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陈臻问曰（1）：“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2）；于宋，馈七十镒而受（3）；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4），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公孙丑章句下》

    【注释】

    （1）陈臻：孟子弟子。

    （2）馈：馈赠。金，古代各种金属泛称金。兼金，指上等黄铜，价值数倍于普通金属。

    （3）镒：古代的重量单位之一，二十四两为一镒。

    （4）赆：旅费。

    【译文】

    陈臻说：“以前在齐国，齐王送您上等好金一百镒，您没有接受；在宋国，宋王送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在薛国，薛君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在齐国不接受赠金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误的；如果现在接受是正确的话，那么以前的拒绝就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情况中，您必定处于其中的一种了。”

    孟子说：“我做的都是正确的。在宋国的时候，我将要长途旅行，远行的人必然需要路费，宋君说：‘送点路费给你。’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在薛国的时候，我听说路上有危险，遂有戒备之心，因而薛君说：‘听说您需要戒备，所以送点钱给你买兵器。’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就没有什么理由。没有理由而送给我钱财，这是收买我啊。哪有君子可以被人家用金钱收买的呢？”

    【述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陈臻是个耿直的学生，对老师前后不一的行为迷惑不解，于是将这两种行为作了一个“两难推论”摆在了孟子面前，是与非，任选其一。这个问题够难的。

    好在孟子对于问题的认识有自己的想法，不但轻易地化解了陈臻的疑惑，还提出了“君子不可货取”的著名论断。这一观念是中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精神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千百年来影响着他们的道德操守和价值判断。从孔子时代到战国时期，乃至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人孜孜以求的就是自身道德的建设，至圣先贤的许多观念得以延续、阐发、秉承，并灌注到中华民族的道德世界，成为省身治世的金玉良言。

    春秋时，有一宋国人获得一块美玉，奉献给大夫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这块玉拿给玉匠鉴定过，认为是宝贝，所以才进献给您。”子罕说：“你把玉作为宝贝，我把不贪作为宝贝，如果你把玉给了我，我接受了你的玉，我们两人就各自都丧失了自已的宝贝。不如各人都保有自已的宝贝吧。”这里子罕的自律就是君子的道德恪守。一个人应该守护自己最宝贵的品格和道德操守，不能让物欲迷惑了自己的眼睛。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对君子的行为准则作过充分的论述，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君子品格的道义基础、立身原则和价值判断。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把利放在末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并将义利之辩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指出二者对于价值判断的着眼点有极大的差别：前者以义为目的，后者以利为目的。

    那么，在古人那里到底什么是君子呢？儒家诸子和后世学人强调君子应该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积极入世的社会价值取向；应该追求道德素养的完善，举善隐恶的时俗行为的张扬；应该具有与人为善的广阔胸襟，济世扶危的远大志向；应该具有引领道德风尚的行为魅力，鄙视小利而以天下信义为重。

    让我们看一看先贤们的论述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四道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第五》）这是衡量君子的四个重要原则：恭行、敬事、惠民、使义。

    孔子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孟子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是君子的道德素质，应该“善与人同”，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礼记·哀公问》中说：“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孔子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先进》）这是君子之德的社会效应，它可以引领好的道德风尚。

    荀子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这是君子的行为准则，应以公正为据。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是君子的社会作用和应该具有的抱负理想。

    可以看出，在这些先哲那里，对于君子的认定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君子应该以善性为基，以善行为墙，以善举为梁，构筑自己作为君子的道德屋宇。在《论语》和《孟子》中，他们对君子的期望值极高，因为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他们所崇尚的君子，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论语》中涉及“君子”的论述高达84处，在《孟子》中也高达83处，对于君子的论述构成了他们对于道德修养、社会观念、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基本论点。

    当然在对君子的认定中，荀子的一个说法值得我们关注，他认为“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也就是看人不看身，而看心。心术正的丑人再丑也是君子，心术不正的美男子再帅，也是小人。这可以让我们戴着世俗有色眼镜看人的诸君有所省思。

    孔孟认为，作为君子，重义轻利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原则必须贯彻到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中，重建自己的道德体系不能肆意，放逐自己的欲望心性，不能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当然，欲望是人的基本构成，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是如果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也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孟子的有所取，有所不取，才能够让我们心悦诚服，孟子才会面对陈臻的诘问回答得那么理直气壮。

    “道”是第一位的东西，“富与贵”是第二位的东西。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荀子也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殆乎道”（《荀子·修身》）。他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基本的人生追求是“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也就是说道德素养、道义准则是一个君子的生命。生命中可以没有轻裘肥马，但不可以没有正道直行。这是君子的原则性问题。

    孔子对于君子曾经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君子不器。”表面的意思是说，君子不能像一个器具一样。孔子的比喻到底说了一种什么观念呢？《论语正义》中解释说：“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见机而作无所不施。”按这一解释，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某种限定的功能，因为器皿一旦被制成，从形式到内容就定格下来了，不变、僵死，便成了它永久的特性，君子不应该成为只能一用的工具，而应该是主导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他必须适用各种社会行为的需要。

    但是谁也不是孔子，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由于孔老夫子没有说全，所以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综合考量，大概有这几种解释：

    一是君子不能以“成器”为人生目标，成为政治的工具，如果以为成了王侯将相，就达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观念对君子来说是不对的，他还需要更高的精神追求。

    二是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能做一种事情，像碗只能盛水、篮子只能装东西那样，限制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应该适应不同的社会需要。

    三是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成为主人把玩的对象，而应该有自主精神，即具有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当然，我们也可以翻译成“君子不是‘东西’”，也就是君子应该有自身的价值。如果君子是东西的话，那当然可以买来卖去，身不由己，也就落入了孟子所说的“可以货取”的悲惨境地了。

    总而言之，作为君子应该化解私欲的折磨，摒弃个性的弱点，完善自己的道德素养，追寻人生的最大价值。虽然，我们不可完全抹杀“利”在人生中的必要性，但对“利”的求索应该置于“义”的约束之下，“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权》）只有达观通便地去对待利益，这样才是君子所为。正像孔子所言，应该“见利思义”，这样才能够最终达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澄明境界。

    但是现实的困境并不像我们纸上谈兵那么来得容易，社会中浮动的欲望总能够轻而易举地攫取人的心灵。古代先贤有过对世风的哀叹，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深陷物欲的泥潭呢？道德的滑坡、操守的沦丧、市场的诱惑、现实的竞争，大多都是不可遏制的欲望在作祟。

    孟子说，“君子之守也，修其身而天下平”。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社会的道德责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果，“君子不器”真的变成了“君子不是东西”，那将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多么大的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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