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朱镕基

    在毛主席诞辰一百零一周年前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出版了。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乔木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理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道德文章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说，从读《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开始，以后每次读乔木同志的文章，包括刚才马洪同志提到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都使我们产生一种革命的激情和想一口气读下去的热切愿望。一个人的文章能够引起人们的激情，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响，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并不是很多的。乔木同志革命家的品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文化修养，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学习的楷模。

    乔木同志是革命老前辈。我同乔木同志的交往不多，了解不深，但在1978年到1979年这一段时期，我在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在马洪同志手下工作，当时也接触到乔木同志，跟他出过差，整理过材料，多次听过他的报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乔木同志是我们的长者，他在你的面前总有使你如沐春风的感觉，没有拘束，想讲什么话就能讲出来，但是也确实体会到乔木同志的理论、文化、历史、艺术的修养是非常的深厚。你跟他说话，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这就是我的感觉。他往往不是去批驳和纠正你的想法，而是鼓励你把想法全讲出来，但是他从正面讲出他的想法，使你感到他想的比你更深。在他面前，你会油然产生对他的信任感、亲切感和尊敬感。

    另外，我感觉到他的思想作风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吸收新的事物，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我在上海工作的那一段时期，他经常到上海来，每次我都去看他。从他的谈话里面，我受到很多教育、启发和鼓励。当我和他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发现乔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们的思想还要开放。我想，这一个特点就使乔木同志的文章能够经常抓住时代的脉搏，提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一些使人能够深思、很有启发的观点。同时他又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他看了很多的书，很多的材料，因此他的文章具有十分雄辩的论据和令人折服的论证。读这种文章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我认为乔木同志的道德文章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加深了我对乔木同志的理解。这次座谈会是谷羽同志生前就要求我来参加的，我不能不来，因此也讲了这么几句话来寄托我对乔木同志的怀念和对谷羽同志的哀思。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做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回忆胡乔木同志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邓力群

    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们不会忘记它的第一任院长胡乔木同志。他一手创办这个机构、确定了它的基本格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缔造者、开辟道路的人。

    1977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地位相当于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央确定胡乔木担任院长和党组书记，我协助他，担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同意于光远同志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77年11月中央正式发出任命通知。

    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可以说所用得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在中央的经历，胸有风雷、健笔凌云、学贯中西而如胡乔木者，的确找不出更合适的人。

    这时院内的情况仍然相当混乱。1976年天安门群众革命运动中一致反“四人帮”而难能可贵地所形成起来的团结局面，又裂痕四起，你抓我的辫子，我算你的旧账，冤冤相报，纠缠不休。在这样的情况下，胡乔木同我们商量，认为社科院的根本工作还是科研。不过如不把全院的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妥善解决好，科研工作显然不能顺利进行。胡乔木很清醒，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扫除障碍，为科研鸣锣开道的。他说，我们耽误得太久了，再也耽误不起！一定要着力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科研工作上来，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毫不犹豫地抓上去。

    胡乔木主要考虑院、所两级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工作，调配重要的、适宜的干部力量，制订切实而又有雄心的科研规划，创造一切可能达到的科研条件，以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全院的科研工作逐步而又快速地全面开展起来。把清查运动和历史的复查工作，以及其他行政事务，主要交给我来主持和办理。

    建“庙”请“菩萨”

    在组建院一级领导人员的工作中，我曾推荐周扬同志。开始胡乔木对周扬过去树敌过多有所顾虑，在得到了邓小平同志首肯，认为可以当顾问之后，中央也下发了对周扬的任命。当时院党组的组成人员，有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周扬、刘仰峤、宋一平、王仲方等七人。后来我再次提议周扬当副院长，也很快获得批准。接着又调许涤新、宦乡为副院长，齐燕铭和陈翰笙为顾问。到1978年9月，新一届党组（党组书记为胡乔木，党组副书记有邓力群、于光远、刘仰峤、宋一平）成立后，院领导的分工更加明确，胡乔木领导院的全面工作，并负责联系法学所、语言所、新闻所、情报所和教育部的教育研究所等。邓力群协助胡乔木领导院的全面工作，主持院务会议，主管理论工作、院写作组、历史学方面的科研工作，负责联系史学片历史所、世界史所、近代史所，还有民族所、《历史研究》杂志社、《地震历史资料》编委会总编室等。于光远主管经济学方面的科研工作，主管规划联络工作，负责联系中国人民大学，联系经济学片经济所、工经所、农经所、财贸所、世经所等。其他各位副院长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等院领导成员都进行了分工。当时院秘书长是刘仰峤，副秘书长有刘导生、梅益、王仲方、杜干全等。这些人大都是富有领导经验和行政能力的老干部，又是有名望的学问家。为了提高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权威性，“以仕宦为畏途”的钱钟书和潜心做学问的夏鼐，都在胡乔木的登门恳请下，出任副院长职务。

    当时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调人问题上给予我们很大支持。胡乔木大刀阔斧地进人，前后抽调了四五十人，当时都属于既能做知识分子工作、有领导经验，又有科研能力、学有所长，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干部。马洪、詹武、刘明夫、武光、石西民、许立群、刘思慕、梁寒冰、王耕今、薛宝鼎、沙汀、陈荒煤、吴介民、李慎之、浦山、浦寿昌、何方、徐达琛、杨克、梅益、安岗、温济泽等风云来归。这些同志后来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他们为社科院的创建、为党的事业都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这时，许立群担任哲学所所长，沙汀担任文学所所长，温济泽担任研究生院院长，马洪担任工经所所长，詹武担任农经所所长，等等，使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都得到了充实，一时都成了藏龙卧虎之地。马洪后来是第二任院长。他所调来的朱镕基同志就在工经所。乔木还延请费孝通担任了社会学所所长，延请季羡林担任了南亚研究所所长，这是后来的事。总之，乔木同志是凭他的“礼贤下士”精神和苦口婆心，罗致英才于适得之所。这方面原非乔木所长，为了办好社科院，十分地难为了他。

    小平同志曾明确要求，一个研究所党委懂业务的人如果只占30%就太少，至少要达到50%，最好70%，要懂业务的人同时做党的工作。小平称这是“双肩挑”。他还说，领导者自己没有学问，又要领导，一定要靠压人过日子，来表现他的权威，这不行。胡乔木把这些话，都向社会科学院作过传达。

    1978年2月，胡乔木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密密麻麻一片，是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设立六七十个研究所的设想，也就是说要新建五六十个之多（当时全院只有14个研究所）。其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主义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工业交通与基本建设研究所、农林牧副渔经济研究所、技术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数理经济学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东南亚与澳新研究所、南亚研究所、西亚研究所、苏联研究所、东欧研究所、西欧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四大洋及两极研究所等，还有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世界地理研究所、人民劳动与生活状况研究所、城市研究所、人类学与世界民族研究所、逻辑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艺术学研究所、新闻学研究所、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馆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文字与文字改革研究所等。他思路十分开阔，使我感到他既有能力又有魄力，既能想得到又敢于去做到的优秀社会科学领导者。

    这些规划得到邓小平的赞成。邓小平在同胡乔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那就写个报告吧。并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纪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许多科研部门就依照胡乔木的大致设想陆续完善和创建起来。到1980年年底，研究所从14个增加为32个，人员从2000多增加到3700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皇国家最高研究院。

    制订科研规划，确立科研方向

    到1978年10月，我向胡乔木作出汇报后，由我代表院党组作了《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的讲话，宣布清查工作和历史复查工作结束。全院从此放开手脚，上下一心，全力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去。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抓住机会，1979年元旦一过，于1月6日马上召开全院大会，作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来》的报告。从1979年2月份起，全国性的分学科规划会议先后召开。胡乔木先后出席了文学、社会学、新闻学、史学、法学等学科的规划会议。我和于光远也按分工出席了各有关学科的规划会议。这项工作得到有力推动。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计划和长期规划，同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是在胡乔木直接领导下同步进行的。

    关于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胡乔木曾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列入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应该对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作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答复，应该对世界学术作出中国科学工作者特有的贡献，包括编写出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和各种基本的工具书，填补社会科学研究的空白。规划，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最近几年国内情况的基本调查，应该包括科研队伍和领导的整顿、科研队伍的培养，以及社会科学的普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要求。

    胡乔木强调，学术工作不应脱离实际，也不应脱离应有的指导方针，不能武断，一定要提倡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例如他提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而不是文艺批评和理论著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并建立起真正有系统的理论。他说，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生平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仅仅记录过去的史实构不成历史学，而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要注意不断地吸收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当然也吸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至少是没有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成果。没有人能把全部真理说完。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

    乔木经过日夜思考和归纳，曾设想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百个选题，在同我和于光远一起研究确定后正式提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简报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登出。编者按指出，如果我们有一百部涉及中外现在和将来的著作，我们党内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中宣部也在它的宣传动态上刊载，供制订理论研究规划参考。胡乔木思想缜密，做事周到。这一百题不能说应有尽有了，但至少可以说基本上涉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很重要，也确实很复杂。乔木对它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有道理，说通顺了，说辩证了。有鉴于过去“四人帮”形而上学思想的猖獗，他不倾向于提“科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不怎么科学。“科学为政治服务”，只能局限于特定意义上。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而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与经济目标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同样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如果借口“政治需要”，要求科学研究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将不仅破坏研究本身的科学性，最终也要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就适得其反了。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该向社会和政治提供新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可利用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来作有益的借鉴和向导，这样既完成了科学研究本身的任务，也完成了政治所给予的任务。他对历史工作者提出，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并不意味着做应声虫。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是科学的政治，真正适合时代需要的政治，为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服务的政治，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科学家要以科学的良心和以毕生的心血得出的科学成果，来贡献给党和政府，并通过党和政府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历史。乔木同志对历史科学的要求，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胡乔木的带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同志为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作出了贡献。比如，当中央决定胡乔木具体负责宪法修改工作、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长，法学所等单位就搜集整理世界各国有关宪法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对美国、英国、法国、苏联、西德、日本、瑞典、瑞士、印度、南斯拉夫、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有关情况，议会和政府机构的设置、总统和内阁的职权、两院制的内涵和相互关系、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权限的划分，以及各国宪法结构和重要条文的写法等，都作出了系统的介绍。他们为乔木考虑宪法的总体结构、人大的作用、政府机构设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职权范围的划分，人民民主制度如何加强和完善，我们能不能搞两院制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充足的参考资料。有时候工作就像火烧眉毛般紧急。有一次，胡乔木要法学所所长王叔文，把世界各国宪法结构中权利和义务的安排查一下，列一个表，要求第二天9时前交卷。法学所同志连夜查了111个国家。这就像打仗一样，需要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拉出来，得心应手啊！

    给科研人员以应有名义并创造用武之地

    许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掉了。也有不少是十几、二十年一贯制，像工资基本上没有动。一届一届毕业出来的大学生，中青年知识分子，都推在一个平台上，都没有职称，都一律“平等”，干不干、干好干不好都一个样。这不合理，也造成很多困难。工作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挫伤。

    乔木要求把建立作为权力机构的各级学术委员会，设定为科研体制改革的要点，全院设三级组织，即院的、学部的、所的，都设学术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国家需要，确定社科院的方向、任务和科研发展规划，管理全院科研机构的设置、调整，全院经费的分配，重要规章制度的制订，科研成果的评定，重要人员的任免，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活动，以及选举院长。学部学术委员会起承上启下作用，协助院长分工领导各学科。各研究所的所长，由所学术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并实行学术委员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1980年，胡乔木以院长名义给280多位各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请书。胡乔木为这项工作开了先河，为全社会开了先河，包括恢复学术职称评审制度和建立学位授予制度。那时这些东西已经多年不讲了，没有了，沉寂了，胡乔木把它们恢复，重新建立起来。

    恢复学术职称评审制度和建立学位授予制度，从而确定科研人员的定职、升职制度，是一项稳定科研队伍、提高科研水平、保证出人才出成果的重大制度。乔木对此非常重视，抓得很紧。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科研人员定职与升职问题的暂行办法》颁布。1979年就在全院推开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工作，上千科研人员提升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研究人员欢欣鼓舞。

    接着就是建立学位授予制度。在胡乔木的推动下，1979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学位制度的指示。3月22日，教育部和国务院科技局联合组成学位小组，再次研究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问题，当年12月，向方毅、胡乔木、邓小平呈送了《关于学位授予条例（草案）起草工作的报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也很快讨论了这一草案，1980年2月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由叶剑英委员长命令公布，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后来胡乔木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木还在社科院提出建立院士制度，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未能实现。但是不能不说乔木是很有见地的，是为国家的社会科学事业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大知识分子着想的。

    一个科学院，根本任务是出科研成果。发表科研成果是知识分子为国效力的主要途径，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如果得不到发表和承认，是十分痛苦的一件事。乔木特别关心恢复和创办院、所的各种学术期刊，以及建立院出版社的工作，他甚至为之寝食皆忘，甚至把人请到自己家中谈这些问题。胡乔木指导和支持、恢复和创办起来的院所两级的各种学术期刊，在他的院长任内达到40种以上。据说到1982年初增加到了65种之多，可以说繁花竞放。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已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盛名。建立院出版社，更使勤奋有为的科研人员有了用武之地，著书立说，脱颖而出。那个《当代中国》丛书，前面一半就是由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这些都是大得人心的。说起建立出版社，马洪的夫人陈伯林也有一功。

    其他还有如坚持创办研究生院，大力改善科研办公条件，解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等等，都浸透了乔木的心血。凡事起头难，在遭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后，更加困难重重。从人员青黄不接、办公科研条件差，到所需经费，哪一样都不如人意，捉襟见肘。许多科研人员，不仅没有像样的办公室，居处也无转身之地，放一张书桌后就非常地紧巴巴了，书塞得到处是，要用就得爬高和钻到床底下，在书堆里翻个遍。随着调入人员的大量增加，情况越发紧急。

    胡乔木积极运作，找老领导，打通各方重要关节。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直接关怀和过问下，1978年4月间中央指示追加了6.3万平米的基建指标；8月间国家计委将前门新建成的统建宿舍拨出5000平米做社科院周转用房；后来建起的十五层（原来打算三十层）科研大楼建筑面积达7.5万平米，是长安街东头建起的第一座最高的大楼。短短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条件和宿舍居住条件大大改观，当时令许多单位羡慕不已。研究人员的心思由此从根本上安定下来。研究生院4000平米的建筑指标也及时到位建成。后生的科研力量源源不断，青黄不接的情况改变了，继往开来的队伍建立起来了，党和国家的希望坚实地寄予他们。

    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牌子响亮地打出去，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和他们的科研成果响亮地打出去，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开展必要的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活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1978年3月，胡乔木把院外事组升格为外事局。1979年8月，又成立了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这一时期，不少人走出国门，像宦乡去了西欧，我去了日本，乔木自己也去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日本等国。1979年8月语言学所的吴宗济、林茂灿参加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九届语音科学会议。1979年9月中国学术代表团以经济所所长许涤新为团长，一行五人，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同月哲学所贺麟率代表团出席了南斯拉夫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黑格尔大会。1979年10月，民族研究所傅懋勣率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等等。接踵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的团体和学者，越来越多。他们来自瑞士、瑞典、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希腊等。还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官员。除了出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和接待外国学术团体和个人来访，1980年由世界宗教所开始主办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声名远播、蜚声中外的。

    胡乔木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确功不可没。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奠基人

    马洪

    胡乔木同志的生平和他伟大的革命实践表明胡乔木同志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公认的当代学识渊博、造诣很深的社会科学大家，是新中国社会科学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奠基人。

    胡乔木同志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渊博的科学知识，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因为我在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八年，所以我想着重讲讲他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所作的不朽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受党和国家的委托，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他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把被“四人帮”破坏殆尽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组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创建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他特别强调社会科学院要尽心尽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意学风的培养。乔木同志一贯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二）他非常注重学科的建设。他不仅恢复了许多被取消的学科，而且根据中央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先后增设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财贸金融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和相应的研究所，还增设了政治学、马列学、社会学、新闻学、人口学等学科和研究所。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创立了分国别和分地区的研究所，如美国所、日本所、西欧所、苏东所、拉美所、亚太所等等。

    乔木同志总是号召大家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大胆思考问题、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想、解决新问题，这里我举个例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上，乔木同志作了题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这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损失而提出的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正确口号。他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我们搞经济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按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他提出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要重视研究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托拉斯等，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这些在过去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视为禁区，噤若寒蝉，大家都不敢讲的东西。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外引起很大轰动，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学者认为它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国内，“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这个口号随之广泛传开，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对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胡乔木同志思想是非常解放的，是非常讲究实事求是的，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尤其是对改革开放是坚决拥护的，有的人说乔木同志思想僵化，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乔木同志同样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当时，城市的鸡蛋供应，依靠农家一家一户养几只鸡的办法供应，供应差额很大，城市的鸡蛋供应紧张，乔木同志对此很关注。当他听说北京东郊官庄的养鸡场采取现代化的规模经营的方法，获得成功，就立即叫我去实地调查。我在那儿搞了几天调查，当时养鸡场的场长就是现在的农业部长刘江同志。调查之后，我们写了个调查报告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认真听取汇报后，亲自仔细修改后上报了中央，使这一经验得到了推广。现在大中城市里鸡蛋供应基本上都能自给了，这不能说没有乔木同志的一片心血。

    （三）他十分关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队伍的成长。乔木同志很注意团结新老科学家。对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尊敬，经常到老科学家住的地方走访；对新一代科学家非常爱护，经常找年轻科学家谈话，有时还通信，引导和帮助他们。

    乔木同志很重视从社会上招募有名的科学家到社会科学院工作。同时，注重社会科学院本身的人才培养，为此，专门创办了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乔木同志很注意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委任年轻的科学家当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副院长。

    （四）乔木同志同样非常重视科研条件的改善。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长安街建起了第一座科研大楼，也就是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办公大楼，建筑面积7.5万平米；先后建造了3000套约20多万平米的高层宿舍，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社会科学院住房困难户的严重缺房问题。同时，还经过多方努力使社会科学院的科研行政经费增加十倍，尤其是设立了面向全社会的社会科学基金，这不仅解决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经费问题，而且对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推动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一个曾经在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过多年的老兵，我非常敬佩胡乔木同志对发展社会科学这样的热心、这样的负责和这样的富于远见卓识。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怀念乔木同志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功绩

    任继愈

    人生不过百年，百年中有一部分时间接受社会的培育，真正为培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年限并不多，长的几十年，短的也许几年，甚至更短。在近现代史上文化教育界涌现过许多重要人物。像章太炎、蔡元培两位知名人士，对社会影响很大。人们怀念章太炎的贡献，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与孙中山倡导革命，推翻清朝；一件是在苏州讲授国学，培养了一批国学家（实际上是文字学家），形成学派。蔡元培也是在早期参加革命，后来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兼过北平图书馆馆长。他对社会影响大，有贡献，令人怀念的也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为新文化运动提供根据地，开一代风气；再一件是与宋庆龄等人发起保护爱国人士的运动，抵制了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古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唐朝的韩愈做过中央官，也做过偏远落后地区的地方官，按时间算，做中央官比做地方官的时间长得多。他任潮州刺史还不到一年。他的政绩在潮州留下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当地的文教事业。从他开始，潮州有了读书人，人们怀念他，江曰韩江，山曰韩山，连江山也打上韩氏标记。韩愈由潮州调到山阳，在山阳任期比潮州长，但山阳留下的痕迹不多。

    胡乔木同志是新中国的理论家，他受过系统的现代资产阶级教育，他从旧营垒中走出来，投向革命阵营，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使他成为新中国卓越的理论家。他一生从事理论工作，凡在理论战线共过事的同志都有深刻的印象，也有对他更全面的认识。我认识乔木同志是50年代初期，有直接接触、来往较多，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他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短暂时间。他由于工作关系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往又少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的规模不大，学科门类也不齐备，与新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按中国习惯，社会科学包括国际通认的人文科学）的需要很不相称。而且建国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社会科学的系统研究并没有建立。“文化大革命”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部又是全国受“文化大革命”毒害的重灾区。处境艰难，形势严峻。在这种形势下，乔木奉命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他面临的是这种残败局面。乔木同志主持了全院的工作，组建了国家需要的、新的研究所，旧所则加以充实，培养了干部，制定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研规划，把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纳入总体规划之内，设立了帮助科研重大项目的社科基金。他想方设法调动全国有关人员的积极性。

    为了培养大量后备人才，建立了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为后来的科研工作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今天各地大专院校都在培养硕士、博士，当时在全国培养研究生的只有少数几处，社会科学院在当时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有今天的规模，并成为全国几个理论研究的重镇之一，基础是乔木同志领导社会科学院时奠定的。

    在任院长期间，乔木同志的工作方法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主持各研究所的工作汇报会，实际也是现场办公会。本院的职能部门也参加，各个研究所遇到的困难问题，凡是当时能够解决的，决不留到以后再办。

    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不久，有些国外学科发展情况我们了解得不多，乔木同志要求一些学科的专家定期及时向院的领导介绍情况，他也积极参加这类小型的学术报告会。虚心听取各个研究所反映的意见，上下之间没有隔阂。

    在理论研究上，乔木同志善于联系实际，及时指出研究中的问题。在一次汇报会上，有一位研究经济学的同志提出，有些人认为自然科学攻关的题目好定、好找，经济学不好找，想攻关，不知道关在哪里。乔木同志当时指出，社会上到处有可攻的关，像北京市蔬菜供应，市民有意见、不满意，这里有生产问题，也有流通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就是关，值得攻一攻。

    还有一次汇报会上，有人提到山西大寨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乔木同志说，大寨的做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路，还值得研究。当时“四人帮”已倒。大寨这面大旗被认为是唯一的农业发展的典型。乔木同志较早地提出大寨的路值得研究，当时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乔木同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把注意力局限于本院，而是随时随地考虑到新中国发展社会科学的全局，比如制订规划，与全国各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协商，决定课题，分担任务，对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他还倡议、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部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工具书。为此发动了全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参加，并从中遴选称职的各科主编。他定下了极高极严的标准，提出的要求是“请最合适的人写他最合适的条目”。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已出齐，成为建国以来最有权威的大型工具书，得到国家的特别奖。而当年倡议、筹划者乔木同志已离开了大家，未能亲见此书的全部竣工。

    乔木同志看到中国已走向世界，一方面我们要多了解外国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也要正确扼要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他倡议编辑一套《当代中国》丛书，如实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各方面的成就，为祖国在国际上树立光辉、准确的形象，既可总结我们建国以来自己走过的路，创造和积累好的经验，也是对国内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说服力的活教材。这部丛书，有按行业门类从农业、工业、文教、科技、国防等各方面反映新中国的成就，又有按地区、行政区域的分省市的综合介绍，设计宏伟、纵横交织，构成新中国各个领域的新画图。这样的大规模文化建设也要调动全国各地、各行业、各民族共同的积极性，才能办到。这部大的丛书已陆续问世，引起国内外的瞩目，这是新中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阶段性的总检阅，可惜乔木同志也未能看到它全部完成。

    国内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的偏重在哲学，有的偏重在历史，有的偏重在经济学，有的偏重在党的建设理论。学问各有专长，又各有局限性。但是作为有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却要具备高度综合、概括的本领，能贯通多种学科，沟通学科之间的关系，而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实在不多，应当说为数很少。乔木同志就是我国很少数的有通才卓识的一位。

    作为理论家，一方面要有深厚的学力，另一方面也要有理论的天才。才与学相匹配，具于一人之身的并不多，乔木同志是才与学相副的一位。

    建国45年，我国在科技、史学、文学、军事学等很多方面涌现了许多人才，唯有理论界人才涌现得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危害人才成长的一个原因是有一度理论界被假冒伪劣者窃踞领导岗位，致使真正人才难以得到施展的机会。乔木同志在艰危中尽力发挥了他的才能，并使之化成精神财富，留给后人。如果我们国家有几百个，哪怕几十个、十几个真正的理论家出现，并得以充分发挥其潜能，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比今天繁荣昌盛得多。像乔木这样的理论家太少了。

    乔木同志从事理论工作几十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只有短短几年，在他全部历史中只占一小段，就这短短几年，他为中国社会科学作出的贡献值得人们长远怀念。

    （原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良师·益友·同志——缅怀胡乔木同志

    温济泽

    胡乔木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良师、益友，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20年中，他始终把我看作同志。

    我和他相知，是在1939年，在延安。那时候，他在中央青委做领导工作，我在中宣部当干事，同时受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委托编写一部高小适用的《自然课本》。他领导《中国青年》杂志，曾派人约我写科学小品。

    后来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在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做学术秘书和研究员，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整风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发动了反王实味斗争。王实味是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总题目叫《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毛主席看了，托乔木同志代他给王实味写了一封信，指出文中宣扬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对同志进行批评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团结的。此信写在康生插手反王实味斗争并把他错定为“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之前，批评是中肯的。我听说了这封信，也知道乔木同志调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这时还没有同他见过面。

    我和他初次相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年5月23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大会，在毛主席做结论之前，会场上就几个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作家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时，乔木同志站起来发言，他反驳了作家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意见，那从容说理的态度，简而有充分说服力的言辞，引起很多人的钦佩。我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他的。

    1943年初，我调到解放日报社，以后，又调到新华社，在报纸、广播岗位上工作了十五六年。毛主席交给中央机关报和新华社发出的文稿、新闻单位送给毛主席审阅的文稿，都要经过乔木同志，毛主席对新闻单位有什么指示，有些也由乔木同志传达，这样，我们之间的接触就渐渐多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之后进住西柏坡期间和建国初期。

    1948年5月，毛主席、党中央到达了西柏坡，新华社也从太行山区迁到西柏坡附近。当时社长是廖承志同志，乔木同志兼任了新华社的总编辑。10月，乔木同志抽调了二十多个同志组成一个小编辑部，搬到西柏坡，及时编发重要稿件。当时正是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新闻报道工作十分紧张。除一般战报总编辑可以签发外，重要战报要送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审签，有些还要送毛主席审阅签字后才能播出。每天晚上，小编辑部都要开一次会，由乔木同志讲解：头一天编发的稿件中有什么问题，在政策的掌握上有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有“左”的偏差（如新解放城市的工商业报道中就有过这样的偏差），哪些地方有右的偏差（如优待高级战俘的报道中就有过这样的偏差），在写法上、语法修辞上有些什么毛病，当天和今后写稿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当时我留在社里主持编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出的稿件，天天都听到乔木同志讲话的传达，深感受益匪浅。当时有些要由广播电台在对蒋军广播节目中播出的稿件，就直接送到我们口头广播部。我记得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刘伯承、陈毅将军”的名义，分别向蒋军黄维兵团播出过五次广播讲话稿，头两次讲话稿是毛主席亲笔写的，后三次都是乔木同志写的。当时我们把这些稿子作为范文学习过，主要是学习稿中如何针对敌军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用什么措辞更能体现政策和适合分寸。

    建国初年，乔木同志担任新闻总署署长，直接领导中央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头年把，中央文件不直接发到这些单位，规定这三个单位负责人每两个星期到中南海乔木同志那里看一次中央文件。我在广播事业局工作，见到乔木同志的机会就增多了。他有时找我们谈谈话。有一次谈到“新闻背景”问题，他说，要学会运用新闻背景材料，打比喻说，就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黑板就是背景，有黑板衬托，粉笔字就更加清楚了。又有一次，他讲到新闻单位负责人的把关问题，他说，你们要把好关，不仅政策关，还有文字关，审稿要仔细认真修改，不能像电车、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那样，不管谁上车，都卖给他一张票。他写文稿十分重视语法和词章修养，曾请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写了一系列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要凡是动笔杆子的人都认真学习。还有一次也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50年5月8日我们去看文件之后，乔木同志通知说毛主席要见见我们，他带着我们去菊香书屋，毛主席站在门口迎接，乔木同志一一介绍。轮到我时，他说，他不久以前在《时事手册》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原子弹问答》。后来乔木又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得很通俗，打的比喻很能帮助读者加深理解。

    这些就不多说了，我想会有人写得更多。下面谈谈我身处逆境时同乔木同志的交往。

    大概是1967年的一天，北京和全国都笼罩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之中。那时我已调到北京广播学院，正在受“群众专政”，但还有到医院看病和每星期六回家的自由。有一次，在14路公共汽车上，车到一站，门打开，我看到乔木同志上车，就点头致意，站起来让座。他用眼神告诉我，叫我不要跟他打招呼。他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我既让座也就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中间隔两个人，我们的目光偶尔碰到一起，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他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我以注目礼送他，看到一个人原来是跟他上车的，也跟他下车，大概是“监护”他的吧。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乔木同志的消息，非常惦念，这次车上相遇，又喜又忧，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了呢？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10月的一天，此时我已获得“解放”，我到廖承志同志家中去看望他。廖公（我们这样亲切地尊敬地称呼他）原是新华社老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总理保护他，让他住在中南海。后来患了心肌梗塞进了医院，此时刚出院不久，在家休养。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一见面，寒暄了几句，他就谈起关于乔木同志和我的一件事。

    他说，1958年10月，乔木同志听到我被划为右派的消息那天晚上，快到半夜了，匆匆打电话，跑到他家里，一见面就问：“你知道温济泽同志被划成右派了吗？”他们两人都认为从历史上全面地看人，不能把我划成右派。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到中宣部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报到书记处，无法改了。乔木同志叹气说：“又毁了一个好同志！”他们仍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我。

    在这次同廖公谈话之后的一段长时间里，我每几个星期去看望一次廖公，每几个月去看望一趟乔木同志。头一次到乔木同志家，我表示自己这些年一直都在更加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力所能及地为党做一些工作。他以信任的眼光鼓励我。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闻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当时我正在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正在编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列宁论广播》。后来这本书出版了，我曾送给他一本。这期间正处在十年动乱之中，每次见面，他都寡言少语。我没有同他谈过划右派的事，他也从没有问过我，我知道他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1978年1月的一天，这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一年多了，“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这天晚上，突然有一位同志找我，说乔木同志打电话到他家，要找我说话（那时我家里的电话被拆掉已快20年了）。乔木同志问我：“我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急需调些同志，你愿意来吗？”（当时乔木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考虑了一下说：“愿意。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调可以吗？”他说：“你先调来，说不定到这里能较快地解决哩。”他说由他找张香山同志（当时广播事业局局长）商谈调我的问题，要我等着。过了大约两个星期，乔木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谈了三次，香山同志终于答应了。他说：“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我犹豫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他说：“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我再次要求谈好再去，他坚持要我先去后谈。我只好同意了。当时乔木同志的妹妹方铭正在他的身旁，方铭同志后来告诉我：“他挂上电话，对身旁的人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到社科院了。’他可高兴啦！”

    第二天早上7点半，我如约到他家里。他让我搭上他的车，到了社科院。在他的办公室里，同我谈了差不多两小时。谈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分裂成两派和怎样闹派性的，两派是怎样在悼念周总理逝世时开始联合起来的，他和邓力群、于光远同志（当时他们两位是副院长）来了以后是怎样整顿的，又谈了当前状况和近期打算，最后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刘仰峤同志，副局长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我连忙推辞说：“我20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做好普通一兵。”乔木同志说：“这是党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我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既觉得20年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又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但到办公室一看，秘书小于已经帮我布置好一间办公室了，同志们待我都很好。我深深感到乔木同志对我的这种“同志情”，“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我首先抓紧做工作。我想，总不能一上班就要求解决自己的党籍问题吧，只能等等再说。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乔木同志因病住院了。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邓力群同志主持全院日常工作。院里派十个同志组成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指定我当团长。我推辞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在会上，遇到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碰见新闻界的不少记者，他们和我久别重逢，备感高兴。但是我只能参加大会和小组会，党的会议不能参加，颇为别扭。不久乔木同志出院了，我就向他提出我的党籍问题。他要我向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政治部转上去。我很快就写好了，说明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广播事业局原党组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乔木同志，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同志，也各自为我写了证明，证明我被划右派确是一件错案。当时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很快就批示对我的错案“予以改正”。我是当时被中组部批准“改正”右派错案的第一个人。

    我在44岁时被错划为右派，64岁时得到改正，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怎么能不拼命工作呢？当时乔木同志很多时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社科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力群同志主持。力群同志有一次找我谈话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我很感谢力群同志和同志们对我的爱护，乔木同志也这样关怀我，但是，我怎样才能弥补20年的损失呢？何况当时我的负担确是很重啊。

    当时社会科学院有14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要联系这原有的各个所，又要协助筹建新的研究所。乔木同志要我参加了筹建新闻研究所的工作。四五月间，乔木同志又提出要各所招研究生，以缓解当时各所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招考的结果，全院从几千人中录取了440人。原来准备各所招的研究生由各所自己带，后来因各所都认为自己带有困难，到七八月，乔木同志提出筹办统一的研究生院。他高度重视创办研究生院的工作。他说，通过办研究生院，可以充实各所的后备力量，提高各个所的工作，历史会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希望大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把研究生院办好。他亲自抓了创办研究生院的工作，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系主任的人选，他都一一过问。他任命周扬同志为院长，要我兼任副院长。在办院的头一年，我兼任局和院的两方面工作。一年之后，才专任院的工作。1982年，周扬同志病重，我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离休。

    1979年初，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同志向党中央提出建议：编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革命烈士传。当时乔木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我欣然从命，认为编烈士传是后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乔木同志叮嘱我，现在百业待兴，国家困难，你做这个工作，要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另立专职机构，不要向国家要编制，不要向国家要经费，利用你现在的办公室兼着搞就行了。我当时主要是利用在科研组织局的办公室，联系了十几个单位，从十几个人逐步扩大到八九十人，组成了一个没有列入国家编制的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的业余编辑部，从社科院经费、中组部党费中拨了些钱，就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在延安七大以前参加过中组部主持的《死难烈士英名录》的编辑工作，当年列入英名录的烈士不到一万人。我因此提出了一个编写两万烈士传记的计划。乔木同志批示：不能编成烈士英名录或大辞典，而应编成“公众读物”，立传人数1000人也嫌多，每篇传记几百字又嫌少。按照这个批示，我们同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史、民政部门反复研究，经乔木同志批准，最后确定立传的烈士人数1000多人，编写传记800多篇，按革命历史时期分编成十卷。从计划、征稿、采写到全书出齐，历时12年。1991年全书出齐的时候，作为向党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按照这部书的体例，后来许多地方（不少省、市、县）也都编印了当地的烈士传。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中央和各地民政部门登记的烈士总数近150万人，有很多烈士还无法登记，这可以说是纪念先烈和教育子孙后代的一份重要教材。

    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当时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乔木同志，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我曾经帮助杨之华同志整理过瞿秋白文稿，杨之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文稿都已散失了，我又把这个委托担当起来。乔木同志再次嘱咐我要节省人力财力，我又组织了十几位业余编注人员，向文献研究室要了些必要的经费，开始工作。总共搜集了约六百万字文稿。经乔木同志同意，首先在1985年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14卷，其中政治理论编8卷，文学编6卷。文学编由于有50年代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作为基础，新编的已经在1988年全部出版，政治理论编已经出版五卷，还有三卷将在明年6月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60周年时全部出齐，这将是对瞿秋白同志一个最好的纪念。

    乔木同志又是全国新闻界的老领导。1983年，在他的指导下，中宣部召开了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第二年，又开了第二次座谈会，会上成立全国新闻教育学会，公推我为会长，又得到乔木同志的赞同，我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93年。

    我和乔木同志相知、相识、相处半个多世纪。回忆起来，真有说不尽的话。像对许多人一样，我也看到乔木同志有些弱点和缺点，但是更多看到的是他的优点和长处。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献身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对同志善于理解、善于任用、赤诚相待、乐于助人的友爱精神，都是我永志不忘的。写到这里，我记起了他在1983年写的题为《小车》的诗，是他有感于杨水才（河南许昌桂村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农业中学校长）的豪言壮语“小车不倒只管推”而写的，诗的最后四句是：“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催。”乔木同志这种生命之光不灭、奋斗之火不熄的精神，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原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忆乔木

    常念斯

    昨天收到《回忆胡乔木》一书。傍晚携书回家，晚间开始读许多熟人对乔木的回忆。一张张照片把人带回往事中去，一篇篇回忆文字，使我泪下，不能卒读。躺下后，中夜又起床挑灯，接着读到早晨3点，有些篇读了还又再读，那些照片看了还又一再地看，泪珠也忍不住一再地流。

    记得1946年乔冠华以乔木笔名写了一篇《论国际形势》，十分精辟，在国统区大家争相传阅。那时就听说，还有一个北乔木比南乔木水平更高。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政府机构和负责人名单中看到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字。真正见到乔木是1951年他所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刚发表时，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听他作学习辅导报告。那时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白面书生。使人惊奇的是一个上午的报告会，他不用稿子，只是站在那里安详地娓娓地说，把历史讲活了，使人体会到一点革命走过的艰辛道路。回家继续看笔记，竟就是一篇严密完整的文章。那时已听说他有胃病，心想一定是劳累过度所致。哪知不久他就胃穿孔动大手术了。乔木的风度，从一开始就给我一种“龙井茶”的印象，看似清淡，却给人醇甘的味道。田家英给我的印象是颇有点英气逼人的才子；李锐1952年还在湖南任《新湖南报》社长（同时好像也是省委宣传部长）时，在长沙听他谈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事迹，也是才子型的人物，但两人似都没有乔木那样深厚的修养。

    那时，袁水拍在编《人民日报》副刊。有一次，他写了首儿童歌曲，其中有一句“我们的千万只小手高高举”。听说乔木托人带话给袁水拍，孩子们不会称自己的手是“小手”，那是大人的话。这件事我还记得，不仅是惊奇乔木看报刊这样细致用心，并且也从中思索：群众观点不是恩赐式的自上而下，而是自己作为群众的一员来看事、想事。董边文章中写乔木对《中国妇女》杂志编辑方针的意见，要让妇女来讨论自己切身的问题。我体会这思想在乔木是一以贯之的。

    真正和乔木在工作中接触是自1977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之后。他到任上班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带着行政管理局长打扫院大楼的公共厕所。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旧学部人人逍遥，只顾自己，风纪荡然无存的学部大院里是一种无声的精神动员。当然，乔木更关心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怎样建设的问题。他在为邓小平起草的重要讲话稿中写入不仅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社会科学也同样落后。这对那些以为有了马列主义，就一切真理在自己手中的人是一大触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总估计，才使人文社会科学能冲破藩篱而发展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在社科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扩大会议上，乔木在报告中着重指出，马列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促使人们去不断探索。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借鉴外国的经验。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两个凡是”还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时，提出“解放思想”的响亮号召。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展开讨论，是这种解放思想的精神产物和继续。乔木不仅奠定了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路线，还亲自请费孝通重建社会学，担任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使社会学这个学科在1957年被取消之后恢复了名誉，重新建立起来（后听说乔木又有点悔意，那是另一回事），并由此带动了其他许多新学科的建立。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举。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第一个访美代表团，乔木本来是团长，直到临行前一周，由于医生劝阻，才由他改请当时社科院领导人中最有国际活动经验和世界眼光的副院长宦乡带团出行。在此前后，社科院的两任外事工作负责人虽然有不少外事工作经验，却都因不善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一再受到乔木批评，而终于离去。这项工作后来由宦乡主持，很快便开展起来。对此，乔木是感到满意的。乔木在社会科学院的建树远不止此，对爱护发挥老学者、老专家的专长和培养提拔新生一代，他都亲自作了大量工作，这些是任继愈先生纪念文章中没有提及的。

    这十年来，有人在社会上制造一种舆论，称乔木是“左王”。《回忆胡乔木》一书中许多文章作者，其中有老干部（如温济泽），也有党外人士（如萧乾），他们的亲身经历都说明乔木毕生工作，主要着力的是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反对“左”倾关门，反对“左”倾教条，反对政治运动扩大化；对于被错误地遭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尽力帮助平反。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在中国国内革命的残酷斗争环境和在国际共运反对斯大林与苏共控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有长期的历史。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后，引导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却由来已久，影响很深。革命全面胜利后，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倾向不断发展，导致1957年至1976年犯下严重极“左”路线错误。从外面看，乔木是在权力中心，其实，乔木既不是长征干部，又不曾带过兵，也不曾掌握过一个地区的党政领导权，他只不过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办事人，而不是政策制定者。他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范围内，他竭力反“左”，直到最后“文化大革命”时，自己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粉碎“四人帮”后，建立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从外面看，乔木俨然成为思想理论方面的“领导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实他依然只是个“翰林学士”（苏东坡的最高官职），是个散班常侍。对改革开放这样一件新事，即便在赞成的领导层人士之中，也有各种不同主张，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是健康的，是改变毛泽东时代一人说了算的专权体制，走向民主所必须的。任何人的意见，有对、有不对，也是正常的。15年改革开放，有成就，也有失误，怎样分析评价，也有待时间检验。把乔木骂为“左王”，是一种缺乏严肃善意态度的攻击，是正直人所不取的。吕叔湘先生在书中的端正题词，表达了一个正直老人的心。季羡林先生文中对这种攻击的反驳也是我心里的话。

    许多文章里都提到乔木也有他的错误不足，但都是“为贤者讳”的笔法，在目前情况下或者不得不如此。从后人向历史学习来说，人物功过是非总要还他本来面目。乔木也有随从执行“左”的路线的时候。我以为正如不必向红卫兵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样，因责任在毛泽东。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有错误不当之处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给予的局限性，乔木也是如此。而且他有时还有一种认真到了天真程度的执著。他一方面说自己精神经常处于自我批评状态中（沙健孙文中援引），一面又还会坚持一些错误的看法和做法，这比自认一贯正确的人，我以为还要高一筹。有的人说乔木善变，把这看作乔木个人品质的问题，我一直不敢苟同。袁鹰文中说乔木的本色是诗人，这是一方面；刘大年文中列举乔木作为历史家、思想家的思想探索，这是又一方面。两方面合起来，都是乔木的本色。他以诗人的炽热感情和思想家的严肃探索倾注于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又由于风云际会而厕身于复杂的权力中心夹缝里，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各种复杂错综的高层政治斗争。我想，这不能不在他内心引起巨大的痛苦。力群文章中说：“乔木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我想这不仅如力群所说，和他的性格有关系，而是埋藏在他心底的、为革命事业感到的痛苦。他对毛泽东既忠诚敬佩，又痛感在最后二十年里的错误在全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在他心灵里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逝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的错误？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思想勇气！按说已经有了关于党的历史的两个决议，在一般人会觉得已经交代得过去了，但对参与起草这两个决议的乔木来说，这个历史的巨大痛苦一直压在他心上，不然，他不会去想的。作为思想家的大胆探索，他的思想在辩证地运动，有时会今天否定昨天的想法，这是常有的事（他的文章一改再改，也就是思想认识在发展变化），以此来责备他善变是没有道理的。在复杂的环境里，他先发表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又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而不得不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在他身上“士”和“仕”的矛盾。在形而上学者眼中，人不能有矛盾，有矛盾就证明不真实。其实，恰恰因为有矛盾，才更反映真实。如果乔木一心做官，就一心“唯上”好了，也不会矛盾。有矛盾就引起痛苦，这个痛苦既是巨大的，又是具体的。谷羽文中说到乔木为聂绀弩、沈从文、邵荃麟的夫人……以及萧乾文中提到的许多人，或是政治生命被剥夺，或是生活中、工作中各种困难，乔木总是满腔热诚，尽力帮助解决。在这满腔热诚中，使人感到乔木的心在痛，但是他的官场身份不容许他心痛，这只能更增加他的隐痛，使他“严肃、不苟言笑”，难道不是这样吗？

    乔木曾请戈宝权帮他查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扉页上援引题词“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话的出典。为什么这句话如此触动他的心呢？使人不禁要想：这岂不也是流露出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吗？

    从1990年初起，乔木把他一生中最后的精力倾注于写作一部回忆毛泽东在40年代和50年代思想与活动的著述，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项工作，希望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留给后人。在考虑酝酿这项工作时，乔木的心情也是极不平静的。他曾为友人手书条幅，端庄工整，笔力遒劲，宛如其人，而又全然不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录、写的是宋无名氏《水调歌头》：“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篓。银艾非吾事，丘壑已磋跎……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回首望霄汉，双泪坠清波。”而后讲，“词作者盖生于北、南宋之交，悲歌慷慨，一唱三叹。写后，自己也深受感动。”这是乔木内心的一角，是人们难得去体会的。

    写下这些，一是不能自已，向乔木献一瓣心香，二是历史人物往往盖棺后，评论才刚开始，或许有朝一日，大家会想再写点什么。

    （本文节录自作者写给邵东方君的信。《读书》杂志1995年第12期曾由编者拟题发表。在发表前作者作了修改和增补，该刊未及采用。本书按作者的修改稿收录）

    娴雅举止下心底的热焰——回忆胡乔木纪事

    朱元石

    我很有幸，于1975年到了以胡乔木为主要领导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我们年轻人，早已知道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不仅心仪已久，而且有神秘感。一见倒很平常，文弱书生模样。

    胡乔木温文尔雅，性情平和，说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听他讲话，只要能一字一句记下来，就惊奇发现，即是一篇如同已经经过字斟句酌、神工斧削的文章。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热火朝天，但是中兴波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久便被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四人帮”和“四人帮”的投机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了。胡乔木又一次陷入了政治危机。

    有一次，我在紫光阁旁的小道上，不期与正在散步的胡乔木遇到，也就同他一起走着，有生第一次与他这样切近地说话。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上海人。他噢了一声，并不无调侃地说：在上海，上海人可是看不起苏北人的呀，苏北人大多是在那里做最底层的工作的。可是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些被看不起的人在工作，恐怕就很难维持了，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我说，是的，但不少地方可能都有一种盲目的地域偏见，从而会有意无意地排斥外地人。

    然后不知话头是如何转来的，他说他重新做工作以来，就有一种特别兴奋的劲头，觉得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所以就像拼命三郎似地踢打。他对当时的前景并不太乐观。说他前一阵子的劲头也许是回光返照吧。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十有九年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才再一次获得了舍命陪君子、拼命报效党和国家的机会。

    “四人帮”丧尽天良，很快倒台。大家都欣喜若狂。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带领政研室全体人员到天安门前游行庆祝，欢天喜地地走了一圈。胡乔木一下子年轻了，不苟言笑的胡乔木脸绽笑容，跟着大家一起高喊口号。

    1977年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部级单位，派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三位领导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去。胡乔木任院长和党组书记。邓力群协助他，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于光远也是副院长。于光远是胡乔木向中央推荐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陷入困境的时候，邓力群和于光远是最保护胡乔木的。当时邓力群是采取大包大揽，把自己做过的事的一切责任都担当了起来，不推到胡乔木身上。于光远是另有高招，说东道西，讲得很热闹，但造反派听了却是一本糊涂账，抓不到胡乔木的半点把柄。所以这三个人整整齐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成为一片叫好的盛事。1977年11月中央正式发出任命通知。

    当时朱佳木随胡乔木、我随邓力群一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组建院一级领导人员的工作中，邓力群曾向胡乔木推荐周扬。邓力群认为，毛主席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现在周扬还没有工作。周扬调入后，也很快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草创阶段，困难很多。办公室不够，宿舍不够，随着大批干部和研究人员的调入，这些原已存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本来已经够拥挤的办公室越发不够用。为解决燃眉之急，胡乔木和邓力群首先合计把他们两人的办公室合并，让出一个。那时实际就是朱佳木和我在胡乔木的办公室里摆了两张办公桌，邓力群的办公室完全腾了出来。这在领导同志之中起了带头的作用，反响很好。叫唤办公室小、太挤等的声音一下销声匿迹。

    尽管办公条件有限，但是也要搞得整齐清洁，这是个机关单位的风貌问题，不可小视。越是困难越要有一种精神来支撑。胡乔木看到厕所很脏，就自己动起手来，打扫卫生。这种无声的、榜样的、没有批评的教育，使人们感动不已，全院上下每一角落里的扫把和抹布都跟着动了起来。后来新调来的外事局局长王光美，竟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又让人们好好传闻了一阵子。都说老革命的作风回来了。艰苦朴素不简单！邓力群坐的小汽车，是一辆已用过很久的伏尔加，已经很破旧，开起来就像老牛拖车。上面又为邓力群配了一辆红旗轿车，他说我的车还可以用，把它配给周扬同志吧。这辆有些气派的红旗轿车便让给了周扬。这也成为领导同志之间的一段佳话。在胡乔木的带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正气抬头，歪风邪气吃不开。人们计较小事的心没有了，便一心扑在了工作上。

    胡乔木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成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一心一意要把它建设成能起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作用的阵地。

    这个时候他是很忙很忙。他还是中共中央的副秘书长。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责任更重了。他自己身体力行，不断地为中央起草各种文件，并兼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支队伍左冲右突。他以“还我青春年少，达旦不须辞”的壮怀激烈的情怀鼓足干劲，以“老马知途好着鞭”的自觉奋发勇进。身上的病痛不算什么，“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

    1980年2月，我根据邓力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次讲话，写了一篇文章《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约有三四千字，不算短了，发表在2月22日的《北京日报》，占了第一版下面近半版。新华社为此也向全国发了通稿，许多报纸转载，反响很大。邓力群说我写得不错。据《北京日报》的同志说，胡耀邦也打电话去表示很高兴看到这篇文章。胡乔木因为办公室合并后总是有所不便，不大到办公室来。有次由黎虹陪着来了，他向黎虹介绍说，这就是朱元石，声音轻得其他人难以听见。黎虹走上来热情握手，我看得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秘书，不像我完全是一个生手。后来又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来院的胡乔木。他说，那篇文章是你写的？难怪乔木这样问，因为文章的署名是“元石”，没有出全名。我回答说，是。他点一点头，嗯了一声，没有说称赞的话。我知道，在他这个夫子面前，我的文章是否论述到家，是否完善确当，那是不一定的。在他每字每句都要较真的老人家的眼里，这篇文章一定有不少不足。胡乔木在理论问题上更不轻易表扬人，他的严谨作风我始终心悦诚服。他没有批评，就是对我的鼓舞，我心满意足了。

    后来他老人家也多次说了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话，我发现刚把院长职务辞下来、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的胡乔木，1981年1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郑重地说：在政治上，我想也应该这样说，社会科学院至少是绝大多数的所，是能够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上跟中央保持一致，和我们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这两个要求之间并不矛盾”。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和国务院领导的一个社会科学机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的，要同怀疑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斗争。“中央提出与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怎样起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只能通过它的科研产品。不作这样的努力，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在胡乔木的精心领导下，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有了相当声势，全院工作人员已达3760多人，党员占到一半，有1880多人。1980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胡乔木在报告中首先说，得到中央书记处的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党组的工作就结束了。我这个院长要做些什么，我想讲一下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胡乔木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要为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服务，为社会科学院本身的现代化服务。“首先，它应该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这也就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这个报告，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乔木说，政治是政治，学术是学术，政治也可以作为科学来研究，“我以前说过，我们不希望把社会科学院变成一个时事论坛，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科学院的身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不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讨论政治问题，就是把政治当作一个科学的对象，它要写出有严肃性的、有充分论证的、系统的科学著作。”“我们不但过去搞了很多的清规戒律，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守着这些清规戒律，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门应该是最富有生气的科学变得没有生气。我们的社会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我们的共产党员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研究新的材料，研究新的问题，研究新的方法，写出新的著作。”胡乔木已经看了当天的报纸，他说，“今天的报纸上发表了邓小平同志为儿童节给中国少年报的题词，上面说，希望全国的少年儿童要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我们不是少年儿童，可是，我们需要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这只有通过严肃的科学研究，拿出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相称的产品才能做到。”胡乔木在解放思想方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方面，常常是站在前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是在胡乔木坚持下创办起来的。结果喜人，现在许多从这个研究生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不少已经是科研战线上以至其他战线上的骨干和领导了，他们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新一代中坚力量。胡乔木曾对研究生院给予特殊关照。有一件事是很感人的。研究生院初办，吸引了全国的不少有志学子。有一位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的残疾青年翁绍军，在他考入研究生院以前，他是在上海市烫金材料厂工作，曾在1977年被评为市轻工业局的先进工作者。他的下肢残疾，是幼年时患小儿麻痹症造成的。他在考入研究生院前，胡乔木曾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过调查，看有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再决定是否录取。哲学所曾派专人到上海进行审核。但是到1981年9月三年制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出来，分配到上海的一个科研单位，其人事处竟因他有残疾而拒绝接收。他拄着拐杖到处求告，奔波了9个月也未能解决。胡乔木得到反映，即于1982年6月29日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写信，要求过问一下，尽可能给予这样的不幸者以人道的援助，说，他既能自理生活，为何不能让他研究西方哲学史呢？“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同志的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后来我在把这封信编进《胡乔木书信集》时，不觉为胡乔木的这种金子般赤纯的心所感动，止不住流泪。

    事儿很多，不胜枚举。

    1980年12月，胡乔木鉴于自己的头衔越来越多，在中央的工作越来越重，“深感再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实在负担不了”，终于向中央提出批准他辞去院长职务，同时建议也批准时任中办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工作头绪也很多的邓力群，也辞去副院长职务，一起专心中央的工作。此请获得中央批准。

    我和朱佳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稍待一些时候，最后都回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

    胡乔木曾在1982年写过一首《仙鹤》诗，他咏道：“你娴静，又欣然起舞翩跹，你沉默，又俄然飞鸣震天。除了避敌，你行止常闲，除了孵卵，你直立不蜷。不猛不怯，你温良而庄严，不骄不媚，你入世而超然。勇毅啊，你不顾远道无援，忠信啊，你每年春北秋南。”我读到它，才深深地感悟了胡乔木自身的意念，完全地理解了他的待人接物、处世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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