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的成果
对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的研究是一项新的很有价值的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开展并不很久，但它对于推进和深化遵义会议及其精神研究意义重大，社会各界关注度很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答，因此这项工作又极具挑战性。几十年来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突破，为今天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根据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的梳理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突破三个阶段。其成果包括报纸、期刊、论文集等刊发的大量文章，将这些文章观点及成果分析归类，可见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逐步发展深入的概况、脉络与贡献。
1.起步阶段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一阶段的文章大多是为了纪念遵义会议召开这一历史事件而作，其内容以史实研究和叙述为主，很少涉及遵义会议精神的实质。其主要贡献在于：记叙和论述了历史史实，揭示或解读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总结了经验教训，为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起步奠定了史实基础，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萌芽。
由于历史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时间，关于遵义会议有关的文献，多数是关于遵义会议前后史实的回忆、叙述和历史作用与意义的介绍，其中也有涉及精神层面的，但极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65年张南生在《历史教学》第10期上发表的《遵义会议的光芒》一文，以回忆叙述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为主，生动地再现了遵义会议前后基层红军官兵的深切感受，用事实说明了遵义会议对于改变党和红军的命运的重要意义。再如李安葆于1965年发表在《前线》第9期的《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革命精神》，其中大块篇幅讲的是遵义会议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并总结提出了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坚决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继承发扬工农红军的阶级友爱、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而“文化大革命”中党史研究基本是禁区，除了彰显“路线斗争”的胜利，不存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章与成果。这一时期，虽然没有自觉认识并真正研究关于遵义会议精神方面的文献，但这个时期（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大量的回忆、记叙遵义会议前后经过，以及阐述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作用与意义的文章，为后来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准备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基本条件。
2.发展阶段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与贡献，是1985年中央举办的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大型活动和1995年中共贵州省委举办的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遵义会议史实基础上，越过其历史作用与意义的论述，涉及并提出了丰富的遵义会议精神的内容和观点。这两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遵义会议研究。具体成果如下。
（1）遵义会议精神概念的提出
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表明，领导干部、老红军最早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概念的是1984年元旦，廖汉生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写了“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并在纪念馆公开展示。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新的概念，但人们并没有马上认识到这一新概念提出的意义。1985年1月召开的隆重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1985年1月14日下午，伍修权、童小鹏分别为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学术讨论会题词。童小鹏同志的题词是：“加强党史研究，发扬遵义会议精神。”第一次把党史研究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联系起来。1985年1月15日，《经济日报》发表《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专题社论。该社论结尾高呼：“遵义会议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1985年1月16日《贵州日报》载谢振华《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光荣传统——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呼吁“让遵义会议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1991年，李鹏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写了“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把发扬遵义会议精神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体现了遵义会议精神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2）部分涉及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文章
黄国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失败》一文中论述了遵义会议的灵魂是实事求是；郭德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一文论述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王棣章《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思想永放光芒》，项承武《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柯惠《遵义会议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典范》等文论述了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精神；胡雄杰《论遵义会议》一文中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文中提到了遵义会议的统一战线精神；胡绳《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一文对遵义会议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归纳，其中提到了独立自主和民主集中制；梁柱《一座光芒四射的里程碑——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一文论述了“遵义会议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首次指出“它实际上蕴含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样丰富的内容”；黄允升《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走自己道路”》一文论述了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事求是精神；二是独立自主精神。但这个时期仍没有一篇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遵义会议的精神要素也主要是作为总结经验、强调意义、突出作用被提出的。总之，这个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仍未成为自觉、明确的命题和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3.突破阶段的贡献（2001年至2014年）
这一阶段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实现质的飞跃与突破的阶段。2002年4月，贵州省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个命题后，“遵义会议精神”成为响亮而鲜明的党史文化概念，党组织最初提出并关注进而领导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具体工作，专门组织专家队伍进行规范的专题研究。2013年12月，遵义会议精神最终成为一项国家（委托）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在于：“遵义会议精神”作为明确的文化概念和专有名词提出来，研究形式开始从专家个体或民间的分散研究向有组织地集中研究转变，形成了研究合力；推动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形成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观点和代表性的文献资料，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课题组综合研究形成的主要成果
2003年，贵州省委课题组在研究成果《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一文中，首次用十六个字高度概括了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即“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团结统一”[13]。研究成果以论文《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特稿形式在《贵州社会科学》上刊发，是党委组织的集体研究并公开发表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最新成果。
2002年5月10日，遵义市委召开了第一次“遵义会议精神”研讨座谈会，讨论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初步构架。会后组建了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2003年3月，课题组在遵义召开的“全国马克思主义与‘三个代表’研讨会”上，向与会的全国各地专家介绍通报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情况和初步结论，以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提高。[14]2004年2月和3月，遵义市委课题组先后在《遵义日报》与《遵义党史党建》上刊发《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一文，该文献依据“忠于史实，激励当代，启迪未来”的原则，用二十个字高度概括了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15]。它涵盖了当时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核心内涵，是21世纪初党史理论界有关“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009年4月，贵州省委原书记石宗源到遵义调研，强调全省干部群众要弘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这是省委书记在公开场合首次提出遵义会议精神的具体内涵，也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成果的首次肯定。2010年9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栗战书同志在遵义调研时强调，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16]并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全省上下高举发展的旗帜、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与遵义会议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要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团结奋斗、夺取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是党和红军长征期间转战贵州，通过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关键节点。这是省部级领导关于继承发扬遵义会议精神的倡导和相关观点的表述，再次肯定了学者们对于遵义会议及其精神研究的成果。
2011年6月，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编著出版《中国共产党90年主要成就与经验》一书，其中《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17]一文，从经验总结和启示的角度，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围绕这“四个坚持”作了深入论述。
2014年7月，遵义会议纪念馆基本陈列大纲“遵义会议精神永存”部分，遵义会议纪念馆委托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有关专家集体审定，提出了以“坚定信念，不畏艰险；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顾全大局，民主团结；敢于斗争，走向胜利”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这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又一新的表述。
（2）专家学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2002年以来，以组织形式开始对遵义会议精神展开研究的最初几年，作为个体的专家学者，因宣传、认识等种种原因，积极参与的并不多。一开始尚存在着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并作必要说明。下面按时间先后为序，分类将部分有代表性的专家个人文章及作者观点列举如下。
关于“遵义会议精神”概念的综合论述。2003年，李学东在《遵义党史党建》第1期上发表《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开拓创新、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提出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开拓创新、务求必胜”。这是学者个人专门就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的首次明确表述。
2004年2月，张黔生发表《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精神》[18]，首次对“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作了辨析，并对其由来、演变、精神内涵的表述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与阐述。指出当年并无“遵义会议精神”这一说，而是直接传达遵义会议决议。今天人们习惯于把一般意义上的会议主要内容当作“会议精神”，这不是贵州省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作者认为省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审视遵义会议，提出的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的揭示和反映，成为一种对当时、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指导和启迪作用的永恒的精神”。文章同时对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主客观原因，以及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起的核心作用，对形成遵义会议精神的重大影响等，作了初步探索和论述。认为遵义会议精神总体上可概括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具体表述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党的建设，民主团结。
2006年，杨仲林在《论遵义会议精神》[19]一文中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了概括：“顾全大局，加强团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民主集中，以理服人。”后来，又在《党性策略团结民主自主 求是——论遵义会议六种精神及启示》[20]中指出：“遵义会议精神，是指当年党中央高层在遵义会议期间表现出的具有榜样作用和示范意义的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主要体现为六种精神：一是坚持党性；二是注重策略；三是团结无私；四是充分民主；五是独立自主；六是实事求是；遵义会议精神是党内政治文明的一次展示。”
石仲泉于2009年发表《遵义会议拨路线之乱》[21]，2010年发表《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5周年》[22]，2012年发表《遵义会议精神刍议》[23]，分别从历史事实、历史观点和精神启迪，层次递进，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遵义会议精神刍议》一文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石仲泉认为，关于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定信念的具体表现就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挫折失败都能挺住，继续奋勇向前。召开遵义会议本身就表现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队伍没有散，没有垮，还要继续奋斗。关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内涵。关于顾全大局，民主团结。它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质内涵。关于独立自主，实现转折。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独特性，并指出独立自主在这里主要指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应由了解中国情况的同志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该文章对遵义会议精神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借鉴作用。
梁晓宇在《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遵义会议精神》[24]一文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品质。在新时期，遵义会议精神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灵活机动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征，民主团结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标志，坚定信仰、敢为人先、听党指挥，是遵义会议精神的主旋律。”
徐占权在《论遵义会议的不朽精神》[25]中把遵义会议精神概括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依靠群众，民主集中；独立自主，开拓进取。”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必须具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三是必须顾全大局，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积极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统一的精神。四是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密切联系群众，反对独断专行的精神。
李东郎在《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刍议》[26]一文中将遵义会议精神概括为“发扬民主，思想斗争，顾全大局，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作者认为，一是会议体现了广泛的民主，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二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一次大碰撞和剧烈交锋；三是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四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处理重大问题；五是遵义会议是为纠正错误、挽救危局而与党内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的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耿晓红在《我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理解》[27]一文中概括的遵义会议精神为“实事求是，民主集中，顾全大局，独立自主”。作者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就的思想基础；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组织保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从本国实际出发，决定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薛庆超《论“遵义会议精神”》[28]中对遵义会议精神概括升华为八个方面：一是坚持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为了党的根本利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三是立党为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四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问题由党内讨论，在民主基础上达到集中，实现历史转折；五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善于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六是为了党的事业发展，适时推选出符合形势需要、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代表人物；七是面对严峻形势，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团结一致，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八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李蕙芬在《论遵义会议精神》[29]中把遵义会议精神概括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坚持真理”，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修正错误”，修正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错误，即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发扬民主，团结奋进”，遵义会议参加者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党内团结。“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元素、延安精神的源头。
张炼、李波在《“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历史追溯及内涵研究》[30]一文中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及其意义归纳表述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突破；民主团结，顾全大局；坚定信念，争取胜利。”该文认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思想精髓；独立自主，勇于突破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内容核心；民主团结，顾全大局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方法；坚定信念，争取胜利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力量源泉。
杜黔在《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加强党的建设》[31]一文中概括的遵义会议精神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集中，坚定信念。”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坚持民主集中制是遵义会议的典范；对党的坚定信念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根本要义。
昝瑞礼在《军事视野中的遵义会议精神》[32]一文中提出了从军事视野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概括为：“军队是长城，人民是靠山是其集中体现；军事指挥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是其集中体现；求真务实，坚持真理是其集中体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其集中体现；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军事实践的产物。”该文的特点是从军事视野的角度研究遵义会议精神，为研究遵义会议精神增添了新的视角。
苗体君在《试析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与形成》[33]一文中概括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勇于探索、循序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精神；由放弃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精神；坚持民主集中制、倡导民主团结的精神；建立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实现独立自主、务求必胜的精神。
李良明在《论党史文化视阈中的遵义会议精神》[34]一文中指出遵义会议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等，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将遵义会议精神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我纠错、团结一致、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王新生《论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涵》[35]一文中将遵义会议精神概括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坚信必胜，勇往直前。”作者认为，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的最大特征，体现了已经长大并逐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遵义会议只批评军事路线错误，不对政治路线进行讨论，体现了大局意识和顾全大局精神，选任毛泽东为常委后，博古还是常委，体现了新班子团结一致精神。坚信必胜，勇往直前。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看光明，坚信革命必胜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特征之一。
徐静在《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36]一文中指出“遵义会议精神历史地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认为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等方面。并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遵义会议精神中得到的生动呈现，进行了论述：一是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本质；二是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气质；三是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群众路线的作用。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在现实深化中释放出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从革命精神到时代精神，从党内层面向社会层面、从中国地域向世界范围三个方面进行拓展阐述，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创新和提升。
以上课题组和专家学者的文章，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论述比较深刻，概括比较全面，提炼也较精练，对遵义会议精神概念的由来、辨析、基本内涵、本质特征、理解与表述等，从各自角度进行了论述，反映了这个时期较为高端、较为集中、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水平，其成果不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比2002年以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是目前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3）遵义会议精神相关专题研究成果
遵义会议民主集中制精神的专题论述。韩国志在《遵义会议与党内民主》[37]一文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成功范例，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在这次会议上，党员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党的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具体体现，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得以最终确立，不同政见者的意见得到尊重和保护。遵义会议成功地实现了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又促进了党和人民事业的蓬勃发展。
何萍在《遵义会议前后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研究》[38]一文中，在分析研究了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成功地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后，结合现实归纳了发扬党内民主精神的启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
赵福超在《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39]一文中对遵义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取得成功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的结果。遵义会议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领导制度，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具雏形。
张黔生在《从遵义会议看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40]文中，论述了党内民主团结精神及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成功召开遵义会议所起的重要保障作用。并从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团结这一新的角度，具体分析提出并论述遵义会议经过了酝酿准备、会议转折、延续完善等三个阶段，进而提出遵义会议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是由一系列会议完成的观点。
黄化、陈史红在《民主精神与同舟共济——遵义会议核心精神探析》[41]一文中认为：“民主精神和同舟共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凭空捏造的道德推导，而是由会议的客观进程、与会者的表现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这种精神的形成和发扬是革命经验和革命者道德品质与信仰追求的历史凝聚，并通过影响与会者和革命团体的作风转变而得到弘扬。”该文分别从会议程序和与会者的表现集中体现了民主精神的合法、公平、对等、理性；以及同舟共济精神的共识，坚定信念，转变作风，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了论述。
高新民、邹庆国在《党内民主研究》[42]专著中论述了遵义会议对党内民主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二是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三是建立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四是正确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者。作者认为，遵义会议反对王明等人的家长制作风和宗派主义束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在形成新的领导集体的基础上，创立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使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走上正常轨道。
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精神的专题论述。季明在贵州省委党校2005年第2期发表《遵义会议光辉永照——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文章指出：“遵义会议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雷光仁在贵州省委召开纪念遵义会议70周年座谈会上作《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的本质特征》[43]的发言。发言指出：“遵义会议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战胜‘左’倾错误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还表现在，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精神的专题论述。王棣章在《继承和发展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4]一文，对遵义会议是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路线的会议进行了论述：第一，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第二，遵义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改组了中央领导。第三，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克服党内错误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杨家宝在《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在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45]一文中认为：遵义会议是独立自主召开的会议，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和独立自主地正确开展和解决党内矛盾。
成国银在《遵义会议是我党独立自主思想的第一次光辉实践》[46]一文中论述了“遵义会议从酝酿到决议的起草、通过，都是我党自己进行的；以教条、冒险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是我党自己纠正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机构是我党自己确定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我党实践独立自主思想的伟大开端。
遵义会议团结统一精神的专题论述。陈春琳、张由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发表了《论全党的团结统一及在思想上建党的实现——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一文，该文指出：“注重在思想上建党，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原因。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党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领导集体，有步骤地纠正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适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最后经过整风运动，清算了党的历史上的各种错误思想，为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群众路线精神的专题论述。邹春梅、邹开明在《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发表《遵义会议精神对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示》一文，文章指出：今天遵义会议精神对于新时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贵在求真务实。二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力求民主对待群众、团结群众。三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需要敢于纠错的精神。
刘毅强在《对群众路线成熟标志的一点看法》[47]一文中认为“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成熟的标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遵义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是一系列会议及遵义会议的时空界定的研究。2005年3月，田荣山、彭齐在《论遵义会议的含义》[48]一文中提出，从遵义会议主题的酝酿，会议主题的完成和会议后中央组织的调整来看，“遵义会议不应是单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应是为完成遵义会议的主题而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水田寨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苟坝政治局会议的总称”。
张黔生在《从遵义会议看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49]、《遵义会议的三个阶段》[50]和《论遵义会议精神》[51]等研究成果中，初步提出并逐步完善了遵义会议经历的酝酿准备、会议转折和延续完善三个阶段，以及时间划分、各阶段主要内容和各阶段间的相互联系与关系的论述。
杨仲林在《“大遵义会议”研究——从“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52]中，认为“大遵义会议”是由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组成。
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遵义会议完成的伟大历史转折，不再局限于三天时间，而是历时三个月，并跨越湘、黔、川、滇四省这样一个广阔的时空中。以遵义会议的召开及会议通过的四条决议的贯彻落实，作为界定遵义会议时空范围的依据，就较为正确地处理了遵义会议与前后相关的重要系列会议之间的关系，也为科学认识遵义会议的作用和意义打下基础，为总结提炼遵义会议精神提供较为准确的主要时空范围。
关于长征精神形成于遵义会议等观点。2006年9月，张黔生发表《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53]，文章在遵义市委课题组提出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五种精神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遵义会议精神与长征精神的关系，提出了“长征精神形成于遵义会议”，以及“遵义会议对长征精神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贡献”等新观点。2010年，发表《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思考》[54]，主要对2002年以来，围绕遵义会议研究有争议的一些代表性问题，作了一次简要梳理。提出了关于历史事件的研究一般应有历史事实考据、历史作用与意义研究和历史事件所包含的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这样三个维度，从而重点对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遵义会议的界定及过程，乃至研究态度和方法等作了较全面的概括和阐述，使人们对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有一个全视角的清晰认识，深化了遵义会议及其精神研究。
（二）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的局限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革命、建设、改革九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经历了以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两次伟大转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和影响，而遵义会议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史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愈加凸显。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贵州省相关部门相继组织召开纪念遵义会议50、60、70周年学术讨论会，加强了遵义会议研究，而且初步探讨了遵义会议所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理论界部分专家学者开始正面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和表述问题，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进行了阐释。近年来，省外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理论界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视野和平台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深化奠定了一定基础。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和文献研究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在两者的研究中，文献研究是基础，它直接影响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因此，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课题组把文献研究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通过近期的文献研究，我们感觉存在历史文献解密、现有的文献研究成果少、既有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等局限，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遵义会议的文献密级程度高、查阅难
遵义会议文献研究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基础工程，但从当前遵义会议文献研究的情况来看，大多停留在史实的论证上，对第一手的文献挖掘受限制。近年来，课题组在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先后联系遵义会议召开前后相关联的省份，如湖南、云南、四川等挖掘文献资料时，既感觉到各地在文献保管、资料保存上存在地域性、条块性，单兵作战的现象比较突出。又深刻地意识到，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都保留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而且处于较高的密级状态，要查询遵义会议的相关原始文件，既需要履行严格的手续，又需要遵循相关的保密法规，难以在课题研究中加以运用。这是遵义会议文献研究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这也导致我们在文献研究的过程中，难以有质的飞跃。
2.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
遵义会议文献研究的成果几乎是空白，可借鉴的资料匮乏。从遵义会议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政界和学术界的研究和提炼都有所涉及，但现有的成果大多集中在精神的提炼上，对文献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这对于遵义会议文献研究来说，等于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很多资料的挖掘、文献的梳理相当于从头开始。
3.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的深度不够
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上，注重成功的经验，忽略了修正错误的过程，对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的深度不够。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即批判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错误和调整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一直是学者叙述遵义会议内容的主要方面，而事实上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在整个会议中也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却长期被忽视了，鲜为人知，这是因为这项议程的决定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后来改变了原来做出的决定，因此许多中共党史论著都对它略而不提。但这样就不能原本地反映史实，不能正确叙述遵义会议的议程和决议。早在黎平会议上就确定了战略前进的方向，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研究战略转移目的地问题，与会同志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做出“改变黎平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并在会议的第二天就向全军发出军事部署的命令。但正当红军实施渡江作战计划、向川南转移的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布防，封锁了长江渡口，因此红军被迫暂时放弃原定的渡江计划，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张闻天同志受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委托，在会后起草的，这个决议稿下是在红军暂时放弃执行渡江作战计划后完成的。因此，决议的内容已经不是遵义会议第一项议程所做出的决定，而是写有“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这样的内容。这就使得以后的许多中共党史著作都以决议稿为基准来叙述遵义会议的决议，不再提及在遵义会议时对第一项议程做出的决定。虽然也有极少数著作提到了遵义会议关于渡江入川的决定，但在叙述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时间段上的混乱，把这一决策与后来在云贵川地区的作战任务搅缠在一起，也不能很好地说明遵义会议第一项议程。
总之，必须弄清遵义会议第一项议程及后来因工作受挫而改变的历史文献，才能正确叙述遵义会议的议程和正确理解遵义会议的决议。
4.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缺乏全局统筹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想问题、办事情要有全局观。但从既有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都停留在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的简单挖掘，没有更好地进行前后的关联研究，尤其是在文献研究领域。遵义会议是一系列会议中的会议之一，如果单纯地在遵义会议上进行挖掘，就影响了遵义会议文献资料的前后发掘。事实上，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和鸡鸣三省会议，它们之间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党中央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等路线的确立，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磨砺而成，只是遵义会议更加突出地彰显了党在革命道路上的成熟。以往的文献研究方面，着重在遵义会议本身的文献研究，这导致我们的文献研究缺乏深度。
5.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
既有的成果中，涉及文献研究的大多从党史、党建、军史角度进行研究，视角单一，鲜有从文化学、社会学、军事学、哲学等方面切入；尤其是孤立地、狭隘地看待遵义会议及其精神，没有把遵义会议看作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体系，更没有通过这个体系审视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前后在精神层面所经历跌宕、起伏和新生。同时，既有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多采用罗列史实、总结经验等方式，缺乏现代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的研究手段介入。我们普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独立自主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而文献研究，正是从中挖掘党走向成熟的体现。遵义会议前后的文献，集中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民族风俗习惯、人民群众的心理预期等，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综合因素的考虑，遵义会议的文献体现出党在发展道路上顾全大局、实事求是的思想火花。因此，只有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全面地挖掘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献研究，才能更好地反映出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质。但文献研究视野较局限，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6.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与其他革命精神观照不够
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与其他革命精神的观照不够。既有的研究大都突出革命精神的共性，缺少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研究，既没有很好地彰显出遵义会议文献研究的个性特征，更没有通过遵义会议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的精神历程，把遵义会议精神放置在中国共产党精神历程的全过程中来分析，把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历史时期的精神历程完整地呈现出来。而且要加强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研究，在研究中凸显遵义会议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历程中的独特价值。
（三）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的视角与主要观点简析
1.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视角
关于遵义会议精神文献、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前面已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遵义会议文献、遵义会议精神文献和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具有不同的视角、地位与作用。而不同的视角，与这些文献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紧密相关。
为进一步厘清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的思路、途径提供必要参考，考察辨析一下以往在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方面的不同视角很有必要。
（1）从遵义会议精神的视角
今天我们提出遵义会议精神，与一般的把会议主要内容称作“会议精神”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背景的不同。遵义会议闻名遐迩，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已经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它凝聚着党在艰难环境中成长壮大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我们今天要寻找的遵义会议精神。弄清楚什么是遵义会议精神，它对今天党和人民的事业有什么重要启迪和现实作用，有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意义。它的出现同其他革命精神提出的前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在贵州省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勤奋敬业、振兴贵州，建设贵州美好家园。显然，这里提“遵义会议精神”，不是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也不是当年遵义会议决议等内容本身，它明显地另有所指。
遵义会议是在战火纷飞的长征路上召开的，当年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就是指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与会议决议本身。其核心价值是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解决了党内紧迫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恢复运用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游击战、运动战等符合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环境要求的战略战术，并让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毛泽东同志，重新走上中央军事决策的领导岗位，取代李德、博古的瞎指挥。它的产生，是当时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历史必然。
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人们反过身来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发现遵义会议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随岁月的流逝，并不因时间浪潮的冲刷而失色，相反它驱散岁月的尘埃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这种光辉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遵义会议本身，不再局限于会议的内容和做出的决议及意义本身，而成为一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的揭示和反映，成为对当时、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指导和启迪作用的永恒的文化精神。比如2002年4月贵州省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概念或命题，就是新形势下人们对遵义会议精神观察的新视角提出来的。今天，只有更宏观地对80多年来一脉相承的遵义会议精神，从精神文化的角度予以揭示，才能更好地发挥遵义会议精神对现实的指导和启迪的作用，让遵义会议继续发出灿烂的光辉。这才应该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被今天的人们更深刻地想要发现和认识的“遵义会议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建设贵州精神高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可见，今天我们提出的遵义会议精神和传统意义的遵义会议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此精神不是彼精神，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有区别的两个历史文化概念。
（2）从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的视角
背景与角度是密切相关的。中国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更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它同长征的出路、同红军的前途、同中国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成败甚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从遵义会议研究几十年、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十余年来的情况和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看，其研究视角大体可分为这样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微观研究视角。指具体史实考据方面的研究。史实考据主要是一种微观研究，其特点是对具体史实本身，如事件真相、时间、地点、人物、遗址、遗物等的考证，关键是弄清和确认一些最基本的史实，其研究成果往往离不开具体感性的客观依据。这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寻找遵义会议会址和了解遵义会议过程并进行考证、确认、挖掘、维护和陈列布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不断进行的、逐步完善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为今天从事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基础和文献根据，非常重要。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基础性和已经取得的成绩，前面已经列出，恕不一一赘述。
由于遵义会议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极其有限，目前学界对遵义会议史实考证研究上，仍存在有疑义的问题，但这不是本课题要解决的任务。虽然这些问题一旦有新的史料或新的重大发现，必然会对遵义会议研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目前没有新的重大发现，所以这些问题和疑义本质上都不影响已有的对遵义会议基本史实的认定，更不影响对遵义会议内容、性质、作用和意义等的历史评价，亦不影响今天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
第二，宏观研究视角。历史宏观研究视角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历史事件或人物本身具有的历史意义的研究。指在弄清基本史实基础上，研究者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并以某种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就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客观作用、影响所做的论述和评价。它是以客观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对所述事件或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性质、特点对于历史全局的作用、影响、意义等所做的定性的结论。这种结论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表象，其成果往往是在具体分析归纳后的理性抽象与概括，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独特性，不具有历史的重复性。
比如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等早有结论。最具权威的就是1945年4月21日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文献，及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经中央政治局审读同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对遵义会议所做的结论和评价。虽然三个文本的具体措辞有所不同，但评价大体一致，概括起来有三点：在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是一次关系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转折；毛泽东同志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开始；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组织领导权及人选等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有学者对上述具体表述有不同意见，但仍属于同一性质和同一研究视角的意见，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
二是对历史事件的经验总结和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其宏观历史角度的特点在于，它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注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体现出对今天现实的观照。由于是对八十年前历史的回眸，今天的人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的高度，使这种经验的总结有了更为丰富充足的历史依据，也有了新的实践和理论的基础；它不仅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关系，更从现实文化的横向联系着眼，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错点对焦遵义会议，找到这一特定史实中党的传统与作风以及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深刻内涵，从而得出具有历史规律性的联系，是研究者对历史经验及其精神文化内涵所做的理论总结。比如从中共遵义市委课题组较早提出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等观点来看，就是依据当时历史条件与环境，从认知、情感、意志、信仰等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总结。这就是说，历史事件当时的功绩、作用和意义，并不就直接等于历史事件的精神内涵本身。精神内涵总是能突破具体的历史局限，具有在文化上超越时空、超越历史事件本身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就是在弄清遵义会议基本事实基础上，以中央“两个决议”为基准，进一步开展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必要。
2.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主要观点评析
根据至今所搜集到的资料看，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深入研究提炼遵义会议精神打下了基础。由于研究者所处的视角或掌握的资料等各不相同，在研究的大方向、大趋势中，也存在一些差异。综观已有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观点的论述中，主要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基本问题；二是关于如何进行遵义会议精神的解读与具体表述。
（1）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基本问题
这是进行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要解决的基本前提。即是否存在遵义会议精神？什么是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主要研究什么？如何进行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等。这些基本问题伴随着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工作的始终。
第一，关于是否有遵义会议精神存在。若有，该怎样理解“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这似乎不是问题，但有不少人感到疑惑。这个问题从开始把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就存在了。说它不是问题，是至今没发现有人撰文公开说不存在遵义会议精神。说它是一个问题，是在于个别交谈、工作议论和实际工作过程中，常会有人认为不存在遵义会议精神，并对开展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表示不理解，有歧义。其理由归结起来有：三天的会议有什么精神？按今天的常规意义理解，所谓会议精神就是会议的内容和会议决议本身，此外没有其他精神。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早就成为历史摆在那里了，党中央对遵义会议也已做过两次历史性结论，我们今天还要研究什么精神呢？还有的认为现在这样那样“精神”很多，只有三天的遵义会议没有必要也搞个“精神”出来，似有“精神”泛滥之嫌等，不一而足。对此，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较早作了探索，认为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精神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尤其可以通过人们的言行以及精神文化指导下的行为结果或既成事实，强烈地表现出来，使人们切实感受到精神文化对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55]遵义会议精神与当年的遵义会议密切相关，但又不是当年遵义会议的具体内容和决议本身，甚至也不是党的两次中央全会对遵义会议先后做出的历史功绩和意义的评价与结论本身。“遵义会议精神”绝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会议精神，而是遵义会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折射出来的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强大精神力量。[56]判断历史上某种精神是否存在，是按其所起的实际作用及其重要价值来确定的，这种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财富唯恐其少，何患其多？[57]这实际上是初步正面回答了人们的疑惑，也是对存在遵义会议精神概念的肯定，表明总结提炼遵义会议精神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有必要。
第二，关于“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的提出。根据已发现的资料，“遵义会议精神”一词的出现，比较早的是1971年9月，在遵义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时任遵义地方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张梓同志，在大会上做了《发扬遵义会议精神，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显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该文并未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文化内涵，“遵义会议精神”仅仅是作为一个口号。但它较早把“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重点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及其作用，无论如何，涉及遵义会议精神的内容，真实体现了当时社会条件下提出遵义会议精神的一种状态。当年这样的情况和资料还有不少，该资料具有一定代表性。
以后，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较早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概念的，是廖汉生同志于1984年元旦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留下的“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这一概念，较早的是1985年1月召开的隆重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后李鹏总理在1991年2月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省级党的正式文件里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概念，较早的就是2002年4月贵州省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以此作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勤奋敬业、建设和振兴贵州的强大精神力量。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与社会发展，“遵义会议精神”这个概念越来越清楚地凸显它将代表的特定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含义，而不是遵义会议史实和内容本身，也不是这次会议的政治特征、历史功绩和地位作用。至于遵义会议精神具体是什么，其时还缺乏专门的研究与解答。
第三，关于认识评价遵义会议的视角。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正确地界定遵义会议的时空界限。因为如果把遵义会议三天的时间孤立起来，与前后一系列紧密相关的会议割离开来研究，同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整体来研究，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找准遵义会议时空视角，是准确总结提炼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前提。近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观点是把遵义会议看成由一系列会议构成的特殊的动态过程，遵义会议是其标志和核心，而且作了较详尽的阐述，同时把若干会议和这个过程看成酝酿准备、会议转折和延续完善三个阶段。[58]
较早提出把遵义会议作为由多个会议构成的过程来看的，有张家德在《论遵义会议的三个阶段》中提出的“酝酿与准备”“召开与决战”“总结与胜利”阶段。[59]还有国内著名党史专家、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研究员，他虽未对系列会议的过程做具体专门的系统阐述，但他提出了注意从历史过程的角度进行研究，指出了深入研究的方向。[60]田荣山[61]、杨仲林[62]等也撰文提出过系列会议、“大遵义会议”等类似观点。但比较有影响的，是2009年9月，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人民日报网络中心为庆祝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人民网开办《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大型党史专题视频节目，在其专题之一《转折之城——遵义》中，遵义市委党研室主任张黔生以他的《从遵义会议看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论文为基础，做了关于遵义会议系列会议过程中，坚持党内民主，发扬民主团结精神重要作用，提出遵义会议是一系列会议的动态过程，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等内容的宣讲；同年，《北京日报》记者刘立志书面采访张黔生，以《遵义会议：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黔生答问录》登载于10月22日该报理论周刊栏目。以上观点在学界和社会产生积极反响，并获得了基本的承认与接受。刘晶芳曾撰文指出“应该把遵义会议看成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63]。在2011年6月，中共遵义市委组织部领导下的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在《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深刻启示》[64]一文中，对遵义会议的三个阶段划分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遵义会议系列会议从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开始，经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到1935年3月中旬苟坝会议止。这就为研究遵义会议及其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遵义会议的丰富内涵不是孤立的在遵义三天的会议所能涵盖得了的，整个伟大转折也不仅是在遵义三天的会议时间所完成的。这就为科学地总结提炼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更广阔的、真实客观的历史时空与事实基础，使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更加贴近历史事实。
第四，关于“遵义会议精神”和“遵义精神”之区别。“遵义会议精神”和“遵义精神”是两个明显不相同的概念，其出发点和具体内容很不相同。在以往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过程中，有的研究者认为提出研究“遵义会议精神”不如提研究“遵义精神”。有的认为遵义精神不是地方文化的精神，而是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历史事件以及中国革命历史转折所承载、表达和显现出的意识信念。[65]这就把“遵义会议”和“遵义”两个概念搞混淆了。其实，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很清楚就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今天要研究的正是这次会议的精神内涵，“遵义会议精神”凸显的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若把“会议”去掉，就会把大方向搞偏而成为某个地域的文化精神。遵义会议关系全党全军和中国革命事业，与中国革命大局生死攸关。“遵义精神”的内涵则是遵义地方历史中文化精神的提炼，主题是遵义城市精神探索和地域历史文化精神的归纳与表达。两者之间的联系或逻辑关系，从名词概念上说，“遵义会议精神”包含了“遵义”这个地域因素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而“遵义精神”，却绝难包含或代表这次“会议”，再说遵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事件和文化概念可谓众多，决不单单是一个遵义会议，更何况这次会议主要不是属于遵义的。“遵义会议”是代表中国革命前途命运之希望的会议，其内涵与外延，远比一个只是地域符号的“遵义”大得多、重要得多。就是说，用“遵义精神”的框架，装不下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主题的全部内容，否则会“消化不良”。[66]
如果以遵义地方历史文化为主题来研究“遵义精神”，遵义会议就是其中一个历史亮点，作为遵义城市精神和地域文化精神重要组成部分，那另当别论，无可厚非。对此，龙超云的文章《论遵义精神》[67]的论述，对遵义精神的定位是十分妥帖的。
总之，我们研究的是“遵义会议精神”，不是“遵义精神”，两者的出发点、研究主题与内容是不相同的。
（2）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具体表述
第一，遵义会议精神表述简析。
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自2013年3月开展以来，从搜集到的大量文献资料看，各种涉及遵义会议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说得上是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章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多，其中研究者对遵义会议精神表述各具特点。时间从20世纪到现在，由于研究者或论文作者所处历史时期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表述的角度与特点也有所不同。
一种是早期还没有提出和有意识地进行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主要是撰写遵义会议纪念文章、遵义会议学习体会。稍后或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思考，有的观点涉及遵义会议精神内容。比如，李安葆的文章：《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革命精神》[68]等；再后来，以“启示”的形式，回顾、挖掘遵义会议具有的时代价值，及其对今天的启示、借鉴和指导作用，实际也就是对遵义会议精神文化层面的揭示。比如，何毅亭和中共遵义市委组织部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先后各撰写的同名文章《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深刻启示》[69]等。当然，最集中最典型的表述，还是在2002年以来，开展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专题研究以后，课题组或研究者个人，直接围绕遵义会议精神所撰写的大量论文。
但不论以上哪种情况，归结起来，其主要观点或意思表达，仍主要集中在实事求是，民主团结，独立自主，理想信念，顾全大局，务求必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领导等几个方面。说明遵义会议精神的表述虽然各有差异，大多是词语排列顺序上或解读重点的差异，而在主要的根本的内容归纳上，还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
第二，已有的“遵义会议精神”主要观点简析。
在以往的研究中，统一度较高的观点主要有：
一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主要观点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战胜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法宝。遵义会议期间实事求是精神非常突出，引导会议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从根本上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遵义会议精神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它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实质与核心。
二是“民主团结”的精神。其主要观点有：遵义会议所以能够开得成功，是党在关键时刻坚持发扬党内民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被党内、军队内干部所了解，进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解除了李德把持的军事指挥的专断权；毛泽东被选进中央政治局任常委，正确的军事指挥开始代替了错误的军事指挥。但会议并未过多追究犯了错误同志的个人责任，而是顾全大局，在工作中给予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同志，较好地处理了党内矛盾，使民主团结精神贯穿系列遵义会议的始终，成为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民主团结精神是遵义会议的核心精神之一。
三是“独立自主”的精神。其主要观点有：遵义会议是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自成功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会议。它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解决自身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使党懂得了独立自主结合国情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是“坚定信念”的精神。主要观点有：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会议，长征路上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红军长途行军打仗，生活物资匮乏，弹药严重不足，条件十分艰苦。加上错误的军事指挥，长征出发以来被动挨打，伤亡惨烈，党和红军面临严峻考验。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丝毫不动摇，以纯洁的党性和对事业的无比忠诚，以惊人的智慧与毅力力挽狂澜，硬是扭转颓局，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中国革命从此走向正确航向，走向胜利。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一往无前、坚不可摧的革命精神，起了精神支柱的巨大作用。遵义会议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与方向，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从而进一步铸就了全党全军坚定信念的精神。
五是“务求必胜”的精神。主要观点认为：这是指党和红军面对各种艰难险阻，毫无畏惧，绝不屈服，不被任何困难或敌人所压倒，而要压倒一切困难和敌人，百折不挠，坚决夺取最后胜利的必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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