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偶尔地读惠特曼，对译文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想，诗并不一定非要字斟句酌地去读，诗意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是要用心去感受的，所以往往是囫囵吞枣式的阅读。但这一次带着要改译的想法来读惠特曼，却发现那其实都是庸人或懒惰者的自欺欺人，而且即便话可以那么说，但诗却不能那样写，译诗更不能那样译，否则不仅对不起原作者，读者读起来也会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更不要说还要登堂入室，结果就只有以为诗就是这样的，甚至也就干脆放弃了诗本身。中国新诗之所以发展的断断续续，或许这也是一个原因。那些写诗的人由于读了这些译诗便模仿着写起来，写出来的东西即便不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一塌糊涂，也只能是自己一个人来欣赏，孤芳自赏还不错，但敝帚自珍就坏了。
惠特曼的译诗比起泰戈尔的译诗来一点也没有强多少，有的就真的是驴唇不对马嘴，有的就真的是一塌糊涂，所以有的也就不是改译而只好是推翻了重来了。好在我从小对语言就敏感，后来又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事做起来也未必比登天更难，但有时也的确要比自己来做一首诗难多了。诗是最朴素的艺术，因此是最需要所谓灵感的，而且诗的灵感是创造不出来的；所以如果没有灵感，或者我们称之为激情也可，我是不去动笔来写诗的。我的新诗大多都是在上个世纪写成的，用了大约20年代时间写了近500首；但也不是零零碎碎完成的，大都是激情来了就一下子写出一本，激情去了就去干别的。我的古诗词1800首是本世纪初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的，过后就几乎封笔；后来也不是没有感受，但往往就去用别的方式来表现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改译惠特曼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将我这几年来在哲学和艺术上的思考灌注在惠特曼的译诗里，比如我在哲学上创立的我学，和在艺术上提出的新神秘主义理论。当然这首先是我的这些思考与惠特曼的思考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次是惠特曼所表达的或原译者所翻译的还不够明确，也就使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知识是要为人类共有的，学说也一样，非要将其分出个你我来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当你将自己去与别人结合时只要别遭到拒绝或将别人糟蹋了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
虽然如此，我也还是要感激原译者屠岸和楚图南先生，是它们让我接触到了惠特曼而且给了我这个机会，如果我在改译过程中有什么新的错误被制造出来，那是我的责任，而我也将不断地修改，只要我还活着，这一切都是必须的。
孙更俊于北京西山
201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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