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1）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2）之，虽日挞而求其齐（3）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4）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滕文公章句下》

    戴盈之曰：“什一（5），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说：“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滕文公章句下》

    【注释】

    （1）傅：师傅，此处作动词，教导之意。

    （2）咻：喧哗。

    （3）挞：责罚。求其齐，要求他说齐国话。

    （4）庄岳：庄，街名；岳，里名，都在齐都城临淄城内。

    （5）什一：指的是十一税制。

    【译文】

    孟子对宋国大夫戴不胜说：“您想要您的君王向善吗？我明确地告诉您：假如这儿有位楚国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齐国话，那么他是请齐人来教他儿子呢，还是请楚人教他呢？”

    戴不胜说：“当然是请齐人来教他儿子了。”

    孟子接着说：“一位齐人来教他儿子说齐国话，旁边却有众多楚国人来干扰，即使每天打他儿子，逼他说齐国话，那也是办不到啊！如果他领着儿子，把儿子安置在齐国闹市里住几年，那么即使他每天打他儿子、逼其说楚语，那也办不到啊！您说薛居州是位好人，就让他处在君王的左右。如果服侍在君王左右的人，无论是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好人，君王能和谁去做坏事情呢？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君王又能和谁去做好事情呢？仅仅一个薛居州，怎么能对宋王起到好的影响呢？”

    ……

    戴盈之说：“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免去关卡和集市上的赋税，现在还办不到。就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完全施行，怎么样？”

    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有人对他说：‘这不是君子所为。’那人却说：‘那么先少偷一些，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来年就彻底不去偷了。’如果知道那是不合理的事，就该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来年？”

    【述评】

    环境决定论

    说到环境问题，人们自然会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子的母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在孟子三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孟子的父亲是一个落魄的读书人，抛妻别子去宋国游学求仕，打算光大门楣，没想到壮志未酬身先死，可以说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为了让孩子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孟母非常注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也非常注重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开始，他们的家是在一片墓地附近，由于常常看到出殡的场面，孟子与小伙伴就经常玩哭丧下葬之类的游戏。这听上去很恐怖，别的小孩玩“过家家”的游戏，都是以娶媳妇、过日子什么的为主题，孟子却和小朋友们扎小草人当死人来为它送葬，磕头作揖，哭丧祭祀，一板一眼。这让孟母感到很不舒服，认为这样对孩子学习不利，于是便打算迁居。

    孟母和小孟轲便把家搬迁到一个集市附近。那儿都是杀猪卖肉做小买卖的商贩，日子一长，孟子与小伙伴又做起了做买卖的游戏。孟母一看，又不行，就决定再一次搬家。这一回搬到学宫的附近，孟子每天看到的是勤奋的读书郎，听到的是朗朗读书声，受到学习氛围的影响，孟子开始喜欢读书了，孟母这才放心，以后，孟母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孟轲后来没有成为一名职业哭丧客，也没有成为卖肉商人，而是成为了一代儒家宗师，这其中孟母的贡献是很大的。

    孟母知道环境对一个人影响的重要性。其实早在孟母怀孕的时候，便很注重“胎教”，《韩诗外传》就载有她的一段话说：“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如果这段话是真实的，那么孟母就是充分认识“胎教”的第一人。这其实也是在给孟轲营造一种潜在的生长环境，科学证明这种方式有其合理的一面。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于一个政权，尤其是统治者来讲，为政的环境对政治的品质也是至关重要的。孟子非常了解这一点。

    孟子其实是一位聪明的学者，他没有和暴虐的宋国君主零距离接触，而是采用了迂回曲折的方法来言明自己对于宋国政治的意见。也许孟子在宋国的彭城居住时，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宋国君主的手下也没什么好鸟，所以才没有深入地介入宋国的政治。当时宋国有个叫戴盈之的大夫拜访孟子时，为了标榜自己的仁德，对孟子说：“哎呀，我们现在的国力太弱，不能实行十一税，等到明年，我们一定施行，现在先少收一些。”孟子对这种行径非常鄙视，知错不改，恶莫大焉，于是给他讲了一个偷鸡贼的故事。

    戴盈之和戴不胜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个人，历史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推断，他们是宋国的权臣。大臣都是这个样子，要推行什么仁政，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些人读到这个偷鸡的故事时，往往带有一些疑问，说孟子的故事讲得不合理，想想也是。这个偷鸡贼的邻居也不是什么养鸡专业户，怎么会每天都能偷一只鸡呢？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考虑，我们应该考虑的是那些假仁假义却品行恶劣的日常生活中的偷鸡贼，真是可恶。

    戴盈之是宋国的权臣，既然君主有一点施行仁政的善念，就应该去帮助自己的主子积极地施行，但他却推三阻四，罗织理由，由这样的臣子组成的政府怎么能够取信于民呢？我们现实社会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官样文章做得很足，对于施仁于民的政策却百般阻挠，欺上瞒下，搞得社会像一条黄河，开始的时候很清，到了下面——就搞得乱七八糟，混浊不堪。这种害民的官吏我们要多加警惕，他们就是社会的蠹虫。

    在宋君那里，这样的蠹虫想必很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戴不胜还算有点良知，也想自己的君主能够变得品行端正，成为一个“人君”，于是把薛居州这样一个好人安排在宋君的身边，希望宋君能够向他学习，改恶向善。

    于是，孟子针对他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归结起来那就是“环境决定论”。孟子也是通过一个语言学习的故事来阐述这一观念的。“一人傅之，众人咻之”，其结果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孟子的这个故事在语言学习中早已成为了定论。比方说我们今天的英语学习，从小学到大学，学了十多年，却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拥有哑巴英语能力的学生，归根结底，就是缺乏英语的语言环境，难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不单单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居住在美国唐人街的一些人，平时吃的是中餐，接触的是华人，买东西时用的是汉语，虽然在国外居住多年，外语还是一窍不通，这也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语言学习是这样，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也是如此，没有普遍好的社会风气，没有良好的道德习惯，没有蔚然成风的善行善意，他的德修往往也是徒劳无功的。孟子说得好，如果宋君身边无论年龄，还是地位高低都是一些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宋君还会那么胡闹吗？由此可以看出，“仁政”的施行也必须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高尚的道德风气，否则，即使一个人具有仁义观念，也会在一个败坏的社会风气中消弥瓦解。

    孔子曾经评论过子贱说：“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意思是这个人真是个君子阿，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那他又怎么会有好的品德呢？这是孔子对于环境的认定，只不过他是从结果推到了原因，和孟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克思说，社会环境决定人的道德行为，它是我们认知社会的理论基石。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中由于丧失了道德的基本准则和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准，才会有那么多社会邪恶的事情出现，假冒伪劣自不必说，杀人越货、草菅人命也时有所闻，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必然会让那些秉承着道德准则的正义之士感到伤心，久而久之，他们也只好放弃这些美好的东西以求得在社会中的苟延残喘了。

    在社会学里面，关于环境决定论有诸多的论述。许多的学者认为环境决定人的行为，行为会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孟子虽然没有直接地将这一理论系统地加以论述，但他通过一个简单的寓言揭示了这一真理。

    我们现在讨论这一问题，目的是为了揭示我们社会的某些病根。像学英语一样，我们从小就开始对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但结果怎么样呢？还是有一些人变成了狼。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在社会中开展普遍的道德风尚的推行，制约与教育相辅相成，才能够将社会中偏离的价值体系进行匡正。那样即使我们的课业中没有那么多的思想品德课，孩子们也会从社会中学到立身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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