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但在别人的回忆里都没有提到。那是在刚出延安不久，大约是3月28日或29日。听说我们中央警备团二连有一个战士拖枪投敌，整个前委一下子紧张起来。总参二局与根据地、各野战军联系的电台，静默了近一个星期没有开机收发报，各根据地和野战军因此非常焦虑，担心中央前委和毛主席的安危。
四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三边的王家湾。在这里，我们连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主席的警卫班接过来六七枝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四支德式手枪和冲锋枪，担负随时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警卫任务。我也被选中了，班长由一天开荒六亩三的开荒模范杜林生担任。
在王家湾过了近两个月，胡宗南的干将刘戡，率四个半旅直扑王家湾，企图一举消灭中央前委。我们连的张希真等同志侦悉敌军动向，回来向毛主席等首长报告。由于紧张表述得不清楚，周副主席连忙说：“不要慌，慢慢讲。”
听了张希真的报告，毛主席决定以小股部队抵挡一阵即可，中央警备团遂留下二连的一个排。这一个排和刘戡的四个半旅对峙了数小时，只有一个人受伤，而刘戡以为遇到了我们主力部队，不敢贸然推进，为中央前委的撤离赢得了时间。
因为跟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身边，我们看到了领袖们之间相互关心体贴的情景。例如在小河村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住一个小院。院内是三眼相通的窑洞，毛主席住一头，周副主席住一头，任弼时同志住中间。任弼时同志睡着了鼾声如雷，影响了毛主席休息，他就起身在院子里溜达。周主席发现了，就想去推推任弼时，毛主席看出他的用意，立即示意他不要惊动任弼时同志，以让任好好睡上一觉。
在转战陕北期间，其他领袖们的夫人，都没有跟随前委行动，唯独江青一直跟随着毛主席。整个队伍里，也许有个别的女译电员，我的印象是几乎见不到女性，所以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江青，就比较显眼。
那时候的江青，比较注意联系群众，待人也不错。当然，偶尔她也会发点小脾气。据说是周副主席给她安排了个协理员的职务，管首长身边的通讯员、卫士、勤杂人员，还担任了机关支部书记，但具体工作主要由副书记做。
江青喜欢骑马，不行军时也会骑着大青马跑一圈，那是贺龙送给毛主席的一匹良骥。有一张一个战士牵着毛泽东的马在前，江青骑着马在后的照片。在反映转战陕北题材的书藉、影视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那是从朱官寨到神泉堡的路途中拍的。牵马的，就是毛主席警卫员王振海。
王振海这个人挺有意思，我听说整党的时候，组织上问他是哪年参加的革命，他说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高梁熟了的时候。高梁年年熟，究竟是哪一年呢，他的回答让询问的人哭笑不得。
当时给毛主席和行军队伍拍照，不用照相机，而是用电影摄影机。那是我们这些“土八路”第一次见到用摄影机拍电影。当时感到特别稀罕，互相转告说：“嘿，照相的来啦，照相的来啦。”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过得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有时候军情危急，敌军与前委的队伍就相距一二十华里。
像在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前夜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不超过二十华里。像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了我们的眼皮底下。
当时，我们的心都提起来了，担忧阵地后面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安全。可毛主席却镇静地说：“没关系，过不了两个小时，他们就会撤走的。”果然，在约莫两个小时之后，敌军像听了毛主席的指挥一样撤走了。当时惟一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毛主席神了！
所以，尽管艰难，尽管危险，我们有时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我们从不曾感到消沉，从不曾产生过失望。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在那段日子里，部队依然不断传出玩笑和嬉闹声，我们都还年轻，以致有时把玩笑闹得过于大发了。
从小河赴米脂县途中，在一个村子宿营。晚上开饭的时候，我的两个战友王忠义和李河开起了玩笑，而且一边说着一边用枪比划起来。那时一连的部分长枪是德国造的手提式，枪里面都押着子弹，枪栓很大，不小心一碰，枪栓就会自动回来了。
两人正嬉闹比划着，王忠义的枪“乒”的一声走火了。李河听到枪响，说：“哎，你怎么开枪呀？”再一看自己的腿上出血了，才发现自己的腿被打了一个洞，幸亏没伤着骨头。结果马上把他送过黄河治疗去了。
在王家湾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排，与刘戡率领的四个半旅对峙数小时，不过只有一名战士负了伤。而王忠义和李河的一个玩笑，就让一个人挂了花，这个玩笑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那年仲秋时节，中央前委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中央警备团得到了一次大补充，山西太行地区部队的三百多人加入了进来。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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