介绍和评论；还要求各学科把最基本著作的翻译工作列在计划里。他说：“我们需要把世界上一些最基本的社会科学著作翻译进来。”

    会后，各所着手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社科院也同教育部筹备联合召开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会议，并于2月3日就此向国务院和党中央报告请示。

    2.十二条“重要情况”和一百个选题对于拟订规划，胡乔木除了一般号召和宏观指导以外，还具体地考虑重要选题。他在对社科院《情况反映》特刊（只上报不下发）“近期要反映的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需要向中央反映的重要情况17条，其中重要科研课题就有12条。它们是：中央编译局姜椿芳同志建议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附：关于各国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和最近趋势）；摩尔根以来原始社会研究的主要进展（世界历史所准备）；信息论、控制论和认识论的关系（哲学所准备）；20世纪逻辑学的发展（哲学所）；现代西欧的马克思研究（哲学所）；几个外国研究中国的现状；几个外国关于苏联研究的现状；介绍“科学学”；外国经济学界对于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几种看法（世经所）；西方大公司怎样管理它们所属的企业（世经所）；介绍外国管理作物良种的“种子法”（世经所）；关于明清档案、满文老档和民国档案的现状和建议（历史所、近代史所）。

    同时，胡乔木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一百个选题。动员会后，胡乔木把去年12月中宣部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就已提出设想、会后一直在考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一百个选题，经同邓力群、于光远研究确定后，正式提了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1978年第一期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为题刊出，并报送中央宣传部。“编者按”说：“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说：“如果我们有一百部涉及中国、外国的现在和将来的著作，我们党内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他和邓力群、于光远同志最近提出了选题一百例的一个草案，供制订科研规划参考。”中央宣传部也在《宣传动态》1978年第一期上以《胡乔木等同志建议组织力量下决心编写一百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题刊登，供制订理论研究规划作参考。

    这一百个选题是：毛泽东思想基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的文化思想（艺术思想），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史，土地革命战争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青年运动史，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封建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世界史（多卷集、简编），世界经济史，世界哲学史，帝国主义史，现代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新中国与帝国主义，人民中国外交史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苏联，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与日本，亚洲史，拉丁美洲史，欧洲史，东南亚史，大洋洲与太平洋史，中国土地革命史，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史，中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交通运输，中国的社会主义商业，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的社会主义科学与技术，中国的社会主义卫生、体育，中国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原始社会（本书和下列两书都要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从井冈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妇女，人口和人口问题，大寨和学大寨运动，大庆和学大庆运动，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军事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哲学史，鲁迅传，鲁迅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总论），唯物主义，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总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论无产阶级专政，论社会主义法制，共产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国际主义，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道德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的建设，党的群众路线，党和国家和民主集中制，党内斗争和党的统一，党的干部政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近代与现代哲学思想，近代与现代经济学思想，近代与现代政治思想。

    3.召开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消除“心有余悸”，调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胡乔木把制订规划同批判“四人帮”结合起来。1978年1月制订计划与规划的动员会后，他就提出，《情况反映》特刊要有“‘四人帮’摧残社会科学院的一笔总账（要列举一些著名学者所受迫害，这些中央不甚了了）”。接着，提议召开社会科学院各学科知名人士批判“两个估计”的座谈会。2月14日，胡乔木在医院病房里就开好这次座谈会作指示，启发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讲话。

    胡乔木说：我们这次座谈会，除了必须揭发批判“四人帮”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破坏、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迫害，还得要提出一些建议，属于要害方面的建议。要启发大家在座谈会上一方面要控诉“四人帮”，一方面要提出好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建议，来研究现实，研究外国，研究历史。他指出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说：共产党就是讲社会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就是社会科学的产物。他又指出“四人帮”破坏的严重性：在“四人帮”控制下，要完全毁灭社会科学，他们公然下命令停止社会科学研究的业务工作。我们的自然科学受到很严重的破坏，但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对待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是一股脑儿地根本取消，十多年停止了业务研究。

    胡乔木要求大家消除“心有余悸”，大胆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率先示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尖锐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差距，表现了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勇气。他说：关于我国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很多人都讲过了。实际上，自然科学界的同志对国外的情况还了解些，我们社会科学界对国外的情况就很不了解，距离很远，远到不懂的程度，至多只能说些皮毛的话。这也是由于很多人不承认西方有社会科学。其实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是西方的著作，而且现在他们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早就超过了这本书。可是，我们早就没有人介绍这方面的书了，没有人再来翻译一本关于人类学、古代社会方面的新的研究著作了。他又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同资本主义国家有可比、不可比这样两个方面。在我们的理论、目标、方法等方面，他们是无法与我们比的，是不可比的。但是我们和他们的工作量、工作成果方面，是可比的，否则就无所谓落后。在这方面，我们是落后得太远了。胡乔木通过辩证分析，清醒地指出存在的差距，激励大家努力缩短差距，改变落后的状态。

    胡乔木又简要地指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不重视。有一批人认为社会科学是可有可无的；二是许多东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其实，经济工作离不开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还要有政治学、社会学，我们还有社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和调查；有些政策性问题也还是要研究的，不能用个别的情况反映来代替系统的研究工作；三是研究工作缺乏条件。现在联系实际有很多困难，许多材料不能看，经济学、法学、社会问题都很难进行研究。要给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接触资料、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条件，否则社会科学很难发展。要创造研究的条件，有物质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这样社会科学才能繁荣起来。

    此外，胡乔木说，还有一个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究竟是从事实的分析出发，还是从引证出发。他指出：“四人帮”搞篡改伪造，对他们揭发批判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要满足于“正确的引证”和由引证进行演绎。否则还是没有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这不但是哲学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如果把引证当做讨论问题的唯一论据，就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胡乔木针对“四人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恶劣影响和存在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于2月20日至23日举行。与会的有文、史、哲、经、法等各学科专家、学者，老、中、青科研人员80余人。座谈会由邓力群主持。郭沫若给座谈会写了信，顾颉刚、侯外庐、邢方群送来了书面发言。周扬、于光远、许涤新、冯至、黎澍、夏鼐、孙冶方、陈翰笙、吕叔湘、尹达、翁独健、吴世昌、罗大纲、刘大年、任继愈、傅懋勣、韩幽桐、陈元晖、苏秉琦、黄绍湘、陈山、蔡美彪、王易今、仇启华、丁伟志、邢贲思、裘辉、李泽厚等发了言。座谈会深入批判了“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全盘否定17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打击、迫害、摧残哲学社会科学者，妄图搞垮科研专业队伍、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罪行。座谈会上大家满怀信心，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解放思想，解决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紧迫的问题，如：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打破种种人为设置的“禁区”；搞好科研队伍建设，培养良好的学风、文风，开展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加强学术交流，加强图书、资料、情报工作等等，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与会者畅谈了迅速把社会科学研究搞上去的决心，一些老专家、老干部回顾了受“四人帮”一伙迫害、与“四人帮”一伙斗争的历程，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按照有多少热发多少光的精神，奋发图强，勇于攀登，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理论多添几块砖、多加几块瓦。

    新华社发了长篇电讯稿对这次座谈会进行详细报道。《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发表了座谈会发言摘要。

    4.社科院1978年科研计划的制订1978年1月25日至2月1日，“北京地区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首先召开，胡乔木到会作重要发言。此后，院内院外，全国的和各地区的，全面的和分学科的，各种内容和形式的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陆续召开。还通过调查访问，听取全国各地学者对一些学科规划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1978年4月5日，胡乔木领导制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七八年科研计划重点项目（草案）》由院科研局印发征求意见。

    这个计划强调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提出“要大力驾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学、法学、文艺理论等方面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完整地准确地阐述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做好正本清源工作”。计划强调把“总结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问题”摆在整个研究工作的“首要地位”，深入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回答新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计划还提出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和外国的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计划要求加强各门学科的基本建设，提出“把有限的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用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要把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首先保证完成列入计划的重大研究项目”。在计划安排上，“既有雄心壮志，又切实可行，既全面部署，又重点突出”。1978年的科研计划确定全院各所科研项目为481项，其中专著165项，论文91项，调查报告36项。确定列为院重点的项目56项，其中属于胡乔木提出的一百例范围的为23项。

    这时，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开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十名代表出席。4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院大会，传达全国科学大会精神。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并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广大科研人员受到很大的鼓舞。正在这时，组织全院科研人员一起来讨论1978年的科研计划，大家非常高兴。一时间全院上下谈课题、议项目，献计献策。从已经80高龄的著名学者陈翰笙老先生当时为之操心的情况可见一斑。

    4月30日，陈翰老即到世界历史研究所谈制订研究工作规划的意义和内容。5月28日，分管国际问题研究的副院长宦乡登门拜访，与陈翰老就国际政治研究所的规划问题长谈了两个钟头。第二天，陈翰老又给胡乔木写信。一是为世界史所的现状焦虑，一是对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规划提意见。信中反映：“世界史所，我于4月30日曾去谈过制订研究工作规划的意义和内容。但迄今似无人抓紧搞世界史所研究工作的规划。该所既无所长，也无副所长。乱哄哄的混乱状态仍无法消除。”对世经所发出的“规划的设想和建议”，陈翰老感到“既不全面，又嫌杂乱。我无法进言，故将鄙见写出呈上，请你拨冗参阅。”信中附上28日写就的《关于世界经济研究所制订研究工作规划几点意见》。这份意见书指出了过去工作中的问题，认为“现在急需制订规划，改变过去的情况，争取在短期内赶上客观形势对我们的要求。”他建议，“为了解决有关我国外贸、外经以及外交上一些经济问题，世界经济研究所可设四个研究室继续工作。”其任务是：一室，研究美苏两国的经济。当前美苏间的关系是世界经济的关键。研究美苏两国经济的人员在一个研究室工作，便于磋商和讨论问题。二室，研究第二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三室，研究亚非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各国的经济问题。四室研究拉美各国的经济问题。对每个研究室，陈翰老都提出了需尽先研究解答的课题，总共36个。此外，他还对研究干部的遴选、聘任与培养，图书室、编译室的设置及其任务提出了具体意见。

    二、领导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和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在胡乔木领导下同步进行的，在此过程中，胡乔木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对若干学科建设提出了重要意见，亲自主持了规划的制订和全国规划会议的召开。

    1.提出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十项要求

    1978年9月11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于9月13日到会讲话。胡乔木结合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论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指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规划的目标、任务，并就当时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存在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关于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胡乔木提出十项要求。首先，列入规划的课题，它的研究成果，应该对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法学、历史、世界的历史和现状、文学、语言、教育学、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作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答复。第二，列入规划的课题应该要求对世界学术作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有的贡献。对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好的课题，特别要进行更多的认真研究，拿出研究成果来。第三，规划应该包括编写出一套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第四，规划应该包括编写出社会科学各种基本的工具书。第五，规划应该把社会科学研究的空白在最近期间填补起来。第六，规划应该提出最近几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国内情况的基本调查。第七，规划应该包括社会科学队伍和领导的整顿问题。第八，规划应该包括社会科学队伍的培养问题。第九，要做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第十，要做好社会科学的国内国外的资料工作、情报工作、翻译工作（包括外文译汉文、汉文译外文），适应学术交流的迫切需要。同时还要加强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技术装备，尽可能用新的技术把我们的工作装备起来。

    胡乔木指出，制订规划要实事求是，适当安排，列入的项目应该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做到的。首先要考虑一些最重要的力求完成的题目。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的研究力量要有深刻的了解，了解哪个门类力量较强，谁有什么研究专长。胡乔木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提倡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还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尽量地减少重复劳动。重复劳动并不是百花齐放。”“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我们直接去研究，直接深入到研究的对象，做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样才能够有所前进，有所创新。”

    胡乔木还谈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问题，传达了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对自然科学研究机关工作的指示，认为这些指示对社会科学研究机关也是值得注意的。

    2.对学科建设提出意见

    从1979年2月起，全国性的分学科规划会议先后召开。胡乔木先后出席了文学、社会学、新闻学、史学、法学等学科的规划会议或学会会议。副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也按分工出席了各有关学科的规划会议。

    胡乔木在指导各学科制订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的过程中，作出批示或发表讲话、谈话，就法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新闻学和方志学等学科，阐述了他的学术见解，充分展示了胡乔木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的特点，对这些学科的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

    关于法学1977年12月23日，胡乔木审阅法学研究所拟订的1978年科研项目计划。对当时法学研究的课题，提出了八条建议，请法学研究所同志考虑：“1.对国内处理一些重要和疑难犯罪行为的判例，邀请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座谈一次或几次，请他们考虑可否分类收集编选审定并加说明。这对统一全国量刑标准、提高用法水平有很大作用。2.针对主要犯罪行为和犯罪者的思想写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强有力的宣传小册子。可以分成着重正面的和着重反面的。3.对犯罪行为和司法结果作分类专题研究，并提出改进立法和防止犯罪的建议。内部材料。4.青少年犯罪问题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关系，作大量科学研究。暂作内部材料。5.对刑法、民法条例研究向中央提出审议的报告。并可考虑在人大、政协会上提出适当提案。6.对中央已有法令因时间已久提出总结经验作适当修改补充的研究和建议。7.关于维护交通安全和其他有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法令，建议电影、电视、广播机关作出宣传，并编入教科书。建议对环境保护提出法律草案。8.有关国际法项目可向外交部询问有无更多的要求协同解决的问题。”胡乔木最后说：“这是一些例子。总之要更多地为实际服务。”胡乔木提出了总的原则，同时又提出了具体建议。这八条建议，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出它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预见性。

    关于经济学在“北京地区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1978年1月25日至2月1日）上，胡乔木作了《关于经济科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发言，谈了五个问题。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经济研究所准备在1980年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但研究这门科学，不是写出某一本书就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个长期的科学的探讨，需要订出长期的规划。胡乔木提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要研究解决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许多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及许多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原来没有设想到的问题。例如，一个重大的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资本主义的活动，有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需要作周密的调查研究。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像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那样付出毕生的精力。不能依靠引证，不能依靠演绎的推理，更不能依靠武断。二、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迫切的问题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企业比我们搞得好的原因，需要认真地、严肃地、切实地答复这个问题，找出使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克服自己的缺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途径。胡乔木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大量地收集和掌握材料，进行科学的比较。”“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不能离开对世界经济的比较、研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就没有放松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的研究。这才是历史的、发展的观点。而且，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如果没有比较的研究，那么，我们要做出一种全面的科学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第二，关于当前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胡乔木指出，经济学历来被认为是最实用的一门科学。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名言对于经济学家是更加适用的。经济学家需要实际参加企业的经济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通盘地研究、处理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如果我们的企业仅仅用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而在整个生产的运转方面，资金的使用和运转方面，人力的使用和组织方面，职工积极性的发挥方面，存在着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现象，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不可能赶到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去的。“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装备，而且一定要有完全先进的、合理的、科学的管理制度。”

    第三，关于世界经济的研究。胡乔木强调研究经济发展情况和跟外国经济作比较研究的重要。他说：“我们写出的教材，不能以过去多少年前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为限。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能满足实际生活对这门科学的要求。而且，我们在研究的根本方法上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他提出：“我们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独立的、科学的、认真的研究。要对他们去世以后世界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基本的现象作出解释。”

    第四，关于外国经济学的研究。胡乔木举例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任意地把他们的前人和同时代人说成一钱不值。我们对外国的经济学要批判、要分析，有用的我们就要用，错误的我们就要反驳。要把对外国经济学的研究当作一个重要任务列入规划。他还指出，数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也应列入规划。

    第五，关于编写经营管理方面的专题通俗读物。胡乔木提出，从实际出发，总结中国已有的经验并参考外国的有用经验，编好诸如怎样管理一个工厂、一个矿山，怎样做好一个车间主任、一个商店或公司经理、怎样管好一条铁路、一个农场等专题读物，这是经济战线上广大工作人员迫切需要的。希望规划里列入这个方面。

    关于文艺理论和文学史胡乔木提出了合乎艺术规律的原则和方法。

    胡乔木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而不只是文艺批评和理论著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建立真正有系统的理论。要以马列毛之矢，射文艺学之的，而不能停止于以矢为的。他还指出：“似乎不同于刊物上、会议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有重要意义的成果。要紧紧围绕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现、它和过去文学的区别和继承关系，做很多的研究。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与他的文学著作成果（包括质与量）成正比。中国文学史“要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面貌，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胡乔木尖锐地指出，文学史中谈到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要有科学的了解和判断。当代中国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学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他不赞成以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阶段，认为那样做就“过于着重或夸大政治编年史的影响了”。对那种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充满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关于史学胡乔木在1980年4月8日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对历史学的作用、目前史学工作遇到的困难和应采取的措施、有关历史研究工作的几个思想方面的问题等作了深入分析。

    胡乔木指出，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生平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要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历史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不能离开那个问题的历史。胡乔木精辟地指出：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解答。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答案，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有许多现实问题的历史方面没有弄得很清楚，需要我们解答，我们不能回避。胡乔木提出若干重要的课题加以说明。他说，我们现在还缺乏一部把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完整地、系统地描述出来的历史。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一部历史，哪怕是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也好。中国领土的历史，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都迫切需要研究。还有许多如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等比较抽象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胡乔木还谈到中国历史学本身的继承问题，特别指出：对清朝的历史要进行断代的研究；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许多古籍和古代文献需要整理。胡乔木甚至还注意到，我们要发展旅游业，就要对我国的名胜古迹作出适当的、合乎科学要求的说明和介绍，这也要许多历史学家的合作。

    胡乔木认为，当前史学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历史学的重要性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为解决这一突出矛盾，他提出了加强宣传、举办历史学的知识竞赛、搞好历史著作的出版、提高历史教学水平、培养史学工作人才等建议。他要求这次会议要讨论、落实全国历史学研究规划。

    胡乔木就历史研究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问题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

    首先，胡乔木指出，要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如果仅仅是记录过去的史实，那么这还构不成历史学。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地存在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向导，而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终点。

    第二，要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功。他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容忽视和不易掌握的基本功。但这不是唯一的基本功，还有其他方面的基本功。“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代替其他科学的独立的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不可能把历史学的全部内容一概都囊括无余。”胡乔木肯定历史学家邓广铭提出的关于研究中国史必须掌握所谓“四把钥匙”的要求，并说：如果研究世界史，那么这四把钥匙就不够了。还应该有其他的钥匙。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能不通晓古汉语，研究世界史怎么能够不精通外国语呢！

    胡乔木强调：要把历史当作科学来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向导，而路则是要我们自己走的，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第三，要放宽研究课题的视野。胡乔木指出，我们不仅仅要作通史的研究或断代的研究，我们更需要用更多的力量进行富有意义的专题的研究。没有专题研究的基础，发展前途显然是很有限的。他说，要把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很多题目可以研究。我们现在也没有一部科学的文化史。经济史方面有些专题研究比较有成绩，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不多的。他提出：我们要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还要研究政治制度史、政治生活史，等等。

    第四，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胡乔木说：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手段，是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学在内，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动和政治要求协调一致。

    胡乔木辩证地分析了历史科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他说，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他指出，事实是最有力量的。事实不能永远被掩盖住。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这样做，既完成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任务，也完成了政治所给予的任务。这不但丝毫没有伤害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所应有的尊严，相反，它既增加了历史的荣誉，也增加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荣誉。因为这种政治是科学的政治，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政治。历史学家能以自己的研究来为这种科学的政治提供科学的基础和依据，这是它的光荣。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我们的历史学家当然要拒绝这种毁坏历史科学的做法。他还指出：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存在了。

    胡乔木讲话后的第二天，又致信周谷城（中国史学会会长），进一步说明历史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信中写道：“历史学家配合政治，提出与现实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是一方面，这是直接的，但范围有限。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这也是间接的‘为政治服务’，范围就无限。不指出这一点就仍然片面。”

    对历史书应该怎么写，胡乔木在此前的一次讲话中发表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他特别强调历史书要写具体的人和事。他说：中国过去的历史书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是还是写了许多的人和事。后来编的历史书，具体的人和事都没有了，郭老、范老的书都没有这么写，秦始皇、汉高祖是什么样的人，都不写，要了解就得去看《史记》。历史本来就是人创造的。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其他历史著作，包括最近发表的《欧洲外交内幕》第五、六章，对人和事都做了详细的叙述、描摹，同时进行分析。

    关于地方志胡乔木1980年4月8日在中国史学会上的讲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倡导恢复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他说：“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说我们将中国历史学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1981年7月15日，他又指示：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如各项社会、经济、文教、政治状况和统计，地方大事年表，各项政策、法令、制度，新企业、新事业、新技术、新风尚，各项公共工程和福利的发展变化，省、市、区的自然地理变化和人文地理变化，人名录，各种图片等，此事须邀请几位研究现代史、经济史、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社会学的学者事前有准备地共同研究一下。胡乔木的意见得到历史学界特别是对地方志特有历史文化价值了解的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很重视、支持。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又适应了邓小平提出的“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的需要。这样，在1980年代初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修志的高潮，形成了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指导，各级各部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委会（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于新闻学胡乔木1980年2月6日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希望报纸、刊物成为巩固我们国家、社会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为巩固这种政治局面奠定思想基础。报纸、刊物是社会舆论的向导。社会舆论要靠新闻工作来引导。报刊要成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要认真研究一下，有系统地、有计划地、长期地宣传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些基础、一些根据。胡乔木具体地分析了安定团结的基础，指出这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因而也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形成共同的行动，共同一致的斗争。而我们能够共同行动，而且是很有效的一种共同行动，这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领导，还有共同的纪律。胡乔木希望充分发挥我们手里的新闻工具的强大威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号召全国人民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着我们的共同的理想，在共同的领导下面，按照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纪律来进行共同的行动，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比较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3.《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的形成胡乔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领导团结院内和全国的专家学者经过座谈讨论，补充修改，共同努力，形成了各学科的八年（或五年、三年）研究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按照胡乔木的指示，整理形成《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共五个部分：一、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二、重点研究课题和主要著作；三、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四、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五、主要措施。前面有一“导语”。这个规划体现了胡乔木自1978年1月以来在各种相关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和就规划问题所作的各种批示、指示的精神。

    《规划纲要》提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规模和水平应该同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相适应，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并指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认真做到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广阔，分支很多，古今中外都要研究，但一定要把研究现实问题摆在整个研究工作的首位”；“哲学社会科学只有适应时代和无产阶级的需要，才能发挥它的积极战斗作用，才能变成千百万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规划纲要》要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面，要写出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著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方面，要写出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反驳，有充分事实根据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世界人民欢迎的著作；在研究我国历史方面，要完成毛主席生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写出近百年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一整套历史著作；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方面，要写出占有丰富资料、具有较高水平的专著，取得有广泛影响的发言权。我们还要编写出具有世界水平的《新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其他各种学科各个门类的辞书，编写出各基本学科的教科书以及适应广大工农兵、青少年、知识分子和干部需要的通俗读物。”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性质、任务，《规划纲要》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当是我国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

    1980年10月，根据胡乔木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拟定《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展规划的综合意见》报国家计委，作为国家计委确定地方规划的参考。《综合意见》指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是地方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主要是通过提供创造性的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根据胡乔木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构想和意见，《综合意见》提出地方社会科学院可以考虑本地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建立和加强建设一些研究所。

    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的召开

    1982年10月6日至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这时，胡乔木已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他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讲话。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作《做好规划工作，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是前几年各学科规划会议的继续，目的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开创一个新局面，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会议着重讨论了“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及“七五”期间的一些设想，形成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1982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4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纪要，文件指出：“十二大报告把发展科学确定为战略重点之一，这里所说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且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好这项工作。”这个文件对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的召开和《座谈会纪要》的形成作出了别人无法取代的贡献。

    三、科研队伍建设的三项措施

    在1978年初制订规划的动员会上，胡乔木就提出了人才问题，特别是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他说，要设想一下，为着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大概需要招收多少研究生，研究生是在大学里培养，还是在研究所里培养，请各单位、同志们提出意见。还说，将来我们国家情况更好时，会派出留学生或到国外去作研究工作。

    会后，胡乔木即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在人才培养、科研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

    1.创办研究生院

    要改变青黄不接的严重情况，不断为科研队伍补充青年人员，胡乔木等认为，社科院必须恢复培养研究生。1978年新年伊始，即决定在具备条件的十个研究所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2月底，通过新华社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今年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消息说：“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哲学社会科学专门人才，加速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今年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这条消息公布了当年招生的五十多个专业的名单；说明了报考条件和招生办法，规定：从3月1日起至3月31日为报名日期。预定5月初试，6月复试，9月入学。还报道“著名学者侯外庐、吕叔湘、翁独健、贺麟、任继愈等都准备带研究生”。

    消息公布以后，报考者极为踊跃。“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造成很大破坏，但中国是个人才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好学之士、饱学之士，积聚了大批可用之才。要求应试的人，其数量远远超出预想。这样，国家计委和教育部于1978年六七月间批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招收研究生四百多人的计划。

    面对这样大的数量，胡乔木等感到，过去采取的那种只是由导师个人带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对社会科学专业研究人才紧迫的大量的需要。各研究所也都感到，由各所自己带有困难。到七八月间，胡乔木提出筹办整个社会科学院统一的研究生院。

    8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宣传部并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请示报告》。提出“为了发扬集体和个人相结合的培训优越性，拟参照中国科学院的办法，建立一所容纳一千二百名学生的研究生院。”“计划每年也招收四百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我院和其他科研单位。”8月21日，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报送了研究生院计划书，提出建房4000多平米的计划。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结束，共录取研究生405人。

    胡乔木高度重视创办研究生院的工作。研究生院创办时，他亲自兼任院长，从办院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系主任的人选，他都一一过问。不久，他请周扬兼任研究生院院长。当时有的老专家对办研究生院有异议，胡乔木反复做工作。他说，通过办研究生院，可以充实各所的后备力量，提高各所的工作效率，历史会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希望大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把研究生院办好。实践证明胡乔木的决策是正确的。研究生院的毕业生表现都比较好，水平也比较高。分配到党政部门工作的，不少已经在司局级领导岗位上工作，有的在副部级、部级岗位上任职。现在社会科学院的科研骨干、领导干部，很多是研究生院培养出来的。

    2.从全国招考研究人员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口号，要求“加速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改变青黄不接现象，特别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胡乔木等在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的同时，就酝酿面向全国，通过推荐、考试的办法，招聘科研人员。

    1979年9月5日，向国务院呈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公开招考研究人员的请示报告》，经批准后于1980年在全国实施。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从社会上公开招考研究人员的工作。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而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所）也一起招考。1980年8月22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无锡召开了全国招考研究人员录取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录取原则和标准，商定录取名额，协商分配问题，还就今后招考工作交换了意见。29个省、市、自治区社科院（所）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通过这次招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社科院（所）都录用了一批科研人员，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录用130人左右，省市社科院（所）录用430人左右，及时充实了研究队伍。

    3.建立学术组织和制度

    建立学术委员会胡乔木把建立作为权力机构的各级学术委员会设定为科研体制改革的要点，其目的是按照科学发展规律以加强学术领导。按照胡乔木的设想，全院设三级组织：即院、学部、研究所，都设学术委员会。院的学术委员会，是院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国家设立院士学位后，社会科学院院士会议将取代院学术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成员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公布。院学术委员会设党组，是学术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党组成员由中央任命。院学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国家需要，确定社会科学院的方向、任务和科学研究发展规划，全院科研机构的设置、调整，全院经费的分配，重要规章制度的制订，科研成果的评定，重要人员的任免，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活动，选举院长。院下设若干学部。学部是承上启下，协助院长分工领导若干相互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科的研究工作的组织。设立学部的目的是加强学术领导，有利于各友邻学科的交叉渗透和密切合作，有利于进行跨学科的或多学科的研究。按目前已有的所，可考虑设立八个学部：哲学部、经济学部、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学部、历史学部、文学部、政治与法律学部、社会学部（包括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教育学部。学部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所属各个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重要研究课题，指导、开展、协调各学科的研究业务，分配经费，评价成果，提升人员。研究所是担负研究任务和出成果、出人才的单位。所的学术委员会的任务一是制订全所科研计划并组织所内外的力量来实现计划；二是培养、考核、提升、任免、调动所内人员；三是建立、撤销或合并研究室和研究小组；四是分配所的经费。所长由所学术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副所长由所长提名，经所学术委员会通过。实行所学术委员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1978年9月28日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首先成立，刘大年为主任委员，李新、戴逸为副主任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在同年11月和12月相继成立。其他各所大多在1979年上半年成立，到11月所有研究所都成立了学术委员会。1980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名义，向287名各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请证书。院学术委员会的建立经过了一段酝酿、筹备过程。1979年4月4日，院党组与各所第24次联席会议决定，下半年建立院学术委员会。

    恢复学术职称评审制度科研人员的定职、升职制度，是一项稳定科研队伍、提高科研水平、保证出人才出成果的根本制度。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等非常重视这项制度的建立和职称评定工作的开展。1978年8月17日，颁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科研人员定职与升职问题的暂行办法》。此后，这项工作积极慎重地在各研究单位施行。至1979年，经过按程序严格的评审，全院科研人员有51人提升为研究员，165人提升为副研究员，698人提升为助理研究员。

    建立学位授予制度1979年春，胡乔木又把建立学位制度提上日程。3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学位制度的指示。3月22日，教育部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联合组成学位小组，再次研究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问题。他们研究查阅了建国以来两次起草学位条例的档案材料（第一次是1954年至1957年；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4年），以及1966年高教部根据周总理关于发给外国留学生学位证明书的指示所拟订的试行办法，调查研究了近年来国外学位制度的发展和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然后在国家科委起草的1964年稿的基础上，拟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草案）》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前后参加座谈讨论的有600多人，其中有不少著名教授和科学家。社会科学院先后参加座谈的学者专家有：任继愈、孙冶方、费孝通、刘大年、夏鼐、罗大冈、吕叔湘、侯外庐、黎澍、周扬、于光远、梅益等。1979年11月9日，社会科学院还专门召开学位问题会议，讨论有关建立学位制度的文件。张友渔、武光、宋一平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建立学位制度，并对学位的分级和称号、各级学位的学术水平、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12月12日，教育部党组向“方毅、乔木同志并报小平同志”送呈《关于学位授予条例（草案）起草工作的报告》，报告叙述了文件形成的过程，并就建立学位制度的必要性、关于学位的分级、关于学位学科门类的划分、关于学位授予办法、关于在职人员的学位授予、关于获得学位后的工资待遇、关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关于学位条例的实施步骤等问题作了说明，提出了意见。

    1979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了《学位授予条例（草案）》。1980年2月1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由叶剑英委员长命令公布，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0年12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1983年3月，胡乔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

    1979年冬，胡乔木还提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的意见，在社科院党组进行了酝酿，并同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武衡等交换意见。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

    四、出版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

    鼓励和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研究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问题。胡乔木把它作为具有关键作用的环节来抓，在较短的时间内，社会科学期刊和图书的出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1.恢复和创办学术期刊

    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部出版的期刊为24种。“文化大革命”中，除《考古》外全部停刊。1974年《历史研究》由毛泽东指示而复刊。1975年整顿中，学部恢复业务工作，胡乔木领导筹办《思想战线》，创刊号已经印出清样，但终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未能问世。《哲学研究》、《文学评论》为复刊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最终也难免流产的命运。

    1977年5月，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临时领导小组即把原有刊物的复刊提上日程。9月，经党中央批准，《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评论》和《中国语文》复刊。10月，《近代史资料》复刊，《世界文学》（其前身为1934年鲁迅创办的《译文》，1966年停刊）创刊号发行。

    胡乔木在到社科院之前，就十分关心刊物的恢复工作。1977年10月25日，胡乔木约文学研究所邓绍基、陈骏涛、彭韵倩到南长街家中，谈对《文学评论》复刊工作的意见。

    关于《文学评论》要办成什么样的刊物。胡乔木说，要吸收《文艺报》的一些长处，但不能完全办成《文艺报》那样。研究所毕竟不是文联。过去《文艺报》时评较多，你们要登基本理论、文学史方面的文章，就不能光登时评。时评也有个写法问题，要发表意见。莱辛的汉堡剧评（指《汉堡戏剧论》）就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今后文艺作品会越来越多，当然不可能一一评论。即使有的作品一时很受欢迎，你们发不发评论呢？也可发，也可不发。作为欢迎和鼓励，是要发一点。但也要考虑，如果你们的评论只是人云亦云，泛泛讲些意见，这样的文章即使发上一年，也作不出贡献。过去也有这种情况：一时很受欢迎的作品，过一阵子证明它并不成熟。

    关于对“四人帮”和《文艺座谈会纪要》（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判。胡乔木说“文艺黑线专政”的提法是错误的，说“文艺黑线专政”，那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何地呢？同时也把群众牵进去了。“四人帮”说，“黑线专政”是为了制造“空白”论。所谓“空白”，也就是由他们胡作非为。说“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是左联指导思想，那是没有常识的话。胡乔木指出，“四人帮”扼杀创作。我们今后作品会逐渐多起来。要找有威望的人给青年作者指导。对“四人帮”拉的人，胡乔木指出要区分，要分清是主动投靠，还是不得不说两句好话的。

    关于鲁迅。胡乔木指出，“四人帮”实际上是否定鲁迅，他们把鲁迅描绘成是没有战友的。左翼中间有过几次争论，鲁迅说过大方向一致，“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鲁迅批评过成仿吾，后来成仿吾从国外回来找党，到了鲁迅那里，鲁迅对他很热情。鲁迅不是一个人，有战友。

    胡乔木还提出一些具体作品，建议刊物可以考虑评论。他提到柔石的《二月》说，当然，它比不上《林家铺子》。茅盾是老作家，柔石是青年人。过去批评《二月》，有一种意见说，经过大革命，怎么还会有不受大革命洗礼的地方和人物。这不知是什么逻辑？他还说，过去写抗美援朝有好多小说，写解放战争的，比较起来似乎少一点。《红日》写得较好，不知吴强情况如何？同时，胡乔木又指出，对作品的评论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要避免纠缠不休。他说，评论作品也可能出现纠缠不休的现象。过去评《创业史》似乎就有过这个毛病。《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的评论中是否也有过纠缠不休的现象？要避免这种毛病。

    《文学评论》复刊以后，在工作中贯彻了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胡乔木就任社科院院长以后，刊物的恢复和创办工作进展很快。1978年1月，经中央宣传部门批准，《语言学动态》、《哲学译丛》先后复刊，《历史研究》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胡乔木指示《历史研究》应该把政治色彩淡化，应该搞学术问题。

    1978年10月，胡乔木提议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向中宣部并党中央呈送了请示报告。1979年7月4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正式启用印章。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出版。这是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发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过了一年，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将该刊发表的有代表性的高水平的论文向国际学术界介绍和交流。胡乔木经常出席刊物的编辑会议，每期的主要文章都留心阅读，还向刊物推荐文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很快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经过两年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出版期刊41种（其中内部发行的3种）。到1982年年初增至65种。重要学科都拥有分别发表论文、译文、动态、资料等各有不同功能的期刊多种。如经济学，就有：《经济研究》、《经济学译丛》、《经济学动态》、《经济管理》、《经济研究所集刊》五种刊物。

    2.创办出版社

    为解决学术著作的出版问题，胡乔木主持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院的直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78年6月正式成立。

    在胡乔木支持下，规划并先后组织出版了不少具有影响的小型丛书和系列图书。文艺理论方面，恢复出版文艺理论方面的“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出版外国文学方面的两套丛刊：《外国文学研究辑刊》、《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经济方面，出版了《经济管理丛书》（马洪主编）、《中国经济史丛书》；哲学方面，宗教史系列颇有影响，出版了《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等；国际方面，出版了按国别的《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多种；还翻译出版了《剑桥中国史》系列。特别是胡绳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影响很大，使一大批年轻学者脱颖而出。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前面一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该社后来被评选为全国优秀出版社，在第一批评出的15个优秀出版社中，名列第二。

    3.编辑出版两部巨著

    胡乔木视野非常开阔。许多工作总是从整个国家社会科学事业以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眼，不局限于社会科学院。最为突出的事例，也是胡乔木对中国社会科学事业乃至中华民族科学文化事业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和倡议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树立了两座巍峨的丰碑。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中国成立之初，胡乔木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时，就曾有人建议出版中国百科全书；20世纪50年代中拟定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划，曾把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均未实现。胡乔木1978年1月11日在社科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没有百科全书，也没有各科的大辞典、各科的百科全书”。他向所有北京各单位从事社会科学的同志呼吁，要依靠集体力量改变这种状况。随后，胡乔木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况反映》特刊刊载姜椿芳写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把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列为重要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胡乔木认为，编辑出版我国的百科全书，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面系统地介绍古今中外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振兴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项基本建议。胡乔木首先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赞成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并要求在老一辈专家学者还健在的时候着手编写。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同国家出版局、中国科学院联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送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报告》。没过几天，党中央主席和几位副主席都圈阅同意。报告于当月获得批准，并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周培源、严济慈、陈翰笙、于光远、周扬为副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和以姜椿芳为总编辑的具体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及上海分社。

    1978年7月，胡乔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的筹备工作会议。会议鲜明地提出：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要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不搞政治挂帅那一套，要为客观介绍中外古今知识的专家学者撑腰。这一编辑思想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奠定了政治基础。1979年年初，胡乔木审定了全书的编辑方针，明确规定：“全书编辑工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介绍文化科学知识时，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应反映各家学说。”“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不论其大小和政治制度如何”，“中外古今人物……凡历史上有影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不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应有适当的介绍”。胡乔木确定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编撰方针，推动了知识界的思想解放，激发了我国专家学者为振兴中国科学文化而编撰好大百科全书的高昂热情。

    作为大百科全书的总编委主任，胡乔木在全书总体设计、编撰队伍组织和编写质量保证这三个关键环节上，奉献了他的才学、智慧和力量，显示了旷世少见的通才的卓识，保证了这部百科全书的质量，使它确实代表了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在百科全书的总体设计上，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全书按学科分类分卷编辑出版，还是依国际通行的做法按全书条目字母顺序编排出版？胡乔木在1978年冬主持召开全书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会议进行讨论。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的决策。关于怎样分类，他指出，“百科全书的分类与科学分类有不同，编辑部可以多搞几个其他国家百科全书分类材料，经过我们的编辑实践再来讨论”。1980年，胡乔木亲自改定《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前言”，对总体设计上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的缘由作了精辟的说明：“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读书界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待各门学科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之后再行编辑出版，也不能等待各学科的全部条目编写完成之后，按照条目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混合成全书，只能按门类分别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头编写，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即编成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就出版一个学科分卷，使全书陆续问世。”实践证明，这样的总体设计是切合实际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全书的编撰工作很快全面展开。80年代中期，各学科卷纷纷上马。由于学科分类没有完全定型，随之出现了学科卷设置不断膨胀以及学科卷内知识门类划分不均衡的问题。胡乔木发现后，即于1986年夏及时提出：“改变原定出版80卷和1989年出齐的计划”，“原有的某些专业卷可以自成某专业的百科全书，以免大百科过于庞杂，不能保证全书的应有体例和质量水平”。1987年2月27日，胡乔木又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提交了《关于改进大百科全书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大百科全书事关国家科学水平和政治荣誉”，要“全力保证质量”；在工作安排上，要“进一步压缩卷数”，“放慢速度”，“预定1993年出齐，作为全书的第一版”。为保证全书质量，胡乔木还就加强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党中央、国务院3月初即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而进一步解决了大百科全书按学科分类设卷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规划和质量目标，推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全面质量管理的实现和质量保证体系的形成。

    关于编撰队伍的组织，胡乔木确定：全书设总编委会；学科分卷设分编委会；学科分支，必要时设分支的编写组。他抓住问题的关键，指出：“主要是找人。”为此，他直接过问，花了不少精力。总编委会的21位副主任都是他亲自找的。对于总编委会委员，他明确提出标准：“凡学术上真正有建树，有见解的，或者虽然没有著作，确实是桃李满天下的人，可以为总编委会委员。”经过遴选，总编委会由110位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组成。各学科分编委会的人选，也都由各该学科在国内以至国际享有威望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有的学科胡乔木亲自出面聘请。1984年“语言文字”卷分编委会组建时，胡乔木亲自写信给语言学家李荣、朱德熙，说：“此书不同寻常，如它的编委会不能反映出中国各学科的学术水平，有则不如无。你们两位当然不能参与编辑事务，但重要条目的拟定和内容的审定，终须相烦，这关系到国家学术荣誉。想你们两位出于爱国的责任心，是决然不会推却的。”参加各学科分编委会的专家学者总计达二千余人，可以说囊括了中国一代文化科学的精英。

    对于百科全书的编撰质量，胡乔木也提出明确的要求：“全书有关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要力求不出错误。实现这一编写要求，既要全书的条目编撰者具有权威性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又要全书编辑人员具有知识水平和高度责任心。”至于条目编撰者的选择，胡乔木提出了“由最合适的人撰写最合适的条目”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全书每个条目都请对这一条目最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先后参加撰稿的有2.2万名专家学者。确保了百科全书的高质量和权威性。

    《中国大百科全书》收近8万个条目，释文约1.2亿字，内容包涵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知识。胡乔木通过对一些条目的修改、把关，从敏感的政治性问题的处理，到知识性问题的表述，编写体例的把握，以至用词造句上的问题，都作出具体的指导。他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为大家作出了示范。他那渊博的学识，灵敏的才思，准确、简练的文字，没有人不由衷地钦佩。

    通过对一些条目的审阅、推敲、修改，胡乔木对大百科全书条目的写法形成了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他指出：1.百科条目是叙述文而不是论文，内容和语气都要客观，脉络要清楚，措词要准确，每句话都要表达清楚。主语力求稳定，以免支离破碎。2.断语要少，要客观，尽量不用编者的口吻作论断，有些必要的论断，可以引用权威性的文献资料。3.不要使用宣传性、颂扬性词语，而要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以保持释文的客观性和稳定性。4.不要用那些“戴帽子”的话，比较空泛的话，要写出具体内容，事情要交代明白，使读者看得懂。事物的发生时间和事实要写清楚，能写出年代的写出年代，能写出年月的写出年月，尽量不要含混和不确定。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和要求，为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所共同遵循，不仅对百科全书的编撰，而且对各类辞书的编撰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胡乔木为高质量地编撰这部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真正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看到了一些学科分卷的出版，但未能看到全书第一版出齐。他在病情重笃之际，仍一直惦念不忘。他对前来探视的梅益说：“对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我曾说与你共进退，看来我要先退了。”“你们要有始有终，保证全书的质量，这事关国家科学水平和政治荣誉。”“全书即将出齐，对全书一版工作，要认真总结，要报告中央，给中央写报告。对二版工作，要抓紧准备，要提出设想，听大家的意见。”殷殷之意，拳拳之情，催人泪下，激人奋进。

    《当代中国丛书》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条件已经成熟。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要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他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方案，准备编写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为《当代中国》的大型丛书。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决定，积极贯彻执行胡乔木的这项指示，立即着手组织落实，于1982年11月9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当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宣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并指示中宣部转发。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中指出：“编辑出版这部丛书的目的，是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以无可辩驳的材料，展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意义之一是：“它将为以后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

    此后，《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即全面启动，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任主编，协调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等部门组织实施。经过全国广大国史研究者、理论宣传和实际工作者以及出版工作者十万多人共同努力，《当代中国》丛书历时15年，到1998年基本完成，并于1999年6月出版了电子光盘版。丛书分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和综合卷，共150卷，205册，1亿字，3万幅图片。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规模最大的丛书，它设计宏伟，纵横交织，构成新中国各个领域的新画图，是对新中国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阶段性的总检阅。它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同时，它也正确地扼要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树立了光辉、准确的形象。胡乔木没有看到《当代中国》丛书的竣工，但他的开创、奠基之功是为人们永远铭记的。

    4.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建立郭沫若纪念馆

    郭沫若生前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一直兼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1978年6月12日逝世。8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成立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的请示》。胡乔木提出以周扬为主任的编委会名单。在召开第一次编委会后，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筹建郭沫若纪念馆的请示》，报告了关于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的方针、方法问题，建议在郭沫若故居筹建郭沫若纪念馆，并建议增加若干名委员。请示报告得到批准，编辑出版工作顺利开展，郭沫若故居被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郭沫若纪念馆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发展中国与各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胡乔木很重视这项工作，及时恢复并直接参与了国际学术交流新局面的开创。

    为适应国际交流工作的需要，1978年3月，胡乔木把院外事组升格为外事局。4月，胡乔木对建立外事工作档案，编辑有关资料作出指示，要求把曾来信、来访过的单位和个人登记下来，并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要求尽快编出反映世界各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情况的资料。1979年8月，又正式成立了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

    外事局成立后，做的第一项业务工作，是着手恢复了同西欧国家的学术交流。4月14日，召开院党组第一次学习会，请宦乡（时在外交部，后调社科院任副院长）作《西欧走出“黄金时代”》的报告，胡乔木出席。4月13日，外事局局长接待了意大利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就两国社会科学学术交流问题交换了意见。以后经过磋商，拟定了“意、中文化、科技合作协定草案”，为两国正式签订协定作了准备。这年9月上旬，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在意大利召开。报告国务院后派中国学术代表团与会，打开了对欧美学术交流的大门。此后，瑞士、瑞典、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希腊等国都有学术代表团或学者来访，还接待了哈佛大学（1978年10月7日）、斯坦福大学（1979年4月9日—21日）和联合国大学（1979年5月14日—25日）等大学的学者。社科院也派出院、所领导带领的代表团前往欧美诸国访问。与此同时，同东欧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同南亚印度、尼泊尔的学术交流也开展起来。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1979年7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奥克拉夫人来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与社科院外事局会谈。此后，社科院学者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除了出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和接待外国学术团体和个人来访以外，1980年起，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这就是10月由世界宗教学会与南亚学会联合在西安召开的佛教学术讨论会和世界宗教研究所与中国无神论学会联合在武汉召开的无神论学会第二届年会。

    胡乔木直接参与的国际交流活动，除1979年11月应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科学院和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的邀请，偕夫人谷羽一起前往两国访问之外，主要是在对日本方面。

    1978年年初，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当时，由于苏联当局的阻挠和干涉，日方在条约是否写入反对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条约迁延多时不能签订。中国方面在外交谈判之外，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求突破。从这年4月至8月12日在北京正式签约，胡乔木多次会见了日本各方面人士。

    4月1日，胡乔木会见日共（马列）全国委员会代表委员安斋库治等，就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行座谈。胡乔木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4月27日，胡乔木会见了日本友好人士、法学家一园一忆夫妇。

    6月25日，胡乔木会见了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史学家、京都日中学术恳谈会理事长井上靖一行，回答了井上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一些问题。胡乔木指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既是我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党世界革命战略的理论基础。当然不能把我国的外交政策同我党的世界革命战略混为一谈，但也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第三世界之成为第三世界，不只是由其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而首先是由其在反帝、反超级大国斗争中的地位决定的。

    8月3日，胡乔木会见了由日本政治活动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副理事长宫川寅雄和考古学家白士吾夫率领的日本考古代表团，就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交换了意见。胡乔木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到日本留学的人曾对中国历史起了推动作用，这在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明显，鲁迅和郭沫若是最好的例子。“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两国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在新的时期，希望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得到更大的发展，掀起一个新高潮。这次会见，气氛热烈友好。白士吾夫动情地说，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邓小平副总理再次受到迫害，他和宫川寅雄十分痛苦和郁闷，都吐了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他们的心情才彻底好转。代表团成员、东京大学教授三上次男也谈了亲身感受。他说：要真正了解日本的历史，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要好好学习中国历史和考古史，要学好考古史就必须学好中国古代史。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0月23日，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于当天正式生效。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胡乔木应日本学士院和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于1979年1月15日至26日访问日本。胡乔木在日本访问期间的主要活动是：

    （一）出席日本学士院成立百周年庆祝活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致祝词。表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以后，两国学术交流将更加繁荣，“我们期待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学士院今后将建立富有成果的联系。”在庆祝仪式上，胡乔木向日本学士院赠送了礼物：一套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影印线装本。

    （二）广泛接触日本各界人士，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进行了以下一些活动：应邀会见天皇胞弟、日本东方协会会长崇仁亲王，进行友好交谈；亲自登门拜访日中友好活动家、著名学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岛健藏、宫川寅雄、井上靖等，共叙友情；应邀在《读卖新闻》社与日本著名学者及作家陈舜臣、井内一男、菊地昌典等座谈，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表达加强两国友好交往与合作的愿望。胡乔木还与日本实业界巨头、新日铁董事长蹈山嘉宽会见，共商经济合作事宜。

    （三）对日本学术界进行考察，开拓了学术交流渠道。在日本期间，胡乔木先后参观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了多次座谈，了解日本的学术研究现状及其管理体制，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其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途径。胡乔木还特地拜访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并与学术振兴会会长增田四郎就双边合作问题进行了协商，为双方的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胡乔木还为我驻日使馆工作人员作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

    胡乔木访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日两国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友好合作的关系。紧接着，副院长于光远、周扬又先后于3月至4月和6月率社科院的学术代表团赴日本访问。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得到健康、稳步的发展，并成为促进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

    对国内学术交流，胡乔木也非常重视。他认为，国内学术交流主要应该通过各学科的学会或研究会组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来进行。1978年5月，胡乔木以院党组名义向党中央、中央宣传部呈送了《关于重建和新建一些学会的请示报告》。此后，一批学会（协会，研究会）正式成立。只要有机会，胡乔木还参加学会的活动，发表讲话。

    前面已经提到，1978年1月下旬，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北京地区经济科学座谈会，胡乔木出席并作重要讲话。1978年4月，《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唯生产力论”问题讨论会。5月底至6月初，科研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

    1978年12月，宗教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南京联合发起召开中国无神论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1979年1月，中国未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2月，在昆明召开的宗教研究规划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3月，在北京举行社会学座谈会，胡乔木出席并讲话，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5月，院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8月，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10月，社会科学院与教育部、北京市委联合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分哲学、经济学等七个组进行了讨论。同月，历史研究所在天津召开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大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也在北京成立。11月，中国农业经济学会1979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密云召开。12月底，第三次全国民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召开。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被选为名誉会长，并在大会上作《报刊要成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又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讲话。

    到1981年年底，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全国性学会、研究会共189个。全国已有18个省、市成立了社联（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所属省、市学会和研究会共500个左右。推动了国内的学术交流，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胡乔木还要求有两种学术会议应定为制度，经过充分准备，每年定期举行。一是各学科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会上发表该学科的重要论文和工作报告，交流研究方法和研究经验，介绍国际上该学科的趋势和情况，讨论解答与会者事先提出的疑难问题。通过这样的会来推动各该所以及省市和各有关院校科系的研究工作。另一种是综合性质的全国学术报告会，宣读重要的学术论文，可邀请国外有关的专家参加。

    六、改善科研条件，解决住房困难

    胡乔木非常重视科研条件的改善。社会科学院创办之初，邓小平、李先念都很关心、支持，为改善科研条件所需的经费他们都直接过问。1978年4月30日，院党组直接向邓小平、李先念呈报关于追加本年度基建任务的请示，中央批示追加了6.3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8月，胡乔木、邓力群致函国家计委申请将前三门刚建成的统建宿舍拨给5000平方米周转。9月，又呈报了申请拨款9300多万建设研究生院4000平方米的计划。经胡乔木亲自关心、擘划，几年内，在长安街东头建起了第一座科研大楼，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先后建造了3000套约二十多万平方米高层宿舍，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社科院住房困难户严重缺房的问题。

    同时，胡乔木还经过多方努力，使社科院的科研行政经费增加了十倍。还设立了面向全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不仅解决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经费问题，而且推动了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对研究人员，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困难，胡乔木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在社会科学界流传着不少佳话。

    1977年12月2日，胡乔木到任不过一个多星期，即为解决三位老专家住房困难问题给李先念副主席写信，恳切陈情，令人感动。胡乔木写道：

    社会科学院有三位著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

    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著名专家顾颉刚，八十四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著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五百万字）。现住房三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四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七十一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十口人，藏书也多，四间房，确属拥挤。

    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七十一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四口人，藏书一万五千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二十五平米。

    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待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三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六间宿舍，给蔡仪一套五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

    经李先念批示，问题得到解决。

    协助顾颉刚进行《尚书》整理研究的助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起纡，六十多岁了，没有住房，借居顾家。顾颉刚于1980年11月26日致函乔木院长，恳切陈词，“务乞为学术计，批给刘君以研究员住房，并宜离三里河南沙沟舍下不远，以便经常与我业务联系并便于取我业务资料。诚令此有深远影响于史学并为国内学术界所盼望早日问世之《尚书》新著能获早日完成”。胡乔木即同行政部门商量，很快解决了问题。

    作家沈从文，建国后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胡乔木把他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乔木得知沈从文住房有困难，立即派秘书去看望。听秘书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即亲自前往。只见两间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图片，很难走人，光线也很暗。冬天安上一个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搞研究实在太困难了。胡乔木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那两间平房。家里都支持，可是主管部门觉得不妥。胡乔木决定由社会科学院出面在友谊宾馆长期包房，给沈从文做临时工作室。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没过多久就写成定稿，并于1981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此后，胡乔木亲自特批并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将沈从文从研究员四级提到二级，按部长级解决沈的工资、住房和其他待遇。给沈从文配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1986年又分给他崇文门大街22号楼的一套大三居宿舍。这样，沈从文在晚年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即使是同胡乔木素不相识的人，只要困难提到他的面前，他总是援手相助。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

    1978年七八月间，青岛市图书馆一位同志给胡乔木写信，反映该市吴寿彭老先生对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等人的译著出版等问题，希望帮助解决。胡乔木对吴和写信的同志都不认识，吴又是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但他认为国内能从事古希腊文翻译的人才极少，吴的翻译是有价值的，应该发挥他的专长，遂亲自过问，请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方面落实吴的工作，还派人同出版社联系解决吴的译著的出版问题。出版社方面提出必须把吴的政治历史问题搞清方能出版。胡乔木批示：“出译书，只要没有现行问题，书有价值，即可出。”至于吴的问题，“可以相机调查，吴已七十多岁了，等调查清楚再出书就晚了。”在胡乔木的关心下，吴寿彭的住房、工作和译著出版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位老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发挥。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曹绍濂1979年7月给胡乔木来信，希望支持他经多年研究写成的《美国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胡乔木也亲自过问，让秘书签批意见：“请出版社办并复信。”

    胡乔木逝世后，曾编辑出版一部《回忆胡乔木》。吕叔湘先生为该书题词：“乔木同志是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朋友。”确是知人之论。

    做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本人一直以做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己任。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以后，自然十分自觉地让社会科学院当好党和国家的助手。

    结合当时揭批“四人帮”运动，社会科学院于1978年春先后召开了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2月20日—23日）、“唯生产力论学术讨论会”（4月13日—18日）、全院揭批“两个估计”大会（4月15日）；胡乔木还组织撰写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并出席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作《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几个问题的讲话》，批判“左”倾观点，澄清理论是非，推动解放思想。

    在此期间，胡乔木还协助邓小平起草了《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1978年10月11日）等重要讲话。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把目光投射到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或急需解决的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去，已经成为胡乔木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上文提到的1977年12月23日胡乔木审阅法学研究所拟订的1978年科研计划后写的八条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比如：教育领域通过推倒“两个估计”，拨乱反正，被引入了正常发展轨道。教育部提出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的意见。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对能否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存在疑虑。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迟迟定不下来。胡乔木得知后，明确提出，普及小学教育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动摇，教育部必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经胡乔木呼吁支持，教育部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0年作出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的决定。

    再如：70年代末，城市鸡蛋供应来源于农民一家一户养几只鸡的办法，供求差距很大，供应相当紧张。胡乔木对此很关心。他听说北京东郊官庄的养鸡场采取现代化规模经营的方法，获得成功，即要经济学家马洪前往实地调查。马洪在那里调查了几天。胡乔木认真听取了汇报，亲自仔细修改调查报告，上报中央，使这一经验及时得到推广。胡乔木倾注的心血对全国大中城市鸡蛋供应问题的解决是起了作用的。当时的养鸡场场长刘江后来当了农业部部长。

    在学科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胡乔木把做好党和国家助手作为根本任务向大家明确地提出来。在1980年春节前的全院迎春茶话会上，胡乔木说：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做党中央、国务院的忠实、得力的助手。我们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党的号召，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在1980年3月11日传达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胡乔木又一次提出，社会科学院要做好党和国家得力助手。在1980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的开幕式上，胡乔木发表长篇讲话，题目就是《做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这篇讲话中，胡乔木对社会科学院两年来取得的成绩做了总结，说明“我院开始发挥了党和政府的助手作用”，进而对怎样做好党和国家得力助手的问题，从五个方面作了系统、充分的论述。

    第一，要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乔木指出：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今天应该根据理论与具体实际结合的原则，在党和国家制订方针政策时，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帮助把各种起作用的因素都估计进去，设想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出比较系统和周到的意见，提供决策部门考虑。在方针政策决定以后，要积极阐明它的意义，帮助广大群众理解，动员群众支持政策的顺利执行，就是说要为方针政策进行解释和宣传。在方针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要根据实践的检验，随时准备提出补充、修正、改进的方案。这才是我国社会科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得力的助手。与此同时，胡乔木指出：“今天我们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决不是要取消基础理论研究，恰恰相反，我们的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当加强，只有对一个个领域一个个专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才有充分的科学性，有了科学性，才谈得到革命性。”“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可能不为它的经济基础、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这几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等方面，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像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的深入研究，不但会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一定会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发生直接影响，这也是想象得到的。中国学术界历来有‘一虑而百致，同归而殊途’的优良传统，让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发扬光大起来吧！”

    第二，要勇于研究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针对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社会科学院主要应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或者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应该过分强调研究现实，担心当党中央国务院的助手，会妨碍理论研究，以至不知道哪天会被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等认识和顾虑，胡乔木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历史具体的分析。

    胡乔木指出，这里提出的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本来意义讲，社会科学与政治从来是密切相关的，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就是“皆欲以其学易天下”。我们当初参加共产党也就是参加政治斗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今天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政治”有戒心，是因为过去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而心有余悸。胡乔木指明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其实是：对党的领导来说，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和坚持‘三不主义’的问题；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则是一个对科学的态度和对党的信任问题。”胡乔木要求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坚定地信任党，不必有顾虑。

    第三，关于党性、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解放的一致性

    胡乔木指出：“有的同志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设置‘禁区’混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我们说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损害安定团结。”胡乔木要求“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克服知识分子容易有的摇摆性，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于党员来说，还应当有党性，就是坚持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自觉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这个基础上，有不同的意见，完全可以在党内展开讨论，但是在行动上，必须与党保持一致，不允许有公开同党唱反调的行为。”

    第四，要善于学习

    胡乔木说：要当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善于学习。胡乔木分析了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科学队伍的缺陷，诚恳殷切地希望“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一个浓厚的学习空气，无论老年、中年、青年同志，大家都能刻苦学习，在比较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系统掌握一个学科中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不仅要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要了解外国的情况。”胡乔木进而提出更高的标准，指出：“严格说来，知识的积累只是向我们提供了思想方法和思想资料。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不仅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时刻关心国家和世界的前途，为此而不断思考问题，探索前进的道路，以此作为自己的志趣，而不是仅限于掌握知识、传授知识。”

    第五，要不断创新，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努力

    胡乔木从对科学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对我国社会科学的现状作出估计。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科学正处在蓬勃发展的起点，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进行新的探索；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社会科学还十分落后，主要是我们在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方面，并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胡乔木展望我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加倍地发奋努力”的目标和应该倡导的研究方法。胡乔木说的这一段话带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坚持马列主义与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相结合，通过深刻认识今日中国所独有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对这些独特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树立雄心壮志，不但要努力谋求在物质生产上赶上乃至超过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要在精神文明上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出一种最合理、最进步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样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它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提出的问题，因之它必然带有极浓厚的中国的特色：首先是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我们的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指针，就使我们能够无所畏惧地深入现实，探索未来。社会主义向我们提供了深入实际、研究分析的良好条件。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为了人民的利益，包括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由这两条宗旨出发就决定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既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实用主义。我们既要借鉴国外社会科学不断开创的边缘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数量分析、比较研究等可取之处，又要坚持为人民的立场观点，反对那种方法十分先进，课题却没有重大意义，只讲微观世界、看不见宏观世界的钻牛角尖的繁琐研究。我们要重视资料数据，注重数量分析，把数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去；同时又要在选择可变因素和如何计量上有我们的特点，并看到质量互变的辩证关系，避免机械论。我国几千年的学术传统中，历来重视现实人生，重视社会，重视个人的社会责任；在认识论上，重视行与知的关系，重视具体真理，重视辩证思想（哪怕原始、朴素的辩证思想）；我国的史学从来重视历代经济状况的考察；我国的文学研究也有很高的成就。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学术传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科学要努力发展的一些特色。对这方面的认识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向全世界社会科学的成就学习。在这基础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形成中国学派。这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只要我们能干出成绩来，就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它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我们完全有这样的志气和信心。

    胡乔木最后讲了1980年及其后一二年为实现社会科学院的方针任务需要做的几项主要工作。胡乔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规律的措施：（一）改进我院的工作体制，使之更加适应科研工作的需要。（二）修订和落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规划，准备召开全国规划会议。（三）充实和加强研究队伍。（四）要努力改善科研和物质生活条件。（五）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工作。（六）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在讲话的最后，胡乔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满怀信心地指出：

    我国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条件已经大致具备了，虽然目前在各方面还有不少困难，但是这将会逐步得到解决，只要我们受党委托负责领导社会科学事业的同志，能够学得聪明一点，努力学会按照社会科学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规律来领导社会科学事业，只要我们广大党员都能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模范，巩固和促进安定团结的模范，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事业就一定会发达兴旺起来！同时，胡乔木又深刻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是长期艰巨的任务。他说：“我国到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新学，只是到五四运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思想面貌才出现了飞速的变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中国，是难以在几十年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社会转型、转入现代社会的。与此同时进行着的新文化运动，当然也不是短短几十年就得以完成的。我们的社会科学也像其他工作一样，终究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仅以社会科学内一个学科打基础来说，恐怕就需要十年的时间；要初步建立起一个学科，没有另外十年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力争好中求快，争取在今后八至十年内，为我国社会科学打下一个比较宽广坚实的基础。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十分紧迫而光荣的任务。”

    胡乔木这一篇讲话虽是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后工作讲的，但其意义远远超出具体工作的指导。这篇讲话是胡乔木两年多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实践的总结，相当全面地体现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性质、现状和任务、规律的认识，概括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领导、组织、管理的经验，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告别社会科学院

    胡乔木在党代会上的这篇讲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告别演说。1978年年底，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并兼任“毛办”（即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1980年1月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在中央和相关部门担负的这许多重要工作，使他已经没有多少精力顾及社会科学院的全面工作了。他要把这副担子交给他的后任。这篇讲话正是对后继者作了一个全面交待。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的工作基本上是沿着这篇讲话提出的方向和路径继续发展的。

    1980年，胡乔木还是勉力兼顾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到12月，实在无法分身再管了，他就向中央正式提出了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我目前工作和身体的实际情况，我深感再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实在负担不了”，“为此，提请中央批准我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改任顾问（兼职）”。中央批准了胡乔木的请求。

    因为工作太忙，胡乔木不得不同他“恋爱”的对象“分手”，集中精力去完成中央交给他的许多繁重的任务。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同社会科学院脱钩。他还是继续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倾注他的心血。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创办，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名义，胡乔木一直担任到1982年4月。1982年5月起，马洪继任院长，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1985年6月起，胡乔木又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誉院长。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统揽全局，解放思想，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为社会科学院建构了框架，开创了道路，组织和培养了队伍，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规划，奠定了基础。胡乔木的开创之功是永不磨灭的。著名学者任继愈由衷地赞誉胡乔木“是才与学相副的一位”、“是我国很少数的有通才卓识的一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有今天的规模，并成为全国几个理论研究的重镇之一，基础是乔木同志领导社会科学院时奠定的。”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评论说：“胡乔木同志的生平和他伟大的革命实践表明胡乔木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公认的当代学识渊博、造诣很深的社会科学大家，是新中国社会科学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奠基人。”

    1982年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会向中央提出了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说：“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年来院的工作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和出版的期刊数都比1966年学部时增长了一倍，出版的著作比学部二十多年出版的总和多一倍。”《汇报提纲》还总结说：“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政法、民族、语言、考古、国际问题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积累和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我们曾就经济、政法和外交等问题先后向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还就真理标准、经济规律、按劳分配、四项基本原则、生产目的性、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法制、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语言研究和文字改革、中外历史、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有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发表了近万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水平较高，理论上有所创新。从1978年开始，我们加强了内外学术交流的工作，在国内协同有关单位创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会、研究会，组织了种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科研协作；在国外加强了同各国学者、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的联系，了解了国外研究的动向、观点和方法，推动了学科建设，因而活跃了学术空气，推动了全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个《汇报提纲》可说是对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工作的一个总结和鉴定。

    （执笔程中原）

    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

    程中原

    胡乔木是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创的见解，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本文对他最有建树的几个学科的学术成就作简要介绍。

    一、中共党史研究

    胡乔木在学术上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对中共党史这一中国特有的全新的学科的开创和拓展。

    胡乔木1930年秋至1931年冬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但没有多久就放弃了对历史学的攻读，成了用笔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但历史的机缘偏偏要将历史学家的称号赐予他。由毛泽东决定，《人民日报》1951年“七一”前夕发表了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此，胡乔木的名字就同中共党史研究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一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完整地、系统地简要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表以后，当即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这部书被公认为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对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年39岁的胡乔木，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这部扛鼎之作，不是偶然的。1941年2月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后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编“党书”：最初是《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接着选编《两条路线》，后来又编《六大以前》。通过对党的文献系统的整理编纂，胡乔木打下了扎实的史料根基。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的秘书，胡乔木又直接参加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经验，延安整风中高级干部的两条路线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亲身领受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教诲，对党的历史自有非同寻常的理解。胡乔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又把握了历史的逻辑，挥笔写就一部中国共产党30年的历史可说是瓜熟蒂落。

    胡乔木再次把党史研究作为重要工作来做，是在事隔30年后。为拨乱反正、继往开来，中共中央决定作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三十多年历史作出总结。这个决议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起草的是胡乔木。邓小平提出，这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出全面科学的总结成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

    这项工作实际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已开始。胡乔木是三中全会邓小平的主题报告、全会公报以及加快农业发展等文件的主要起草者，这些文件记录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三中全会闭幕后，胡乔木即在中宣部碰头会上讲话，对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党的历史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等，提出质疑，予以否定。紧接着，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报告，围绕三中全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主题，扼要地评述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更加深刻地批评上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并指出社会政治安定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在1979年春从右面来的错误思潮开始泛滥的时候，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此后，胡乔木又在邓小平指导下主持起草了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严格分开，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批判，对毛泽东思想恢复了七大的提法，并指出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还明确肯定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八大主要文献的指导意义。

    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已经有了这样的准备和基础，但为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历史决议从起草到通过还是足足花费了20个月的时间。作为起草组的负责人，胡乔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意图，集中集体讨论的意见，完满地解决了评价“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历史与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种种问题。胡乔木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所作的《〈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等三十多次谈话、讲话，他起草和修改的决议文本，对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作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如：论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深刻分析“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的根本思想原则，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等，是这一时期胡乔木党史研究的结晶。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胡乔木退居二线。他仍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集中精力投入党史工作。晚年的研究没有原来那种同当前工作的密切联系，更多地具有个人学术研究的特点。他的思索与探讨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驰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代表作是同“党史三会”异曲同工的“党史三论”：1989年春访问美国所作学术讲演：关于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关于中国1958年至1978年间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两项有巨大和深远影响的党史工作，这就是对40年代、50年代毛泽东的回忆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指导和审定。

    “党史三论”都把理论、历史、现实紧密结合而又各具特色。关于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这篇讲演，采取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通过经济分析来回答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文章从中国革命历史的全局着眼，具体分析了5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四个基本因素（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和发展困难，新中国的国际环境：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援助），论证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关于中国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的讲演，论证方法独特。它用主要篇幅具体剖析了1958年至1978年间犯“左”倾错误导致中国经济动荡和停滞的原因，同时又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历史的审视，提出在1957年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从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时，党内存在着两种趋势的观点。论文通过对两种趋势此消彼长的分析，论证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至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年至1989年的中国。“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起来说，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这是共和国40年历史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篇“提纲式的论文”，它贯通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从12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文中提出“中国在50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80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改革开放事业是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的论断，把两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积极成果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精辟独到，意义深远。“党史三论”可以说是胡乔木晚年写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纲要。

    《回忆毛泽东》一书，胡乔木本想从自己了解的情况入笔，写40年代、5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形成一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惜没有来得及完成。在他逝世后两年，编写组把写书过程中胡乔木的二十多次“谈话录”和19篇“初拟稿”，编成《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出版。“谈话录”主要谈全书设想和40年代的15个题目，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胡乔木着重回忆毛泽东从皖南事变到抗美援朝期间的许多重要历史活动，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作了许多深刻的阐述和精彩的评论，对毛泽东的一些不合适的看法和做法，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胡乔木还谈到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说明了一些重要历史活动的原委，澄清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疑问。“谈话录”涉及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研究毛泽东思想要同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同党内矛盾的处理结合起来的思路，对党史、国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初拟稿”是党史工作者在胡乔木指导下查阅档案、进行研究后写成的，披露了大量珍贵史料，对理解“谈话录”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很好的补充。

    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最后一项重要贡献是指导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和出版。1991年夏，他抱病审读了书稿中写中共八大以后三十多年的章节，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并亲笔作了不少修改，使这本书增加光彩，减少疏漏。他为该书写了《题记》，赞扬这是“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说“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胡乔木为党史书的编写立下的一杆标尺。

    类似这样从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对党史研究提出的原则和要求，是胡乔木党史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上述关于编写方面的要求外，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两点：其一，胡乔木反复强调“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他说，“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他提出：“历史要分析”。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分析历史问题。他认为像中国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为什么会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样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需要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要从国内国际历史发展中寻找原因，而不能着重从个人的性格、品质去寻求说明。对于若干认识不一、多有误传的具体历史事件，不应当回避，要实事求是地写清楚。他还提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是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著作的前提。其二，胡乔木一贯主张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他认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我们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唯此，他提出，第一，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第二，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地位。第三，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第四，党史要阐明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为此还有必要把中国党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

    二、新闻学研究

    胡乔木从投身革命开始，同报刊编辑、新闻出版就结下了不解之缘。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主编过革命小报，同时是革命刊物《北方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以后又在家乡盐城办过文艺刊物《海霞》和小报《文艺青年》；在浙江大学编过壁报；到上海后编辑过左翼文化运动的报刊；赴延安后任《中国青年》主编。

    在40年代和50年代，新闻工作是胡乔木投入精力最多的领域。在新闻工作实践中，胡乔木成为杰出的政论家，卓越的新闻学家，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从1941年6月起，胡乔木就在毛泽东指导下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并在改造《解放日报》的过程中做了不少工作。到1946年11月从延安撤退，他写的社论共有56篇（按收入《胡乔木文集》者计）。其中《驳蒋介石》、《教条与裤子》、《请重庆看罗马》等篇传诵一时。1945年在重庆，为《新华日报》写过评论和新闻。在转战陕北途中，胡乔木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新华社不时播发他写的社论。

    1948年春到达西柏坡后，胡乔木出任新华社总编辑。为迎接全国解放新局面的到来，党中央决定集训新华社主要干部。在刘少奇主持下，胡乔木负责集训的组织领导。参加者有范长江、吴冷西、陈克寒、梅益、石西民、朱穆之等十多人。胡乔木主要通过编发稿件，特别是每天晚上的稿件讲评会来训练干部。通过集训，既完成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宣传报道任务，又提高了每个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新闻业务水平。集训期间，胡乔木发现新闻工作中存在不少带普遍性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意见，并由他主持起草，以中宣部和新华社名义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内容涉及“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改善新闻通讯写作”、“改进新闻报道”、“克服新闻迟缓现象”、“加强综合报道”等方面，对整个新闻工作的改进很有益处。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后，胡乔木是第一任社长。新中国成立，胡乔木担任新闻总署署长，1951年又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主管的主要是新闻。在制定新闻工作方针政策、领导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显示出胡乔木作为新闻学家的敏锐、精深和渊博。1956年为贯彻“双百”方针，他又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50年代他为办好《人民日报》倾注了心血。他的基本工作方法，还是一如既往：写稿、改稿和报纸评讲会。据粗略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十余年间，胡乔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和审改的评论和文章总计近五百篇，其中国际评论约二百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杰作。

    进入新时期后，胡乔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关注并不断推进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许多篇热情讴歌改革开放的短评、杂感、随笔。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致力于扭转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新闻工作中的表现。

    胡乔木毕生写下的大量社论、时评和新闻，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珍贵的范本。他对新闻工作的大量论述和关于新闻学的系统讲座，则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写作、领导新闻事业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的结晶，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础。

    关于办报方针胡乔木提出，《人民日报》“要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他多次强调，“报纸是党的工具，是帮助党推动工作前进的”。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1950年3月，他对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三条意见：一要联系实际，二要联系群众，三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报纸是用来向群众讲话的。要把我们的报纸当作表现群众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工具。要把群众的兴趣逐步引导到政治上和建设工作上去。并指出：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报纸才有声音。在报纸上进行批评，对于共产党的报纸来说，应该是一个根本原则。

    在1956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改版写的社论《致读者》中，胡乔木对报纸的性质和办报方针作了这样的表述：“《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明确了党的各种报纸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提出要“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广泛反映国内国际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要“开展自由讨论”，加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的功能，明确表示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从此在报纸上开展了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改版对冲破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又注意警惕右面来的干扰。1982年春，有人曲解“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命题，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为新闻工作摆脱党的领导制造理论根据。胡乔木及时指出，这种说法“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难以成立”。问题的实质是对党不信任。胡乔木阐明：“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共产党具有这种先进性，所以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同不能把近代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据此，胡乔木指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同时他又指出，“我们的新闻事业既是党的新闻事业，也是人民的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是有范围、有限度的。对非党的新闻工作就提不到党性原则。”

    关于评论胡乔木指出：“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主要声音。”“党所以要办报纸，就是因为要对各种事情发表党的意见，发表评论。”他说：“报纸需要各种形式的评论，标出‘评论’的是评论，没有标出来而内容带有评论性的也是评论。”“除了社论之外，还要有四五百字或六七百字的小评论。”还要创造各种形式的评论，特别是“评论性的消息”、“评论式的报道”和“报道性评论”。对怎样写好评论，胡乔木有很多精辟之论。他说：“评论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并不是不要原则，而是要原则同具体相结合，而且生动的东西要多一些。”评论文章的题目越具体越好，结构不要平淡，文章要有变化，有波澜，有辩论，有疑问，有批驳，有激动。好的文章应当是夹叙夹议的。要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适当地结合起来。只有全面反映出事物的两重性——反映本质，又反映现象，才是生动的、全面的。评论文章要写得有兴味，要议论风生。好的评论，都有一定的幽默。评论里真正的幽默，能够把矛盾摆到一个很尖锐的位置上，使评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关于新闻、通讯早在1942年为改进《解放日报》的工作，胡乔木就提出要善于把每天发生的丰富的和有教育意义的新的东西写成新闻和通讯来供给报纸；我们最需要努力发展的，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报纸的生命主要寄托在大大小小的新闻和通讯上面。他认为，只有详细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况吃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文章才能写得有深度，有立体感，生动活泼，让人爱看。他以为记者不定点、满天飞更好，写出的新闻和通讯可以上下左右地议论和比较，现在和历史比较，有人物，有场景，夹叙夹议，生动活泼，读者爱看。

    关于副刊胡乔木在1946年那篇《短些，再短些！》的名文中要求副刊没有太多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每天万把字的版面“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胡乔木谈了办好副刊的意见并亲自改写“副刊稿约”，他主张副刊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只有一种声音，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窄；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刊写稿。他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稿件的篇幅在一千字左右。此后，《人民日报》的副刊基本上是按照胡乔木的主张办的。

    关于多出名记者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培养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是胡乔木对新闻队伍建设的要求和期望，带有战略眼光。他指出：培养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多写评论和述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新闻报道。二是让记者下去，多跑一些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多写一些有深度的通讯。记者不下去，浮在上面，专跑会议、跑“衙门”，是跑不出名记者来的。他指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毕生努力，从三个方面修养自己：一是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二是学术理论、文化知识方面的修养；三是新闻编采业务方面的修养。

    关于文风在延安为改进《解放日报》，胡乔木就提出“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打破一切固定格式”、“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要求。1946年他又提出“短些，再短些！”的著名口号。50年代，他反复强调改进文风，提出“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要尽可能地删短”，要删到无可再删的程度，使读者感到处处精彩而没有一点掺水的地方。“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胡乔木总结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把革命文风同科学态度联系起来进行论述，指出“科学态度是革命文风的基础”。“有了科学态度，我们才谈得到革命文风。”科学态度有两个基本要求：“要求对客观真实的忠实。忠实于实际，而不是忠实于个人的愿望、忠实于个别原理、忠实于个人”；“还要求对客观事物作一种全面的历史的探讨，要求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树立革命的文风，“必须自觉扫荡八股和诡辩”。“革命文风不能从写作过程本身来解决。它只能从对于客观事物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深入观察，革命斗争的锻炼，革命理论的掌握，以及对写作主题的认识来解决。”

    三、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研究

    早在青年时代，胡乔木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怀有浓厚的兴趣。对汉字改革十分关心。1930年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就发表了研究淮扬方言语音的文章。1935年作《向别字说回来》，以鲁迅的《从“别字”说开去》为因由，阐述自己对简化汉字和拼音化的看法。他还发表了一个《全国拉丁化汇通方案》。当时他是赞成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的。

    新中国成立后，适应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文字改革工作。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派，为发起人之一。1953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主任。1954年10月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承担文字改革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胡乔木是制订《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的主要参与者，《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也是他负责起草的。对这三个法规性的文件，他都在重要会议上或作专题报告，或作详细说明。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在制定这些重要文件的过程中得到阐述和论证，也被这些文件所吸收。

    关于简化汉字胡乔木指出，“简化汉字，首先是对已经存在的事实的承认。”“简体字的存在实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汉字简化是历史的趋势，为了减轻学习汉字的人的负担，必须简化汉字。”“现在简化的办法，可以说是一种革命的改良”，“是适合于群众的迫切需要的”。

    关于推广普通话胡乔木指出，语言不统一，使得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遇到许多障碍，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生活里面的一个尖锐问题。推广普通话，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来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汉语本身的发展，对于文字改革，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广普通话，“首先要把标准语确定下来”，“汉语应有统一的语音”。为此，他提出要研究方言，实行有系统的方言调查，要研究汉语的语汇、语法。在1956年起草《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时，胡乔木概括语言学界的意见，提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并历史地、具体地说明这种“汉民族共同语”“是汉语历史发展的自然的结果”；推广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

    关于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说明中，胡乔木从对北京话同上海话、武汉话、南京话等方言的对比中，分析北京话语音清浊、尖团、声调（调类调值）的特点，说明拼音方案为什么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道理；从对比分析汉语和印欧语系诸种语言的不同，说明拼音方案为什么采用拉丁字母为工具而又不完全遵守国际上使用拉丁字母习惯的道理，都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很高的学术性。

    胡乔木是汉语规范化的倡导者之一。胡乔木认为，“在语音方面是统一的，在语法方面、词汇方面是合乎现代汉语规范的。这样子，我们的语言才能够进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为此要做许多科学工作。语言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发现语言里面的客观法则。建立和推行语言标准，这就是实现规范化。他指出：汉语方言分歧严重，使汉语规范化工作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要把汉语规范工作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胡乔木不遗余力地为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胡乔木主持下撰写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接着经他组织，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胡乔木特别重视词典编纂和方言调查。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任务：1956年上半年完成《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编好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至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初步调查。在日常生活中，纠正《人民日报》和出版物（从青年到名家）语言使用上不规范的毛病，成了胡乔木的习惯。

    20世纪80年代初，从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1977年12月）的得失以至存废，引起了文字改革的又一次热烈讨论。1982年1月胡乔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文改会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30年来文改会担负三项任务取得的成绩，就今后怎样继续完成三项任务，特别是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工作怎样适应信息处理和机械化的需要，提出了战略性转变的意见。他指出：“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考虑如何减少汉字的笔画和汉字的字数，零零碎碎地去搞这个字怎么简化、那个字怎么简化；而是要研究和提出一些重要原则，全盘解决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以适应汉字信息化的要求。”胡乔木提出实现汉字信息化的路径，是“首先把现代汉字的字形改造成为许多可以独立的字形组合成的字，也就是先要把汉字改造成拼形的文字。”而分析汉字字形结构应以部件为单位。根据这个思路，胡乔木提出了减少汉字结构单位——部件，减少汉字结构方式，减少汉字笔形，尽量分解汉字等简化汉字的15条原则。这些中肯的意见，是以他长期研究的成果作基础的。其中重要的著作，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身处逆境写出的、长达万字的《汉字部件论》。

    关于简化字的修订胡乔木认为，要通盘考虑，不仅要考虑废止“二简”，对1956年公布的“一简”中明显不合理的字也要考虑改掉。针对有些语言学家急于实行拼音化的主张，他说，“据我看，一百年左右时间实现不了拼音文字”，“汉字是消灭不了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汉字还要用，拼音化的过程将是很长的”。胡乔木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内，仍然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大力推广普通话，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整理现行汉字，制定现代汉语用字的各项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使《汉语拼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完善化、规范化等。这就把文字改革工作放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

    四、文学艺术研究

    文学艺术也是胡乔木一生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领域。1930年4月他还是一个高三学生，就发表了《近代文艺观测》，论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文艺“颓废派一未来派一普罗派的起伏”，并由此表示自己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家学熏陶，中学时代接受了新文学的启蒙，在浙大外文系又提高了欧美文学的修养，他所受的教育和聪颖的禀赋，使他成为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能诗善文的革命文学青年。他在清华大学办过革命小报，在盐城办过进步文艺刊物，1935年到上海后很快就走进了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行列，发表评论和诗作。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仍然保持着对文艺的热爱和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负责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他既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六十多年间，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对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古今中外文艺家、文艺作品、风格流派的评论，对中国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论述，有不少系统的、精辟的见解。这里择要作一些介绍。

    （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采取科学分析态度，这是胡乔木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大贡献

    胡乔木在1981年8月思想战线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同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第一次明确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这番话，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纠正了理论上的偏差，使文艺工作者思想得到解放，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二）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文艺批评，是胡乔木指导文艺工作的主要方式，表达了他的文艺观点和学术思想

    从1936年春发表评论赞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开始，胡乔木文艺批评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褒扬。他欣赏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称赞茹志鹃的《百合花》“是现代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魏巍的《东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抗美援朝的成功之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他认为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写得很好。像陆文婷这样的主人公，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多次称赞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说《共产党人》写得“十分动人，发人深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电影、电视这样的最有群众性的艺术门类，胡乔木更为热情关注。他称赞“1981年电影成绩是很大的”，肯定《喜盈门》“表现了在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美德”，《牧马人》“是有实际生活根据的”，决不能称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他以很大的热情希望“全国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肯定“这部影片的最大突破是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写了悲剧”。他赞扬《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优秀电视连续剧”，“攀登上了电视艺术的高峰”，说明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现代流派后面追，可以制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水平的作品。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到胡乔木的美学理想和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期待。

    胡乔木文艺评论的主要着眼点是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对作品和思潮的错误所作的批评尤其是这样。他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正确的批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对需要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批评要既入情，又入理。胡乔木正是从上述原则和要求出发对剧本《苦恋》和影片《太阳与人》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苦恋》和《太阳与人》“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他指明无论是《苦恋》还是《太阳与人》极力向人们宣扬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与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有的文艺刊物大谈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突破”和“修正”，以及文艺领域的一些错误思想问题，胡乔木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对保守、僵化的思想，胡乔木也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有人不赞成用“党的出版物”来替换“党的文学”的不确切的旧译，不赞成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胡乔木指出，“党的文学这种说法是不清楚的”，“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有很大的必要”，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

    对片面宣扬现代派的批评，显示了胡乔木进行文艺批评的特点：既突出文艺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效果，又从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他肯定“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但需要研究在创新的名义下的实际内容，“艺术不能离开生活”，“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现代派的情况相当复杂，无论中国和外国，不少追求现代派或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还是反映现实、追求社会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但是，“现代主义在20世纪也不能成为主流”，“现实主义产生了许多文学人物、场景，提出了许多有社会意义的问题，道路很广阔。现代派太不能与之相比了。”“如果在利用现代派技巧的幌子下来掩盖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三）对文艺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胡乔木提出了科学的、合乎艺术规律的原则和方法

    胡乔木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而不只是文艺批评和理论著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建立真正有系统的理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有重要意义的成果。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与他的文学著作成果（包括质与量）成正比。要紧紧围绕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现、它和过去文学的区别和继承的关系，做很多的研究。中国文学史“要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面貌，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政治不能够决定文学的发展。当代中国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学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他不赞成以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阶段，那样就“过于着重或夸大政治编年史的影响了”。对那种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充满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四）胡乔木对中国诗歌形式有精深的研究，对创造新格律诗作了探索和尝试

    胡乔木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诗歌形式的研究和创造新的诗体的努力。他指出：中国诗体有两个轨道——一个是三、五、七言的奇数字句型，另一个是四、六、八言的偶数字句型。经过很长时间，由诗经、楚辞时期的偶数字句型为主变为两汉以后的以奇数字句型为主。此后五七言诗成了诗的正宗。宋以后词、曲起来，可以说是三五七言、四六八言的综合。到了“五四”时期新诗出现，情况再变，好像倒过头来，基本上以偶数字句型为主。他又研究诗的音节，发现民歌的音节一般一三五七是重音，旧体诗差不多和它完全相反，更着重二四六的重音。胡乔木指出平仄之分至少在周代就已开始被人们意识到，所以诗经、楚辞中用平韵的作品远远超出用仄韵的。这种情况，历代诗赋词曲和现代歌谣、歌曲、新诗一直没有改变；而且不论实际调值在各时期和各方言区有多大的不同。说明平声、仄声确有明显区别。胡乔木认为要进一步探究：上述规律或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比如汉语中为什么平声字远远超出仄声字？两汉时诗体的变化是不是因为汉语在这时发生了什么变化？胡乔木主张把新诗诗体确定下来。体裁和形式可以多样，但诗总要有一定的约束，要节奏整齐。他“试图运用和提倡一种简易的新格律。其要点是以汉语口语的每两三个字自然地形成一顿，以若干顿为一行，每节按各行顿数的同异形成不同的节奏，加上适当的韵式，形成全诗的格律。”他自己尝试的格律形式是每行四拍（顿），每拍两三个字（音节）；不采取一个或四个字作为一拍的办法，有时把“的”放在下一拍的起头，拿容易念上口做标准。

    五、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研究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胡乔木毕生的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毛泽东、邓小平指导下写了不少文章。这里简要评介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篇。

    一篇重要文章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修改、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胡乔木是文章的起草人。《再论》是4月发表的《一论》（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续篇，针对从那以后全世界反苏反共浪潮继续发展，接连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严重混乱，回答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和建设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同时每个国家又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文章进一步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在指出他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的同时，肯定他的功绩，论定“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文章在系统批判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又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修正主义，指出他们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文章联系历史和现实，批评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和危害，要求克服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第一次提出毛泽东的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思想，并明确指出以此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本立场。通篇文章都运用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使这篇政论闪烁着哲学的光辉。这篇论文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在国际共运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代表作。

    胡乔木另一篇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是写于1990年4月的通信《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此文篇幅短小而视野开阔、思想深远。胡乔木概括一百多年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变化，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这很大进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过去的想法离不开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离开“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传统看法来认识社会主义，就看到了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社会主义阶段的时间由短变长、成熟程度由高变低（主要表现在对商品经济的认识），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这从形式上说可以看成后退……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使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进了。”胡乔木从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点上，有力地论证了“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受通信的限制，胡乔木对新认识没有展开论述，进行论证，但就是从他提出的观点和思路来看，不能不说胡乔木在他的晚年又一次站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前列。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胡乔木作了题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这是1978年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胡乔木科学地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惨痛损失，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尤其重要的是，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发展，“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段话对改革开放作了强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指明了途径。对怎样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胡乔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很多是长期视为禁区、人们噤若寒蝉的。他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遵守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处理好有关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他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他要求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提出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托拉斯），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司法等四方面重要改革建议。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它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个口号在国内广泛传开，对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胡乔木有影响的哲学著作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是继邓小平在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批评了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以后，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和说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作的讲话，经修改补充后在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指出：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其核心和实质是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此文的突出点是区别了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指出许多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没有区别这两种含义，批评那种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的错误思潮，着重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潮的典型命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论述了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出发点，并由此出发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找到了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现实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对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答案。这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文章对“异化”一词作了历史的考察，说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异化的理论和方法，而创造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异化”作为表述某些特定现象的概念来使用，则严格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把异化说成为马克思说明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一般方法的观点，进而认为异化是一般规律也应该成为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方法的观点，同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文章指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根本性飞跃。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如果不承认这条历史分界线，把马克思用以表述资本主义对抗社会关系时使用过的异化概念，搬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必然导致严重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这决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文章批评了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所谓“思想异化”、“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和经济领域的异化的观点。

    以上五个方面，只是胡乔木理论和学术成就的主要方面，他在法学、教育学、出版事业、文献研究编纂学、档案学、方志学以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或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或有高明独到的见解，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而且，他的主要工作和最重要的贡献，还不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而在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从共同纲领、宪法到各种重要的讲话、章程、决议、决定、公报、宣言）的起草、修改以及领导人著作的整理和编辑。他的一生与党和国家的事业融为一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然，像所有的大学问家一样，胡乔木的思想理论、学术观点难免有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也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偏颇，但他那多方面的卓著成就，那不倦探求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学风，不能不令同辈和后人钦佩，给同辈和后人以启迪。他是中国现代学术之林中不可多得的一株乔木，伟岸挺拔，不可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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