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古代医药是如何形成的

    医与药，源于人类扞卫生命的需求。而中国传统医学的特有形态，是在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与文明影响下形成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

    原始人寿命多数很短，很多原始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因各种原因死去。人类与生俱来有着对生命和健康的追求，由此产生了克服疾病与伤痛的愿望，这是医药起源的基本条件之一。

    原始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会引起腹泻、呕吐、昏迷、中毒，甚至死亡，而另一些食物则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在遍尝植物根皮、花果、野草、动物等后，通过分类逐步确定了许多动植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和毒性。

    以上就是中草药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在这些基础上，华夏民族经过一代一代长期反复的试验和证明，确认了某些自然界物质的药物效果，逐渐学会了运用原始的药。医药就是在长期实践中探讨、研究、归纳、总结、验证，逐步形成发展而来的。

    趣味链接：炼丹与长生不老的迷梦

    在古代，许多人都在追求着长生不老的迷梦。秦始皇、汉武帝都曾迷信方士，出巨资让他们去寻觅仙山，炼制仙药，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魏晋时期宗教思想的盛行，对以儒家礼教为正宗的思想界带来了冲击。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除了要求思想上摆脱束缚，行为上也经常以怪诞来反叛礼教，如居丧饮酒、赤膊跣奔等。这些行为的背后，又往往伴随着服散。散，指“寒食散”，又叫“五石散”，一般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五味矿石合成。

    因寒食散药性燥热，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以散热，这正符合当时文人放浪形骸的举止，服散之风一度非常盛行。其实魏晋文人在放诞纵情的背后，掩饰不住的是对生命无常的恐惧，这与当时疾病和瘟疫盛行的环境有关。

    魏晋时期，寻求长生不老丹药的思想盛行，道教炼丹术得到发展。丹药的原料往往是矿物质，因为炼丹家们认为金银玉石等永恒不坏，如果能以此炼成丹药服食，就可以将金石的不朽性移植入人体，人体就能像矿物一样不会衰败。

    矿物质平时性质稳定，在炼制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变化。古人觉得很神奇的“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实际是红色的丹砂（硫化汞）经煅烧后，生成二氧化硫，游离出银色的金属汞，再继续加热，最后又生成赤色结晶（氧化汞）。由于丹药这些奇异的现象，更显出它的“神奇”。

    从医学角度而言，矿物类虽可入药，但往往副作用较强，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过量服用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历代服食丹药中毒丧生者甚多，其中就包括不少皇帝，如东晋哀帝司马丕、唐太宗李世民、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等。

    由于丹药具有明显的不良后果，最终使这一风气在唐代以后渐渐衰退，只有某些皇帝贪恋人世，仍然不顾一切地以身试药。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所记载下来的内容，包含了不少化学变化的例子，被认为是世界化学的先驱。

    炼丹家们在炼丹中也创造出了伟大的发明，其中尤以火药最为瞩目，火药的发明是在意外的失败事故中取得的。由于许多化学物质在一起煅烧经常会引起丹房失火，这样的意外事故却使唐代的炼丹家们注意到：硫、硝、炭三种物质可以构成“火药”。

    后来，大约于晚唐时期，这一“配方”由炼丹家转入军事家手中，从而就发明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这对我国军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02巫与医药的关系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

    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

    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那一时期社会上的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甚至还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

    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功过参半。

    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

    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甚至两者之间出现了对抗。到春秋战国时期，两者发生激烈的争论，最终决裂。

    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但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及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趣味链接：“中医”的真正含义

    说起“中医”，有些人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个“中”字本来是为了区别“西医”的“西”字，因此，“中医”本意是指传统中国医学或中国大夫。是这样吗？其实不然。

    “中医”一说，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句。看来，“中医”一词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出现了。那时西医还不成系统，更没传入中国（西医传入中国是在西汉以后又过了一千七百年的明末），因此，“中医”是不可能为了区别“西医”而叫的，这里的“中”也不是指中国，那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最早认识万物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易经》，将世界一切事物均纳入阴阳的轨道，对后世的哲学、社会、天文、地理、医学等都具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不会生病。若阴阳失衡，则疾病必来。中医大夫有“持中守一而医百病”的说法，意即身体若无阳燥，又不阴虚，一直保持中和之气，会百病全无。所以“尚中”和“中和”才是中医之“中”的真正含义。

    003中药一词的由来

    我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现存的传统医药典籍中却没有“中药”一词，而只有“本草”或“药”。那么，“中药”一词是何时才开始出现的呢？

    这要从西医的传入说起。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近代医学逐渐传入我国。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药开始流入我国。传统医药和西药都是取材于自然界的天然物质。不过，传统医药在制法上落后于西药，基本上停留在生药阶段，导致传统医药在某些方面逊色于西药。

    为了振兴我国医药，许多有志之士远离故土，漂洋过海，学习西医药。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西药教育。辛亥革命后，西药学教育在我国逐渐推广。

    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大城市已形成中西药相互鼎立和并存的局面。人们为了同西医、西药相区别，便将我国传统医药分别称之为中医或汉医、中药或汉药。正是由于西药的传入，才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中药”一词。

    趣味链接：中药缘何称本草

    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来，“本草”一词经千百年的沿用，已有了特殊的含义，它已经成了所有中药材的统称。有些中药材是动物和矿物，为什么统称中药材为“本草”呢？

    五代时期的韩保升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药材统称为“本草”的公认的解释。

    古代以“草”或“草本”作为植物的代称，而中药里又以植物药为主，所以说这样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药物的起源来看，认识还可再深入一步。

    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某些动植物的医疗功效。由于人类对植物接触最多，认识最早，起初寻找药物时只是在植物中进行，所以最初的药物只有植物。

    《说文解字》中说：“药，治病草也，从草。”反映了最初只有植物药的状况。虽然，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动物药、矿物药，但这一概念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后世把药物称为“本草”。

    004我国古代的医院

    我国医院的雏形最早见于汉代，迄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２年），瘟疫在黄河流域肆虐。因此皇帝刘衎下令，腾出一些房屋，请来医生、筹备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居民隔离医院。

    到了唐代，朝廷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设有“患坊”，用来收容贫困的残疾人和乞丐；另外，还设有“疠人坊”，用来隔离及医治麻风病人。

    宋代，医疗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医院组织渐趋完善。朝廷开设了名叫“安济坊”的医院，内有专职管理人员和医生、病房、病历。朝廷还会根据医生的医疗水平给予适当的奖励。

    当时，这种医院除了设在北宋的京城汴京以外，在其他的一些大城市里也可见到。如杭州太守苏东坡创办的“病坊”、苏州城内的“济民药局”，以及一些私营的“养济院”等。

    我国建立现代形式的分科医院，是近代的事。

    太平天国末年，干王洪仁玕曾在天京（今南京）办了一个医院，由他亲自领导。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李鸿章雇用“常胜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曾聘用外国医生在松江、昆山开设军医院。

    我国最早的现代化医院是于1918年创建的北京中央医院。

    趣味链接：医生在手术中为什么穿绿色的手术服

    医生们所穿的手术服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人眼在长时间注视着一种色彩时，视神经易受刺激而疲劳。为了减轻这种疲劳，视神经便会诱发出一种补色进行自我调节。

    若长时间地盯着一张上面印有鲜红色图案的纸张后，把视线转向另一张白色的纸张，你会发现这张白纸上出现了浅绿色的图案，因此说红色的补色是浅绿色。

    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眼睛看到的总是鲜血淋淋的红色。如果医生们所穿的手术服是白色的，那么当他偶尔把视线转移到同伴的白大褂上时，就会看到斑斑点点的“绿色血迹”，使视觉产生混乱而影响手术效果。

    而采用浅绿色的衣料做手术服，就可以消除绿色错觉，确保手术顺利进行。

    005古代最早的医学校

    南北朝刘宋元嘉年间，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隋朝创立了太医署，主要是一些太医们集中在一起办公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医学教育行政机构。

    隋朝的太医署有主药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博士2人，咒禁博士2人。其规模不大，设置不全，所以只能算是医学校的初级阶段，并不能算正规的医学校。

    唐高祖武德七年，在长安建立了唐太医署。唐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大部分组成，与现在医学院校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相类似。

    唐太医署由皇家直属，设太医令2人，是太医署的最高行政官员，相当于现在医学院校的校长职务；还设立太医丞2人，他们作为太医令的助手。太医丞手下则有医监4人，医正8人。以上18人都是太医署的行政长官。

    太医署分医学部和药学部，医学又分四大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包括伤科）和咒禁科。四科之中，医科最大，总共有164人。其中医师20人，医工100人，医生40人，典药2人，医博士1人，医助教1人。学生入学后，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再分专业学习。学生都由太医署中的博士、助教教课。

    针科共有师生员工62人，其中博士1人，助教1人，针师10人，针工30人，学生20人。针科学生先学医学基础理论，然后重点学习针灸专科。

    按摩科共有师生员工36人，其中博士1人、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学生15人，以学习按摩专门技术为主。

    咒禁科共有师生员工21人，其中博士1人、咒禁师2人，咒禁工8人，学生10人，主要学习道禁和佛教中的五禁。但该专业人数最少，影响最小。

    太医署规定学生除了入学考试以外，月、季、年都有考试。对于学习9年仍不及格者，即令退学；考试成绩优良的，予以奖励，以保证学生的质量，并且可以及时发现人才。

    太医署中，“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对于教师和教辅人员的考核制度，保证了师资队伍的质量，也保证了整个医学校的教育质量。

    药学部虽然没有医学部大，但也有一定规模。药学部包括“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药学部还设有药园，所以当时不仅从理论上，还通过实践培养药学专门人才。

    唐太医署为当时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以后历代都设立类似唐太医署的医学校。宋代，把医学校划归国子监管理。国子监是当时主管教育的高级领导机构。宋代医学校的规模也有了扩大。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医学校都与唐太医署相类似，改变不大。

    趣味链接：古代的公共医疗机构

    我国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疠迁所”。当时规定，凡经医生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

    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相当于现在的产院。乳舍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而是服务于一般官员和平民的公共医疗机构。

    南北朝时则出现了由朝廷主办的慈善救济机构“六疾馆”和“孤独院”，收养穷人和孤幼之人。唐代时，京城及各地设有“病坊”，类似平民医院之性质。

    到了宋代，公共医疗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售药的医疗机构——熟药局。熟药局的设立，是成药在宋代得以发展和盛行的重要保证。宋代还建有一些医疗慈善机构，如：收容穷困无靠的病人，给予医药照顾的安济坊；收容贫病无靠之人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的居养院；收养老幼贫疾无依丐者的福田院等。

    元代的公共医疗机构，设有广济提举司和惠民局，为贫民免费医病给药，经费依民户多寡分为等级拨给。明代的公共医疗机构的设置，则沿袭宋元旧制。

    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国各地设置养济院，养赡鳏孤寡独、残疾无依靠的人，政府拨给银两和口粮，地方士绅有乐于资助者，任其捐献。清代还创立有育婴堂，收养遗弃或者父母无力养育的婴儿。

    006古代医生望、闻、问、切四诊法

    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得病。不少人在得病后，喜欢找中医大夫看病。中医大夫给人看病的时候常常通过望、闻、问、切这四种方式来诊断疾病。这是因为，望、闻、问、切这四种方式是中医传统的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又称为“四诊”法。

    医生用这种手段来收集疾病显现在各个方面的症状体征，通过归纳分析，就可以了解发病的原因、病变的部位、疾病的性质及它们内在的联系，从而为确定治疗原则和采取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迄今为止，“四诊”法至少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而最早全面运用该法来诊断疾病的医生是谁呢？是扁鹊。

    扁鹊在他的行医生涯中，把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斗争的许多经验加以总结，从而归纳出“四诊”法。从《史记·扁鹊传》的记载看，扁鹊诊断齐桓侯的病，运用的就是“四诊”法中的“望”诊法：初时，齐桓侯疾在腠理，继而逐渐移入血脉，再进入肠胃，最后深入骨髓，直至不治为止。扁鹊的“望”诊是符合“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不断发展”的科学病理的。

    虽然“四诊”法是扁鹊首创的，但是以后的历代医生又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了其内容。

    《素问·脉要精微论》说：“诊法何如？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由此可见，“四诊”法就是对人体进行全面诊察，借以判断人的健康状况的方法。

    《六十一难》将“四诊”法概括为：“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

    “望”就是看病人的面色舌苔，也就是运用视觉，对病人的全身和局部的情况及其排出物等进行有目的的观察，以了解疾病的状况。其中，重点是观察人的神、色、形，综合舌相的异常变化。这是因为，中医认为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体和外在表现，因此神的盛衰是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闻”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两方面：听声音是指诊察病人的声音、语音、呼吸、咳嗽、呕吐、太息、肠鸣等各种声响；嗅气味是指嗅病人体内发出的各种气味及其分泌物、排泄物的气味。

    “问”就是问病情，它在“四诊”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多在诊断上极为重要的线索，诸如发病时间、致病原因、既往病史和主要症状等各种情况，都必须经过对病人的询问才能知道。

    “切”就是把脉，也就是医生用手指对病人体表进行触、摸、按、压，从而获得重要信息的一种方法，包括脉诊和按诊两个方面。中医医理认为，经脉是人体气血活动的通道，而气血的流通与机体健康状况有关。

    我国古代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邪、正、盛、衰、消、长相互转化的过程。“四诊”法要求医生仔细观察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征象，然后加以分析、归纳，明确诊断，之后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后来，“四诊”法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

    “四诊”法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系统观和运动观的基础上的，是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的具体运用。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普遍联系性是“四诊”法原理的理论基础。

    “四诊”法符合科学道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特点。运用此法，在感官所及的范围内，医生可以直接获取病人的信息，并进行分析、综合，及时做出准确的诊断。正因为如此，“四诊”法成了我国古代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

    趣味链接：“悬丝诊脉”现象的本质

    在我国古代，因为宫廷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御医在为娘娘、公主们看病时不能直接采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式，只能用丝线的一端固定在病人的脉搏上，通过丝线另一端的脉象诊治病情，俗称“悬丝诊脉”。

    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的《西游记》中也有关于孙悟空“悬丝诊脉”的记述。

    另外，据传说，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也用此法。因孙思邈系从民间召来，不是有职衔的太医院的御医，太监就有意试他，先后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脚和鹦鹉腿上让孙思邈来诊断，结果都被他识破。最后，太监才把丝线系在娘娘腕上，孙思邈诊得脉象，知是滞产，便开出一剂药方，服用了这剂药方后，娘娘顺利分娩。同行问其窍门，孙思邈笑而不答。

    那么，“悬丝诊脉”之事是否符合科学道理？病人的脉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其实，从现象上来说，确曾有“悬丝诊脉”之事；但从本质上来说，“悬丝诊脉”只不过是一种幌子，其背后则隐藏着事实的真相，而这些真相同样体现着科学的道理。

    原来，大凡后妃们生病，总是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问完这一切之后，太医也就对病人的病情了如指掌、成竹在胸了。

    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此时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一言不慎、一药不当而招致杀身之祸。

    所以，“悬丝诊脉”虽确有其事，但只不过是一种蒙上了神秘色彩的骗人形式而已，也是医者受缚于封建礼教而不得已施展的一种骗术。如果太医事先不通过各种途径获知详细病情，那么就算他的医术再高明，在疾病面前也会一筹莫展。

    007针灸的由来

    针灸是我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利用按脉络、刺穴位的方法来治病。我国古代医学的经络学说认为，经络遍布于人体各个部位，担负着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内外上下的功能。它不仅存在于体表，而且和五脏六腑相连，构成无始无终的环状循环系统。其中干线叫经脉，支线叫络脉。整个经络系统就像城市的自来水网，输送气血，养育人体。

    穴位则是经络系统的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就可以起到调节经络系统的作用。如针刺病人的“足三里”穴，可以消除胃部疼痛。

    通过按脉络、刺穴位的方法，针灸可治疗和预防多种疾病，其治疗效果显着，且操作简便易行、经济实惠，因此深受人们喜爱。历史上许多着名的医学家在针灸治疗方面都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春秋时的“神医”扁鹊、东汉时的“医圣”张仲景、三国名医华佗和唐代名医孙思邈等都是负有盛名的针灸大师。

    春秋战国时期，针灸疗法就已经比较普遍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名医，最着名的是扁鹊。现在还有许多古代文物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针灸医术的发展进程。

    针灸发展到汉、晋时期，逐渐趋于完备。在该时期，人们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一些总结性的针灸着作也出现了，其中西晋人皇甫谧撰写的《甲乙经》是我国最早也是比较重要的针灸着作。

    唐代开始在太医院中专设针灸科，有针灸博士、针灸助教进行教学。

    宋代是针灸大发展时期，新的穴位被不断发现。1026年，翰林医官院医官王惟一科学地总结了古代针灸学成就，整理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并铸造了两个人体铜模型，全身有穴孔。按针灸学的传统观点，《黄帝内经》载的穴位叫“奇穴”，《图经》不载的穴位叫“别穴”，合称“经外奇穴”。

    元、明、清时期，随着针灸学的发展，人们整理和编纂了一些针灸学专着。这无疑对针灸学的总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推动针灸发展的主要是针灸医疗实践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传统针灸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很多新疗法，如电针、耳针、手针穴位等。

    今天，新发现的穴位已有100个以上，针灸治疗的内容日益丰富。同时，它也已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

    趣味链接：针灸铜人的作用

    针灸铜人是由宋代针灸专家王惟一设计铸造的、用于针灸的人体模型，一共两座。

    针灸铜人同真人身高差不多，体内铸有内脏器官，体表铸有穴位。铜人穴位是当时的范本，铜人则被用来指导医官院针灸科学生学习和考试。考试时，用蜡涂敷铜人穴位，如果刺中了穴位，就会有水银流出；反之，则扎不进针。

    针灸铜人对针灸学的推广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惜现已失传。

    008淳于意创制病历

    医务人员对病人患病经过和治疗情况所作的文字记录就叫病历。它是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依据，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很有价值的资料。

    汉初（公元前3世纪），我国最早的病历就出现了，当时它被称为“诊籍”，为当时名医淳于意所创。

    淳于意是山东临淄人，曾任齐太仓令，所以又称仓公。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医术。起初，他师从名医公孙光，随后又从公乘阳庆那里学得黄帝、扁鹊的脉书和五色诊断方法，由此医术日渐高明。

    汉文帝时，因为被人诬告，淳于意蒙冤入狱。他的女儿淳于缇萦上书皇帝，请求进宫做奴婢代赎父刑。皇帝被她的这一孝举感动了，便赦免了淳于意。

    出狱后，淳于意行医于民间，不少病人得益于他高明的医术而起死回生，由此他深受人们的爱戴。

    但在长期行医的过程中，淳于意常常深感记忆有限。病人的主诉，往往因事隔多日而记忆不准，给治疗带来了困难。为便于辨证论治，淳于意便将就医者的姓名、地址、病症、药方、诊疗日期等一一记录下来。另外，对于那些被治愈的和无法挽救的病例也作详细记录。

    经过长期的实践，淳于意发现这样做对于辨证和治疗都大有帮助，便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下来。他把这种记录称为“诊籍”，我国最初的病历形式便由此产生了。

    因为他的做法对辨证和治疗都大有帮助，所以，其他的医生也都争相仿效。由于“诊籍”专门记录病人的病史，所以医生称之为“病历”。

    到了今天，记录病历已成为每位医生最基本的工作。

    趣味链接：古代的女医生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还产生过很多有名的女医生。比如下面这些：

    西汉义妁，她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位女医生，她悬壶济世，深受群众爱戴。相传汉武帝得知她的医术后，召她入宫，拜为女侍医，专为皇太后等治病，深得太后信任。

    晋代鲍姑，是名医、炼丹家葛洪之妻。据传“艾灸”法就是她发明的。

    唐代的胡情，对养生长寿、吐纳导引有独特见解。她编绘了《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泄图》，描画了人体的五脏。

    宋代名医郭敬仲的母亲冯氏，医术也很高明。一次孟太后重病，御医治疗无效，宋高宗急召冯氏入宫。冯氏只用一剂药就治好了孟太后的病。高宗大喜，封她为安国夫人。

    明代的谈允贤，祖传名医。当时的富家眷属生病，羞于请男医生搭脉，闻谈氏之名，都请她诊治。她晚年还写有《女医杂言》一书传世。

    清末女名医曾懿，治病有许多独特的经验。她着有《古欢室丛书》一部，内有《女学篇》、《医学篇》、《诗词篇》三大部分。

    009行医缘何又被称为“悬壶”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病人送给医生的锦旗上常常写着“悬壶济世”几个大字，以夸奖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其中的“悬壶”就是行医的代名词。

    “悬壶”一词来源于《后汉书·方术列传下·费长房》一书，该书记载了下面的故事。

    东汉时，有一个名叫费长房的人。他是汝南（今河南上蔡附近）人士，曾经是管理市场的小官吏。有一天，他在酒楼喝酒解闷，偶见街上有一卖药老翁，悬挂着一个药葫芦兜售丸散膏丹。卖了一阵，街上行人渐渐散去，老翁就悄悄钻入了葫芦之中。

    这一神奇的景象把费长房震住了。他断定这位老翁绝非等闲之辈，于是便带着酒肉等礼物，恭恭敬敬地去拜见老翁。明白了他的来意后，老翁领他一同钻入葫芦中。他睁眼一看，只见里面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繁花似锦，宛若仙山琼阁。

    老翁对费长房说：“我本是天上的神仙，因为犯了错误才受到责罚，下到凡间。现在，对我的责罚期限已满，我将要离开此地，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费长房于是追随老翁学道。在历尽艰辛之后，他终于学到了过硬的医术。

    在学成之后，费长房返回自己的家乡。他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驱使社公，甚至令人起死回生，由此成为一代名医。

    从此，“悬壶”这一说法便流传了下来，成为对中医行医的雅称。如今，中医“悬壶”的做法已很少见到了，但他们腰间所挂的和诊所前所悬的葫芦，却成了中医行医的标志。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年也习医。他在《革命原始》中自述：“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我们知道，其中的“悬壶”一词本是对中医行医的雅称，而孙中山先生早年学的是西医，为什么他也用了“悬壶”一词呢？

    这是因为，“悬壶”一词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所有医生行医的雅称，而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了。“悬壶济世”也就被用来形容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趣味链接：为什么药罐又称为“急销”

    我国不同地域的人们对药具的叫法不尽相同。北方人把熬药用的药具称为“药锅”，而在南方的某些地区，例如台湾、粤东和闽南地区，人们则把熬药用的药具称为“急销”。

    他们为什么把它叫做“急销”呢？这还有以下一段传说。

    宋景佑元年，台湾、粤东和闽南地区瘟疫肆虐。名医吴本带领徒弟采药治病，救人无数，被人们尊称为“医灵真人”。但是由于所用的药罐太杂、质料不一，有的甚至产生了副作用，所以瘟疫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吴本闻讯后，心急如焚。他连忙赶到粤东，联系砖厂烧制了陶制药罐以应急需。当时的老百姓闻“药”色变，比较避讳“药罐”的说法。经销药罐的商贩也起不出一个恰当的名称，在此情形下，急中生智的吴本便说：“眼下此物正急用，就姑且叫它‘急销’吧！”

    从此，“急销”作为药罐的代称，便在台湾、粤东和闽南地区民间叫开了。

    010用“杏林圣手”称颂良医的来历

    成语“杏林圣手”的来历，其实与一位隐居在庐山的高士有关，这在《神仙传》和《太平广记》里都有记载。

    据记载，三国时的吴国有位民间医生，姓董名奉，字君异，侯官县（今福州市）人，后来他行医到庐山，见庐山风景秀美，就定居了下来。

    他有道术，同时也精通医术，常年隐居在山里却不种田，每天为周围的群众治病，却分文不取。但他立了一个规矩：如果患重病的人被治好了，必须在他开辟的园子里栽五棵杏树；如果是轻病患者被治好了，必须栽一棵。

    就这样连续好几年，董奉杏园里的杏树已经达到十万余棵，蔚然成林。春天，杏花满枝漫舞；夏天，杏树郁郁葱葱；秋天，果实累累压满枝头。因此，山中的各种飞禽走兽都喜欢在杏林中游玩戏闹。说来奇怪，杏林中从不生杂草，像是专门有人把草锄尽了一样。

    每当杏子成熟的时候，董奉就在杏林里盖一间仓房，并告诉大家，想要买杏的人不用找他，只要拿一罐粮食倒进仓房，就可以装一罐杏带走。董奉把每年卖杏得来的粮食都用来救济贫困的人和在外赶路缺少路费的人，一年散发出去的粮食有两万斛之多。

    董奉让患者种植杏树，不要诊费的高尚医德和情操，给中医药传统文化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后来，人们便以“杏林”作为医者为民谋益的典实，并用“杏林圣手”来称颂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

    趣味链接：坐堂医和游方医

    古代，由于医生的应诊方式不同，将医生分为两种，一种叫坐堂医，另一种叫游方医。坐堂医是有固定坐诊地点的医生，人们可以在固定的地方找到他。

    游方医是没有固定坐诊地点的医生，他们云游四方，走街串巷，往往会有一个铃铛或者一面布幌作为标志，因此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摇铃郎中。

    坐堂医的来历，同医圣张仲景有关。张仲景是东汉末年的名医，因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举孝廉，成为长沙太守。当时，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

    为了能为百姓治病，他干罢公事，常借公堂摆开案桌，坐在堂中为当地百姓治医。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坐堂郎中。

    游方医这一名称的由来没有特殊的传说，却是历史悠久。先秦时期，扁鹊就是一位着名的游方医，他周游列国，为各国百姓治病。

    游方医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下咽即能去病；三曰便，能够就地取材。尽管游方医多为国医所不称道，但其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深入整理和研究。

    有时游方医也受到世人的浅薄鄙视，有人认为他们游食江湖，买卖假药。这些或许是世人对游方医的偏见，为正游医之声，清代医药杂家赵学敏编纂了《串雅》一书。《串雅》对游方医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游方医的治疗方法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同时还记载了许多民间医方，这些医方目前在临床上仍在使用，并有很高的治疗价值。《串雅》还介绍了民间防病的经验，书中集录了除蚤、灭虱、驱蝇、禁蚊、除臭虫等驱除害虫的措施，实际上是起了消灭疾病传染媒介的作用。

    同时，还记载了民间的许多有效的急救法，例如：溺水用骑牛法，解药毒用防风，昏厥症用放血法等，这都是简便而又经济的方法。此外，它还重点介绍了民间外治法的经验，这些方法都具有简便、经济、有效、用药安全等特点。

    我国历代名医大部分是坐堂医，很多都有自己的诊所和药堂，少了漂泊之苦，有更多的机会精研医术。但是，游方医虽然周游四方，颇为劳顿，却可以见到很多其他的病种，因此各有长短。无论是坐堂医还是游方医，只要医术高明、医德高尚，都会受到老百姓的尊重。

    不过，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游方医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医生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场所，也就是说都是坐堂医，而坐堂医和游方医这样的称呼也基本上没人再提了。

    011医生为何称为“郎中”

    朗中是古代的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属光禄勋，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分为东郎、户郎、骑郎三类，长官没有车、户、骑三将，其后类别逐渐泯除。

    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之高级部员。称医生为郎中，乃南方人的方言，始于宋代，从此沿用至今。

    相传，南宋有位郎中（官名）叫陈亚，为人诙谐，又爱好文字游戏，曾以中药名写诗百首。有一年大旱，陈亚和友人蔡襄在路上看到一个和尚求雨，赤膊自晒，殊为可笑，陈亚随口念道：“不雨若令过半夏，应定晒作葫芦巴。”半夏、葫芦巴都是药名。

    蔡襄见他讽刺过分，便道：“陈亚有心终归恶。”

    陈亚应声道：“蔡君除口便成衰（‘便成衰’为中医学‘泄泻’的别名）。”

    此事传到民间后，陈亚名声大振，人们认为他不但熟谙药名，也通医术。后来，常有学医者以读陈亚“药诗”为乐事，郎中也渐渐成为中医师的代称了。

    趣味链接：“铃医”为什么又叫“卖嘴郎中”

    “铃医”指游走江湖的民间医生，又称“走方医”、“草泽医”。

    铃医在古代已有，宋元时盛行，大多数是家传师授。他们有的肩挑药囊，悬挂葫芦；有的肩背药箱，手摇铜铃、串铃或弹拍竹鼓来招徕病人。人们便称呼他们为“铃医”。

    到了近代，在北京等地，民间常有串铃卖药的江湖土郎中，他们一只手持着串铃摇动，另一只手持着写有“路顺堂”字样以及药名的招牌，走街串巷，为人看病。

    铃医往往掌握一两种民间疗法和秘方（包括草药、针灸、推拿及其他简易治疗方法）为人治病。也有些仅微通医术，略知药性，仗着口有佞才，看病时，目视其色，言善变化，捎带卖药。

    有的铃医还慢步呼喊治病技巧及介绍药品的用法及疗效。如在民国时期的澄海樟东一带常有“铃医”穿街过巷，一边走一边呼喊着“剑波丸，专治腹痛、腹泻、食积伤脾”，“双剑铜青膏药，专治疔疮瘰疠，拔毒生肌，贴着就好”等广告。

    铃医多无固定诊所，在民间流动行医。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常持竹板敲打，并反复宣传，求人买药，所以他们又有“卖嘴郎中”的绰号。

    012我国古代的人体解剖手术

    在我国古代，毁伤尸体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解剖人体也就成为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虽然如此，为了治疗疾病，我国古人早就开展人体解剖手术了。

    如我国古籍中就载有：“昔者秦缓识晋景之膏肓，扁鹊见齐桓之肠胃，太仓解颅而理脑，俞跗涤胃而湔肠”；而在《灵枢·经水篇》中也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载。

    其实，我国的人体解剖历史十分久远，最早可以上溯至西汉末年。

    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捕得政敌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

    这次解剖，手段极其残忍，但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取得“治病”的科学根据；参加者有太医（皇室御医）、尚方官员（朝廷技术人员）、巧屠（熟练的屠夫）；研究项目是人体内脏的大小、相对位置，以及血管的分布和循环规律。

    这种血淋淋的活体解剖固然可以取得“治病”的科学根据，但却是非常不人道的，应受到谴责。

    唐代也有与人体解剖相关的记载。

    据《隋唐嘉话》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翻阅医方时见“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下令以后在笞刑中只许臀部受刑，不得击背。唐太宗所见之图其实名叫“明堂图”，是唐代医官所绘的人体解剖图。

    另据《唐书·忠义传》记载，武则天执政时，怀疑太子李旦谋反，令来俊臣用酷刑拷掠太子家臣，逼令诬攀。太常工人金安藏闯入刑堂，执理申辩，拔出佩刀当堂剖腹，大呼：“请剖心以明皇嗣（太子）不反！”刀过胸臆，五脏俱出，血流被地，气绝而仆。武则天被金安藏的壮举所震撼，继而动了恻隐之心，便“令舆入宫内，遣医人纳却五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安藏始苏”。

    当时的“医人”对这位开肠破肚的自裁者不是束手无策，而是采用了内脏复位、缝合和傅（敷）药三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挽救了这位忠义之士的生命。

    但遗憾的是，关于外敷药物和手术器材未予记载，使我们无法看到完整的临床资料。这是因为，在我国古代社会，医学被列入卜筮星象之流，不被重视。即如孙思邈、张仲景等“神医”在“正史”里也只能列入“方伎传”中，篇幅有限，语焉不详。

    趣味链接：古代人如何验尸

    我国古代的司法人员在长期的法医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检验尸体伤痕的方法。

    他们在检验前，先准备些糟醋、葱、川椒、食盐、白梅等。因为人的皮肤有红、黑二色，死后会泛出青色。假如验尸时看不出伤痕，可在可疑的部位用水把皮肤洒湿，然后将葱白打碎、摊开，涂在该部位，再用纸蘸醋盖上，约一个时辰后除去，用水洗净，伤痕则显现。

    如果尸体上有几块青黑的地方，可用水慢慢滴注：假如是伤痕，皮肉就较坚硬，水滴便停滞不流；假如不是伤痕，皮肉上较松软，水滴就会流掉。

    检验尸伤和骨伤，如果在受伤的地方看不见伤痕，可以用糟醋洗敷尸体，把尸体抬到露天地方，用新油过的绸子或明亮的雨伞，张盖在需要验看的部位，迎着阳光，隔着绸或伞观看，就能看见伤痕。如果是阴雨天，用炭火隔着照，效果一样；这样做后，如果还看不见伤痕，就把白梅捣烂，摊在需验看的地方，然后用糟醋洗敷，再隔着绸或伞照看。一般来说，这样做后就可以看到伤痕了。

    若仍看不见，就剥下白梅的肉，加进适量的葱、川椒、食盐等，合在一起研烂，做成饼子，放在火上烤得炙热，再用一张纸贴在需要验看的地方，把熟白梅饼放在上面熨烙，伤痕就会显现出来，其原理与现代法医学上用紫外线照射检验伤痕的原理一样。

    013仵作与古代的法医

    中国古代曾出现了一支类似现代法医专业的吏役，这些吏役本源于卖棺屠宰之家，后来逐步受用于官衙，但没有官位、官品，平时仍以为丧家殓尸送葬为生。

    随着刑案的不断增加，他们的身份逐步演变成官衙法定检验吏役，即仵作。隋唐时期，仵作一词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的仵作泛指帮助丧家埋葬的人。

    到了宋代，朝廷建立了专门的检验制度，制定专用的表格《验尸格目》和验尸图《检验正背人形图》，以规范尸体检验。这一时期官府衙门里的仵作，已参与具体办案，并且有了明确的分工，就是负责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

    当时的仵作，还被老百姓称为团头。他们的同行有坐婆、稳婆，在遇有妇女下体检验时，坐婆方才参加办案。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宋慈总结经验，着成《洗冤集录》。

    趣味链接：《洗冤集录》：我国第一部法医专着

    《洗冤集录》是我国第一部法医专着，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它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着作《医生的报告》要早350多年。

    《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是南宋人，出生于福建建阳，走上仕途后长期担任提刑官，积累了丰富的断案经验。在他为官的20余年间，始终以民命为重，采取“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的严谨态度，深入查访，不畏权势，积累了丰富的检验经验。在《洗冤集录》中，宋慈提出：“事莫重于人命，罪莫大于死刑。”指出检验正确与否对司法公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洗冤集录》记载有许多具体的检验经验，尤其是辨别自杀或他杀很有心得。例如他根据“缢沟”正确区分勒死与缢死。如死者是自缢，缢沟的特点是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若是被勒死者则绳索多缠绕数周，那么脖子上的绳索痕迹是相交的。

    《洗冤集录》记录了一种蒸骨验伤的方法：把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窑，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窑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趁着地窑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窑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

    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则分明是生前被打。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亡者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

    《洗冤集录》还记载有一些急症的救治方法。如救治砒毒，用鸡蛋一二十个，搅匀，和入明矾末三钱，灌进服毒者口中，吐后再灌。如果中毒不深，抢救及时，是可以起作用的。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提出的检验四原则，即实事求是原则；不轻信口供原则；调查研究原则；验官应亲自填写“尸格”原则，即使在今日，法医检验仍须遵守。

    通过对尸体现象、现场检查、尸体检查情况的归纳，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整理出一整套符合科学原理并与现代医学相吻合的法医检验方法，实为集宋代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之大成。

    《洗冤集录》问世后，立即被颁行全国，成为宋代以及历代刑狱官办案必备的参考书。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官吏、仵作，大多会随身携带一部线装《洗冤集录》。

    因为宋慈的努力，仵作被逐步提升为案件侦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后来，《洗冤集录》的内容流传到国外，近代以来又引起西方法医界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014军医溯源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巫医和方技，当与敌人作战时，便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新归队。

    古籍《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5~6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公元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魏书·世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侯萧宝卷在位之时（公元499～501年）。史载，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兵役，不仅有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趣味链接：定心丸究竟是什么药丸

    现在，“定心丸”一词常被人们用来形容起安心作用的人或事，但在古代，“定心丸”却是一种军队中的必备之药。

    古代的战争激烈残酷，刀光剑影，一场激战下来，伤员很多。受了战伤，痛苦自不必言，那生死肉搏时的场景，足以使人胆战心惊。所以，要治好战伤有个起码的条件，首先要恢复心神安定。于是民间的医生就专门配制了用于安定心神的丸药，取名“定心丸”。

    明代末年茅元仪所辑的《武备志》中，记载一种定心丸的配方为：“木香、硼砂、焰硝、甘草、沉香、雄黄、辰砂各等份，母丁洋减半”，效果奇佳。

    015古代的行医招牌

    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行医招牌、招贴一类的医疗广告。最早的行医招牌，大多数是以模型实物作为行医的“招幌”，如葫芦、串铃、鱼符等。葫芦自从汉代壶公在市井悬壶卖药，便不仅作为装药的器具，而且也成为中医的代名词。店堂门口只需挂个葫芦，人们便自然会进去就医抓药。

    串铃又名虎撑，相传唐代医家孙思邈为虎取喉中之刺，以之支撑虎口，后演变成为走方医的标志和象征。而鱼符是用石片或木头雕成的鱼形幌子，门挂双鱼含有太极阴阳鱼之意，鱼又谐“愈”之意；鱼不分昼夜总是睁着双眼，悬挂鱼符也意味着不分昼夜地为人服务。

    也有人将皇帝的赐物作为招牌，予以炫耀。如建炎年间，宋高宗太子有疳疾，经太医院御监张元圭治愈，赐金蛤蟆一个。后嗣以医着名，悬金蛤蟆于门上，俗称“张蛤蟆”。

    医家陈沂，字素庵，精妇科，曾疗宋高宗妃吴氏危疾，得赐宫扇。其后人刻木为扇以为荣，上书“宋赐宫扇南渡世医”八字列门前，以为招牌，人称“陈木扇”。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北宋开封城的繁华景象，而且还绘有与医药招贴有关的画面。如有两个儿科诊所，一处门前挂了一个编织的挑子，上书“专治小儿科”，另一处门前竖有“小儿科”的招牌；而“赵太丞家”门前竖起高出屋檐的布制大路牌书有“治病兼售生熟药”；再有一处药铺，招牌上“本堂兼制应症煎剂”八字依稀可辨。

    《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景况，皆有生活原型，真实可信。我们可以从同时期孟元老着的《东京梦华录》中得到佐证。该书记载，汴京的马行街北有金紫医官药铺、李家口齿咽喉药铺、柏郎中家医小儿、任家产科及香药铺，抱慈寺街有百草园药铺等。

    清代医家傅山，字青主，学识渊博，工时文书画，尤精医学。其于太原古晋阳城中立牌“卫生堂药铺”，写有“行医招贴”最为完备，招贴中曰：

    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疗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专去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淤；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疴，永消烦苦；滋补元气，益寿延年；诸疮内脱，尤愚所长，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

    招贴中论及了傅氏医学渊源、诊所地址、诊治范围，内容详尽，效验显着，这为当时的黎民百姓诊病问疾提供了方便。

    趣味链接：药葫芦的来历

    许多人不明白一些正宗的中药店门前都挂着一个药葫芦是何意思？其实这也有一段来历。

    《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相传汉代的某年夏天，河南一带闹瘟疫，死了许多人，无法医治。有一天，一个神奇的老人来到长安，他在一条巷子里开了一个小小中药店，门前挂了一个药葫芦，里面盛了药丸，专治这种瘟疫。

    凡是来求医者，老人就从药葫芦里摸出一粒药丸，让患者用温开水冲服，就这样，喝了他的药的人，一个一个都好了起来。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便在许多地方传开了，后来一些行医者就以药葫芦作为中药店的标志，这一习俗一直传了下来。

    016我国最早的药匠

    早在汉代，江宁就有“药匠”开始卖药了。宋朝《景定建康志》记述：“汉，李南……卖药自给，寿八十五。”李南便是见于史载最早以卖药为主的“药匠”。

    《景定建康志》中记载，南宋时江宁府有官办药局3个，下属中药铺11家。元、明、清历代沿袭，并有所发展。被誉为全国四大药店中的汉口叶开泰、芜湖的张恒春等中药店，都是江宁上元人在明、清时期创建的。

    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称：“龙都之民善卖药。”江宁“药匠”最多，分布最广，名扬大江上下，盖源于湖熟——龙都一带。溯江西上至芜湖、九江、汉口，顺流而下到镇江、苏州、上海，从城市到县镇，都有江宁“药匠”从事药业。

    据1931年3月20日《南京市国药业同业会第一届当选委员名册》中记载，南京市国药业同业会共有委员16人，其中13名是江宁人。据调查，南京市药材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老药工有80％以上是江宁“药匠”。

    趣味链接：我国最早的官办药店

    宋神宗熙宁9年（公元1076年），诞生了中医史上第一家官办药店。

    这第一家官办药店是王安石批准创建的。王安石在施行变法期间，各地曾多次发生自然灾害，很多病者缺医少药，甚至有人乘机制造和贩卖假药。

    于是，有人提出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研制各种剂型成药，由国家专门出售，不许个人或其他部门私自制作；在瘟疫流行时，给百姓发放药剂。

    这一建议非常适合当时的需要，王安石当即采纳并组织专门人员落实。不久，在京城开封便出现了“太医局熟药所”，也叫“买药所”，它就是现代中药店的前身。

    “太医局熟药所”成立后，既方便了病人，也为政府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赞许。王安石变法未能成功，但“熟药所”的“生意”却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到宋徽宗崇宁2年（公元1103年），药所已增开到7所。几年后，5所“熟药所”更名为“医药惠民局”，2所更名为“医药和剂局”。与此同时，类似的药局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

    宋代官办药局的组织结构相当完整，有专门人员监督成药的制造和出售，由专人管理药材的收购及检验，有人专门从事药物炮制配伍的研究工作。以保证药品的质量。

    当时的药局内，还建立了很多制度，如规定夜间要轮流值班，遇到急病如不立即卖药材，要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对陈损旧药要及时毁弃等。

    宋代官办药局的设立，对我国中成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创制了许多有名中成药，如苏合香丸、紫血丹、至宝丹等，经过了几百年的实践检验，至今仍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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