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文献选

    1.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70]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特电告中央政治局本十八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队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71]。

    中央书记处

    中共政治局[72]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澈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181、182页）

    2.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73]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8日[74]政治局会议通过）

    听了××[75]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76]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 [77]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78]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1933年7月24日中央决议）。而× ×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报告［艰苦］[79]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80]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之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澈底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澈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下，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围剿”与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保卫苏区，并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或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进〔退〕[81]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矜骄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就是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是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82]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区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应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的战役（如洵口战役[83]，团村战役[84]，建宁战役[85]，温坊战役[86]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10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之下，我们虽不能像在一、二、三、四次战争[87]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将军殿[88]，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于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89]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的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之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形之下，在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之下才容许攻击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以战斗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次“围剿”绝然地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过份估计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 × ×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堡垒即失去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困难的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运动战，依靠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战略战术的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堡垒主义。并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役，并正确的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90]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之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略，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拚消耗，见××同志《红星》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于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于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的许多拚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山[91]，三溪圩[92]，平寮[93]，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就是作战的决定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应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是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由于疲劳情绪与过份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份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的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减削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他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剿”之间的严重的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于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对敌人战略计划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间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94]，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的揭破十九路军［军］[95]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中所没有的。然而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1934年5月—7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期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与保卫老苏区。国际6月25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96]：“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惶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及红军灵活的策略，必须进行解释的工作，说明这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一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只［又］[97]“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开［关］[98]头，必然的惊惶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战场转移到运动战战场上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经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休息，因而减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而不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在基本的战略方针上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的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到达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惫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容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在短距离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在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的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都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适足表现其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与［对于］[99]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于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同志身上，首先是××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经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在这一方面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100]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会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澈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的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的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

    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现在是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需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灭［减］[101]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休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红军必须严肃自己的纪律，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切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澈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的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障。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102]，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澈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213、228页）

    3.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03]

    （1935年2月或3月）

    陈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104]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105]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106]及刘参谋长[107]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108]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109]，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110]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111]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112]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113]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114]去侧击向延平[115]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116]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117]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战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118]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119]），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120]广昌）。“短促突击”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121]、太阳嶂战斗[122]、石城战斗[123]，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1933年红5月直到1934年9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124]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125]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126]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127]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塞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128]，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129]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130]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131]——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34～44页）

    （二）遵义会议精神文献选

    重要文件、文章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1935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5～47页）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8页）

    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节录）

    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召开（1931年9月—1935年1月）

    在根据地内，“左”倾领导者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左”倾错误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同时亦由于周恩来、朱德等灵活运用以往反“围剿”战争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而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这时，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左右，全国党员约有30万人。在根据地进行的政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期间，王明路线全面推行，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左”倾领导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所谓反“罗明路线”和开展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在北方进行所谓反“李铁夫路线”的斗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最大恶果，是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严重失败，致使红军被迫实行长征。

    1935年1月，党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特殊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的重要会议。它标志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走向成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88～89页）

    4.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节录）

    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488～493页）

    5.毛泽东年谱（节录）

    1935年 四十二岁

    1月15日—17日 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遵义会议）。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长篇发言。发言批评秦邦宪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43页）

    6.周恩来年谱（节录）

    1935年 三十七岁

    1月15日—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先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李德坚决不接受对他的批评。……会议认为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书记处应负更多的责任；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会议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8，第276页）

    7.朱德年谱新编本（节录）

    朱德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以切身感受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改变错误领导，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450页〕

    8.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节录）

    （1936年12月）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 ∗ ∗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的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85、204、205页）

    9.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35年12月27日）

    毛泽东

    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的问题，不是路线的问题。相反，过去中央整个干部政策都是错误的，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要不得的。博古同志来到苏区后，对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统统加以拒绝，被排斥在外的竟有24人之多，这完全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行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错误，这是不够的。

    （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30页）

    1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40年12月4日）

    毛泽东

    遵义会议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35页）

    11.讨论过去路线问题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2年2月21日）恩来同志：

    （一）銑[132]电悉。五中及遵义文件[133]电告。

    （二）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134]，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135]“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136]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毛王

    （《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12.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

    （1945年5月24日、6月10日）

    毛泽东

    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5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份，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137]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138]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1935年1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 ∗ ∗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61～63页）

    13.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节录）

    （1959年4月5日）

    毛泽东

    比如苟坝会议[139]，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940页〕

    14.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40]

    （1943年12月16日）

    张闻天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141]。首先关于三条件的了解（1933年1月17日）[142]，我们一开始即有区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虽是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我曾经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请参看《斗争》三十六期，1933年11月26日）[143]。

    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144]（没有写完），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总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在上海时我曾经反对过河北高阳蠡县暴动中的“左”（见上海《斗争》报）[145]，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关系，但他的极左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146]。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我现在反省起来，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147]。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76～81页）

    15.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1943年11月27日）

    周恩来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

    由上面事实看到，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胜利，也是如此。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64、65页）

    16.对文艺、出版、宣传工作的意见（节录）

    （1971年5月30、31日）

    周恩来

    遵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个万分困难的危机时刻，毛主席扭转了航向，使革命开始走向胜利，对我们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址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但是还要维持当年朴素的样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9页）

    17.党的历史教训[148]（节录）

    （1972年6月10日）

    周恩来

    毛主席说：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的总结的话。事实经过是：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雩都出发，出发时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人，辗转三个月到达了遵义地区。三个月中间，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哪有那种大转移呢？那是大搬家。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大概没有出江西，机器就丢掉了。经过广东、江西，然后又转到湖南。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当时林彪并不是积极的，是同别人说牢骚话的。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讲话，扭转了航向。

    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长征是辗转战斗，蒋介石以大军围追我们，截击我们，侧击我们。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了很大的损失，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击我们，我们一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三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这个严重的错误是血的教训。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象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那个时候没有书记处。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暂时不提。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那个时候困难罗，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有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149]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象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66～69页）

    18.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44年）

    朱德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

    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拚。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红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19.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1935年10月15日）

    陈云

    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一个阶段。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陈云与遵义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第77页）

    20.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节录）

    （1941年10月8日）

    陈云

    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330页）

    21.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节录）

    （1941年10月22日）

    陈云

    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的分歧是原则问题。进入苏区前，对毛主席“是不熟悉的，且听说是机会主义”。见面后，认识上有变化，感觉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他“才了解的完满”，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331～332页）

    22.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150]

    （1982年12月28日）

    陈云

    一、关于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否增补为书记处书记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说起。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立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会后不久，王明去苏联，恩来同志去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成员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以及卢福坦组成临时中央，博古为负责人。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卢福坦叛变，未去）。1934年初，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改选了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人被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但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那么，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所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也好，说他被增补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

    二、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职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有些类似，即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我记得，自从向忠发以后，我们党直到八大没有再设过总书记。不过，说博古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过书记还是可以的。

    三、关于董振堂同志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参加。原因大概是，遵义会议是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董振堂同志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但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

    四、关于通道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因此不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长征初期，我在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而五军团担负的是长征队伍的后卫任务，距离中央所在的主力部队有几天的路程，在当时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中央开会不能等后面的人都到齐是十分自然的。

    另外，对报告中已考证清楚了的五个问题，有些我虽然记不准确了，但我认为你们的根据是可靠的、充分的，所以结论都是对的。

    （据手稿）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73～75页）

    23.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151]

    （1943年9月）

    秦邦宪

    一、路线问题

    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

    我不想推诿责任，但是基本的路线是（共产）国际路线。文件犹在，当可作证。国际为米夫匪帮所盘踞，当时我及全党，甚至联共都是不知道的。而七大前的国际是集中组织，决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至路线错误的性质及内容，前昨两天会上，我已经说了，不再多赘。

    二、宗派问题

    如果对宗派了解为思想方法生活习惯上相近，互相接近，臭气相投，声气相通的一群，这一群在某个时候，曾在组织上反对另一群（莫斯科及反立三路线），那么，宗派是有的。如果，对宗派了解为阴谋集团，或更甚了解为反革命集团，自觉地要破坏党，破坏革命，我认为是没有的。我认为“米夫宗派”，是这个宗派在思想意识上，内战时期的路线上，受米夫影响的一群。而绝非是米夫的反革命组织，亦绝非是在私人关系上都与米夫亲密的。米夫的思想路线之所以能够影响他们主要还是依靠（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决议。我自己如此，据我观察，多数被疑为教条宗派者亦如此。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我第一次在上海社会新闻上才看到。宗派的问题实质如此。即就我和稼祥、洛甫等人的相互关系上，遵义王、洛坚决反对我。东征时王、我反对洛，亦可佐证。

    三、我与米夫关系

    米夫是孙大校长，我是学生，只有师生关系。听说当时米夫宴请一些××吃饭，但我绝未被邀请一次。回国时，他是东方部的负责者，经过他派我们，但据我记忆所及绝未给我们什么任务。要我到菲律宾去送一指示（内容不详），我因英文不好拒绝了。至于为什么要我们走西欧，我是不知道其缘故的。可能是：（1）中东路战争后当时路线不通；（2）菲律宾去。我与米夫关系，仅此而已，绝非其他任何关系。回国以后，从未再见米夫一次。

    四、我与李德关系

    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冬）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进入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艾佛尔托曾是德国调和派领袖，由于这而被捕，甚坚决，1938年在重庆见《评论与新闻》（前名《国际通讯》）上（共产）国际发动营救运动。李德据恩来回国报告，国际监委给以最后严重警告，两人以后情况不知。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这是严重错误，应受党的处分。但我和他的关系，绝无其他任何关系。

    五、“篡党”问题

    上海党中央问题：是王、周决定组织临时政治局（此处有删节——编者），在我家通知我组织新政治局，因他们要走，后来酒店开会，因为卢福坦要做总书记，主要谈无总书记问题。在“授”“受”双方组织上均是不合的。我完全接受和承认。

    苏区改组问题：在上海时曾与艾佛尔托商量，进苏区后如何工作，请示过关于毛主席工作问题。艾云：要尽量吸收毛工作，但路线必须贯彻，领导机关不可成讨论俱乐部。进苏区后在叶坪开会时，我曾推弼时负总责，多数推我。我承认中央进苏区，国际电示后，未请示如何组织，及到中央苏区时自以为中央过去了，承担负总责是错误的。

    五中全会召开是远东局有电提议，并送来政治决议草案的。五中全会所选的政治局及书记处名单，是经国际批准并有增减的。政治局四人未经中委选举手续，及中央委员补得太多，是错误的。

    因此，不仅政治路线错误的责任上，而且组织手续的不合上，我均应撤中委。

    六、与王明及洛甫等关系

    我与王明曾在上海一起反对立三路线及三中全会，与稼祥亦善。与洛甫在上海、中央苏区等一起工作过，与恩来共同工作较长，中（央苏）区、长征前期、武汉、重庆。与尚昆生活上较接近，工作上则接触较少，除瓦窑堡一信外，私人通信极少。与××在中（央苏）区才认识，用他做组织局长是错的，工作上受了许多损害。总之，与这些人以及任何其他同志除同志及工作关系外，绝无其他关系。彼此向隅或发发牢骚，说说小话有之，任何阴谋绝无。

    七、至于国民党

    除1925年，当它还是革命的时期，我曾在共产党占多数的上海市党部工作过外，则只有此次奉党令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以外，我始终坚持反对国民党和它作生死的斗争。

    此次讨论是为弄清路线问题，求得教训，教育全党。平心静气地讨论，彻底地揭发错误，实在是必要的。错误甚大，恶果甚大，气愤当难避免，但是如昨天××、康生等的提法，我以为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诬蔑，是不能忍受的。

    这些话，在目前已经造成的空气中是不入耳的，在个人说法，在重大的错误与恶果之前，亦是多余的。但是为辨明是非计，不能不说。为个人的清白计，不能不说。

    八、入党问题

    我是1925年10月在上海大学时由顾谷宜介绍，经组织谈话，由顾告我已批准，并要我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搬至市党部后参加第一次会，文书是杨电龙，参加人是张然和，支部是上海市党部的党员的支部，支部生活是不健全的，会议个把月才开一次。除支部会外，我记得还参加过几次活动分子会，听讲上海罢工，国民党中各阶级等报告。

    九、肃反问题

    各苏区肃反的错误，在政治路线之“左”，因之发展到使许多干部遭受摧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负责的，亦是我要负责的。但是必须坚决说，我及当时中央曾几次纠正各地的肃反错误，决没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杀任何一人。自我到中（央苏）区后，决未使用保卫机关作党内斗争的工具。中央苏区后期肃反，在对地主富农上是“左”的，但是决末用来对于党内干部。

    十、中央苏区留人的问题

    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形势——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得、鄂赣刘伯坚，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负责的。至于以下的去留决定，均罗迈负责处理。要声明的即对这批人的处理，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但是正确的处理是应该带出来的。

    总之，政治路线的错误及由于这个路线产生出来的恶果，我要负责的。接受一切从此而应得的政治的组织的结论。但是十多年来，我主观上是忠实于党的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绝对没有一点自觉地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绝对与任何反革命分子或集团没有任何关系。

    （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学林出版社，2005，第159～164页）

    24.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1943年11月13日）

    秦邦宪

    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103页）

    25.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节录）

    （1945年5月3日）

    秦邦宪

    第三个阶段，是这条路线的发展和破产的阶段，这是从1931年“九一八”到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在这个阶段中，这条路线，在各方面都曾有所发展。由于客观情况的急剧变化，所以这条路线在这个阶段中是继续坚持执行的，变成为完全同现实不相适合的倒行逆施的一条路线。其结果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有许多时候变成失去理智的违背常识的错误。在那些问题上这个时期中更加发展了呢？

    第一是轻视与忘掉了反帝，在九一八以后正是反帝国主义高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期，实际放松了这个反帝的革命任务，采取了完全拒绝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对于上海战争，我们采取的不是积极联合抗日军队抵抗日本的政策，而采取了号召十九路军士兵反对他们官长的政策。而对当时起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府，要求抗战，要求国民党民主的党派，我们非但拒绝和他们作某种联合或统一行动，反而把他们当做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打击。

    第二是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一次比较一次高，开始是“全国有革命的高潮”，以后是“全国有革命的形势”，再以后则“有直接革命形势”，最后则全国在“革命”中。从这种不正确的形势估计中，也就产生了把五次“围剿”估计为“两个道路的决战”。

    第三是关于苏区的军事指导，军事路线。从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这方面便大大的发展了。这个发展贯彻在对反五次“围剿”的军事指导中，就是正规化正规战争，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和敌人拼消耗的消耗战。在错误的军事路线造成了五次“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的丧失。

    以上是在这个时期中加以发展了的。另外在某些问题上，是深入贯彻了的。

    第一是打击中间党派，打倒一切，拒绝一切同盟者。这在“九一八”以后特别尖锐坚持。一直到十九路军事变，在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我们和它订立协定之后，还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以应有援助，使人民政府失败，中央苏区也随之危急。

    第二是白区工作中拒绝利用合法的盲动的冒险的政策，在全部白区工作中，这是加以深入推广的。在白区工作的各个部门里，有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的白区工作的路线，有反对“北方落后论”的斗争，就是把冒险盲动的政策推广到北方去。

    第三，是苏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土地政策上，财政经济政策上，文化教育政策上，工会政策上等等全部政策都把它深入贯彻到底。

    所以在这个时期政治路线，有一部分是更加发展了这条路线，另一部分是深入贯彻了这条路线。

    这个时期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因为这条路线已经取得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所以就把它推广出去，销售出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党，来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使教条主观主义的影响深入下去；同时，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这个时候更运用教条这个法宝来吓唬人。

    在宗派主义这方面，这个时期中更大大的发展了。如果在前一个时期，在四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是左右开弓，这个时期是全国大打，各省各苏区差不多都打到。在一篇文章《机会主义的动摇》里（这篇文章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把苏区白区以至中央宣传部，各部都打，都是机会主义。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这个路线发展到五中全会的时候发展到了顶点。

    五中全会以后，这条路线的恶果已经开始可以看出，白区工作，在冒险盲动的路线下，已全部损失了，红军苏区在五次“围剿”中不断的遭受失败。这个时候在党内对这条路线的不满反抗增加了，教条主义同志内部也发生分裂，有的同志过去犯了错误，这时也开始觉得有错误，而反对这个不正确的路线了。一直到1935年1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遵义会议上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

    在这个发展的时期，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扬扬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时期，这条路线的发展时期。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104～109页）

    26.回忆遵义会议前后（节录）

    王稼祥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的长征。由于博古同志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加之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使红军长期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境地。蒋介石调集重兵沿湘粤桂边设置几道封锁线，企图阻止我军与2、6军团会合，达到聚歼我军的目的。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突破敌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部队损失惨重，由江西出发时的8万余人减至不足4万人。红军面临着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围追之兵，形势严峻，处境十分艰险。

    我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腹部受重伤，长征开始，伤口尚未痊愈，只得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进。一路上我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五次反“围剿”时，我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论。我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是打不破敌人“围剿”的，还是要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战法。但是，李德不听我的意见，结果是使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当前情况又万分危急，我对局势非常焦虑，想来想去只有向毛泽东同志表白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五次反“围剿”中又拒绝采纳他的正确主张，长征前他正在养病，长征时也乘担架同行，我们在休息和宿营时经常一起交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我向毛泽东同志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听后十分赞同。他考虑了当时情况，又担心地说：“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

    我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并要我多找几位同志商量商量。

    我先找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看法，以及召开中央会议的意见，张闻天同志正巧也考虑这个问题，他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有同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接着，一向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周恩来同志，也赞成这一建议。随后，我还找了几位军队的负责同志，谈了我的看法。正好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腿伤感染化脓也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我们有机会在一起交谈，我把上述看法和聂荣臻同志谈了，得到他的支持和赞同。

    1935年1月上旬，红军攻占了遵义城，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此处召开了。由于白天要集中精力指挥部队作战，所以会议都是晚上召开。会址是一个地方军阀的公馆。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以及红军指挥机关和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华夫）也列席参加了会议，伍修权同志担任翻译。

    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首先做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强调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完全是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党的军事路线没有错误。博古同志做完报告之后，周恩来同志做了补充报告。

    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博古、李德等人在中央根据地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短促突击”等口号，和军事上造成的绝大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同志鲜明的态度，会上顿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

    张闻天同志随即表了态，支持毛泽东同志和我的意见，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周恩来同志紧接着表示赞成，态度诚恳，一面自己承担了责任，一面请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其他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也都表了态，会场上的意见就基本统一了。但是也有个别同志不仅仍坚持错误意见，而且情绪对立，不愿将印把子交出来。

    会上，李德独自坐在会场的门旁，一言不发，一个劲地吸烟，情绪十分低落。

    会议开了三天，委托张闻天同志执笔写出会议的决议案。

    最后一天，会议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补选我为政治局委员。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同志继续指挥军事。会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我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是当时最高军事领导小组指挥部。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巨大意义，已经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这是王稼祥同志夫人朱仲丽同志根据王稼祥生前所谈遵义会议情况整理的，见《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23～26页）

    27.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节录）

    王稼祥

    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目睹王明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普遍不满，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宜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28.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52]（节录）

    （1956年9月15日）

    刘少奇

    我们党在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曾经犯过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就是1927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后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从1935年1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很明显，这不能仅仅用党的历史长短、经验多少去解释，因为党在1931年至1934年间所犯的错误反而比以前两次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错误的领导者在后来也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

    党在1934年以前，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给以认真的研究；虽然否定过几次错误路线，但是实际上只是处分了犯错误的领导者，并没有正确地分析那些错误和那些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因而就不可能帮助党的干部提高觉悟水平。特别是在1931年到1934年期间统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没有接受过去几次错误路线的教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他们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但是在1935年以后就不同了。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在这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帮助全党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在工作中的错误，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65～268页〕

    29.回忆遵义会议（节录）

    （1941年）

    何克全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

    （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2006年3月14日）

    30.回顾长征（节录）

    刘伯承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才获得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第5～7、12、14页）

    31.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83年）

    聂荣臻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

    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1931年1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圈剿”，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1933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1933年9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1935年1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1月6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三十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于是当日下午三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由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1月7日凌晨我们二师进了遵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

    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我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于是我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参谋长给四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难做哩。

    我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飚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

    四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1935年1月10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14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16日又占领了松坎。

    中央军委纵队9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14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二十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显然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也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前面说了，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说，他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他那个时候行军时往往坐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不管白天晚上赶快处理电报。他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会议还是开得很紧张的。除了个别同志处理作战指挥方面的事，临时告假以外，一律到会。那时，我的脚还没有好，每天坐担架去。

    会议的名称就叫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三天，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同志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同志，我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也列席了会议，伍修权同志给他当翻译。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博古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他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副报告是周恩来同志作的，因为他是军委主要负责人。

    在会上，多数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为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的错误。这方面遵义会议的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博古同志后来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的，遵义会议文件中的华夫同志，指的就是他。他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但对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在发言中，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态度十分顽固。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只是后来由于川军的顽强堵击，张国焘又不按中央指示，擅自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使敌人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我军渡江，这个设想才未能成为现实。

    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行军途中，又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同志都讲了话。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自然，由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义会议上还只能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从此得救了。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第241～249页〕

    32.给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聂荣臻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在革命征途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系列成就，因此，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和宝贵经验，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为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五十周年，特致函表示热烈祝贺之忱。顺致

    敬礼

    聂荣臻

    1984年6月4日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插图）

    33.关于出版遵义会议文献的批复

    聂荣臻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他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和宝贵经验永远值得珍惜。

    研究党的历史，必须实事求是，只有占有丰富的史料，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出版有关的文献专著，很有必要，这将有益于我们全面了解这次会议的精神，从中获得更大的教益。

    聂荣臻

    1984年9月20日

    （《遵义会议文献》插图）

    34.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

    彭德怀

    1935年1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主持下进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我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三军团第六师摆在遵义以南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军的进攻，我即离席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这一切大家都高兴，完全拥护。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总书记。

    蒋军追迫遵义，红军放弃遵义，继续向西转进。待各路敌追迫至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时，红军从间道插回桐梓。三军团向南转进，在娄山关与王家烈部约四五个团遭遇，王部被我击溃，我军猛追至遵义，当晚强攻该敌，敌弃城南逃，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义。

    第二天早上，蒋部吴奇伟军向遵义反攻，蒋到贵阳亲自指挥。三军团沿城南门外至西门外高地抗击吴军；我一军团隐蔽集结于城东南，待吴奇伟军全面展开向三军团攻击时，从敌侧后突击。从上午九时战斗到午后四时，一、三军团合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

    打败吴奇伟的第二天，中央机关到达遵义城。三军团集结在城外西南十余里，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传达和讨论遵义会议。当时，蒋介石军正在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四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我当时认为，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三四个师，我们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即思南、秀山、铜仁、淑浦、辰溪、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这时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聂指挥，进攻鲁班场驻守之敌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翫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翫水河继续西进。敌军继续堵击、侧击，比较紧张。

    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向我介绍：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我们曾想在打败吴奇伟军后，争取三五天休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我还同他谈：湖南敌军战斗力也比以前弱。蒋桂战争时，湖南吴尚第八军一部投桂军，一部溃散。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何键部，损失也不少。红军到达郴州、宜章时，我曾向中央建议：第二军团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淑浦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三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博古他们未采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三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四百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同志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造新根据地。徐是1930年鄂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派来三军团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1966年3月我到洪县视察煤矿工作，就便调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们当年转战至五、六月间，只剩数十人，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人投降。

    刘少奇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正是蒋介石在贵阳城指挥他数十万军队欲消灭我军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

    大概是5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赤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我记得刘少奇未参加会理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边苏区。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

    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象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会理会后，张国焘分裂和反张国焘分裂的斗争又来了，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95～200页）

    35.遵义会议的回顾

    杨尚昆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因为自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已是毋容争辩的事实；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追敌在后，关键时刻只能集中力量先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后来张国焘竟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富春同志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我；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湄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编、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李德坐在靠会场进门的地方。他坐在门边上，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门外头一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红三军团的指挥部在乌江北岸刀靶水地区的尚稽镇，离遵义有20多公里，我和彭总是骑马赶去的，晚到了半天。所以我们两人就住在会场的楼下。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据说伯承同志和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川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川西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彭总和我在会前曾向军委提出：在蒋介石的直接组织下，川敌“将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因为我们到得迟了，没有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来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中指出，新的决定“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特别是“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的过低估计”。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博古、李德不一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在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闻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的观点为主导。接着是毛主席发言。他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随后是王稼祥、朱德和各军团的同志发言。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会议共开了3天。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六师进攻，彭总不得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

    会议期间由小平同志担任记录，可惜迄今为止，会议记录和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这是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最重要的文字依据。

    我是1934年1月到三军团的，过去没有学习过军事，到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又没有参加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在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后来，读到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觉得非常亲切，越读越有味道。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几点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三人团，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为军事指挥者，而周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定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感到欢欣鼓舞。会后，军委派了一个小分队给李德当警卫，大约有一个班，伍修权同志继续给他当翻译，陪着他。这个人最怕飞机了。德国人长得高，骑的又是一匹大白马，走起路来目标大，很显眼。后来到陕北的保安，请他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他也愿意。1939年8月，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李德和恩来同志同机回到苏联。

    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捩的作用，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它的最大的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

    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由中国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一步步结合起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17～121页）

    36.难忘的遵义会议

    （1984年7月25日）

    李卓然

    最近，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写写关于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情况。我作了一些回忆，这段历史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自己也到85岁高龄的垂暮之年。但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感到心情难以平静，写出来希望与青年同志们共勉。

    记得1934年的8～9月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部队受到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也遭到极大破坏。在这种形势下，中央被迫决定撤出根据地，冲出敌人的包围。于是，便开始了举世闻名而又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突围前中央内部的斗争情况，只知道李德、博古等人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御敌于国门之外”，致使我军丧失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动性，陷入重围。

    突围前，我在红一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周恩来副主席要我和当时在红五军团工作的朱瑞同志对调。于是，我便于1934年9月带了两名警卫员赴五军团去任政治委员。军团长是董振堂同志，他是1931年宁都起义的著名将领，为人耿直，作战身先士卒，很会带兵打仗，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可惜，1936年12月他不幸以身殉难于甘肃的高台城。

    1934年的9月，我们从江西的兴国出发。中央在兴国召开过一个会议，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会议决定五军团担任长征的后卫任务，主要是保证前面中央机关的安全和阻截后面的追敌。五军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宁都暴动的官兵，很能打硬仗，既能打阵地战，又能打攻坚战，能攻善守。所以我和董振堂同志带领的红五军团，从长征开始后，一直在后面打阻击战，和中央相距着有一两天的路程。中央用电报指挥军事行动路线，部署军事行动，离开兴国，我们边走边打，有时刚到宿营地，敌人就追上来了，甚至冲到了军团部里，仗打得相当激烈。湘江战役是撤离中央根据地冲破敌人包围的最后一次硬仗。五军团保卫中央机关和其他红军部队安全撤离湘江后，立即组织部队过江。但由于敌人炸毁了湘江桥，我们有一个师没有过来，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

    10月，我们后卫部队打到了湖南境内，先头部队和中央机关已先到达那里。之后，我们又从湖南打到贵州。至此，红军长征已经两个多月了。两个月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仍然在党内、军内占统治地位，尽管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我军战局连连失利，甩不掉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加之部队所带的辎重过多，道路又难走，我后卫部队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路。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1月，我先头部队攻占了贵州的遵义城，中央立即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记得那是1935年刚过了旧历年的第三天，五军团到了贵州的桐梓一带，在那里集结待命。到达的当晚，我就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我迅速赶到遵义城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记得电报是发给我和刘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央驻五军团的代表，董振堂同志的宿地不和我在一起，我记得他没有去参加遵义会议。一出桐梓县便是娄山关，从娄山关下去便是遵义城了。到过娄山关的人都知道，此山有一特点。只有在晚上10点钟才能过山，10点以前山上的大风能把人刮走。说也奇怪，10点一过，风就停了。我接到中央的电报，午夜过后便从桐梓出发了。当我带着两名警卫员日夜兼程赶到遵义城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开会的两层小楼坐落在遵义城内一个比较高的小山坡上，山坡下面是环城的小街道。参加会议的人都分住在小楼里。记得我是和少奇同志住在一间房子里。

    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里接见了我。

    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是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罗，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我发了言，其他同志也讲了讲。我们的发言，实际上是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批判。

    当时五军团参谋陈伯钧同志因脚负伤在军委卫生部治疗。会议期间，我曾到医院去看望他。会议结束后，我在遵义城还见到了董振堂同志，他是奉命带领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抵达遵义的。

    遵义会议着重从军事上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而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中共湘乡市委宣传部、中共湘乡市委党史办主编《李卓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564～567页）

    37.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1943年11月10日）

    邓小平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88页）

    38.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1950年6月6日）

    邓小平

    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53页）

    39.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1956年9月16日）

    邓小平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是曾经出现过偏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在那个时期，下级组织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当时的上级领导者不但没有兴趣听取下级的情况和意见，而且要给那些根据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以种种打击。这种错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

    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大家知道，中央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给地方，要求各地在讨论和试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见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经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组织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组织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不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中央都给予地方独立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各地方和各部门，上下级关系一般也是执行了同样的原则。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实行。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26页）

    40.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53]

    （1965年6月、12月）

    邓小平

    一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一点经验。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了抗战的胜利，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所以，处理党内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快比较急地解决问题，一种是耐心地花较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任何时候，对任何性质的问题，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时间去解决，主要是看采取这个方法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就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使全党对于党内的是非问题、两条路线的是非问题弄得更清楚，并受到教育。简单地从组织上解决问题是不是牢靠呢？还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牢靠。当然，我们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们党内斗争的情况，但是这也算作是一种方法，供你们参考，因为任何一个党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

    二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8～346页）

    41.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9年9月22日于莫斯科）

    李德

    关于我在华工作中的错误的书面报告

    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我在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同时我认为，也需要指出我犯错误时起作用的一些情况。因为手头上没有任何材料，我很难准确地记住一些细节，但我尽量准确地叙述一些事件，我对报告内容负全部责任。

    我的错误犯在以下时期：

    1.蒋介石对赣闽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即1933年秋至l934年秋。

    2.为实行中国中央红军[154]第一阶段长征（即1934年秋至1935年初的长征）做准备的时候。

    3.1936年初在陕北讨论红军战略行动计划的时候。

    我的错误都涉及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及其军事领导权，也就是说这些错误都在军事工作方面。但我清楚地知道，它们不是技术方面的错误，而“对于党的整个政治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8日扩大会议决议[155]语），并产生于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评价。

    一、五次“围剿”时的错误

    1.1933年秋，我来到中央苏区后遇到了以下情况：

    （1）在前线：蒋介石已按新的计划发起第五次进攻，这个计划在作战方面含有通过全面封锁和缩小苏区的办法消耗我军力量的战略。在战术上表现为依靠堡垒体系步步推进。因为红军滞留在福建（同十九军进行夏季战役），蒋介石得以占领和固守中央苏区东北部首府黎川。

    （2）在红军领导中：1932年发生了意见分歧，红军的行动受到批评（好像是在宁都会议上），这以后，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很少参与军事领导工作。这项工作在中共中央主要由博古同志负责，在军队中主要由周恩来同志负责。

    2.在这种情况下，我犯了两种错误：

    （1）我是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来到〔苏区〕的，由于在上海时我与博古同志有工作联系，所以我单方面地同他保持联系，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表面上看，我没有摆出大人物的样子。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我作为顾问没有任何权力或全权（关于顾问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有相应的电报[156]），我认为自己是听从中共中央指挥的，而实际上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除此之外，一些建议只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我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更何况当时我本人的东方工作经验很少。我没有为做这种工作做好准备（不懂语言，不了解决定中国红军斗争特点的特殊条件，等等），更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学习而不是领导。

    （2）为维护自己的观点，我表现出过于固执和强硬，结果，确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支持下，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也常常不予考虑。特别是当毛泽东同志和洛甫同志（在1933年底浒湾战役和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利后）提出尖锐批评时，我完全不作自我批评地捍卫自己的意见，而且认为，在五次“围剿”的新形势下已经不能利用红军以前的丰富经验。这样一来，工作方式方法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3.我对红军在五次“围剿”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所阐发的观点和我在红军中所实行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完全错误的。红军在五次“围剿”以前的经验表明，在技术条件薄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机动灵活的进攻才能成功地保卫苏区，而且必须利用群众武装来牵制和骚扰敌人，而主力要形成拳头，出乎意料地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并以决战制胜打败敌人，打破敌人的包围。在内线斗争中，甚至应牺牲土地诱敌深入，用“捕鼠器”歼灭敌人，收复和扩大苏区。

    对于这个宝贵经验，我根本未予重视。当时我觉得，在五次“围剿”中，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业已形成包围圈（自1933年12月和在1934年夏天的福建事变之后[157]）和敌人借助碉堡体系缓慢推进的情况下，我机械地把“一切为了前线”“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政治口号搬到作战行动上。我不相信，敌人会离开碉堡，不相信可以在决战中消灭它的大部力量，我逐渐发展了通过部分胜利取得战略胜利的理论，依靠自己的堡垒对来犯敌人实行短促突击，分散兵力实行短促突击。客观上因此丧失了作战主动性，全线实行单纯防御，受敌人行动左右，搞堡垒主义，而在作战中，是进行绝望的战斗，对胜利没有信心。

    （1）通过小的胜利取得战略胜利的理论。这明显放弃了在决战中靠闪电战取胜的做法，结果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如“阻止敌人进攻”（博古同志语），这反映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思想，不相信能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和红军兵力竞赛”（周恩来同志语），这明显是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因为国民党的资源要比我们多得多，而自己的政治优势没有为取得决定性胜利加以利用，而是在持久战中耗费掉了。

    （2）短促突击。对这个理论，我一个人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是试图在敌人走出碉堡向前推进时突击敌人，但实际上很少成功，因为敌人仔细侦察，受到打击时立即退回碉堡。自然这种突击不止一次地在追击过程中发展成为对碉堡的无目的的进攻。在不能通过这种突击消灭敌人时，它渐渐发展成了反击，而战斗的主要方式，已从进攻转换成防御。

    （3）堡垒主义。主观上我只打算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线上设一些支撑点和地区，我甚至反对过火行为（在文章[158]中，我对弗雷德[159]固守从赣江到抚河整个战线的建议提出异议），但是客观上在我的影响下，堡垒体系发展到很大规模，所以一时整个兵团（五军团两个师、九军团一个师、两三个独立师）变成了守备部队，不再习惯于采取机动灵活的行动。

    （4）分散兵力。由于实行短促突击，认为已经不需要经常集中主要力量，在多数情况下，红军分两部分作战（一军团或三军团作为突击力量，而另一些部队作为辅助力量），这样一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不止一次地被减少了，甚至在具有客观条件的情况下。

    （5）根据上述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部队在敌人挑衅情况下频繁调动疲劳不堪，因为敌人兵力在总体上占有很大优势（多9倍），在各个战线轮番进攻，而我们的部队等待他们的进攻，实行“短促突击”，在最后一刻要转入立即作战。这是放弃主动性的结果，经常造成部队行动不及时，至少损失过多，争取不到全胜。

    （6）绝望的战斗也是总的错误目的所致，它掩盖了我提出了我提出实行的错误战术的不成功。这明显歪曲了顽强战斗的原则。

    这些错误，我认为，是1934年夏五次“围剿”决定性时期的主要错误。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红军的战斗力减弱了，苏区大部分土地丧失了，苏区总的条件已恶化到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的地步。这些情况反映出对敌人作出了过高的机会主义估计，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不相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思想不仅背离了当时的具体情势，而且也违背了所有军事战略战术原则。

    4.1934年初[160]的福建事变是我的错误表现的转折点。这以前，我在很大程度上还努力在敌人侧翼实行运动战（所谓五次“围剿”第一阶段）。福建事变之后，上述错误的发展已无节制。

    在福建事变中，我认为，我的错误主要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中共中央和它的上海局有不同的政治评价。在军事方面有两个相互抵触的计划。一个是由弗雷德提出的，以军事纪律强加给了我，规定红军主力越过赣江向蒋介石大后方南昌长距离运动。另一个计划是革命军事委员会赞同的，并且我认为也是正确的，规定出兵支持闽北十九路军。但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因为由于犹豫不决，行动迟了，已把部队派往闽中（关于福建事变，见单独材料）。

    5.与上述错误相联系，也有部队组建方面的一些次要错误：

    （1）随着对群众的大规模动员，1933至1934年间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储备，主要用于组建新的部队（第三、十四、十五、二十二师和其他师）。虽然指挥干部部分调自老军团（第一、三、五军团），但它们的战斗力仍很薄弱。对这些部队以及部分老部队的训练和充实工作没有系统的进行。这些错误主要发生在1933年，那时我还没有来。我曾尝试纠正这些错误（如扩大军校规模，建立教导团等等），但自己也部分地陷入了改组和组建新部队的错误，特别是从1934年夏季开始，新部队没有完全组成和做好准备。因此一时遇到了新部队的充实问题。

    （2）军队的训练，特别是干部的培训，由于存在错误的战略战术理论，在质量上降低了。虽然我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我认为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工作，但无疑我也应为这方面的错误负责，因为它们与总的错误领导有关系。

    二、与长征有关的错误

    1934年五次“围剿”时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在长征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中也有反映。

    （1）自1934年夏提出以后的行动问题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我的影响下立即提出两个方针。一个是竭尽全力保卫苏区；另一个是疏散。这对那些在为业已提出的目标继续战斗并且没有得到足够休息的军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准许携带大量的辎重。我本人虽然反对最初的计划，极力减少，但还是做得不够。这里反映出对远征的错误概念，认为这是一般的转移，没有充分考虑到军队在国民党地区即将面临的变化了的条件。

    （3）由于有庞大的后勤部队，又低估了敌人的行动，作战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非作战部队的掩护部队。它们行动缓慢，调动困难，因而造成了纵队不止一次地受到敌人部队的进攻，有掉队的，失去联系的，损失惨重。

    （4）远征的最终目的不明确，在完全越过敌人的防线之前（即在到达贵州之前），我极力避开决战，因此放过了同敌人的有利作战机会（在湘桂黔边区）。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在长征第一阶段的损失是很大的，军队疲惫不堪，二、六军团会师未成。

    在另一方面，与远征相联系，也有一些问题，我认为需要作出说明：

    （1）对远征的政治解释和关于远征的决定。无论是1933年夏秋的战略计划，还是关于远征的决定，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致赞成的，如果说在其他领导机关没有进行讨论，我认为，这个责任以及向群众解释不够的责任，我不能分担。

    （2）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地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说明，当然不应减轻这个时期我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

    三、在中共北方战略上的错误

    1.1936年初，中央军队到达陕北并同十五军团会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制定了战略计划，其第三（实际）部分提出了以下任务：

    （1）总的目标：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

    （2）红军的战略方针：向北推进，以靠近外蒙古并通过它与苏联建立联系。

    （3）红军在三个阶段的行动：第一阶段：巩固陕北地区，准备渡过黄河；第二阶段：消灭阎锡山部队，在陕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三阶段：（可能向绥远、察哈尔一带）进行北征。

    这个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161]

    2.我不同意基本目标和红军第三阶段行动，在部队（和中共中央）向黄河出发时，我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个人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在调动主力部队进行远征的情况下，巩固和保留陕北地区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力部队有可能由于敌人的行动回不来。

    （2）根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任务，军队的主要任务现在不是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而是在中国内部活动，旨在建立这种统一战线和消灭叛徒军队。

    （3）走出去靠近外蒙古，可能破坏苏联的和平政策，并在客观上成为促使日本进攻蒙古的挑衅性行为。

    总之，我建议，既然战役已经开始，那就把它局限在山西境内，从计划中取消第三阶段。[162]

    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烈地和一致地驳斥了我的看法，认为这是我以前的机会主义方针和战略的继续，不相信苏区和红军的力量，过高估计了敌人，不懂苏联和平政策的实质，因此这是对中共中央没有根据的指责。

    我收到中共中央的结论后，立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根据中共中央的讨论作出说明。这个错误行动没有造成实际有害的后果，因为在中共中央内立即得到了解决。

    ∗ ∗ ∗

    在评估我在中共所犯的错误时，我请求要考虑到在客观上促使我犯这些错误的一些情况，虽然从另一方面说，我所处的特殊环境也加大了这些错误的影响。

    （1）我没有经验，对在中国受委托的工作没有做好准备，这些对我犯上述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起了很大作用。我从1932年底到达上海时到1939年8月离开延安时，从未收到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什么指示、通报，或者哪怕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取得什么联系。埃韦特同志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代表，他根本不干预军事工作，而弗雷德在1933年至1934年间是我的直接上司，从未帮助过我，而是阻碍我制定正确的方针。

    （2）我未在任何时期同中共中央进行斗争。1934年，我同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协调工作，我的印象是，他代表党的领导的意见。当党内情况发生变化时，我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纠正。1936年的行动完全发生在中共中央内部。

    （3）几年间，在困难的形势下，我努力在工作中，主要是在军校和红军部队、八路军部队开展的教学工作中纠正错误，并积极在中国党内支持中央的路线，诚实地完成它委托的任务。特别是1935年中央军队在云南发生危机[163]时和在张国焘搞分裂[164]情况下，我坚定地站在中共中央一边，并为它的路线而斗。

    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我的错误并作出必要的结论和关于我的结论。

    瓦格纳（李德）

    注：我建议利用我提供的书面材料作为单独问题的说明材料。

    1.关于我到中国出差的任务[165]。

    2.关于福建事变。

    3.关于中国红军的发展[166]。

    全宗495，目录74，卷宗298，第80～90页。

    （《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辑，马贵凡译）

    42.让遵义会议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1984年12月14日）

    伍修权

    古语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遵义城并不大，自从五十年前我党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座地处偏狭山区的西南古城，竟发出了异彩，成为与井冈山、瑞金和延安等齐名的中国革命圣地。红军长征到遵义时，由于工作需要，我也曾荣幸地列席了这次被称为光辉里程碑和伟大转折点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

    应该说，对这次会议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意识到的。在长征途中，类似的会议开过多次，但是，遵义会议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当时任何会议所不可比拟的，因为它扭转了我党我军以至我国革命的历史命运。每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都记得，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江西革命根据地，边打边跑地来到湘黔边界时，兵力已损失了三分之二左右，敌人又加紧了对我们的围追堵截，使党和红军面临覆灭的危险。在此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党全军的愿望与意志，在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下，毅然决定改变长征方向，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使伤亡惨重、疲惫不堪的红军，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促使中央利用这一时机，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着重批判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检查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进而在组织上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撤销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起了领导重任。从而使革命转危为安，反败为胜，使党和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最后夺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1985年是召开遵义会议的五十周年纪念，我作为这次会议的亲历者之一，不能不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回想半个世纪以前此时，党和红军的一些主要领导同志，聚集在遵义旧城一幢二层小楼的普遍房间里，连续几天彻夜开会，同志们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据理力争，特别是毛泽东有理有据的长篇发言，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全力支持，周恩来同志的谦诚态度，还有彭德怀、聂荣臻和李富春等同志对“左”倾错误的严正揭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主要被批判者之一的李德，他在会上那副既狼狈又不认错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此外还有一个，就是一度被吹为“一贯紧跟毛主席”的林彪，由于他曾追随吹捧过李德，当时在会上也处境尴尬，态度暧昧，并未如他的党羽们吹的“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倒是作为这次“左”倾错误代表人物之一的博古同志，本着一个共产党人的正确立场，亲自主持了批判自己的遵义会议，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服从了集体的决定，并在此后的行动中逐步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其磊落态度令人可敬。

    今天大家纪念遵义会议，我认为首先应该记取党的历史教训，学习和继承遵义会议的传统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牢记一条原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前后，除了王明等个别人以外，博古等同志也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但是他们一度只知道照搬某些本本和外来指示，不注重联系实际，结果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白白牺牲了很多同志。还是毛泽东等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迷信洋教条，才扭转了败局，逐步取得了胜利。所以遵义会议的成果，也标志着马列主义的胜利和教条主义的失败。其次，遵义会议是以反对“左”倾错误为其特色和主要内容的，它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批判和纠正了当时对党危害最大的“左”倾错误。但是这种“左”的流毒并未从此断根，相反还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态出现，十年动乱就是这种毒害的恶性发展。被誉为我党又一次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反对和清除“左”倾遗害，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因此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就要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光荣传统，反对任何一种脱离实际的“左”和右的错误，特别是对一再造成党内大患的极“左”毒害，不断保持警惕，力求使其根除，保证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

    （《贵州日报》1984年12月14日第1版）

    43.继承遵义会议传统 实现新的历史转折

    （1985年1月15日）

    伍修权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和光辉里程碑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到今年整整五十周年了。我作为一个亲历过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老兵，此时此刻，不免感慨万千。回顾五十年前，党内一批“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度把持了中央领导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领导，将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一个不了解我国国情、军情的外国军事顾问。他们反对当时正确的游击战争原则，要进行正规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和党的中央机关，放弃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一次艰苦的万里长征。当时我奉命担任这位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亲眼看着他怎样在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信赖支持下，搬用外国军事教条进行瞎指挥。长征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下，撤出苏区后不到三个月，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就陆续损失了三分之二左右。数十万敌人加紧了对我军的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国革命的这支基干力量，一举消灭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正当中央红军面临危急时刻，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当时形势和全党全军的意愿，对长征红军的前进和作战，提出了新的决策和方针。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才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15日，到达遵义的二十来位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聚集在一座二层小楼的不大的房间里，围着一张长桌子，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检查、讨论和争论。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对“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和李富春等同志，从不同角度对博古同志和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作为会议主持者的博古同志，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初步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李德却不肯服输，总想推卸自己的责任。由于我当时将大家的发言——翻译给他听，他那股既恼火又无可奈何的狼狈相，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除了李德外，也还有个别人一度坚持错误观点，或者态度暧昧的，林彪就是一个。他是支持李德的所谓短促突击战术的，还发表了文章。不过绝大多数与会者，包括博古同志在内，都一致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使会议取得了十分圆满的成功。

    会议的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撤销了博古同志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并由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的错误领导，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并使长征红军迅速摆脱困境，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的企图。从此以后，党和红军就在毛泽东等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之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完成了长征，接着又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连串的胜利，都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所以，人们把这次会议称为我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和光辉里程碑，是完全恰当的。我作为军委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列席这次扭转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重要会议，也感到万分荣幸。为此，我近几年写了文章和回忆录，尽自己所知，讲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和意义。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让后人了解过去，也是不断提醒自己，永远记住我们党所走过的既曲折又光辉的道路。

    宣传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勋，

    让后人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教益和启示

    许多年来，对于遵义会议，人们已经作了不少论述、研究和回忆，不久前又发现一些珍贵史料，例如陈云同志当年对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等，为大家研究和了解遵义会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此以前，叛离祖国的王明、张国焘和早已离华的李德，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评价和回述了这次会议。不过他对会议的成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作用，都照例作了贬低、歪曲和攻击，表明他们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在我国，反革命野心家林彪上台后，企图借遵义会议为他自己骗取政治资本。他利用他手下的那批“秀才”，公然篡改历史，硬把本来积极执行和追随“左”倾错误路线、仅仅是一个军团长的林彪，伪装成道义会议的主要倡议者和积极支持者。真是不识人间羞耻事！康生一类反动理论家，也曾对遵义会议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宣传，他们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把参加会议的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诬蔑为“疯狂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他们制造种种谎言，虽然一度混淆了视听，但却掩盖不了遵义会议的光辉。历史就是审判官。所有反对、攻击和歪曲遵义会议而又死不悔悟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了革命的败类和可怜虫；而在遵义会议以及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的同志，将永远赢得人民的崇敬、赞颂和怀念。我们今天纪念遵义会议，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进一步宣传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勋，并让后人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教益和启示。我认为，这也就是今天来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意义所在。

    进一步认识“左”倾错误的危害，

    学习和继承遵义会议反“左”的战斗传统

    大家知道，遵义会议的主要功绩，是纠正了对党造成极大危害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而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因此，遵义会议是作为我党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载入史册的。在五十年以后的今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国又开始一个新的历史转折，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将全党的工作重点从主要抓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久前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作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这一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首先要纠正、克服和清除的，依然是“左”的错误思想。几十年前，“左”的错误使党和红军一度面临绝境，几乎覆灭；几十年后，又是“左”的错误，对我国从政治生活到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我们今天纪念遵义会议，首先就是要通过历史事实，进一步认识“左”倾错误的危害，学习和继承遵义会议反“左”的战斗传统，继续克服和清除“左”的错误及其影响，使我们从“左”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更迅速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实现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

    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之一，

    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在五十年前的遵义会议上，当时被批判的主要对象，除了远在国外的王明和外国人李德之外，包括博古在内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尔后的实践证明，他们也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历史上除了这次错误，也做出过不少贡献。即使在遵义会议上，他们也是遵守党的原则，服从党的决定，态度是好的。至于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更是较早地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划清了界限，他们不愧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他们有的人为什么一度犯了“左”的错误呢？我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起初只知道学习和遵循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的革命经验，忽略了对本国现实情况的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正是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实际中发现了一条真理，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早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及时地批判并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所以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不顾现实环境，生搬硬套本本条条和外国的一套，小则走了弯路错路，大则败坏党的事业。党中央现在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一国两制”的构想，都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但这正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真理在新时期的应用和创造。同样，在中央的大政方针之下，我们各地各部门的同志，也应该根据自己那儿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和发展党的指示，不能重犯过去把理论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的错误。

    任何杰出人物，只有代表群众，依靠集体，

    才有可能取得成就，造福于人民

    还有一点，遵义会议之所以取得成功，毛泽东同志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正是通过了他的正确主张，才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王明之流企图否认这一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又蓄意歪曲事实，将毛泽东同志孤立起来，加以神化，这都反映了他们的反动思想。其实，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作出这一重大贡献，主要是由于他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表达了全党全军的意志，又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并且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同志的全力支持。所以，遵义会议的成果，既有毛泽东同志的独特作用，是党心、军心和集体力量的体现。片面地宣传某一点，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现在有的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就想否认或贬低他在历史上的功绩，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态度。这里我再提供一个历史情况：博古和李德在计议长征行动时，最初曾想把毛泽东同志留在江西，不让他参加长征。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成为事实的话，固然早晚也会有人出来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但是这必将在付出更巨大的代价之后，至少还得有一个认识和斗争的过程。这样，也就不会有成为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党也不会那么及时地改正错误，并很快转到正确轨道上来，我国革命的发展，很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领袖的个人作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勋，是不容置疑的。至于他晚年的错误，恰恰是他在某些问题上，脱离了群众和党内大多数，违背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结果损害了党的事业以及他自己的形象。我们重温遵义会议的历史，也可以从中得出一条经验教训，任何杰出人物，只有代表群众，依靠集体，才有可能取得成就，造福于人民。反之，必将一事无成，甚至造成灾害！

    以上是我重新学习遵义会议精神的一点个人体会。这就是：一要继承遵义会议反“左”的光荣传统，继续克服和消除当前还存在的“左”倾遗害；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贯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指示；三是既要永远联系群众，依靠集体，又要敢于提出独立见解，带动群众前进，善于发挥集体作用。五十年前，遵义会议实行了这几条，促成和实现了党的一次历史转折。今天，全党全国正在实现更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正处于新的腾飞的历史时期。我认为，我们也有必要学习和实行这几条。我们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革命传统，实现新的历史转折，使我国以更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光明日报》1985年1月15日）

    国家级报刊社论选

    1.沿着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胜利前进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

    《红旗》杂志社论

    新年伊始，我们迎来了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我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会议。它的召开，标志着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对教条主义的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而它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

    理论联系实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则。我们学会运用这个原则，是经过全党长期的实践，包括多次的失败和挫折而逐渐掌握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一个长时间里，许多共产党人都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相信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是正确的，应该以它为指导、为榜样，但由于实践不够，缺乏经验，没有或很少从思想上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应当怎样把这些正确的东西运用到中国革命中去。即使受到了挫折和失败，也往往从别的方面找原因，而没有认识到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以及外国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观点。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为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所认识，因而在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之后，又接连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即教条主义，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代表。教条主义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自居，把自己说成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的正确代表”。他们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外国的经验奉为经典，而唯独没有把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特别在军事斗争上，他们根本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只知硬搬苏联国内战争及欧洲战争中所经常采用的阵地战等经验，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而在长征途中，他们仍然不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坚持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致使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即损折过半。可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要按原定计划前进，几乎使党和红军陷于绝境之中。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教条主义者虽然历经失败而不自觉，不知失败之根本原因就在于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可是许多同志已从一次次的失败中觉悟过来，逐渐对他们的一套发生怀疑，认识到必须改变党和红军的领导，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样，中央政治局便在没有请示，当时也不可能请示共产国际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并在会后不久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的体现，是对教条主义的否定和批判。

    遵义会议所以成为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首先在于它是指导思想上的伟大转折。它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为党在延安时期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开辟了道路。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总结，理论联系实际，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以鲜明的形式提了出来，为全党所肯定、接受和运用，从而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夺取胜利的法宝。

    理论联系实际，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用血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根本原则，但始终坚持而不偏离这个原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客观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一个水平上。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而人们的认识又受着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容易把新出现的情况、问题都估计到，都看得透，因此，要理论能够联系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能够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仍然需要十分谨慎地作不断的努力，需要由新的实践来检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多年，我们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严重失误，采取了脱离现实生活实际的主观主义做法，甚至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曲折，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把马恩列斯著作中的某些论点和设想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照搬过去已经习惯了但在新的条件下已不适用的旧方法、旧经验，使理论脱离了已经根本改变的中国具体实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又一次伟大转折。它像遵义会议一样，也首先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使党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再一次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主观符合客观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是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前提。正是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我们党才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有步骤地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邓小平同志以简短而明确的语言精辟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

    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只要客观实际不断改变，理论也就必须不断同新的实际相结合。思想如不能随着实际的发展而发展，就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也就有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遭到失误和挫折的可能。正因为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实现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干部制度上的改革，等等，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几年的探索、研究、实践，认真总结了国内的和国外的、历史的和新鲜的经验，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根本改变多年形成的僵化了的经济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出了新的理论结论和具体政策规定。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从我们原来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观念和认识来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新的突破。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作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结论；打破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所有制发展的程度上越大越公越好的观念，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打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或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观念，确立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系；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实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使社会主义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可以包揽一切的观念，确立了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突破了把企业之间的竞争看成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的传统观念，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突破了把按劳分配误解为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有先有后、统筹兼顾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等等。这种理论上的突破，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在理论与实践都有新的发展基础上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过去更清晰，更全面，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了。实践已经和将要证明，《决定》在理论上的突破，对实现我们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具有划阶段的意义。

    从遵义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历史证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坚持它所揭示的普遍规律以及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寻章摘句，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照搬、照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字句和某些具体论断来解决当前的一切实际问题。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我们都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我们也敢于根据实践的发展，及时地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甚至带空想性质的理解，抛弃妨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模式及其各种弊端。而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当前，要搞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关键仍然是理论要紧密联系实际，既不能轻视理论，也不能轻视实践。因此，需要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学一点经济理论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更需要向实际学习。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实际。这同以往的任务比较起来要复杂艰巨得多，许多问题我们不懂得，书本上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所以更需要我们投身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中去，投身到改革中去，多做调查研究，多了解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科学地解释和有效地解决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

    重温历史的经验，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紧密结合，这就是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

    （《红旗》1985年第1期）

    2.实事求是 无往不胜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是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满怀对红军战士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敬仰之情，隆重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

    遵义会议是长征路上，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历史上任何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事件，都不会由于年代久远而在人们的记忆中湮灭。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的真正价值、历史意义会愈加显明。遵义会议也是如此。这次会议在我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同志所以赢得全党的信任爱戴，则在于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期，总结了遵义会议前后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观点。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指出，这种态度，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遵义会议前的四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我们党，他们有哗众取宠之心，毫无实事求是之意，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他们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正确代表”自居，对中国的国情若明若暗，一知半解。在军事斗争中，他们只知道照搬外国的经验，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在长征途中，退却逃跑，使党和红军遭到更大的损失，几乎陷入绝境。在这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并在会后不久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重新实行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战术，胜利完成了长征，在中国战史和世界战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篇章。周恩来同志说：“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党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失误，以致后来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左”倾错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又重新回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正确轨道上来。

    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是有道理的，它的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如同三十年代王明的“左”倾错误曾经表现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各方面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左”倾错误同样表现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各方面，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更加深广。纠正这种“左”倾错误，只能从根本点着手，这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和三中全会上，反复强调一定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抓住实事求是这个根本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就为全面纠正“左”倾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党认识和纠正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错误，比起认识和纠正战争年代的“左”倾错误，时间要长，花的力气也大，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错误是同个人迷信紧密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于他会产生“左”倾错误，党和人民都缺乏思想准备，而且往往把他的“左”当成正确加以拥护。其次是因为建设不同于打仗。打仗时两军对垒，一旦指挥失误，马上会打败仗乃至全军覆没，实践的检验快得很。而在和平建设中，指挥失误的恶果常常不会很快、很尖锐地暴露出来。这就教育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再不能搞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更要注意掌握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实际，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

    去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鲜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定了宏伟的蓝图。《决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的又一丰硕成果。它突破了我们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旧的观念和认识，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哲学家朱熹有两句诗：“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可以用来形容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况。完全可以预期，只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毫无疑义的，再过三五十年赶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也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今天，重温他这些话，倍感亲切。当年，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大多数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健在并且领导我们进行新长征的已经不多了。“长征接力有来人”。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党中央顺利实现了新老合作和交替。实事求是的传家宝代代相传，这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让遵义会议的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胜利前进！

    （《人民日报》1985年1月15日）

    3.实事求是 无往不胜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解放军报》社论

    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了遵义会议。它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会议还不可能全面地彻底地解决“左”倾错误的问题，但它却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总体上转变到以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道路上来了。从此，中国革命踏上了光明的征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概括的实事求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目睹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所带来的胜利，也经历了蔑视实事求是而遭到的惩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它恢复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曾就此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从书本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又是正确执行政治路线的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正是这样，我们党才能够自觉地运用并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中国国情，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制定符合现阶段客观情况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逐步实行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干部制度到军队建设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可以相信，循着这条路线继续前进，我们一定能达到预期的伟大目标，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

    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之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是对今天，还是对昨天；是对成绩，还是对失误……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当前，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估价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又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面临的新任务和新问题，要看到我们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从而既信心百倍又不骄不躁地去做好工作，搞好改革，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邓小平同志指出，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为这个大局出力。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这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原则的生动体现。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在新的一年里，军队要开展第二批整党；要进行精简整编；进一步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要进行一系列重要制度的改革；要搞好学习科学文化、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这些任务的提出，反映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心愿，适应了国内外的客观形势。我们要作出不懈的努力，圆满完成这些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实事求是，就会无往不胜。将这一点铭记于心，付诸行动，把我们的事业搞得更好，是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

    （《解放军报》1985年1月15日）

    4.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经济日报》社论

    今天，我们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思念之情，怀着胜利的喜悦和自豪感，隆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和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由毛泽东同志担负起党和红军的领导重任，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遵义会议是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能墨守教条和照搬外来经验。1960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里说的独立自主，是指根据中国国情进行革命和建设。打倒三大敌人，建立新中国，正是这条正确路线的胜利成果。现在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就是要发扬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决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所指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让僵化的教条主义永远成为历史陈迹。

    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是纠正了当时对党危害最大的“左”倾错误，这已为人们所共知。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左”的流毒并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会以新的形态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就是“左”的错误思想的恶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不断清除“左”倾思想的危害，使我们国家进入了经济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随后的六年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冲破了理论上的一些禁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这些成就从体制上巩固下来，我们纪念遵义会议，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光荣传统，就应当认真贯彻两个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还要认真搞好整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恢复和发扬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遵义会议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同心同德，建设四化，搞好改革，实现翻两番，使国民经济早日腾飞。

    （《经济日报》1985年1月15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遵义会议

    1.邓小平论遵义会议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

    2.江泽民论遵义会议

    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2日）

    3.胡锦涛论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第6页）

    4.习近平论遵义会议

    贵州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成为现代战争史上的范例，在娄山关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特别是我们党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红军在贵州留下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

    （习近平：《在视察贵州时汇报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5月10日）

    5.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遵义会议精神

    今年是建党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留下诸多“最”的省份，我们在缅怀历史的同时，还要更好地启迪现在。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的讲话，《贵州日报》2011年7月24日）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关键的转折点。有了遵义会议，才有新中国，才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的讲话，《贵州日报》2010年8月4日）

    历届贵州省委领导同志谈遵义会议精神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热爱贵州、建设贵州、振兴贵州，积极投身到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贵州日报》2002年4月22日）

    9月1日至2日，省委书记栗战书，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克志深入遵义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栗战书、赵克志强调，当前，贵州正处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一定要高举发展的旗帜、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努力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调研期间，栗战书、赵克志一行首先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瞻仰了红军烈士陵园并敬献花篮。栗战书动情地说，我和克志同志之所以把下基层调研的第一站安排在遵义，很重要的就是来这里接受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教育。遵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革命先烈们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不怕牺牲，不畏困难，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让我们深受教育，十分感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落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比较差，尤其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概括的“贵州精神”，用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激励我们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为贵州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幸福而奋勇前进。

    栗战书指出，遵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地位特殊。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遵义人民历史上为迎接红军、支持长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遵义会议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也使遵义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遵义，全党、全国人民关注遵义。遵义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在贵州、在遵义工作的同志，肩上都承担着特殊重要的历史使命，一定要认清使命、不辱使命、尽职尽责，把遵义、把贵州建设得更加美好，造福于民。

    栗战书强调，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努力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长征精神这一全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形势下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弘扬长征精神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长征途中，红军突破乌江天险、攻克娄山关、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这些英雄壮举，启示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必须有突破、攻克、强渡、飞夺、翻越的英雄气概和意志力量。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全省上下高举发展的旗帜、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与遵义会议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视察我省抗旱救灾时提出的“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就是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具体体现。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团结奋斗、夺取胜利。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建设“团结、务实、勤奋、廉洁”的各级领导班子，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赵克志在讲话中强调，目前正是编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时期，正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从现在到2020年的这10年，我们国家都将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也是加快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都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贵州精神”，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团结奋斗，努力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克志在遵义调研时的讲话，《贵州日报》2010年9月3日）

    回忆录（节选）

    1.历史的丰碑

    方强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不仅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我们这些受王明“左”倾路线迫害的同志。今天，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时候，重温那难以忘怀的往事，心里仍觉得热血沸腾。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是红军自瑞金转移以来，第一次打了扬眉吐气的一仗，战士们高兴地唱啊、笑啊、群情大振。

    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这期间，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结束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单纯防御和退却逃跑的错误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成为我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保卫局局长邓发，把我、谢翰文和另外几个被关押的同志找到一起，庄重地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遵义会议的决定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喜悦和激动交织在一起，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有泪水扑簌簌地滚落。

    次日，后来是中央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微笑着：“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

    第二天，我们这些被关押的同志就先后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干部团担任总支书记，一些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我把遵义会议文件珍重地装进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继续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

    2.转折的里程碑

    吕黎平

    遵义，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名城，是我们党和红军绝处逢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获得新的生命力，走向胜利转折的里程碑。

    关于遵义会议的内容与情况，已经有了许多论述，我事后了解的有以下几点：

    会议批判了以博古同志为代表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清算了中央红军撤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三个月来所遭受的损失；

    改变了中央红军原来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计划；决定了渡过长江到四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同川陕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方针；

    改组了党中央、军委的领导的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团结了全党、全军共同对敌。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黎平会议的延续，由于党中央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作出了英明决策，在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遵义这座壮丽的山城，便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象征。

    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把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解决党内矛盾，团结全党，共同对敌的光辉策略思想，使我难以忘怀。

    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之后，毛主席被撤销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不参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整整两年了。在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对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原则性的斗争，但在组织上又服从中央的决定，没有利用自己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威望，搞非组织活动。两年来的严酷事实证明，中央革命根据地不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除了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外，主要是以博古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完全听从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瞎指挥所造成的。从撤离瑞金到黎平的两个月时间里，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四万余人，特别是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的战斗中，损失更大。这种日趋严重的局面，同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以前的形势相比，真是泾渭分明。莫说是全军的高级干部，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参谋人员，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进入贵州境内以后，全军指导员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挽救危局的呼声，越来越高。黎平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会后，按照毛主席的意见行事，红军果然取得了可喜的胜利。但当时由于敌情紧迫，还未完全摆脱前有堵击、后有追兵的被动局面。从全国的革命形势来看，蒋介石正得意忘形，趾高气扬，猖狂一时，正调兵遣将，加紧向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批判与清算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冒险、逃跑主义的错误，而又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党内矛盾，特别是解决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就成为召开遵义会议的关键。在会议的进程中，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针对当时我党、我军的现实环境，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紧密结合，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以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根据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认识程度和觉悟水平，把会议批判的问题集中在军事问题上，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对博古同志的错误，不搞过火斗争，适可而止，对持保留意见的凯丰同志，耐心等待。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和分裂的危机。所以，遵义会议是进行政治路线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范例。

    在改组党中央和军委机构的问题上，毛主席同样从全党、全军最高利益和团结愿望出发，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在常委分工上，他并没有取代博古当总书记，而是根据当时党内形势，推让张闻天同志负总责。军委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领导小组，而日常的军事指挥，仍然继续由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负责。调刘伯承同志回军委，恢复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对博古同志仍要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并没有把他排斥在外。对李德的生活照顾如同往常，对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采纳，只是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力。这种对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批评其过失的同时，又从政治上热情帮助，组织上给予适当安排，以克服消极情绪，调动其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同志进行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正因为遵义会议作出了这些英明决策，极大地鼓舞与振奋了全党、全军的革命精神，扭转了中央红军的被动不利局面。从此，又走向了光辉灿烂的征途。

    3.在遵义会议的日子里

    成仿吾

    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是贵州省通往四川省第二大城重庆的最重要城市，往南渡过乌江直达省会贵阳。全城分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区，旧城为官署和住宅区，两城隔一条小河，上有石桥连接。

    我们进占遵义城以后，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青年学生，从我们进城第一天起，就自动组织宣传队，手执红旗，在街上演讲，为红军宣传。商人都立即开门营业，并逢人便说红军公道。后续部队进城时全城群众都在街上欢迎，放鞭炮，高喊“欢迎红军！”“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三路纵队行进的红军队伍只得停停走走，缓缓前进。红军的首长们都下马步行，满面笑容，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战士们都高高举起手来，向人群打招呼。

    全城的大街小巷，凡是能写几个字的墙壁上，很快就写满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打到卖国的国民党！”“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取消苛捐杂税！”“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

    我军进城的当天下午，政治部就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推举代表到天主堂，开了个群众代表会。群众踊跃参加，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总政治部的同志说明了共产党与红军的主张，各种政策，希望各行业都组织起来，向压迫剥削自己的人作斗争。群众不断高呼“拥护共产党！”“打倒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等革命口号。会上还散发了《中共中央告民众书》、《出路在哪里》等文件，很多人马上纷纷酝酿筹备建立各种革命组织。

    本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遵义各学校的学生们就纷纷组织起“学生自治研究会”和“读书会”来进行爱国运动，反对压迫。不久，从外省来了一些进步的青年教师，在这些组织内产生了秘密的“红军之友协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红军进城时，他们立即组织了欢迎红军的工作。总政治部派了李坚真（女）等干部来领导他们，帮助他们加强宣传工作，改称“红军之友社”。社员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

    遵义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就有大小军阀官僚修建了高楼大厦，招来了各地工人。这些封建余孽以及他们的狗腿子与把头地痞，对工人们的剥削与压迫是以敲骨吸髓出名的。较有觉悟的工人，早就对现状十分不满，当红军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时，他们就积极响应，成立了“赤色工会”，从各方面开展了革命活动。

    一月八日召开了遵义市空前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早一天各革命群众团体就积极筹备，到城内大街小巷，郊区四乡广泛宣传，因而到会群众越来越多，人们叫它“万人大会”。会场设在第三中学的操场上，“赤色工会”的会员早一天就搭好了一座讲台，布置了桌椅板凳。场内站不下了，很多人坐到围墙上，甚至爬到房顶上来看。场内外红旗飘扬，情绪十分热烈。一个学校教员主持大会，他用喇叭大声报告了大会议程后，即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一走上前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向大家讲解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说明了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接着朱总司令介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讲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然后是“赤色工会”、“红军之友社”的代表讲话。最后全场高呼口号散会。会场始终是热气腾腾的。

    遵义的革命人民，除了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协助红军开展各项工作外，还在总政治部帮助下，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选出了主席和各方面的负责人。这个新的革命政权，立即积极推行党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劳动法等。首先发动贫苦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与小商贩。接着清查贪官土豪，没收其财产分给贫民。同时还组织了工人游击队与革命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组织，群众热情很高，很快就有近两千人参加进来。

    我们占领遵义后，全市商店顾客盈门。特别是洋货铺、书店、面馆、酒店等。我们经过长途行军，都要补充生活用品，很多人要买文具书籍，有的人想吃回锅肉、羊肉粉等当地美味。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积累了不少纸币，因为每个伙食单位都按人数领取伙食费，由于自己动手生产，每月伙食费常有结余，这种结余分给每人自用，叫作“伙食尾子”，从几角到几元不等。突围以来，又由于没收豪绅的粮食、家畜等，“伙食尾子”更多。很多人过去没有机会花费这笔“私产”，有的人手头保存着多至数十元以上。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印发的纸币，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城镇，就设一兑换处，让商人拿我们的纸币来兑取白区通用的货币。这次占领遵义城，我们的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立即派人在商业中心设了兑换处。本来毛泽民同志从突围以来就有一个运输队，带了大量的货币。这次红军没收了军阀王家烈开办的盐行，除了发给贫民一部分盐外，其余低价出售，又收到大量现金。王家烈刚从上海买到的头等香烟，他准备慰劳蒋家军的，也被我们没收，低价卖给群众。所以，红军不仅买卖公平，而且纸币完全兑现，商人十分满意。

    在我们占领遵义期间，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整编了队伍。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充实基层单位，除一军团保持两个师外，其余各军团取消了师一级，军团直接指挥几个团（大团）。八军团损失太大，分别编入其他军团，充实各单位的战斗力量，同时普遍精简了机关，加强了作战部队。我们扩大红军的工作有了很大成绩。遵义一带的工农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大约半个月连队共扩大了新兵三四千人。

    我们在遵义一带共休息了十二天。这些天，贵州的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等，各找地方养自己的创伤，而蒋家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则急于进驻省会贵阳城，争夺贵州地盘。我们的后勤部门利用这个机会，办了被服厂，为四千新兵制了军装，办了修械所，把缴获的各式武器加以修理。我们的伤病员都得到医治，大家长途行军的疲劳也基本上恢复了。原来参加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本来沿途已经调走了一些可以工作的，这次几乎大部分到各单位去工作了，而另一些身体较差的同志调了进来，其中有董必武同志与徐特立同志，他俩与谢觉哉同志曾被称为休养连三老，此外还有几个半老的。女同志中，原来的蔡（畅）大姐参加休养连一个多月以后，早已调出工作，别的女同志也有调走的，而另外一些女同志又参加进来，有的专门做连的领导工作或卫生工作，个别的女同志必要时甚至参加担架工作。

    4.遵义的春天

    吴吉清

    红军渡过乌江之后，兵分两路，乘胜前进，在两百里路中，猛走猛打，仅用了十天时间，就占领了贵州北部的战略要地——遵义城。同时，也打下了湄潭、绥阳、桐梓和四川、贵州边界上的松坎场等城镇，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预定的作战方案。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从此以后，革命事业如火如荼，蓬勃发展。

    在遵义会议阳光照耀下，遵义城人民喜气洋洋。城内各个商店，每天很早就开门了，货色齐全，摆得整齐美观，因为红军买卖公平，无论杂货铺、百货店、书店、饭馆、酒楼，买卖十分兴隆。在比较繁华的街道上，经常有十几名学生，手里拿着三角红布小旗，在演讲，宣传红军和干人是一家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每天吃完饭，只见红军为老百姓担水、扫院，群众帮助红军缝补、洗刷，一片军民团结的动人景象。

    遵义会议后，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红军变成单纯打仗的队伍的错误，发挥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威力，红军所到之处，重新肩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大任务。在红军的帮助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组织了几百人的“抗捐队”，有组织、有领导地清查贪官污吏，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在当时“军委”总政治部的驻地，敲锣打鼓，把土豪的财产分发给了贫苦人民。红军宣传员还向他们讲解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任务，激发了他们对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阶级仇恨。红军还在遵义地区，方圆数百里的乡村中，广泛组织了武装游击队，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革命的火炬。经过红军宣传鼓动，遵义地区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青壮年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红军，出现了父母送儿郎、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场面。在短短的十几天中，红军就扩大了四五千人。

    红军在遵义十二天的休整期间，进行了整顿，增强了连队的战斗力。又丢掉了坛坛罐罐，这些东西也确实太不战斗化了。每逢行军，从头到尾有数十里长。大批民夫搬运着从中央根据地带出来的石印机和造枪机械等，有些机器的底盘要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碰到不好走的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而周围却经常是枪炮声和飞机轰炸声，使担任掩护的主力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记得当时有一小部分同志还舍不得丢掉这些东西，毛主席告诉这些同志：“我们必须丢掉这些笨重的东西。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自己会生产出比这更好的东西来。”毛主席最了解指战员们的心情。因此，遵义会议决议传达贯彻到全军，当战士们的武器弹药得到补充，体力经过十二天的休整，恢复了一些，并了解到红四方面军已经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后，主席就立即命令全军实行轻装行军，跨过万水千山，北上抗日！

    一九三五年一月，春风吹拂，群山簇拥，霞飞水绕的遵义城，经过战斗的洗礼，显得格外庄严美丽。这里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使我们难以忘怀。今天，红军将要离开这里，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北上抗日了，红楼门前，人群似海，挥泪依依，送别红军。红军宣传队兴奋激昂地唱着感人肺腑的歌曲：

    扛梭镖，干革命，毛委员领导真英明。一盏红灯领路走，走到哪村亮哪村……哎呀咧，跟着毛委员向前进，革命铁了心！

    遵义会议后，我们随同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迎着和煦的春风，从遵义出发了。毛主席迈着坚定有力的步子，领着我们向前走。从我们面前不断走过一队队雄赳赳的红军战士，大家都不时侧过脸来，回过头来看着毛主席，露出幸福的微笑，向着新的胜利大步迈进！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是战斗的春天，胜利的春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遵义会议犹如旭日东升，驱散了笼罩在中国革命航道上的重重迷雾，拨正了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引入歧途的中国革命航向，引导党和红军渡过了激流滩险，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乘风破浪，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节选自《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以上文章选自聂荣臻等著《遵义会议的光芒——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

    （三）遵义会议精神成果文献选

    1.《红星报》文献

    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社论）

    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我们不仅胜利的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和黔线的四道防线，沿途攻占了不少的县城，影响了湘粤桂黔几省广大地区的工农劳苦群众，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开始，又克服了敌人的天险，渡过了乌江河，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到达了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广大地区！

    这是我中央主力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以后的胜利，这为全国红军从部分的反攻转到全线反攻的旗帜，告诉了敌人，红军是无敌的力量。尽管我们在长途行军中有一些减员，但在基本上我们保持了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不管敌人对我们如何的追击和袭击，都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我们终于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的。开始了最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新阶段。

    然而，这仅是我们部分的胜利，我们还不能给敌人更严厉的打击，蒋介石正在重新布置新的进攻，其主力，周薛两纵队已驻贵阳之后，正积极的继续布置向我们进攻，湘川粤桂军正在动员企图继续其追剿，贵州军阀王家烈在不断的溃败之下，也将以全力对抗我们，来挽救其垂死的统治。这告诉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创造不是毫无阻碍毫无困难的可以取得，而要依靠于坚强的战斗，所以我们当前的任务便是要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同蒋介石主力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应该是为着这一反攻的全部胜利的来做。

    迎接新的反攻的大战，我们需要有相当时间的休息，并进行整理与补充的工作，一切的动员是为了激发指战员的情绪，克服部队的减员，为了全力扩大红军，努力筹资集财，与争取伤病员的速愈来补充我们的部队……为了在充实连队战斗力量的基础上来整理我们的部队。

    迎接新的反攻的大战……我们的赤化的工作，创造新苏区如果说在过去的长途行军中，我们迅速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没有可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的时间来进行地方居民的工作，这在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初步的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要加强红军的纪律，以自己阶级的纪律的模范区影响群众，而且要对地方工作，组织消灭贵州军阀与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斗争，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来赤化这些地区，创造广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取得反攻战斗胜利的前提。

    激烈的战斗来了，只有坚定的战斗才能实现创建新苏区，最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任务，只要加紧上述这些工作，才能保证胜利的争取。因此，必须反对一切惧怕敌人，没有战斗勇气与决心，而企图逃避敌人的逃跑倾向，反对忽视战斗准备与赤化工作休息的情绪，这些倾向与情绪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实现当前任务的敌人。

    在新的大战面前，我们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与广大机动的战地，有着打运动战的特长，有着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反攻胜利的配合，而敌人方面却有任何比我们更多的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有着完全的胜利的条件！

    全体红色指战员紧张的动员起来，发扬我们的攻击的精神，坚决的反攻敌人，为争取当前的战斗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五年第一天的胜利，是新的大战胜利的号召，无疑的中央主力红军在不久的时间，以最顽强的战斗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黔边……全新反攻的胜利，最终的葬送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伟大的开始（1935年1月15日）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

    1935年1月1日，当我军进至乌江之战，黔敌的教导师两团，占领对河的高崖，企图配合薛纵队的追击部队，阻止我们前进和消灭我们在河之两岸。

    乌江是横贯贵州的最大河流，水深不能徒涉，敌人据守彼岸，居高临下，不时以火力封锁我军搭桥部队，为着迅速完成浮桥，使大部队通过，首先必须驱逐彼岸敌人，因此军政机关号召各部队善于水性的英勇战士几十名。

    不怕一切艰难险阻强渡过河

    第一次强渡过河的领导者是勇团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他率先三个筏子不顾一切牺牲，在敌火袭击下奔波而过，行至中流，因敌火的威胁，同行的两个筏子被水冲走，唯一毛正华同志孤军奋斗，胜利的达到彼岸，被冲走的两个筏子不久也由河的下游爬上来。此行计5人，毛正华、刘昌华、钟家通、温赞元、丁胜心。一登河的彼岸时，因寡众悬殊，不能遂行衢州敌人的任务，困守于石崖下，忍饥受冻，直到第二天。四团作第二次强渡尝试，二连连长杨尚昆同志带一机枪班一步枪班奔杀过河时，此发觉他们在那里。这时毛正华同志如虎添翼的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射，当即占领敌人的主要阵地，但敌人不甘心，集结2营以上的兵力孤注一掷，向我们三班人实行反冲锋，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我们三班的顽强抗战，终于压住了敌人反冲锋，最后以5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夺取了敌人所视为天险的高崖。

    严禁河水脱衣搭桥

    乌江水流非常湍急，搭桥颇不容易，我们的红色英雄王有才、羽辉明、唐占钦、赖采份等5个同志此次为了迅速搭桥，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

    几个小小优点

    此次战斗由于能克艰巨险阻奇取敌人主要阵地，有下列几个小小优点：

    1.战斗动员充分，经过全团班以上干部会小组会和各兵种的分别讲话，讲述这一战斗的重要性提高了全体战士的战斗情绪。

    2.干部能以身作则，如一营长罗友保，三连长毛正华，机连长林玉、二政指王海云，二连长杨尚昆，二连青干钟锦友，强渡过河，首先驱逐彼岸的敌人。

    3.火力能和运动配合，轻机枪炸弹能适当使用。

    （廷梁）一月六日写于前进路上

    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

    三连长毛正华得到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领导此次战斗的主要干部，一营长罗有保，三连长毛正华，机连长林玉，二政指王海云，二连青干钟锦友，二连二班长江大标，二连长杨尚昆等8个同志。

    涉水及撑排的：西市机连孙明，山西王家福，西城王有才，林玉，西城三连三班长唐占钦，西市赖采份5同志。

    英勇冲锋顽强抗战，战斗员曾传林，刘昌洪，钟家通，朱先宣，林文来（新战士），刘家炳，罗家平，丁胜心等9个同志。

    （《红星报》1935年1月15日）遵义全县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1935年1月15日）

    红军到达遵义后，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短短的几天工作当中，使他们认识了红军是工农和一切革命分子自己的军队。

    红军之友协会

    原来，在红军尚未到达的前几天，遵义城内既有一些革命分子，自动组织起来“红军之友协会”。这一组织在号召群众拥护红军的工作上，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群众大会的筹备

    经过深入的政治宣传与鼓动，经过了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的努力，我们很快的掀动了全城以及近郊群众的斗争热情，群起要求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会……并由群众中的代表者，自动起来发起召集全县群众大会。

    大会的经过

    十二日的下午，约莫一点钟的光景，无数的人们，挤满了第三中学的操场，到处挥着各工会各团体的口号，钟鸣两下，会议正式开幕了。在推举主席团之后，首先由筹备处代表报告筹备之经过，接着便是朱总司令、毛主席、李主任的演说，他们都是以最清楚而又通俗的言辞，阐明了苏维埃红军的主张，揭露了反革命的罪恶与欺骗，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深印在大众的心坎，愉快的笑容浮在他们的脸上，感动了他们，使他们认识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的真理。

    一个红军小同志的演说

    朱毛李同志的演说后，还有本地一个木匠工人和一个妇女同志的演说，最后演说者是一个遵义籍的红军小同志，他过去是一个贫苦无靠的儿童，当红军不过两年的功夫，现在他已经能够写墙报与报纸了。特别是在他演说的时候，口齿清白，语句的沉着，内容的丰富，使听众更加认识了红军，红军不但是工农利益的保卫者，而且是工农的学校。

    通过了革命委员会的名单

    演说完了，继续主席团解释成立工农兵临时政府——革命委员会的意义，并提出蒙合和（织工），邓云山（木工），罗玉顺（铁工），罗梓明（工人），李金生（学徒），陈云洲（工人），毛泽民（知识分子），葛瑞先（女工），张玲玉（女工），周兴（学生），周布之（农民），邱本成（农民），贺绅徒（红军），王淑贤（贫民女），赵红光（农女），朱开全，丁伯霖（红军），任据、李顺和（苦力），谢浩臣（农民），李小侠（女学），周司和（学生），周守如（店员），何绮波（学生）等二十五同志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当经过全体到会群众举手通过，宣布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最后，在欢呼的声中结束了这个热烈的群众大会。

    最后一幕——篮球比赛

    散会后，由红军球队与三中篮球队，举行友谊的比赛，这一事实，便宣布了反革命说“红军杀知识分子”……谣言的破产！

    （《红星报》1935年1月15日）本报红星报号召每三个扩大一个红军（1935年1月15日）

    为着充实和扩大红军的主力的战斗力量，在进行赤化工作中，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红军是目前的中心战斗任务之一。

    因此，本报号召，动员全体红色战士，努力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二十一号前每三个老战士扩大一个新战士的计划，组织广泛的革命竞赛来完成我们的扩红计划。

    各级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组织与领导连队的扩红运动，并向本报经常的通讯。

    我们过去在红军扩大红军战线上，曾写下了不少的光荣篇幅，这次我们更要以战斗的精神完成，而且，超过每三个扩大一个新战士的计划，打开红军扩大红军的新纪录。

    战斗的号召，要求战斗的回答，光荣的红板等待着扩红的模范者！

    （《红星报》1935年1月15日）

    为创造云贵边新苏区而斗争！（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社论）

    我们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总的反攻，是为在广大地区的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

    我们的斗争是残酷的，实现我们的任务绝不是一种无阻的，而是要遭到一些阻碍和困难。所以，需要我们根据与某一时期的情况与客观条件来灵活的提出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处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达到我们创造新苏区的目的。不顾任何环境，死守一个公式，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

    在我们未到达遵义以前我们提出了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之下，做出当时的情况，具体确定我们发展的方向，首先是向着川南，但是四川敌人又动员了较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使得我们暂时不能顺利的向川南前进。为了不受川敌人的牵制，而限制了自己的行动，我们转到了云南边，最后的确定了我们赤化的目标是在云贵边，首先是在云贵边来创造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

    必须了解我们脱离川南敌人并不是恐惧敌人，而正是为的寻求更便利的机会去消灭敌人，首先是消灭云南军阀来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离开川南，并不是放弃川黔边的工农，而是扩大我们的赤化地区为云贵川三省边，取得了更广大的机动地区大量的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目的。

    创造云贵边新苏区的任务已经摆在每个红色指战员的面前，我们要用一切力量来争取这一任务的实现而斗争。

    创造云贵边新苏区主要的是关键在于战斗的胜利，必须是最大的发扬我们的攻击精神，提高了我们的战斗勇气，首选消灭当前云贵敌人。我们的休息整理是为着战斗，我们的急行军也同样是为着战斗，我们随时都要擦好我们的枪，磨好我们的刀，准备与敌人决斗，我们更要学习土城战斗的经验，克服一切轻敌的观念与没有很好配合等弱点，最大发扬我们固有的运动战的特长，我们要在每一次战斗中都取得胜利的结果！

    创造云贵边新苏区是有着一些困难，这一地区经济的落后，地主武装与碉楼的比较繁多，对于我们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我们可以在发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中消灭所有的地主武装和碉楼，筹集很多的资材，我们可以依靠于全体红色战士具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克服一切财政上与物质供给上的困难，我们要坚持在这一带创造新的根据地，我们必须抛弃任何的幻想，并且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有着几十县的广大地区使我们很好寻求机动消灭敌人，取得创造新苏区的胜利，有众多很好的群众基础，在于我们争取他们是□□□苏维埃的阶段，群众对我们的同情、拥护，将不仅能够配合我们作战，而且将大批加入红军，中央红军大量的补充与扩大，这些都是我们的必备条件。

    英勇的战士们，紧张的战斗，动员起来。只有战争的胜利，只有深入的群众的工作，只有抛弃任何的动摇与幻想，才能完成我们创造云贵边新区的任务。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领导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我们将不仅能赤化贵、云、川边的广大地区，而且能依靠这一新的根据地胜利的前途，将引导我们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兵团赤化整个的西南诸省。

    二月十日

    怎样来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1935年2月19日）

    云贵边是比较贫苦的区域，我们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必须在目前和将来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

    我们是有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的。

    目前的办法——

    （1）有计划的打土豪，注意收集资材和粮食；

    （2）消灭敌人，夺取敌人的资材和粮食；

    将来的办法——

    （3）依靠广大群众的拥护

    （4）教育群众不种鸦片，多种粮食

    （5）发动群众的劳动热情增加生产

    再加以红军的吃苦耐劳的特长和经济政策的正确，我们一定能够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

    （《红星报》1935年2月19日）

    遵义新闻，一片庆祝胜利声（1935年3月4日）

    明日下午三时举行遵义城群众祝捷大会，地点——第三中学

    遵义城的广大劳苦群众，听到了红军击溃王家烈吴奇伟的消息，全城欢腾，更加兴奋起来，为着自己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县革命委员会已定于五日下午三时在第三中学举行盛大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胜利和追悼为革命而牺牲的死难战士，现已派人四处宣传，并布置会场，想明日开时必有一番盛祝。

    一路走，一路骂，被欺骗的群众大批回来“下次再不信王家烈的鬼话”。

    军阀王家烈从遵义逃走时，欺骗群众并胁迫他们避开或登山，说这次共匪来杀得鸡犬不留。群众走了以后，王家烈的匪军就到处大抢，抢了就跑。我红军到遵义城过后，纪律严明，完全揭破了王家烈的无耻造谣。因此我军进城后起，群众每天回家的成千上万，扶老携幼，一路走，一路骂王家烈，他们都说，红军真正好，下次再不信王家烈的鬼话了！

    （《红星报》1935年3月4日）赤水工人暴动烧毁侯之担住宅（1935年3月10日）

    赤水通讯：赤水侯之担所建兵工厂，有工人400，一月十六日夜间工人暴动，高呼革命口号，城内贫苦工农同时暴动，与守城之一营兵抗战，并将侯之担住宅烧毁。

    （《红星报》1935年3月10日）

    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1935年3月16日）

    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的茅台酒，酒好至佳，一举夺得国际金奖，为人民争了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社、酒窖、酒坛、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主任：王稼祥

    副主任：李富春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

    （见《征程万里过茅台——红军长征与国酒茅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红军在茅台击落敌机一架（1935年3月18日）

    本月十八日蒋敌黑色大飞机一架低飞至长坝槽被我警卫营防空排射弹八十五击落在茅台村附近。

    （《红星报》1935年3月18日）

    仁怀工农慰劳红军（1935年4月5日）

    我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三只肥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他们说：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红军是保护干人的军队，不拉夫，不派捐，不杀人放火，公买公卖，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干人的生活。不论王家烈、周浑元怎样欺骗，我们还是全城开市。并且希望红军留在仁怀，解放仁怀的工农干人！

    （《红星报》1935年4月5日）

    2.红军文告文献

    （1）红星政治部关于对苗傜（瑶）民的口号

    （1934年11月29日）

    （一）实现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

    （二）实现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己解决！

    （三）苗民的首领由苗民自己选举，不要国民党军阀委派！

    （四）苗人下山来与汉族工农共同□□□□□□土地财产！

    （五）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财富者都是汉族工农与苗族共同的敌人！

    （六）苗族与汉族的工农起来共同扫平国民党军阀的统治！

    （七）反对苗汉民族的对立，只有苗族与汉族的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苗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八）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屠杀！

    （九）收缴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枪械，组织苗族自己的红军！

    （十）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决弱小民族的！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

    （十一）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

    （十二）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健对苗人（傜人）的一切苛捐杂税和差役！

    （十三）苗民要得到解放，不但要扫平军阀财富者的统治，同时要肃清苗族内军阀财富者的奸细！

    红星政治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见《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第127～128页）

    （2）出路在哪里？

    工人、农民、士兵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万恶的国民党军阀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不但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使你们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牛马，而且他们自己也拼命的屠杀你们，压迫你们，剥削你们，你们整年整月做着苦工，然而你们总是养不活你们自己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苛捐杂税，则永远还不完，修筑堡垒马路等各种兵差劳役是永远做不完的。再加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土豪恶棍，对于你们的残酷剥削。使你们倾家荡产出卖妻子儿女，也吃不消他们的田租和债款。

    你们是在忍受着饥饿、疾病、寒冷与痛苦，你们像牛马一样死在道路上田野里，没有一个人来埋葬你们。

    你们不能反抗，不能说一句不满意的话，国民党军阀、民团、警察、流氓恶棍，会如狼似虎一样，鞭打你们，杀死你们，砍你们的头，把你们放到监狱里，他们还要说你们是“共匪”，要杀你们的全家老少。国民党军阀、地主、资本家都威胁你们，说“共匪”是“杀人放火”，是“共产共妻”。他们要压迫你们出钱、出力、出性命去帮助他们“围剿共匪”，要你们组织民团、守望队、铲共团，防堵“共匪”，但是你们自己还只是听到人家骂共产党，骂苏维埃红军，你们自己还没有看到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是什么东西。

    你们只要知道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主张，你们就会赞成他们，他们主张：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种工农的军队，就是红军，这种工农兵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兵役劳役，取消一切高利贷，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我们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取消强迫的雇佣兵制，改为自愿兵役制。把土地分给士兵，改善士兵的生活，不准打骂士兵，保障工农群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权利与男女的完全平等。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得到胜利！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齐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装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的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德

    十一月七日

    （根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藏油印件刊印）（3）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1935年1月）

    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豪绅地主封建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为创造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奋斗！

    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对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钱；对农民主张不交租，不纳税，不完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对于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老的压迫；对于白军士兵，欢迎他们拖枪来当红军，参加工农的革命；对于城市乡镇商人，其安分守己者，亦准予自由营业。

    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

    凡我工农群众，望勿听信豪绅地主的欺骗，各宜安居乐业。并大家一起来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自动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八小时工作，收缴一起反动武装，来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及赤色游击队。并欢迎工农群众报名当红军，帮助红军运输，抬担架，谋工农群众的彻底解放。如有破坏红军及造谣欺骗，当反革命派的侦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定当严刑处罚。

    此布

    代主任 李富春

    （见《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208页）

    （4）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1935年1月1日）

    甲、贵州白军的特点：

    （1）组织成分上以贵州人占多数，且包含极多苗傜（瑶）等少数民族籍。

    （2）大多数士兵吸鸦片，组织涣散，战斗力薄弱。

    （3）由于贵州经济条件落后，士兵生活极端恶化，并受着长官极残酷的封建式的剥削虐待与压迫。

    （4）因为贵州士兵与红军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少，所以红军的政治影响在士兵中比较薄弱，而反革命的武装欺骗宣传容易在士兵中产生影响，估计到这些特点，对贵州白军士兵提出以下斗争和宣传口号进行瓦解的工作：

    ①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

    ②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哗变拖枪当红军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贵州。

    ③反对国民党军阀王家烈强迫苗傜民族当兵。

    ④苗傜弟兄不替压迫苗傜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

    ⑤苗傜弟兄红军赞助苗傜民族解放，哗变拖枪到红军来。

    ⑥汉族弟兄与苗族弟兄一致配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王家烈。

    ⑦不受冷不受饿，要求立即发棉衣穿，要吃饱饭。

    ⑧反对野蛮的肉刑，反对打骂与虐待士兵。

    ⑨红军欢迎贵州白军弟兄来当兵。

    ⑩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欢迎俘虏兵党红军。

    各级政治机关必须深入调查工作，针对贵州白军各个不同的情形，通过火线上的喊话及大量的散发宣传品，把以上这些斗争口号更加具体化，通俗化的深入到贵州白军士兵中去，煽动与争取他们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

    乙、正因为贵州白军极大多数是贵州人及苗傜人，更需要我们加强到地方居民及苗傜民族中工作，发动他们特别是白军士兵家属给白军士兵写信散发宣传品等，以散布红军影响。

    丙、对贵州白军俘虏兵的工作，必须依照下列各点进行：

    ①在原则上尽可能地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兵营或新兵营的训练，在这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部队。

    ②俘虏到时，各级工作人员必须全体动员到俘虏中进行各种宣传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与解释工作，完全消灭他们对红军的怀疑与误会，在他们了解与红军主张的基础上争取他们当红军。

    ③经过细密的清查以后，将俘虏军官及流氓化的分子等全部交保卫局处理，其余所有俘虏兵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加以有系统的训练。

    ④对苗傜士兵需注意到他们的民族意识，依照湘江政治部关于苗傜少数民族工作指示的原则进行教育。

    ⑤在生活上需尽量保证俘虏兵有饭吃并吃饱有开水吃，并设法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如草鞋等），使之从实际的红军生活中了解红军优于白军。

    ⑥俘虏兵中坚决不愿当红军的，应给他们深入的宣传鼓动，遣散他们回去在白军士兵中及广大群众中散布红军的政治影响。各兵团政治部必须经常随时将对贵州白军工作执行的具体情况报告本部。

    总政治部

    （见（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第225～227页）

    （5）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

    （1935年1月8日）

    兹发下明日（九日）进遵义城沿途（特别是进城时）呼的口号及进城八项注意，希望各政治处即转发到各连队去严格遵照执行为要。

    （一）口号：

    1.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

    2.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

    3.创造川贵边新苏区！

    4.打倒无恶不作的王家烈！

    5.消灭卖国贼蒋介石的主力！

    6.消灭警察队和民团！

    7.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8.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

    9.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10.贫民实行打土豪不还债不交捐！

    11.红军万岁！

    12.遵义工农解放万岁！

    （二）进遵义城的八项注意：

    1.整齐武装服装！

    2.不掉队落伍！

    3.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

    4.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

    5.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

    6.不乱买东西吃！

    7.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

    8.注意卫生，不乱拉尿屎！

    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富春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6）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

    （1935年2月21日）

    为着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瓦解白军部队，争取广大白军士兵到革命方面来，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之一，关于这一工作本部特有以下几点指示：

    （甲）各个兵团应估计到自己行动中将要遭到的敌人（云南、贵州、四川或蒋介石的中央军），事先进行调查（调查的方法不能只是依靠俘虏兵，而应该广泛的寻找线索，如经过地方居民，当过白军或白军有社会关系的分子及研究反动文件材料等），随时提出适当的宣传鼓动口号进行瓦解工作。

    （乙）估计到敌人将要经过的地方大量散发宣传品到白军士兵容易看见的地点，（如厕所、禾草中、门板后面、破房庙堂等），在墙壁上写动人的大字口号标语，并在火线上尽量利用可能机会进行喊话宣传（必须估计到在运动战环境下面喊话的可能较少，因此喊话应简短具体而富有鼓动性）。

    （丙）目前对贵州白军的宣传鼓动性应特别抓住贵州军阀苛捐杂税和种种压迫剥削的事实以及他们在部队中生活上的痛苦（三年来不发饷），这两方面联系起来进行有力的煽动，指出只有当红军才是他们的出路，在这里可以运用我们在贵州所经过的地方许多工作，如打土豪分东西，组织民众政权，取消一切捐税和我们工作上的经验来说明只有红军才能解除贵州民众的痛苦（关于瓦解吴、周纵队本部另有专门指示）。

    （丁）各兵团政治机关除尽量设法派人（经过必要的训练）打入白军部队中去以外，应特别注意吸收地方居民中与白军有社会关系的分子参加瓦解敌军的工作，这里除白军家属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外，还可以争取当地的民团、团丁流氓、兵游自导白军中去进行活动，派出到白军中去工作的同志应尽量设法同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

    关于俘虏兵的工作应注意争取他们当红军，少数老弱的或长期抽鸦片的应给以适当的宣传鼓动，给以很大的影响，并发路费送回家去，此外还应选择他们中间一部分积极分子加以简单的训练，派到白军中去进行瓦解工作（关于俘虏兵工作本部将另发详细的工作大纲）。

    （戊）最后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切实建立破坏部的工作，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兵团放松了破坏工作，尤其是在安徽部队更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各军团政治部应加强对积极破坏白军工作的领导，军团政治部破坏部对团政治处破坏干事应随时给以具体的指示和实际的帮助，同时应派得力的工作人员到弱小的连队中去进行突击，坚决肃清一切对瓦解白军工作机会主义消极的影响。

    （己）关于这一指示各级政治部机关必须立即专门讨论一次，并随时给我们实际的工作报告为盼。

    湘江政治部

    （见《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第277～228页）

    （7）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告工农劳苦群众书）

    （1935年2月23日）

    遵桐湄黔北的工人农民及一切于人们！

    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地域，消灭了军阀侯之担白军全部，推翻了国民党军阀绅粮的封建统治，解放了黔北的工农及一切干人，建立了许多县区的临时工农政权，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实际的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没收了所有军阀官僚绅粮的米谷衣物来分发给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工人成立了自己的阶级工会，农民成立了农会，干人成立了贫民联合会，革命的男女学生组织了红军之友社（遵义）真正的获得了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的自由，并且夺取了绅粮的反动武装来成立了工农游击队，红军到了黔北真是天翻地覆了。遵桐湄黔北广大地区，再也不是国民党军阀官僚财富的而是我们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的了。

    就在这时候，四川军阀刘湘想配合王家烈来进攻我们，工农红军为了作战的必要前进到云贵川边去给刘湘的白军以迎头痛击。在土城、在天堂坝红军都打了胜仗，四川白军不得不退保川南一线，我们现在转回到黔北来，要完全消灭国民党军阀——贵州王家烈及蒋介石主力的周（浑元）薛岳纵队，要彻底推翻黔北地区的反动势力，没收他们的田地来平均分配与农民及一切干人，和夺取他们的武装来武装自己，要巩固的建立起工农自己的政权——苏维埃。

    黔北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们，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进行残酷的斗争，胜利是不从国民党军阀官僚绅粮手中和平的得来的。看见没有？他们在遵义一带的大屠杀，成百的工农群众及干人们，为阶级的解放而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阀官僚绅粮想拿血腥来威胁我们可是没有用的，我们不怕，我们完全了解两个阶级的斗争，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只有告诉我们，争取民团和白军的武装，武装自己成立游击队，成立抗捐军，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收一切绅粮的田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为遇难的同志们复仇，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我工农红军亦将于黔北工农及一切干人们更亲密的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黔北苏维埃，最后的推翻军阀官僚绅粮的反动统治，以谋永远的解放和自由。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二月二十三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拟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决定改变计划，重返黔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发动群众，配合红军完成这一战略要务，总政治部发布了这个文告。见《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第278～280页）

    （8）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

    （1935年2月27日）

    瓦解白军，夺取广大白军士兵，是现在最紧急的任务之一，依靠此工作，使我们顺利战胜四面的敌人，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各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

    总政治部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

    （二）红军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白军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

    （三）红军官长对士兵又和气又亲热，白军官长对士兵又打又骂，杀死白军官兵。

    （四）白军弟兄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吴奇伟、薛岳与周浑元（或刘湘、王家烈看地区决定）。

    （五）反对白军官长克扣军饷。

    （六）要发饷，要发棉衣。

    （七）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八）官僚军阀面团团，害得干人没裤穿，打倒吴奇伟、薛岳与周浑元（或刘湘王家烈看地区决定），太平世界在今年。

    （九）帮助红军，打平天下，工人农民，一齐出头，白军士兵，都得解放。

    （十）当红军的好处，吃得饱，穿得暖，有自由，讲道理，家里有田分，讨老婆不要钱。当白军的坏处，吃不饱，穿不暖，无自由，不讲道理，家里干的不得了，一世讨老婆不到手。

    （十一）大哥当白军，虱婆怕满身。二哥学裁缝，穿的烂东东。三哥学木匠，住在吊楼上。四哥把田耕，谷子地主吞。荷花出水有高低，你看世人奇不奇？

    （十二）告白军，白军弟兄，我们是红军，我们彼此，都是干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联合起来，结个团体，团体结的紧又紧，打平贵云川三省，三省到处起红军。三省干人都唤醒，三省干人万万千，一打土豪二分田，三不交租四扛债，五抗苛税六抗捐，七条人人要饭吃，八条个个要衣穿，九条工钱要增加，十条百货要便宜，这个十条都做了，人人都说红军好，红军天下有威名，那个军阀不打倒。亲爱的白军弟兄们，我们说了就要行，不靠他人靠自己，不靠菩萨靠凡人，世上何人最珍贵，头等只有工农兵，土豪劣绅小杂种，贪官污吏大臭虫，帝国主义一起滚，国民党请他进茅坑，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得太平。我要说的说完了，请你（老哥）最后下决心。

    （见《川黔滇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33～37页）

    （9）总政治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

    （1935年4月1日）

    各军团政委、政治部主任：

    目前的战斗环境及紧张的战斗活动，要求全体指战、政治人员有最大的坚定性，胜利的信心，铁一般的团结，这就必须使得每个红色战士对于斗争的环境与前途有明确的了解，总政治部责成各治委员会同政治部，根据以下的要点进行广大的宣传解释工作（应用军政首长致红色战士或干部的口号、干部会议、报纸、政治课等等方法）。这些要点是：

    A. 全中国的政治形势是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着。国民党统治没有而且不可能解决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苏维埃政府在一些地区（中央及其苏区）遭受了损失，而在别的地区则胜利的进展着（四方面军，二、六兵团，陕甘边二十六军等，）国民党在五次围剿中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增强他们的力量，相反的削弱了。军阀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有加无已。

    B. 目前战争的性质，自从由中区突围以后，便起了根本上的变化，这是我们从有巩固苏区做后方的正规作战，转变为经过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立新的苏区，就是我们在没有巩固的苏区，有组织的后方的情况中，与敌人作战取得胜利，创造新的苏区。这是一个比较长久时期中，我们进行的战争的性质。

    C. 敌人的新的进攻及其弱点，野战军及六军团之西移，四方面军在川北的胜利，使中国内战争的舞台转至中国的西部，蒋介石正在进行新的进攻来反对中国苏维埃运动，首先是围追堵截于野战军，敌人亦不会放任我们，敌人正积极的与苏维埃革命斗争，但是，这个进攻在敌人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甲、敌人远离了自己政治、经济中心及战略的根据地。

    乙、由于革命形势的存在，军阀的矛盾，道路的辽远，使敌人不能调动其嫡系的主力来对付我们，不能不利用云、贵、川、湘的各派军阀的芜杂的部队。因之，不能有统一的指挥，并且在数量上亦远远少于以前五次围剿中任何一次的数目，由于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争与我们的巧妙的机动，使敌人现有的部队处于疲于奔波的状态中，疲劳与减员，一方面大大削弱其战斗力，另方面大大增加了士兵的不满与中下级官长的抱怨。

    丁、由于云贵川军阀的非人剥削，群众对白军是极端仇恨，这使敌人在居民敌视的环境中与我们作战。

    D. 我们胜利的条件、困难及应采取的战略战术，上述人的弱点，正是造成我们取得胜利的条件。在我们方面，虽然在长途行军与作战之中我们的部队缩小了。但是现有部队。正是红军的久经锻炼的精锐，居民的同情与拥护，成千新战士的涌进红军，红色战士的阶级的自觉及党的正确领导，保证着我们的胜利，然而我们面前亦有着新的困难，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没有根据地与有组织的后方，在白区中作战。因之，在我们的战略战术方面，要求我们有最大的机动，活动巧妙，运动性。我们要以我们机动，大踏步的进退、转移，来造成我们各个击破与消灭敌人的胜利条件。广大的机动地区，灵活巧妙的转移，不仅在战术上而且在战略上的高度运动战的性质，这才能够完成我们创立新苏区的任务。

    E.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最高限度的提高我们的政治工作，不仅在胜利的情况下，能更加提高士气，而且要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团结红色战士，不灰心，不丧气，坚定的为着我们光荣的任务，为着中国的工农解放而斗争到底，并把这个决心实现在每个战斗的动作中之中。

    总政治部

    四月一日

    （见《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306～307页）

    （10）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

    （1935年1月）

    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

    狼心狗肺的军阀薛岳、王家烈已经把你们的残废弟兄送到贵阳附近强迫开煤矿去了。

    薛岳、王家烈平日要弟兄们替他们拼命打仗，自己升官发财，一旦弟兄们带花残废，不但没有抚恤和优待，反而把弟兄们押去做苦工，真是惨无人道之极。

    弟兄们，起来反对狼心狗肺的薛岳、王家烈、反对惨无人道的压迫，不替薛岳、王家烈打仗，倒转枪头杀死他们！

    红军残废的弟兄们有抚恤金领，有田分，有苏维埃政府派人帮他们耕田，穿吃不愁，处处优待，人人尊敬。只有当红军，为解放工农穷人而打仗，才是最有价值的，才是最好的出路，弟兄们、拖枪过来当红军，我们欢迎你们。

    打倒薛岳、王家烈！不替薛岳、王家烈打仗，拖枪当红军去！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11）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通令

    ①红军标语

    拥护中国共产党！

    拥护共产青年团！

    中央红军在黔标语选辑宣传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是中国唯一领导者！

    红一胜（三）

    （遵义县苟坝）

    口南

    （遵义市北大街、遵义县鸭溪子房）参加红军十大好处

    一、参加红军分好田做；

    二、（字迹已不清）

    三、□□□□打倒帝国主义□□□；

    四、□□□□一打国民党不当□□□□人牛马；

    五、□□□军受人尊敬拥护；

    六、参加红军家属受苏维埃优待；

    七、参加红军子子孙孙不出款；

    八、参加红军保护穷人自己的□□；

    九、参加红军才吃不愁；

    十、（字迹不清）。

    红军宣

    （习水县土城青杠坡）

    宣传红军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

    红贵四

    （遵义县花茂）

    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

    （遵义金坑等地）

    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军队，当红军去！

    红200政

    （遵义县平星）

    红军公买公卖的！

    （赤水兴隆）

    红军不拉伕！

    （赤水唐朝坝）

    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

    （遵义县枫香、鸭溪子房）

    红军是打倒帝国主义的，白军是帮助帝国主义的！

    （遵义县土坝）

    红军保护干人分田地，

    彻底消灭周、吴全部，

    勇敢的工农加入红军去，

    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

    欢迎白军弟兄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是为土地革命而战，

    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军队，

    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

    红军——胜（三）

    （遵义县鸭溪子房）

    宣传抗日

    反对帝国主义

    全国民众总动员，为保卫中国而战！

    红政宣

    （遵义西安乡等地）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赤水元厚）

    苏维埃政府抗日主张

    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

    （遵义市北大街）

    白军弟兄联合起来同红军北上抗日！

    （遵义枫香）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

    （遵义县苟坝）

    国民党是我国自古以来巨大的汉奸卖国贼！

    （遵义县苟坝）

    运动战

    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

    （遵义县花茂）

    勇敢冲锋，坚决消灭敌人！

    （遵义县花茂）

    发动群众

    工人组织起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工人农民加入红军实行土地革命！

    （遵义礼仪坝）

    农民组织赤色工会！

    （遵义县花茂）

    万恶的王家烈，抽捐又抽税，名目十分多，工农担不起；

    工农群众团结起来，组织抗捐军，组织游击队，不交□□□，联合红军打倒王家烈！

    （遵义县花茂平星）

    农民组织游击队，夺取地主武装！

    （遵义县鸭溪）

    工人有罢工自由！

    反对老板打骂工人！

    工人增加工钱！

    红军Ⅱ宣

    （湄潭县城关）

    全国民众总动员，为保卫中国领土而战！

    红军——武阳（支）

    （遵义县苟坝）

    加入红军消灭卖国贼蒋介石派来帮助王家烈的白军！

    200政宣

    （遵义县花茂）

    谁是世界上的创造者，唯有我们劳苦工农！

    （赤水元厚）

    勇敢坚强的贫苦工农，当红军去！

    红军——长征干部（宣）

    （遵义县苟坝、土坝）

    创造新苏区

    创造云贵川新苏区；

    要创造新苏区，首先就要打大胜仗消灭敌人！

    （遵义县花茂）

    赤化贵州全省，

    创造新的苏区！

    红军Ⅱ宣

    （湄潭县城关）

    赤化全贵州，创造云贵川新苏区！

    （遵义县苟坝、习水青杠坡）

    赤化贵州，组织干人的队伍，打倒区乡公所！

    （遵义县苟坝四合）

    建立工农政权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桐梓、赤水等地）

    工农群众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它）是工农兵的临时革命政府！

    （习水青杠坡）

    农民组织自己的政府！

    （遵义花茂土坝）

    只有建立和巩固工农的政权，才能永远脱离王家烈和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剥削和压迫！

    200政宣

    （遵义县花茂）

    打土豪分田地

    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

    （赤水等地）

    帮助工人农民打绅粮分田地！

    红军——二中

    （遵义县苟坝）

    没收地主阶级的田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遵义礼仪坝、赤水元厚）

    学湖南打土豪，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打倒国民党！

    红军政

    （遵义会议会址内）

    实行打土豪分田地！

    （习水县吼滩）

    工农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债！

    （遵义县池坪石堰头）

    没收土豪绅粮的土地，分给无田与少田的农民！

    （遵义县新平乡）

    绅粮压迫干人，辛苦没有饭吃，打倒剥削干人的绅粮！

    红军——光明

    （遵义县苟坝）

    瓦解敌军

    白军弟兄们，你们是工人农民出身，不拿枪打抗日红军！

    （遵义县花茂）

    向王家烈清算欠饷，要求言论结社自由，要求优良待遇！

    （习水县官店白果坝）

    白军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

    红军优待敌军俘虏！

    （习水、赤水、遵义等地）

    白军士兵暴动起来打倒压迫你们的官长；

    白军士兵（哗）变过来当红军，实行打土豪分田地；

    白军弟兄们反对你们官长的打骂压迫你们；

    白军弟兄是工农出身，不替军阀资产阶级谋利益！

    红军——政（宣）

    （遵义县子房）

    白军弟兄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王家烈！

    红贵政

    （遵义县子房）

    白军打仗，官长升官发财，士兵送死！

    红军

    （遵义县苟坝）

    帮助红军打天下，工人农民一齐出头，白军士兵都得解放！

    （遵义新坪乡）

    不当受冻受饿受打的兵，大家当红军去！

    红二〇〇政

    （遵义县平星、苟坝）

    反对苛捐杂税

    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焚烧田契借约！

    （习水吼滩、赤水元厚等地）

    取消一切高利贷！

    红军——胜（三）

    （遵义子房、习水吼滩、赤水兴隆）

    取消百货厘金！

    （赤水兴隆）

    宣传民族平等

    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等弱小民族！

    （赤水唐朝坝、习水土城）

    （选自《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1983）

    ②红军歌谣

    红军红军

    红军红军，

    黑夜明灯，

    赶走黑暗，

    照亮人心。

    红军红军，

    人民救星，

    打倒土豪，

    百姓翻身。

    红军冲过娄山关

    千重山，万重山，

    红军冲过娄山关。

    吓得白军丧了胆，

    扔落两支枪。

    注：“两支枪”：以前贵州军阀官兵，大都是烟鬼，每人除有一支步枪外，还有一支鸦片烟枪。

    红军一来川军跑

    赤水河，清又清，

    搭起浮桥迎红军。

    红军一来川军跑，

    穷苦百姓笑盈盈。

    （何洪江收集整理）

    云顶山，红旗飘

    云顶山，红旗飘，

    红军作战在山顶，

    打垮匪占山腰，

    朱毛红旗满山飘。

    云顶山，红旗飘，

    红军志气比天高，

    江山从此归穷人，

    土豪劣绅好心焦。

    遵义团溪民歌（毛梁收集）

    注：“云顶山”：在遵义县团溪附近。1935年红军曾和匪军在此打了一仗，将敌人全消灭在山上，胜利攻下了团溪。

    赤水土城民谣

    赤水县，侯之担，

    转来经过娄山关。

    红军上前去交战，

    打得白军满山翻。

    注：“侯之担”：赤水人，伪师长。

    穷人有了救命王

    太阳出来暖洋洋，

    红军来了不纳粮；

    又分钱来又分米，

    穷人有了救命王。

    红军来了

    红军来了，

    人人叫好。

    老二来了，

    个个逃跑。

    遵义民歌

    （李永兴收集整理）

    注：“老二”：指反动派军队。

    红军好比亲爹娘

    红军来到落邦场，

    土豪恶霸尽跑光，

    穷人从此有依靠，

    红军好比亲爹娘。

    （以下几首民谣是桐梓县东山乡灯塔社石玉清于红军长征经过当地时编的，他当时是雇工，一共编了五六十首，这就是其中的几首。）

    红军来了不再愁

    穿也愁来吃也愁，

    口袋搭在扁担头，

    找一碗来吃一碗，

    红军来了不再愁。

    （石玉清唱 饶天锦记）

    有朝红军捉到你

    我乡有个活阎王，

    抓人派款起洋房。

    有朝红军捉到你，

    叫你性命活不长。

    穷人都去当红军

    苏维埃，工农兵，

    穷人都去当红军；

    没得房的有房住，

    没得田的有田耕。

    高呼万岁毛泽东

    三月里来桃花红，

    中国红军庆大同。

    家家都做桃花酒，

    高呼万岁毛泽东。

    今晚点灯亮晶晶

    昨晚点灯灯不亮，

    今晚点灯亮晶晶；

    皆因红军来到此，

    穷人个个好热心。

    红军恩情比天高

    三五年，腊月间，

    风吹乌云见青天，

    白军听说红军到，

    夹起尾巴喊皇天。

    红旗飘，红军到，

    干人个个都欢笑；

    财主金银分不完，

    猪牛羊羔随你要。

    红军好，红军好，

    打富济贫变世道，

    家家户户都在说，

    红军恩情比天高。

    遵义龙坑场民歌

    （毛梁收集）

    盼望红军早回来

    穷人在世辛苦多，

    好比牛马爬大坡；

    借人五斗还一石，

    算来本少利还多。

    地狱生活真难挨，

    盼望红军早回来，

    打倒土豪和恶霸，

    穷人才能把头抬。

    （遵义县龙坪区大高乡民歌李建学收集）

    工农红军为穷人

    工农红军为穷人，

    打倒土豪与劣绅，

    铲除贪官与污吏，

    受苦百姓得翻身。

    红军真是大救星

    红军真是大救星，

    要救百姓出火坑，

    惟愿长久打胜仗，

    彻底消灭遭殃军。

    注：“遭殃军”：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军”。

    吓得黔军魂魄飞

    红军到时开蜡梅，

    好像平地一声雷，

    吓得川军打战战，

    吓得黔军魂魄飞。

    穷人把田分

    红军来临，

    百姓欢迎，

    打倒土豪，

    骇死劣绅，

    实行土地法，

    穷人把田分。

    赤水县民歌（胡其收集）

    幸亏来了共产党

    乌云满布无晴天，

    日子越过越困难，

    家中有点盐和米，

    白军一见就抢完。

    甲子乙丑那一年，

    天灾人祸都齐全，

    搀起锅来无米下，

    老板还在追佃钱。

    月月有个十五日，

    日日有个正午时，

    唯有干人苦中苦，

    不能生来不能死。

    苛捐杂税付不尽，

    派粮派款难应承，

    不是红军兵马到，

    老小一定活不成。

    一九三五那一年，

    拉丁拉兵都齐全。

    幸亏来了共产党，

    一家老小才团员。

    遵义县老花灯

    （艺人蔡恒昌唱）

    大家起来当红军

    一更里来月儿升，

    手扶窗栏想红军，

    北斗星宿常常见，

    红军一去杳无音。

    二更里来月儿清，

    穷人一心想红军。

    刚刚分别三年整，

    百姓家里比水清。

    三更里来月当中，

    乡堡劣绅硬是凶，

    朝朝暮暮施诡计，

    杀害多少穷弟兄。

    四更里来月发黄，

    想念红军快断肠，

    想起当年红军在，

    打倒土豪喜洋洋。

    五更里来月色昏，

    越思越想怒气生，

    拿起锄头反压榨，

    大家起来当红军。

    鞭炮锣鼓迎红军

    红军打仗为穷人，

    穷人分得金和银，

    家家门前贴对子，

    鞭炮锣鼓迎红军。

    遵义县团溪民歌

    当上红军人人爱

    吃菜要吃白菜心，

    当兵就要当红军。

    当上红军人人爱，

    为国为民立功勋。

    十七十八穷弟兄，

    放下锄头当红军，

    打倒土豪分田地，

    穷人个个得翻身。

    红军开到遵义城，

    打富济贫为穷人，

    穷人跟着共产党，

    哪怕土豪和劣绅。

    （遵义县红军战士罗太黄唱毛梁收集）

    家家过年贴对子

    红军政策真英明，

    财主钱粮分干人。

    家家过年贴对子，

    庆贺穷人大翻身。

    红军打仗为穷人，

    穷人一心跟红军，

    军民团结力量大，

    蒋介石算啥子人！

    遵义县蔡恒昌唱

    （毛梁记录）

    双手拉住我的手

    一更一点金鸡鸣，

    红军来到我家门，

    老红军，笑吟吟，

    开口喊声老乡们，

    双手拉住我的手，

    问我姓啥叫何名。

    二更二点金鸡扑，

    红军住在我家屋，

    住楼上，住楼下，

    堂屋中间煮饭吃，

    不分军士和民众，

    大家搞得很闹热。

    三更三点好月色，

    召集穷人组农协；

    搞宣传，讲政策，

    要打土豪反压迫。

    穷人听见哈哈笑，

    又分田地与住宅。

    四更四点月儿低。

    蒋匪特务探消息，

    蒋匪军，一大群，

    想把红军来消灭；

    赤色部队组民众，

    军民团结打游击。

    五更五点天色明，

    四面八方起炮声，

    蒋匪军，吓掉魂，

    一气跑了十里程。

    红军夺来枪与炮，

    胜利归回黄家村。

    （遵义县农兴乡黄廷贵收集）注：1935年1月间，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县黄家寨，老农民黄××就编了这首民歌。

    （选自《革命歌曲歌谣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唱红军（山歌）

    （遵义铁匠蒋锡臣唱）

    建立中华苏维埃

    甲戌年，红军来，

    建立中华苏维埃，

    干人翻身把权掌，

    专打豪绅和老财。

    过路红军有多少

    甲戌年红军过大桥，

    过了七天过不了，

    我向河水来打听：

    “过路红军有多少？”

    河水不说又不讲，

    哗哗啦啦只是笑。

    我向树林来打听；

    “过路红军有多少？”

    树林不答也不应，

    欢欢喜喜把身摇。

    岩鹰飞来把话讲，

    指着蓝天对我道：

    “天上星星有多少，

    过路红军有多少！”

    小伙争把红军当

    红旗插上红花岗，

    干人见了红太阳，

    姑娘争洗红军衣，

    小伙争把红军当。

    要把白匪消灭光

    远远听到马铃响，

    队队马帮下山岗，

    问你马帮驮啥子？

    马帮驮的红军枪。

    红军炮，红军枪，

    要把白匪消灭光。

    红军教我唱军歌

    甲戌年，红军过，

    红军教我唱军歌，

    我唱军歌声音大，

    歌声飞过九重坡，

    干人听见心欢喜，

    豪绅听见打哆嗦。

    梭镖断了拿来接

    早打铁，晚打铁，

    从早一直打到黑，

    红军同志哥哎！

    马刀钝了来安钢，

    梭镖断了拿来接。

    一句标语一杆枪

    白粉墙，绿粉墙，

    家家粉墙玉光光，

    红军写下红标语，

    一句标语一杆枪。

    人人都唱红军歌

    黔北山歌遍山坡，

    人人都唱红军歌，

    红军虽走山歌在，

    娄山唱到乌江河。

    啥时再回还

    柞蚕上树又裹茧，

    月亮缺了又团圆，

    茶花三开又三谢，

    红军离去已三年。

    亲人哎！

    啥时再回还？

    ③花灯

    说唐二

    唐二：嘿！

    红军来到遵义城，老唐一见笑吟吟，

    人人都说红军好，打富济贫为百姓。

    雄兵百万一条心，朱毛就是领头人。

    延安太阳金灿灿

    听说红军到延安，

    延安太阳金灿灿。

    延安的太阳哎！

    千里照到乌江边。

    （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贵州省群众艺术馆搜集整理）

    附记：

    蒋锡臣同志，遵义县人，城市贫民。红军长征路过遵义时，曾为红军修理枪支，打大刀。他略识字，能读粗浅的书报，喜爱唱山歌，随口编唱，是一个山唱手。他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自从红军过后，就念念不忘；至今提起，仍眉飞色舞。我们这次搜集红军传说故事、歌谣时，经南白镇党委会介绍，搜集他歌颂红军的歌谣七十多首。这里发表的十首是经过我们略作整理并加以组织的。原载《山花》1964年8月号。

    还有贺家三兄妹[167]，来帮干人闹翻身。众人：（帮唱末句）来帮干人闹翻身啰……

    （锣鼓牌“单剪刀架”，唐二起舞。）

    唐二：嘿！

    唐二说得笑哈哈，

    唱灯祝贺主人家。

    梁山伯，祝英台，

    玩灯娘子请进来。

    幺妹（幕内应声）：来了！

    （锣鼓牌“双剪刀架”，幺妹舞蹈上场）

    ④诗歌

    忆秦娥·娄山关

    毛泽东

    1935年2月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西江月·遵义大捷

    张爱萍

    1935年2月

    抢夺娄山天险，直下遵义月明。

    鏖战竟日老鸦岭，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胜，转战历数艰辛。

    欢声动地如雷鸣，远望万山横亘。

    （四）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论选

    1.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

    杨尚昆

    同志们：

    今天是遵义会议五十周年。我们许多参加长征、直接或间接经历遵义会议的老同志，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较年轻的同志，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来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心情都很激动。耀邦同志让我在这个会上讲几句话，我作为一个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很高兴同大家一起谈谈自己的心情和感想。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党和军队经历过许多伟大的斗争，既经历过无数激动人心的巨大胜利，也经历过不少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我们党的伟大，就在于每次严重挫折，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转危为安，以更加旺盛的战斗力，按照正确的方向，继续不畏险阻地向前迈进。从我们党的历史看，经历过三次伟大的转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是第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第二个伟大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三个伟大的转折点。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刘伯承同志，聂荣臻同志，以及其他的有关同志，许多参加长征的老同志，都对这次伟大的转折保留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以这次伟大转折的丰富经验指导着今天的伟大转折。

    同志们知道，一九三一年一月，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二年初，“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者，在当时的中央根据地改变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路线，实行一条完全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他们主张以阵地战来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同敌人拼消耗。同时，在反对右倾的借口下，“改造”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到一九三三年底，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在军事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是进一步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政策。

    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主持人，不顾中国革命实践的种种错误作法，不仅无法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而且使红军力量大为削弱，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由于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抢渡湘江后，中央红军的主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并且无法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提出避开敌军主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采纳了这个正确方针，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占领遵义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力量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正如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不久，即着手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探索多次遭受失败的教训，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不朽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著作中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实事求是。为了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着重组织了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要求大家首先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如果不弄清中国的实际状况，不从实际出发，而只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引用它的片言只语，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那不仅对革命没有用处，而且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葬送革命。我们党领导的无数次斗争，都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大家熟悉的，从一九四二年开始，我们党开始了整风运动，即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法，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从党内指导思想上来解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经过整风运动，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全党的旗帜，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南。从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经过十年多的时间，比较完善地深入地解决了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的力量就成百倍地壮大起来，在各种斗争中战无不胜。

    经验证明，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端正与否，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在座的各位都清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从危难中得以新生。但是由于“两个凡是”和极“左”理论的干扰，使我们党和国家步履艰难地徘徊了两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际主持下，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次会议，使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次会议如同遵义会议一样作为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六年中，我们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党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深入人心。归根到底，这是我们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确立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又抛弃了原来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不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和僵化模式，在振兴国内经济、发展对外关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都创造性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行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针、政策，使农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第一期整党工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总之，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令人兴奋的好成绩，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对于这一事实，邓小平同志概括地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成立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水平空前提高。我们既有成千上万经过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又有数以百万计的朝气蓬勃、知识丰富、年轻有为的新同志。更重要的是我们党还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掌握正确路线的、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我们的事业方兴未艾，前途光明灿烂。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大量新事物、新知识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重新学习。我们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就是要牢牢记住“左”的路线给我们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就是要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同志们，我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纪念遵义会议，感想是很多的。我深深感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这个真理的指引之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1985年1月18日。《丰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转载）

    2.遵义会议前后

    罗明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中央红军长征至贵州遵义。党中央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迄今已五十周年了。现在，我谨以自己经历的见闻和感受，写成这篇回忆，纪念遵义会议所取得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前四年，是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统治党中央的四年。在这四年间，存在着王明等对毛主席和广大党员的“无情打击”；也存在着毛主席和广大党员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但“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

    一

    一九三〇年九月间，即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后，我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央通知调我到上海等待分配工作。我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到达上海。通过组织关系，得悉中央于一月七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是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为议题召开的。在会上，王明等指责立三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通过会议，王明在新成立的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

    王明等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所谓犯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又以反右倾主义，错误的打击了一直在白区坚持党工作的何孟雄等同志。不久，何孟雄等同志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光荣牺牲。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同志为此事对王明极为不满。

    会后，中央宣传部长来和我谈话，指责我在福建执行立三路线。我认为福建省委没有完全执行立三路线。一九三〇年六月下旬，立三路线统治中央时，福建省委主要常委认为厦门、福州等中心城市的工运恢复不久，没有条件举行工人武装暴动，也不同意闽西苏区归广东领导及调红军打东江。将上述意见上报中央后，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右倾保守。八月六日在厦门成立五省行动委员会，举行飞行集会，犯了“左”倾的错误。但我们没有准备和举行工人武装暴动，事实证明福建省委没有完全执行立三路线。中央宣传部长认为福建在农村开展游击战，就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立三路线，警告我，如不承认完全执行立三路线，就不分配我的工作。三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去闽粤赣边苏区参加武装斗争，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于四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目的地。我从中央宣传部长的谈话和得悉的情况中，看出王明等人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存在宗派主义。他们为了提拔他们一派的干部，对执行立三路线的干部，不论执行的程度如何，都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处分。对我如此，对其他各地的同志也是如此。当时，在上海反对王明和王明路线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有的被下放到工厂，有的被中断党的组织关系。中央还派了许多代表团到各省、各苏区去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在各地“改造各级党的组织”，推行王明路线，打击了许多同志，使各地党的工作遭受严重的损失。

    二

    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我到达闽粤赣边苏区，这里实际上就是闽西苏区。特委设在永定县虎岗山上，邓发同志任书记，李明光同志任宣传部长，我来此后任组织部长。此时，适值二次反“围剿”战争，不久敌人进攻虎岗，特委退上杭白砂。到了三次反“围剿”，地方红军打下汀州，闽西苏区就与江西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九三一年四月和七月，指挥中央红军，接连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兵力的三次“围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福建苏区扩大达十余县。一九三二年二月，遵照毛主席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福建苏区召开了党代会，成立了福建省委，我任代理书记。二月十八日，举行了福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张鼎丞同志任主席。

    四月一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红军东路军总部来汀州，通知我召开省委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宣布红军决定攻打漳州，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阀张贞的四十九师，收缴其军用物资。周副主席指示福建苏区要做好后勤支前工作。会后，毛主席向省委提出，要我随红军去进攻漳州与漳厦地方党联系，取得配合。四月二十日，东路军攻下漳州，消灭四十九师大部，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六月初，红军胜利回师。这是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又一次大胜利。

    上述革命战争胜利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对此大为不满，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在瑞金召开“赣南会议”，把毛主席正确的主张诬蔑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并开始排挤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到了一九三二年十月初，临时中央又在“宁都会议”上批评毛主席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并把毛主席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后，调毛主席做政府工作，撤销了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去中央苏区瑞金经过汀州时，在对福建省委的讲话中曾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和东北三省，激起全国人民抗日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斗争。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红军攻占漳州，宣布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支持上海工人、各界人民和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红军表示坚决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抗日，并愿与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合作进行抗日战争。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不甘心三次“围剿”的失败，从一九三二年六月起，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重新调集六十三万兵力向各苏区进攻，发动第四次“围剿”。八月初，毛主席在汀州福音医院找我去谈话，说敌人再次向我们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不可怕。他总结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认为第四次反“围剿”中福建和江西一样要加紧开展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次日，省委开会一致表示拥护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并决定我为特派员到杭永岩老区、边区去开展地方游击战争，打击驻漳州十九路军一个师的进攻。我到上杭后，与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同志商量，决定以上杭白砂为中心，在杭永岩三县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我们先后取得了三次胜利，一是攻克永定县城，消灭一部分敌人，并保护了交通线；二是攻击上杭县城，袭击以一个军团的兵力进占的白砂广东军阀，迫使敌人撤退。我们乘胜追击，敌人伤亡惨重；三是在驻永定县城的十九路军一个团向白砂进攻途中，对其进行伏击。敌人伤亡很大，向龙岩溃退。经此三次胜利，干部和群众更加相信自己可以抗击强大敌人的进攻，从此上杭、永定局势比较稳定。这是毛主席英明指示的胜利。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于白色恐怖和王明路线的错误，使白区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失，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十二月中旬，他们经永定到上杭白砂时，与我谈话，指责我是省委代理书记，不应来此三县开展游击战争；对我们游击战争打开的胜利局面，不仅不称赞不支持，反而批评我们红军独立团不正规。我和县委同志对此都有意见。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临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到达瑞金。二月八日，苏区中央局决定“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限令一个月内，闽赣苏区必须送新战士一万人（赣八千、闽三千）[168]到前方；号召“每个工农分子武装起来到红军去”，“要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他们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的界限，提出一些“左”的主张，并说这是“党的进攻路线”。

    在猛烈扩大红军的紧急命令下，杭永县独立团、区独立连连人带枪都被编入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走，三个县城的十九路军和其它军阀便趁机汇合进攻上杭白砂。县各机关暂时撤退到“旧县”。各县区动员群众和地方武装从四面八方袭击白砂敌人，才迫使敌人退出。

    苏区中央局于二月十日派特派员来汀州检查福建省委工作，二月十五日就作出结论，说：“省委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说是“与党的进攻路线相反的退却逃跑或纯粹防御路线”，决定“立即撤销罗明同志代理书记及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并通知我赶回瑞金检查。我在瑞金受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和辩论之后，才明白临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正如以后毛主席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所说的，“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事实证明，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就是继“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给以再次彻底的否定。此后不久，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成立人民委员会，张闻天同志为主席，直接领导各部工作，架空了毛主席的领导。

    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三月初，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指挥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运用毛主席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歼敌近三个师，俘敌师长二人，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反对“罗明路线”所取得的胜利，于是更加扩大和深入地进行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四月十五日，在《斗争》报上又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把斗争矛头指向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和江西省委。当时，我已调到瑞金中央党校任教育处长，曾向中央宣传部长提出，我以前没有在江西工作，为何说“罗明路线在江西”？他回答说：“错误一样，所以同样批判。”五月四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五月五日，苏区中央局又批准“江西省委对邓、毛、谢、古四位同志二次申请的决议”，决定继续对上列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样大反“罗明路线”，使从福建到江西，从中央苏区到各苏区以至全国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受其害，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更加横行，声势也更加扩大了。

    四

    我们中央党校的同志都极关心中央红军的胜利和作战动向。一九三三年夏，得悉蒋介石国民党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求得德、意、美帝国主义及其军事顾问的支援，经过几个月的策划和准备，于九月下旬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各苏区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以五十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进攻。我们还得悉敌人这次进攻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结合政治清乡和经济封锁，步步为营，由北向南，在占领苏区黎川后，向着广昌的方向进攻。

    当时，敌机常来空袭瑞金和各县城，中央各机关和中央党校从瑞金叶坪搬至沙洲坝一带，加紧工作和防空。我们对中央反五次“围剿”的战略极为关心。十月初，前方传来中央红军消灭敌人三个团、俘敌旅长一人的捷报，大家都十分高兴。后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实行“不丧失苏区一寸土”、“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案，进攻白区中敌人有重兵扼守的据点，接连遭到失败。随后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用阵地战、正规战与敌人硬拼，使英勇善战的红军步步退却，大受挫折。

    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与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震动蒋家王朝的“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事变前，他们曾先后两次派代表徐名鸿等到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总部谈判，并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毛主席很赞成和他们合作共同抗日反蒋。当时政府和红军派张云逸、潘汉年等同志前往福州与十九路军联络，同时由中央局派我和谢小梅前往厦门、福州领导党组织推动地方群众工作。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中央局指示，并实行开展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加强党的发展和秘密工作。在十九路军派代表到瑞金订立抗日反蒋协定时，毛主席提出红军主力“应该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找作战”，迫使包围中央苏区的敌人回援其后方。这样红军就可与十九路军配合打击蒋介石的进攻，趁机消灭一部分敌人，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采纳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对十九路军不给予应有的援助。蒋介石遂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前后集中陆空军的力量对十九路军猛烈围攻，加上十九路军内部存在矛盾，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

    在闽北战争紧张时，我方军事联络员先离开福州。我和谢小梅两人也在得到中央局紧急通知后赶回瑞金。大家都亲眼看到蒋介石在摧毁十九路军之后，又调军队回头来加紧“围剿”中央苏区，使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更加艰难。

    我回党校后，曾向领导和同学汇报在厦门福州的工作，总结福建事变的教训，认为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不听毛主席的良计，坐失了良机。我中央人民政府和工农红军军委于一九三三年一月曾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合作抗日的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大家都认为中央领导在对待“福建事变”上公开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临时中央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是中国“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会议在反右倾的纲领下，进一步打击排斥了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四月间，敌人进占广昌。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左”倾冒险主义者又指挥红军“分兵六路”全线防御，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苏区又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中央苏区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紧张时刻，中央军委决定派几个独立团到敌人后方发动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方方同志在瑞金接受任务率领独立红军第九团前往福建永安，开展游击战争。

    七月间，军事领导又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寻淮洲、粟裕、乐少华等同志领导的七军团，七月七日从瑞金出发，中央党校调了孟平等许多同志参加，组成抗日先遣队向闽北、闽东、浙西前进，打击了敌人，但未能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八月间，中央局又命令任弼时（前中央局派去湘赣苏区）、王震、萧克等同志率领六军团到湘西与贺龙同志的二军团会合，配合中央苏区的作战行动。

    九月间，敌人依靠堡垒政策，步步进迫，我方被动应战。毛主席提出以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外线湖南，在运动战中加以消灭。这一建议又遭到“左”倾领导的拒绝，中央苏区形势更加恶劣。

    十月间，兴国、宁都、石城等县相继被敌人占领，中央局领导人惊慌失措，又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转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这个决定绝对保密，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也不得而知。

    战争形势日渐紧张，中央党校几个月来在董必武校长的领导下，对学员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上前线与敌人作战。有一次，中央局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我选出五百个学员，条件是政治坚定，有工作能力，身体好，能走路，说是要从中抽选一部分人乘船去苏联学习，并要我保密。选好后，李部长来查点名单，问我有没有对学员说明去处。我说，我对学员讲的是将要派去四川红四方面军工作，他笑了一下。所选的学员有三百余人陆续送去红军部队，还有一百余人等候调动。

    有一次李维汉部长来对我说，中央决定调我到红军部队工作，要我从医院接回谢小梅，准备一起调动。谢这时刚生一女，孩子还未满月。接回来后，我们就把女孩送给附近红军家属。他们很高兴，我们很感谢。

    十月十二日，中央局通知我去参加紧急会议。到会的人很多，负责同志宣布战事紧张，主力红军将突围转移，中央苏区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同志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宣布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留下的红军在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边区继续进行反“围剿”的战争。会上还宣布命令：接到通知的人，回去立即准备随军行动。

    十五日下午，李部长派人通知我和中央党校学员一百余人到沙洲坝一个大坪集合，自带晚饭，准备于黄昏时行军。

    出发前，《红色中华》发表洛甫同志写的文章“一切为了苏维埃”，内容是说明准备总反攻的任务。大家看了，认为决战的时候到了，出发时才知道是中央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转移阵地。在这以前，十月十一日，军委朱德、周恩来同志就已发布长征行动的命令，但还是保密。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世界上闻名的长征开始了。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及后勤机关共八万余人举行长征。

    我和中央党校学员一百余人一起，编入中央后勤纵队，在政治部任联络和宣传工作。离开瑞金时，苏区群众在附近目送着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我们中央纵队在中间行动，右有三军团，左有一军团，后有五军团担任后卫。中央后勤纵队人很多，携带的物资也很多，其中包括军工和印刷的机器，以及X光机等，走得很慢，有时一天才走二三十里，常常夜行军。

    红军英勇善战，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起，一军团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中央纵队的人员通过封锁线时，都很顺利，没有受到敌人的袭击。

    到达湖南宜章后，部队休息了两三天。湘南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要求派干部。李维汉部长叫我在中央党校学员队中，选调了五位同志，和几位病员留在当地工作。从出发以来，我和几个同志在政治部领导下，对纵队人员和各路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并收容掉队人员，常常很迟才到达宿营点。

    最紧张最困难的是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那时，蒋介石的周浑元部几个师在我们后面紧追，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尽管有矛盾，但都在堵击我们。红一军团和三军团英勇作战，保卫了中央纵队，使中央纵队顺利地渡过湘江。大约在十二月初，红军为掩护中央纵队各机关与四面的敌军激烈作战，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中央红军主力和各机关从江西出发以来，由于沿途减员和湘江激战，这时队伍只剩下不足四万人。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战斗，证明红军是坚不可摧的，同时也说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十二月中旬，红军在通道县休整。我听到干部对领导提的很多意见。一日，我专去看望毛主席，适值洛甫同志来向毛主席汇报。我和傅连暲医生在厅外听见他们的谈话。洛甫同志说这次渡湘江作战损失大，困难多，很难办。毛主席听了很镇定地说，我以前提了几个意见，你们都不听，现在应改变原有计划，不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因为敌人已埋伏三四十万兵力准备消灭我们；我们应坚决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否则难于设想。我和傅医生听了很高兴，认为毛主席已提出正确的进军方向。过了三日，红军就攻占黎平。听说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了会议，大家见面都感到高兴！

    十二月十八日，军委为充实战斗部队，紧缩机关，下令把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同志任司令，陈云同志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同志任副司令员。黎平会议后，我们每日行军三五十里，经过锦屏、剑河、施秉、黄平，又经牛场、瓮安到了余庆一带，再前进到龙溪江界口宿营，等待渡乌江，并在此欢度一九三五年元旦。自从按照毛主席的主张向贵州进军以来，红军声势大，敌人受到打击就闻风而逃，这样纵队行军有较多时间休息，大家都很高兴。行军时，我还是在纵队后面做收容工作。

    一九三五年元旦后，军委纵队进至乌江浮桥边。朱德总司令站在桥头上微笑着，表示欢迎大家渡过乌江这个天险，我们都举手表示尊敬。纵队渡过乌江后在茅坪宿营。在此得到好消息——一军团的一个师在歼灭一股敌人后，智取遵义城。

    一月九日，军委纵队进遵义城，按上级通知在这里休息十二天。大家长途行军后能在此休息，与各队同志见面谈话，都很高兴。

    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南渡乌江，直达省会贵阳；北经桐梓，可到四川重庆。全城分新旧两城，中隔小河，由石桥连接。新城是商业区，物资丰富，来往人多，颇为热闹。旧城设立官府衙，又是住宅区，住户很多。

    红军进城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久受土著小军阀的压迫剥削，第一次看见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自动称红军为“红兵”、“神兵”，见到红军便高呼“欢迎红军！”，“共产党万岁！”教师学生组织宣传队，贴标语、呼口号，商人开店营业，鸣放鞭炮。标语口号的内容是“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苛捐杂税”，“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中国人民解放万岁”，等等。

    纵队同志奉总政治部命令，对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工会、学生会召开了群众大会，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各界人民和各方军队共同抗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随后，纵队的同志协助遵义各种群众团体召开代表会议，成立新的革命政权——遵义县人民革命委员会。纵队同志还奉命在遵义进行扩大红军工作，在短短十二天中，就有数千工人、农民参加红军，成绩很大！

    在占领遵义期间，党中央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是：

    第一，总结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和长征中的严重错误和教训，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第二，肯定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确立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第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下全国经济面临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不是低落而是在继续发展，中国各个苏区红军的活跃和胜利说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有着深厚的源泉，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第四，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遵义和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四川成都西南和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第五，认为纠正党内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可使党更加团结，领导的威信更加提高，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同时认为在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听到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之后，我们深刻认识到遵义会议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六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精神传达以后，全军极为振奋。中央纵队同志满怀信心和决心，认为中央主力红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挥下，运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一定能扭转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打出一个新局面。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当时，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准备以重庆上游从宜宾到泸州一线为渡长江地点。从一月十八日起，在毛主席指挥下，各军团先后离开遵义和其他驻地，一军团向西走，三军团经仁怀向北走，其他军团和军委纵队也随后开动，同向赤水城前进。

    一军团先进攻习水县土城，准备再前进攻赤水城，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后到土城。蒋介石得悉我军从遵义北上，集结重兵到川黔边境布防，并派部队增援赤水城，以阻止红军渡长江。一军团在赤水城外与敌人对峙，久攻不下，而四川敌人又增派兵力赶至土城。毛主席指挥三军团与五军团等在土城与敌人激战，由于敌人占领有利地形转守为攻，我军处境困难，未能歼灭敌人，而自己也有损失。在此情况下，毛主席下令退出战斗，向西渡过赤水河，进川南的古蔺、叙永、兴文等地，预定到长宁集中，准备在宜宾附近渡长江。

    红军在山道上行军，困难很多，而敌人则集中很大兵力由宜宾赶至长宁一带。于是毛主席毅然决定暂缓渡长江，改为在川黔滇边区实行机动作战，指挥红军向威信（扎西）地区集中。后来四川敌人由北向南，配合云南敌人乘势向威信压来。毛主席又立即指挥红军突然回戈向东，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河。

    当时，红军在赤水河来来去去，调动了大批的敌人。为了使部队作战更加机动灵活，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把一些过重的火炮和辎重沉到赤水河中。

    在红军两次渡赤水河的前后，一、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向红军经过的地方的群众做了很多宣传和组织工作，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特别是在川南的土城叙永、古蔺及川黔滇边区，当地的兄弟民族、工农和各界群众长期遭受土著军阀残酷的剥削、压迫，对为贫苦人民群众谋解放的工农红军很乐于接近，很快就接受了我们有关政策的宣传。他们积极为红军带路、送情报，送子弟参军。

    遵义战役胜利后，敌薛岳纵队又北渡乌江向遵义袭来。为了迷惑敌人，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放弃遵义，攻占茅台并在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再次进占古蔺。敌人随后紧追，毛主席又指挥红军突然向东，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河。当我军进占古蔺时，敌人以为红军还是要北上渡长江，赶紧改变部署。红军四渡赤水河，向南突进，把敌人远远丢在北线。我军在遵义与茅台之间进至乌江边，并渡江直迫贵阳，这一行动出敌意料之外，贵阳守敌惊得关闭城门。我军从贵阳城郊东进贵定，又向西南绕过贵阳，吓得蒋介石在贵阳坐立不安。我军又佯向东行动，敌人以为我军又要与湘西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下命令急调云南军队来贵州。此时，毛主席又指挥红军向云南挺进，云南守敌空虚，怕我红军进攻昆明，不敢出战。这样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我在娄山关受伤后，一直随军行动。渡过北盘江后，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找我谈话说，你受重伤，流血过多，身体虽有好转，但还不能长行军急行军，中央要你留下。我表示愿意随军行动，也能随军行动。陈云同志又说红军决定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要留我在贵阳郊区搞农运工作。我表示服从分配。然后，他说朱×在贵阳搞工运，你和谢小梅在市郊搞农运，由朱领导，经费和路费由朱掌管分配，由一川籍老人带路去贵阳。谈话后，四人离开部队，朝着贵阳的方向行进。

    我随军转战，参加了毛主席指挥的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对比，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在四渡赤水河的运动战中，毛主席指挥红军三万多人，调动和打击从四面追堵、包围的四五十万敌军，而且仍然保持实力，继续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北上抗日，这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奇观。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169]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河的战役，就是马列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是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上创造的新的作战方法的具体运用；是战略上以少胜多，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正如后来陈毅同志所说的：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后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中的一个伟大的胜利。（作者工作单位 广东人大常委会）

    （《丰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3.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黄允升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70]我们党“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经验，从局部上始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独创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八七”会议总方针和中共六大决议，先在局部地区，把“枪杆子”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抵制中央“城市中心论”和“左”倾冒险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中，独立自主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然而，被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所全盘否定，招致革命的失败。

    我党“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经验，从全局上则开始于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

    一、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开始批判“左”倾教条主义

    遵义会议，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领导，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起到1943年止，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直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的中国革命；创造性地解决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使命。

    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抵制了主张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教条主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摸索中国革命“走自己的道路”。1929年初，党中央依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关于“分散红军”“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的指示，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二月来信”，要求分散红军和调朱德、毛泽东到中央。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从本地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提出红军不能分散，朱、毛暂不能离开红军。当时党中央采纳了这个正确提议。但是，刚从苏联学习回国、被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以中央代表自居，极力宣传：“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长期存在”“要分散于乡村中”等；并指责毛泽东为不服从中央调动、自创原则的“反中央派”。这在红四军中造成极大混乱。毛泽东6月在《给林彪的信》中，除阐明党领导军队的原则等外，集中批判从远方搬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即教条主义），指出形式主义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为了纠正和克服这条错误的思想路线，在同年年底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两条：“（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71]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进一步把这两条统一起来，批评那种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照抄照搬、连一个字都不能改的“本本主义”，初步形成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72]，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上台的王明在把持中央后更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仅不采纳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而指责它为“农民的落后思想”，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等。他们向各根据地派代表推行四中全会确定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到赣南会议，中央代表团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吓住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会议通过了由他们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等。决议案把毛泽东总结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指责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经验论”；进而以共产国际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指示为标准，提出“要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照搬苏联红军单一首长制，突出政委权力，否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并把《古田会议决议》确定“党指挥枪”的原则当作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遗毒来批，把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指责为忽视“堡垒战”“街市战”的“游击主义”。总之，从根本上扼杀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王明、博古等通过宁都会议和六届五中全会，从组织上剥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政军的领导权。

    遵义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战胜博古、李德军事教条主义，拨正了红军的战略方向。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一起行军，一同宿营，经常交谈党和红军的问题，分析反五次“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在红军损失过半的严重关头，他向中央提出讨论红军失败的问题，同时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从红军电台截获敌台军令电报中掌握敌军部署，判明蒋介石已经了解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从搜集的敌伪报纸中得知黔军分派且“双枪兵”（钢枪和鸦片烟枪）无战斗力。这样，毛泽东在通道县举行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实事求是地提出改变博古、李德坚持的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力主西进贵州，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了转兵贵州的决定。中央红军主力西进贵州，攻占黎平。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会议，仍然讨论红军战略方向问题。会议采纳毛泽东继续西进的主张，否定博古、李德坚持北上的原定计划，并做出正式的文字决定。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思想战胜“左”倾教条主义的结果，为在遵义会议上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直接的准备。

    遵义会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着重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在发言中，毛泽东和几位军事指挥员都指出：李德等不顾中国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等实际情况，照搬外国的阵地战、堡垒战；并且只知道在房间里纸上谈兵，用地图、照军事条令指挥战斗，既不考虑指战员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又不考虑是平地、山川或河流，还限定时间打仗，使前方指挥员一点机动余地都没有，当然是要失败的。这样的说理批评，得到与会者绝大多数的赞同，但也有个别同志用反批评的方式来支持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指斥：毛泽东打仗方法“也不高明”，无非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毛泽东批驳说：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么能照书本去打呢？我不是反对理论，理论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只看过《三国演义》，还没有看《孙子兵法》（直到陕北才找来看）。

    遵义会议是按实事求是思想原则解决问题的。在当时没有根据地、战争紧急情况下，不可能几天会议就解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全部问题，只能从稳定中央领导、团结对敌这个大局出发，将解决问题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政治路线问题暂缓，以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也就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二、确定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还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的确立。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把失败的主因归于敌强我弱和各根据地配合不当等客观方面，为自己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辩护。周恩来作副报告，批评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把自己摆进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理论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阐述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用陈云后来的话说，“毛泽东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173]毛泽东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的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174]他还以前四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打胜仗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解。张闻天、王稼祥等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批评，并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获得了朱德、刘少奇、陈云等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张闻天受会议委托，主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这个《决议》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长期斗争做出了正确的结论。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原因”[175]；而这种单纯防御理论，来源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不了解。《决议》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敌强我弱、长期持久、内线作战等特点出发，肯定了毛泽东总结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批判了李德等军事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错误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决议》分析说，敌人第五次“围剿”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中央根据地，最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针对敌军的这种战略战术，应当采取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战术原则来对付，即：“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176]可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军事指挥者，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样，就使得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奏效，使我们主力红军遭受损失，中央根据地越来越小，并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在批判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同时，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开辟中央根据地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路线。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成为党中央集体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为中国革命不断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组织问题并转变党的干部政策

    在遵义会议上，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此前，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尤其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的更替，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干预下解决的。撤掉陈独秀的总书记是如此，中共六大选举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也是如此，王明上台主持党中央工作和博古成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更是如此。遵义会议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形成了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所以能够如此，固然同当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有关，但主要的是我们党已经成熟，有可能正确地选择党中央的领袖人物。即便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在场，也毫不受影响。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解决党中央组织问题，黎平、猴场会议已作了准备。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采纳毛泽东指出、得到大家赞同的继续西进主张，通过了正式决定。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决定”翻译成俄文，亲自送给军事顾问李德过目。李德以“太上皇”姿态，对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大怒，对中央决定先到遵义地区大为不满。周恩来面对李德对中共中央决议的恶劣态度忍无可忍，也发了火，严厉地批评了他。博古知道此事后，也对周恩来首次说“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会议决定中才可能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否定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之上的“三人团”的指挥权。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77]

    遵义会议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军委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78]又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的核心地位，这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意义。

    会后，根据会议决定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原则，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全军最高统帅部，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军事指挥小组，表明新的中央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遵义会议不仅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而且开始转变干部政策，完全否定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纠正了过去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一方面，对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分清是非，并从组织领导上作适当调整；另一方面，又不只是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主要的是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会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找博古谈话，要他接受批评，承认自己的错误，交出总负责人的职务。博古开始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顶着不交权。经过中央同志做工作后，他才交了权。博古虽然不再负党中央的总责，但仍保留在中央政治局内，稍后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领导职务，让他在工作实践中逐渐来认识自己的错误。在正确干部政策指导下，博古等在长征中共同艰苦奋斗，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者斗争中，表现都好。

    过去受王明“左”倾宗派主义者打击、排挤的同志，理所当然地解放出来，适当地、逐步安排了工作。无论是过去受“左”倾宗派主义者打击、迫害的人，还是后来犯错误的领导人，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路线，正确地作了处置和安排。亲身经历遵义会议的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179]。

    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的组织问题，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会议是在电讯中断而无法请示共产国际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是会后中共中央派陈云等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了报告。在同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事实上已经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随后，中央又派任弼时、王稼祥等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1938年夏，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180]，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指出：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181]

    遵义会议从实际情况出发，暂缓解决王明“左”的政治路线问题，直到瓦窑堡会议才基本解决，这并不等于遵义会议时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没有开始。由于会议取消博古、李德把持的“三人团”，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端正了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当然也随之开始实行。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4.遵义会议的光芒永远照耀我们胜利前进（节选）

    ——在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思齐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他们又由冒险主义变为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遭受了更为惨重的损失，党中央和红军几乎陷入绝境。1935年1月，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后，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着重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完成长征和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能墨守教条和照搬外国的经验；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把党建设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和核心。这些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最根本的经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只言片语作为炫耀自己、吓唬别人的工具。他们不懂得中国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不区别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照搬书本、照搬苏联经验，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毛泽东同志最早认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重要性，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观点。但是未引起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重视，以致党内教条主义肆虐，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惨痛代价。从遵义会议开始，全党特别是党的核心领导层，从失败中觉悟到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极端重要性。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遵义会议前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概括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观点，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指引中国革命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然而，要长期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却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50年代后期，由于我们党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某些论点和设想加以教条化，采取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做法，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后来，又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达十年之久的严重错误。直到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才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才有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事业就胜利，就前进；反之，就会遭到挫折，就失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前，我们正在按照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进行着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这同以往的任务比较起来，要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始终如一地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从根本上继承了遵义会议的宝贵经验。

    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基本经验之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经典，极力标榜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确代表”，把建党初期党内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思想推向极端，结果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丧失殆尽。长征途中，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党中央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解决了自己的领导方针和领导组成问题。这是我们党建立以后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成功尝试。这种独立自主的革命精神，带来了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当今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低潮的时期，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是遵义会议开创的独立自主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矛盾、新问题，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又一条基本经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大搞脱离党内外群众的宗派主义，凡是同他们意见不一致、不愿盲目执行其错误路线的，一律强加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使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从黎平会议开始，毛泽东同志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志，争取党内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事实为基础分清是非，并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和领导组成。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十分注意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使之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件大事，要求“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健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我们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格党的纪律。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纪念遵义会议的最好行动。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块丰碑。它的历史功绩、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都是十分丰富而又深远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断把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总结出来，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宝贵精神动力。遵义会议是在贵州召开的，这是我们贵州各族人民的光荣。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继续把握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努力奋斗！

    （《转折——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的成功经验

    谌贻琴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了遵义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转败为胜，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的显著特点，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个特点，反映了我们党的成长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表明了我们党已经具有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能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走向成熟。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60周年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突破陈规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发展，都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密结合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陈规。如果没有列宁突破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才能成功的结论，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中，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变成现实，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突破我们党内当时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转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以前，由于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在革命斗争中，往往是照搬外国的经验。还由于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在处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起过推动和帮助作用，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缺乏具体深入的了解，因而有些指导是不正确的。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做的许多错误决定和指示，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182]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在党内推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极端危险的境地。

    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和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但是，当时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还缺乏统一的理解，许多党员和干部还不善于区别党内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因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未能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到了遵义会议，我们党经过14年艰苦曲折的斗争，广大党员和干部从多次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从革命战争的反复实践中，终于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解放了思想，不再把共产国际代表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不再害怕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在没有共产国际指令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正确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有力地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成功地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说：“只在到了遵义会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183]

    遵义会议的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无论革命和建设，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突被陈规，才能成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提出要“转换脑筋”，“敢闯、敢冒”，以及“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契机，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这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精髓。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陈规，开拓创新，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军事问题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主要指挥者，也是军事教条主义的代表。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却一无所知。然而，他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赏识，得到了当时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同志的信任和重用。极力反对毛泽东等同志过去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反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硬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红军的经验，鼓吹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同敌人打正规战和阵地战，使红军陷入了困境。

    遵义会议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争的具体实践，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指出由于李德“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在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184]会议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李德等在军事上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指出其错误产生的根源：“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的不了解。”[185]会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对红军的战略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形成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军事路线作为我们党的指导路线。这样，才有后来的四渡赤水之战的胜利，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等同志这种不唯上只唯实，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在事实面前，后来李德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186]遵义会议的经验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前提，一旦偏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组织问题

    过去在党内斗争中，存在着过火斗争和单纯强调组织处理的偏向。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着重从思想上、从教育上着眼和解决问题，而是单纯从处罚、从组织上处理和解决问题。由于党内斗争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没有着重从解放思想入手，没有注重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就不可能帮助干部提高思想觉悟水平，因而也就难于帮助干部避免或少犯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进行党内斗争时，教条式地照搬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处理苏联党内矛盾的方式，对反对派和持不同意见者采取过火斗争的方式和不民主作风。对当时不积极拥护、不积极支持“左”倾冒险主义的干部，便扣上“富农路线”、“罗明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两面派”、“取消派”等大帽子，用撤职查办、开除党籍、劳动改造等方式严厉惩办这些干部。

    遵义会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说理批评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一方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例如，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独断专横、宗派主义、惩办主义、毫无自我批评精神等错误，对李德、博古的工作作了适当的调整。但另一方面，会议又不是单纯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党中央没有给犯有错误的同志以惩办，仍然安排他们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这样，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开始纠正了对待党内斗争的错误态度和方法。全党揭露了教条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进一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党中央解放思想，大胆从组织上进行改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行动。表明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坚强的中央领导班子，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历史告诉我们，解放思想，敢于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建设坚强的领导班子，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

    （《转折——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6.遵义会议与党的民主集中制（节选）

    谢荫明 郭淼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失败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的成功，为我们党的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为恢复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了先河。

    遵义会议是我党依靠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党内路线错误的开端，在我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几次路线错误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改正的，不可避免地留下共产国际的痕迹，并不能彻底地肃清其错误。遵义会议是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路线错误的开始，依靠的方法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集中的党组织，没有统一的方针和政策。遵义会议，是群众力量和领导集团集体智慧的胜利，它充分显示了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历史主人翁的精神，显示了自己决定革命运动的伟大力量，而革命的领袖们，来自群众，和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他们集中群众的智慧，才使革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遵义会议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会议不仅揭露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和组织方面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而且着重指出造成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忽视与削弱了集体领导，把战略战术“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187]，指明了加强集体领导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参加的坚强的集体领导班子，从组织上保证了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确立集体领导班子后，常委又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军事，这是当时党和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在实践中形成了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毛泽东。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党的领导集体，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自遵义会议以后，党和红军的重大的决策，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集体制定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188]，领导全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遵义会议树立了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维护党的团结的榜样。毛泽东曾指出：“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189]遵义会议一方面对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的批评与斗争，并从组织上相应作了调整，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另一方面又不单纯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如果忽略了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以后仍会犯同样的错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190]博古仍然担任适当的领导职务，后来他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在党的“七大”上作了检讨。李德自己要求下放到部队去，接触实际了解情况，后来他也承认，“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191]

    遵义会议在战争形势紧迫的情况下，集中解决了当时急待解决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从此，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周围，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成功运用，它留下的丰富经验，至今仍使我们受益。

    （《转折——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7.遵义会议精神研究

    潘健 才忠民 金力军

    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

    摘要：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是一个创新研究课题。“遵义会议精神”可概括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遵义会议精神；历史背景；内涵表述；精神财富；继承发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色地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成功地组织了武装起义，创建红色根据地，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态势。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特别是后来发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致使革命事业屡遭挫折。在中央领导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取消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权，造成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同年10月，中央红军8万多人从赣南、闽西出发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开始的3个月，惊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和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连遭挫折。为使红军摆脱困境，毛泽东同志在行军途中对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促使他们转变立场，共同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由湖南通道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内。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胡家商店（现东翘街52号）召开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央红军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并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去湘西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意图不变。猴场会议事实上取消了李德、博古军事上对中央红军的错误领导，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号召全党全军为实施这一决定而奋斗。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炼概括及其历史依据

    遵义会议的丰功伟绩早已载入史册，它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根据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会议的主题、形成决议的过程，以及后来党对遵义会议的结论，我们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可简明扼要地提炼和概括为四句话，即“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这样的概括和表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够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把握遵义会议精神所具备的历史特征、深刻内涵和时代特点。

    第一，“坚持真理”，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

    革命的征途中，始终伴随着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而遵义会议正是我党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闪光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早在大革命失败时，毛泽东同志就从中国的历史和当时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于1928年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研究制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诸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歼灭敌人在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军事思想，强调应根据敌我情况的不断变化，集中优势兵力，择敌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战术，形成了当时我军作战的一整套原则。遵义会议前夕，正是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说服中央主要领导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转为北渡乌江，建立黔北根据地，从而才避开了全军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又指挥红军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四渡赤水，之后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迅速扭转了红军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段历史说明，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迷信书本，不盲从别人的经验，敢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总结别人和自己的经验教训，故而能创造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遵义会议精神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我们党内开始产生和形成的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好作风，这也正是我党从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今天，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任何情况下做到勇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善于从实际出发，特别要尊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不断把富民兴黔的事业推向前进。

    第二，“实事求是”，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历史证明，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当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时，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普遍不高，革命斗争经验比较不足，因此难免要借鉴别人的经验，甚至出现迷信书本知识、盲从以至生搬硬套外国革命的做法等倾向。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4年的统治，其主要错误便是将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推到极致，并对毛泽东等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错误的批判、撤职和排斥。这种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领导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在历史的重大关头，红军指战员通过遵义会议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并从根本上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从而在危难时刻挽救了红军和党，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础。这是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是遵义会议揭示出的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坚持革命的辩证法，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三，“独立自主”，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标志。独立自主，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升华，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实际行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独立探寻革命正确道路的进程，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将“独立自主”精神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正是由于他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勇于探索，坚持走自己的路，开创了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创立了一套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战略、战术原则等。而在这一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红军取得了一至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形势日益发展。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完全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共的经验，不顾中国国情，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从而失去了广大的同盟军，孤立了自己。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则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衰退。在军事指挥上，迷信洋顾问的经验，实行消极防御，被动应付，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在这一紧要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在一时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成功范例。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独立自主、勇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我党在危机时刻化险为夷、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和取得胜利的保证，是党永葆生机和旺盛活力的法宝。遵义会议的伟大精神也正在于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这一原则。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们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确处理好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善于吸取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管理经验、资金和先进技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应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四，“民主团结”，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使少数服从多数，解决党中央领导层出现的问题，这是遵义会议所体现出的高超领导艺术之所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党内就存在着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斗争。而唯有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开展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才能达到党内思想的统一，实现党的团结。可是，在遵义会议前的许多年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很不健全，一方面是党内严重缺乏民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家长制、一言堂、宗派主义等思想作风盛行；另一方面是不能做到有效集中，毛泽东同志及其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排斥和打击，正确意见不能进入中央决策，致使革命陷入严重危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但在会议前毛泽东同志就做了大量工作，主要采取“个别酝酿”的方式，分析当时的敌我情势，批判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危害，探寻摆脱危机的出路，使会议的召开有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在会议过程中，又严格按照先民主后集中的程序，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辩论，使错误主张的危害性被大多数人所认清，也使正确的意见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经过党的正式会议，取消了错误路线在中央的领导，使党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从而保证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八大，正是由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避免了决策上出现大的失误，才保证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好的制度，致使1957年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逐渐遭到削弱和破坏，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就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真正使民主集中制成为党内的一项严格的制度，从制度上筑起防止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的堤坝。通过正确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从而促进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还应看到，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灿烂文明，孕育了优秀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是对中华民族这种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遵义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它是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精神发展过程中结出的一颗硕果。它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延续，又在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得到了进一步弘扬和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业精神、60年代初期克服“三年困难”的精神，到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98抗洪精神”，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光大，也都闪耀着遵义会议精神的灿烂光辉。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五种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内在统一的，是遵义会议精神在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创新和升华。它是我们伟大的党和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继承遵义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小康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今天，我们总结概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把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以利于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实现在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小康建设

    今天，我们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以遵义会议精神为动力，艰苦奋斗，开拓前进，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我国人民生活目前已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00年，全国小康总体实现程度为96％左右，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口为75％左右。据贵州省统计局的测算，到2000年，贵州省已有部分市、县（区）、乡镇率先实现小康，全省城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农村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达到小康水平。但全省小康总体实现程度仅为65.4％，与全国的总体水平相差30.6个百分点，核心经济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662元，折合324美元，只达到小康核心经济指标的40.6％。据综合分析，贵州省小康进程较全国平均水平落后了10年左右，这就是我们的差距所在。

    贵州如何加快小康进程？近些年来，我省的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工程重点越来越突出，政策措施越来越有力，还积累了许多加快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全省各族人民群众思富、思进的愿望十分强烈，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我们开拓创新的有利因素和力量源泉。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变为现实。省委提出：2005年全面完成“十五”计划确定的小康建设目标，2010年全省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力争2020年总体上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第一，应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与贵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明确奋斗目标，制定小康发展规划，实行分类指导，分期推进，全面建设。第二，把强县建设与小康工程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效地发挥强县排头兵的作用，也对广大农村推进小康工程起到借鉴作用。我省第一批20个经济强县建设已进行了4年，效果不错，应很好地总结经验，对第二轮的强县建设作出新的安排，充分发挥强县带头示范作用，以加快全省小康建设的进程。第三，要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推进若干战略重点与全面建设小康有机结合起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实施西部大开发三年来起步良好，成绩喜人。当前，要在继续有力地推进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路建设、“西电东送”、退耕还林、水利设施建设和“两基”攻坚5项战略重点上下功夫，使贵州在“打基础、重科教、调结构、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经济起飞。

    （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推进富民兴黔新长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是要把党的自身建设搞好，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实现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持之以恒地抓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妥善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关系。在多年的工作中，我们总结出了“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工作思路，辩证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建设压头、各项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没有把党的建设摆在应有的位置，存在着抓得不够得力的问题。“党不管党、害莫大焉”。因此，各级党组织应注重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必须与实际运用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紧紧扭住“第一要务”，牢牢铭记“两个务必”，深刻理解“三个代表”，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决定本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目标、规划、重大改革措施和建设项目，以及关系全局的政策性问题。二是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应通过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更好地担负起团结和带领全省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三是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汇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委应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议大事、谋全局，对政治、经济、文化实施全面领导，同时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做到“两手都要硬”。五是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步骤地在全省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六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全省各级党组织纪律严明，朝气蓬勃，开创富民兴黔事业、全面实现小康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达到。

    （作者：潘健，男，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约研究员；才忠民，男，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助理巡视员；金力军，男，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建处助理调研员。）

    （《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8.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

    中共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对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党内外都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认定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伟大功绩。但对这次会议到底留给我们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或者更具体地说，如何表述遵义会议精神？党史界、学术界讨论热烈，见仁见智。如今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有了明确的表述，唯独遵义会议精神表述尚无定论，各界都希望尽早有一个统一的概括。综合近年国内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依据“忠于史实、激励当代、启迪未来”的原则，当前应当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和务求必胜廿字精神。

    第一，应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精神。遵义会议堪称实事求是的历史典范，无论是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抑或是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和对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武装反抗国民党发动派的革命道路时，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放弃攻打大城市，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把战略退却变成战略进攻，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但是“左”倾领导人坚持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拒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创造。虽然他们后来也不得不从大城市转移到农村根据地，但仍然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中央根据地，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招致革命的重大损失。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它是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湘江之战后，到底是不顾严重敌情继续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还是实事求是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就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反之，就可能大难临头，全军覆没。

    今天，我们要继续弘扬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牢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努力使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自觉把思想从不合事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说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比如，在对国情、省情、市情和县情的认识上，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认定，首先承认“三个并存”的现实，即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很远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与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的状况同时存在。然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扎扎实实推进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和小康建设进程。

    第二，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的精神。毛泽东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从偶然性来看，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通信联系；从必然性来看，经过14年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从实践中懂得，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中国共产党在它幼年时期得到过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和正确指示；但毋庸讳言，共产国际及其派到中国来的同志，由于不了解中国情况，也对中国革命有过不少错误指示，使我们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对如何看待共产国际指示作了科学的回答，并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要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自身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今天，我们要继续弘扬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首先，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我们尊重世界的多样化，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主张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其次，在国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都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创造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尽管前进的道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但是，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的坚定信念，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地方各级党委在思想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则应根据省情市情特点，搞出自己的特色，走出独特的路子来！

    第三，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坚定信念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正是由于有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所以才能历经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不足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的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大家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从而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毛泽东同志在娄山关上写下的豪迈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勇跨征程的鲜明写照。长征是人的力量的赞歌，它告诉我们：即使面对生存绝境，只要有崇高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什么艰难险阻都能战胜。一位老红军说过：当年我们靠什么克敌制胜？靠理想、靠信念，靠的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靠的是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高尚情操，一句话，靠的是精神的力量。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困难还不少，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变局，面对国内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但要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保持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和建设初期的那么一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如今人们常常抱怨条件不好，困难太多。是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我们正在干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加以解决。但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同长征时期比一比，那时候有什么物质基础，有什么基本条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靠坚定的信念，已经创造了一个长征的奇迹；21世纪我们靠坚定的信念，一定能再创造一个新长征的奇迹。

    第四，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幼年时期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身重大军事和组织问题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对思想上还未认识到错误的领导人，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改变了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做法。遵义会议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光辉典范，是体现党内民主团结的光辉典范。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惨败后，博古、李德受到红军指战员的强烈指责，要求更换领导人的情绪明显滋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血的事实教育下，逐渐改变态度。所谓“担架上的阴谋”，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其他同志正常地交换意见，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不是“非组织活动”，不是“阴谋诡计”，而属于“个别酝酿”。遵义会议也是按照党的“会议决定”的原则，集体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事务。会议前后召开三四次，大家的意见发表得都比较充分。虽有尖锐的交锋但没有人身攻击，虽有严厉的批评但没有以势压人，就在作出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仍然允许一些同志保留意见。这是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表明我们党即使在幼年时期，对民主原则的奉行就是那么虔诚那么认真，无愧是一个按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是一次真正团结的会议，这种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二是经过明辨是非后思想认识上的团结统一。

    党的十六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我们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创建中国政治文明的今天，进一步弘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42年，毛泽东曾经把遵义会议的民主团结精神运用到延安整风中，并提炼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1957年，毛泽东又把这种民主团结方法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方法。可惜未能贯彻到底，以致后来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局部的和全局性错误。从这反面证明：党内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现代政党生死攸关的自身建设课题。我们一定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第五，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务求必胜的精神。为什么要开遵义会议？为了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为什么要批判“左”的错误，为了端正党的路线，夺取革命的胜利。务求必胜就要敢于坚持真理，只有坚持真理才能保证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真理要能在党内占上风，既要求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能以务求必胜的精神出以公心，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又要求大家也能从务求必胜的要求出发，出以公心，勇敢地服从真理。列宁说过：“向真理低头不算丢人。”陈云说：“要真理，不要面子。”张闻天说：“真理在谁手里，跟谁走。”他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博古的严重错误，认为博古文过饰非的主报告基本上不是正确的。王稼祥也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也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不但主动承担责任，且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就是对遵义会议一度持保留意见的博古、凯丰等人，在长征后期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改变了看法，表示心悦诚服。党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就胜利；什么时候我们坚持错误，背离真理，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的。我们为什么会胜利？并不是因为党一贯正确，不犯错误，而是因为我们党能坚持务求必胜的信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新生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战胜的真谛。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在无产阶级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通向死亡，一条通向胜利。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十六大确定的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制度保障。我们要有务求必胜的信念，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尤其要加强作风建设，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扎扎实实地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执笔：市委讲师团团长、市社科联主席 李学东）

    （《遵义党史党建》2004年第1期）

    9.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精神

    张黔生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的由来、演变及其现实意义——遵义会议精神是今天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

    文章对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主客观原因，以及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起的核心作用，对形成遵义会议精神的重大影响，作了初步探索和阐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是党和军队人心所向的历史选择，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遵义会议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具体内涵可表述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党的建设，民主团结。

    关键词：遵义会议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

    近两年来，在贵州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发出“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号召鼓舞下，省内党史、理论及社会科学界人士积极开展了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学习研究。省委、遵义市委极为重视，已多次组织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学术研讨。贵阳、遵义两地有关专家学者也组织过座谈交流，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并且在国内一定范围内也引起了关注。随着研讨的深入，研讨本身成了一个学习党史、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这也是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在学习过程中，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遵义的革命实践，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上所起的灵魂与核心的作用，与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密不可分。在这里，笔者对遵义会议精神及有关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一、关于“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的提法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按常规意义讲，“会议精神”一般就是指该会议的内容、作用及其意义等。照这样理解，遵义会议的内容、意义和历史功绩与地位，已早有定论。现在提遵义会议精神，容易使人想到当年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内容。这就造成：一方面，遵义会议精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传达过了；另一方面，今天表述遵义会议精神怎么倒还成了新问题。故而发出疑问。

    诚然，人们习惯于接受常规意义上的“会议精神”。众所周知，关于遵义会议的内容、历史功绩和意义的评价有三点：一是遵义会议批评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危害，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二是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使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三是遵义会议在失去共产国际的联系下召开，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的重大问题，是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192]。这可以看作常规的“会议精神”。其实，当年很少见到“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提法，倒是常说遵义会议决议。开会也说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原原本本传达会议具体内容，作出了什么决定，有何意义等。目前还未发现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正式提出过“遵义会议精神”一词。

    我们知道，有的历史事件有一种“油画效应”——尤其是巨幅油画作品，贴近油画观看，只见五彩斑斓的油彩堆积，分不清明暗光线、轮廓线条，不知所画何物，拉开一定距离才看得越清晰。像遵义会议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恰恰是这样：随岁月的流逝，它并不因时间浪潮的冲刷而失色，相反越是冲破岁月的尘埃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这种光辉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遵义会议本身，不再局限于会议的内容和作出的决议及意义本身，而成为一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的揭示和反映，成为一种对当时、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指导和启迪作用的永恒的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这样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的。

    “遵义会议精神”一词的含义开始超越所谓常规意义，是在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84年元旦，廖汉生同志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85年1月隆重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北京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当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经济日报》分别发表社论；有关地方党和军队领导同志的讲话和纪念文章等，有一个共同之处，都说到遵义会议留给后人的启迪，在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等。有的社论和领导在讲话中提到了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虽一语带过，未归纳阐述，但实际上这些讲话、社论和纪念文章里都已直接或间接地、集中或零散地涉及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实质性内容。1991年2月，李鹏总理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曾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2002年4月，贵州省第九次党代会的报告里，号召全省党员干部要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以作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勤奋敬业、建设和振兴贵州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见到“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提法。2003年12月24日，省委在遵义召开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座谈会，省、市领导同志、老红军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发言，从不同角度谈到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给人以极大的启迪。显而易见的是，人们确确实实感到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客观存在，它与当年的遵义会议密切相关，但已不是当年遵义会议的具体内容和决议本身，甚至也不仅是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和意义的评价本身了。也就是说，一、如何表述“遵义会议精神”，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二、今天提出的“遵义会议精神”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它具有特殊性，绝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会议精神，而是遵义会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折射出的有规律性、本质性的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都具有指导意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笔者以为，遵义会议的特殊性还在于与毛泽东一贯实事求是的思想和革命实践紧密相连；同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处于不成熟的幼年期的特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所谓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指中国革命是在当时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成理论的指导，又无任何类似国家成功实践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遵义会议虽只短短三天，却可以看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年来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摸索、积累的正确经验和革命力量的迸发，无异于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同当时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左”倾思潮进行了一场严重较量。其成败直接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是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严峻考验。结果遵义会议成功了，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人加冕礼。党找到了自己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领袖，结束了幼稚，开始走向成熟。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关键人物，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及基本内涵也与毛泽东一贯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密不可分。如此重要的会议，如此广阔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不能与一般会议相提并论。“遵义会议精神”应该作为一个有别于一般会议精神的特定的概念提出来，这是宣传、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的需要。

    二、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历史必然性

    遵义会议的召开，有具体的背景和主、客观的原因。简要地说，会议背景就是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被排斥，党和红军陷入被大量敌军围追堵截、疲于奔命的险境之中。主观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卓越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与斗争艺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水平。客观原因是当时党和红军急需一个懂得中国革命和战争规律的领导人，来带领党和红军摆脱困境，突出重围走向胜利与光明。戎马倥偬之际，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已摆在了党和红军的面前，并成为一个迫切的紧要的任务。

    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对红军所处环境和局势发展作了深入分析研究，也听到了红军指战员对军事指挥普遍不满的反映。同时，争取了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支持。这些都为开好遵义会议作了准备。显然，当时只有毛泽东堪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代表，他集中反映了广大红军干部和指战员的呼声，从而成了遵义会议的灵魂与核心。同样明显的是，当时只有毛泽东有条件成为党的决策层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众望所归的领导人。所以遵义会议上能够批评纠正“左”倾主义错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是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也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表述

    现在我们要寻找的是遵义会议蕴含的宝贵思想内涵和精神财富，它是遵义会议的灵魂，是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起根本作用的东西。通观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党的奋斗历程，以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实践，我个人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期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具体可归纳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党的建设，民主团结。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是与时俱进的源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一贯表现和基本要求。说到底，是贯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根红线。它要求我们党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包括了尊重科学、坚持真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而重要的思想内涵。“独立自主”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独立思考，不照抄照搬，不跟风，不赶时髦，尊重客观规律，崇尚理性思维，结合自身实际，提倡另辟捷径，勇于创新发展，突出自身的特色。当年遵义会议正是充溢着这种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精神，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亲历了“左”倾路线带来的危害，也反衬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所以实践检验了真理，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是党根据中国革命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也说明照搬别人的东西要跌跤，中国革命问题，只能走自己的路，并且最终只能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来解决。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坚定信念”是一种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对党的事业必胜的信心和一种务求必胜的精神。有了科学的世界观才能树立起坚定不移的信念，有了坚定的信念，才会下定艰苦奋斗的决心。“艰苦奋斗”就是要有正视困难和不足的勇气，是一种沉下心来，铆足干劲，全力以赴，务求必胜的英雄气概。是一种不怕苦不怕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毛泽东就是这种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当年他与红军在长征途中就是靠的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有一种坚强的精神支柱，能够高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支撑着他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了“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走完了两万五千里。今天的新长征，也极需要我们坚定树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发扬艰苦奋斗、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不屈精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党的建设，民主团结。“党的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根本的是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要坚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不断打扫党的肌体上的灰尘。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民主团结”就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努力奋斗。当年的遵义会议能够开得成功，正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193]遵义会议本身就是一次事关党的建设的重要会议，以正确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批评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为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的执行开辟了道路。今天更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坚决反对腐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团结各族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

    集中起来，以上就是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他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遵义会议因此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遵义党史党建》2004年第1期）

    10.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

    中共贵州省委

    遵义会议在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在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走向成熟。

    70年来，我们党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开辟了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迎来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我国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正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贵州省和全国一样，在历史性的巨变中焕然一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5年来，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求真务实、扎实苦干，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增长了58.3％。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连接川渝滇桂湘的高速公路大通道即将建成，省内高等级公路已经联网，实现了县县通油路、乡乡通公路、82％的村通机动车。铁路、水运、机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以“西电东送”为重点的能源建设势头强劲，全省电网新增装机容量578万千瓦，超过了前50年的总和。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以扶贫开发为重点的“三农”工作扎实推进，农村贫困人口10年间减少了70％以上。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森林覆盖率每年增长约1个百分点，已达35％以上。以“两基”攻坚为重点的教育、科技事业发展加快。全省城乡面貌变化明显，进入了又一个发展快、效益好、老百姓得到实惠比较多的时期。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今天，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就是要深入学习历史经验，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创业，加快富民兴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一、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排除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干扰，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在我们贵州，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大力促进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从客观上看，贵州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开发较晚；从主观上看，贵州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体制、机制相对滞后。这些主客观原因，使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拉开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努力使我们的思路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坚持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贵州的实际结合起来，克服不求上进、消极畏难和脱离实际、盲目攀比的错误倾向，围绕加快发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不断深化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认真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加快发展的新举措新办法；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完善体制机制，坚决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激活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要素；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进一步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推进富民兴黔事业。

    二、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奋斗，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我们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富民兴黔步伐，必须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贵州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加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实现全省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发展是解决贵州一切问题的关键，新的形势促使我们必须加快发展。这些年来，贵州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和较好的效益，发展势头强劲。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全国各地都在抢抓21世纪头20年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而我们在前进中还面临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如果抓得不紧，干得不实，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因此，我们全省上下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始终把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根本主题，锲而不舍地抢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历史性机遇，按照“五年打好基础、十年重点突破、十五年初见成效”的步骤，举全省之力推进我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战略重点，千方百计保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切实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联系我省实际，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说到底，就是要不断深化对省情的认识，敢于和善于从贵州实际出发，坚持和完善发展思路，把加快发展与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把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壮大支柱产业、培育特色经济结合起来，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与解决“三农”问题、加大力度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结合起来，把加快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结合起来，走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路子，一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加快发展，一手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拓基本增收门路和提高人口基本素质，努力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要坚持生态立省、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大力推进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促使人与自然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积极引进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特别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善于借助外力发展自己，力争在经济和科技的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回顾遵义会议以来7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代表各族人民执掌全国政权，之所以能够正确应对各种严峻挑战、胜利履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推进全省“三个文明”建设。我们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各项方针政策中去，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检验一切政策和措施，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在贵州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切实的利益。要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始终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坚持正确的政绩观，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要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为此，必须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以及受灾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一定要真诚关心、全力解决，这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的贵州省，显得尤为重要。

    四、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及党内重大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我们的事业无往而不胜的根本保证。今天，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进行革命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和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课题，这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重大考验。

    我们继承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深刻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些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富民兴黔事业的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机制、增长新本领。我们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要求，就是要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聚精会神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要求，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要求，就是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富民兴黔步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要求，就是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团结；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要求，就是要不断提高在对内对外开放条件下立足省情发展自己的水平。我们要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项部署，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使贵州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

    回首当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前辈们在贵州的山山水水间艰苦征战，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今日贵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又迎来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贵州的党员干部群众一定能够与全党全国人民一起，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求是》2005年第2期）

    11.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节选）

    何毅亭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深入研究长征，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他强调，要把学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30万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四个基本”来之不易，其中蕴含着包括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在内的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四个基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精神。这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党的蓬勃活力和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根本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这些话言简意赅，深刻指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这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真正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构筑起防止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的堤坝，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这应当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当前，应当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在党内生活中，应当大力倡导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进一步营造敢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的氛围和环境，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崇高理想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志，也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动力源泉。遵义会议前虽然党和红军的处境极度危险，但因为从上到下都保持着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所以党和红军能够临危不惧、遇难不馁，理智地总结教训，积极地寻找正确道路。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面对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红军指战员能够坦然面对、威武不屈，说到底还是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激励着他们。肖华同志创作的《长征组歌》这样写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段歌词，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对于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开创性事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矛盾和风险。特别要看到，新世纪新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既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旺盛发展活力的“发展机遇期”，又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困难和风险不少的“矛盾凸显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于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会形成这样那样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对党员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尤其需要在全党大力弘扬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伟大精神，以此激励广大党员以高度的自觉，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忠实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残酷的战争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党内斗争等多重考验，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最重要的就在于党中央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固确立和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我们说遵义会议意义重大，大就大在这次会议在危难的关头挽救了红军，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精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走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走过了和平环境中建设、改革的不平凡时期，始终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始终是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胡锦涛同志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是对新形势下军队地位作用、职能任务、发展目标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与时俱进，要求军队一如既往地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更好地确保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这是确保军队打得赢、不变质，更好地履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有效地实施。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历来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在历史进步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同时也十分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人物的作用。列宁指出：“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历史上党中央的领导状况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和对我们党80多年实践的分析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强领导集体，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理论上有新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上有新创造，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护。今天我们回顾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求是》2006年第19期）

    12.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深刻启示

    喻红秋

    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义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考验。我们要进一步秉承和发扬遵义会议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推进富民兴遵新长征，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红军长征，从江西瑞金出发，历时一年零三天，纵横万里，经历了悲壮空前、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在遵义停留3个月之久，召开了遵义会议，强渡乌江、鏖战娄山、二占遵义、四渡赤水，为遵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铸就了“历史转折、出奇制胜”的不朽丰碑。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党的奋斗历程，重温党的辉煌历史，更加感到遵义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前途命运具有的伟大转折意义。

    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伟大历史转折。会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等诸多战役悲壮惨烈、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兵员物资严重不足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认真总结和吸取了血的经验教训，果断解决了军事上存在的问题，纠正了“左”倾主义的错误路线，拨正了革命的正确航向，走出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使他逐步成为最关键的军事指挥者之一，取代了李德、博古等在军事指挥上既不懂中国国情、又独断专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同时，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军事指挥思想，得到全党全军的认可，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显示了党处理重大问题和复杂矛盾的政治智慧。会议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发扬了民主团结精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避免了党的分裂，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为长征转败为胜奠定了坚实基础。遵义会议使长征分成了两个阶段。会前教条主义使红军被动挨打、濒临险境，有生力量遭到重创。会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掌握了行动的主动权，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努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引领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光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最终造就了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一个个伟大的奇迹，给低谷中的中国革命带来重大转机，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回顾遵义会议的光辉历史，探究中国革命的光辉典范，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坚定信念、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实事求是的精神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的本质特征，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当今，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破解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是推进各项工作需要探究的重要方法。在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遵义市围绕省委、省政府“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提速赶超、转型跨越，大力实施工业强市、城镇化带动、农业产业化战略，在破解难题中创新推进各项工作，努力“增比进位突破，创业创新创优”。实践证明，怎样客观正确地分析困难和问题，并有效地进行解决，是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怎样才能经得起这一重大考验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新发展、克难攻坚。

    独立自主的精神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顾全大局，正确处理了党内矛盾，提高了思想认识，才取得了遵义会议的成功。这一史实昭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正确领导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近些年来，遵义市从实际出发，以老百姓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自力更生，扎实进取。以“富、学、乐、美”为内容的“四在农家”建设，从发源地的小乡村走向全国的大农村；以“安民、便民、乐民、康民”为核心的“四民社区”创建，为加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供了有效模式；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为主题的服务型党组织创建，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搭建了优势载体，得到中央、省委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和评价。同时，通过抓基层、打基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正确领导得以加强，让人民群众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今年春节期间，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田家沟村民自编自演的花灯戏——《十谢共产党》在黔北大地广为传唱，引起了高层领导及国内各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民主团结的精神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原则。遵义会议发扬了党内民主，各抒己见，坦诚交流了不同意见，即使是尖锐对立的观点、激烈的争辩，最后也能在服从真理、服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尽快摆脱所处险境的大前提下，形成统一认识。遵义会议启示我们：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今年是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要建设“团结、务实、勤奋、廉洁”的领导班子，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选发展型干部，建发展型班子。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集思广益，科学决策，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定信念的精神启示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遵义会议是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下召开的。红军到达遵义之前，外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内有党和军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军队凭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使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历史转折。实践证明，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遵义会议精神昭示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所在。因此，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新形势下各级党组织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我们要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积极发扬光大红色优良传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干部头脑，让广大的共产党员，真正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者。

    务求必胜的精神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不断克难攻坚。遵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革命先烈们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发扬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从近年来的实践看，不管是1998年的特大洪灾，还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灾害，都是在务求必胜的精神指引下取得了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新的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局势的复杂性、任务的繁重性、发展的艰巨性，特别是在西部、在贵州、在遵义，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新困难和新考验。务求必胜的精神激励着我们，要秉承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结合遵义实际，以扎实的作风、务实的态度、求胜的意志，大力实施工业强市战略，走以园区为载体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加快构建特色城镇体系；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着力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水平。以服务型党组织创建为载体，着力推进基层党建创新，不断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完成省委、省政府赋予打造贵州发展“金三角”的历史使命，推进富民兴遵新长征，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作者系中共遵义市委书记）

    （《党建研究》2011年第7期；《当代贵州》2011年第20期）

    13.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

    中共遵义市委组织部课题组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党在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时刻召开的一次关于长征、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对中华民族未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一、遵义会议的背景和过程

    （一）遵义会议的背景

    遵义会议是党中央1935年1月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斗争的总结，纠正当时军事上、组织上“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关系着红军长征的前途、党的生死存亡、中国革命事业的成败，是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在危急关头使党和红军起死回生、转败为胜，使中国革命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转折。

    1.党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1922年7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到遵义会议召开这13年半时间里，党在工作方针、一切重大活动、组织人事任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受共产国际领导，无自主自决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中央负责人或临时中央负责人，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秦邦宪等，都是经共产国际同意当任的。其时，中国共产党内对俄国革命的模式、经验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顾问、代表等，多抱着迷信式的崇拜；有条件首先接触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国外的青年学生，多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从中国学校门到国外的学校门，对马列理论大多是囫囵吞枣，信仰中多盲从，缺乏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究竟应该怎样在中国正确实行马克思主义，党内军队内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能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意见和做法，在党内军队内并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理解。党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理论、组织建设、军事斗争、经济、社会工作等方面，虽然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幼稚的。

    2.遵义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

    遵义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偶然事件。

    必然性：1933年秋，中央苏区反对第五次“围剿”以来，反“围剿”斗争失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江西出发以来又受到重创。对丢掉中央苏区大片土地和长征出发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一惨重损失，中央势必需要进行总结，吸取血的经验教训。这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必然性。但在戎马倥偬的险恶环境里，于何时何地召开这次重要的会议，则具有偶然性。

    主观条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转移”出发以来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窘境，使全军上下和全党内外，对实际上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的“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不满，党和军队内有了要求改变军事指挥的愿望。行军途中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谈话沟通后，启发、教育和提高了一批党内、军队内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认识到错误军事指挥的危害，为遵义会议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工作。全军上下改变军事指挥的愿望和毛泽东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开好遵义会议的主观条件。

    客观条件：红军转兵入黔，甩开了围追堵截的敌人，在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得到了遵义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并获得相对丰富的物资、兵员补充和充裕的时间休整，有时间和精力坐下来讨论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开好遵义会议的客观条件。也使究竟在何地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偶然，变成了在遵义召开的必然。

    组织和制度保障：中央在遵义会议前逐渐恢复了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军事行动的民主方法，并在猴场会议上做出决定：今后“三人团”关于军事行动的计划，必须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实际上是停止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的权力。民主集中原则的恢复，体现了党的坚强领导，也是开好遵义会议的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二）遵义会议的过程

    由于遵义会议的背景和长征途中险恶的军事斗争环境，要全面、客观地了解遵义会议，就不宜孤立地作为三天会议的历史事件静止地来看。遵义会议实际上是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和标志的系列会议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酝酿准备、会议转折、延续完善三个阶段，其标志和核心在于遵义会议实现了重大转折。

    1.遵义会议的第一个阶段：酝酿准备

    这个阶段主要是毛泽东等同志做了大量的主观上思想动员、调查研究、团结多数、据理力争、锲而不舍的工作，客观上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起到了酝酿准备的作用。时间从1934年11月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博古、李德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放弃了在前四次反“围剿”中克强敌以制胜的运动战、游击战术。按李德自己的话说，作为军事顾问，“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194]李德强制推行自己津津乐道的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脱离中国军事斗争实际的战术，使装备简陋的红军丧失了在运动中灵活机动打击敌人的机会与能力，成为跟优势敌人拼消耗的所谓“正规”战、阵地战，导致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逐渐被一块一块地蚕食。这时党内军队内不断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李德却十分专制，“为维护自己的观点，我表现出过于固执和强硬，结果确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支持下，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也常常不予考虑”。[195]“三人团”实际上由李德一人说了算。如果说，这时一些红军将领只是对李德的具体指挥表示不满的话，毛泽东已经考虑到博古、李德军事思想上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了。最早在红军和党的高级干部里帮助大家逐步认识到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酝酿准备工作的，就是毛泽东同志。他至少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思想帮助，争取大多数人的觉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惨烈战斗后，从于都出发的8.6万红军，锐减到3万余人。丢掉苏区和红军转移受重创这一残酷的客观事实，使全军上下对军事指挥普遍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这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交换，帮助张闻天、王稼祥认识到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并通过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又联系沟通了朱德、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一些领导人，逐步取得共识。李德曾不满而无奈地说毛泽东：“他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196]后王稼祥、张闻天、陈云等直接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相对于李德的专制作风而言，毛泽东等人宣传启发大家的觉悟是民主酝酿的一种形式，是思想认识的酝酿过程，它提高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思想觉悟，认识到李德生搬国外那一套正规军战术，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难保不打败仗。这就打破了人们对国外甚至共产国际专家、顾问的迷信，国外经验也要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开好遵义会议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

    （2）注意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思想情况。毛泽东特别注意了解部队广大基层指战员的思想状况。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从战事步步失利所接触的红军干部战士那里，了解到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连队战士对李德瞎指挥的批评。在遵义会议前夕，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赶到遵义参加会议，晚上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就向他了解部队干部战士实际的思想状况，李卓然告诉毛主席：五军团广大指战员对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都非常不满。毛泽东对他说，这个情况明天你在会上要讲一讲。红军将领有委屈喜欢到毛泽东处“诉苦”，说明了在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心目中，虽然被排除在军事领导之外，但时任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仍然是有影响有威望的领导者。“所有干部和所有普通战士，都知道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正确战术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却受到谴责。所有战士和指挥员都希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术领导下工作……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打退敌人的包围，挽救当时的危险局面”。[197]另一方面，通过了解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使毛泽东认识到，要求改变军事指挥，摆脱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带领党和红军从危机四伏的劣境中走出来，是广大基层指战员的心声，它代表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正确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心声和根本利益，正是民主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是开好遵义会议的群众基础。

    （3）据理力争，赢得最大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不但做别人思想工作，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鲜明的观点和主张。具体表现在遵义会议前的湖南通道会议、贵州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等三次重要的会议上。

    在这三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旗帜鲜明阐明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错误的军事指挥。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在这里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吸收毛泽东同志参加，讨论进军方向问题[198]。在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李德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因为此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毛泽东主张避实就虚，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与会人员尤其是周恩来同意并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对李德、博古提出进入黔东的意见，主张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遵义一带创建新的川黔边根据地，再次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1935年1月1日，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否决了李德、博古仍想返入湘西的意图，同意毛泽东等人的主张，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立即北进，抢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通过几次激烈的争辩与思想交锋，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增强了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支持。还须注意的是，这几次会议都是以党中央名义主持召开的，会议能够兼听各方面意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发扬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尤其是猴场会议决定，今后军委的作战方针等必须向政治局会议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党的坚强领导，使实事求是、民主集中的原则精神得到贯彻，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得以采纳实行。这正是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的组织和制度的保障。

    2.遵义会议的第二个阶段：实现重大转折

    这个阶段主要是在遵义成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会议坚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民主集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会议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

    （1）各方充分发表了意见，做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会上，我们知道的主要有博古的正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还有何克全（凯丰）的发言等，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参会人员的各个方面，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各种观点产生了激烈碰撞。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中重大损失的责任主要推给客观条件，几乎没有认识到自身主观错误；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同时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的反报告，是根据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达成共识写成的，系统地批评了军事指挥的错误，在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的发言则深刻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成。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家对李德、博古错误军事指挥已经认识清楚。

    会议通过了四条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99]这是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结果。可以说，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班子，体现了党心军心的最大意愿，是最大的民主体现。遵义会议因此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

    （2）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服从组织决定。在会议过程中，一方面，李德、博古受到大家批评，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力。特别是博古同志，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成为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但他能够顾全大局，没有在会上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李德也回忆说：“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200]说明博古坚决服从并执行了组织决定。李德自己则说：“我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呆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201]这种愿意重新学习，主动要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在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下，他们遵守党的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能够服从真理，修正错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服从于内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追求，有坚强的党性。

    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反对博古、李德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在中国革命特殊环境实践中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真知，表现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会后中央对犯错误的同志没有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继续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李德、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党就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证了全党全军的团结。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紧密团结，顾全大局，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成功的会议。这为后来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奠定了基础，博古、李德和凯丰关键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意见一边。

    3.遵义会议的第三个阶段：会议的延续完善

    这个阶段完成了本应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而又没能及时完成的工作。如通过中央关于遵义会议的决议；进行新的常委分工；明确新进常委会的毛泽东的具体职责等，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这两次与遵义会议紧密相关的重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完成的。时间是1935年1月19日至3月12日。

    （1）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常委分工、完成党中央负责人工作交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一渡赤水，再进入四川、云南。从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今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威信县城关镇）等地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张闻天执笔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此外，扎西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任党中央总的负责人，博古把象征权力的装有中央印章和重要文件的“挑子”，移交给了张闻天。会议还作出红军部队整编；摆脱敌人围堵，转头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恢复中央对全国各根据地工作指导等决定。

    （2）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核心。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进行适当分工。“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02]，这个“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是职务，具体工作也未明确。这个分工，实际上是直到3月12日，在遵义县苟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最后明确下来的。3月5日，红军第二次撤离遵义前夕，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力度，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但众所周知，在3月11日苟坝召开的政治局军事会议上，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发生了重大分歧。唯一坚持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毛泽东，情急之中说，你们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就不当了。表决结果，大家还是坚持要打。由于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当天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着乡间田野小道来到周恩来的驻地“长五间”，再次陈述利害，分析打鼓新场敌人以逸待劳，城池等防御坚固，且有后援；红军长途奔袭，以劳顿之师强攻，且弹药补给不足，若久攻不下，周围敌人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此时周恩来接到情报，证实了敌援军正向打鼓新场、鸭溪一带集结。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没有按白天的决议发出作战指令，而是次日（12日）早上再次召集会议，陈述缘由，两人一起说服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次曲折反复，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精干的领导核心，及时全权处理重大军事行动，以免动辄召集人数众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贻误军机。这一建议被采纳，遂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亦称“新三人团”），代表中央行使军事指挥决策权。毛泽东自此有了军事指挥的身份与职权。至此，遵义会议提出的起草并通过会议决议、常委进行分工等，得到全部落实与明确。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203]。通过了解遵义会议的背景和过程，以及遵义会议的决议，可以看到：在中国革命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对红军长征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作用，这个转折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对于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工农红军，挽救中国革命，都具有决定性的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是中央先后相隔36年做出的两个《决议》[204]，有明确的结论和评价。概括起来就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是一次关系到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转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被选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开始；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及人选等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一）生死攸关的伟大历史转折

    从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看，首先是中央军事指挥组织和人选发生了变更和改组。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军事思想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护，取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意味着一度被指责的“游击主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符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思想，从被冷落，受排斥，重新回到被推崇和重视的地位。这种表面上的军事战略战术之争，实质上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还是生搬硬套、僵化教条的思想路线之争在军事斗争中的表现。两种指导思想，必然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恶果就在眼前，大家有切肤之痛。在经历了惨烈的失败、痛苦的思索和激烈的争辩之后，全党全军的目光集中到毛泽东身上，因为之前的四次反“围剿”取得全胜的鲜明对照，通道会议以来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的正确选择，孰是孰非，是无言的雄辩！仍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恶劣环境中左冲右突的党和红军，在党内“左”倾错误统治下前途未卜的中国革命事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终于通过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革命航向。经过13年半的实践探索，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党和红军从最初对马列主义教条式理解的泥沼中走出来，找到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扭转了局面，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

    （二）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任政治局常委，标志着毛泽东实事求是军事指挥思想，取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既不懂中国国情而又独断专制的教条主义。虽然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已进入领导核心，确立了领导地位，这是事实。此后周恩来、朱德等在重大军事指挥上都要征求并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还有一个历史的佐证：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后，明确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进行分工时，又明确“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到苟坝会议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又是成员之一。这说明自从遵义会议后，不管毛泽东有无明确的职务，他已经成为军事指挥不可或缺的领导核心的成员。“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205]。可见，当时军事就是最大的政治，由于毛泽东事实上成为最关键的军事指挥者之一，毛泽东实事求是军事思想开始得到全党全军的认可，他实际上已处于思想领袖和实际指挥者的位置。“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206]。

    （三）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年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通过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电台进行的。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上海临时党中央遭到敌人的破坏，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殊不知，这一不利因素，成为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大机遇。首先，当时解决军事指挥问题迫在眉睫，遵义会议成了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指导的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会议取得伟大成功，显示了党处理重大问题和复杂矛盾能力的成熟。其次，遵义会议坚持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发扬了民主团结精神，会议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全党全军进一步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树立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显示了党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成熟与进步。最后，遵义会议选举产生了党和红军新的领导班子。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改选了军事指挥领导人，新的常委会进行了分工调整，尤其是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组建了新的“三人小组”，实质上是由懂得中国革命和战争特点与规律、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同志来指挥红军，使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长征转败为胜

    遵义会议使长征分成了两个阶段，会议前后两种不同的组织领导与指导思想，使长征显示出两种不同的面貌与结果。会前教条主义导致纸上谈兵、被动挨打、濒临险境，转移胜利无望。何况从江西转移出发时，博古、李德根本没有“长征”的打算，只是想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是一次短距离的“走亲戚”，其行为既无长征之实，宣传也无长征之名，而叫“战略转移”或“西征”。一路上携带大量辎重，行动迟缓、被动挨打，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毛泽东不同意博古、李德事先定好的一个不可变更的湘西目的地，然后不顾死活地奔那里去，而是本着什么地方有利于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就到什么地方去的原则，体现出一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尤其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掌握了行动的主动权，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有意识地调动敌人。带领红军四渡赤水，避实击虚，努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引领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光明，靠正确的组织领导和战士的两条腿，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出发前线的目标，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可见是遵义会议的转折和毛泽东指挥的军事斗争实践挽救了长征，胜利的长征从遵义会议开始。此后，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胜利。

    三、遵义会议的深刻启示

    我们回顾遵义会议光辉史实，深刻认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遵义会议给了我们如下深刻的启示：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扬民主，独立自主解决党内矛盾和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决策，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和科学理论的指导。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鉴别和避免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带来的损失；有坚定信仰和坚强的领导，才具有坚决贯彻正确路线、彻底纠正错误和挽回损失的力量。应该看到，当年虽然受到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中国共产党整体上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军队内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等大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理论指导，党才能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有信心有能力总结、纠正当时最紧迫的军事指挥错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理论指导，会议才能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批评教育党内犯错误的同志，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党才能够在遵义会议之前及时中止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专断，逐步恢复并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遵义会议能够发扬民主、以理服人，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最终成为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会议顾全大局，正确处理了党内矛盾，提高了思想认识，会议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使全党全军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目标共同奋斗。由于党的坚强领导，统一了思想认识，党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从此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胜利。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历史地位已发生了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没有变，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最终目标是一脉相承的。党在28年民主革命、29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和33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国各族人民、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当之无愧的先锋队和领导者。但未来的路仍然艰巨而曲折，在新的形势下，党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自身建设，与时俱进，才能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正如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说的那样：“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遵义会议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恢复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坚持实事求是，会议深刻认识和坚决纠正了博古、李德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错误的军事指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正是坚持实事求是，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服从真理，必须做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保持了坚定的党性原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会议充分反映了党情民意，不回避问题和矛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甚至争论，深刻认识存在问题的根源与实质，从根本上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坚持实事求是，会议解放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特点和实际情况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代表中国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代表全党全军的意愿，做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等重大组织决定；正是坚持实事求是，会议尊重并倾听各方意见，坚持民主集中原则，作出了深得全党全军拥护的四条决定，从而凝聚了党心军心，为胜利完成长征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组织保障。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列宁说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为“实事求是”，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大众化的通俗概括和精辟论断。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和本质特征。遵义会议已成为历史的定格，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仍在鲜活地向前发展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党和人民的事业每天都有新的“实践”，这些实践不断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只要党和人民的事业存在，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实事求是”常说常新，永远不会过时，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是开放的、发展着的、有不息的生命力的！从遵义会议以来，党的历史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党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党的事业就遭到挫折。今天，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立足本国国情，贴近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不再犯盲目崇外、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错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密切党群、干群和军民关系，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党才能扩大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成为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207]，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征途中的一切艰难困苦，夺取最后的胜利。

    （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原则

    遵义会议期间的党内民主来得尤其不易，尤其珍贵，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永远铭记。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权、以“太上皇”自居、家长制作风恶劣，使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盛行，既破坏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党内民主也遭到了严重践踏，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从通道会议起，一系列会议都由党中央主持召开，恢复了民主集中的做法，而李德的发言权则被逐渐削弱。尤其是在进占遵义前夕的猴场会议上，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当进了遵义城，李德这时候发现，“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208]，说明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李德就已经失去了党内、军队内的干部和战士们心目中的神圣光环。这就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条件，使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成为可能。由于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各抒己见，坦诚交流了不同意见，即使是尖锐对立的观点、激烈的争辩，由于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最后也能在服从真理，服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在尽快摆脱红军所处险境的大前提下，通过民主集中，达到了统一。这个大前提，也是犯错误的博古、李德追求的目标，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道路，有正确与错误之别，错误军事指挥的前车之鉴，命运攸关，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结果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被否定，会议选举经实践证明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毛泽东同志，加入到领导指挥红军的核心。为了共同的革命利益，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会议在激烈争辩之后终于达成了新的统一。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且有一个逐步发展、健全和完善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遵义会议也是党的历史上重要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议。通过遵义会议，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党有了正确的方向、目标和任务，还必须通过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才能实现。其中，发扬党内民主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方法和基本途径。今天，作为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已经执掌全国政权，实行改革开放，拥有约八千万党员的大党，正在进行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党在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关于保障党员权利，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健全党内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改进县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意见，党内监督条例，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有关党的民主建设的制度措施。毋庸讳言，指导13亿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政党，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情况，不足与疏漏也是难免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没有曲折、不犯错误，而是在于如何对待曲折和错误。遵义会议启示我们，面对挑战，减少错误与损失，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是一个法宝。发扬党内民主，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事关党的性质、形象和党的团结统一，直接影响社会的民主、团结与和谐，关系到党的目标、任务的完成。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集思广益，科学决策，创造性地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209]

    （四）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遵义会议是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下召开的。长征途中的艰难困苦，难以为今天的人们所想象。到达遵义之前，外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内有党和军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党和军队高层几乎天天为行军路线和目的地激烈争吵，经过斗争才步履艰难来到黔北遵义；当时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因物资匮乏，缺吃少穿，挨冻受饿；军队装备很差，弹药缺乏，不少战士用的是大刀、红缨枪。可是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像茫茫黑夜中有一颗明亮的北斗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军队有着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凭着它，中国共产党人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力挽狂澜，勇于指出党所犯的错误并有力量予以纠正；凭着它，中国共产党人在会议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敢于推选经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从而柳暗花明，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历史转折！如果没有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的立场，没有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坚信不疑和科学理论基础，没有胸怀崇高理想对革命全局的洞察与前瞻，就会在困难面前、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失去方向，使革命事业中途夭折。许多老红军在回忆当年长征时说，当年在物质上要什么没什么，但就是有一颗忠于党忠于革命理想的红心，有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凭着一种革命到底的精神支撑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中国革命的漫漫征途中，正是这些理想坚定的千百万个体，为了人民的利益，汇聚成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曲折，荡涤了旧世界的污泥浊水，换来了新天新地新中国。

    自《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问世，马克思主义诞生近17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更是在建党90年来，在颇具特殊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始终如一地恪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坚定不移地朝着民族独立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前进，使诞生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亚洲古老神奇的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革命的理想信念正一步步变成现实：当年积贫积弱、被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所谓文明世界抛弃的旧中国，今天建设成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超4000美元，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9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是对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深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遵义会议启示我们，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党的一切工作，最终是为了发展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执笔：张黔生）

    （《遵义市党史工作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14.遵义会议精神刍议

    石仲泉

    在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召开了许许多多重要会议。不少会议都对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作为对党的历史具有生死攸关的转折意义，只有两次。在28年民主革命时期，就是遵义会议。它实现了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自此以后，遵义就逐渐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地标。改革开放以来，在遵义召开了多次会议，研讨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77周年。我们再次聚会这里，进一步研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表述，以期形成共识。这里，笔者谈点初步意见。

    一、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历史转折

    自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党史学界就对此不断地展开了研讨和论述。著者见仁见智，论点大同小异。在我看来，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具有转折意义。

    第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思想主张不仅没被中央采纳，而且遭到批判。他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从长征开始，他就是“跟着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时地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在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受到重创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这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2009年12月17日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与长征”学术研讨会上，我比较展开地讲了在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领导核心变化的若干具体情况，特别提到两次重要的谈话对中央领导核心变化的影响。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即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随后这个意见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做了舆论准备。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招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向张闻天交权。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有的文章讲张闻天不是一般地负总责，就是党的总书记，不赞同说毛泽东是核心。我们不妨先明确一下张闻天是不是负总责的问题。一是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书记处就没有明确博古是总书记，而只说负总责，张闻天代替博古也只能是负总责，而不可能明确为总书记。二是陈云有两个材料将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材料是他在1935年2月或3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10]这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最早的原始文献。第二个材料是1982年12月对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他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211]三是张闻天本人的声明。1938年4月9日，他致电长江局，提出对《救亡日报》发表有关他的谈话应作声明，说明“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4月12日至14日连续3天，武汉《新华日报》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其中说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这在张闻天年谱上有记载。在那个年谱的注中引用张闻天1943年的延安整风笔记中的话说，1938年9月的六中全会，他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云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他的不必说，这里讲自己是总书记，我想是内外有别吧。对外正式场合讲，是负总责；在党内，人家称呼他为总书记，自己也跟着这么说，无不可。但正式地规范地讲，还是负总责。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党内是一把手的地位。四是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明确地讲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212]。这也说明他自己的实际作用。至此，张闻天是党中央一把手负总责，同毛泽东是中央领导核心，这个问题应当很清楚了，不存在什么矛盾。在2009年那次会议上，我对此也做了解释，并提出了反证，这里不再赘述。看问题应看实质，即谁在那时起着决定红军命运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所以，遵义会议实现了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

    第二，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中国共产党内就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按照陈云的说法，就是唯书、唯上、不唯实。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以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一是博古同张闻天的争论。

    先说六届五中全会决议。六届五中全会在1934年1月召开时，国民党军队已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一时出现的有利局面完全丧失，中央红军的反“围剿”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这时召开的五中全会全然不见这个困难形势，仍在那里夸夸其谈。博古代表中央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和总结，一国际，二国内，三任务，背书似的照搬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对于世界形势的分析，表示五中全会毫无保留的接受共产国际的“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责成全党为它的实现努力奋斗。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反对中外资本家的空前未有的伟大的罢工却时常爆发起来”“农民自己将土地革命旗帜非常明显地高举起来”，国民党部队的“兵变与暴动不断产生”，因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成功，它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与雄大”“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关于任务，提出“我们在尽可能的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这是唯上不唯实的思想路线的生动写照。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才只有13万。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了许多区域，还要扩红100万，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红军长征时只有8万6千多人。

    再看博古同张闻天的争论。广昌决战失利后，彭德怀对李德的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打法非常恼怒，批评李德同敌人拼消耗，几乎断送了一、三军团。这种主观主义的作战，“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呀”。随后在中革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外国人，自己要有点主意。博古不承认错误，反而指责张闻天对广昌决战失利的批评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张闻天反驳说，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失败后责备党，说本来是不需要暴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认为工人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取得胜利。今天批评广昌决战，是说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不是反对反“围剿”。博古的指责是污蔑。显然，彭德怀对李德的批评和张闻天对博古的批评是正确的。从思想路线上说，博古是机械地“唯书”，搬弄洋教条，牛头不对马嘴。这样的指导思想指挥作战，10个有10个是要失败的。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路线。这里也举一个例子。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有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去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遵义会议否定了唯书、唯上、不唯实的思想路线，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第三，党的军事路线改变了。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时，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展开。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多次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务必攻打东线南丰等县，后方苏区中央局也电令周、朱执行。周、朱复电，请求中央、中央局给前方指挥以机动处置权，否则情况有变时指挥非常困难。“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213]这时的博古还有自知之明，对军事问题不敢妄作决定，同意给周、朱以机动处置权。这样，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就一切听从李德的，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招致失败的。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214]

    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改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央常委分工，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久盼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

    上述三大改变，最重要的是领导核心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才有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改变，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伟大历史转折。

    二、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的初步把握

    目前讲这样那样“精神”的不少，形成了各种“精神”系列。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论述了“苏区精神”。自2005年我们研究苏区精神的同志就一直企盼中央领导人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不讲苏区精神，反映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之链就不完整。我是每年都去赣州的，在苏区精神研讨会上每次都作呼吁的。整整盼了6年，习近平终于首肯了。他明确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第一、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他讲后，原中央苏区的赣州等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无不为之雀跃。这样，反映党的历史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就很完整了。

    在党的历史上，重要会议虽然很多，但明确概括有会议精神内涵的并不多。目前比较有影响的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精神，因为古田会议决议被称为我们党的第一个建党建军纲领。这些年召开过多次纪念古田会议决议的研讨会，已形成的古田会议精神的内涵为：思想建党，永葆先进；政治建军，人民本色；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团结奉献，勇闯新路。对这个概括，尽管还有不同看法，但得到基本认同。因为大体反映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历史作用。作为学术研究，学者们是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概括和表述，要求大家完全赞同不太可能，也没有意义。只要求得“最大公约数”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是这样要求的。

    怎样概括好“精神”呢？就我对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研究体会来讲，主要把握三个要素：首先是要充分体现“精神”的个性即特殊性，使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是讲这个精神而不是别的精神。否则，提这个“精神”就没有意义了。其次也要有共性的内容，因为这个革命精神、那个革命精神，必然有贯穿其中的共通的精神，不能为了突出该“精神”的个性，而将展现共性的“精神”丢掉。比如“实事求是”，几乎讲“精神”的都有，因为它是历史实际的反映，否则这个“精神”很难成立。最后，语言表述尽量为原生形态，这样更能展现和突出个性的鲜明性和生动性。同时，尽量准确、全面、简明，容易记住。太复杂了，记不住，难以推广，最后会销声匿迹。

    根据遵义会议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意义，也参考了会议征文的各种意见及其表述，我初步地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表述为以下四句话，即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下面讲讲我做这样概括的考虑。

    第一，关于坚定信念，忠诚革命。讲信念坚定也是不少“精神”的共性内容。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邓小平回顾历史讲过：“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15]坚定信念的具体表现就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挫折失败都能挺住，继续奋勇向前。这个思想应当成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因为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遭受了那么大的挫折，在湘江战役后的行军途中，广大指战员都在思考革命的前途，怎么改变被动局面。领导人们提出召开遵义会议本身就表现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队伍没有散、没有垮，还要继续奋斗。遵义会议决议尽管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严重错误，对当时的困难局面作了深刻分析，但对革命的必然胜利充满了信心。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虽然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主力红军遭受到挫折，然而英勇的红军主力仍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着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配合，再加上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在全体同志和红色指战员的努力下，革命的“挫折丝毫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皇失措”，各种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216]这里讲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尽管有历史的特定印迹，但它是中国革命不可跨越的一段重要历史。这里讲的那种精神力量在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斗中非常突出。土城战斗由于情报有误，对敌军兵力数目和战斗力状况，特别是对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被敌军控制了制高点，作战形势非常险峻。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朱老总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前沿阵地直接指挥作战。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他的带头作用，对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打退了敌军的进攻，最后突围撤出阵地，实现了一渡赤水的战略转移。

    第二，关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前述遵义会议实现思想路线的转变已涉及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不可能实现历史转折。因此，毫无疑问，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应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内涵。实事求是这个思想，不仅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是在会议上对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既不是否定一切，将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是树立实事求是新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毛泽东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方面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不仅在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与博古和李德不顾敌情的变化，顽固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且在遵义会议后的苟坝会议上又力排众议，坚持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2003年3月在遵义开会期间，我去苟坝村现场考察过苟坝会议情况。当时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一致赞同要打这一仗，唯独毛泽东反对。他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要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努力抗争。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攻打的决定，毛泽东刚任职7天的政委职务也被表决掉了。照理，毛泽东服从决议了事，后果怎样与他无关。但是，他心不安，这一仗非常难打，若打，胜算极小。它关系到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驱使他在深夜提着马灯，摸黑走着崎岖山路，去找周恩来。他陈明利害，先后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二人。第二天，由周恩来提出重新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经过激烈争论，他们三人最后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将领，一致放弃攻打意见，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在现场考察后，毛泽东的这种精神令我深为感动和叹服。如果没有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力争，后果不堪设想，历史可能会另写。在我看来，这是遵义会议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内涵的生动典型。

    第三，关于顾全大局，民主团结。这是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实现党的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具有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质内涵。首先，遵义会议只批军事路线错误，没批政治路线错误，甚至在决议中还肯定了其正确性。按照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两位领导人的说法，这是为了团结大多数。因为与会者对政治路线问题还没有认识，如果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大多数人会接受不了，反而影响会议。张闻天在1943年的整风会议上说得清楚：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遵义会议不可能开成功。毛泽东同志做了让步，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其次，毛泽东坚持不接博古当一把手，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大多数。周恩来讲这段历史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很困难，洛甫（张闻天）提出要变换领导，毛主席找我去商量，我说，当然是你。毛主席说，不行，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人总是要帮嘛。我们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那个村子，由洛甫换下了博古。再次，在遵义会议前，从长征出发始，毛泽东就不断做张闻天、王稼祥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对过去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他们两人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对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七大两次讲话，都对他们两人作了充分肯定。他说：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当然，在遵义会议前，其他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这样，遵义会议的成功才有群众基础。最后，讲顾全大局，民主团结，还要从博古方面看，也要肯定他在这一点上的积极作用。一是在遵义会议上尽管对他有那么激烈的批评，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发扬了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批评意见，并且接受了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不再参与军事领导。二是在“鸡鸣三省”那个村子，中央常委们再重新分工时，又服从了决定，由张闻天代替他负总责。尽管凯丰劝他不要交权，但他表现了高度的党性，毅然地交出了最高权力。这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的另一表现形式。没有博古的这种高风亮节，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也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古对实现遵义会议的转折也有一功。

    第四，关于独立自主，实现转折。这一条无疑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这是别的“精神”内涵不可能有的，只有遵义会议精神才有的独特性。这个“独立自主”，许多学者都谈到了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的否定，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特殊情况。对这个特殊情况有的做了更多的引申，似乎如果与共产国际没有中断联系，那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上述变化。因而将中断联系特别地加以强调。我以为，这样引申不一定合适。一是共产国际那时的指示不全是错误的，尽管错误的居多，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从遵义会议决议看，也说有些指示是正确的，博古、李德没有执行。决议有好几处是批评他们怎样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云云。还有就六届五中全会言，原来报告共产国际的政治局名单里没有毛泽东，是共产国际将毛泽东的名字加上去的，这才使毛泽东进入了政治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二是共产国际也不一定不赞成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红军已经到了那样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只要将真实情况反映上去，共产国际不一定持反对意见。说共产国际一定反对，没有根据，只是一种推断。因此，我主张客观地陈述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这个历史事实就可以了，不一定作更多地发挥。

    讲遵义会议精神的独立自主内涵，我以为，还有一点是实现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当时正是李立三“左”的思想发展时期，此后就是更“左”的王明教条主义，直至遵义会议实现转折才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在遵义会议上，取消“三人团”，剥夺了李德的军事领导和指挥权，这才真正实现了由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这个宝贵思想。这么讲，一点不牵强附会，恰恰是遵义会议的实际情况。这么来理解独立自主，或者说这层意思的独立自主，可能更实际一些，也使遵义会议精神本身更加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因为第二个历史决议讲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在这里表现为民主团结）和独立自主，都包括在遵义会议精神之中了。因此，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独立自主内涵一定要作全面解读。讲“实现转折”，这是画龙点“睛”，即遵义会议精神的落脚点；也使遵义所以被称为“转折”之城在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之中得到了体现。

    三、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

    我们研讨遵义会议精神，磋商它的内涵表述，不只是为了重温那段辉煌而厚重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它的当代价值，推进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怎样认识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呢？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从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它可以包容多样，丰富多彩，至少可以从这么几点来认识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

    第一，遵义会议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邓小平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和最后取得胜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遵义会议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使遵义会议能够成为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精神元素。所谓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些特殊材料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像遵义会议精神的这些精神元素。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没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顾全大局、团结多数民主作风，没有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同样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没有困难和风险，也很难说不会遭受曲折和挫折。这就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去鼓舞斗志，勇敢地克服和战胜它们。遵义会议的精神元素，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它同其他的精神力量一起，构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精神支柱。研讨遵义会议精神、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的现实意义就在这里。

    第二，遵义会议精神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历史参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它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它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深入研究解决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这些都可以从遵义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中吸取历史营养。同样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环节。它需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它需要把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它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等。遵义会议精神的上述内涵，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历史启迪。

    第三，遵义会议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提供了历史之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道路，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败、复兴的历史进程相仿佛，是一个很大的“之”字形，或者说“S”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退出曾经艰辛创立的10多个革命根据地（其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00万的地区），进行异常艰难困苦的长征。到遵义会议时期，中国革命的挫折达到了低谷，党和红军几乎濒临绝境。遵义会议的召开，批判“左”倾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改变了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这才近乎“起死回生”，在危难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后，党逐渐地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也是中华民族经历了近代以来的衰败而走向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担当着两大任务、一个目标。所谓两大任务，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一个目标，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道路，实际上就是努力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经过90年来的艰苦奋斗，目前已在中华民族的复兴的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成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还很远，需要继续进行新的长征。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行列；而且要使我们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率达到与我们这个大国人口相称的水平。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说过：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起来，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状况，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你赶不上，那你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经过许多年，应该赶过人家，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国现在的人口翻了一番多，对人类的贡献要更大，任务就更加艰巨。因此，还需要继续艰苦奋斗。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从低谷走向崛起的精神。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将激励我们不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17]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5.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

    徐静

    贵州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省份，是重要的革命老区。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其中，黎平会议否定了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奠基；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并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遵义会议的前夜；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鸡鸣三省会议继续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层的组织调整任务；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这一系列会议，从广义上都可以被理解为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它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它所彰显出的革命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生动呈现。此外，这种革命精神的现实深化也是释放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遵义会议为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遵义会议无疑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大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以俄为师，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虽然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贵州期间，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之后，肯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正确地位，全党才开启了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会议为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历程。

    （一）遵义会议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由个人思想到组织指导思想的历程

    在遵义会议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毛泽东本人没有进入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导致他个人的思想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局部地区发挥作用，而不可能成为整个党和红军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还经常受到质疑、排斥甚至打击。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采取巧妙的斗争艺术，避开了大多数领导干部有不同意见的政治路线问题，集中阐述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牵涉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觉悟程度的实际和战争环境的具体状况出发，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得到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的明确支持。会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

    随后，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毕节县鸡鸣三省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上，明确了毛泽东作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完成了遵义会议改组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

    随着毛泽东个人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逐渐由个体到组织，由非主流到主流转化，并最终为全党所接受，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回溯历史，启动这个转化的重大事件就是遵义会议。

    （二）遵义会议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统形成的完善历程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开始了局部的探索，并论述了这条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比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表达。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探索仅限于局部地区，主要还是立足于党和红军在农村如何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很多想法还处于萌芽甚至孕育状态，既不系统，也不完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全面、完整地思考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也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及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的提出，使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具有了完整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认识走向成熟。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也得到总结和提炼，毛泽东思想也才真正实现了系统化的理论表达。

    历史地看，毛泽东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统形成，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的节点也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不仅是中共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并最终把党的指导思想由“左”倾教条主义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轨道上。

    二、遵义会议精神历史地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使党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伟大的涅槃。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不仅产生了伟大的政治成果，同时还产生了伟大的精神成果，我们把这种成果概括地表达为“遵义会议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特定阶段的集中展示，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精神风范、思想境界的升华。这种精神，与党后来概括提炼出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在逻辑上具有内在关联性。

    目前，尽管各界对遵义会议精神的阐述和概括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等方面。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遵义会议精神”绝不是今天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指的某某会议的精神，它在本质上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从幼小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自我革新和自我升华，在精神上的集体悟道。因为这一次悟道，中共在精神上逐渐走向独立，走向成熟，走向强大。

    如果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那么遵义会议所彰显出的革命精神，则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理性。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遵义会议精神里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一）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本质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不仅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而且提出应“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18]这就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但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当时并没有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而正是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过程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等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会上对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实事求是新风的典范。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苟坝会议上，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在土城战役不利的情况下，及时作出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的正确军事决策，才有了四渡赤水和后来长征的胜利。可以说，遵义会议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气质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际、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从中共二大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党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共产国际对中共有过不少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也犯了很多错误，主要的就是粗暴地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和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同时，中共党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幻想沿用苏联的革命模式完成中国革命任务，把是否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作为划分政治是非的标准，提出要“百分之百地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共产国际的粗暴干涉同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沉痛的教训使中共逐渐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毛泽东曾谈道：“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219]遵义会议的成果，是中共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客观来看，敌人破坏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通信联系的电台，中共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从主观来看，经过14年的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实践中深刻意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而遵义会议正为贯彻独立自主思想提供了历史机遇。如果说遵义会议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创造精神，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压制和毛泽东在党内被排斥而未能被全党所认识的话，那么，遵义会议则成为中共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

    （三）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群众路线的作风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220]但是，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存在着“群众”范围小、群众路线贯彻不彻底等不足。在遵义会议之前，“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221]同时，不仅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军事的领导权，就是身为军委重要成员的朱德、周恩来，实际上也被剥夺了领导权，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而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共反对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的胜利斗争的先河。从会议的酝酿、准备、召开、传达的过程来看，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行群众路线、恢复集体领导的过程，是在党内生活中运用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遵义会议召开前，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迭次失利，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的情绪。为了听取党内意见，争取党内支持，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促膝长谈，共同探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在党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大部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倾听各方面意见，遵义会议扩大了规模和人数，与会者除随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及中央秘书长，李德及其翻译列席了会议。会上，20多名同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场气氛既紧张严肃又热烈民主，在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222]在充分发言后，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起草了深得全党全军拥护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经过调整的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在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将《决议》发至各支部学习讨论，凝聚了党心军心。同时，中央领导人集体议事的优良传统也得到恢复。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转折点。

    三、在遵义会议精神的现实深化中释放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伟大的现实价值。它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表达，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过程中创造的中国话语、发出的中国声音。

    诚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毛泽东在有关论著中的一些具体表述已经丧失了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但在其科学体系中涉及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那部分内容，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当下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对这种时代价值，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更要大力彰显。在当代，彰显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可以有很多方式，其中，对生动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遵义会议精神作进一步的研究、阐释和弘扬，无疑是释放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之一。为此，必须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从革命精神到时代精神、从党内层面向社会层面、从中国地域向世界范围的拓展。

    （一）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从革命精神到时代精神的拓展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完整序列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今天，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有待把遵义会议精神这个重要的革命精神，拓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实现遵义会议精神从革命精神到时代精神的拓展，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加强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专题研究，努力创作和打造出一批既体现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又服务于时代发展需要的理论精品，以此作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范本，努力引导人们对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科学的认识；还需要以遵义会议精神的实物载体为平台，在遗址遗迹及历史纪念场馆等场所组织一系列围绕时代发展需要、体现时代发展精神的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实现遵义会议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良性互动。

    （二）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从党内层面向社会层面的拓展

    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是中共的精神，从其在精神层面的自我革新、自我反省、自我升华的品质来看，更应该超越党派层面而成为一种大众精神。因此，实现遵义会议精神的大众化，促成遵义会议精神从党内层面向社会层面的拓展，是我们必须积极回应的时代课题。为此，贵州省将以建设全国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为契机，加强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代表的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创新宣传内容和宣传手段，努力打造出一批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代表的高端文化交流平台和一流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党外、省外的大众到贵州接受遵义会议精神的洗礼。

    （三）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从中国地域向世界范围的拓展

    宣传党领导各族人民开辟中国道路的伟大探索，向广大干部群众乃至全世界宣讲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奇迹、书写的中国故事、发出的中国声音，是我们当代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遵义会议及其彰显出的革命精神，无疑就是这样的中国奇迹、中国故事。实现遵义会议精神元素从中国地域走向世界范围，是我们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在需要。这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解读和阐释，而且需要进一步拓宽宣传媒介，加大宣传力度，尤其要抢占互联网阵地，向世界人民宣传遵义会议精神中所具有的某种普遍意义。

    遵义会议精神拓展为一种时代精神、大众精神和世界精神的过程，无疑也是更多人深刻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过程，进而更是强力彰显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的过程。在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入理解和弘扬过程中，必将有更多的人去学习、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本文作者：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2期）

    16.弘扬革命精神凝心聚力实现贵州“中国梦”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红色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编者按：近日，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对党史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贵州是中国革命的‘福地’和‘圣地’，党史资源十分丰富，做好党史工作是光荣的政治责任。”批示要求，各级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整体谋划、重点部署、奋发实干，更好地挖掘和整理贵州宝贵的党史资源，更好地发挥以史资政、以史育人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两加一推’、后发赶超、同步小康凝聚和传递强大的正能量。”诞生在贵州大地上的遵义会议精神是贵州宝贵的党史资源，更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挖掘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将为贵州“中国梦”的实现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为此，本报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策划推出《弘扬革命精神凝心聚力实现贵州“中国梦”》专题，以飨读者。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梦”，紧接着又在今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对其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这个词，一下子成为振奋人心、凝聚人心的正能量，带给13亿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明确的行动指引。在此背景下，贵州省积极行动起来。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在2013年初召开的贵州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也喊出了贵州的中国梦，并指出，现阶段贵州的“中国梦”就是要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我们认为，实现中国梦，尤其是贵州的中国梦，迫切需要大力弘扬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革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力支撑

    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过去，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在追求独立梦、解放梦过程中所铸就的系列革命精神，无疑是中国精神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典型呈现。虽经过几十年沧桑岁月的淘洗，但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实现复兴梦的重要精神力量。尤其在贵州这样一个相对欠发达的地区，面临着更多发展的约束条件，充分挖掘、利用、弘扬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必将为贵州“中国梦”的实现注入强大动力。

    （一）中国梦需要中国精神的强力支撑

    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艰苦斗争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熠熠生辉，成为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在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淬炼升华，成为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需要我们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

    一则，“中国梦”不仅是物质之梦，也是精神之梦。民族复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复兴，更包括精神层面的复兴。一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自觉、自信、自强，是民族复兴的重要表征。因此，弘扬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则，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进一步凝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现实需要。在实现“中国梦”的漫漫征程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先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梦、解放梦。但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依然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我们凝聚亿万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向前冲刺。只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才是我们冲破思想差异、超越利益羁绊，实现价值认同和力量凝聚的最大公约数。

    三则，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人民攻坚克难的紧迫要求。30多年来，从农村改革的兴起到经济特区的创立，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开拓，改革创新精神激荡神州，成就了今天的中国。但改革没有完成时，冲破思想观念障碍，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破解发展难题，都需要继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迎难而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二）革命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典型代表

    中国精神不是一个静态的空间呈现，而是一个动态的展开过程，其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典型表现就是中国革命精神。中国革命精神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精神结晶和价值体现，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精神的延续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结晶，是中国人民实现团结奋斗、凝聚人心的光辉旗帜和精神纽带。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独立和解放的进程中，先后形成了红船精神、古田会议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闪烁着爱国主义情怀和时代光辉的伟大革命精神。其中，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开展创建党组织活动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古田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原则，并以此开展军队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井冈山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的，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路先锋；苏区精神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培育和形成的，是建立政权、执政为民的重要实践；遵义会议精神是党和红军长征期间转战贵州，通过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关键节点；长征精神是党和红军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培育形成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恢宏篇章；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过程中培育形成的，是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西柏坡精神是我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转型过程中培育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迈入新中国殿堂前的精神洗礼。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独立梦、解放梦过程中诞生的一系列伟大革命精神，作为永远的精神丰碑，无疑是中国精神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典型表现。正是这些在不同历史节点上所形成的具有不同价值的精神，支撑了中国革命一步步地走向胜利，最终开创了一个新中国。

    （三）革命精神有积极的时代价值

    今天，伴随着革命精神得以诞生的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虽然已经被永久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在这些革命事件中诞生出来的伟大革命精神，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能够跨越历史的鸿沟，继续支撑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一则，革命精神鼓舞我们坚定崇高理想。纵观系列革命精神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无一不是在极端艰难、极端危险的环境中生发出来的，无一不是在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和担当中呈现出来的。今天，继续弘扬伟大革命精神，必将感动和鼓舞我们更加坚定地为崇高理想披荆斩棘、开拓进取、勇敢前行。

    二则，革命精神激励我们充满发展自信。纵观系列革命精神的培育和形成过程，中国共产党正是高扬着这些伟大精神，在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梦、解放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对历史的成就，我们充满自信；秉承革命的精神，我们更加自信。尤其在贵州，我们更应该在革命精神的激励下，充满发展自信、小康自信、跨越自信。

    三则，革命精神引领我们开拓发展新路。纵观系列革命精神的培育和形成过程，革命精神不仅是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更多的还充满了革命的理性和智慧。面对革命的困局、革命的难题，中国共产党理性思考、沉着应对，最终形成了革命的理论、凝聚了革命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同样需要我们理性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难题，既要勇闯新路，更要善辟新路。尤其在贵州，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贵州特点的发展新路，实现贵州的后发赶超和后发崛起。

    二、遵义会议精神是贵州宝贵的精神财富

    诞生在贵州大地上的遵义会议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光辉、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神表征。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是一种政治精神，更是一种历史精神、文化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乃至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不断追求独立和解放历程中一笔有着独特价值的精神财富，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长河中。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

    贵州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省份，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具体包括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这段时间，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其中，黎平会议否定了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基奠；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并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遵义会议的前夜；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鸡鸣三省会议继续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层组织调整任务；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从这些会议召开的背景、召开的方式、参加人员的表现、取得的重大成果、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其独有的精神，即遵义会议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特定阶段的集中展示，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精神风范、思想境界的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遵义会议精神引起了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视。1984年1月，廖汉生同志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91年2月，李鹏总理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深化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认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钱运录同志、栗战书同志、赵克志同志都非常重视并明确指示，要加强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由此，理论界开始正面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准确表述。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

    目前，各界对遵义会议精神的阐述和概括尽管各不相同，但基本内涵主要有“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等方面。

    “坚定信念、不怕困难”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前提。坚定信念、不怕困难的具体表现就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挫折失败都能挺住，继续奋勇向前。只有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正视现实、直面困难，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遭受了那么大的挫折，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在湘江战役后的行军途中，广大指战员都在思考革命的前途，怎么改变被动局面。领导人们提出召开遵义会议本身就表现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队伍没有散、没有垮，还要继续奋斗。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可能成功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决议尽管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严重错误，对当时的困难局面作了深刻分析，但对革命的必然胜利充满了信心。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虽然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主力红军遭受到挫折，然而英勇的红军主力仍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着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的配合，再加上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在全体同志和红色指战员的努力下，革命的“挫折丝毫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皇失措”，各种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源泉，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正是由于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才有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从而实现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实事求是、勇于反思”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我们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实事求是、勇于反思在遵义会议中和遵义会议前后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等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是在会议上对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实事求是新风的典范。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苟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实事求是、勇于反思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榜样。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从而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最突出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正因为勇于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存在的缺点错误，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土城战役不利的情况下，即时作出了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的正确决策，才有了四渡赤水和后来长征的胜利。

    “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特殊情况，当然对这个特殊情况不应做更多的引申，否则会造成似乎如果与共产国际没有中断联系，那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积极成果这样的印象。其实，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当时正是李立三“左”的思想发展时期，此后就是更“左”的王明教条主义，直至遵义会议实现转折才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遵义会议为“独立自主”提供了历史的机遇。遵义会议坚持敢闯新路的决策思路，取消“三人团”，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真正实现了由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这个宝贵思想。遵义会议后，开始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敢闯新路、绝处逢生，终于使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民主团结、敢于批评”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关键。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关键是顾全大局，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好地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遵义会议只批军事路线错误，没批政治路线错误，甚至在决议中还肯定了其正确性，团结了大多数，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坚持不接博古当一把手，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大多数。张闻天、王稼祥对过去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对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尽管受到激烈的批评，但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发扬了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批评意见，并且接受了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不再参与军事领导，在“鸡鸣三省”中央常委们再重新分工时，他服从了决定，毅然交出了最高权力，由张闻天代替他负总责，表现了高度的党性。没有博古的这种高风亮节，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也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在民主团结方面，遵义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光辉典范。团结是在充分发扬民主达到思想统一的团结，是在民主集中基础上的团结，既不是一团和气，也不是盲目服从。遵义会议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不管是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还是曾犯过错误的同志，最终都能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三）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

    遵义会议精神不是已经逝去的精神，而是一种依然活着的精神，已经深深熔铸在当代中国精神里面，彰显着强烈的时代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团结带领贵州各族人民谱写了一曲曲改天换地、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培育铸就了三线建设精神、顶云精神、试验区精神、大关精神、新时期贵州精神、大旱中彰显的贵州精神、贵州时代精神，谱写了贵州发展的辉煌篇章。尤其2002年，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更是明确强调，要把遵义会议精神作为鼓舞激励贵州干部群众改变贵州面貌、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

    进入2010年以来，中共贵州省委面对着贵州发展的“贫”与“困”，喊出了“我们不想总是垫底，我们也想奋力攀高”的心声。同年9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赴遵义考察，强调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此后，他团结带领着省委班子深刻认识省情，紧扣我省发展速度“慢”这个主要症结，高举发展、团结和奋斗的旗帜，确立了“十二五”时期“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重点实施“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2011年经济增长达到15％，呈现提振信心的“贵州速度”，诞生了新的“贵州现象”。贵州人的信心增强了、行动有力了、志气高涨了。贵州人敢于相信，“贫困，不是贵州永久的标签；无奈，更不是贵州人不变的状态”。

    2011年7月，刘云山同志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勇闯新路，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贵州印迹，既高扬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又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彰显着强烈的科学理性，是支撑贵州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三、贵州“中国梦”呼唤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化

    贵州人并不是没有梦。在这片土地上，有古代的尹珍远赴中原，用坚毅成就贵州人的求学梦；有近代的黎庶昌走向世界，用责任放飞贵州人的开放梦；有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李端棻，用改革精神践行贵州人的教育梦；有“刺袁三杰”中的张先培、黄之萌，用生命捍卫贵州人的共和梦；有创建清溪铁厂的贵州巡抚潘霨，用激情探索贵州人的工业梦；更有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用青春和热血追寻贵州人的布尔什维克梦……

    但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贵州确实还比较落后。一方面历史上的贵州“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三不沿”区位劣势，形成了这里与其他区域经济文化交往中的阻隔；另一方面扭曲了区域利益关系的分工格局使其付出了资源流出和产品流入的双重利益流失代价；再有中央对东部率先发展的非均衡战略又使得贵州错过了追赶现代化的潮流。时至今日，贵州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倍加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面对差距，贵州人并不自卑。今天，省委书记赵克志代表全体贵州人勇敢地喊出了贵州的“中国梦”。照我们的理解，贵州的“中国梦”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不拖全国发展的后腿，是现阶段贵州的“中国梦”。二是，实现贵州的后发崛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的、更大的贡献，则是长远的贵州“中国梦”。

    为了实现贵州的“中国梦”，在物质要素不够凸显的条件下，尤其要重视精神的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强调指出：“贵州条件艰苦，做成一件事，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更需要有一种在逆境中求崛起的精神。有精神才会有力量。唯有‘干’字当头，才能改变面貌；唯有拼搏奋进，才能后发赶超；唯有构筑‘精神高地’，才能冲出‘经济洼地’。”中共贵州省委在党代会报告中对“精神高地”与“经济洼地”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阐述了一个重要命题：即以“精神高地”的打造修补贵州发展要素不足的短板。在此背景下，大力弘扬诞生于贵州大地上的遵义会议精神，并让她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崭新面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念、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实现贵州“中国梦”，无疑是重要的选择。

    （一）要在突破思想禁锢中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思想引领

    我们有梦想，但往往被习惯的思维定式、固有的思想观念所禁锢。为此，赵克志同志在2012年11月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后发赶超的速度、同步小康的进度”，要求全省上下“要破除信心不足的思想，树立敢于争先的意识。要破除墨守成规的思想，树立开拓创新的意识。要破除自我满足的思想，树立追求卓越的意识。要破除封闭保守的思想，树立包容合作的意识。要破除消极等待的思想，树立抢抓机遇的意识。要破除怕担责任的思想，树立勇于担当的意识。要破除坐而论道的思想，树立干字当头的意识。要破除反应迟缓的思想，树立立说立行的意识。要破除忽视产业的思想，树立工业主导的意识。要破除不跑不要的思想，树立主动争取的意识”。此后，一场以解放思想、十破十立为主题的大讨论在全省上下深入展开。在此背景下，我们更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所蕴含的实事求是、敢于批评、勇于反思精神，并以形象、生动、鲜活的方式展示出来，让广大干部群众在接受崇高革命精神的洗礼中突破思想的禁锢、实现思想的解放，以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观念和全新的思路开拓贵州美好的明天。

    （二）要在增强发展自信中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行为激励

    今天，在实现贵州“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有的同志还缺乏足够的信心。为此，解放思想、十破十立的第一破，就是要破除信心不足的思想。遥想当年，党和红军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湘江血战的惨烈，通过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在坚定理想信念中果断前行，在科学反思中调整战略策略，最终走出困境、走向胜利。今天，在破除部分同志发展信心不足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倍加珍惜、努力传承、大力弘扬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并用它去点燃全省各族人民致富奔小康和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热情，激发奋斗的干劲，坚定奋斗的决心，增强奋斗的信心，为实现贵州“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尤其在当前，我们通过奋斗赢得了发展的喜人态势，绝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更要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坚定信念、不怕困难，自我加压、沉着应对，面对胜利不昏头，面对失败不泄气，坚定地用同步小康的时间表倒逼后发赶超的前进步伐，坚定地用科学发展的思路勇闯后发赶超的新路，促进全省各地增比进位、竞放异彩。只要我们敢与强的比、敢向高的攀、敢同勇的争、敢跟快的赛，树立和形成自尊、自重、自信、自强、自省的精神，坚定发展自信、跨越自信、小康自信，就一定能够实现贵州的“中国梦”。

    （三）要在汇集发展力量中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力量凝聚

    实现贵州的“中国梦”，需要凝聚贵州力量。因为，贵州的“中国梦”是每一个贵州人的梦，只有将个人的愿景与贵州的“中国梦”结合起来，并使之成为大众的共识和自觉的行动，才能凝聚发展的正能量，为贵州“中国梦”汇集强大力量。遥想当年，通过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的召开，党和红军进一步深化了民主、实现了团结、凝聚了力量，终于走出了困境。2010年以来，在全省上下高举发展、团结、奋斗的旗帜，把思想统一到发展上、把心思集中到发展上，把力量凝聚到发展上，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解放思想、开放创新、团结奋斗，敢想、敢干、敢担当，敢闯、敢试、敢突破，就一定能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科学发展、后发赶超的正能量，一定能把革命精神的感召力、凝聚力转化为大众的行动力、实践力，一定能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同心构筑贵州“中国梦”。

    （四）要在打造实践品牌中实现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

    我们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其在贵州“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思想引领、行为激励、力量凝聚等功能，就必须努力打造出一批可学习、可践行、可操作的实践品牌，以满足遵义会议精神价值实现的客观需求。一是要结合当代贵州发展的客观需要，加强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专题研究和系统阐释，努力创作出一批理论精品，作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实践遵义会议精神的理论蓝本。二是要加大遵义干部学院和贵州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建设力度，为遵义会议精神的宣传普及、学习实践提供有效的平台和载体支撑。三是依托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召开地，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重走长征路”系列活动，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遵义会议精神丰富内涵的理解。四是加快建立健全全省大宣传工作格局，并依托大宣传格局实现遵义会议精神宣传、普及工作的全覆盖。五是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着力打造有贵州特色的红色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既把遵义会议精神转化为支撑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又以市场化路径实现遵义会议精神的大众化。

    如果说贵州是红色沃土，那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这片沃土上的灵魂。只要我们贴近贵州发展实际，大力弘扬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就一定能闯出一条科学发展、后发赶超的奋进之路，彻底摆脱贵州历史上“贫”与“困”的纠结，真正实现贵州的“小康梦”、“崛起梦”、“幸福梦”，真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贵州人的重大贡献！

    （执笔：徐静、余福仁、丁凤鸣、刘毓麟）

    （《贵州日报》2013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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