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群伟大的密码专家的带领下，美国新的情报机构大放异彩——在智慧的较量，情报的对决，生死存亡之间，“情报猎手”们屡建奇功，让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了它的不可取代！历经二战的荣光洗礼，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美国海军G科，这两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情报机构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美国的情报事业又将拥有怎样的突破呢？
1.“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
一战结束后，为美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亚德里以及他所领导的雇员们被无情地解雇了，而神秘莫测的“黑室”也因此关上了大门。十年以来，它隐秘地藏在纽约的穷人区，成功破译了超过二十个国家的一万多封电报，而在这些电报中，甚至包括当时号称最难破译的日本秘密电报。而最终，这些为美国作出杰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们，却因为国务卿斯汀生的一句话便被无情地放弃了。
可“绅士从不偷看他人的信件”的天真想法对于美国而言却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此时一场新的战争爆发了，那么美国将会处于情报领域的劣势，并不得不从零再次起步。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放弃“黑室”的期间，相反地，其他的国家将会获得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从而取得极大的进步，将美国远远甩在身后。当然，美国军方显然知道，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美国的情报事业绝不能就此而止步。
1930年4月24日，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诞生了，威廉·F.弗里德曼，这位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的杰出专家“接替”亚德里的位子，成为了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的第一任处长。
“黑室”还存在之际，主要负责密码的破译与密写药水的侦破等（编制密码、密本由通信兵来负责；密表的印刷、储存以及分发是由陆军副官长负责）。
如今，新成立的陆军通信情报处在继承了“黑室”职能的同时，扩展了新的职能，将情报工作更好地统一麾下。据法令规定，陆军通信情报处的主要职能包括：“编制及修改陆军密本与密码电报，在战争之际负责侦收敌方无线电以及有线电的通信内容，并测定敌台位置，将截获的敌方密本与密码电报进行破译，还对密写药水进行实验工作。”
弗里德曼是一名犹太人，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曾在基什尼奥夫市的一所俄国邮局当翻译，为了躲避有可能会到来的可怕屠杀，弗雷德里克于1892年逃离到了纽约，并将妻子与孩子一同接了过来。
弗里德曼在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寻找合适的优秀人才，来与自己一同进行这项并不轻松的工作。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招聘之后，弗里德曼雇用了4名低级密码破译员以及一名助理密码编制员，完成了工作室最初的组建——7人队伍。弗里德曼所选择的这些人员与他一起，影响了今后若干年内，美国密码学的发展道路。
除了弗里德曼以外的这六名成员分别是：
第一位，是一直跟随他从事密码译解工作的一名退役拳击手；第二位名叫弗兰克·B.罗利特，毕业于弗吉尼亚州埃默里市的埃默里与亨利大学，作为德语工作人员加入了弗里德曼的工作小组；第三位是一个小个子的中学教师，名叫亚伯拉罕·辛科夫，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作为法语工作人员加入了小组；第四位是一个布鲁克林人，与辛科夫一样毕业于市立学院，同样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作为西班牙语工作人员而加入；第五位是由弗吉尼亚州众议员乔·谢弗所推荐的他的外甥，一名优秀的日语专家——约翰·B.赫特；最后一名有幸加入的成员是哈里·劳伦斯·克拉克，弗里德曼选定了他作为助理编密员。
这个规模甚小的7人团队一直在此后的七年中都没有任何扩展，而每年的预算最多也不曾超过17400美元。在这样简陋苛刻的条件下，弗里德曼和他选中的优秀成员们一同奋斗着，创造了远远超出预期的工作成果，可能也正因如此，弗里德曼才被众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尊敬。
此时，陆军通信情报处下辖有信号情报学校；第2通信连，即从事侦收活动的G-2；A科，即负责文书和制表工作的行政科；B科，即负责破译截获的敌方密码的破译科；C科，即负责编制陆军密码以及从事通信保密工作的编密科；D科，即负责研究密写药水的实验科。一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军进入波兰之际，陆军通信情报处才终于增加到了19人。而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际，工作人员已经迅速发展到了331人。到二战结束时，陆军通信情报处的工作人员已经超过了1万人。由此可见，美国对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也预示着一个空前绝后的巨大情报工厂有了诞生的可能性。
也许是因为国务卿斯汀生对“黑室”以及亚德里态度的不友好，陆军通信情报处的成立，国务院毫不知情，而因此弗里德曼也成功逃过了国务卿斯汀生的盘问。但让弗里德曼感到头疼的是，美国有一项法令明文规定禁止截获通信内容。这项法令使得陆军通信情报处的一切事务几乎都成了非法活动，也使得训练优秀的侦收破译人员成了一大难题。
在与法律的博弈中，通信情报处最终取得了胜利。1931年夏，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地区开展了一项巨大工程——一座试验性侦听站将会在此建立，美国的侦听网络终于开始了它艰难的起步，并将以星火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2.攻克神秘的日本“紫码”
使用密码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让敌人全然不知的同时却能简单而迅速地对自己人下达军事命令。可以说，密码的使用几乎决定了战争一半的成败。
早在20世纪20年代，亚德里就表示过对美国密码的担忧，他认为美国密码太简单，非常容易被人破解。对此，弗里德曼也有相同的看法，而在对日本密码的破译方面，两个天才密码专家的态度也几乎是一致的——日本密码的破译工作难度非常大。
虽然日本密码十分复杂，但在一战时期，亚德里还是曾多次成功破解过日本的秘密电报。显然，这并不会成为困扰弗里德曼的最大难题，而最大的难题在于，日本密码不仅难破解，日本人的办事效率也极高——他们总能十分快速地更新自己的密码系统。
1934年，据陆军通信情报处所截获的资料显示，日本从德国购买了一部名为“恩尼格码”的商用密码机，并编制出了全新的密码系统，而且日本至少拥有9种不同的密码体系。当时，弗里德曼和他的小组得到情报，在日本所使用的密码体系中，有一种被称为“A”型密码机的机译系统，是日本密码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专门用于高级外交电讯的传送。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陆军通信情报处就攻克了这种密码。弗里德曼为所破译的“A码”选择了红色作为其代表颜色，代号“红码”。
“红码”的破解并没有让弗里德曼感到沾沾自喜，因为以日本的办事效率来看，很快他们将会推出比“红码”更加难以破译的新密码系统。
这个猜想很快得到了印证，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日本军部在东京建立了一个军事情报中心，并先后设计使用了一系列新的高级密码，用于侵华战争中的军事联络。此后，在日本密码之父山本武夫少将的统率下，日本将从德国所购买回来的“恩尼格码”商用机进行了巨大改造，研制出了名为“九七式欧文印字机”的新密码机。很快，日本外务省对新的密码机进行了改进，并迅速将这种密码机投入军队使用。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美国所破译的“A”型密码机全面被取代了，日本人将这种新的密码机称为“B”型密码机。
显然，这个新的密码机要比从前的复杂许多，新密码机的诞生顿时截断了美国获得日本情报的渠道。弗里德曼将“B码”称为“紫码”，而破解“紫码”
也成了陆军通信情报处的头等大事。
随着各国关系的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尽快破解“紫码”，让美国在与日本的对垒中可以占据先机，弗里德曼迅速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紫码”的破译小组。
其实，当时正在破解“紫码”的不止陆军通信情报处。美国海军从事密码工作几乎可以追溯到189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通信处密码与信号科便肩负着关于海军的一切密码工作。
“红码”被弗里德曼所带领的陆军通信情报处率先破解一事，已经引起了海军情报处负责人劳伦斯·萨福德的不满。要知道，在陆军通信情报处组建之初，海军早已经拥有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密码破译机构——海军作战部二十处G科，代号为OP-20-G。到30年代末期，G科已经拥有了超过700名官兵，并设有自己的侦听站，其规模要远远超过陆军通信情报处。而领导这个科的人便是劳伦斯·萨福德。在“红码”破解上的失利让萨福德感到很难堪，为了能够在“紫码”上扳回一城，海军方面也在日夜不停地进行着研究。
1940年夏季，弗里德曼小组正在埋头苦干之际，大楼的楼顶突然失火了，为了救火，办公室惨遭水淹，最后，弗里德曼不得不暂时将工作搁置，而小组成员们也获得了难得的休息（这一次的休息持续了大概一周）。到9月份的时候，这些破译员竟在完全没有见过日本密码机的情况下，奇迹般地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复制品！历时一年多，弗里德曼终于成功破解了日本的“紫码”。
这一消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欢呼。当然，只有海军部门的萨福德感到十分不高兴。要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又一次输给了这个简陋的小部门。
在弗里德曼成功破解“紫码”的过程中，陆军通信情报处与海军作战二十处G科这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矛盾渐渐开始凸现出来。虽然两个部门同样是在为美国政府而效力，但是负责人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毕竟谁都想率先完成任务，向上级邀功。这样的矛盾日益激烈起来，在情报的获取上，由于两个组织对彼此的隐瞒和防范，导致美国情报工作，尤其是密码破译工作方面的效率大大降低。很多时候，两个部门截获的情报是相同的，破译的手段也极其相似，但都不愿意与对方分享，这就导致一份工作往往会花费两份人力物力去进行。
对此，陆、海两军的高层进行了一次次的沟通与协商，最终达成了共识：
按照单双日来划分陆军通信情报处与海军作战部二十处G科的职能范围。即便这个协议使得两个部门之间避免了正面冲突，但实际上，双方依然无法通力合作，这就使得美国的通信系统陷入了一个大杂烩的混乱之中。虽然情报破译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分析方面却因为没有人负责对所有情报材料进行整合，将其组成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导致在情报分析上一直毫无建树。
随着太平洋形势的日趋紧张，经过漫长的思量和考虑，海军部门终于决定将精力主要集中于对日本海军密码的侦破上。对此，海军部门与陆军通信情报处经过和谈，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海军部门将除海军密码及有关密码之外的全部破译工作和已有资料全部交给陆军通信情报处。虽然订下这样的协定，但海军部门却并不打算将自己的权力永久让渡，而是计划在战后要回这一让渡出的权力。这一决定显然是明智的，之后的战争实践表明，当两个部门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之后，双方的力量都得以发挥，但这一决定也为战后两个情报部门之间更加严重的争权夺利埋下了祸患。
3.“珍珠港事件”情报黑幕
1940年，弗里德曼破解了日本的“紫码”，可是在1941年12月7日，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珠港事件”。以其出色的手段成功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美国，在对日本情报掌握方面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够判断出日本将会发起对珍珠港的偷袭，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1995年9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曾接到过一封信，这封信的寄件人是一位名叫海伦·哈曼的女士。海伦·哈曼女士在信中称，自己的父亲史密斯曾经向她透露过一个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惊人内幕。哈曼女士的父亲在二战时曾担任美军后勤部副主管，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罗斯福总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个会议只有极少数的军官得以参加）。在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宣称美国高层已经获悉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并命令与会者们将一批医务人员调到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随时待命。但关于此次会议的内容，总统却禁止任何人向外透露半句，而对于与会官员的惊讶，罗斯福总统解释，只有让美国遭到攻击，一直对战争犹豫不决的美国民众才会同意加入这场战争中。
这封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经过查阅1941年至1942年度美国红十字会财政年度报告及有关国家档案，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竟发现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两个月，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军后勤医疗部队确实进行过非常规的人员以及储备物资紧急调动。但即便如此，海伦·哈曼女士也并非事件亲历人，而她的父亲也早已经去世，所以此事最终也无法得到确定的结果。
“珍珠港事件”究竟是不是罗斯福的“苦肉计”？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国的情报部门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美国海军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网，专门用来搜集日本海军的情报。1941年夏，在无线电技术侦察和密码专家约瑟夫·罗奇福特上校的领导下，这支海军情报部队被组建成为了一个肩负无线电侦听、测向、密码破译以及资料积累、情况分析的综合情报机构，展开了对日本海军的侦听工作。
1941年9月24日，海军G科破译出日本海军发给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中，日本海军下达指示，要求领事馆了解美国舰队在珍珠港的停泊位置，尤其是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的停泊位置；11月15日，海军再次截获日本外务省发给驻夏威夷总领事馆的一封电报，电报中再次指示总领事馆将美军舰船在港内停泊的情况不定期进行汇报；11月18日，总领事馆发回了关于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内的所有详尽情况；11月28日，日本外务省再次下达命令，要求驻夏威夷总领事馆“在紧急情况下销毁所有材料”。
这些电报全部被海军G科所截获并顺利破译，几乎每一封电报都足以让美国引起对珍珠港的重视，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对于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美国政府和军队高层没有给出任何指示，甚至没有准备任何防御。
12月6日，G科再次截获了几份从东京发往华盛顿日本大使馆的重要电报。
次日，经过破译，G科将这份大概一共有14部分的电报的前13部分破译完毕，并立即呈送总统。次日上午，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也被成功破译并迅速提交。这份电报的内容显示，日本已经决定中断与美国的谈判，而这意味着战争马上就要开始。
难道这真的如哈曼女士所说，是总统的一场“阴谋”吗？
事实上，美国军事情报处远东科科长鲁弗斯·布拉顿看到这份电报的时候大约是12月6日上午9时，当时日本的突袭舰队正在代蒙德赫德以北仅250英里的地方移动。布拉顿立即打电话通知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休假的马歇尔将军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才终于得知这个消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海军少校克雷默也看到了这份电报，并立即前往通知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将军。在通知斯塔克将军之后，克雷默又跑向国务院大楼，通知正在开会的国务卿以及陆、海军部长，接着又奔向了白宫。
而马歇尔将军在得知此消息后，原本试图与夏威夷的沃尔特·肖特少将联系，却最终因为无线电干扰严重，只能选择商业渠道拍发电报。最终，这封电报在12月7日上午7时33分到达夏威夷，而由于信封上只注明“夏威夷谢夫特堡指挥官收”，所以这封电报被随手放到了派送电报的分类架上。
12月7日上午7时55分，日本将第一颗炸弹投向了珍珠港，使得美国伤亡惨重。而这封记载着重要消息的电报，直到当天下午3点，才终于到了肖特将军的手中。原本是一纸极其重要的警报，如今却成了一张废纸，美国情报机构组织的混乱和分工的不明确最终让美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陆军部长大发雷霆，并决定要重整美国通信情报领域。讽刺的是，这位对美国通信情报极其重视的陆军部长，正是12年前关闭了“美国黑室”，并宣称“绅士从不偷看他人的信件”的国务卿亨利·刘易斯·斯汀生。
为了整顿美国的情报网络，斯汀生任命纽约市着名的律师阿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为特别助理，对通信情报的全过程进行审查，以确保将每一个环节都改造得滴水不漏。很快，麦科马克就列出了通信情报中一系列的问题：截收设备有限，语言翻译人员缺乏，缺少适当的人员以及程序来对破译的情报进行研究审核，情报递交效率极低，并且没有任何紧急措施来让情况紧急的情报安全且尽快到达指挥官手中。
麦科马克的调查指出了美国混乱的通信情报网络中的种种问题，为解决此问题，一个负责搜集原始截获情报，并进行综合整理的绝密部门在陆军通信情报处内部诞生了，这个部门被命名为“特别科”，并由卡特·W.克拉克上校担任科长。
4.“情报猎手”屡建奇功
在震惊美国上下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并进一步加大了对通信情报领域的投入。而陆军部长斯汀生也因此次事件的发生而一反常态，对密码破译事业投入了巨大的支持，并下令组建了特别科。在战争中，美国通信情报的价值也越发凸显出来。
1942年1月20日，日本海军“伊-124”潜艇正在澳大利亚海军基地海港外铺设水雷，突然被美军发现，并遭到了攻击。在击沉“伊-124”后，美军从潜艇中打捞出了日本海军的战略密码本，战术密码本以及商船密码本等重要材料，而在这些材料的帮助下，情报机构顺利破译了日本海军新启用的“D码”。
4月底，通过对截获密电的分析，情报机构明确了日本海军将在莫尔兹比港诱歼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并压制澳大利亚的企图，同时还详尽地掌握了日军的作战计划，甚至起航时间及路线等具体事项。这一情报被迅速送到了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官尼米兹上将手中。
5月6日，美军在南太平洋的珊瑚海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战事持续到8日，虽然双方各有损失，但从战略上来说，此次海战美军大获全胜。此时，距离“珍珠港事件”不过5个月，尚未恢复全部作战能力的美军却能取得如此佳绩，主要还是归功于G科情报机构及时送达的重要情报。就如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实松让在《情报战》一书中的感慨：“在珊瑚海海战中，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情报方面占据了优势。如果日军的行动和企图不被发觉，那么海战的情况必定会与现实相悖。”
珊瑚海海战之后，罗奇福特上校领导的情报组再次侦讯到了大量日本海军的秘密电报，这些电报表明，日本海军近期将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对于具体情况，一时之间却还难以掌握。情报员在整理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却意外发现，这些电报之中时常会提到“AF”。此前，情报组也曾截获过提到“AF”的日军电报。经过分析推断，情报组认为，“AF”所指的是中途岛。
为了确认这一推断，5月10日，在罗奇福特上校的指示下，驻中途岛基地的指挥官用明码向总部发了一封电报，谎称淡水蒸馏设施故障，中途岛缺乏淡水。果然，过了不久，美军再次截获了日军的一份密电，内容是“AF”可能缺少淡水。以此为突破口，5月25日，情报机构完全掌握了日军对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并迅速将此情报提交给了尼米兹将军。
6月5日，美日双方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中途岛海战”。此次海战，美军大获全胜，几乎全歼日军战斗力量。其实，在此次海战中，美军所投入的战斗力相对于日军而言处于绝对的劣势，却获得了惊人胜利，正如尼米兹将军所说：
“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密电，完全掌握了日军的动向。除了日军的作战目的，我们甚至得到了日本舰队的编制概况，接近方向以及发动攻击的大概日期。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所以这个情报是美国胜利的关键！”
美国着名的海军历史学家塞缪尔·E.莫里森教授也曾断言：“情报的胜利促使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
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并没有让美国人放松警惕。1943年4月，G科再次截获并破译了一份日本海军发出的密电。这份密电显示，4月18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将视察巴拉尔、肖特兰以及布因，其中还附上了山本五十六的行程安排。山本五十六便是指挥并策划了“珍珠港事件”的幕后黑手，美国人对他恨之入骨，而这封密电无疑给了美国人一个复仇的大好机会。
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坐上了飞往所罗门群岛的飞机，大约9时45分，埋伏许久的16架美国P-38型远程战斗机突然出现，对山本五十六的机队发起了进攻。最后，兰菲尔少校所领导的机群击中了山本五十六所乘坐的飞机，为珍珠港报了这一箭之仇。最终，美国为了保密对日本密码的破译，将这些截击山本五十六的英雄们迅速遣送回国，一直到战争结束，才将他们的功绩公之于世。
除了在对日作战方面，G科的情报也在大西洋上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起初，面对希特勒所发动的大规模潜艇战，美国损失惨重，仅仅两周之内便被击沉了大部分油轮。德国海军的密码破译虽然不像日本那么艰难，但是德军每隔24小时就会更换一次密码系统，这造成了美国情报机构破译密码的极大障碍。经过不懈的努力，G科在罗奇福特上校的领导下，于1943年上半年之际破译了德军的密码，扫清了大西洋的威胁，为今后的诺曼底登陆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在海军情报处屡建奇功的同时，陆军通信情报处也不甘示弱，在二战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德国“恩尼格码”商用机的诞生可以说是通信密码领域的一个划时代产物——从1918年，“恩尼格码”机诞生之初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家都认为，“恩尼格码”是不可破译的。
1940年10月初，美国派遣了邦纳·弗兰克·费勒斯上校前往北非战场，并随时向华盛顿汇报战况。英国人对费勒斯上校十分欢迎，同时也认为这是与美国坦诚相见的好机会，有利于盟国加强合作。结果，没想到的是，尽职的费勒斯上校发回美国的密码电报几乎都被德军所截获并破译了。当时，担任德军非洲军团总司令的是着名的纳粹将领埃尔文·约翰尼斯·隆美尔。获悉了英军情况的隆美尔带领着武器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的德国军队对英军发起了一次次毁灭性的打击，让英军陷入了困境之中。短短几个月，隆美尔的大名就传遍了非洲大陆，被众人称为“沙漠之狐”。
1942年6月10日，德国的通信设备出了问题，侦听装置无法使用，而正在此时，英军向德军再次发起进攻，目标正好就是德军无线电部队所在地。这一次意外终于让英军获悉，原来德国人早已破译了费勒斯上校传回美国的密电。美国人对此感到很尴尬，为了弥补这一过失，弗里德曼所领导的陆军通信情报处与英军密码破译机构进行了通力合作，成功破译了德国引以为傲的“恩尼格码”，并制造出了针对“恩尼格码”的破译机“炸弹”。
失去了重要情报来源，“沙漠之狐”隆美尔如同失去了方向一般，同时，被破译的密码，使得隆美尔的意图被盟军摸得一清二楚。在经过多次吃亏之后，隆美尔终于意识到，德军的密码可能已经被破译了，可是，当隆美尔向希特勒报告了自己的怀疑后，这位德国统帅却立即回答：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即使首相再无法相信，“不可能”被破译的“恩尼格码”还是被盟军破译了，而这也为日后盟军对德的重要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而在这其中，弗里德曼与他所领导的情报机构实在功不可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美国海军部门G科，还是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都为这场难能可贵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马歇尔将军曾经说的那样：“无论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欧洲的胜利，还是我在太平洋上的战绩，都与情报部门能够及时并准确地获悉敌人的动向有着莫大的关系。”
5.二战中美国的“无敌密码”
2001年7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表彰仪式，为一些被美国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无名英雄”们颁发了国会金质奖章（这是美国政府的最高勋章）。这场迟来的表彰仪式，向世人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不可破译的、神奇的“无敌密码”。
在二战之初，美国的密码一直被认为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黑室”的领导者亚德里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后在二战之初，天才密码专家弗里德曼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质疑，但一直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美国也因密码被敌国一次次轻易破译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41年在北非战场上，美国甚至因为被破译的密电而使得盟军陷入了隆美尔一次次的包围圈之中。但在1942年后，美国的密码系统却奇迹般地改头换面，让德国人和日本人即使绞尽脑汁也无法破译，成为了二战中的一个传奇，而美国的密码也因此被称为“无敌密码”。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美国究竟是如何在密码的编制中取得如此惊人的飞跃的呢？无法破译的“无敌密码”中又蕴藏了怎样的神奇秘密呢？
1942年初，在美国情报部门对美国密码的编制问题感到无从下手之际，一位名叫菲利普·约翰逊的白人向美国太平洋舰队上将克莱登·沃格尔提出了一个建议——用纳瓦霍语来编制军事密码。
纳瓦霍族人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州交界处的一条巨大深邃的峡谷内，他们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性，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说着部落以外的人完全无法听懂的语言。约翰逊的父亲是一名传教士，曾经在纳瓦霍部落待过一段时间，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纳瓦霍语。对于外族人而言，纳瓦霍语当之无愧是“鸟语”，与英语体系截然不同，并且无论是语法、发音，甚至声调、音节都十分复杂，如果不是经过长期的训练，根本就不可能弄懂其中的意思。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语言口口相传，根本没有文字记载。也就是说，除非你是部落里的人，或者你曾经到过那个部落，并且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否则你不可能通过任何一本教科书，甚至任何一本字典来弄懂它的意思。
约翰逊的建议引起了沃格尔上将的注意，沃格尔上将即刻下达了命令，让情报部门G科对这种神奇的纳瓦霍语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纳瓦霍部落本族人以外，全球通晓纳瓦霍语的人不超过30个，而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是日本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纳瓦霍语在传递信息上面具有非常可观的高效性，一个单一的纳瓦霍语就包含了自己的主语、谓语甚至副词，一个单一的词汇便能翻译成为一个完整的英文句子，因此纳瓦霍语能够在20秒钟之内对3行以内的英文命令进行准确的编码以及解码，而这件事情如果交给机器去做，至少需要30分钟。
这个对美国情报领域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提议让沃格尔上将十分高兴，1924年5月，美国招募了第一批纳瓦霍士兵，一共29人，组成了海军陆战队第383排，专门负责在加利福尼亚的秘密基地进行密码编制工作。由于纳瓦霍语中并没有现代军械设备的名词，这些编制者们便从大自然中开始寻找灵感，比如用鸟类来对不同的飞机命名，用鱼类来对不同的舰船命名。最终，这群编制创建了一本含有500个常用军事术语的字典，这本被戏称为“鸟语字典”的词汇表必须要被牢牢记在脑海中，不能留下任何的记录，以免被敌人所缴获。
当密码编制完毕后，信心满满的沃格尔上将组织起了G科的密码专家们，对这套新的密码系统进行检测，而面对一条用纳瓦霍语编写的信息，密码专家们经过3周的努力后以失败而告终，即未破译出该条信息。自此，纳瓦霍语所编制的密码正式投入了使用中，而这些纳瓦霍密码们如同一台台高速运转的“人体密码机”，在战争中传递着美军重要的军事指令。在美军1942年到1945年所有的对日战斗中，它们为美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日军曾为了破解纳瓦霍密码而俘虏过一名未曾经过训练的普通纳瓦霍族士兵，但最终的结果是，无论日军使用了怎样残酷的手段，那名士兵也无法将密电翻译出来。凭借着这样巨大的优势，纳瓦霍密码员们获得了尊崇的地位，但获得荣誉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处境将会越发危险。为了避免密码外泄，美军为每一名纳瓦霍密码员都配备了单独的警卫，这些警卫除了负责保护他们之外，也要负责在密码员被敌人俘虏之际，立即将其杀死，以保证密码不会外泄。
纳瓦霍密码的成功同时也给了陆军通信情报处以启发，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情报处将目标对准了科曼切语。科曼切部落是北美印第安游牧部落中的一支，语言属犹他-阿兹特克语系。
虽然有海军部的成功先例，但对于此举，陆军部依然谨慎行事，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一群德国学者对印第安语言中的几种展开过一些详尽的研究，虽然并不确定他们是否研究过科曼切语，但美军却不愿意冒任何可能导致情报外泄的险。
经过具体的研究和协商之后，陆军部交给了休·福斯特中尉一项任务，要求他在科曼切语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编制出一套全新的，更为难懂的密码。接到命令的福斯特迅速招募了一批年轻的科曼切人，并将他们送到了佐治亚州本宁堡接受无线电发报技术的训练。最终，福斯特和他年轻的印第安士兵们创建了一本包括250个军事术语的字典。在这本字典中，他们使用比喻以及拟声词来表示军事设备。例如，轰炸机成了“怀孕的鸟”，而自动化武器所发出的声音则成了“缝纫机”，希特勒则被他们称呼为“疯狂的白人”。
科曼切密码让纳粹德国绞尽脑汁，经过再三确认，他们确定了这是一种语言，但最终却依然未能够找到破译的方法。
1944年1月，一名科曼切密码员查尔斯·希比蒂被派往英国，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当他登上犹他滩时，他用科曼切语向总部发出了第一条登陆诺曼底的信息。然而，为了对密码进行保密，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陆军部一直拒绝承认这一振奋人心的历史瞬间。
纳瓦霍语在太平洋战场上大放异彩，而科曼切语则在欧洲战场上大显身手，印第安体系语言所编制出的“无敌密码”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密码系统，带领盟军一步步走向了胜利。
考虑到战争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密码员及密码系统以后或许还能再派上用场，为了保护情报机密不被外泄，即使是在战后，这些纳瓦霍密码员和科曼切密码员都没有因为他们为祖国作出的贡献而受到表彰。相反，他们还被命令要对自己所有的工作进行严格保密，直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这迟到的荣誉才最终降临。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段尘封的历史被美国人类学家威廉·梅多斯博士所注意到，自此才揭开了“无敌密码”的神秘面纱。此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局举办了一次展览，用以纪念二战时期这些默默无闻的密码员们为美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展览会上，NSA密码史中心主任戴维·哈奇说：“这些英勇的密码员拯救了成千上万名盟军军人的生命，他们在战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6.诺曼底登陆：用谎言保卫真理
英国着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战争中，真理是如此宝贵，以致要用谎言来保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典转折战诺曼底登陆战役正是应了这句话。为了这场伟大的胜利，盟军抛出了一个个构思缜密的情报谎言，成功蒙蔽了纳粹分子的眼睛。
布莱奇利公园的情报专家们破译“恩尼格码”之后，这一消息成了美英的“高级机密”，盟军依靠着对德军情报的“窥探”，一步步扭转着战争的局势。
1940年11月12日，通过德军被破译的密电，丘吉尔得知德军将在48小时之后在考文垂地区进行毁灭性的轰炸。此时，摆在丘吉尔面前的是两个艰难的选择：迅速下令进行防卫撤离，德军密电被破译的消息就可能泄露出去，德军将会更改密码系统，这将对盟军接下来的情报搜集非常不利；但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这座历史古城以及无辜的市民们将会牺牲在战火之中。最终，经过艰难的抉择，为了战争的最终胜利，丘吉尔选择了后者。考文垂化作了一片废墟，连同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而这场胜利的捷报也让希特勒完全不曾怀疑“恩尼格码”的安全性。
为保密一条情报而作出如此大的牺牲，究竟值不值得？几年后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回答了这一问题。
诺曼底登陆与太平洋上的美日双方的岛屿登陆战完全不同，要取得胜利，成功登上滩头只不过是第一步，防守的德军随时可能进行阻击，将盟军压制在滩头，甚至直接赶下海。在诺曼底战役之前，德军的战斗力是不容小觑的，作为处于地理劣势的盟军而言，想要抵御住德军的抵抗，成功登陆诺曼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43年12月，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摩根中将的提议下，英美双方重要的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并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杰伊”的计划。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前身的陆军通信情报处和海军G科自然也参与其中。
1944年1月，“杰伊”计划正式更名为“卫士”计划。这场战略欺骗计划集合了美英情报部门的智囊，以极其精妙的构思与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正式展开。而这个计划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用尽一切方法诱使德军分散兵力，将诺曼底地区的守军降到最低限度；二是转移德军统帅的视线，让德军相信，主攻力量并非在诺曼底。这两个目的最终都是为了确保诺曼底登陆计划的成功。
1944年1月，“卫士”计划正式着手启动，英国陆军中校约翰·比万与苏联达成协议，制造了进攻挪威和瑞典的假象，并建立了所谓的“第4集团军司令部”，似乎将要在北欧战场大展拳脚。这些虚假的信息很快引起了德军的注意，为了守住北欧战场，德军在挪威和瑞典一共部署了13个师对盟军进行防卫。这13个师一直驻守北欧，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几乎在同一时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派出密使，意图与美英进行投降谈判事宜。在比万的授意下，英国的广播和报纸故意泄露了这一消息，希特勒勃然大怒，立即从法国抽出了4个精锐部队，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占领了匈牙利，并将匈牙利首相关进了集中营。有了这一场“下马威”，罗马尼亚即刻终止了与美英的接触。
为了进一步扰乱德军的视线，比万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创造”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番号为“美国第一军团”，并让美军中将巴顿将军担任了这一虚构部队的司令。巴顿将军开始在东南地区进行了活跃的动作，视察部队，拜访名流，积极发表各种讲话。巴顿的频频出现似乎意味着盟军将会从加莱登陆。
而就在巴顿异常活跃之际，真正的登陆指挥官英军中将蒙哥马利正在精心策划作战方案。为了彻底免去德国人的怀疑，比万找到了一名长相酷似蒙哥马利的陆军中尉詹姆斯，安排他假扮蒙哥马利出访直布罗陀以及开罗等地，制造蒙哥马利并不在英国境内的假象。据闻，在此过程中还闹出过一些意外。蒙哥马利是滴酒不沾的，但这个假扮蒙哥马利的陆军中尉詹姆斯却是个酒鬼。1944年5月25日傍晚，詹姆斯在随行人员陪同下登上了飞往直布罗陀的飞机，开始了他的“假蒙哥马利”生涯。在飞机着陆前两个多小时，詹姆斯竟偷偷喝了半瓶酒，并陷入了昏睡状态。情况万分紧急，随行人员只得采取“非常措施”，将詹姆斯脱光之后放到机舱的通气孔前，而在冰冷气流的刺激下，詹姆斯才清醒过来，使得这一次计划有惊无险。
在这些为诺曼底登陆进行铺垫的行动中，有一次行动最为重要，但同时也极其残忍，直至今日，对于这次行动，美英依然讳莫如深。1943年7月，盟军一个位于法国北部，代号为“繁荣”的抵抗运动小组由于叛徒的告密，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控制之中，“繁荣”小组的通信员在盖世太保挟持下继续与总部保持联系，并趁机故意拼错信息，向总部暗示电台已经暴露的消息。英国总部在发现这一事件之后竟佯装不知，并按照德国人迫使通信员所发出的命令行事，空投了一批物资以及特工到法国。这些物资和特工刚一落地就落入了盖世太保手中。被抓获后，这些特工企图用随身携带的药丸自尽，以保住组织的秘密。
但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所携带的药丸竟全部都是无毒的。众所周知，盖世太保们审讯间谍的手段极其凶残，为了保守秘密，每一名特工身上都会携带组织所发的有毒药丸，以便能够在危及时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批被俘获的特工经历了严刑拷打之后，最终吐露了上级所指派给自己的任务：袭击德军在加莱的指挥部以及通信中心等重要设施，以便配合盟军展开登陆行动。
美英情报处进行了如此大费周章的行动，只为了送出这一条假情报，这是希特勒怎么也没想到的。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次行动并非只是一场偶然性发起的紧急应对措施，事实上，那名让“繁荣”小组陷落险境的告密者是一名英国间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伦敦发来的绝密指令行事的。
一个个残酷的谎言交织成巨大的网，将德国人一步步推向毁灭的陷阱之中。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正式打响。虽然此前已经抛出了诸多烟幕弹，但盟军也并未放松警惕，为了进一步确保登陆行动的胜利，盟军首先在6月5日夜间派出了两支模拟的“幽灵进攻舰队”驶向加莱。这些“舰队”是由铝箔干扰绳所“制造”的，主要目的是用以干扰德军雷达。在即将到达加莱之际，“舰队”施放了烟幕弹，并开始播放早已准备好的登陆声音，伪装盟军开始在加莱登陆。同时，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了4个中队在卡昂和昂蒂弗角地区进行了假空投，施放了大量干扰绳，并将假的“伞兵”投放到了地面上。一系列的电子干扰让德军陷入了混乱，即这场假的登陆行动成功扰乱了德国人的视线。
就在德国人笃定盟军将会在加莱登陆，虎视眈眈地“坚守”加莱之际，盟军已经踏上了诺曼底的土地，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诺曼底战役持续了2个月15天，纳粹德国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卫士”计划的成功是美英情报领域中一次登峰造极的成功，它将情报这件战争利器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它以巨大的代价换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人叹为观止的胜利。而在这一天衣无缝的计划中，无数的英雄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粉碎纳粹德国的野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目标情报委员会的新任务
对德国“恩尼格码”的掌握将盟军一步步推向胜利，随着战争渐渐接近尾声，美国人却敏锐地发现了一直潜藏在战争背后的威胁，而这一威胁甚至将会比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更为危险，目标情报委员会便在此际诞生了。
1944年夏天，盟军筹备诺曼底登陆之际，美国通信情报机关驻欧洲行动处处长乔治·A.彻开始着手创建了目标情报委员会。这是一个绝对机密的组织，堪比曾经的“美国黑室”。
诺曼底登陆成功后，盟军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而就在此际，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存在意义越发凸显出来。9月，意识到这一点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
马歇尔将军发送了一封密电给伦敦盟军总部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将军给予目标情报委员会最大的支持，以及最优先的特权。同时，马歇尔将目标情报委员会成立的最大目标任务告知了艾森豪威尔，即缴获德国人的所有密码破译文件及其设备。
情报的重要性在盟军对战纳粹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人清楚地知道，在消灭纳粹之后，国家将会面临着新的危机、新的威胁，而在新局势下，情报依然是获胜的关键。在二战中，希特勒的密码机构对盟军各国的密码都展开了详尽的研究，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也就意味着，在德国人的手里，很可能掌握着其他各个国家的机密，甚至已经有完成破译的密码。无论是谁，只要能率先获得希特勒密码机构的一切，就能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意识到这一切的美国人开始了二战尾声中的另一场情报争夺战。
在二战的六年中，美英的密码破译员们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对日本和德国的密码破译上，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国家的情况。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势力的发展壮大，美国意识到，苏联将会成为美国在未来战争中的最大对手，但这些密码员们却对苏联一无所知。此刻，希特勒的密码机构中的材料对于美英而言显得越发重要。要知道，如果希特勒的密码机构中正好拥有一台能够破译苏联军事密码的机器或者拥有若干份被破译的苏联密电，那将会让美英情报机构省去多年对苏联密码研究的时间，还能够占尽先机。
带着明确的目的，在圣诞节之前，目标情报委员会拟订了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希特勒所有重要的密码机构都设立在柏林地区，但苏联军队很快就将占领这里，所以这次行动时间极其紧迫。由于德国人的密报已经被破译，所以这些通信情报中心的位置已经被美英所确定，而此次行动的最终目标，便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德国通信情报中心内的一切物资空运走，并将其密码专家俘获。这些物资及密码破译专家可以让美英确定德国对其密码的破译进行到了何种程度，同时也能避免美英的机密落入别国手中，而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
但仅仅就在这几个月里，德国却已经面目全非了。希特勒的密码破译机构已经四处逃散，即使知道了密码机构所在地，也几乎没有可能顺利俘获德国的密码专家及物资了。
面对德国的混乱状况，目标情报委员会决定将六支小分队空投到敌人后方，让他们“占领并利用已知的及新发现的通信情报目标，并搜索其他的通信情报目标及人员。”
1945年3月，美国陆军少校保罗·I.奈夫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一群从事密码编写和通信情报的德国密码专家被抓获了，抓获地点是德国萨克森州的一座古堡。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发现，这座古堡是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重要通信档案库，但奈夫所面对的问题是，这个地区已经被划分给了苏联管辖。为了避免苏联人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奈夫迅速请示了彻上校。在与英国人协商之后，这批德国人以及古堡里的档案材料被秘密押送到了伦敦。
5月，目标情报委员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南部一个叫考夫巴伦的小城里发现了德国空军一个重要的通信情报中心，一群在布莱奇利公园任职的密码破译专家所组成的小分队被送往此地。布莱奇利公园是二战时期一个重要的密码破译中心，也被称为“×站”。希特勒的无数封密电，便是在这里被这群天才的密码专家所破译的。
小分队抵达奥格斯堡之后，在德国空军从前的一个指挥部里发现了一间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是一个通信中心，在这里，美国人缴获了大量的档案和设备，并捕获了一名通信技术人员、一名德军中尉以及数名德国司机。其中最值得高兴的是，他们缴获了一支德国运输队，而这支运输队则装载着4部完整的“鱼”密码机。
“鱼”密码机是德国人继“恩尼格码”密码机之后的又一创举，专门用于德国高层间的密电往来。与“恩尼格码”相比，“鱼”的构造要更加复杂，它不仅能够在发报时自动加密，并且能够在收报时进行自动解密。与“恩尼格码”最大的不同在于，“鱼”使用的字符是32字符的破特码，而并非26个字母的标准表。缴获“鱼”密码机的样机一直是目标情报委员会的一大目的。要知道，如果苏联人率先缴获了它，并且成功进行仿制，那就会对美国的情报工作造成巨大的困难和障碍。
5月21日，目标情报委员会对抓获的俘虏进行了审讯。据俘虏交代，德国已经制造出了一种能够对苏联密码系统进行破译的机器（这是一种专门用于破译苏联先进的电传打印密码的机器）。这一情报让美国人喜出望外。
在德国俘虏的通力配合下，目标情报委员会很快便搜寻到了这些机器。为了验证机器的真实性，目标情报委员会很快将机器安装在了一处地下室，令人惊奇的是，那些高度保密的苏联密码竟真的开始源源不断地从机器中涌出。这批机器和德国战俘很快被运回了伦敦，而这些机器被安装在了布莱奇利公园附近，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运作起来，开始为美国而服务。
在此次行动中，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各个小分队一共缴获了近5吨重的德国通信情报文件，捕获了近200名德国密码破译专家。这些前纳粹破译人员最终的结局始终是个谜，但根据一份目标情报委员会的文件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战犯中一位名叫埃利希·许特海恩的顶级密码破译专家被秘密送往了美国，并且很有可能受雇于美国政府。这份文件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此人的知识，密码破译工作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一个重大的成就。”
目标情报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美国战时所取得的成就，由于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存在，美国在此后与苏联的冷战之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就在目标情报委员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德国密码机构的“大扫荡”之际，另一组密码破译人员的注意力却放在了地球另一端的聚会上。
1945年4月25日，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在旧金山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为了能够成为此次会议的主办方，罗斯福总统费尽心机。罗斯福此举并非源自于美国人的古道热肠，而是成为主办方可以让美国更方便地对别国代表的谈话进行窃听。
外国代表团们要通过旧金山的美国电报系统与首都进行联系，但由于战时审查法仍然发挥着效用，故而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从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以及其他商业电报公司处获得所有的电报，并将其交给陆军通信情报处的破译人员。
此次负责旧金山会议上所有窃听及密码破译行动的人是弗里德曼的助手弗兰克·B.罗利特。据罗利特后来回忆道：“旧金山会议结束了，每天24小时的工作时间也终于缩短了。小组成员们都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美国只是试图破译日本、德国、意大利以及墨西哥等国的密码系统。但到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已经破译了包括阿根廷、比利时、智利、巴西、哥伦比亚、中国、埃及、厄瓜多尔、埃塞尔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希腊、芬兰、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匈牙利、黎巴嫩、墨西哥、荷兰、葡萄牙、秘鲁、日本、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瑞士、泰国、叙利亚、土耳其、乌拉圭、约旦以及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密码系统。可以说，正是美国的“先见之明”为它日后在与苏联的争霸之战中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8.二战中神秘的密码破译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战争期间，密码破译工作几乎是各国的最高军事机密。由于无线电技术的快速发展，密码破译人员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数以万计看不见的信号在空中频频传递，重要的部队调动命令，甚至具体的作战计划，全都在这些看不见的信号之中飞跃。这些信息若是被敌人发现，必然令军队陷入危险中；但若是能够破译敌人所传递的信息，无疑为军队打开了胜利的大门。而密码机以及密码破译机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发展起来的。
提到密码就不能不说二战中德国人发明的明星密码机“恩尼格码”。“恩尼格码”机有多个版本，而在所有版本中，最为着名的就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所使用的军用版本。在战争之初，“恩尼格码”一度被认为是不可破解的。
“恩尼格码”的发明者是一个名叫亚瑟·谢尔比乌斯的德国工程师。1918年2月，谢尔比乌斯设计了一种转轮密码机，并申请了专利。就在提出申请的同一年，谢尔比乌斯与朋友一起开了家公司，专门出售他所设计的机器，并为机器取名为“恩尼格码”。自从无线电报发明之后，远距离的传送密文方式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工和信鸽的古老传递方式渐渐淡出，而“恩尼格码”的诞生显然是符合科技发展潮流的。
最初的“恩尼格码”机只是单纯的加密机器，使用者除了拥有它之外，还必须配备另一台专用的脱密机器。这样的配置引出了一个问题：使用者必须同时拥有两台笨重的机器才能够有效地进行使用，如果是在战场上，如此笨重的两台机器必然会成为负担。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谢尔比乌斯即刻着手在机器中加入了一个“反射板”对其进行改良，使得“恩尼格码”同时具备了“加密-解密”的功能。也就是说，谢尔比乌斯的创举使得“恩尼格码”机器在能够加密的同时完全具备了可逆性的解密功能。谢尔比乌斯开始向企业家和军队推销自己的产品，但在最初，这个新的东西并没有引起重视，以致谢尔比乌斯频频受挫。
在沉寂5年之后，谢尔比乌斯推出了“恩尼格码”的升级版——“恩尼格码-A”。升级版的机器不仅配置了键盘式的显示装置，还明确了输入的键位设置。在后来的很多资料中，都将“恩尼格码-A”认为是“恩尼格码”机器家族中的真正始祖。一年后，谢尔比乌斯再次升级了“恩尼格码-A”，从而使得“恩尼格码-B”得以粉墨登场。
就在这个时候，谢尔比乌斯的好运气终于到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在一战中担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出版了他的着名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部作品于1923年2月率先在《泰晤士报》上连载。而就在这本书中，丘吉尔透露，德国的密码在一战开始后不久便被破译了……英国海军部门下属专门负责密码破译的机构“第40号房间”几乎获得了德军全部的情报。
这本书如同当头棒喝，使得德国军方终于将目光放在了谢尔比乌斯的“恩尼格码”机上。此后，在经费充裕的情况下，“恩尼格码”开始走向了欣欣向荣的发展道路，经过孜孜不倦改良升级的“恩尼格码”机成为德军难以攻破的机密防御墙，在情报战中崭露头角，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密码机。
率先攻破“恩尼格码”堡垒的是波兰人。
1931年，一个名叫汉斯·史密斯的德国叛徒将“恩尼格码”系统中的设置和原理图卖给了法国，而让人惊诧的是，法国的情报人员竟将这个重要的情报卖给了波兰情报机构。当时的波兰处于德国和俄国的双重威胁下，自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让波兰在情报领域取得优势的机会。
经过不断的研究，波兰数学家雷耶夫斯基发现了“恩尼格码”的破绽，并带领他的团队成功复制出了一台“恩尼格码”机器。在波兰人攻克“恩尼格码”之后不久，德国人再次对“恩尼格码”进行了升级加密，从而使得波兰对德国情报的窃取失败了。
随着二战的到来，英国人在布莱奇利公园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密码破译机构，并展开了与美国密码破译机构的通力合作。1939年，美英情报机构掌握了波兰人的技术，再次展开了对“恩尼格码”的破译。1940年5月1日，德国再次改进“恩尼格码”，将雷臼斯基所发现的漏洞进行了处理。
就在美英情报机构感到无计可施之际，数学家图灵从德国人刻板的个性中猜测出了部分电文的内容，而且以此为突破点，成功破译了“恩尼格码”，并制造出了一台专门针对“恩尼格码”的破译机“炸弹”。此后，在美国人的改进下，“炸弹”机入驻了布莱奇利公园，使得盟军得以在情报战中保持优势。
实际上，除了大名鼎鼎的“恩尼格码”以及它的对头“炸弹”，美国人也曾自主研发过一些类似的密码破译机，而且这些机器同样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早期，IBM机器是当时世界上最接近多用途计算机的机器，陆军通信情报处负责人弗里德曼在这个时候意识到，IBM的打卡机能够记录不同的单词或字母组合出现的频率，而这种统计结果非常有助于解密工作的进行。但IBM机器很笨重，并且没有记忆功能，而最重要的一点是，IBM公司从不出售这些机器，对政府也仅仅限于租赁，并且价格昂贵。陆军通信情报处是一个“隐形”部门，自然负担不起这样昂贵的开销。
在弗里德曼的小组成员中，有一名叫作弗兰克·罗利特的员工，他非常擅长继电器的设计，在罗利特的帮助下，通信情报处以IBM机器为基础，成功发明了一种新的“快速分析机，并命名为“强力”。“强力”能够利用在纸带上打孔的方式迅速对密码文本进行自动对比，查找密码重复率。在弗里德曼破解日本“紫码”的过程中，“强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无论是“恩尼格码”、“炸弹”还是“强力”，在那个时代，它们无疑占据了密码科技水平的最高峰，在电子时代来临前的最后一站大放异彩。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与海军G科合并组建了一个单独的密码破译机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机构便是日后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些密码专家共同研制了第一批可编程数字电子计算机，开启了电子科技情报领域的新纪元。
特工告密人：美国情报史上的泄密者
在美国情报史上，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一些告密者，这些人生长在美国，却为美国的敌对国家或者说和美国有嫌隙的国家提供情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这些告密者中，有的人因为金钱出卖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报，为对手国家效力；有些人因为不满于美国的独裁政策，并对美国在其他国家犯下的暴行感到厌恶，于是决定帮助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不管这些告密者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才走上了这条道路的，他们都给美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他们的泄密行为对美国的影响到现在还未消弭。
无疑，最终这些人也会为自己的告密举动付出很大的代价。
1.美国冷战期间叛逃第一间谍蹊跷猝死莫斯科
2002年7月12日，爱德华·李·霍华德从家中的楼梯上摔了下来，导致脖子被摔断，并以这种方式离奇死亡。这引起了外界的一片哗然。外界人士纷纷猜测：霍华德到底是不小心摔下楼梯致死的呢，还是被美国情报机构杀害，然后伪装成自然死亡的场景的呢？还有，霍华德到底是什么人？他与美国情报机构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外界会产生这样的猜测？
爱德华·李·霍华德，出生于1951年10月27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的一个普通家庭中长大。1976年，毕业于美利坚大学，并获得经济管理的硕士学位。1980年，当时身为一家生态与环境公司经理的霍华德因不满足当时的生活状况，而是想做一些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于是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申请。
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而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难如登天——人们只要有意愿进入美国的情报机构，不管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只要向这些情报机构提出申请，然后经过这些情报机构的调查和考核之后，如合格就能够进入美国的情报机构。
霍华德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申请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发现霍华德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人才，能够胜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那么，霍华德具备哪些特长？他为什么能够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青睐呢？
霍华德对西班牙语和德语十分精通，且善于交谈；对各种枪械有所研究，知道如何使用枪械；虽然霍华德在新墨西哥州出生，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成长，这说明他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毕业于一所比较优秀的大学，并拥有一个聪明的妻子，他们夫妻二人都能够适应海外的生活；父亲曾是一名美国空军电子专家，曾先后在各个国家的空军基地工作。这所有的信息都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对霍华德青睐有加。所以，没过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批准了霍华德的申请，让他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后，霍华德便被送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农场（其实，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的秘密基地）进行培训。在这里，霍华德学会了如何用密码来传递情报、如何招纳新的特工、如何分辨其他国家插在美国的间谍等等。从对霍华德的培训内容上来看，美国中央情报局想把他培养成一名间谍。当时，霍华德对外的职务是美国国务院员工。1981年秋天，霍华德的妻子玛丽也进入了这个情报机构，不过她从事的职业与霍华德有着天壤之别——玛丽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只是做文职工作。
之后，霍华德被分配到美国驻苏联的欧洲部，工作任务是窃取苏联及东欧的情报。因为当时正值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间谍活动较为频繁，所以在这个部门工作很容易得到提升。1982年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命令霍华德进入苏联，工作时间为2年。当时，美国对苏联十分重视，被派遣到苏联的特工一般都深得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层的信任，而从霍华德被派遣到苏联一事上就可以看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的重视程度。
由于美国和苏联方面的间谍活动十分频繁，所以进入苏联的美国特工的工作任务比较重，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霍华德进入苏联前再次对他进行了培训。与此同时，霍华德的妻子也即将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到苏联协助他的工作，所以她也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训。
培训完之后，霍华德夫妻二人即将以美国驻莫斯科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往苏联。为此，霍华德还专门学习了俄语，并买了一辆新轿车运到苏联。然而，一切准备就绪，正当霍华德想在苏联大展身手时，一个坏消息传来了——霍华德由于没有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测谎实验而被迫离职。测谎实验显示，霍华德不仅有过吸毒史，还做过小偷。虽然霍华德一开始不承认这一事实，但经过详细的调查，在铁的证据下，他被迫承认了。而隐瞒和欺骗是美国情报机构最不能接受的缺点，所以霍华德的“被迫离职”也就可以理解了。
就这样，霍华德于1983年6月带着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不满和怨恨离开了情报机构。虽然离开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潜伏在苏联的美国特工的信息还在霍华德的脑中，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绝不会想到霍华德这一带着负面情绪的离开会在之后给美国造成巨大的损失。
离开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后霍华德凭着自己的学历，以及曾在“国务院工作”过的经验（当然，霍华德并没有真正在国务院工作，由于美国特工这一身份不能被外界知道，国务院工作人员的这一称谓只是对外的说辞而已），很快便在他的故乡新墨西哥州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负责核算新墨西哥州的收入预算。
在这期间，霍华德曾被派遣到美国的华盛顿参加经济会议。在会议期间，霍华德曾在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徘徊了很长时间，也许这个时候，他就想投靠苏联，出卖自己脑中的情报吧！但不知是何种原因，他又打消了这一思虑。
但在新墨西哥州工作的这段时间，霍华德心情十分郁闷，于是整天以酒度日，并且酗酒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而在1984年2月26日霍华德再一次从酒吧出来时，他醉醺醺地跟踪三个年轻人回家，并用枪指着其中一个年轻人的脑袋，但那个被枪指着的年轻人也不是吃素的，只见他们二人经过一番争夺，最后年轻人反而夺过了霍华德的枪，并把他送到了新墨西哥州的警察局。后来，霍华德被罚款7500美元，并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动用了关系，才让霍华德免受这一场牢狱之灾。
霍华德以前意气风发，事业如日中天，而现在却落魄不堪，甚至差点蹲监狱，这一强烈的落差让他的心理严重不平衡。也许就是在这时，这种心理落差使霍华德又产生了在华盛顿参加经济会议时曾产生过的念头——出卖美国特工的情报，投靠苏联。
之后，霍华德带着妻子玛丽多次去欧洲度假。当然，去欧洲度假只是一个幌子，他的真实目的是与苏联方面联系、交易。与此同时，霍华德账户上的资金也日益丰厚了起来。由于霍华德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待过几年，所以对于这些间谍活动他也有一定的经验——在和苏联方面联系时从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使用了一个叫作“罗伯特”的代号。
1985年6月14日，美国驻苏联的工作人员保罗·斯通博被苏联驱逐出去。
对此，苏联政府的理由是：大使馆工作人员只是保罗·斯通博对外的一个职务，他的真正身份是美国的一名间谍。3个月后，苏联科学家托尔卡切夫被捕，之后又被处死。理由是：他向美国情报机构出卖情报。作为一名科学家，托尔卡切夫手中掌握的数据无疑是相当具有价值的。后来经过调查，托尔卡切夫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中竟然包括苏联空军躲避飞机及雷达追踪等方面的信息。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他支付了200多万美元的报酬，而这一报酬相对于他所提供的情报的价值而言可谓是九牛一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不少特工甚至开玩笑说：“托尔卡切夫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把研究无线电技术的所有经费全都捞回来了。”
美国安插在前苏联的间谍的暴露让中央情报局意识到可能出了内奸，于是中央情报局立即联合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终于，他们查出了出卖情报的人的代号为“罗伯特”，而之后他们就查出了代号为“罗伯特”的这个人就是霍华德。但是，仅仅知道这些还不够，要想定霍华德的罪，还需要足够的证据。于是，几天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阿尔伯克基和圣菲地区专门为霍华德设下了陷阱，而这一行动的负责人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得力干将詹姆士·吉尔。
霍华德的住所就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地区的东南方向，距离圣菲仅有12英里左右。那里风景很美，远处的圣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若隐若现，宛若少女优美的曲线，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然而，就在这么优美的地方即将发生一场看不见的“暗战”。
詹姆士·吉尔命人对霍华德进行全天时的监视。不仅如此，他还命令特工窃听霍华德夫妻的电话。然而，他们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却始终没有找出霍华德是间谍的证据。于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开始改变策略——改为正面接触目标人物。
1985年9月19日上午，詹姆士·吉尔命令一名特工约见了霍华德，然而见面后，那名特工并没有从霍华德的口中得知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反而是霍华德在和这名特工谈话的过程中总是牵着这名特工的鼻子走，令这个特工十分被动。更加糟糕的是，这一接触可能引起了霍华德的警觉，这令联邦调查局格外沮丧。正当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一策略失败时，霍华德却突然在次日主动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接触，并表示十分愿意协助联邦调查局的工作。
第三天，霍华德像平时一样去上班，虽然联邦调查局特工跟踪他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联邦调查局特工却不知道霍华德已经在他办公的地方留下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妻子玛丽的留言，另一封则是一封辞职信，信中还装有办公室的钥匙。从霍华德留下的东西可以看出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但可惜的是，联邦调查局并不知道这一切。
下午3点，霍华德的妻子玛丽联系邻居，要求他们帮助自己看一下孩子，自己有要事要办。邻居把霍华德夫妻的孩子抱回家中看护，其实如果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细心的话，应该可以看出玛丽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和邻居寒暄，这也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犯下的一个错误，不过这一错误并不是致命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便是在霍华德夫妻二人离开家时，没有看到他们出门（联邦调查局只派了一名特工监视霍华德）。
而此时的霍华德夫妇正在开车向圣菲方向驶去。19点20分左右，“霍华德夫妻”开车返回了家中。不过，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霍华德”并不是真正的霍华德，而只是一个带着假发、穿着霍华德离开时的衣服的假人。当监视他们住所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看到他们回家时还感到十分奇怪，因为这名特工不知道霍华德夫妻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但看到“霍华德夫妻”全部回来了，他又十分庆幸他们并没有逃离。
当天晚上，玛丽按照事先和霍华德的约定，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此时的玛丽知道接听电话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事先放好的留言机，里面早已放好了霍华德的录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监听电话的特工放心，而事情也像霍华德所想的那样，监听电话的特工听到霍华德的录音后并没有起疑心。那么，既然霍华德没在办公室，那他到底在哪里呢？
此时的霍华德早已逃脱了——霍华德乘坐飞机先是飞往纽约，然后又从纽约到达赫尔辛基，最后进入苏联的境内。而在霍华德逃离后的24小时之后，联邦调查局才感觉到有些反常，但此时的霍华德早已来到了苏联境内，联邦调查局鞭长莫及，为时已晚。霍华德的逃离让联邦调查局的面子和里子尽失，狠狠地给了联邦调查局一个响亮的耳光。
后来霍华德被联邦法院以间谍罪起诉，然而，此时的霍华德已经在苏联，即使美国联邦法院想逮捕他，但有苏联的从中阻挠，却无法逮捕霍华德。
而霍华德到达苏联后，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苏联方面不仅为霍华德提供了一栋风景优美、环境舒适的别墅，还派遣了两名克格勃来保护他的安全。而霍华德后来也没有让苏联失望，他来到苏联后，又相继揭露了美国安插在苏联的两名特工，其中一位是美国驻苏联的一位名叫迈克·塞勒斯的大使馆工作人员，而另一位也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毫无疑问，苏联得知这一信息后也像驱逐保罗·斯通博一样将这两个人驱逐出境。
霍华德出卖的情报令美国的情报机构损失惨重。这样美国的情报机构视霍华德为眼中钉，认为他手中掌握着大量的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情报，无时无刻不想将霍华德除之而后快。无疑，霍华德是掌握了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些情报，但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间毕竟不长，掌握的情报也没有美国情报机构想象那么多。而美国联邦调查局过分夸大霍华德手中掌握的情报这一行为，在无形中使自己忽略了苏联安插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其他间谍，其中就包括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和罗伯特·汉森这两名巨大“鼹鼠”，致使这几名“鼹鼠”在数年后才被美国情报机构察觉并抓捕。
美国情报机构将目光狠狠地盯住霍华德，而霍华德在刚到苏联的时候也毫不放松。刚开始时，霍华德由于担心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工将他抓住，并带回国接受联邦法院的审讯，所以他很少走出别墅。不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发现美国情报机构特工的影子，再加上有克格勃的保护，于是他便大胆起来，而且有时还会到欧洲的一些地方游玩。而更让霍华德开心的是，他的妻子并没有受到他逃离美国的影响，依旧可以带着孩子到苏联来看望他。所以，他认为美国情报机构已经不再将他放在心上，警惕性也就大大降低了。也许正是因为他警惕性的降低，这才发生了这样的一幕——摔下楼梯，突然猝死。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是美国情报机构将霍华德杀害的，但相信霍华德的突然猝死与美国情报机构脱不开关系。毕竟美国情报机构的手段非常多，相信令一个人被迫“自杀”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2.埃姆斯：中央情报局里的特大“鼹鼠”
1994年2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精英部队中的一名特工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竟然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并被判为终身监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身为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却被美国的其他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逮捕呢？
原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十分腐败，效率十分低。当时，中央情报局内部有很多特工都被策反了，而埃姆斯早在1985年就被前苏联收买了。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组织当中出现了“鼹鼠”，但由于机构内部成员办事效率十分低，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组在机构内部大肆调查，但仍然没有发现“鼹鼠”的踪迹。无奈之下，只好向美国的其他情报机构求助。而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调查一些间谍与反间谍案件，在这一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所以在接手这一案件后不久就调查出埃姆斯就是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特大“鼹鼠”，这才出现了埃姆斯被捕的一幕。那么，为什么埃姆斯从1985年为前苏联效力，在历经9年之后才被发现呢？他又是为了什么才作出卖美国情报的行为的呢？
在埃姆斯投靠苏联后，他为苏联方面提供的情报使得至少100名美国特工在苏联暴露。从1985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发现很多美国特工在苏联失去消息。
不仅如此，美国费了很大精力才策反的苏联克格勃也渐渐被苏联处决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出现了间谍。直到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内部确实出现了叛徒。恰在此时，爱德华·李·霍华德潜逃苏联，他出卖美国情报的间谍行为已经确认无疑，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不少人认为爱德华·李·霍华德是隐藏在中央情报局的那名特大“鼹鼠”。也就是说，爱德华·李·霍华德的暴露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间谍行为。
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爱德华·李·霍华德在中央情报局的时间毕竟不长，他真的有接触到那么机密的情报吗？然而，由于中央情报局比较顽固和傲慢，不承认自己这一机构出现了如此多的间谍，所以这一质疑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了。
尽管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没有放松警惕，它在组织内部先后对自己的员工进行了数次的测谎实验，而埃姆斯也在1986年和1991年接受了测谎实验的检测。不过，由于苏联的克格勃已经告诉了埃姆斯躲过测谎实验的方法，即在检测前一天，睡一个好觉，尽量放松并保持冷静，和测试人员搞好关系，这样就能成功地躲过测谎仪器的检测。而埃姆斯按照苏联克格勃告知的方法，果然顺利地过关了。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过于信任测谎仪器，这又让埃姆斯躲过了一劫。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果人们确实做过出卖国家情报的行为，那么这一事情早晚也会暴露。越来越多的情报的暴露使得美国中央情报局承认自己内部还存在着间谍，在调查无果后，便联合联邦调查局成立了代号为“天亮”
和“演员”的两个行动小组，专门调查导致那些秘密行动失败的罪魁祸首。
就这样，“天亮”和“演员”双管齐下，小组成员首先调查了那些间谍行动失败的详情，之后又阅读了与此有关的档案，分别列出了一份疑似“鼹鼠”
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所有参与那些失败的间谍行动的人员赫然在列，而那些有可能了解这些间谍行动的情报人员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后，这两个行动小组针对这些人员的收入、生活情况一一进行排查。
最初列入名单的成员有200人之多，而在这两个小组成员对这些人进行调查后，到1992年，将这些人减少到了40个。而令这两个行动小组颇为惊讶的是，中央情报局苏联分部的负责人埃姆斯均在“天亮”和“演员”所列的名单上。就这样，埃姆斯浮出了水面。
经过调查，小组成员惊讶地发现，仅在1985年4月到1993年8月，中央情报局付给他的工资才仅仅34万美元，而埃姆斯在这段时间的花费竟然高达130万美元。其中，他花费了16万美元来购买股票，他用信用卡花费的费用就高达45万多美元，仅电话费一项，他就花费了3万美元。而这么多的钱，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自然是苏联方面支付给他的。由此看来，他出卖的情报之多、价值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这一信息来看，埃姆斯出卖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报，为美国的老对头苏联效力，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金钱。
行动小组将这些信息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的雷蒙德，雷蒙德看着这些信息极度惊讶——埃姆斯的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毫无疑问，埃姆斯肯定有问题，即埃姆斯肯定是美国情报机构内部的一个“鼹鼠”。之后，“演员”和“天亮”这两个行动小组要做的是，搜集埃姆斯是“鼹鼠”的证据。
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93年5月12日开始对埃姆斯进行秘密调查，而这次调查是由具有丰富的反侦察经验的莱斯利·怀泽来负责的，其行动的代号为“夜行人”。莱斯利·怀泽以前破获过不少类似的情报案件，当他看到埃姆斯的信息后，立刻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因为埃姆斯能够接触到很多具有价值的情报，如果将这些情报卖给苏联的话，那么将会对美国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搜集埃姆斯犯罪证据的行动势在必行。
于是，莱斯利·怀泽立即下令监视埃姆斯的一举一动，以防止他再次将情报出卖给苏联。此时，埃姆斯居住的地方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比如送货的工人、清洁工、草坪修理工等。这就说明，埃姆斯的一举一动此时都在莱斯利·怀泽的监视下了。
1993年6月23日，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后，莱斯利·怀泽对埃姆斯的住所进行了秘密的搜查，并从埃姆斯的家中搜到了将近150份秘密的档案，这些档案与他当时从事的缉毒工作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大多涉及国家的军事机密，其中的很多与苏联的情报与反情报行动有关，甚至行动小组还发现这些情报行动中有很多关于美国已经失败的重大间谍行动的信息。这一切的证据证明，埃姆斯就是导致美国数次重大间谍行动失败的罪魁祸首。
另外，莱斯利·怀泽还从埃姆斯住所附近的垃圾桶中找到了一盒被丢弃的色带。莱斯利·怀泽将这盒色带带回技术组，经过技术处理，终于将这盒色带还原，并发现了一句话：“除了你们在美国的阿拉斯加所给的那笔现金之外，我还希望你们以更加保险的方式汇给我一笔资金。”后来，行动小组调查到，当时埃姆斯从阿拉斯加返回后，他以他的妻子玛丽亚的名义在银行中存了将近9万美元。这更加证实了莱斯利·怀泽对埃姆斯的判断。
在秘密搜查埃姆斯的住所时，莱斯利·怀泽不仅在埃姆斯的房间里安装了监视设备，还在其计算机上安装了电子侦测器。另外，他还复制了埃姆斯家中的钥匙以及其轿车的钥匙。
复制了他轿车的钥匙后，莱斯利·怀泽趁埃姆斯离开轿车去办事的空闲，又在他的轿车中安装了电子信号发射器，其目的是可以随时了解到埃姆斯去了什么地方。
9月15日，行动组的几名特工从埃姆斯附近的垃圾箱中发现了一张撕碎的纸条。特工将纸条还原后看到了上面的信息：“10月在波哥大见面。”由于莱斯利·怀泽想趁着埃姆斯和苏联的接头人见面的机会，将这两人都抓获，所以，他暂时没有动埃姆斯。
10月，埃姆斯向中央情报局请假，理由是：他想要去波哥大探望妻子的母亲。中央情报局批准了这一请求，不过，机场方面回馈的信息是：埃姆斯实际上并没有去纸条中所说的见面地点——波哥大，而是前往了美国的加拉加斯。
这时，莱斯利·怀泽意识到埃姆斯可能隐约已经察觉到自己被怀疑了，于是临时改了主意，准备去美国的加拉加斯散心。不过，可能波哥大之行十分重要，或者说波哥大之行无法取消，所以，埃姆斯在明知被怀疑的情况下，依然又前往了波哥大。不过，这次波哥大之行的时间并不是纸条上所说的10月，而是往后推延了一点点，拖延到了11月。
11月1日，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终于来到了早就应该来到的波哥大，而秘密跟随他而来的还有由莱斯利·怀泽带领的行动小组。虽然行动小组对埃姆斯可能与对方见面的地方全都监视起来了，但还是让埃姆斯和对方成功地接了头。这令莱斯利·怀泽一行人等十分泄气。不过，想到埃姆斯受过专门的情报方面的训练，甚至还担任过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处反间谍科的科长，和自己的能力旗鼓相当，所以，他的逃脱也就不足为奇了。
埃姆斯回来后，他已经完全确信自己被怀疑了，所以他没有再做出一丝一毫可疑的举动。此时，埃姆斯居住的附近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闲杂人员，就连他的邻居都对这一情况感觉奇怪，所以作为一个情报专家，他不可能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而且，更令联邦调查局特工不得不注意的是，埃姆斯居住的附近的闲杂人员中有一些乔装打扮的俄罗斯人（苏联已经在1991年12月26日解体了，所以此时不应再称为苏联人），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埃姆斯已经暴露了，而对于一个暴露的间谍，俄罗斯人通常的手段是将其灭口，以免他再透露出一些不该泄露的信息。
美国联邦调查局可不想让埃姆斯死于俄国人之手，虽然埃姆斯出卖了美国的军事情报，但美国想亲自处置这一叛国人员，而不是让自己的老对手来处决自己的叛徒。于是，联邦调查局决定立即逮捕埃姆斯。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与核实，埃姆斯通过贩卖情报而得到的报酬竟然高达460万美元，他一共对苏联指出了10个情报源，与苏联进行了100多次交易，致使美国几大情报机构在这段时间几乎成了一个睁眼瞎！这一事实完全超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预期。最后，美国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埃姆斯无期徒刑，并以偷税漏税罪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当然，与埃姆斯通过贩卖情报得到的460万美元相比，25万美元的数目的确很小，但埃姆斯的后半生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了，他也没有机会再来花费那笔巨款了。
3．谍影重重：罗伯特·汉森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这一特大“鼹鼠”落网后，美国的情报机构隐约觉得这起间谍案的背后应该还有隐藏得更深的间谍，因为特工小组成员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那里搜出的机密信息并不能完全说明美国间谍活动失败的原因。而且，导致一些间谍活动失败的情报并不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能够接触到的。
所以，抓出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间谍案背后的大“鼹鼠”就成了美国两大情报巨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当务之急。
于是，这两大情报巨头抽出组织内最优秀的特工来调查这件事，然而，几年过去了，这只狡猾的“鼹鼠”丝毫没有露出任何马脚，而再加上爱德华·李·霍华德潜逃苏联，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他们认为可能是爱德华·李·霍华德潜逃苏联导致这些间谍活动失败的），但就在这时，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199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了一名叫谢尔盖·特列杰科夫的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实际上，外交官只是特列杰科夫对外公开的身份，而其真实身份是俄罗斯驻安全局的特工。根据特列杰科夫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这样，一名叫罗伯特·汉森的老牌特工渐渐浮出了水面。
倘若不是特列杰科夫被策反，并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大量的情报，相信汉森还会隐藏在联邦调查局的机构内，继续当一只“鼹鼠”。汉森具有丰富的反侦察能力，是一名十分优秀的特工。当埃姆斯落网后，汉森便安分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让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对隐藏在情报机构中的“鼹鼠”没有任何头绪。不仅如此，在与克格勃联系时，汉森十分谨慎，他从不和俄罗斯人直接进行接触，而是通过秘密信箱向俄罗斯特工提供情报，并索取自己应得的报酬，而也因此，克格勃将这位从未见过的向自己提供情报的神秘人称为“拉蒙”，简称“P”。
正因为克格勃中没有人认识自己，所以汉森十分自信，他认为即使俄罗斯中出现了美国的间谍，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因为克格勃对自己一无所知。而就是这份自信，使他暴露了一丝痕迹。
特列杰科夫被策反后，他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众多的机密档案，而这些机密档案全都将线索指向了汉森那里。对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不敢置信，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对汉森进行过多次的测谎检查，而汉森无一例外地都通过了测谎检查。
既然汉森这么谨慎，具有如此多的反侦察经验，那么他又是如何被捕的呢？
2001年2月18日，汉森与俄罗斯交易的时间到了。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提着一个和公文包类似的包裹慢慢地走进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小镇的弗克斯通公园。在认真观察了一下四周，觉得周围没有异常后，汉森就将包裹留在了弗克斯通公园的一个小桥下面。之后，汉森向弗克斯通公园的另一处秘密地点走去的时候，埋伏在弗克斯通公园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现身了，他们一把将汉森按在地上，随后将其逮捕。而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小桥下面的包裹中发现了关于美国的大量机密信息，在弗克斯通公园的另一处秘密地点则发现了5万美元。显然，这是俄罗斯特工付给汉森的。事已至此，人赃俱获，汉森也无可否认了。
2002年5月10日，汉森以间谍罪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并不得被保释。至此，隐藏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案件背后的“鼹鼠”终于落网了。
据调查，汉森从1979年起便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各种机密信息，苏联解体后，他又继续为俄罗斯提供各种信息，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而与此同时，他又因为出卖这些信息获得了克格勃及俄罗斯特工提供的价值140万美元的报酬。
罗伯特·汉森这一案件一出，引起世人的一片哗然。人们不禁讶异：罗伯特·汉森为什么背叛美国，出卖美国的情报呢？是为了金钱，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这还要从汉森加入联邦调查局说起。
20世纪70年代初，汉森进入芝加哥警察局工作。之后，他于1976年被调入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由于汉森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俄语，所以进入联邦调查局后不久，他便负责与苏联驻美国的外交官联系。而就是在这一期间，他向苏联伸出了橄榄枝。
1985年10月1日，汉森主动向苏联驻美国的情报人员寄出了一封署名为“B”的信件以及一个包裹。在信中，他说他相信苏联方面的有关负责人一定会对包裹中的机密文件作出恰当的评价，并要求苏联方面为这些机密档案支付10万美元。
收到包裹及信件后，苏联方面喜出望外，并指示有关负责人要尽量满足这个神秘人的一切要求，并为这名神秘人取了一个“拉蒙”的间谍代号。
汉森果然没有让苏联方面失望，之后他又为苏联提供了一系列的机密文件，而他则获得了大量的金钱。
在汉森出卖的情报中有一些是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绝密档案，其中竟然还包括被美国列为国家头号机密的“保护总统计划”中所涉及的问题。其实，美国的军事专家一直想了解并探究这一计划，却始终无法获得关于“保护总统计划”的任何信息。那么，“保护总统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具体又包括什么内容呢？这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为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分别研究并发展了核武器及其运载技术，这就使得双方都具有了打击对方的能力。虽然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技术已经超越苏联，但仍然会感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核武器威胁。
而如果苏联方面的核武器真的威胁到美国，或者说美国受到苏联方面大规模的核打击，那么，美国总统以及美国总统的继任候选人该如何生存呢？而“保护总统计划”就主要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
“保护总统计划”具体包括一套“中央定位系统”，这套系统要求全天时地对美国总统继任候选人进行跟踪，并保证美国总统继任候选人和美国总统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内出现在同一个地点，以防止美国总统遇到突发事件后，使美国的最高指挥系统陷入瘫痪的境地。具体来说，美国总统进行演讲时，要保证美国总统继任候选人不在演讲现场，而是躲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秘密地点。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情报机构发现，苏联在侦察卫星方面的技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即使美国的指挥中心对美国的秘密地点进行了掩护和加固，但依然能被苏联的侦察卫星发现。于是，美国修改了“保护总统计划”。该计划的修改方案一出，美国的有关部门立即在美国的几个度假胜地及国家公园修建应急指挥中心。据了解，美国在谢南多亚谷的这一风景区就修建了一座应急指挥中心。
根据修改后的“保护总统计划”的设计，发生突发事件后，美国总统及其顾问将乘坐一辆卡车或能够在各种路面上跑的车混迹于美国的公路上，而后面会有18辆卡车来为其保驾护航。当美国总统及其顾问到达最近的指挥中心后，他们会进入一个隐蔽的、加固的地下室，并在那里指挥突发事件。
另外，“保护总统计划”还有一些辅助的措施，这些辅助措施中包括“应急导弹通信系统”、“打击指挥与控制系统”。“应急导弹通信系统”具体表现为突发事件发生后，总统通过无线电与地面上的军队用密码信息来保持联系。
“打击指挥与控制系统”则是由能够发起打击、具备报复能力的飞机组成的网络系统。
汉森触及了这些绝密情报，并将这些绝密情报卖给苏联，这对美国的打击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美国总统布什得知汉森的叛国行为时，他十分愤怒。当时，他正在飞往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途中的“空军一号”上，他表示，他要严重警告那些背叛自己国家的人，并称这些人早晚会被抓住，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汉森间谍案”对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美国认为，冷战之后，俄罗斯与各国之间的间谍大战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暗战”，更是频繁。而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优势，同样也会加强间谍活动。这无疑会加剧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给两国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
4.解密美国“古巴女王”的双面间谍人生
2001年，“9·11”恐怖事件的阴影还没有散去，美国国防部前情报分析员安娜·蒙特斯便以“间谍罪”被捕了。这一消息令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工震惊了，他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蒙特斯会是一名古巴间谍，因为蒙特斯是古巴军政情报领域的权威人物，素有“古巴女王”之称，从这个称呼上就可以看出蒙特斯关于古巴方面政策的意见对于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事实上，蒙特斯对古巴的分析报告曾多次被递交到国会，美国对于古巴的政策深受其影响，甚至可以说蒙特斯对于美国关于古巴政策的影响力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所以说，蒙特斯一案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蒙特斯为什么要向古巴出卖美国的情报？是为了金钱还是有其他原因？要想了解这些问题，还要从蒙特斯的童年生活说起。
蒙特斯的童年是在美国东海岸中部的马里兰州度过的。在他人看来，她的父亲埃尔伯托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陆军军医，而她的母亲艾米拉性格十分温柔。由此可以说，蒙特斯的家庭十分幸福。但实际上，蒙特斯的家庭并不像外人看到的那样幸福——埃尔伯托一回到家中就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实施暴力，用皮带抽打他们，犹如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恶魔。而这在埃尔伯托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他们没有经济来源，是自己赚钱养活他们的，自己当然有权抽打他们。在蒙特斯15岁的时候，她的母亲终于受不了埃尔伯托的暴君性格，于是和他离了婚，并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
童年的这段经历对蒙特斯影响颇为深远，并让她形成了“同情弱者，对强权极度不满”的性格。可以说，这也为蒙特斯后来向处于弱势的古巴提供机密信息埋下了铺垫。
后来，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的蒙特斯获得了去西班牙学习的机会。就这样，蒙特斯来到了西班牙。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位在政治上具有“左”倾思想的阿根廷男生。从这位阿根廷男生那里，蒙特斯了解了美国的不少独裁政策，这让她对自己的母国——美国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并和那位阿根廷男生一起加入到反美游行的队伍中。她曾对自己的好友安娜·科伦诉说了自己对于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并对其他国家进行轰炸的行为的不满，她还对安娜·科伦说：
“虽然我是一名美国公民，但我打心眼里不想当美国公民。”
可以说，在西班牙求学的那段时间，不仅加深了蒙特斯对于美国独裁的不满情绪，还促使她走向了政治道路。
回国后，当蒙特斯得知美国司法部正在招聘的信息时，她毫不犹豫地报名了。由于蒙特斯毕业于美国名校，而且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再加上面试时表现不错，所以她顺利地被美国的司法部录取了。美国司法部门将蒙特斯分配到司法部下面的信息与隐私政策办公室。通过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背景调查后，蒙特斯得到了可以接触美国司法部机密档案的准许。
当蒙特斯的同窗好友安娜·科伦得知她为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时，惊讶极了。
安娜·科伦表示，她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有着“左”倾思想的人怎么可能愿意为美国政府工作呢？
在美国司法部门工作期间，蒙特斯还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攻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硕士学位。与此同时，她对于美国支持外国独裁政权的行为愈加不满，尤其是对于美国的拉美政策十分反感。这也为蒙特斯走上为拉美国家效力的道路埋下了铺垫。
其实，蒙特斯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隐藏着古巴秘密机构的代理人。因为古巴秘密部门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情报人员安插到美国的大学，特别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希望能够在美国的大学中发展下线，让美国的大学生为古巴效力。不管情况有多么的艰难，美国情报部门的检查多么严格，古巴的秘密部门一直没有放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那么，为什么古巴将如此大的精力花费在美国的大学生身上呢？
这主要是因为从美国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走出的大学生，日后大多会进入到美国的政府部门或者美国的其他重要部门工作，而且在这些部门中还很容易得到提升。显然，古巴如果能够成功地策反他们，并让他们为古巴效力，那么就能得到很多重要的情报。这相对于古巴情报机构在美国的付出来说可谓是受益良多。
而蒙特斯就是古巴情报机构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发展的下线。就这样，蒙特斯于1984年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古巴间谍。
一年后，蒙特斯秘密访问古巴。没有人知道她在古巴见了什么人，遇到了什么事，总之，蒙特斯回到美国后开始积极地在美国的重要部门申请重要的职位，而如果她的这一申请得到批准，那么她就有权力接触更加机密的档案。
然而，美国的情报机构对于蒙特斯的动机浑然不知，以致她不久便得到了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允许，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美国国防情报局。美国国防情报局是美国搜集、整理外国军事情报的重要机构，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重要成员。除了利用自己的直属部门来搜集、分析情报外，美国国防情报局还有权调阅美国的海军、陆军、空军机构的情报局以及美国所有军区司令部情报机构的机密档案。像蒙特斯这样对美国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的人，进入到如此关键的政府部门，毫无疑问，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进入美国国防情报局后，没有人对蒙特斯的动机产生过怀疑。只见蒙特斯从美国国防情报局最基层的调查人员做起，一路高升，先是成为了美国国防情报局关于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主要情报分析专家，后来又成为了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古巴事务处处长，甚至被美国的情报机构称为“古巴女王”。可以说，蒙特斯对于美国的古巴政策方面的影响十分深远，她也因自己对于古巴政策的敏感判断而多次受到表彰。1997年，蒙特斯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的表彰，并获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授予的荣誉证书。与此同时，由于蒙特斯的杰出表现，古巴方面也为她颁发了一枚奖章。不过，由于安娜·蒙特斯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名专家，在表面上是为美国效力的，所以这枚奖章只能留在古巴，而不能被蒙特斯带回家。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担任重要职务时期，蒙特斯接触到的机密档案高达6位数。而在此期间，她曾多次前往古巴，并从古巴情报机构那里学到了多种技巧。比如，如何通过暗号来联系古巴方面、如何应对测谎仪的测试、如何把拿到手的机密情报顺利地交到接头人手中，甚至包括如何在紧急关头“人间消失”。1994年，美国国防情报局就在机构内部进行过测谎测试，而蒙特斯就利用自己在古巴学到的躲避测谎仪器测试的方法躲过了一劫。
负责侦查蒙特斯案件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曾表示，蒙特斯与古巴方面的联系方式十分隐蔽：她在美国华盛顿的公寓中有一个高频短波收音机，而这个收音机可以接收古巴情报机构发来的无线电指令（当然，这些无线电指令都是加密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接收到的），这些指令是由一些看似杂乱无序的数字组成，就像乱码一样，而蒙特斯接收到这些指令后，将指令上的杂乱数字全部输入到计算机上，之后再插入一张古巴情报机构给她的软盘（其实，这张软盘上安装着解密软件），当软盘插入计算机后，会自动地将这些杂乱无序的数字转化成指令，这样一来，蒙特斯就知道接下来的任务了。
而当蒙特斯接触到指令上的情报后，她并不会对这些情报进行复印或者拍照，也不会将这些数据拷贝出去（因为这些方法都很容易留下痕迹，很容易在事后被查出），而是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将这些信息记在脑中，然后默写出来。之后她会找一个公共电话，并用公共电话拨打一个传呼机，通知古巴方面“信息已经成功拿到手”，最后再想方设法地将这些机密信息交给古巴派来的接头人手中。
199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迈阿密支部的特工破获了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古巴情报间谍网。而蒙特斯的姐姐露西·蒙特斯则负责关于此次间谍案的翻译工作。为了不被身为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姐姐察觉，蒙特斯暂停了和古巴方面的联系。
由于蒙特斯平时基本上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所以，和古巴方面失去联系后，她的内心感到十分孤独和空虚，再加上她要时刻防备自己的姐姐，不让她察觉自己是一名古巴间谍，所以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刚开始时，蒙特斯经常哭泣，每天都失眠，甚至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不仅如此，她还患上了强迫症。具体症状如下：每次洗澡至少要用掉1块香皂；驾驶汽车时一定要戴手套；……蒙特斯的强迫症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咨询师，并开始服食抗抑郁方面的药物。
蒙特斯的反常行为引起了情报机构的注意。与此同时，2000年，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工斯科特·卡麦克得到了一个消息：美国政府的某个重要部门中存在着一名为古巴效力的高级官员。此外，斯科特·卡麦克还得知此人的职位比较高，拥有一台东芝牌的笔记本电脑。
当斯科特·卡麦克得知这一信息后，他立刻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于是，他立即联系自己的同事卡尔·詹姆斯，根据以上的信息进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员工数据库，查找与上述信息有关的人员（进入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后，每一个员工必须将自己的所有信息都写出来，然后记录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员工档案中）。
当卡尔·詹姆斯利用得到的信息进行检索后，结果发现计算机中出现了数百个符合以上信息的人员的名字。于是，斯科特·卡麦克和卡尔·詹姆斯一一对人名进行调查、核实，最后将目标的范围锁定在20人之内。
当这20名可疑目标出现在斯科特·卡麦克和卡尔·詹姆斯眼中时，他们突然发现了“安娜·蒙特斯”的名字。蒙特斯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地位举足轻重，如果她是古巴的间谍的话，那么对于美国造成的伤害将是无法估计的。
其实，早在1996年就有情报人员曾投诉过蒙特斯，称其对敏感、机密信息过于热衷。斯科特·卡麦克曾因此而和蒙特斯进行过交谈，而蒙特斯给出的解释十分合理，所以对于蒙特斯的怀疑也就此打消了。
此次事件中又有蒙特斯的名字，以致斯科特·卡麦克对她产生了怀疑，并决定重点调查蒙特斯。
美国联邦调查局为此抽调出50多名精锐特工来对蒙特斯进行监视，其级别已经达到“细致到显微镜级别”。这些特工组成了一个项目组，经过法庭的允许，对蒙特斯的住所、办公室、汽车进行了秘密搜查。其中一部分特工还对蒙特斯的银行记录进行了调查，虽然蒙特斯的资金没有大额的不明金钱来源，但他们发现蒙特斯曾在1996年用银行卡买过一台东芝牌的笔记本。这恰恰印证了上文中提到的那条信息：这名古巴间谍拥有一台东芝牌的笔记本电脑。不过，蒙特斯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同事并没有发现蒙特斯使用过这台笔记本电脑。
2001年5月，当蒙特斯外出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秘密进入到蒙特斯在华盛顿的住所，并在她的住所中找到了一台收音机和那台东芝牌的笔记本电脑（而那个收音机就是古巴情报机构与蒙特斯联系所用的仪器）。这些特工复制了蒙特斯笔记本电脑上的信息，发现了古巴情报特工发给蒙特斯的加密信息，也就是那些杂乱无序的数字乱码。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立即联系技术科的人员，对这些加密信息进行解密，最终了解了其中的内容。其中的一份文件中显示蒙特斯给古巴情报机构泄露了美国隐藏在古巴的间谍的详细信息。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还在蒙特斯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以及BP机号码。而这个电话号码和BP机号码就是蒙特斯与古巴方面进行联系时所用到的那个号码。
调查到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确定了蒙特斯就是隐藏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古巴间谍。虽然调查出的证据足以起诉蒙特斯，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算先不起诉蒙特斯，而是决定“放长线钓大鱼”，让蒙特斯继续和古巴方面联系，引诱出古巴方面的特工人员。然而，这一想法还没实施便破产了。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一恶劣事件严重打乱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安排，以致他们打算改变策略：立即对蒙特斯进行收网。
十天后，美国联邦法院以间谍罪逮捕了蒙特斯。而此时，距离蒙特斯首次成为古巴间谍已有17年之久。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中，蒙特斯所出卖的情报不可估计。而就在蒙特斯被捕之前，她还为美国的国防部起草了一份关于古巴的档案，称“古巴伤害美国的能力微乎其微”。可以说，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没有逮捕蒙特斯的话，那么，蒙特斯为古巴所作的贡献将会更大。当然，与此同时，她的行为对美国造成的伤害也会更大。
为了避免被判处死刑以及监禁终身，蒙特斯主动向法庭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一名古巴间谍。2002年，蒙特斯被判以25年的监禁。之后，蒙特斯便被关押在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级别最高、关押最严密的监狱中。
蒙特斯入狱后，她对媒体表示，她对于自己的行为毫不愧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宁愿自己不是一名美国人。可以说，蒙特斯之所以当一名古巴间谍，并不像大多数间谍那样是为了金钱，而是因为美国的独裁政策。因为美国对古巴犯下了一些暴行，所以她开始帮助弱者，不让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一味地欺压古巴。
蒙特斯入狱后，曾给自己的亲友写过这样一封信：不管是对于美国还是古巴，不管是对于奥巴马还是卡斯特罗兄弟，甚至是对于上帝，她都没有对其效忠的义务。她不效忠于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只会忠于自己信奉的原则。
5.博伊斯：好莱坞的“叛国少年”
1977年，克里斯托弗·博伊斯因为向苏联出卖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机密而被判入狱40年，而此时的他仅仅只有22岁。正处于20多岁的他年轻气盛，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政治抱负，骨子里充斥着叛逆心理，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后半生在监狱中度过。于是，三年之后，博伊斯从加利福尼亚州隆波克城市的联邦监狱逃脱了。在躲避联邦警察的过程中，他手头几乎没有什么资金，以致他在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的银行实施了抢劫。而在外面逍遥了19个月之后，他又被联邦警察逮捕归案了。被逮捕归案后，他对自己犯下的抢劫罪行悔恨不已。
1985年，博伊斯的故事被拍成了一部名叫《猎鹰和雪人》的好莱坞电影，主演者是大名鼎鼎的西恩·潘和蒂莫西·赫顿。影片拍出后，人们对于博伊斯个人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博伊斯，从小居住在距离洛杉矶很近的帕洛斯维第斯半岛上，他的家庭条件很不错，父亲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
19岁时，博伊斯的父亲为他找了一份与美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工作。就这样，博伊斯进入了TRW公司，这是一家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航空航天公司。
刚进入这家航空航天公司时，博伊斯不允许靠近“黑色通道”。
“黑色通道”中的黑色当然不是指墙壁的颜色，用黑色来形容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用以说明这一地方的神秘性。具体来说，“黑色通道”指的是装有机密文件的建筑，它和总部在弗吉尼亚州的中央情报局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要想进入这一地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得到包括美国国安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在内几大情报机构的认可。
不过，这对于博伊斯来说并非什么难事，毕竟他的父亲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而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几个情报机构都有一些关系，所以要得到它们的允许并不难。就这样，没过几个月，博伊斯就获得了这些情报机构的许可，可以进入“黑色通道”。不过，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在进入“黑色通道”之前签署了一些协议，协议的内容大概是，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向未经允许的机构和个人传递“黑色通道”中的绝密数据。
对于博伊斯来说，进入“黑色通道”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不过，这也让他感觉到一丝窒息。因为博伊斯对于政府有一些不满。当时，美国政府参与越南战争，致使5万多名美国士兵伤亡，而且美国政府还对柬埔寨进行轰炸。
他认为，美国政府这些“不安分”的行为简直是不可原谅的。不仅如此，他还对美国用暴力手段推翻了智利民众推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感到不满，甚至厌恶。
然而，美国对于博伊斯的这些情绪并不知晓，不然，也不会让一个对美国政府有很大不满的人进入“黑色通道”，毕竟“黑色通道”里装有许多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机密资料，倘若他将对美国的不满发泄到这些机密资料上，那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进入黑色通道中的博伊斯，果然将主意打到了这些机密资料上。为了发泄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他决定出卖这些机密数据，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表达自己对美国政府的不满，还能赚取一些额外的酬劳。想到这里，博伊斯就立即行动起来——他找到了安德鲁·达顿·李。他认为，安德鲁·达顿·李是执行出卖机密数据的不二人选。那么，安德鲁·达顿·李又是谁呢？他为什么觉得安德鲁·达顿·李是执行出卖机密数据的不二人选呢？
安德鲁·达顿·李是博伊斯儿时的好友，从小和博伊斯生活在帕洛斯维第斯半岛上，家庭条件也比较不错。安德鲁和博伊斯有很多相同点：他们都喜欢猎鹰；他们都曾当过祭坛男孩。不过唯一不同的是，博伊斯十分聪明，他从小就成绩不错，即使不用功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A（得到A意味着他的成绩十分优秀）。而安德鲁则恰恰相反，他从小成绩就不理想，即使拼命努力，最多也只能得到C（得到C意味着刚刚及格）。后来，他便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从高中时就吸毒，基本上是一事无成。
博伊斯选择安德鲁来协助自己出卖美国的机密资料，一是因为他和安德鲁的关系不错，即使他暴露了，相信也不会供出自己；二是因为安德鲁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他手头的资金有些吃紧，所以想给安德鲁一个赚取中间费的机会。
就这样，博伊斯选择了安德鲁来担任出卖情报的中间人。具体来说，就是博伊斯进入“黑色通道”并窃取里面的机密资料，而安德鲁就作为他与买方的信使，和苏联方面进行交易。
1975年，安德鲁前往墨西哥驻苏联的大使馆，和大使馆中的一个外交官取得了联系。这名外交官名叫瓦西里，他对于安德鲁的到来十分热情，邀请安德鲁品尝了美味的鱼子酱和珍藏多年的伏特加。与此同时，他又对安德鲁保持着一丝警惕心理。
吃完饭后，安德鲁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交给了瓦西里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一个计算机程序卡和一张机打的纸条，纸条上没有任何签名。安德鲁对他说：“信封里装有一个由国安局加密的计算机卡，如果你想要进行交易，那么请和我联系。”
瓦西里看了一下信封里的数据，但由于他不懂得这些技术问题，于是他便去和技术人员联系。过了一会儿，瓦西里面带着笑容回来了。由于里面的数据非常重要，其中那张纸条主要用于KG-13和KW-7密码机，价值非常大，所以他同意和安德鲁进行交易，并给了安德鲁一个装有250美元的信封。为了保证二人的身份不被他人发现，瓦西里将安德鲁称为“路易斯”，而安德鲁称瓦西里为“约翰”。
当时，苏联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寒冬之际，两国之间经常发生一些针对于对手的冲突。而博伊斯所待的TRW公司为了对苏联进行监视，开始研究制造一种侦察卫星。这种新型的侦察卫星一旦研制成功，便可以让美国对苏联的异常了如指掌。
然而，TRW公司却不知道公司内部出了一个间谍，而且这名间谍将公司对侦察卫星的数据全都泄露给了自己的对手。显然，这名间谍便是通过安德鲁将机密资料交给苏联的博伊斯。
博伊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TRW公司研究的关于新型侦察卫星的数百份机密数据拍摄了下来，然后再将这些胶卷交给安德鲁，再由安德鲁将胶卷交给苏联方面。
仅仅一年，博伊斯向苏联提供的情报竟然高达数千份的机密数据，其中的内容不仅涉及新型侦察卫星，还包括武器条款谈判的信息。与此同时，他们因出卖情报而获得的报酬也是丰厚的。随着出卖情报的增多，他们获得的报酬也与日俱增。在被抓捕之前，他们得到的报酬高达近8万美元。得到报酬的过程如此容易，而且他们也没有被任何人怀疑，这让他们逐渐丧失了警觉性。
1976年12月，安德鲁前往墨西哥驻苏联的大使馆递送情报。谁知，还没有进入大使馆中，安德鲁的毒瘾又犯了。他在大使馆外不断地徘徊，想等自己的毒瘾减轻一下再进去，没想到毒瘾却越来越严重，以致他拼命地抓着大使馆门口的栏杆，甚至用头去撞栏杆，可是，毒瘾都没有得到减轻。此时的安德鲁完全被自己的毒瘾所控制，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理智和警惕性。
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安德鲁竟然将含有机密信息的胶卷从大使馆门口的上方扔了进去，而这个胶卷便落在了大使馆内。说来也巧，此时正好有两名警察在大使馆附近巡逻，他们看到安德鲁往使馆内扔东西，并且不断地在大使馆门口徘徊，认为他心怀不轨、形迹可疑，于是便将安德鲁逮捕了。
在被墨西哥警察审讯的过程中，安德鲁承认自己为苏联提供情报。不仅如此，面对墨西哥警察的步步紧逼，他还辜负了博伊斯的期望，供出了幕后人——克里斯托弗·博伊斯。
1977年1月，美国情报机构逮捕了博伊斯。刚开始，他面对特工的审讯拒不交代，不过，当他看到那些物证（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胶卷）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垮了，于是他不得不向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供认了自己和安德鲁合作向苏联出卖机密信息的事实。
不过，在被联邦法院审判期间，他依然不死心。他的辩护律师对法官说，博伊斯出卖的信息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伤害，因为那些信息都是一些过时的以及已经被解密的情报。不仅如此，由于他对安德鲁在传递情报时吸毒致使自己暴露的行为有所不满，所以，在进行申辩时，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出卖情报，是因为安德鲁手头资金紧张，仗着和自己的关系亲密，于是不断地勒索自己，从而致使自己靠出卖情报而赚取报酬的事情，成为了一名间谍。最后，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判了博伊斯40年。与此同时，安德鲁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也以间谍罪被判入狱。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三年之后，博伊斯竟然从看守严密的联邦监狱越狱了。而且，联邦警察花费了长达19个月的时间才将其捉拿归案。
在逃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隆波克的联邦监狱后，博伊斯由于手头没有资金，而且又不能和父母联系（他的父母早已被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工监控），所以他多次来到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中的几家银行实施抢劫（抢劫的次数竟然高达17次）。
为了逃避联邦警察的追捕，他还办了一个名叫安东尼·爱德华·莱斯特的身份证，并以这个假名参加了关于航空飞行的培训，其目的是想要在逃到苏联后，能够凭借自己在航空方面的技能进入苏联的航空部队。
联邦特工在对博伊斯的抓捕过程中，不仅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还对将近千人进行了审问，终于在1981年的8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获悉博伊斯很有可能隐藏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北地区。
之后，美国联邦警察从银行的摄像头中发现了博伊斯的身影。之后，又顺着这条线索在当地的一个超市门口找到了几个目击者，这些人称博伊斯曾经在这家超市中买过啤酒。当天晚上，联邦警察顺着线索来到了安吉利斯港的一个停车场附近，当一位联邦警察抬头观察四周情况时，刚好和一个汽车中的人对视了。虽然那个人马上就低下了头，但联邦警察还是认出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博伊斯。于是，联邦警察立即逮捕了他，并将他送入了监狱。
1985年，一部以博伊斯为原型的电影搬上了美国好莱坞的屏幕。这部影片就是《猎鹰和雪人》，后来还获得了奥斯卡奖。这部影片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两个少年的深思：虽然博伊斯和安德鲁的行为都属于背叛国家，但他们的动机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安德鲁出卖情报完全是为了金钱，因为他需要足够多的资金来满足自己的毒瘾；而博伊斯的动机却十分复杂。虽然导致他出卖情报的一部分因素也是为了金钱，但更多的是出于对政府的不满，这是那个时代中的独特情结，因为理想的破灭而做出一些报复行为。
后来，博伊斯于2003年被保释出狱，其有效期一直延续到20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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