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1），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2）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3）。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4）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5），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6）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7）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8）：爵一，齿（9）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10），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公孙丑章句下》

    【注释】

    （1）朝：明天早晨。

    （2）造：到。

    （3）东郭氏：齐国的一个姓东郭的大夫。

    （4）孟仲子：孟子的堂弟，又是他的学生。

    （5）采薪之忧：指不能出去采伐薪柴的忧虑。引申为有病。

    （6）要：同“邀”，此指拦阻。

    （7）景丑氏：齐国大夫景丑。大伦，重要的人伦关系。

    （8）达尊三：公认为尊贵的有三种。

    （9）齿：岁数，年龄。

    （10）丑：相等。尚，没有高低之分。

    【译文】

    孟子正准备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传话说：“我本应来看望您的，但因为受了风寒，不能吹风。明天早晨，我将临朝办公，不知那时您是否肯来让我见见您呢？”

    孟子回话道：“真是不幸，碰巧我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廷上去。”

    第二天，孟子外出到东郭氏家去吊孝。公孙丑说：“昨天您以有病为托辞，今天却去吊孝，这样做不合适吧？”

    孟子说：“昨天有病，今天病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孝呢？”

    齐王派人来询问病情，并且带来了医生。孟仲子掩饰说：“昨天有大王的诏令，碰巧他病了，不能到朝廷上去。今天病刚刚好了一些，就赶紧去朝廷了，不知现在到了没有？”孟仲子随后派了几个人到路上去拦截孟子，告诉他：“请您一定不要先回家，赶快到朝廷去！”

    孟子不得已，只好到景丑氏家去过夜。

    景子说：“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关系以慈爱为主，君臣关系以恭敬为主。我看到了齐王对您很尊重，却没有发现您怎么敬重齐王的。”

    孟子说：“咳！你这是什么话！齐国人没有谁向齐王讲仁义的道理，难道是他们认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心里在想：‘和这样的君王谈仁义有什么用呢！’这样对待齐王才是最大的不敬。而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讲给齐王听，所以齐国人没有谁能够像我这样敬重齐王的。”

    景子说：“不，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礼经上说：父亲召唤，儿子要赶忙行动；君王召唤，臣子不等车子备好就赶紧动身。您本来准备要去朝见齐王，听了大王的诏令反而不去了，这恐怕与礼经的规定不大相符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件事啊？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们没法比得上。但是，晋楚凭借财富，我凭借我的仁德；晋楚凭借爵位，我凭借我的道义，我比晋楚有什么不足的呢？’难道这些话不符合道义而曾子随便说的吗？这里面或许另有道理啊。天下公认最为尊贵的东西有三种：爵位、年纪、道德。在朝廷里，以爵位为尊，在乡里，以年龄为尊，至于辅助君主、统治百姓，以道德为尊。齐王怎么能只看重爵位而轻视年龄、道德呢？所以想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见的臣子，有事情要商议，那就得亲自前去请教。应当尊敬有德行的人，热爱道义，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值得同他一起干事业。所以汤王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才领导他，因此不费力气就统一了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领导他，因此不费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的诸侯国土相当，德行相似，彼此之间无法超越，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君主只喜欢任用唯命是从的人做臣子，而不喜欢任用能教导他们的人做臣子。汤王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随随便便召见。管仲尚且不能随便召见，何况连管仲都不屑的人呢？”

    【述评】

    应该适当地摆一摆“臭架子”

    孟老夫子是个可爱的老头子，可爱就可爱在他把自己和齐宣王的一次赌气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并且写得如此精彩。

    孟子在齐国，一度成为齐宣王的客卿，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位子，实际上孟子也就是担当了一个顾问的角色。不过齐宣王对待孟子还是很大方的，给予了很高的待遇，孟子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前呼后拥，排场很是阔气。但孟子是一个有着强烈精神追求的性情中人，像后来那句老话说的那样，“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孟老夫子的最大追求，所以当这些君主大把地在他身上撒钱，却对他的政治理想无动于衷时，孟老夫子就感到由衷的郁闷。

    虽然齐宣王表面上对自己尊敬，广施恩惠，但这并没有让孟子感到心满意足。在几次和齐宣王的讨论中，“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情况时有发生，孟子谆谆教诲，因势利导，齐宣王却东拉西扯，推三阻四，整个一个言论太极拳。几个交锋下来，孟子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次，孟子以自己的行为为这种对有德者的怠慢提出了抗议。孟子想去朝见齐宣王（大概还是讲自己的仁政德治什么的吧），齐宣王却派人来说：“我本来应该去见您来着，可是我现在感冒了，不能见风，明天我要上朝，不知道您能不能让我看看您啊？”孟老夫子一听就毛了，心说：“不见就不见，强调什么理由，不就是感冒伤风吗？又不是生孩子坐月子不能见风。说什么‘我本来应该去探望您’这样的鬼话，鬼都知道这是有人类以来最普遍的谎言。”当然孟老夫子是有涵养的一个人，不会轻易喜怒形于色。他压了压火，给了齐宣王一个软钉子：“真是倒霉啊，流行感冒太厉害，我也被传染了，明天不能见你们的大王了。”第二天，孟老夫子却没闲着，收拾收拾心情，然后就去开展自己的社交活动了。

    这次孟子一定是生气了，所以才没有给齐宣王留什么面子。一方面孟子想去见齐宣王，一方面又希望齐宣王能够亲自来求教于他，使自己能够得到充分的信任和尊敬，然而事实和他的理想总是相悖，齐宣王也不是什么“尊德乐道”的圣君仁人，所以孟子才有这次负气的回绝。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孟子才萌生去齐之意的。

    当然，齐宣王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君王，也有爱才重才的历史名声，齐宣王曾说“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战国策·齐策四》），也许这次真的是感冒很严重，才没有当日见孟子，结果搞得孟子大发脾气。在战国时期七国纷争的历史背景下，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当时思想家、教育家的集中地，是天下学术的中心，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舆、田骈这些思想家、教育家皆会集于此，著书立说，成一时之盛，为其他诸侯国所艳羡。他们分别阐述自己的的学术观念和政治主张，多与当时的齐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期齐王能够采纳自己的政治意见。所以《史记》上说：“咸作书刺世，”“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当时，齐王对他们待遇优厚，让他们“不治而议”，也就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给个虚职，不用干活，既能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又可以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经营精神世界的事情。对于他们的议论如果不符合政治需要也不会加罪。但是再宽容的君主也不会采纳所有人的意见，所以孟子许多高屋建瓴的议论有时让齐王看来有点不切合实际，不采纳也是可以想见的。

    齐王还是很看重孟子的学识的，所以孟子在齐国的时候，尊位客卿。这一次，齐宣王听到使者的回复之后，依然表现得很得体，迅速派来了自己的私人医生。结果，搞得孟老夫子的堂弟很尴尬，情形见上文，此不赘述。

    其实，站在孟子本人的立场上看，适当地摆一下自己的“臭架子”是有好处的，这能够看出君王或领导者对于人才的态度，也好为自己这匹千里马找一个伯乐。当然这必须是千里马的选择，要是只是一匹驽马，摆臭架子只会引来屠夫。

    孟夫子既然有“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那必然也有平定天下的才具。这和孔子的豪言壮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意思是说，如果君主任用我，那么给我一个月我就能把许多事情搞定，给我三年时间，我就能把国家打理得很成功。孟子是一个不屑于与管仲这样的贤臣相比的人（《公孙丑上》），在德修和对王道的秉持方面，他的确是一个具有令人敬仰的资质的人。千载而下，孔孟皆为人称道，而其他人的功业早已烟消云散了，从这样一个层面上看，孟子的眼高于顶是基于其对自身的客观评价的。

    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他要求君主对于贤德之人应该主动请教。他认为“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如有谋焉，则就之”。孟子的“臭架子”摆得是时候，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齐宣王只有霸主的面庞，还不具备王者的身段。这种清高的表现，有许多人说是一种“迂腐”，但却是一种身价的象征，它能够让领导者掂量出一个人才的真实分量，也能够让自己的品格不至于过于萎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君子所为，否则唯唯诺诺，即使是自身的抱负得到了领导的认同和实践，那么他的人格力量也就减弱了许多。

    孟子在和朋友的解释中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释一个君主应该“尊贤使能”，应该“尊德乐道”，应该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的尊贵的领导者的架子，去细细思量一下摆“臭架子”的贤臣。他直接批评了当时的许多国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就是只喜欢对臣子指手画脚，却不喜欢那些能够教导他们，促使他们人格、政治完善的人。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趋炎附势之徒大行其道，忠介仁义之士流落旁门。既然圣君对贤臣“不敢召”，那贤臣对君主就可以“不就召”，摆点架子是应该的。

    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徐元直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就提道：“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这种对大贤的态度和孟子是一致的。一顾茅庐时，诸葛亮让书童打击了一下刘皇叔，当时刘备向书童介绍自己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俨然有骄矜之意，没想到小书童不领情，说：“我不记得许多名字。”言下之意是，没有人才，你一个光杆司令，还只能到地摊上卖鞋去，这使得刘备大为汗颜，连忙改口说：“你只说刘备来访。”二顾茅庐时，诸葛亮让自己的弟弟出面，装聋作哑，含糊其辞。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借自己午休考验了刘备的耐性。还好，诸葛亮摆了三次架子之后，看到刘备的确求才若渴，是一位仁君，所以才挺身而出，帮助刘备分割了天下。

    君子可招不可诱，可弃而不可慢（隋·王通《中说·礼乐篇》）。诸葛亮和孟子都摆了一摆自己的“臭架子”，命运却是迥然不同，问题不是出在人才身上，是出在领导人的身上。这让两个方面的人都应当去细细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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