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给林纾的刺激更大。他的长篇小说《剑腥录》主要是写庚子事变的，书中借邴仲光之口表达了他的思想情绪：邴仲光耳闻目睹“团匪之纵火杀人，东朝（暗指慈禧太后）之听谗戮忠，群奸之欺天蔽日，百姓之流离困顿，西兵之蹂躏京畿，三忠及联仙杏之惨死（暗指许景澄、徐用仪、袁昶、联元等被杀事件。八国联军进犯大沽，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许等反对围攻使馆，被杀），伯苻兄弟之殉节”，悲愤交作。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庚子之祸，胎于戊戌，放弃正人，诛戮善类”，情同桀纣，“则长白之王气，恐自是熸矣”！事件过后，仲光与人谈论时局，说道：“龙氏（暗指荣禄）沉湎冒色，去死已近。然某王（暗指庆亲王奕劻）既愚而贪，视边事为儿戏，此人旦晚将主枢近，纳贿酷于龙氏。宫掖之中，有同水火。巨珰崔贵（按指崔玉贵，清末内监总管），势焰盛于李珰（李莲英）。内外交讧，求国之不亡，恐无是幸事也！”
《剑腥录》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其中固然有不少虚构成分，但是基本情节是真实的。上面那些话，虽然林纾不一定真的说过，但是那种思想情绪是林纾可能有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林纾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已经不抱希望，并且没有好感。他预感到世局非改弦更张不可，所以迨武汉义旗一举，他看到无论满洲亲贵怎样反对，共和之局均成铁案，于是他表示不做满洲遗民，而愿扶杖做共和国老民，以终余年。他在给吴畲芬的信中说：
……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而慕、涛（载慕、载涛）二邸图死灰之燃，合蒙古诸王勃于御前，以震慑孤儿寡妇，滋可悲也！项城（袁世凯）似有成算，重兵在握，已与孙中山密电往来，大抵亲贵群诺，共和立成，亲贵反对，共和亦成，不过在此数日中耳。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国老民足矣。然德宗（光绪）果不为武后所害，立宪早成，天下亦不糜烂至此。罪大恶极者为那拉氏，次则奕劻，又次则载泽，又次则载沣兄弟及溥伦，万不可加以赦令也。弟早晚亦赴上海，以卖文卖画为生，度此余年，余则教吾数子，为共和国守法之国民足矣。
他不仅认为对载泽等应严惩不贷，而且认为彭家珍炸死良弼乃快意之事，认为革命成功乃人心所向。同时他对新政也浮露了一点乐观的情绪，表示自己要换上洋装，以度新岁。他在给吴畲芬的第二封信中说：
……阳历已更，闽中已过花朝时候，妇女如春游，西国原亦有之，不足怪也。唯旗界如此萧条，想亦天道好还耳。当多尔衮、鳌拜当国之时，旗族杀我汉人，指不胜屈，书生畏祸，不敢有私家记载，所以凶惨之状，但得诸故老传闻。今日得此现状，只得归诸天道循环，微微太息而已！……此间自逊位诏下，一带报馆各张白帜，大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欢呼，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矣。……近日快意之事，唯彭烈士席儒（家珍）轰死良弼一节，最有关系。良弼以计死吴绶卿，天下指目，而绶卿并无恤典，众疑项城所为，实则良弼为之。不图博浪一轰，涛、铁胆落，刻同善耆、溥伟同逃沈阳，闻与赵次山将有诡谋。实则马贼不过六千，未必即能有为。闻新政府将立于南京，刻尚未有动静，大抵数日内，定有明文。弟四海为家，久不作首邱之想，且自问无能，并无所补于新政，亦不敢有求于吾乡诸君子。纵使省界深严，不能容我，然卖文卖画，亦足自给。他乡之人或不至以一老画师占彼利益，遽下逐客之令也。刻在西开卖画，所得可百余金，亦大奇事。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日来得诗七十余首，姑录数首呈政，勿哂！勿哂！
这七十余首诗，如今自然难见全豹，但从他抄给吴畲芬的数首中也可窥见一斑。如《读廿五日逊位诏书》云：
数行诏墨息南兵，毕竟收场胜晚明。终赖东朝持大体，弗争闰位恋虚名。伏戎颇已清三辅，定鼎还劳酌二京。最是故宫重过处，斜阳衰柳不胜情。
《见津门大街各报馆，高张大革命白帜，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皆欢呼，归途感赋》云：
此局明明肇孝钦，卅年府怨士民深。纷奢有过秦人暴，屠胁无难汉族沉。纵未改元署光宅，居然漏网免河阴。今朝父老欢呼竞，鼎革仍原上帝心。
诗中表达的意思同信中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是慈禧太后（庙号孝钦显皇后）的暴政引发了这场革命，革命成功是顺天应人的壮举。隆裕太后（庙号孝定景皇后）在退位诏书上签字是“持大体”，避免了军民流血，不失仁人之心（其《谒陵图记》曰：“以我景皇帝心乎国民，立宪弗就，赍志上宾；孝定皇后则踵唐虞之盛，不欲陷民于水火之中，二圣深仁，民国上下，咸无异词。”见《畏庐续集》）。这时，他对革命还颇有好感，甚至希望他在大城做县令的儿子能被新政府留任，他在给吴畲芬的第三封信中说：
……大小儿在大城官声尚好，乃作诗赐之，勖彼将来。后来新政府能听其留任，此亦甚好之处。即不然，弟令其在京开小饭馆，自糊其口，亦无不可。共和世界，无贵无贱，即着犊鼻，宁便下流耶？
以上三封信和两首诗，转录自吴家琼《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载《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吴畲芬为作者之父，辛亥革命前曾任北京五城学堂、闽学堂教习，与林纾同事，二人很相得。武昌起义后，京城混乱，林纾避往天津，吴回福州，将福州光复后的情况写信告诉林纾，林纾写了上述三封复信，留下了公开文字中绝少流露的思想轨迹。
不过，林纾之所以在私下对革命、共和表示了一点拥护的意向，并不是他对革命、共和本身的意义有什么明确的认识，而主要是因为愤清廷之腐败，望国家之获治，幻想新政权能够改弦更张，富民强国，抵抗列强。如他在给吴畲芬的第二封信中热切地希望革命后的福州推行新政：
仆所望吾乡同胞，第一节以和衷不闹党派为上着。弊政已除，新政伊始，能兴实业，则财源不溃；能振军旅，则外患不生；能广教育，则人才辈出。此三事为纾日夜祷天，所求其必遂者也！淫祠尽除，此举尤妙，南台（按指福州南台地方）五瘟之祀，尚宜一一铲除，方免愚民迷信。
但是后来他看到的却是党派纷争，军阀混战，秩序混乱，民不聊生，帝国主义的欺凌也有增无已，使他求治的愿望遭到破灭。如他在一首诗中说：
此心望治几成灰，时变纷乘胆欲摧。横议直非常理喻，边氛谁悟切身灾？国先难问遑言党，意果能公转胜才。锢疾日深医又误，唐衢泪眼向谁开？（亦见《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
又如他在《离恨天·译余剩语》中说：“余自辛亥九月，侨寓析津，长日闻见，均悲愕之事，西兵吹角伐鼓，过余门外，自疑身沦异域。”（见《春觉斋著述记》卷三第37页）
袁世凯以阴谋手段夺取政权，“化家为国”，“实则法律不备，天下良善者，何一能臻于自由？矧政府外共和而内专制，杀人如麻，痛剥天下之肤，供其一掷，何一肖于共和？”（《官场新现形记》第十四章）
林纾对于革命党的鱼龙混杂、腐败堕落亦深为不满。如在《官场新现形记》中，他借主人公阿良之口曰：“大凡立党而精选党人，党必弗强，故甲党（暗指国民党）兼收并蓄，上取聪明旷达之士，而下收狯险盈恶之徒。宗旨既定，而党人往往自乱之，制不能制……”以革命党人自居的郑应元也承认：“其初，求党人之盛，则不得不瑕瑜杂收，迨羽翼既成，则宿豪大猾，匪不入我党籍。此辈利用之，可以扬波而助澜，苟无以喂养，其人力又足以反噬。”革命胜利后，那些出身于帮会盗伙者，拥兵自重，作横乡里，幽惨不减于前清，终致互相残杀。那些曾经出洋镀金，学过法政，当上议员的，则以“革命伟人”自居，腐化堕落，议院选举时，“党人既大集，而胭脂诸巷，弦索之声达晓矣”，议员们或
“叉雀之声至于午夜，或竟夕不归，滞留花丛”；及至议事，又人人畏死，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
总之，林纾对袁世凯和革命党都没有好感，对于二者之争，他分不清是非，对于当时的混乱局面，他不明白这是革命不彻底所致，反而归咎于革命，从而对作“共和国老民”的初衷也发生了动摇，转而眷恋清室，要做清遗民了。
当然，这有一个过程。起初只是出于对光绪皇帝的怀念。
辛亥革命前后，林纾虽然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感情波动，但是他的思想实质似乎永远停留在戊戌维新的年代。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在瀛台，林纾至感痛心，认为“若景庙者，直千载沉冤”，无人可以申诉（《蠢叟丛谈·和玉》）。他把在杭州和北京的寓所都命名为望瀛楼，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纪念。
他对光绪支持变法维新，有志励精图治，评价甚高，认为如果维新成功，中国早可获治，也就不会有革命的事情发生了。1912年12月20日，他在《平报》上发表“讽喻新乐府”《哀崇陵》，诗中不仅对光绪帝极致歌颂，对光绪墓（崇陵）迟迟不能竣工表示伤感，而且希望一切赞同“共和”的人都来同情这位不幸的皇帝。诗曰：
景皇变政戊戌年，精诚直可通重玄。夕下诏书问民隐，晨开秘殿延朝贤。无方可雪中华耻，卧薪先自宸躬始。立宪求抒西顾忧，维新先忤东朝旨。可怜有用帝春秋，几几流窜到房州（今湖北房县，古代获罪之帝王诸侯多流放于此）。……悠悠四载光阴逝，地官虽发何时闭？奉劝共和五族贤，回头须悯奈何帝。
于是，他便于1913年4月12日（三月初六）以清朝举人的身份首谒崇陵。这是清明节后的第三天，林纾于黄昏时分到达，已是“宫门严闭”，现出一派凄凉景象，他只好在门外台阶下痛哭拜祭。回来后，写了一首《癸丑上巳后三日谒崇陵》，有句云：“孤臣痛哭拜墀下，秾春触眼如秋凉。”（见《年谱》卷二第2页）凄苦悲凉之情溢于笔端。
1913年11月13日（十月十六），隆裕皇后与光绪皇帝合葬于崇陵。三天后，林纾又往谒祭。一路上，“大雪兼天，千里一白，车过易州，冻欲僵指”，而林纾“车中望眼，但注西陵，初不省严风之裂面也”。到陵园以后，守陵官员派人把他引到殿前，他“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宫门二卫士，为之愕然动容”。回来以后，便动手绘制《谒陵图》，“每一临池，辄唏嘘不自已”，用了半年的时间才绘成，并写了一篇《谒陵图记》，表示“图付吾子孙永永宝之，俾知其祖父身虽未仕，而其爱恋故主之情，有如此者！”（《谒陵图记》，见《畏庐续集》）两年前，他在给吴畲芬的信中说过：“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此时已经开始不算数了。
1915年2月4日（甲寅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光绪帝殡天六周年祭（据《清史稿》，光绪逝世于癸酉日，即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1909年1月13日），林纾于头一天便到了梁格庄。第二天参与祭陵。有镇国公某主祭。守陵官想引林纾拜于殿下，林纾以为非礼，因为按规矩小臣是不能参加陵祭仪式的，所以仍在宫门以外行九叩首礼。此时他又想道：“先帝神圣，力图宪政，乃见沮于群小；孝定皇后心恤黎元，不忍涂炭，让政一举，超轶古今。帝后之仁，被及万禩。”表示：
“臣纾不肖，未与仕版，然恋恩之心，至死不泯。”“臣纾果不就委沟壑，岁必一来，用表二百余年养士之朝，尚有一二小臣匍匐陵下也”。（《三谒崇陵记》，见《畏庐续集》）
果然，林纾此后每年都去谒陵，到1922年清明，已是第十一次，每次都自为诗文，寄其哀思。后来因为年老力衰，不胜跋涉，才停止了这项活动。但是他做清朝遗民的决心却至死不改。1924年8月28日，即去世前40天，他已染病在床，寒热交作，仍“以版承笺，仰枕作绝笔书曰：‘清举人林纾于甲子月日死……’”。（《年谱》卷二第64页）
林纾之决心作清朝遗民，还同废帝宣统的笼络有关。清朝宣布让政后，皇帝被圈在宫墙之内，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荣耀，现在有这么一个连清朝的官都没做过而在国内外又有一定声誉的学究表示忠心，自然求之不得。所以在林纾二次谒陵后二十天，溥仪写了一幅“四季平安”的条幅送给他。溥仪生于1906年，这时才不过七岁，拉拢林纾的主意自然是别人帮他出的，连字是不是他亲笔写的都值得怀疑（参见吴家琼《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但林纾却以为是了不起的“恩遇”。
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是林纾的同乡，又是林纾座师宝廷的好朋友，所以林纾对陈向以“丈人”称之，执礼甚恭，陈对林纾也十分契赏。1916年年底，陈宝琛把林纾编撰的《左传撷华》稿本进献给溥仪，又在溥仪面前为林纾延誉，说他不仅特长于文学，而且善于绘画。溥仪大为赞赏。陈宝琛又向林纾通消息。林纾趁机画了两把扇子进献。1917年年初，溥仪以擘窠大字书写了“烟云供养”四字春条赐给林纾，并且答应不时出内府名画，听林纾纵情观览。林纾狂喜，“以为三公不与易”，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烟云楼”，又写了一首《纪恩》诗：
琳琅宸翰出动城，感激衔恩涕泪横。雨露那曾遍小草？烟云今足养余生。从来天语不轻锡，自问布衣无此荣。检得同光旧衣领，望空泥首向乾清。（《年谱》卷二第25页）
1919年1月31日是农历戊午年除夕，溥仪书“有秩斯枯”四字春条，派人郑重其事地送到林家。林纾撰诗纪之：
螺江太守鸣驺至，手捧天章降筚门。耀眼乍惊新御墨，拊心隐触旧巢痕。一身何朴皇家事，九死能忘故主恩？泥首庭阶和泪拜，回环恪诵示儿孙。（《年谱》卷二第29页）
1922年11月溥仪大婚，林纾恭绘四镜屏以进。溥仪同陈宝琛商量，以为林纾“十谒崇陵，忠事先皇帝”，例应褒奖。于是写了“贞不绝俗”四个字，制成匾额，颁赐林家，同时颁赠袍料褂料。林纾便“犬马衔恩，九顿伏地，呜咽不止”。尤其是那个“贞”字，真令林纾受宠若惊。他查了有关谥法的书：如《易疏》：“贞，正也。”《释名》：
“贞，定也。”《谥法》：“外内用情曰贞。”他觉得，这么郑重的字眼，“贱臣安所得谥”？因此认为是一种“破格之恩”，“布衣之荣，至此云极”！所以他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始终也。”这些话见于他的《御书记》，载《畏庐三集》，这篇文章的最后，竟出现了“宣统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等字样，真是顽固得可以。
不过，林纾的顽固与张勋、康有为等政客不同。他虽然不满意民国政局的纷乱，但是并不决心与民国作对，他自谓
“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畏庐漫录自序》）是近乎事实的。他之忠于清室，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也不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只不过是“自尽其犬马恋主之心而已”，使自己的行为“于纲常之内不轶范围”，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参见《上陈太保书》、《答郑孝胥书》，《年谱》第57—59页）。这自然同他浸淫一世的封建礼教和自幼接受的“畏天循分”思想有关。他年轻时没有做上清朝的官，到老却成了恋主忠清的精神贵族。
正因为他没有做过清朝的官，身份又不过是个举人，所以他的谒陵举动常被人讥为“越分”，甚至认为是沽名钓誉，但是他满不在乎，反认为是读书人应有的气节，例如他的《七十自寿诗》之九曰：
崇陵九度哭先皇，雪虐风饕梁格庄。百口人争识越分，一心我止解尊王。世无信史谁公论？老作孤臣亦国殇。留得光宣真士气，任他地老与天荒！（《年谱》卷二第47页）
历史有时也会开个小玩笑。林纾的所谓“光宣真士气”固然不过是一种愚忠，但是这种愚忠却使他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闹剧中保持了清白。
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自为，诡胁海内有名望的学者署表劝进，伪内务部以“硕学通儒”，征林纾赴衙署表，林纾称病固辞，“自计果不免者，则预服阿芙蓉（鸦片）以往”。（见《年谱》卷二第48页：《七十自寿诗》十一自注）
后来袁世凯又请他做高等顾问，给他参事职衔，甚至派小军阀徐树铮亲自到他府上游说，他觉得“毛发悚然，如遇鬼物，抗辞至四日之久”，到第五天，无术自解，便决绝地对徐树铮说：“将吾头去，此足不履中华门也！”徐树铮只好废然复命，袁世凯竟也拿他没有办法（见《年谱》卷二第58页引《答郑孝胥书》）。
林纾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官场新现形记》，主要是揭露袁世凯阴谋称帝的。不过他之反对袁世凯，并不是因为他对帝制与共和的区别有什么明确的认识，而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为清室故臣，前此逼迫孤儿寡妇让政，已属大逆不道，现在逊帝还在宫中，而他却要自己做皇帝，分属“僭号”，自然是万恶不赦之逆贼了。但是无论如何，他毕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没有像严复那样去做袁世凯的帮凶。
袁世凯做皇帝不行，那么溥仪复位又如何呢？
1917年6月，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张勋帅辫子军入京，7月1日（五月十三日）凌晨与康有为等驱车来到故宫，拥立溥仪重登帝位。起初，林纾颇觉欣喜，作了一首《五月十三日纪事》：
衮衮诸公念大清，平明龙纛耀神京。争凭忠爱苏皇祚，立见森严列禁兵。天许微臣为父老，生无妄想到簪缨。却饶一事堪图划，再盼朝车趋凤城。（《畏庐诗存》卷上）
但是他很快发现，复辟之举遭到全国声讨，而张勋等人却急于为自己加官晋爵。他意识到复辟断难成功，因而对张勋等也产生了不满。他在《阅报有感》一诗中说：“仪同端首各分官，起废除新印再剜。孤注一掷博卢雉，大家共梦入邯郸。”（同上。亦见《年谱》卷二第25页）
然而，林纾最担心的是如果复辟不成功，将威胁到逊帝的安全，或者导致取消对清室的优待条件，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他日夜祈祷，希望清室先帝神灵保佑，使战火不要烧到京城来（《阅报有感》：“日夜神灵盼高庙，莫教烽燧近长安。”）。待到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段祺瑞引兵围攻辫子军驻地天坛，林纾知道大势已去，便无可奈何地抱怨起来：“六年让政久相安，夺门失计危冲主”。“为国为君漫不计，但觉眼鼻自酸楚。此军再败清再亡，敢望中兴作杜甫”？（见《年谱》卷二第26页）
这样，林纾经历了从希望复辟到反对复辟的痛苦的思想历程。不过他始终认为“定武言尊王，心本异谋逆”（《赠道郁》载《畏庐诗存》卷上，亦见《年谱》卷二第26页）。所以他对待张勋的态度与对待袁世凯不同，他的行为也不像对待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那样有光彩（尽管是灰色的光彩）。但他毕竟还是从泥淖中跳了出来。
他后来在《答郑孝胥书》中说：他“到死未敢赞成复辟之举动”，虽然未免有点文过饰非，但从结果看，还是近乎事实的。他又说，他不赞成复辟，并不是不希望复辟，只是“度吾才力之所不能，故不敢盲从以败大局”，也还算是比较坦白。他揭露那些醉心复辟的人，只不过是“假名复辟，图一身之富贵”，“以国家为孤注”（见《年谱》卷二第60页），也颇一针见血。正因为他没有政治野心，不愿与这类人同流合污，才使他终于保持了一点清白。
总之，林纾之不赞成张勋复辟，从本质上说，也是出于愚忠，不过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他愚中有直。他在这场闹剧中，扮演的是一个可悲、可怜，而又有点可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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