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处下设警卫科，由李树槐任科长，毛崇横任指导员。中央的五位书记，每人都配了一个警卫班，合称警卫排，排长由阎长林担任。但阎长林并不过问其他警卫班的事情，只管毛主席的警卫班。
我就在这时调到了毛主席的警卫班，原警卫班的多数老警卫，都被毛主席送出去学习或调到其他部门了。我到来时，班里大约有十五六个人。
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管毛主席的饮食起居，端茶倒水什么的。
毛主席的警卫班最初住在军委作战室的后面，因为西柏坡的后山寸草不生，在夏天烈日暴晒下，毫无遮蔽的房屋如同蒸茏一般。幸好在作战室的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就都躲到防空洞里纳凉。
因为在毛主席身边，我亲历了在西柏坡发生的几件比较大的事。
其一是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侦知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石家庄、建屏一带，而且附近没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就集结了十万之众，准备突袭石家庄，包抄西柏坡，端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他声称：“中共善于搞空心战术，我则要给他来个掏心战术。”
由于确实无法调集部队，保卫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毛主席便亲自拟写了两篇报道，由新华社播发，表明中共已获悉傅作义偷袭预谋，正严阵以待；一面凭几支地方武装，阻击其先头部队。坐镇北平的蒋介石被毛主席的阻吓妙计迷惑，以为我们真有防备，忙令撤军。
其实，当时中共中央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万一阻吓之计不成，就向山西撤退。那一阵子我们确实很紧张，随时准备转移，而且对哪几个人担任随卫，哪几个负责背文件书籍，哪几个人抬担架等，都已经布置明确。
其二就是窑洞坍塌事件。起因是西柏坡的居住比较紧张，陕北过来的管后勤的干部，有点教条主义，照搬在西北的老一套，见住房紧张就打窑洞，打了六七眼窑洞。
新窑洞挖在了土地不太适合建窑洞的地方，一天夜里暴雨滂沱，一下子塌了两眼窑洞，压了五个人。我从睡梦中被人叫起来，紧急抢救被埋的人员。有四个人被及时挖了出来，而毛主席的理发员曹庆维，因被压埋的时间过久，挖出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毛主席提出要好好料理曹庆维的后事，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会，但由于临时有事脱不开身，就写了挽联“哀悼曹庆维同志”，让警卫排长阎长林带到会上。
因为警卫在毛主席身边，自然要接触到江青。那时江青还比较好接触，但也偶有磕磕绊绊的时候。有一次陪毛主席在滹沱河边散步的时候，我就和江青顶了起来。
毛主席在河边散步，从无一定之规，有时候沿河畔走一程，就坐下来看一会儿书；有时想起什么事，就让警卫把一位或几位首长请来议论。所以每次毛主席往河边一走，警卫们就搬着躺椅，揣着书籍跟着。
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毛主席起床以后，由我和另外几个警卫人员陪着，偕江青到河边散步。到了河边，毛主席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和陈伯达交谈，便要在身边不远的我去接陈伯达。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我说话，也许是由于紧张，同时对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陌生，所以听了两遍也没听清楚，就多问了两遍。
谁知这一来，江青不高兴了，对我发起了脾气。那个时候的我年轻也没什么顾忌，就对江青回嘴说：“我总得问清楚好去接人呐，要不错了怎么办？你发什么脾气？”这说明当时大家的关系还比较平等，跟江青这样辩解也没觉得算什么事。
毛主席的散步，还引发了一起事件。因为毛主席喜欢散步的地点峡峪或郭苏村，距西柏坡村比较远，要乘车行十余里。毛主席习惯通宵达旦地工作，拂晓才入睡，往往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床。起床后，要吃点东西再去散步，如果兴致好，散步时间稍长一点，返回时就天色墨黑了。
一天，毛主席散步时间长了一些，返回时已是七点时分。在毛主席乘车回西柏坡，途经东柏坡时，有人在喑中朝毛主席乘坐的车扔土块。土块没砸坏车，也没伤着人，警卫人员也没抓到扔土块的人。警卫部门分析，此事不是当地百姓所为，是坏人搞破坏，责成地方公安部门查处。最后查没查出投击者，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西柏坡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伙食也比较差。我们警卫班的卫士们，都觉得毛主席为筹划各个战场的战事，长时间地工作，伙食过于清淡影响身体健康。听南方的同志讲，青蛙肉很好吃，因此夜里不值班的人，就到附近的池塘里捉点青蛙、摸点小鱼小虾，以使毛主席能尝一点荤腥。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将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提高机关和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以利于政权的接管工作，提上了日程。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凡文化低的工作人员都参加学习。
业余学校从各部门抽调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担任语文、数学教员。学员分高、中、低三个班，每周上三次课，学习语文、数学和一些自然地理常识，此外还训练写毛笔字。
开学典礼时，朱总司令到此讲话。我记得他对我们说：“你们大都是农家苦孩子，过去没有机会念书。现在机关办学，你们要努力学习，最低也要学会挂账（即算账）、看报纸。有了文化，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好革命理论，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我就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苦孩子，但我对读书一直怀着强烈的愿望，想多掌握一些知识，所以对上业余学校很积极。在西柏坡上业余学校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可我个人感到受益不小，对我尔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
1949年春季，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城的准备。就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毛主席的警卫班，调到中央警备团的团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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