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三日星期一 盐场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观，在一个村庄的边缘，一座废弃的城堡散发着几个世纪前的气息。我沿着半圆形的环墙行走，我登上中心建筑的台阶，久久地凝视着这辉煌而又含蓄的建筑：它为特别的用途建造，却从未发挥过它的作用。这砖石是稳固而真实的，然而正因为被长久废弃，这里好像变成了一座海市蜃楼。秋天的草地还是温热的，地上满是落叶，提示我一切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是两百年前的情景。我到车里取了一些东西。我在草地上铺了一张毯子，放了几个靠垫和收音机，然后抽着烟听起了莫扎特。那边有两三个落满尘土的窗户，我猜想里面有人，可能是工作人员。一辆卡车停在一扇厚重的门前，几个男人打开门，取出一些大袋子装进卡车。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动静，没有其他的游客。我听完了收音机里的音乐会，又看起书来。这是双重的远离现实：随着书中的情节，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遥远的地方，一条陌生的河流在身边流淌；此时此刻我抬起头环视周围的石墙，我的确也远离了我的日常生活。

    最使我自己惊异的，是我能够独自来到这里，而且居然如此愉快。我本来有点怕这次一个人北上巴黎。以前每一次即便没有莫里斯，也总是有女儿们陪着我。我以为自己会怀念克莱特的一惊一乍和吕西安娜的处处挑剔。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一个人独处的自由使我年轻了二十岁，甚至在合上书以后，我竟然给自己写起信来，像少女时代一样。

    每次离开莫里斯的时候我都很难过。他出去开会只是一个星期，可从穆然送他去尼斯机场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挂了铅。他也很难受。当机场广播呼叫前往罗马的乘客时，他使劲地拥抱了我：“开车小心，别出事。”——“你的飞机也别出事。”过了检票口，他又一次扭头看我，我注意到他眼里的关切。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似乎难以呼吸。机体缓缓滑动，就像在轻柔地说再见。忽然飞机拔地而起冲入空中，又像是粗暴地说永别。

    可是过了不久，我就感到了一种喜悦。真的，女儿们不在并不让我忧伤，恰恰相反。开车时我可以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我决定这个星期我要“流浪”。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汽车像一个忠心耿耿的牲畜，在楼下等候着我；它身上满是晨露，湿淋淋的；我给它擦干眼睛上路，开始我阳光灿烂的一天。我白色的旅行包就在我身旁，里面装了公路图、导游书、几本闲书、一件外套，还有香烟，我忠实的旅伴。在我向客栈老板娘询问她的海鲜鸡的烹制方法时，旁边的人都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天很快要黑了，但空气还是温热的。这种时刻是大自然对人类展示厚爱的时刻，叫人不能不觉得快乐。

    九月十四日星期二

    莫里斯爱上我的一个原因就是，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我对生命的高度重视”。刚才经过我认真思索以后，这种重视又在我心里复活了。现在克莱特已经结了婚，吕西安娜在美国，我可以有很多时间来重视生命。“你会厌烦的。你不如找个工作，”在穆然莫里斯还对我这么说。他说了几次。可是至少目前我还不想。我想的是终于能够为自己而生活了。也可以和莫里斯重温二人世界的时光了。我脑子里还有不少打算。

    九月十七日星期五

    星期二我给克莱特打了电话，她得了重感冒。我对她说我马上就回巴黎，她表示反对，让—皮埃尔很会照顾她。可我还是不放心，当天就赶回来了。她躺在床上，人瘦了一圈，一到晚上就发烧。八月份我陪她去山上度假时就觉得她身体很弱。我真想叫莫里斯赶快回来给她检查检查，再跟塔尔波医生谈谈。

    现在我这里又多了一个需要呵护的人。星期三晚饭后我从克莱特家里出来，夜色很美，我就开车一直开到了拉丁区；我在露天咖啡馆坐下，抽了一支烟。邻桌的女孩贪婪地盯着我的那盒切斯特菲尔德[1]，然后向我要了一支。我跟她说了几句话；她草草回答了我的问题就起身要走；她十五六岁，不是学生，也不是妓女，她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提议开车送她回家。她先是拒绝了，然后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承认她不知道去哪里过夜。她是当天早晨从收容所里跑出来的。我让她在我家里住了两天。她母亲有精神障碍，继父不喜欢她，他们放弃了对她的抚养和监护权。处理此案的法官保证要把她送进一个有职业培训的教管中心。可到目前为止六个月了，她一直“临时”在这个收容所住，在这个地方她根本不能出去，只有星期天她想去教堂做礼拜才能出去一小会儿，而且一天到晚什么事情也没有。那里有四十几个女孩，物质条件还不错，但精神上极度苦闷、烦躁，甚至绝望。晚上人家发给她们每人一片安眠药。她们想办法把药攒起来。某一天她们就会把积攒的药片全部吞下。玛格丽特告诉我：“不是出走就是自杀，这都是我们的法子，为的是让法官想起安顿我们的事。”出走是最容易的，也很平常，如果出走时间不长，她们不会受到处罚。

    我对她发誓我一定会满世界大闹一番，让他们立刻给她换一个地方，她听从了我的劝说回到收容所。当我看着她走进收容所的大门，低着头，拖着脚跟，我真是由衷地感到愤怒。她是个漂亮的女孩，一点儿也不傻，很善良，她只是想找个工作，可人家正在残害她的青春；不只是她，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孩子。我明天要给巴隆法官打个电话。

    巴黎是多么残酷的地方！即便是在这种温暖的初秋，我还是感觉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今天晚上我感到有些消沉。我画了些草图，打算把女儿们的房间改成一个起居室，要装饰得比莫里斯的诊室和候诊厅温馨一些。我意识到吕西安娜再不会在家里住了。房子里会很安静，但是空荡荡的。况且我又为克莱特忧心忡忡。好在明天莫里斯就回来了。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我根本不想找工作的主要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在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因工作而脱不开身。我这些天每天都来照顾克莱特。她的烧还是退不下去。莫里斯说：“不太要紧。”但塔尔波提出要做其他化验。我脑子里不停想着可怕的问题。

    巴隆法官今天上午见了我。很客气。他认为玛格丽特的身世很可怜，可是有类似经历的人还有成千上万。可悲的是，法国目前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收留这些孩子，也没有人力能够良好地管理他们。政府没有任何措施。那些处理青少年事务的法官，还有民政人员的努力也得不到回应。玛格丽特所住的收容所只是一个临时过渡的地方，本来应该在三四天以后就把她安置到其他地方。但是去哪儿？没有去处。这些女孩待在那个收容所里，那儿既没有教育她们的设施，也没有让她们娱乐的设施。他会想办法给玛格丽特找个地方。现在他要告诉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允许我去看她。玛格丽特的父母并没有签署彻底放弃监护权的文件，但是他们不可能再把孩子带回去；他们本身不愿意，再说对于玛格丽特来说那会是最糟糕的办法。

    从法院出来我就为这体制的不健全而生气。青少年犯罪率在上升，可他们除了严厉处罚以外，竟不采取别的措施。

    正好经过圣礼拜堂门前，我就走了进去，我登上螺旋形的楼梯，看见教堂里的外国游客，还有一对手拉手欣赏彩绘玻璃的情侣。我心神不宁。我又想到克莱特，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看不进书。唯一可以让我放松的事情，大概是和莫里斯聊一聊，可他要半夜才会回来。从罗马回来后，他每天晚上都去实验室和塔尔波还有库图里埃一起工作。他说他们快出成果了。我可以理解他对科研的重视。可这次是我第一次如此担忧，他却不能分担。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窗户是黑的。我料想到了。以前——什么时候以前？——如果个别情况下我自己出去，回家的时候总能看到红色窗帘透出的一丝亮光。那时我总是跑上两层楼，懒得找钥匙急急地按门铃。现在我慢慢地上了楼，我把钥匙插进锁眼。房子里真空啊！怎么这么空！自然是没有人在家了。但是不对，平常我回家的时候总能找到莫里斯的气息，即使是他不在的时候。今晚所有的房间都空荡荡的。十一点了。明天化验结果就出来了，我很害怕。我害怕，而莫里斯不在。我明白，他的科研很重要。可不管怎么样，这使我很愤怒。“我需要你，可你却不在！”我想把这句话写在纸上，然后放在门厅一个显眼的地方。不然我就什么都不说，像昨天一样，像前天一样。可过去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我身边。

    ……我给花浇了水，我开始收拾书柜，我又马上停了下来。我跟他讲布置这间屋子的时候他无动于衷，我觉得很奇怪。我应该承认事实了，我一直喜欢了解事实，其实我寻找过，我已经得到了事实。说真的，莫里斯变了。他被他的工作吞噬了。他不再看书了。他也不再听音乐。（我真怀念我们一起听蒙特威尔地或是查理·帕克时的宁静以及他专心致志的表情。）我们俩不再一起出去散步郊游。我们甚至不再像以前一样聊天了。他开始像他的很多同事，变成了工作和赚钱的机器。我说得不对。对于金钱和名誉，他是不在意的。可是，自从十年前，不顾我的反对，他决定转行做专科医生以后，正如我所担心的，他逐渐变得没有情趣了。甚至今年在穆然度假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他心不在焉：他急着回巴黎回到他的医院和实验室，成天烦闷焦虑。算了！干脆把真相捅到底。送他到尼斯机场的时候，我心里难受是因为这次度假搞得很不愉快。如果说我在参观盐场的时候觉得特别快乐的话，那是因为远在国外的他反倒让我感到亲近了。（日记真是奇怪的东西，其实人不记的东西比记下来的重要。）似乎他对家庭生活不感兴趣了。今年春天他很随便就取消了我俩去阿尔萨斯的旅行计划！不过看到我失望他也很愧疚。于是我只好假装愉快地对他说：“先生想征服白血病，太太也得做出牺牲嘛！”可是过去莫里斯心目中的医学，是和活生生的病人打交道，减轻他们的痛苦。（当我还在科钦实习的时候，我看到的是那些大教授冰冷的神情，还有实习生们无所谓的样子，我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无奈；那时我注意到了莫里斯那沉静的漂亮眼睛，眼中有着和我一样的无助和愤怒。我想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他。）我怕的是现在他的病人对他来说都只是病例而已。他更感兴趣的是了解，而不是治愈。即便是跟亲朋好友在一起，他也显得很抽象，而他曾经那么生动，那么风趣，四十五岁也和我刚遇到他时一样年轻……是的，确实是变了，我能够背着他这样写他，这就很说明问题了。要是他也这样写我，我一定会觉得他背叛了我。我们两人之间原本是没有任何隐瞒的。

    现在也还是如此，只是我的怨气太大了，他应该能够很快消除我这怨气的。他会让我再耐心等待一阵，说这一段极度忙碌之后就会清闲一些的。去年他也常常工作到很晚。没错，但是当时吕西安娜还在家。而且我没有什么担心的事情。他应该知道我现在坐立不安，我不能看书也不能听音乐，因为我害怕。我不给他在门厅留字条，我要跟他谈谈。我们结婚二十年，二十二年了，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沉默，这不好。我想这些年来我总是一心扑在女儿们身上，克莱特多愁善感，吕西安娜执拗倔强。我对他的关心恐怕有点不够。他其实应该对我说明白，而不该完全投入到工作中，把我隔离在外。我们俩应该好好谈谈了。

    零点。我真希望他快点回来，好平息我心里的火气，于是我两眼盯着挂钟。时针纹丝不动，我烦躁起来。莫里斯的形象变得支离破碎，一个如此对待自己妻子的人，怎么能号称与疾病和痛苦斗争呢？这太冷漠，这太残忍。生气有什么用。够了。如果明天克莱特的化验结果不好，我一定得特别冷静。我还是试着睡觉吧。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事情发生了。就落在我头上。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唉，对了！事情就落在我头上了。没什么稀奇的。我得好好劝劝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昨天一整天我都被怒火淹没了。莫里斯欺骗了我，是的。这也没什么稀奇的。他其实可以继续把我蒙在鼓里。尽管他拖了很久才坦白，我还是要感谢他对我说了实话。

    星期六晚上我慢慢地睡着了，但时不时地我把手伸向床的另一边，发现他一直没有回来。（我喜欢在他还在书房里工作的时候就入睡。我似乎可以在睡梦中听见他洗漱的声音，闻到淡淡的科隆香水的味道，然后我伸出手，摸到他的身体，于是我踏实地沉沉睡去。）忽然，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叫道：“莫里斯！”当时是凌晨三点。他们没有工作到三点，他们一定去喝了酒聊了天。我坐了起来：

    “几点回家呀？你从哪儿来？”

    他坐到一个沙发椅上，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

    “三点了，我知道。”

    “克莱特病着，我担心得要死，可你半夜三点回家。你们没有工作到三点吧。”

    “克莱特病得更重了吗？”

    “反正不见好。你才不管呢！肯定的，你们管的是全人类的健康，女儿生病算什么。”

    “你别冲我来。”

    他看着我，显得有点忧伤、沉重，我就像往常一样，一看到他这种表情，怒气就全消了。我轻轻地问：

    “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晚回家。”

    他一言不发。

    “你们去喝酒了？打牌了？你们出去玩儿了？你忘记时间了？”

    他还是沉默着，把酒杯在手心里转来转去。我索性乱说一气，为的是逼他开口，给我一个解释：

    “有什么事儿？你有别的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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