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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曾读到过一则外国寓言，讲的是三个酒鬼的笑话。说两个酒鬼摇摇晃晃地从酒馆出来，望见一轮明月高挂在天上。一个酒鬼赞道：“看哪！好棒的月亮！”另一个酒鬼不以为然地说：“那才不是月亮呢！那是太阳！”“什么意思？你说那是太阳，明明是月亮嘛！就是闻起来，都像是一片蓝色的乳酪。”“你喝醉了，那东西当然是太阳，你不觉得热吗？”

    你一句，我一句的，哥俩儿争论得相持不下。这时，第三个酒鬼从酒馆里晃了出来，也是喝得烂醉如泥，第一个酒鬼逮住他问：“你给我们讨个公道，你说，那是月亮还是太阳？”

    第三个酒鬼朝天望望，就走开了，嘴里咕哝着：“我哪晓得，我又不住在那附近。”

    有谁能说这三个酒鬼的话里没有真言？只不过是糊涂了之后的真言、艺术夸张了的真言罢了。

    有谁能说他们不是似醉非醉？如果醉成了一塌糊涂，不醒人事，还能有糊涂了之后的真言、艺术夸张了的真言么？

    画竹的郑板桥有句名言：“难得糊涂。”所谓的“糊涂”也难得在“明白”之中。换言之也就是似糊涂非糊涂也。

    我不会喝酒，更不知喝醉了之后的滋味。可我见过无数的“醉鬼”：面红耳赤，手舞足蹈，胡言乱语中渗溢着几分真言，继而瘫倒在地呼呼大睡。酒醒之后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生活依旧，思维依旧，行为依旧。醉卧桌下之事早已成了上个世纪的梦了。

    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它与人的关系密不可分。据说酒对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饮来畅快酣然。即使醉了，也有种飘然欲仙的感觉。饮醉之后还能麻痹紧张的大脑神经，暂时地忘却烦恼。如此诱人的琼浆玉液使世间的男女老少——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均乐此不疲，为之流连忘返。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宾之初筵》把宴饮至醉的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

    “宾之初筵，温其恭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日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日既醉止，威仪。是日既醉，不知其秩……”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详尽描写饮酒场面的诗歌。

    唐代诗人李白被冠以“酒圣”、“酒仙”的称号，他言酒的诗作比比皆是。例如：“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月下独酌》其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李白的饮酒诗写得豪放洒脱，他在《襄阳歌》中说自己：“百年三万六干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此话虽为艺术夸张，但他喜饮、善饮、豪饮，终生与酒为伴，饮酒作诗却是实在的。郭沫若先生曾赞叹道：李白真可以说是生于酒而死于酒。

    在诗人杜甫现存的1400多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首首不同凡响。可见酒的神力、威力与魅力所在。

    然而“诗圣”豪放与不羁的个性也给他带来了预想不到的政治灾难，他胸怀壮志，一生坎坷，历经磨难，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地位低而才气高的杜甫曾为自己经常酒后失言感到忧心，他在诗中写道：“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他的才高气傲，酒后的真言和出口的不慎，使他与布衣之交严武在酒桌上发生过冲突，但这冲突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在以后的日子里，严武仍然是杜甫在成都政治、生活和精神上的依靠。我想，他们的这种隋义应该算作“君子情义”。

    无论是“君子之交”还是“小人之举”，也无论圣贤如何智慧，终究在酒的力量面前投降，这一直是一个古老有趣的话题。

    仔细想来，恐怕醉酒也不全是美好的感觉。

    酒精——损伤大脑。使记忆、判断、学习、了解周围环境的功能下降，致使语言不清。

    酒精——损伤小脑。使身体失去协调与平衡。摇摇晃晃，终而绊倒。

    酒精——损伤延髓。阻止脑部接受各种信息。

    酒醉之后导致了失态、失衡、失调、失控，使一个人丑态百出：呕吐——骂人——打人——傻笑——疯吼——意识丧失——酣然大睡。无论你平时有多么斯文，多么冠冕堂皇。只要在公众面前有这么一次失态，那狼狈、龌龊的形象就会让人记一辈子。

    清醒之后，断定你羞愧难当。

    我听人讲过这样一则怪异的故事：一个一贯风光、一贯神气、一贯以“教导”别人、整治别人为本职的“圣贤之躯”，每天“虽然照了镜子，却看不清自己的嘴脸。”在“出国考察”东南亚地区回国数年之后，一病不起，痛苦难捱。经多方面体检，意外地被查出体内窝藏着成团的HIV病毒，此时他的窘迫与绝望可想而知。

    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圣贤之躯”惯以败坏他人名誉、损人利己来达到并不值得一提的目的，而由于权力在握，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但最终上帝使他受辱蒙羞；更大的讽刺是，这“圣贤之躯”是研究自然科学、人类机体免疫疾病方面的“专家”，并且是做学问做领导双肩挑——什么也不能少的“权威人士”！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健康和八格的尊严。

    既然精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却肆无忌惮地传播他那可憎的病菌。于尚未确诊之前，在各方医护人员都不明真相的背景下，便利用他那特殊的地位和优势盲目地做各方面体检，在此过程中将HIV病毒遗留并扩散在医院的各个检验场所里。比如说采血室、化验室、放射科、胃镜室、肛肠科、肠道门诊、泌尿外科、卫生间、性病门诊……

    在所有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和保护措施的状态下，利用各种手段、仪器、器械、人力为他施行方方面面检查的时候，HIV也就大摇大摆、亳不客气地闯入了它能够占据的领域。当真相公之于天下，毫无疑问地招致来医护人员和知情患者们的愤怒责骂：沐猴而冠！伪君子！

    可有谁会轻易地判断，又有谁会愿意判断，HIV病毒来自于一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圣贤之躯”呢？况且正是由于行为道德的不检点而种下的祸根。

    一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从此，他永远地失去了往日里那尊贵的神气。

    一对于这样的事，人们敏感得很，不言而喻。

    一东南亚，勾起人们多少丰富的联想：神秘、风流、杂乱、龌龊、堕落。’人最可爱的思维方式是联想，最可恨的思维方式还是联想。联想是无边无际的，是无奇不有的，是变幻莫测的，是难以控制的。

    于是，多少故事由联想而灵动，多少罪恶也由联想而产生。人们之所以憎恨这种疾病不是没有道理。人们鄙夷那种近乎于有意识的传播行为，憎恨那种混乱的性行为和吸毒给人类造成的巨大危害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这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残害无辜的人群。这种病蔓延之迅速，病势之凶险以及愈后之恶劣，会给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生活的安宁带来极为残酷的恶性影响。因而，人们愤恨地称之为“超级癌症”和“二十世纪的新鼠疫”。

    这样一个患有二十世纪“新鼠疫”的“圣贤之躯”仿佛也羞愧难当，也痛不欲生。像酒醒之后无地自容的可怜虫——一失足成千古恨。然而，过不了多久，就又带着新的谎言招摇过市，堂而皇之地每月享用国家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医治此病，分文不用掏自己的腰包——在国家公费医疗开支日益紧缩，众多百姓处于下岗与转岗的状况下。

    故事阐述了一个永远无须争辩的主题：毒品，堕落；骗子，华丽。就像毒品怂恿堕落，骗子总要披上华丽的外衣，虽然披着华丽的外衣，堕落的内心却既惶恐又空虚，昨日还“敢于狂妄地面对上帝”，今日“却不敢勇敢地面对世人。”而历史总在和无视规矩的人开玩笑，最终使其得到惩罚与报应——既不敢面对上帝，更羞于面对世人。

    如果不单纯从流行病学而从文化的角度上分析，我认为艾滋病的获得与传播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意识的传播，就是明知是冒险行为却偏要贪图一时的享乐，无视人类基本法则和道德行为准则，硬要去玩火：杂乱无章的同性恋、异性恋以及吸毒。而另一类则是无意识的传播，这便是由于医疗制度的不健全，卫生条件的失缺和人们的无知所导致：母婴传播、采取并输入了带有HIV病毒的血液及血制品、使用了被污染的医疗器具。而这样的人群往往连温饱都保证不了，更何谈医疗？

    说到了艾滋病就不免联想到它的历史与起因。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二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报道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美国及中部非洲被认为是艾滋病最初发源的国家，随后扩展到美洲其他部分及欧洲。而后又波及亚洲和大洋洲。到二十世纪末为止，艾滋病已蔓延到一百多个国家。开始时发展缓慢，以后便成爆发性增加。约5－13个月的时间，感染上此病的患者数字就增加了一倍之多。

    艾滋病在医学上被称之为“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AIDS）。HIV病毒存在于人体的血液、精液、乳汁、唾液、泪液、尿液、脑脊液、阴道分泌物一系列的体液里。流行病学认为，它主要通过性接触而传播，尤其是同性恋和已经感染的男性与女性的异性恋人群。其次也可以通过污染的注射器，譬如吸毒感染。另外就是输血、应用血制品和通过胎盘传播。在非洲和海地，艾滋病呈现流行趋势。在那里主要由异性间的性关系而传播扩散。

    然而，尽管有如此多的传播扩散途径，可一遇到艾滋病，人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最龌龊的传播途径、联想到人的行为道德——性传播途径。尤其大小是个权贵、有一点儿地位、可以自由出入某些场所和境外地区的特权人物。

    更何况事实上果真是杂乱无章的性行为导致的感染呢。

    艾滋病——人们对它有种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的本能。提到它立刻会令人联想到一杯正准备入口的雪碧，忽然掉进了一只巨大的红头苍蝇，使人厌恶、鄙夷、毛骨悚然。

    ——这让人们更加痛恨那些忘乎所以的“醉人”。

    然而世上有一种人是从不醉酒的，他们永远居高临下地看待芸芸众生。伊璧鸠鲁派哲学家克莱修（Lucretius）则认为感觉是一切的尺度，他说：“居高临下遥看颠簸于大海中的航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而俯视尘世中的种种谬误与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

    这样的愉快便维持了世间万物的平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为人做事需检点，不要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眼下，真的就有外国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界。

    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随着人们阅历的增加，岁月的积累，本就应该越活越轻松，越活越自由了。正可谓人生就是经验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人的欲望也就越来越淡泊了。可惜，人不可能永远保持良好的状态与心态。当人有了资本，有了阅历，有了经验，有了自由的时候，仍没有修炼到家。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考验又接踵而来——疾病的围困，儿女的不孝，精力与体力的不支，孤独的境遇。如此而言，在生活面前，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在上帝面前，人永远幼稚、渺小、脆弱，永远摆脱不了生活难题的困扰和达不到欲望的烦恼。

    面临困扰——所有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面临生活的困扰。这时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逃避。而逃避并不现实，麻痹比逃避不知又先进了多少万倍。

    于是，有的人就要及时行乐。有了权就等于有了钱，有人去吸毒，有人去嫖娼，还有人去赌博，将大把大把的钞票抛向空中，反正也用不着掏自己的腰包，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让他们如鱼得水，如腾云驾雾。名利、地位、财富、权力，要什么有什么。他们烧包，烧得难受，只要能去的地方都去，去趟巴黎或者纽约就如同逛趟王府井大街一样轻而易举。能吃的东西都吃，如若人肉可以吃，他们也毫不犹豫。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HIV病毒他们似乎也从没在乎过，世界上所有的时髦与风光他们尽享无遗。

    去享受，去玩乐，去糟蹋美酒，去制造罪恶，去一切能够逃避现实麻痹神经的地方。远离人间烟火，把自己置于罪恶的边缘，还怡然自得。

    那一切使他们陶醉，不再是正常人的思维。他以为他主宰着世界，他以为HIV病毒是他手中玩弄的权力之一，于是便铤而走险为所欲为了。可他忘记了HIV病毒不是他呼来唤去的卒子，不是他手下的败兵，因为任何的麻痹形式都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抛头露面地回归自然，直面人生。

    哦，用西方人的话说——上帝是公平的！

    用东方人的话说——戏天者必遭天谴，戏法者必受法办。

    HIV病毒无阶级、无国界，无天、无地、无大、无小，谁招惹了它，它就会像嚼过的口香糖一样，粘在谁的布衣上难以除掉。

    人，在上帝面前，在造物主面前，在宇宙面前都是可怜而渺小的。像沧海一粟，像空气中飞扬的一粒尘埃，像自然界中一颗肉眼看不见的小小微生物。

    哪怕是所谓的“圣贤之躯”也无法免俗。

    2    我曾在蒙田的随笔中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波尔多附近，去卡斯特尔的路上，有位村妇寡居在家，名声很好，觉得自己有了妊娠的预兆，便对她的女邻居说，她若有丈夫的话，一定相信自己是怀孕了。但是随着日子过去，这一点已经不容置疑。她不得不在教堂主曰布道那天当众宣布，谁坦然承认这事是他干的，她答应原谅他，他若愿意也可以娶她。有一个年轻的庄稼汉听了这话大胆站了出来，承认有一天节日他看到她喝了许多酒，在宅门旁边沉睡不醒，样子非常不雅，他也没有弄醒她就跟她干了那个勾当。

    古代对这个罪恶肯定没有大声斥责。许多哲学家的著作讲到这点轻描淡写，斯多葛派中甚至有人主张有时不妨喝个醉，宣泄一下内心。

    这个故事让我疑惑了很久，一天我忽然接到我少女时代的朋友沉月的电话，她急于见到我，于是我们相约在一家豪华的咖啡厅见面。咖啡厅里灯光暗淡，四壁茫然，环境特别幽雅。四周数不尽的光点与清影在黑暗中闪烁、摇曳、飞舞着，邓丽君甜润柔美的歌喉给杯中的拉基甜酒和室内的悠然空气增添了一缕特别的香醇与苦涩：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沉月此时就坐在我的对面，昏暗的光影中使她轮廓鲜明的面部更有层次感，她忧郁而懊丧的神情倒显得比中学时代的无所顾忌更加迷人。头发依旧稠密蓬松，而今不再是两条粗粗的发辫，已然长发披肩。她的脸颊在长发的衬托之下如雪一样白。

    我断定她有心事迫不及待地要向我诉说。

    我耐心等待着。

    她姿态优雅地喝下了那杯甜酒。沉默了几分钟后便略带醉意地向我讲起我们中学时代的一个男生——刘放。

    我知道在校时他们曾经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感情经历，情真意切而心照不宣，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多半都有过这样的感情过程。用无声的情意表达心迹，用眼目传情，不需言词达意，那两束明亮的眼波犹如阳光下的泉水明澈晶莹，世间万物都会为此变得美妙、生动、愉快，好像明灿的灯光拨开夜雾，让角落里久积的残雪融化无遗。

    两颗年轻的心仿佛都在说，“我跟随着你，我爱你。”

    我有过这样的情感历程，我理解他们。

    直到大家各奔东西，他们依旧没有语言承诺，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迹已融化在他们各自青春的血液里。

    没有承诺就意味着没有结果。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求学、工作，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归宿，成家立业。命运将沉月安排给了那个约她雨中散步的男孩。

    大家相安无事，都以为自家的日子是天底下过得最好的。

    但是有一天，班长心血来潮地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顿然间，每个人又仿佛重新找回了当年自己的位置。

    此时的刘放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白嫩细腻的少年，他已是大学教授——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男人。他生就着一副男人成熟的、有力的、雄性的肩膀和高大健壮的身躯。

    沉月，风韵犹存，成熟的体态较少女时代显得更加妩媚。尤其笑的时候，她细致的颈项随之微微颤动——姣好而优美。

    阔别二十年后，他们再次相见，我想自然会俯拾起当年的情意。

    女人，总是把初恋的感情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而男人，在经历过无数次情感的洗礼之后，却会变得老练沉着，若无其事。因为，他已不再需要这不着边际的“罗曼蒂克”，而通常是以“稳固”作为眼下生活的前提。

    女人通常以感性占上风，沉月就属于这样的女人。

    而男人却通常以理性控制言行。

    刘放就……大概、可能、不知道——或许是这样的男人——我不敢肯定。

    霓虹灯的光焰在墙壁上那几幅抽象派油画上翻飞、流动。惨淡的流光在酒杯里、吧台上、地毯上、墙壁上、天花板上和人们的脸上无一例外地撒下一串串斑点。斑点们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跳跃着、舞蹈着……

    透过这斑斓的流光，我看到沉月一双燃烧的眼睛。在她那双依旧美丽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信任、真诚、恼怒与无奈。虽在昏暗的光线中，我仍看到了她脸上激动的红晕，我猜度出她的内心也正燃烧着同样炽热的火焰。

    邓丽君的一曲闽南情歌《难忘的爱人》萦绕耳边……

    接下来是一首《你怎么说》：“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那益调情意真真，哀怨凄凄。

    沉月涕泪滂沱——我猜想这与刘放有关。

    刘放从小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淳朴又厚道，他为人处世的淳朴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孩，而他的厚道成熟又表现在他异乎寻常的冷静与谨慎里。

    由此我想到，我们这代人还不如古人，缺乏宣泄内心的力量。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听共产党的话。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甚至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不过迷恋邓丽君的歌——听听唱唱而已。还是那句话说得好——玩火者必自焚——我们不想玩火，更不愿意自焚。

    邓丽君的歌曾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过多么大的位置与重量啊，那歌声仿佛一抔未遭尘世污染的净土，清柔婉约，尽善尽美。当它在中国大地响起的时候，我们正逢情窦初开的年华。我们听她的歌，唱她的歌，这些情歌曾给我们带来过多少希冀、快乐、满足和向往啊！它让你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感，让你的脸发烧，心发热，周身的热血沸腾，毛骨悚然，夜不安寝，像置身于繁茂而愉快的春天？不！是鲜花怒放的夏天。人世间的生活在我们眼里随着她恬美纯净的歌声变得格外诱人。

    但是就像她歌里唱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曾风靡一时的邓丽君小姐很快就被列入“扫黄”的对象。她的歌曲禁唱，她的录音带被强行查封，各单位也下令收缴她那些散落在个人手里的录音带。

    我上交了一部分，但我一直安分守己地再没有听她的歌，直到她的歌声再次席卷大陆。

    今天邓丽君的歌声满世界都是，她的歌声纯情细腻，独一无二，“老少咸宜，男女都爱”。我敢说，人世间只要有爱情存在，就有苦辣和酸甜，就有她歌中的欢乐与哀怨，寂寞和苦恼，情意与悲愤，失望与期待。

    二十岁的我们唱邓丽君的歌，三十岁的我们听邓丽君的歌，四十岁的我们读邓丽君的歌。她带着我们的思绪与情感飘过雾霭迷蒙的城池，飞向一个四季繁花如海的地方。

    我断言，她的歌永不过时。人们称她为永远的邓丽君不无道理。

    而眼前的沉月已经四十有一，难道还有什么非分之想么？以我对她的了解，她只不过是在寻找一种境界，一种幻觉，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尽管她骨子里流淌的是作家黏稠的血液，而她依旧磨灭不掉那个正统的时代打在我们心灵中坚实的烙印。

    四十岁的女人要以过去的理论早已被归为半老徐娘的范畴了，而如今你却难以通过外表与言谈举止去判断一个人的实际年龄。日寸代在前进，人们注重的是由表及里的保养，人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地延长，男人的雄性激素、女性的雌性激素都不同程度地维系在较高水平上，这大大地延缓了人类的衰老进程。尤其是当代人类的心态无形中与“衰老”长久地、若无其事地、漫不经意地道着GOODBYE！不再像以前的人，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老了。“老”是一种资本，是一种优越感的具体体现，是一种表白，是倚老卖老的快感。而今却恰恰相反，年轻代表着青春、活力、知识、财富、能力、时代、资本，还代表着生存的价值与社会价值，总之年轻就代表一切。

    然而，任谁也无力抗拒自然的生老病死的规律，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最残酷的现实。

    留住青春，延缓衰老。人们的观念在改变，心态在改变。四十不惑——只不过是不惑而已——并不代表衰老。

    如今，四十岁的女人不惑，四十岁的女人成熟，四十岁的女人风采依旧，四十岁的女人韵味十足。

    人的身体是由各种细胞组成，同样，人的思想也是由各种情感交织汇总而成。于是人世间就有了各种形式的爱，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恨。

    而刻骨的恨往往来自于铭心的爱。

    从前邓丽君的歌曲被视为低级趣味的靡靡之音，而今天邓丽君的歌曲却成了最原始最通俗最传统也最含蓄的爱情宣言书和播种机。当初喜爱邓丽君歌曲的人在我们这代人中已经算是先锋派了，她的一首《奈何》曾无病呻吟、庸人自扰般地长久地徜徉——永不疲倦。

    沉浸在爱的苦痛、爱的快乐、爱的寂寞里的人最适合听邓丽君的歌。

    ——像沉月这样的人虽属浪漫，可她永远超越不了邓丽君歌词含义以外的内容。自言自语、自斟自饮、固守原则的传统意识像水中的影子一样伴随她谨慎潜行。她摆脱不了这影子，可又原始般地向往着一种真实的、遥远的、现实以外的感情。

    这些年来，她虽然有了自己的归属，而她还一如既往地珍藏着那段朦胧而美妙的初恋情感。尽管这初恋没有一句承诺，没有动听的应允与旦旦的誓言，可她却义无反顾地确信着他们应该彼此惦念，应该记着那段相互思慕的、令人心动的美好时光。她相信彼此的潜意识里会永远镌刻着对方的身影，直到丧失记忆，直到生命的篇章上划上最后一个句号为止。

    常言说，痴心女子负心汉。刘放果真能够忘记当初那段无言的情意么——我不敢说。

    这种马拉松式的柏拉图心理暗恋，多年不失其应有的本色，也只有女人——像沉月这样的雌性情种才能有效地实施——不畏艰险，不知疲倦。相反她以为这才是一个人对纯真感情尊重的具体体现。

    然而沉月的家庭生活是顺心如意的，她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妄和对美好家庭情感的亵渎，她内心深处对初恋情感的保存完全靠了一种人类自然原始的本能的驱使。

    “我以为这是神圣的。”她用鸽子般低沉的声调说。

    “而他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若无其事，一本正经，仿佛一切都从没有发生过。他是个高高在上的局外人，我厌恶他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我吃惊，我难过，我无法忍受。”她鲜红的嘴唇透出了一丝苦笑。

    “我找一个适当的机会约他会面——以老同学的名义。他很绅士地赴约，请我吃饭，有意闭口绕开可能触及的话题，大谈他的成就，他的爱人和孩子，还有他的钱。于我深藏心底的感情而不顾，有意避重就轻，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我讨厌这种装腔作势的表演。”

    沉月气愤地说不下去了，她若有所失地望着我。

    “你想要什么？”我直白地问。

    “我只要他与我同样的情感。就这么可怜的一点儿愿望——不过分吧！”

    邓丽君的一首《再见我的爱人》适时地环绕在耳边：

    “Goodbye my love－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相见不知哪一天……”

    我不知道沉月是不是还期望着有一天再和刘放相见，至少我认为目前她还不想。令人遗憾的是她曾经满怀深情地怀念的那个梦中情人，多年之后，看到的只是他离去的背影。

    只因为她永远喝咖啡，不喝酒——苦不堪言。

    我们离开咖啡厅的时候，天上飘起了浓浓的雨雾，邓丽君那首闽南语歌曲《漫步人生路》送出了我们好远一段路程。

    我相信，这恰是庶民百姓自己的情感世界和生活态度。仅此而已！

    3

    我喜欢那种小说非小说、散文非散文、杂文非杂文、诗歌非诗歌的文体形式。有人称这种文体为意识流、无主题、十足的女人文学——任凭思绪无羁无绊地飘浮、蔓延、升腾、远去……

    我曾希望我的文字不具备性别特征——非雌非雄，非甲非乙——中性特色。我还曾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巧妙地掩盖年龄特征——非老非少，非弱非强——折中主义。我还试图将小家碧玉的含羞带涩与大家闺秀的落落大方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恰到好处的文字风格——不卑不亢，不左不右，中规中矩。

    我喜欢中性特色，我喜欢折中主义，我更喜欢中规中矩。

    可我却总是在我的文字中情不自禁地坦白我的性别，反复强调出我的年龄，找不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这便成了我运笔走向的无奈！

    我想世上所有经历过初恋感情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品尝过这样的甜酒。甜酒的滋味自然都是一样的，像同一个遗传基因克隆出的人体细胞，形态、内质，规模大体一致。

    于是，聪明的人类便研究产生出了克隆羊、克隆猴乃至克隆人。

    克隆人——每每提到这个话题都不免令人毛骨悚然。目前它在世界上的拥护者尚不能形成势力，令人担心的原因是，这种超前的现代化技术手段倘若操纵于少数的别有用心的人手里，用来破坏生态平衡，打破原有的自然规律——以克隆胚胎来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将可能成为世界的一大灾难。近有报道，说在未知的未来里，人类可以在胚胎时期获取细胞储存起来，待到他成人之后或年迈体衰，需要更换某个脏器时，便能够用事先储存起来的细胞克隆出相应的脏器移植其体内，并预言五十年内会实施这种治疗手段甚至可能普及应用。如若以此造福于人类倒是个绝妙的快事。正像人们预望的那样，将克隆技术应用于疾病的治疗、制药、复制细胞、组织修补和器官移植……

    那么，我便想到情感为什么不可以用类似的手段储存克隆呢？

    而我相信，人类无所不能，如果可以这样，刘放不再对初恋的情感无动于衷，沉月也不再会是眼前的这副模样了。

    初恋的感情虽无二致，可恋爱观却往往因人而异。你看伏伦斯基偏要爱上有夫之妇安娜·卡列尼娜；少年维特与妓女绿蒂的爱情忠贞不渝；而庄园主迈克斯·德温特却选择了其貌不扬、单纯怯懦、地位卑微的侍女为妻。

    六七十年代的女孩们崇尚当兵的男人；八十年代女孩的择偶目标齐刷刷地转向了知识领域；到了九十年代，女孩们，自以为条件不错的女孩们又陆续将目光投向了知识领域中的大款和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人们的观念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务实。想问题，处理生活，“处置”自己的态度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和标新立异。

    而那些个曾经被世人嗤之以鼻的利欲熏心、芥蒂深重、奢华无度的生活方式已在不同的地位人群中不同程度地蔓延膨胀——被某些人视为一种时尚。好人、坏人已没有明显的界限，好人不香，坏人也不臭。关于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事更是与现实格格不入，仿佛早已将它归属于上半个世纪的专利，听来好比一部天方夜谭。“英雄”那只是七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崇尚的是“精英”，是时代的“弄潮儿”，是“天之骄子”！只有这些，没有“好人”和“坏人”。高智商低素质、低人格高学历的人比比皆是，以至于整个宇宙都带着一种恐惧和忧郁的神情在望洋兴叹呢。

    我曾在一本书里看到：

    “列夫·托尔斯泰有个哥哥叫尼古拉，善讲童话故事。他说如果能找到一根绿棍，埋在岸上橡树林中的空地里，就会降临人间的幸福。将出现‘蚂蚁兄弟’般的社会。当时孩子们还做过这个游戏，几个人挤到一张桌子下面，互相讲些美好与祝福的话。”

    “孩子们想建立人类社会的一种新模式，没有争斗，没有口角，没有阴谋诡计。”

    “可难的是要创造出能生产这种奇迹的环境来，绿棍子不是那么轻易就找得到的——首先，每个人都得成为好人。”

    我喜欢这则童话故事，遗憾的是它背离现实太遥远了，而只能算得上人们心目中一种美好的愿望。这愿望常出现在梦里或产生于酒醉之后。是呓语或是醉语。也就是人们说俗了的八个字：“梦寐以求”和“酒后真言”。

    就好比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活在这个无情无义的世界上是痛苦的。

    事实正是如此。

    我厌恶那些空虚的内心和蜚短流长的嘴巴，以讹传讹是是非的根源，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大学校园里，那些个不安分的嘴巴和叵测的居心却是一些人的生存武器。看谁敢冒犯他们，哪怕是无意的，那也是必死无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人的“知识层次”并不低，地位也有一点儿，在我看来只是那么一点儿，可他们却一点儿没有做人的道德与尊严。难怪不少人心怀着各种目的争相做官，有的人极力保住已经拥有了的位置，这对他们太重要了，有了权力和地位，就可以一言九鼎让人无力反驳，就可以享受公费治疗艾滋病，就可以肆意挥霍国家的资产，就可以造谣生事诬陷无辜，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这样的居心和嘴巴在没有法律制约的状态下简直太可怕了，可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还可以置人于死地。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说：“一个善于沉默的人，则显得具有尊严。所以说，善于沉默是一种修养。我们可以发现，那些饶舌者都是空虚可厌的人物。因为他们不但议论知道的事情，而且议论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通常在观察人的时候，最微妙地显露内心之处，莫过于观察他的嘴部线条。表情是内心的显露，其引人注意和取得信任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语言。”而上述之人又何止是空虚可厌呢？他们是在颠覆社会的正常秩序，建立一种特权式的行为规范。可怜的他们竟不知道，违背天意和倒行逆施迟早会以失败而告终，况且人们会用怎样鄙夷的眼光去端详他们那不在位的嘴巴和俗恶愚蠢的行为呢。

    然而谎言和言不由衷却往往是一个人通向所谓成功的捷径。于是人们不顾天意和人愿争相效仿，改变着自己嘴巴的线条，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人世间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复杂而纷繁，令人不可思议。这话常被人挂在嘴边上，可说着说着就办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来，而最令人费解与头疼的还是当今世上的人际关系：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上级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下属与上级之间，下属与下属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支离又重叠的关系网络，纷繁交错，四通八达，相互吻合又相互排斥。彬彬有礼地相互嫉妒，温文尔雅地彼此憎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人际关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之一，而当利益一致的时候又突然变得格外默契，凸现出一个强权网络，对弱势的个体发难。这样的发难无非是剥夺其理应得到的利益，毁坏其名誉，使其陷入毁灭的境地，压制人性和舆论机制，以维护一个所谓“阶层”的权利，掩盖冠冕堂皇背后的丑恶，久而久之，腐败与堕落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

    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人，有了一点儿地位和权力也“入乡随俗”地加入其中。照例是先搞“统战工作”，然后排除异己，再着手做学问。

    ——这是一贯的必不可少的程序。

    当他们遇到难题或不如意的时候就爱说：“中国就这样！”或者说：“中国人就这样！”反正没出过国的人也不知道国外到底什么样。可无论如何，我也没见多少从国外回来的人把“不这样”和高贵人格带回来展示给国人。

    称霸一方似乎是世人潜在的欲望，对某些人来说。

    不得志时就会说：“看见了吧，中国就这样，枪打出头鸟。”

    得志的时候就又会说：“理应如此！”

    ——这仿佛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骄”、“娇”二气集于一身。可这种人竟忽视了一句最中性也最中肯的至理名言，那就是：“上帝是公平的。”

    一个人一旦狂妄到失去理智的程度，对自己、对他人就不会再有清醒的认识。他会以为世界上的鲜花会毫无代价地为他开放，天上的太阳会毫不犹豫地为他升起，所有的人都理所应当地向他绽开笑脸，世间万物都心甘情愿地由他摆布。

    好不容易春风得意，他永远也不会去想“上帝是公平的”这句话。

    人世间人可以不平等，有高低贵贱之分，有领导被领导之别，有欺行霸市之例，有不平等条约，还有父子君臣之道。所以现代人如醉如痴地追名逐利，“为谋得高位或者说为凌驾于他人之上，宁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所以培根接着说：“人性的这种欲望真是不可思议！为了取得权势，人们常常不择手段。但即使达到高位也往往坐不安稳。一旦倒台便是身败名裂……也许因为默默无闻的寂寞是难捱的。正如那些老人，尽管已届风烛残年，却仍然闲坐在热闹的街口，借以追忆往昔的尊荣。”

    而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在上帝面前却人人平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平等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此来说，“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句话千真万确。

    4

    感激我的第六感官总是那么敏锐，它时常将我正需要的东西输送到我心里，让我充分地体验和观察生活中最原始最真切的实质。这是女性的优势，也是文人的优势。

    人在不甚清醒的时候便是酒到中途，似醉非醉之间。他开始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原来的自己。这种人大多是家境不济，祖辈几代不曾走出一位仕途之士，而好不容易有了出头之日，读了书获取了资本，等来了升官晋爵的机会，便一时弄不清自己姓甚名谁了。要知道权力的诱惑力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控制一切可以控制的人，可以办到一般人办不成的事，而那副煞有介事的神态在超凡脱俗人们的眼中竟显得异乎寻常的滑稽可笑起来。社会似乎不再讲政治觉悟和思想品德，而讲学历、机遇和综合实力。然而所谓的综合实力自然包括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和不可缺少的装腔作势。还有吃吃喝喝，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人和人的关系处于对峙的紧张和虚伪做作的可悲状态。

    学问当然还要做，那只不过是其次而已。四处招摇，勾蜂引蝶，肆无忌惮，痴迷中的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完全忘记了本分和责任。

    这种人一直像影子似的在我面前飘来荡去，在我生活的侧翼，居然成了一道既可悲又可笑的风景线。“这种人也许倒是做政客的材料，他们犹如弯曲的木头，可以造船，却不能做栋梁。因为船是注定要在海里颠簸的，而栋梁却是必须能立定脚跟的。”

    由此不难看到，世上的人无奇不有，有薄脸皮的、厚脸皮的，还有厚颜到无耻地步的。他们的滑稽可笑自己竟浑然不觉，反倒沾沾自喜——感觉好极了！

    一心态的狂妄、扭曲、嚣燥属于时代的产物。狂妄症与同性恋一样统属现代某些人的心理疾息。有时我想，为什么不设立一些时代病的诊研所，专门研究医治此类心理失控的患者呢？

    我实在不愿意重复简单、枯燥、无聊的生活，更不愿意目睹身边弥漫着的“战争”的硝烟。我开始寻找过去的日子，寻求一种安静、和平、友好的情感世界，寻觅最原始的已散居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一段段往事与情谊。

    我崇尚自由和谐的气氛，我看重利益与金钱以外的人与人之间那种纯粹的、透明的、没有掺杂水分的实体性的人际关系。我明知道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我还是像个孤独的苦行僧苦苦地追求。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寻找、寻求、寻觅……我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我是个呆子，纯粹的痴人说梦，醉汉的空中逻辑。

    然而只有在实验室那些瓶瓶罐罐中才可获得心灵的安宁。

    无论是在阳光普照的白昼，还是在繁星闪烁的夜晚，实验室里永远是灯火通明。那些个等待在实验架上的细颈玻璃瓶、三角瓶、茄形瓶、梨形瓶、分叶漏斗在夜灯下无一例外地闪着阴冷的寒光。旋转蒸发仪、蒸馏水器、超声清洗器还在那里不停地旋转，骚扰着夜间应有的宁静秩序，红外线烘箱里红光融融与窗外的夜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那幅印有夏威夷风光的世纪末年的年历张扬着二十世纪里最后的辉煌。提醒着人们岁月流逝的无情。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去奋斗去努力，宇宙属于每一个人。岁月虽是无穷无尽的，但对每个人而言它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岁月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懂得珍惜它爱护它，而是任意地挥霍或用来做无谓的牺牲。

    我在夜晚走进实验室，信手推开窗子，看到遥远的星空中横跨着一条银河。银河里漂浮着似有似无的斑斑点点，神秘莫测勾起人无际的遐想。地球与它交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宇宙世界。它其中负载着人类与各类生物——高级的、低级的、美好的、丑陋的、先进的、落后的、真诚的、虚伪的、纯洁的、肮脏的、善良的、凶残的、成熟的、幼稚的、强壮的、孱弱的、高贵的、低贱的、高尚的、卑鄙的、高涨的、低落的、富有的、贫穷的、静止的、动荡的、厚道的、刻薄的，和平的、纷争的——整个一个五花八门、干变万化、无所不包的喧嚣奇怪的世界。同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威力无比、位于宇宙中心恒定而又运动着的地球。所有一切便顿时显得微不足道了。

    窗外的世界给我带来无数的联想：入时的歌舞厅，喧嚣的餐馆，人头攒动的大商场，此时生意正浓。

    那与我的生活背道而驰，毫不相干。在那里我是个局外人，在这里我固守着实验室的每一个角落，于死一般的沉寂中感受着另一番的入时与喧嚣——学术场上并不寂寞，竞争、厮打、殴斗、扼杀，这一切全部始于欲望的驱使，你死我活。

    我曾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要是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是不会死的，我也要亲自证实一下。但是我请你不要再用你的砒霜来糟蹋我的美酒。”

    艺术离不开生活与虚构，而学问却离不开砒霜和美酒。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恪守与坦诚。从此我厌倦了实验室里的阴暗，厌倦了学术领域中隐秘的心灵格斗，只因我不是好战之徒。

    “在肉体方面，人类与野兽无异。如果在精神上再不追求神圣，那么人与禽兽就毫无区别……当人心胸中具有一种神圣的理想和信仰，那么就可以激发出无限的意志和力量。”从此我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情义无价》、《最难忘的情义》。编辑们在启用我稿件的同时对我说：“这是象牙塔尖上的文学。”

    我不知道这话属褒扬还是贬抑，可我总算找到了我所要的东西，由此我发现，在我所生活的圈子之外，还有一个没有被我开发的、充满了诱惑的美妙世界。

    5

    我曾经眼看着一位博士生在实验时不慎被玻璃仪器戳破手指。鲜血急促地外涌。我们赶紧陪她去校医院清创、缝合、包扎、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泪水与血水同步流出她的体外，令人辛酸。她的外表虽属粗犷豪爽型，而内心却是无比的娇嫩脆弱，她的血泪交流使得她整个人都变得楚楚可怜。这让我倏然记起，平日里常见她的镜片后面那两池盈盈的水光。

    却原来，她的外表只不过是个没有生命力的虎皮。

    我揣测，是行进中的艰难和挫败，好胜的自尊心，远离家人的孤独，枯燥无味、周而复始的实验，时光进程的紧迫，日夜兼程地拼搏，体力与心力的不支，周边氛围的冷漠，能否顺利通过答辩得到学位的担心和压力。这种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压在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儿身上，确实不轻松。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伤害他（她）们，我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很中庸、很客观的位置，所以我与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难以想象，如果当眼前的一切过去，她面前繁花似锦的时候，她还会想到我么，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记得在一个夜色如画的夜晚，她约我走出了空气污浊、噪音震颤的实验室。户外，空气清爽，月色温存，四周叶影扶疏，秋虫低吟。爬满教学楼的栝楼在风中欢快地摇曳着，像舞蹈人身上飞舞的草裙，自娱自乐，目中无人。天空中寂寥的月亮贪婪地望着我们，情不自禁地和我们结伴同行。此时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正逍遥在他们的卧室里、客厅里，尽享天伦之乐。这般的夜，却没有人来欣赏。只有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才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我们默默地走着，谁都没话。仿佛早已将所有的话留在了科研记录本里。车水马龙的市中心，繁华的城外城，那是“外面的世界”，即使再精彩，也与我们无缘。

    “你觉得你的生活愉快么？”她终于开口了，殊不知我们已经走出了二十多米的路程。

    “不，苦啊。”我的回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不可思议！”同样是简单的批语。

    “终有一天你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来。”

    “你苦在哪里呢？”

    “我苦在永不满足。不满意客观环境，也不满意自己。你知道我常常逃避现实，也不断地在否定自己。”

    “我知道，你的内心并不像你的外表那么平静。你为什么非要用若无其事来掩盖内心的苦痛呢？”她的声音有点儿激动。

    我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问道：“你认为天上的星星也彼此残害么？不！夜犬晨鸡。它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的责任。”

    “这一点，你做到了，但别人做不到，可你对谁都那么好。”

    “不是好，是尽我的责任，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你说得也不错，除了不跟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好之外，我跟谁都不错。这下你满意了吧？”

    “是啊，人说知足才能常乐，可是你并不知足，我想知道，你还想要什么？”

    “我要一个对我有利的环境，我更要超越自己。”

    “我可以扭转话题么？”她试探着问。我知道，她一直在往另一个话题上引导我，我愿意满足她。

    “你可以随便提问，不过只限于今天晚上。你要珍惜这机会哟！”

    “你和你丈夫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是激情多，还是平淡多？你认为结婚是人生的必由之路吗？”偌大的问题显得她书生气十足。我想起来了，她已然到了选择配偶的年龄。

    “激情过后必然要过渡到平淡，我想还是让培根回答你的第二问：‘在人生中，妻子（丈夫）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合适的对象选择，任何时候结婚都是有理由的……而美满的婚姻又是难得一遇的。”’

    “那么你现在还像恋爱时那样认为他是你理想中的那个人么？”

    “基本上是。”我想了想，很慎重地回答。

    “那你认为他对你最大的帮助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他是个医生，全家人把健康都托付给了他。第二，他读书很多，知识面比较广。我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要时不时地请教他，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可是你别忘了，王起明说郭燕是个医生，缺乏想象力，所以我们家的想象力在我这儿。”

    “无论在谁那儿，你都是幸福的。作家张洁有句话：‘幸福的人应该是宽厚的，因为他们有健全的身心。·

    “照你我的说法，我是个具有想象力的宽厚人？”

    “大家是这么认为。”

    “我从小就有厌战情绪，不爱看战斗影片，爱看生活片、故事片。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这或许与性格有关吧，但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

    半晌无语。

    “老师，你在想什么？”我猜，她是非想了解我内心深处的隐秘。我如实地告诉她：“我想，我应该研读研读司马迁的《史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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