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天时（1）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2），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3）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4）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5）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6）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章句下》

    【注释】

    （1）天时：指季节、气候等天候时机。

    （2）郭：古代城市有内城、外城之分。内城为城，外城为郭。

    （3）池：护城河。

    （4）委：放弃，丢弃。

    （5）域：区域、范围。此处名词作动词用，限制的意思。

    （6）畔：同“叛”。

    【译文】

    孟子说：“有利的天候时机比不上有利的地理环境，有利的地理环境比不上众志成城。三里的内城，七里的外城，敌人围攻它，却不能攻克。敌人围攻它时，一定具有最佳的天候时机，却不能够取得胜利，这是因为有利的天候时机比不上有利的地理环境。城墙不是筑得不高，护城河不是挖得不深，兵器铠甲也不是不锐利坚固，存储的粮食也不是不多，但敌人一攻城，守城将士就弃城逃离，这便是因为有利的地理环境比不上保卫者的同仇敌忾啊。所以我认为：控制人民不迁逃不靠国家疆界的限制，保家卫国不靠山川地势的险要，威服天下不靠兵器铠甲的坚利。坚守道义的人，拥戴他的人就多；失掉道义的人，拥戴他的人就少。拥戴他的人少到极点的时候，连家人亲朋都背叛他；而拥戴他的人多到极点的时候，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他。让天下人都拥戴的人去攻打众叛亲离的人，必然会胜利，所以君子不战则罢，战则必胜。”

    【述评】

    人和决定论

    天、地、人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三个主要的因素，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那里，多有论述。我们知道，天与地，也就是天候变化和地理环境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有时是人所难以改变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作为事物的主导因素，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孟子虽然没有否认天时与地利的客观优势对事物的作用，但他认为其中人和具有决定的意义。

    这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人本主义观念的延伸。他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只有拥有“人和”，才能够使事物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前进。孟老夫子以战争的方式来阐述了自己的观念，其实在对战争考量的过程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和”的意义。孙膑在《孙膑兵法·月战》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在《将苑》中也说：“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而比孟子早生了一百多年的孙子也在《孙子兵法·谋攻》中说：“上下同欲者胜。”何谓上下同欲呢？其实就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目标统一，干群和谐，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其实是孟子“人和”观念的另一种解释。

    当然，人和至上并不是说抛弃了对天时与地利的考量，孟子也对后者的作用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论，因为它们对事物的发展过程同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所以，在古人那里，对于三者的关注基本上都保有系统性的特质。孙子在强调了“上下同欲”的观念时，也认为“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后世的《淮南子》一书中，也强调：“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而战国时的荀子也以农事论之曰：“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由此可见许多思想家是将三者放在平行的关系上进行论述的。问题是，谁又能够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都占尽先机呢？在驳杂的世事面前能够占据其一，就已经不错了，而在这三者中，能够通过我们主动改变的东西，大概只有“人和”而已。因此，在孟子的思想中，我们应该突出对“人和”的考量，而且“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描述的“隆中对”中，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对刘备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尽天时；孙权以祖上福荫割据江东，占尽地利；而“将军既帝室之冑，信义著于四海，总览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帅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在这里，诸葛亮分析了刘备的弱势，天时、地利皆不可得，但是只要求得人和，割据要津，便可以分割天下。

    按诸葛亮的建议，刘备以人和为重，笼络天下英才，虽然处境艰危，但在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辅佐下，从一文不名的贩履者，乘乱而起，三分天下，建立蜀国。

    《三国演义》中描述刘备三请诸葛亮时，关羽、张飞心中很不痛快。关羽认为“其礼太过”，张飞干脆想将诸葛亮捆来。刘备申斥他们说：“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三人离茅庐还有半里之遥，刘备便下马步行。来到诸葛亮家里，恰逢诸葛亮正高卧草堂，刘备不让通报，恭恭敬敬在阶前站立了半晌，直至诸葛亮睡醒。得到诸葛亮之后，他“以师礼事之”，并对部下说：“我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刘备快去世的时候，托孤诸葛亮，嘱托儿子要以父礼事之，并对诸葛亮说，如果儿子不争气，可以取而代之。刘备的知遇之恩，使诸葛亮感激涕零，觉得“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心耿耿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千古称颂，感人至深。其实，首先是由于刘备的爱才、重才的人和思想，才会有“三顾频烦天下计”的传奇佳话，才会有“两朝开济老臣心”的忠贞报国。

    “人和”的价值在于“和”，在于得民心，在于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不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一个政权生存的基本准则。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的确如此，有了200多万民工、民兵奋不顾身地支援前线，才有三大战役的胜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新中国是在人民的掌心里诞生的呢？

    “和”的基础是主体的得道，是道义所存，是德治所在，这不仅体现在战争的环境中，同样也体现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中，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人和”就是“得道”，就是一条符合仁政的正确路线，因而，一旦认识到人民的作用，继而得到人心，统治便有了牢固的根基。

    在清朝，康熙曾经对于长城这一军事工程有过精彩之论。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由于古北口一带的长城“倾塌甚多”，总兵蔡元上书“请行修筑”。康熙没有批准，他在上谕里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好一个“众志成城”，一语道出了“人和”的效果。“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这是康熙朝的边境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其实也是基于“人和”的观念提出来的。康熙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乾隆也认为，“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如来之乃所以安之。”

    的确如此，地利可以给我们以安稳的想象，但是这只是一个脆弱的想象，经不起现实的考验。据崤山、函谷关之险的秦国迅速败亡；长江天堑也不能阻止元军的铁蹄，这些历史的剪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忽略了人的因素的那些王朝的教训。

    孟子强调的“人和”，包含了我们所应当认知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应该充分认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和地位。人是一切，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才可能得到他们的彻底拥护。

    第二，应该深刻认识到人际关系，这包括上下关系和对等关系，必须以“和”为标准，为目的，也就是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它不能是掠夺，不能是压迫，不能是强制，不能是役使；而应该是和谐，是和睦，是和平，是和善，是和衷共济，是政通人和，是内和外顺。

    历史是最好的教材，在康乾时期，即使没有加固长城，他们也非常妥善地处理了边境的许多问题，边疆巩固安定，是历朝历代所羡慕的一派图景。

    康熙皇帝巡游渤海之滨时曾写过一首诗：

    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得“人和”之后的扬扬自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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