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
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
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
诗中除最后两句是感谢绘画以外，其他六句都是赞扬林译小说的。首句中“严林”是指严复和林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他是福建侯官人，也属今福州市，所以和林纾是同乡。和林纾不同的，一是他精通外语，二是他所译均为社会科学著作。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留学英国海军学校，除学习专业课程外，又自治伦理学、天演学及社会、法律诸学，并曾往法国考察，又与驻英使节郭嵩焘谈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严复是留西学生中自觉关心社会问题的第一人。回国后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升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他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政治，并且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原原本本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而且终近代之世，没有人能在这方面超过他。自1895年至1908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后人称为“严译八大名著”。通过这些翻译著作，严复向中国人民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也介绍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西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他带给中国人民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对中国社会起到空前的广泛的影响，也使他本人成为那个时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康有为把林纾和严复相提并论，从翻译史的角度看，是很有见地的。林纾不懂外文，但是与人合作，翻译外国文学类著作180余种，为中国人民打开了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大门。也可以说，他是近代热心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人，并且终近代之世，没有人能在这方面超过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正同严复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贡献一样，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康诗所谓“百部虞初救世心”，也包含着对林纾的深刻理解。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前，林纾的确是抱着一种救国之心来从事他的翻译事业的，而且起初还有过从政治思想类著作入手的设想。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挥麈拾遗》说：
若林先生，固于西文未尝从事，唯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暇复昵近船政学堂学生及西儒之谙华语者，与之质西书疑义，而其所得，以视泛涉西文辈高出万万。……又闻先生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故尝与通译友人魏君、王君，取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全传属稿。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3]。
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与林纾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夫人刘琼姿，辛苦持家，积劳成疾，于1897年3月6日恹恹下世。林纾中年丧妻，悲抑莫名。幸有马江船厂怂恿他写《闽中新乐府》的那班朋友为之开解。
朋友中有个王寿昌，字子仁，又名晓，字晓斋，也是福建闽侯人，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做天津洋务局翻译，迁升至湖北交涉使、汉阳兵工厂总办等。这时刚从巴黎回来，也在马江作客。他对林纾说：“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接着，向林纾介绍了巴黎小说家，特别强调：“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题识》）
起初，林纾担心不能胜任，婉言推辞，可是架不主魏瀚在一旁敲边鼓，“强之再三”，林纾才半开玩笑地说：“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黄濬《花随人圣盒摭忆》）
石鼓山，又名鼓山，以山巅有巨石如鼓而得名，在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是著名的风景区，唯须乘船以往。在往返的游船上，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以口语译述故事，林纾则以文言涉笔记之。不久译成，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署晓斋主人、冷红生合译，由魏瀚出资，交福州城内最有名的刻书匠吴玉田镌板印刷，1899年2月正式出版（以后又有多种版本出现）。就这样，林纾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
关于当初翻译此书时的情况，林纾在《迦茵小传》题词序中说：“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轶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怿。”
为什么“弗怿”，“弗怿”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同乡、门生胡孟玺在《林琴南轶事》中说：他与王寿昌译此书时，“因适逢夫人刘氏之丧，每译到缠绵凄恻处，情不自禁，两人恒相对哭。魏（瀚）日后常以此为谈助”。（见《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04页）
胡孟玺此说并非杜撰，林纾自己在为他人所译《露漱格兰小传》作的序言中说：“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198页）林纾给身为妓女的马克这样高的评价，在当时是既需见识又需勇气的。
从以上记述中，可知林纾在翻译此书时是很投入的。
《茶花女》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著名作品，描写的是巴黎名妓马克格尼尔（今译玛格丽特·戈蒂埃）和富商之子亚猛（今译阿尔芒）的爱情悲剧故事。原著本身就哀感顽艳，凄楚动人，林纾在翻译的时候又如此投入，故使译文“尤凄惋有情致”。此外，小说描写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为中国人前所未见，正适合人们向往开放时代的需要；在文学样式上，在中国人看来，虽然仍属才子佳人一类，但是摆脱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大团圆的结局和“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小说一面世，便大受欢迎，“不胫走万本”（陈衍《林纾传》），一时风行海内，青年人尤其喜爱，严复在《甲辰出都留别同乡诸君子》诗中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正是此书影响的写照。
这意外的成功，给林纾以极大的鼓舞，以后乃继续为之，终生不辍，先后与人合作，译介外国文学作品180余种（含未刊稿），世称“林译小说”，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有了“林译小说”这个专有名词。
林译小说在近代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首先，林译小说中的精品大都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或革命时期的杰作，林纾在翻译时虽然作了某些删改或掩饰，但其民主性的精华基本保留。况且在翻译过程中，林纾发现，文艺作品同样有影响社会的功能，并且自觉地利用这个功能，有意识地传输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抗敌御侮的志气。如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号召年轻学生抛弃无用之学，改变传统观念，学习实用技艺，努力振兴实业，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表示，他自己将以翻译西书为实业，“亦冀以诫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如圣贤之青年学生读之，以震动爱国之志气。”又说：“畏庐者，狂人也，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更能不死者，即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又如他在《不如归·序》中说：“纾年已老，报国五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抒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
的确，林纾的早期译作，差不多每篇都有序、跋或达旨、评语之类，他在这方面是很下功夫、很见功力的。除文学赏析外，特别注意结合国内和国际政治抒发自己的见解，他简直把序跋之类当成了讲坛或奏章。
例如，在《雾中人·序》中，他说：西方称为英雄的那些人，实际上都是行劫者。他们创为探险之说，先以侦，后仍以劫，独劫弗行，且啸引国众以劫之。自哥伦布出，遂劫美洲；若鲁滨孙，特鼠窃之尤；英所称为杰烈之士如理察古利弥等，则以累劫西班牙为能事。今之扼我吮我挟我辱我者，非犹五百年前之劫西班牙者也？“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其于白人之蚕食非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语野蛮也，须知白人可以并吞非洲，即可以并吞中、亚”！“彼盗之以劫自鸣，吾不能效也，当求备盗之方。备胠箧之盗，则以刃以枪，备灭种之盗，则以学。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而盗力穷矣”。畏庐氏之翻此书，“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之盗也”。
《贼史·序》曰：“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呜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朴及老残二君。果能出其绪余，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谨拭目俟之，稽首祝之。”
《不如归·序》曰：“方今朝议争云立海军矣。然未育人才，但议船炮，以不习战之人，予以精炮坚舰，又何为者？所愿当事诸公，先培育人才，更积资为购船制炮之用，未为晚也。”
《黑奴吁天录·序》曰：美国“迩又浸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黄人之受虐，或加甚于黑人”。其译此书，正是为了“儆醒”国人。书出，引起全国各界的震动，激发了读者的爱国热情，留日学生很快把它改编为剧本，在东京公开演出，也取得很大的成功。有人认为，此书对鼓动清末革命思潮起过一定的作用。
总之，如陈熙绩在为林译《歇洛克奇案开场》所作的《序》中说：“吾友林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若《血战余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凡此，皆荦荦大者，其益可按籍稽也。其余亦一部有一部之微旨。总而言之，先生固无浪费之笔墨耳。”
以上是说林译小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然而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则更巨大，更深远。
林译小说有不少缺点。他本人不懂外语，因此他的翻译采取了一种原始的方法，即由一名合作者口述原文大意，由他变成文言，笔录下来。由于口译者水平不一，故译文亦瑕瑜互见。有的口译者缺乏文学眼光，把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作品或经过改编的供儿童用的删节本译述给他，虚耗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有的口译者外文水平不高，为避繁难而删略或不明原意而误译之处多有。另因林纾译书的速度很快，“运笔如风落霓转”，“不加窜点，脱手成稿”，往往“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陈衍《林纾传》），这不免有时使他的译文造句松懈、用字冗赘、文字别扭，以至脱漏错误（参见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也有些删改增补是林纾自己有意为之。这大体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他头脑里的封建思想作怪，例如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吾笔述西文多矣，其中岂无背逆语，余则宛转其词出之。盖不欲质言之，使愚昧者引之为据，酿成泯夏滔天之举动。”（《蠡叟丛谈·李鼒》）二是他作为古文家的习性在起作用，例如他“往往捐助自己的‘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酱”，有时“认为原文美中不足”，便“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有时“在译文里有节制地掺进评点家所谓‘顿荡’、‘波澜’、‘画龙点睛’、‘颊上添毫’
之笔，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林纾的翻译》）。尽管从修辞学或文章作法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常使译文增色，但作为翻译，是不足为训的。
然而，瑕不掩瑜，同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林译小说的这些缺点毕竟是次要的。而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林纾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进一步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
在林译一百八十多种文学作品中，除去一部分没有多少价值的以外，至少还有四五十种是在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有的还是世界文学名著，例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滑铁庐血战余腥记》《吟边燕语》《拊掌录》《魔侠传》《孝女耐儿传》《海外轩渠录》《迦茵小传》《鲁滨孙漂流记》《鱼雁抉微》《伊索寓言》《不如归》等等，都是较好的译本。
近代是中国人向西方探求真理的时代，起初只注重工艺制造，渐及法律政制，林译小说又向人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例如钱钟书先生说：《林译小说丛书》“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林纾的翻译》）
然而这个迷人世界的意义还不止于其本身，它将吸引人们去进一步学习外国语文，学习西方文学，吸取别人的经验，改造和发展本国的文学。例如张恨水在其《写作生涯回忆》中说：他通过林译小说看到了外国文学的长处，“在这些译品上，我知道了许多的描写手法，尤其心理方面，这是中国小说所寡有的”。
第二，林纾的译文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在客观上提高了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的地位。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尊崇诗文，鄙薄小说戏曲。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给小说以“文学之最上乘”
的地位，但毕竟还只是理论上的提倡。林纾作为古文家而致力于小说翻译，便以实际行动打破了鄙视小说的传统偏见。尤其是林纾的译文辞藻妍练，文笔雅洁，深受读者欢迎。有人说：林纾“以译为文，有如己出，摄其意境神韵，风味宛在；而译者己身又往往化入著者之文境中，随之俯仰悲欢。若谓梁任公文章有大电力，当谓林琴南译笔有真灵感”。也有人说他的某些译文甚至优于原文，至今仍不失魅力。这便吸引了许多人喜爱小说，也吸引了许多人创作和翻译小说，从而促进了小说创作和翻译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结构的变更。
第三，林纾使用较为自由活泼的文言翻译小说，不自觉地促进了语言和文体的变革。
林纾论文，颇严古文“义法”，而译书却用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参见《林纾的翻译》）。虽然保留了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收容量很宽大，不仅使用古文里绝不容许的“隽语”、“佻巧语”，而且杂以口语、外来语，甚至语句中包含了很大的欧化成分，这就在实际上违背和破坏了统治晚清文坛的“桐城义法”和他本人亲手制订的“古文”戒律。有的评论家指出，林纾的翻译延长了古文的生命，但我们还应注意到，林纾的翻译在客观上加速了“古文”的解体。还应看到，我们现在使用的书面语言（或曰文学语言），既不是传统的文言，也不是纯粹的白话，而是文言和白话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结果。在这方面，林纾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是不自觉的。
第四，林纾通过翻译小说对中西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林纾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研究，林纾又有敏锐的文学眼光，对所译作品有着精辟的理解，因此常在序文跋语中对中西文学进行比较，总结出共同的创作规律或不同的艺术特色。这不仅开辟了近代小说理论发展的新途径，而且开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风气。如其《孝女耐儿传序》《块肉余生述序》《冰雪因缘序》《斐洲烟水愁城录序》等，都可称为中国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第五，林译小说哺育了一批文学新人。
由于上述特点，林译小说吸引了大批读者，并对一批先进的年轻文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曾对林译小说非常热心，早期的林译本，每本必买，看过后还要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以便收藏，他们译《红星佚史》，就是受了林纾的影响（《鲁迅的青年时代》）。郭沫若最初读到的西洋小说是林译的《迦茵小传》，他受到的文学上的决定性影响则是《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他说：“我受司各得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差不多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的童年》）。我国许多著名的现代作家和老一辈的当代作家，在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曾受过林译小说的熏陶。这也可以看成是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潜在的影响。
总之，正如郭沫若所说：林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杀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度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是相当有建树的人物”。（《我的童年》）
又，朱羲胄在《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引某氏之言，评价林纾在翻译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颇觉言简意赅，特转引于此，作为本章的结束：
邦人向漠于西方风土民情，或且骇疑其俗之多异，自先生传译众籍，于是士大夫始了然于欧美之有家庭伦理，犹吾也，其社会风土民性，皆与吾相近似，初非绝异也。自先生介输名著无数，而后邦人始识欧美作家司各德、迭更司、欧文、仲马、哈葛德之名。自先生称司各德、迭更司之文不下于太史公，然后乃知西方之有文学。由是而曩之鄙视稗官小说为小道者，及此乃亦自破其缪囿，属文之士，渐乃敢以小说家自命，而小说之体裁作风，因之日变，译世界文学之风亦日炽。此皆先生导倡不朽之功，国人未之能忘者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