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里，聊斋爱情描写可谓婉紫嫣红、千姿百态。作者蒲松龄却是穷苦的、地位低下的秀才。他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爱情小说？成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过“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争论结果是：蒲松龄并没有“第二夫人”。想从蒲松龄的现实生活中寻找那些千变万化的爱情故事“原型”根本走不通。
那么，聊斋那些互不重样的爱情小说又从何处而来？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
根据笔者对蒲松龄生平、思想研究，发现：聊斋丰富多样的爱情故事基本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之所以掉到蒲松龄笔下，却在一定程度上和蒲松龄的特殊感情经历有关。
在蒲松龄身上一直有个特别现象，人生和爱情在他心中一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他数十年守着的，是不识字或识不了多少字的糟糠之妻；数十年向往的，是出口成章、吟诗作赋的风雅女性，
他数十年对着的，是寻常面貌的荆钗布裙，数十年向往的，是环佩叮当、妖烧可爱的国色天香；
他数十年过着的，是粗茶淡饭的百姓生活。数十年向往的，是娇妻美妾、富贵神仙的逸乐生涯。
当现实生活不足时，想像就来建立空中楼阁。于是在聊斋故事里，穷书生因为有才能把龙宫附马做上了，穷书生因为有才能，一举成名天下闻了，穷书生因为有才能，花妖狐魅化成的美女送上门了。弗洛依德说“梦是愿望的达成”，聊斋那些飞黄腾达的穷书生，那些花妖狐魅变成的美女，只不过是穷秀才蒲松龄的白日梦。雨果说：想像是伟大的潜水者。非常有道理。
但是，人的精神生活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为什么偏偏是穷秀才蒲松龄能写出那么多爱情小说，还有个重要原因：他确实有个梦中情人。
有的读者可能要说：你在写小说吗？不。我是在认真研读蒲松龄诗歌、《聊斋志异》，联系蒲松龄人事关系前后变化综合考察，深人思考，才这样断定。
蒲松龄是正人君子，我一点儿都不怀疑。蒲松龄是穷塾师，既无石崇之富，也无潘安之貌，他写自己“尔貌则寝（丑陋），尔身邸叮修（傻大个儿）”，而且“木呐”，不善于高谈阔论，蒲松龄吸引女人的优势并不突出，但他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对情感追求异于常人。他有个梦中清人是正常的。而这个梦中情人又隐秘地影响到他的创作。
那么，蒲松龄的梦中情人是谁？
蒲松龄朋友孙蕙的侍妾顾青霞。
有的朋友可能哑然失笑了。怎么可能？古人云：朋友妻，不可戏，堂堂蒲松龄，怎么可能对好友的侍妾有非分之想？
请注意：我说的是“梦中情人”，这“情人”存在于意识中，存在于想像中，并不存在于现实，存在于肉体之间。借用《红楼梦》的话来说，是“意淫”。
蒲松龄对顾青霞有说不清道不明，却非常强烈的怜爱、爱恋之情。最主要的原因，顾青霞是蒲松龄青年时代有过密切接触的文学佳丽。
孙蕙字树百，又字安宜，是蒲松龄的同乡。康熙十年，蒲松龄应邀到孙蕙做县官的宝应县做幕宾。孙蕙的侍妾顾青霞能歌善舞，喜欢吟诗写诗。孙蕙跟朋友相聚时，顾青霞常参加。于是，顾青霞开始出现在蒲松龄的诗歌当中。
康熙十年，蒲松龄写顾青霞的诗歌至少有四首。我们从这四首诗可以看出蒲松龄对这位江南佳丽有多喜爱。
《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为选香奋诗百首，篇篇音调庸兰馨。莺吭难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蒲松龄给顾青霞选了一百首唐诗香奋绝句，让顾青霞黄莺啼嗽似的吟诵。蒲松龄称顾青霞“可儿”，令人称心满意的人儿。是不是蒲松龄代孙蕙称“可儿”？不是。因为蒲松龄没在诗歌题目中说明诗是写给孙蕙的，是不是诗歌题目短不能标明？也不是，蒲松龄有的诗歌题目长达二十余字。如果写给孙蕙，肯定要在诗歌题目中标出。蒲松龄的诗歌题目仅说顾青霞，且亲切地称“青霞”。所以，给顾青霞选唐诗，或者是根据顾青霞要求做的，或者是蒲松龄毛遂自荐。这首诗是蒲松龄描写自己的感受，并不想让孙蕙知道。
《听青霞吟诗》：“曼声发娇吟，人耳沁心脾。如披三月柳，斗酒听黄鹏。”这是对顾青霞吟诗的诗意化描绘。蒲松龄觉得，听青霞吟诗，像听黄鹏啼鸣。顾青霞年纪颇小，声音颇好听，形态颇佳，如小鸟依人。
紧跟《听青霞吟诗》其后的《又长句》：“旗亭画壁较低昂，雅什犹沾粉黛香。宁料千秋有知己，爱歌树色隐昭阳。”这首诗仍是描写顾青霞吟诗，而且有句说明词“青霞最爱斜抱云之句”。说明蒲松龄听顾青霞吟诗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他知道顾青霞最喜欢吟诵哪一首。
同一年有三首诗在题目上注明写同一女性，在蒲松龄很少见。更值得注意的是，孜一年蒲松龄还有首没标明写顾青霞的长诗。《梦幻八十韵》写蒲松龄梦遇神女，跟风雅的神女相恋：“帐悬双翡翠，枕贴两鸳鸯。刀尺温柔府，琴书翰墨场。”这首诗被王渔洋加上“缠绵艳丽”的评语。蒲松龄这位梦中神女什么样儿？“倦后憨尤媚，酣来娇亦狂。眉山低曲秀，眼语送流光。弱态妒杨柳，墉拔睡海棠”。说顾青霞个性娇痴，用杨柳和海棠形容顾青霞，是蒲松龄诗歌特有的用词。所以《梦幻十八韵》实际是曼声娇吟的顾青霞在蒲松龄梦中想像性变形。
孙蕙风流调镜，身边女人很多，还到处寻花问柳，经常沉腼在纸醉金迷中，“笙歌一派拥红妆”，“雏姬扶上象牙床”。做他的侍妾实际很痛苦。蒲松龄《戏酬列耐百》写：“漏板依稀夜二更，檀郎何处醉瑶笙？凌波露湿墉无力，斜倚危栏看月明。”很可能是写顾青霞的感受。她盼望孙蔑尔寸她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儿相处。但孙蕙并没有这样做，孙蕙不懂得单一的爱，他凭着金钱和势力对家庭内外的女人广施雨露。顾青霞在他心中，不管多么年轻美貌，不管多么会写诗吟诗，不过是若干普通侍妾之一。孙蕙可以跑到外边欣赏“丽人声价重红楼”，“笑把金钗扣玉壶”，可以回家到其他姬妾房中卿卿我我，还可以跟’囊眉来眼去，就像蒲松龄《戏酬列树百》另一绝句所写：“狡握不解东风恨，笑折花枝戏玉郎。”孙蕙风流快活，广给清缘。顾青霞只能老老实实等孙蕙“临幸”，经常独守空房。孙蕙因为姬妾太多，互相吃醋拈酸，这尴尬的局面甚至出现在蒲松龄的诗歌里。《树百家宴戏呈》：“谆溪起筛房，开搏饮不痛。赵燕彼何人，容尔眼波送。”因为孙蕙多看了哪个女人一眼，其他女人就闹起来，家宴喝酒都喝不痛快。敏感、文弱的顾青霞处于这样的“醋海风波”中，该多么无助、多么可怜。
蒲松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非常喜爱、非常珍重的女诗人不被重视，不被怜爱，甚至被冷落。胸中像打翻五味瓶。他能不能照顾青霞？不能，“罗敷自有夫”。但他对顾青霞却一见生情并日久弥深，他只能把感情深深埋在心中。
说顾青霞受孙蕙冷落有没有根据？有。从蒲松龄诗句里找。蒲松龄南游归家第二年，康熙十二年，有一首长诗寄孙蕙，写诗起因就是孙蕙来信告诉蒲松龄，他的一位内人死了，他伤心得官都不想做了。蒲松龄安慰孙蕙“还应鞍掌酬明圣，莫为灰心决去留。”还是想想国家大事，想想皇帝的恩典，不要为一个女人就辞官吧！这个如此让孙蕙动情的女人不是顾青霞。顾青霞的名字继续出现在蒲松龄后来的诗歌题目中。同一年蒲松龄写的《又赠孙安宜》组诗有这样一首：“小髻云拔香雾凝，垂肩绛帐剪红灯。自家学作《长门赋》，不把千金贿茂陵。”孙蕙身边一位小美人，自己能写《长门赋》，不必学陈阿娇用千金向司马相如买赋。孙蕙身边能写诗的小美人，还有哪个？顾青霞。而她要写赋挽回郎君的朝三暮四了。
此后，蒲松龄的组诗《闺情呈孙给谏》，从题目上可看出，孙蕙已做了京官给事中。蒲松龄的“闺情”是代孙蕙没有带到身边的美人写的，诗里说“千里萧郎去未旋”，“薄幸不来春又暮”，“泪中为写相思字”，“晴窗睡起娇无那，倚遍东风十二阑”。所有的诗句都一个意思，思念远在天边的郎君。小美人基本成弃妇了。
康熙二十一年，蒲松龄四十二岁时又有一组诗在题目上明确注明写顾青霞，《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诗里写，顾青霞给孙蕙做妾时年龄很小，“当时垂髻初见君”。孙蕙是康熙八年到宝应做知县的，顾青霞此后不久成为他的侍妾。年纪大约十五六岁，比孙蕙小一半儿。顾青霞既擅长书法绘画又能吟诗写诗，受孙蕙身边其他女人的妒嫉和陷害，很痛苦。“书法欧阳画似钩，谁知才思更风流。卓尔妒妇如相见，不敢高吟赋‘白头’”。实际上，康熙二十一年的顾青霞已经被排除在孙蕙最得宠的女人之外。孙蕙在京城做高官，顾青霞被丢在她非常不习惯的淄月，丢在孙家所在的荒凉山村。孙蕙家所在的村叫“奎山村”，我曾到那儿考察过，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地方仍是个交通不太方便的小山村。三百年前江南美女顾青霞就孤零零地呆在那个小山村，“今日使君万里遥，秋闺秋思更无聊”。蒲松龄这组《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七绝共八首，蒲松龄一辈子写妻子的诗也不到八首。如果他心中没有顾青霞，如果他不是对顾青霞真心怜爱，深情爱恋，痴心暗恋。孙蕙把哪个姬妾丢在家中，碍蒲松龄哪根筋疼！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蒲松龄有首长词《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充满爱意地、穷形尽相地描写顾青霞。为什么题目没注明顾青霞却可以断定是写顾青霞？因为有过硬证据：词中明确说：孙蕙身边这位美女在百首唐人诗歌里最喜欢“西宫春怨”。而此前蒲松龄的诗明确写过，他给顾青霞选过百首唐人诗，顾青霞最喜欢春怨诗。所以，《西施三叠》可算蒲松龄以艳词形式给顾青霞写的小传，蒲松龄用春风吹拂似的稼艳笔墨把顾青霞的美丽、可爱、娇痴写得活龙活现：
“秀娟娟，绿珠十二貌如仙。么凤初罗，翅粉未曾干。短发覆秀肩，海棠睡起柳新眠。分明月窟雏妓，一朝活滴在人间。细臂半握，影同燕子翩趾。又芳心自爱，初学傅粉，才束双弯。
那更笑处嫣然，娇痴尤甚，贪耍晓妆残。晴窗下，轻舒玉腕，仿写云烟。听吟声听听，玉碎珠圆，慧意早辨姗妍，唐人百首，独爱龙标‘西宫春怨’一篇。
万唤才能至，庄容伫立，斜晚画帘。时教吟诗向客，音未响，羞晕上朱颜。忆得颤颤如花，亭亭似柳，嘿嘿情无限。恨狂客兜搭千千遍，垂粉颈，绣带常拈。数岁来，未领神仙班，又不识怎样胜当年？赵家姊妹道：厮妮子，我见犹怜！”
在蒲松龄笔下，顾青霞原是刚刚出道甚至不曾出道的雏妓。美丽的短发披在秀美的肩膀上”模样像海棠刚刚睡醒，嫩柳刚刚人眠。行走起来像飞燕凌空，嫣然一笑，娇痴之至。她默写唐诗，如云霞满纸。吟诵宫词，像黄鹏啼鸣。在一百首唐人绝句中，她最爱《西宫春怨》。她虽然出身青楼，却非常自重，人们喊多少遍才能请出她来，出来又庄重地站在那儿，眼睛嗓着远处的画帘。让她给客人吟诗，还没开口，她的脸先红。那可爱的模样儿，像颤动的鲜花，像拂动的细柳，客人为她疯狂，她只是低着头，很不好意思地拈弄绣带……这美人儿几年未见，应该更美丽了吧？即使赵飞素吸且妹看到她，也会说：这丫头，我看了都爱！
蒲松龄对顾青霞是“我见犹怜”吗？不，是“我见更怜”！
康熙二十六年（1687），蒲松龄四十八岁时，顾青霞死了。此前孙蕙已死。孙蕙之死肯定和纵欲有关，他死后姬妾大多散去，顾青霞却留在孙家，过着更寂寞的日子。不几年，香销玉损，终年不过三十三四岁。顾青霞多愁善感，偏偏遇到孙蕙这么个薄幸郎，长期的郁闷造成了她的早亡。蒲松龄写了《伤顾青霞》：“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孙蕙，这位跟蒲松龄可以拉得上同学关系的同乡，这位当年提携蒲松龄的“东家”，这位给谏大人去世时，蒲松龄不曾写诗悼念。孙蕙的侍妾顾青霞去世，蒲松龄却这样写悼念诗，太不寻常了。
这诗把蒲松龄的感情写得再明白不过。他对顾青霞之死，不是一般惋惜，而是“牡丹亭下吊香魂”。这是明确表示：他希望跟顾青霞来世结情缘。
“牡丹亭下吊香魂”，是不是写孙蕙的意愿？肯定不是。因为此前孙蕙已死，如果蒲松龄替孙蕙抒怀，应该为他们地下相聚感到欣慰。
蒲松龄对顾青霞的爱，是柏拉图式的爱，却强烈、执着，它在数十年间影响到蒲松龄的思惟，影响到《聊斋志异》多篇名作的诞生。比如：《连城》、《宦娘》、《绿衣女》、《连琐》、《林四娘》、《白秋练》、《狐谐》。
《连城》，聊斋最著名的爱情故事之一，写男女之间的知音之恋。男主角乔生献给女主角两首诗，其中之一是：“墉握高髻绿婆婆，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糟双蛾。”这首诗对连城、乔生惊天动地的恋情有重要作用。而这首诗是蒲松龄原封不动从组诗《闺情呈孙给谏》搬过来的。如上所述，《闺情呈孙给谏》是描写顾青霞的。笃于爱情的连城是顾青霞的变形。但是，连城爱上的，却不是什么高官，什么贵公子，而是蒲松龄式的穷书生！
《宦娘》，聊斋最有诗意的爱情故事之一。女鬼跟人间书生相恋而不能结合，相约来世。里边有首关键性的《惜余春词》，是女鬼宦娘写的。这词也是从聊斋词原封不动搬过来的：“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划尽还生，便如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今日个整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摒弃了。芳袅妒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侬视一年，比更犹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蒲松龄这首词写对情人的思念之情，非常动人。蒲松龄跟妻子并没有这样的感情，他也没有人们推测过的“第二夫人”，这词肯定跟蒲松龄对顾青霞的暗恋有关。
连琐、林四娘都是文雅羞怯的女鬼诗人，绿衣女是会吟诗、会唱歌、音声悠细的绿蜂，白秋练是以诗为命的白暨豚，她们酷似视诗如命的顾青霞，包括她们的形象和吟诗的声音。比如：女鬼连琐用娟秀的笔迹写连昌宫词，用温柔秀曼的声音吟唐诗，瘦怯美丽，几乎是顾青霞的翻版！
而这些美女的恋人，除《林四娘》中陈宝钥是有官职的历史人物外，一概是穷书生，是蒲松龄的翻版！可以说，蒲松龄借这几个著名的聊斋故事，把现实人物变形，借神鬼狐妖形式，和自己的梦中情人成为神仙眷侣。
请特别注意《狐谐》！如果看蒲松龄手稿，这是篇改动最多、推敲最仔细、最费斟酌的一篇。这篇小说指桑骂槐，把造成顾青霞悲剧的孙蕙骂了个狗血喷头！
《狐谐》写一位口若悬河的狐女跟几个书生斗嘴，似乎是个诙谐谈笑的故事。狐女机智的谈吐写得妙极趣极。狐女的情人叫“万福”，小说最后写，一直跟狐女斗智的孙得言出个上联“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把“万福”名字嵌在内调侃之。狐女应声对上：“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对得很工，把孙得言的名字嵌在内，骂孙得言很巧。
蒲松龄绵里藏针，用山东话来说是“骂人不吐核”。其实狐女其他妙趣横生的话语都是为最后这句“鳖也‘得言’龟也‘得言’”铺垫的。蒲松龄把一句最关键的话藏在许多谈笑的话里。
这句话是骂孙蕙，骂得咬牙切齿，骂得人骨三分，骂得曲折隐秘，骂得痛快淋漓。
孙蕙是朝廷言官，给事中，蒲松龄一直尊称“孙给谏”，现在他借小说人物的嘴，说一个姓“孙”名“得言”（姓孙的言官也）的人，是“鳖也‘得言’龟也‘得言’”！这等于说姓孙的官任给谏的大人先生（孙给谏）算什么东西？乌龟王八蛋！
蒲松龄年轻时跟孙蕙是好友，最后孙蕙在《聊斋志异》被如此影射。为什么？我过去写蒲松龄传时注意到，孙蕙做言官后，他的家人在家乡横行，其他人敢怒而不敢言，蒲松龄拍案而起，写了《上孙给谏书》，揭露孙家人的不良行为。这一事件可能造成了二人的疏远。但蒲松龄对孙蕙深恶痛绝，应该是为顾青霞。
孙蕙会不会因为发现了自己当年的幕宾、一个穷愁潦倒的秀才居然对自己的小妾有特殊情慷，从而产生疑虑，既疏远蒲松龄，又冷落顾青霞呢？从蒲松龄的诗作中还看不出这样的迹象。蒲松龄直到孙蕙做给谏后写给孙的许多诗，仍是友好态度。但是，在孙蕙和顾青霞都死后，蒲松龄对孙蕙的感情有了突发性变化。估计是蒲松龄随着岁月流逝，对纵垮子弟有更进一步认识，才借《狐谐》把自己内合最隐秘的怨恨抒发出来。
蒲松龄如此“口孽”，是不是太不宽厚、太不仁义？如果出于对顾青霞的恋情，算不算重色轻友？非也。蒲松龄通过顾青霞的不幸把孙蕙及类似的花花公子看透了。这些人是两脚的畜牲。聊斋写猎艳猎到亲生儿女的《韦公子》就是为他们画影图形。他们玩弄女性，视美玉为顽石，他们焚琴煮鹤，根本不懂珍惜爱情，也不配拥有真正的爱情。
而真正的爱情可以仅仅是精神爱恋，它是心的呼唤，虽然永不挑明，却强烈而持久地埋在心底，再通过想像、变形，将爱的本质力量神鬼狐妖化，将痴迷的怜爱，将深沉的爱恋，将苦涩的暗恋，将相约来生的愿望，曲曲折折地，巧妙隐蔽地，通过小说形式表现出来。
邓小平和聊斋
可能有人要说邓小平和聊斋，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本谈鬼说狐的闲书，这是哪儿和哪儿？马瑞芳沉酒聊斋太久，转晕了？
我过去也没想到邓小平和聊斋会有联系，当我发现邓小平不仅和聊斋有联系，而且聊斋居然给邓小平的著名论点提供借鉴，因为发现了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生命力的重要表现，我惊讶而兴奋。
据我考察，聊斋红楼，一短一长，一文一白，中国两部最优秀的小说之间有渊源关系，而邓小平和聊斋的关系，恰好需要从《红楼梦学刊》说起。
香港回归不久，《红楼梦学刊》来了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要求购买创刊以来的全部《红楼梦学刊》。
《红楼梦学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来信来访，要求补购全部学刊。
学刊编辑部主任孙玉明教授接待了老人，他解释说，现在仅有过去的部分学刊，要想补齐，已不可能。
老太太有些失望，继续跟孙玉明聊天，她好奇地问《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学刊》的现状。孙玉明一一回答，无意中说到，《红楼梦学刊》现在非常困难，有关部门“断奶”，以后要自负盈亏，刊物面临能不能办下去的困境。
老太太听着这些话，若有所思。
不久，《红楼梦学刊》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卓琳同志请学刊的人到家里谈一谈。
学刊的人如梦初醒，原来，那天那位像一般《红楼梦》热爱者一样，要求购买全部学刊的普通老太太，是邓小平夫人！
《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张庆善教授应邀来到卓琳家。卓琳在邓小平的书房接待了他。问起学刊办刊经费困难一事，庆善如实回答。
卓琳说：“《红楼梦学刊》办刊有困难，小丁该管。”（注：小丁即丁关根同志。此文发表时“小丁”改为“小某”）
庆善愣了，一时想不起来，这位应该管学刊、又被卓琳同志称为“小丁”者是何方神圣？
“只怕小丁也顾不过来。”卓琳又说，“怎么办呢？小平同志的稿费已经全部捐给教育了，不能拿《邓小平文集》的稿费帮你们。”
用《邓小平文集》的稿费给《红楼梦学刊》办刊，是庆善连想都不敢想的，何况小平的稿费已经捐出。庆善只是听着，没法答话。
“那就让胖子帮《学刊》想想办法吧。“卓琳又说。
庆善知道，“胖子”，指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让中国残疾人协会领导帮《红楼梦学刊》筹措办刊经费，未免有点儿尴尬。
卓琳问：“学刊大概需要多少钱？”
庆善犹豫着，没有马上回答。后来他亲口告诉我：“当时我想，能给我个三万五万，就烧了高香了。”
卓琳问：“一百万怎么样？”
庆善吓了一大跳，喜出望外，可是，有这可能吗？
庆善看到书房里有一个书柜全部是《红楼梦》方面的书，特感亲切，好奇地问：“您这儿有这么多红学的书，是小平同志喜欢《红楼梦》吗？”
“不是他，是我喜欢《红楼梦》。”
“小平同志喜欢什么书？”
“他喜欢写鬼的书。”
“《聊斋志异》？”
卓琳回答，是的，邓小平非常喜欢《聊斋志异》，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外出时还带上《聊斋志异》，他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闲暇时看。
不久，卓琳打电话告诉庆善，上次说的数目，“胖子”筹措有点儿困难，减半吧。于是，《红楼梦学刊》收到了邓朴方给他们募来的一笔办刊经费，将拖欠许久的稿费都补发了。
对古典名著，一万个人有一万个欣赏角度，一万个人有一万种接受角度。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泽东同志约见陈荒煤等时谈到，《聊斋志异》可以做清朝的历史来读，鬼故事《席方平》其实写的就是官官相护、残害人民。这是一位从事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伟人对聊斋的部分解读。
自从听说邓小平喜欢聊斋后，我常琢磨，邓小平，这位一心搞改革开放、谋经济发展的伟人为什么喜欢聊斋？
因为邓小平是位有想像力、创造性的人，聊斋夭马行空的想像，瑰丽的三界，符合他的审美情趣？
因为聊斋笔下的时代巨变，商品经济对当今社会有可资借鉴之处？
因为聊斋幽默谐趣的故事启发了邓公的哲理性思考？……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恰好，我正在写已经想了很多年，现被河北教育出版社列人计划的《马瑞芳点评＜聊斋志异＞》。一些平时不太注意、并非名篇者，也要一一细读并点评。我点到手稿本卷三《区怪》篇末，看到“异史氏日”前八个字，眼前一亮：
“黄狸黑狸，得鼠者雄！”
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 “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和当代伟人的著名理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何其相似乃尔。
蒲松龄原来的篇名叫“秀才驱怪”，后来将“秀才”二字轻轻勾掉，但“秀才”仍清晰可见。这个七百多字的故事，写一位“巨公”知道徐秀才有对付妖怪的办法，将他请到家里来，但是不告诉他缘由，只将徐安排在花园里，半夜时妖怪来了，徐某将被子蒙住怪物的头大叫，妖怪吓跑，不再出现。徐某不会吹嘘自己，“巨公”吃了泰山不谢土，设好了局，令人上钩，别人驱怪，他坐享其成。但不管怎么说，谁驱走了怪，功劳就该是谁的。所以蒲松龄在“异史氏曰”用“黄狸黑狸得鼠者雄”说明小说的寓意。
蒲松龄当年在穷困的境况下写《聊斋志异》，担心没知音，没人读懂《聊斋志异》，曾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当年穷秀才苦求知音，哪能料到日后知音满天下，包括中南海。
邓小平点铁成金，将志怪故事的哲理，用到发展经济、不拘一格降人才上。
今年我有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考察德文版《红楼梦》，五月底，我将已担任中国红学会会长的张庆善教授请来主持答辩。答辩之余，我向庆善询问卓琳帮助《红楼梦学刊》事，尽得其详。庆善旋即赴南美学术访问，此文涉及他的情节未请其“校阅”，用聊斋常用词，“顾亦无妨”，笔者文责自负也。
聊斋志异：驱怪（手稿本卷三）
长山徐远公，故明诸生，鼎革[1]后，弃儒访道，稍稍学救勒之术，远近多耳其名。某邑一巨公，具币，致诚款书[2]，招之以骑。徐问：“召某何意？”仆曰：“不知。但嘱小人务屈降临。”徐乃行。
至则中亭宴撰，礼遇甚恭，然终不道其相迎之旨。徐不耐，因问曰：“实欲何为？，幸祛疑抱[3]，”主人辄言无何也，但劝杯酒。言词闪烁，殊所不解。言话之间，不觉向暮，邀徐饮园中。园构造颇佳胜，而竹树蒙翁，景物阴森，杂花丛丛，半没草莱[4]中。抵一阁，覆板上悬蛛错缀，大小上下，不可以数。酒数行，天色嘿暗，命烛复饮。徐辞不胜酒，主人即罢酒呼茶。诸仆仓皇撤肴器，尽纳阁之左室几上。茶吸未半，主人托故竟去。仆人持烛引宿左室，烛置案上，速返身去，颇甚草草。徐疑或携璞被来伴，久之，人声殊杳，即自起扁户寝。
窗外皎月，人室侵床，夜鸟秋虫，一时啾卿，心中但然，不成梦寐。顷之，板上案真似踏墩声，甚厉。俄下护梯[5]，俄近寝门。徐骇，毛发猾立，急引被蒙首，而门已豁然顿开。徐展被角微伺之，则一物，兽首人身，毛周其体，长如马髻[6]，深黑色；牙桨群蜂，目炯双炬。及几，伏恬器中剩肴，舌一过，数器辄净如扫。己而趋近榻，嗅徐被。徐骤起，翻被幂怪头，按之，狂喊。怪出不意，惊脱，启外户窜去。徐披衣起遁，则园门外扁，不可得出。缘墙而走，跃短垣逾，则主人马厩也。厩人惊，徐告以故，即就乞宿。
将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骇。已而得之厩中。徐出，大怒日：“我不惯作驱怪术，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案中蓄如意钩一，又不送达寝所，是死我也！主人谢曰：“拟即相告，虑君难之，初亦不知聚有藏钩。幸有十死！”徐终快快，索骑归。自是怪绝。后主人宴集园中，辄笑向客日：“我终不忘徐生功也。”
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后，隐其骇惧，公然以怪之绝为己能，则人将谓徐生真神人不可及矣。”
现代汉语译文：
山东长山县的徐远公，原是明朝的秀才，改朝换代之后，他放弃读书，寻师访道，学会一些画符念咒的法术，远近很多人都知道他。某县有个大人物准备了礼金，写了封情词恳切的信，派人牵着马去请他，徐远公问：“请我做什么？”仆人说不知道，“主人只是嘱咐小人务必请先生屈驾光临。”徐远公动身，到了那儿，主人在大厅上设宴招待，十分恭敬地对待他，却就是不说明请徐来的用意。徐忍耐不住，便问：“到底想要做什么？希望直接告诉我，免得我疑虑。”主人还是不说，只是劝他喝酒，说话躲躲闪闪的。徐远公非常不解。
说话间，天色已晚，主人又请徐到花园里喝酒。花园里的布局颇为清雅，但竹林掩映，有点儿阴森感觉。杂乱的花卉一丛丛，多半掩没在草丛中，似乎长时间没有整理。他们来到一座楼阁，天花板上挂着的蜘蛛网纵横交错，大大小小，上上下下，都是蛛网，主人劝了几遍酒，天色更黑了，主人命点上蜡烛继续喝，徐远公推辞，要回家。主人便叫撤酒席，吩咐上茶，仆人们慌忙地把盘碟拿走，放到楼阁左侧房间的桌子上。茶还没喝上一半儿，主人托辞有事离开，仆人们端着蜡烛，带徐远公到房间住宿。把蜡烛放到桌上，就赶紧转身走了。伺候得非常草率。徐远公想，这仆人可能是去抱被子来作伴，可过了很久，静悄悄地没一点儿动静，他就关起门来睡觉。
窗外皎洁的月光照进屋来，照到床上，夜出的鸟儿和各种秋虫，一起发出卿哪啾啾的叫声。徐远公惴惴不安，难以人睡。过了一会儿，天花板上“拖拖”作响，像是用力踩踏。一会儿，声音沿着楼梯下来，接近房门。徐远公很害怕，头发像刺猖一样竖起来，他拉过被子蒙起了头，而房门已经打开了。徐掀开被角，暗暗地窥视。只见一个怪物，兽首人身，满身的毛像马鬃一样长，颜色深黑，牙齿闪闪，像削壁峰岩，目光炯炯像火炬。怪物走近桌子，俯身舔盘碟上的剩菜，舌头一过，几个盘碟干干净净。随后，怪物走近床前，用鼻子嗅徐远公的被子。徐远公突然跳起来，翻过被子蒙住怪物的头，用劲按住，发狂一样地大喊。那怪物出乎意外，惊慌地挣脱，打开门逃窜。徐远公披上衣服，爬起来逃跑。哪知后花园已经被主人锁了，没法出去。他沿着围墙跑，选了一处矮的地方爬出，发现到了主人的马厩。马夫一见，吃了一惊，徐远公把缘由告诉他，请示借宿。
天快亮时，主人派人伺探徐远公，找不到他，非常惊慌。后来在马厩找到，徐远公从马厩出来，十分恼火，生气地说：“降魔驱怪的法术我不熟悉，你派我捉怪，又一句实话不说，我行李里有一柄如意钩，又不送到卧室来，这是要我死啊。”主人赔礼说：“本来是想告诉您的，怕您畏难，原来也不知道您有捉怪的如意钩。请原谅我的罪过。”徐远公始终闷闷不乐，要了匹马回家。
从此，怪物绝迹，主人每次在花园里摆宴请客，总是笑着对客人说：“我不会忘记徐先生的功劳。”
异史氏说：“‘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不是瞎说。假如徐远公在翻被狂喊之后，把他的惊慌恐惧隐瞒下来，而在公开场合把妖怪逃跑说成是自己的本领所致，天下人一定会说：徐先生这个人哪，真是神仙都比不了。”
注释
[1]鼎革：革，去故；鼎，立新。改朝换代。
[2]致诚款书：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
[3]幸祛疑抱：希望打消我的怀疑。
[4]草莱：杂草。
[5]护梯：楼梯。
[6]马书：马鬃。
一次应该留存的访谈
——访掘蒲松龄墓的红卫兵
蒲松龄十八岁时奉父母之命和刘氏成杀。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写得非常清楚。奇怪的是，聊斋爱情却种类繁多、形象繁富、描写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人化，总该有作家亲身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1980年田泽长教授发表《蒲松龄和陈淑卿》，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骄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二十二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仅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三十岁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教师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卖文为活，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专门写篇《戒应酬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极可能是这类代笔之作。
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我考察过蒲松龄校定的蒲氏家谱，蒲松龄兄弟四人，家谱没明写哪个儿子庶出，但蒲松龄父亲小妾的姓氏写进了家谱，当然她肯定会在祖坟和蒲松龄的父亲合葬。照田教授的说法：陈淑卿既然是蒲松龄的“第二夫人”，即使家庭反对，因生有子女，“第二夫人”死后理应葬进蒲氏祖坟。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接常理不可能。但蒲松龄是个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于是，1980年9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文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在蒲家庄走访蒲松龄几位嫡孙，他们介绍：
“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理曲和诗词手稿。”
“我娘手里就有过三老祖写的八帖。”
“某某存过聊斋外编二十四种。”
我听了忙问：“这些东西现在哪儿？”
“造反派烧了！”
他们描绘造反派在蒲家庄清剿“四旧”的情景：
村头设岗，杜绝出人，淄川中学的造反派头儿命队长去买来大字报纸，然后，写大字报宣布队长下台，造反派领导一切！此后，翻箱倒柜抄“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字帖、抄本，一一投人烈火。火光中飞出片片墨蝶，在空中飞舞……蒲家庄在兵炙战火中幸存的文物被洗劫一空．只有一个例外，蒲松龄故居。当时，有位教师说，这里烧不烧？按说算文物呢，请示一下上级吧。上级又请示上级，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说该烧，谁也不说不该烧。十年浩劫，蒲松龄纪念馆竟然安然无恙。
当聊斋遗墨化为墨蝶在蒲家庄上空翻飞时，造反派要向“封建僵尸”兴师问罪了。有人想到世界文豪的墓中发财。红卫兵决定对蒲松龄墓采取行动。
蒲松龄在世时，清王朝发生过几桩大文字狱。康熙二年结案的“明史之狱”，康熙五十二年结案的“南山集之狱”，著书者被戮尸，三家五服内男女老少以及校印、买卖书者，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蒲松龄写“官虎吏狼”，却逃脱了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万幸。
和“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相比，清代文字狱就成小巫见大巫了。1966年秋，长眠了二百五十一年之久的蒲松龄遭到了与“明史之狱”相同的命运。
蒲松龄墓座落在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丘上，墓前石碑上镌刻了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镌以蒲松龄夫妇的生卒年月、蒲松龄生平著述，祭祀儿孙名录。碑前矗立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的碑亭。红卫兵到了蒲松龄墓前，先挥舞小红书，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掘开蒲松龄的墓穴，向倒了二百五十年的“老封建”冲锋。
蒲松龄后人对蒲松龄墓被掘情况的描述有两点引起我特别关注：
第一：掘墓者确实把蒲松龄遗体挖出来了，那么，墓里是两具遗体，即蒲松龄夫妇遗体？还是三具遗体，即蒲松龄夫妇及“第二夫人”？
第二，蒲松龄头下枕着一部书。这是部什么书？是《聊斋志异》又一手稿，还是传说的“蒲松龄写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听到蒲松龄后人对文革掘墓的描述后，我对当年蒲松龄墓被掘情况极感兴趣，1980年秋天一个夜晚，我在蒲松龄纪念馆把当年掘墓的红卫兵头头请来了。这“独家访谈”是在蒲松龄纪念馆长鲁童陪伴下进行的。鲁馆长现已退休多年，仍关心蒲松龄研究，多年来鲁馆长及其继任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
在疯狂年代做出掘世界文豪墓的疯狂事的人，当然不想向任何人承认或再提这件事，我能请到掘蒲松龄墓的红卫兵头头，完全靠鲁童馆长在当地的威望。据我所知，这位红卫兵头头在跟我谈话前后，从没跟任何人谈过当年掘蒲松龄墓的情况。因此，我的访谈绝对是独家访谈。我感谢这位红卫兵头头对我的“特殊关照”，因此，我不想透露这位红卫兵头头是男是女？现在哪儿？让这位“红卫兵头头”掘世界文豪墓的“革命行为”留存在我的文字里，本人却永远忘却吧。
那是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访谈。在蒲松龄写鬼写狐的聊斋，在深秋黑咕隆咚的夜晚，谈一个鬼气森森的话题，一个我非常感兴趣、却令对方非常尴尬的话题——掘蒲松龄墓的亲历亲见亲闻！
红卫兵头头非常紧张，我先向其说明：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清查办”的，是普通的大学教师，在考察蒲松龄生平，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能对你有啥帮助？”红卫兵头头慑懦着。
“你是当代见过蒲松龄的不多的几位。”我这样说了后，马上觉得不合适，这似乎带点儿讽刺意味。干脆实话实说，“我想向你了解蒲松龄墓的情况。”接着，我问红卫兵，你们掘开蒲松龄的墓时，有什么感想？
红卫兵说：“没想到蒲松龄的墓那个熊样。”
“熊样”是淄月土话，意思是：太差，太不可思议，太不可能。
我问：“到底啥样？”
红卫兵说：墓里没有豪华讲究的棺木，也没有值钱的陪葬品，墓穴都不是砖砌的，只是用廉价的三合土夯实。蒲松龄身上一点儿金珠玉器也没有！
开头，掘墓的红卫兵都不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寒酸、这么简陋，能是一个大作家的墓？！可是墓里出土的四枚图章，像板上钉钉，确指了墓主身份：“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留仙”、柳树泉水图。
其实，我对这四枚图章非常熟悉，因为，鲁童馆长曾把这四枚图章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给我看，并介绍说，这四枚图章是国家一级文物。
我问红卫兵：四枚图章是你们掘出来的，它怎么到了蒲松龄纪念馆？
红卫兵回答：他们掘墓后第二天，看守蒲松龄纪念馆的人找他们：听说你们从墓里找到一些东西？这该属于国家，你们交给纪念馆吧。红卫兵们对掘墓所得根本不在意，就给了。如果不给纪念馆的人，这几个图章肯定早丢了。
蒲松龄纪念馆工作人员在非常困难时期对蒲松龄文物仍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令我肃然起敬。
我又问：除了这几个图章，还看到其他图章吗？
红卫兵说：“没觑乎。”
“没觑乎”是句淄川土话，“觑”是看的意思，“没觑乎”就是没仔细看。
我又问：蒲松龄墓里还有没有别的陪葬物品？
红卫兵说：有啊。不过，那算什么陪葬品？一点儿不值钱。一个手炉，是铜的；一盏小灯，也是铜的；一方砚台，懂行的人说是普通砚台；还有个烟袋儿嘴，不是金的，不是玉的，是琉璃的！烟袋杆儿？普通木头，已烂了。
红卫兵所说的这些手炉、铜灯、砚台等等，改革开放之初，曾摆在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展室，很快就作为文物收进保险箱了。
我开始问我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墓里边到底是两具遗体，还是三具？”
“两具。”红卫兵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说，蒲松龄夫妇的棺木和遗体已经腐烂，遗体摆放的方位是：头枕万山，脚向簧山。
在当地，这样的“方位”，是“牛眠地”，但蒲松龄的后人并没出过官。
我又问：“我听说蒲松龄枕着一部书？”
红卫兵又是毫不犹豫地说：“枕着，挺厚的。”
我忙问：“你们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真怪，那部书一拿到地面，就化了。”
这些乱掘古墓的“红卫兵”，一点儿也不懂得如何对待出土文物，结果让埋藏地下三百年的书风化了。太可惜了。
我问：“那书是《聊斋志异》吗？”
红卫兵口气肯定地回答：“不是。”
我急忙问：“是什么？”
“没觑乎”。
“好好想想，书皮上有没有‘姻缘’这两个字？”
“没觑乎”。
我为什么要问有没有“姻缘”二字？就是冲着《醒世姻缘传》而来。我在蒲松龄的许多后人那儿听到这样的说法：《醒世姻缘传》是他们“三老祖”的作品，里边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有原型的，因为小说跟原型太相近，这部书引起不小的纠纷。受到“诬蔑”的家族要求蒲松龄销毁这部作品。蒲松龄就把这部没有列入墓表的著作带进了坟墓。
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争论早就有，有几位著名学者，比如胡适、吴组湘、孙楷第认为这部书是蒲松龄的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因写作《聊斋志异创作论》到北京大学向吴组湘先生求教时，他亲口对我说过：他相信《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不是蒲松龄的作品。
1980年深秋我对掘墓红卫兵访谈，既想弄清蒲松龄有没有“第二夫人”，也想弄清《醒世姻缘传》是不是被蒲松龄带到坟墓里。可惜没做到。蒲松龄头枕一部书，按说该是他最珍爱的《聊斋志异》，偏偏不是。它到底是哪部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蒲家庄考察时，蒲氏后人众口一词，说是《醒世姻缘传》；九十年代我做“文学顾问”盖聊斋宫时，蒲家庄支部书记、蒲松龄嫡孙蒲文君说是《醒世姻缘传》；到了二十一世纪，蒲文君的继任还是说《醒世姻缘传》！根据我研究蒲松龄的经验，有些民间口耳相传的东西不能轻易否定。遗憾的是，我对掘墓红卫兵的独家访谈得到的回答却是“没觑乎”！
红卫兵掘墓的结果仅仅收获了那些“寒酸”物品。然后，红卫兵们挥动大锤把蒲松龄墓碑砸了个粉碎；将筹建中的柳泉公园八角亭稀里哗啦拖倒；蒲松龄的头盖骨被抛露荒郊。很快被他的后人悄悄掩埋回去。
2005年，有人仔细考察蒲松龄画像，发现上边除“留仙”、“蒲氏松龄”、“留仙松龄”、柳树泉水图之外，还有两个图章：“奉天”和“绿屏斋”。这两个图章是不在蒲松龄的墓里？还是也在墓里却没被掘墓红卫兵发现？成了千古之谜。我估计这两个图章肯定也在蒲松龄墓里，只是红卫兵不像考古工作者那样仔细，那么小的图章，被粗心的红卫兵遗漏极有可能。
蒲松龄家乡报纸的记者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这两个图章的含义。我回答：奉天的字面含义是“信奉天的意志”，至于“绿屏斋”，早在我二十年前出版的《蒲松龄评传》就写明了，是蒲松龄的书斋。
人们都认为蒲松龄的书斋当然是聊斋，其实蒲松龄的书斋先叫“面壁斋”，后叫“绿屏斋”，最后才叫“聊斋”。
我写过十几本研究蒲松龄的书，却始终没机会把当年红卫兵掘墓的事写出来。进人二十一世纪，“文革”疯狂渐渐淡去，对红卫兵掘墓的访谈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还是把它写出来留存，也可能是后世人了解蒲松龄很需要知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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