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谓蚔蛙曰（1）：“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2），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

    齐人曰：“所以为蚔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公孙丑章句下》

    【注释】

    （1）蚔蛙：齐国大夫。

    （2）灵丘：齐国边境邑名。士师，官名，治狱之官。

    【译文】

    孟子对蚔蛙说：“你辞去灵丘地方长官的职务，请求担任狱官，似乎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向齐王进谏了。现在，您任职已经几个月了，难道还不能进谏吗？”

    蚔蛙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他便辞官而去。

    齐国有人说：“孟子替蚔蛙出的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弄得人家丟了官职，他怎么为自己考虑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公都子把这些传言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职的人，如果无法恪尽职守的话，就可以辞职；有进谏责任的，如果无法畅所欲言，就可以辞职。我既没有官职，又没有进谏的责任，那么我的行动进退，难道不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吗？”

    【述评】

    职与责的关系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里当局者是齐国大夫蚔蛙，他辞去了地方长官的职务，去担任狱官，却很长时间没有尽到狱官进谏的责任，可见他对自己的位置的确认识得不够清楚；旁观者当然是孟子了，他虽然在齐国位为客卿，但有职无权，看到蚔蛙身为长官，却未尽到应尽的责任，心下不免不满。

    按一般人的想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别处洪水滔天，关我屁事。但是孟老夫子偏偏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失意者，眼看着有人占着茅坑不拉屎，自己却在一边干着急，于是感到自己有责任去一语警醒梦中人，让他在其位谋其政，好好把自己的职务运用起来。

    但结果却并不美妙。蚔蛙这个人历史不载，但想必也是个耿介之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根筋。他听了孟子的一通大道理之后，就跑去向齐王进谏了。至于他进谏的内容我们无从知晓，合不合理更难以测度，这里我们本着良好的愿望，假定他所说的都是金玉良言。结果没有被齐王接受，搞得蚔蛙很没有面子，于是一气之下拂袖辞职，走人了事。

    这样蚔蛙尽到了人臣的责任，却落得了辞职的下场，值不值得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中国有句老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官是“为民做主”的充分条件，就是人处于社会的管理阶层，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为民做主”是“当官”的必要条件，否则就是徒有虚名，尸位素餐。有官有职就有责。官职和责任是统一在一起的集合体，负起应当的责任是当官者的所有价值。没有了这个价值，在官位上的人就会轻飘飘的如同一根鸿毛，不但为他人所轻视，也会让自己感到空虚。

    问题在于，是不是每一个拥有职权的人都能够在其位谋其政，恪尽职守，实现自己的价值呢？倒也未必。除了那些自甘堕落的为政者不能够实现这一社会目标外，还会有众多的其他因素阻挠干扰我们工作的进行。在这些因素中，除了客观的环境因素我们可以努力克服之外，最让我们困扰的是主观的人事环境。人是最危险的动物，有时他们会成为老虎，也就是在其位者谋政时的拦路虎。这里面有同人的勾心斗角，有下属的恶意拆台，有上级的横加阻挠，往往会使我们努力付出的心血付诸东流。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孟子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变通的道路，他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也就是说，当官的人，不能恪尽职守趁早拍屁股走人，进谏的人，如果自己的善言不能被采纳，趁早离这个领导远远的。蚔蛙就是这么做的。

    在外人看来，蚔蛙是被孟子给害了，进谏未果，白白丢失了一个养家糊口的官位。但在孟子看来，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官员的必备品德。当孟老夫子听到外面的风言风语之后，就立刻为蚔蛙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同时还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意思是，我无官一身轻，进退多有余地。有许多的人认为这是孟老夫子的潇洒的处世之道，并教育别人不能执著于所谓的世俗权责。但这种理解是不是太片面了？因为如果真像那些人说的那样，孟老夫子就太不地道了。鼓动别人去尽职尽责，然后幸灾乐祸地夸耀自己的自由，这不符合孟子的为人。孟子不是“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的隐士，而是积极推销自己政治理念的入世者。他这里的这句话其实是对自己情况的一种认定：“我没有官职，没有进谏的责任，我的回旋余地要大一些。”言下之意是，我要进谏的时候，如果不被采纳，就用不着辞职离去，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官职啊！通过孟子的政治历程来看，他屡次进谏齐宣王，收效甚微，加之后来年事已高，最后还是黯然地离开了齐国和齐宣王，兑现了自己的政治诺言。

    既然在这里说到了进谏的事情，那我们也对中国古代的进谏文化作一点介绍。

    中国是一个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在古代，从来就缺少民主的气氛和体制。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威。为了维护专制独裁的公正性和行政的准确性，谏言文化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它具有改革弊端、弥补缺失的重要作用。春秋时期，晋大夫范文子就曾说：“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管子·形势解》中也认为：“谏者，所以安主也。”可见，谏言制度是对专制政治的一种有力的补充。

    在谏言的过程中，由于世俗权威的独断性有时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所以进谏者的命运多不可测。中国有句老话：“文人死于谏，武士死于战。”在《管子·八观》中也强调：“谏臣死，而谀臣尊。”意思是说，进谏的大臣多没有好下场，而谄谀之臣大多逍遥自在。这是因为忠言逆耳，甜言蜜语许多人却乐于消受。但是，世间总有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他们往往将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以匡扶社稷为己任，以扶危济困为目标，建言献策，以期能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换取天下的安宁。正是因为谏言者的后果多不可知，而谏言者又多是聪明之人，所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谏言行为。大致总结下来，可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诤谏。这种谏言者多以忠君为国为己任，往往置生死于度外，言辞激烈，不留余地。这种谏言活动多具有一定的戏剧性，激动人心，或令人击赏，或令人扼腕，是中国政治史中的华美篇章，凸现了那些心灵的高尚。《管子·形势解》中说：“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这也正是古人对于谏言者的一个准则。

    这种诤谏者的故事不胜枚举。且看这个例子：

    春秋卫国大夫鱿，字子鱼，亦称史鱼。当时卫灵公不用贤臣蘧伯玉，却任用小白脸弥子瑕。弥子瑕是卫灵公的同性恋朋友，据说年轻时，他为了看望病重的母亲，不顾礼仪，私自驾国君的车，国君却认为弥子瑕十分孝顺；弥子瑕将咬过一口的桃子给国君吃，国君也觉得弥子瑕尝着好吃才给自己的。后来，弥子瑕年老色衰，不再受到宠幸，国君便说他私驾君车是犯上行为，还把吃剩的桃子给自己吃，更是大不敬。当然这是后话，当时史鱼数谏不从。史鱼不幸身染重病，生命垂危，于是命自己的儿子说：“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匡正君主的错误，死了也不配享有丧葬礼仪，你就把我放在窗户底下吧。”史鱼死后，灵公去吊唁，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奇怪，史鱼的儿子就如实相告，卫灵公惊叹道：“寡人之过也。”于是提拔伯玉，而退子瑕。孔子闻曰：“直哉史鱼！既死，犹以尸谏。”

    第二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谏而不争。这种谏言者态度比较超然，积极进谏但不执著，自己尽到了责任，至于君主爱听就听不听拉倒。孔子就是这种态度的秉持者。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还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孟子和他的观点相同，他认为：“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第三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顺谏。这种谏言者非常聪明。他们在向君主进谏时，善于借用身边的事物，寻找契机，察颜观色，委婉曲折地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既不触犯龙颜，又可以达到劝谏的效果。《邹忌讽齐王纳谏》讲的就是顺谏的例子。

    所以，作为臣子，既要担负起为政的责任，又要掌握这么多稀奇古怪的谏言方式，活得的确挺累的，不像孟子那样“绰绰然有余裕”，蚔蛙就是在这两块大石头面前绊了个大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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