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的那口井
我们的村子在一条山沟里，不在沟口上，也不在沟底里，离沟口还有四五个村子。沟口是乡政府所在地，沟底离沟口还有十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口水井，我们村子也不例外。这些村子叫什么名字很难说，有时叫潘集寨、韩家庄、董川子、吴家庄、孟家山等等，有时又改成红卫、永红、红旗、卫星等等。我们村子当时名字叫潘集寨，现在已经改了许多次，潘集寨变成别的村子的名字了。为了我心中的那份情感和记忆，我还是一直把我们的村子叫潘集寨。
村上的水井都很古老，不知是什么年代，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挖的。圆形井边是花岗岩做成的，上边有石匠刻出来的人字纹，防滑用的，尤其是冬天下雪结冰时，这些人字纹很管用。在老井边上有一个用花岗岩做成的“兑窝”，很大，有三四岁的小孩那样高，它和老井一样古老。村上的人常用它来杵谷物，特别每年过农历五月五、做甜粕之前都到这里来排队杵小麦或燕麦。平时它则是村上人的洗菜池，尤其冬天之前，每家每户都要腌酸菜，也是排队在这里洗菜，要把一冬的菜都在这几天洗出来。这兑窝用处可大了，还可杵五香粉，村上的人把五香粉叫“调和（huo）”。逢年过节，要煮肉了，村上人又排队在这里来杵调和，一边排队，一边说笑。也不断帮助别人干活，在老井边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劲大了”，这句话代表着许多含义，有时是“对不起”，有时是“感谢你”。用家乡话说出来很有感情。
每个村子井水的味道都不一样，最特别的是我们村上的这口老井，味道是咸的，当时人们都把这口老井叫作“咸井”，熬粥、喝水不能用这口井的水，最好是到河里去取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口老井让我们村上的人年轻时都很健壮，但到了中年之后，牙就发黄，到了老年牙就变黑了，女人们基本上都会得腰腿疼的病。不久前看我们的家谱，许多女人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从路上走过的人和牲口要喝水的话，在井上挑水的任何人都会无条件地提供方便，这好像是大家天经地义应该去做的事情。尤其是牲口，只要走到这口老井边，就会像疯子一样跑到兑窝前面要喝水，村上的人就要腾出兑窝让牲口来喝水。老人们说我们村上的井水含盐分多，牲口喜欢喝。至于这口井里有什么秘密则无人知——这口老井在20多年前修公路时被填埋了，没有机会去做科学的化验分析了。
当时村上的医疗条件很差，主要靠巫术逐鬼敬神来治病，用的办法各种各样，都很吓人。我上小学时，村上有位女人刚生完孩子，后来想可能是得了产后忧郁症吧，在一个冬天的早晨跳到这口老井去了。父亲下了井，看到水面上漂着头发，抓住头发才找到这位落井的妇人，井口上的几个人用绳子把她拉了上来，救了她的命。据说这妇人的孩子后来参军了，又上了军事学院，现在当军官了，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刚出生时妈妈自杀这件事。
现在村上都用上自来水了，我很怀念那口老井，那个兑窝。村上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聚在老井边上说笑了。但村上的那句“劲大了”还是那样地亲切，那样地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动。我最近常去村子，村上人常说“劲大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听不懂，我有时翻译成“非常感谢你”，有时翻译成“对不起，让你费心了”。这三个字，好像不能用普通话的文字写出来，写出来后就不像要表达的意思了。
陇海线
从陕西到我家乡的铁路叫陇海线，这条铁路是在抗战后期才修通的。铁路没有修通之前，从我的家乡到陕西只有几条小山路，很难走，而且要翻无数座山才能出去。铁路修成后，从陕西到我家乡的火车要钻100多个山洞。
2008年，我回到老家，在村里的学校看到了一份文字资料，说我爷爷第一次走出家乡是15年后才回去的。这期间我爷爷不断寄钱给学校，继续维持着我爷爷的爷爷创办的这所学校。据记载，村里这座学校的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了。
至于这条铁路，据说在抗战时期要把西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一定要修成这条铁路，但山太大，施工起来很艰难，于是国民党派来了一个军官监督铁路的施工进程。为了抢工期，这位军官在施工现场把当地的一个镇长给枪毙了，十几天后才补发了审判、发布告等程序。我有一个远房爷爷叫潘锦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在相邻的元龙镇当镇长，听说此事后吓坏了，跑回了老家，镇长也不做了。我上小学时，这位远房爷爷就一直在给我们学校看管厕所，但他是我们学校里学问最高的人，老师有不懂的问题常向他请教。他也是我间接的老师。离我们村子最近的火车站叫北道，现在叫天水站；往东的小站是社棠站；往西的小站叫南河川站。这三个火车站的距离都很近。20世纪70年代，家乡大旱，闹饥荒。有很多人顺着铁路扒货车到陕西、河南一带逃荒要饭。据说，南河川有一家人把自己家里面大人小孩穿的衣服让他们的父亲带上，然后扒火车到宝鸡去换面粉。换好面粉后，又扒货车回老家。但这位父亲在火车上冻死了。车上的人把他的尸体抬下来时，这位父亲的手还紧紧地抱着那袋面粉，到死也没松手。我想这位父亲在临死前，一定还惦记着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们……
故乡疏离
小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村里的一分子，很自然。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跟这个村子产生了距离。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过外面兰州、西安的情况，他最熟悉的就是这两个城市。14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走出过村子所在的山沟，最远的就是去了一趟县城，天水市也在这个山沟里面，还只去过一次。
可是我上高中之后，高中的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讲普通话。我从上小学到初中都是乡下的老师教，上课的时候不讲普通话，都讲乡话。可是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一下进入了很陌生的环境，尽管离村子不太远，但语言不同，这些老师有从天津来的，有从天水来的，也有从兰州来的，这些老师讲的话都是普通话。那时候听普通话觉得距离很远，只有讲方言才熟悉，才有亲切感。
我记得上高中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普通话怎么听着这样别扭，我们讲方言很顺溜，可是讲普通话，好像舌头和嘴老不对劲。我在一本书里面提到过，我们村子里的人把所有的外地话都叫偏言，只有我们讲的话叫正言。所以我们村子里面都把普通话叫偏言。我特别理解，就是他们说话都是偏的，只有我们村子讲的话是正确的。
高中打开了自己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一开始听讲，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听不明白。我记得在高一的时候突然要上化学了，化学老师好像是天津人，一开始他的话我就听不懂，怎么都听不懂，看书我也看不明白。苦闷的我就问我叔叔该怎么办。我叔叔说，你现在学的东西跟原来普通人说的话不一样，讲普通话的人看化学上的东西也是一个新的语言，例如质子、离子等，原来上过学的、会普通话的人也得重新学，现在你也得重新学，质子、离子这些东西不是普通的家长里短的话。过了大概半年时间，普通话的关慢慢过了，最起码听的时候觉得比较顺了，可是仍然没有办法说。不仅听说普通话太痛苦，而且班里面一下子从初中十几学生到高中的六七十个学生，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班也大了。现在有人跟我说，我跟你是高中同学，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我说我也不记得，因为我以前坐第一排，从来不往后看。
这时候，每一次回到村子里面之后，就觉得慢慢跟这个村子产生了某种特别的疏离感，觉得怎么这些人还这样落后，讲的话也是不太习惯，上厕所的习惯、吃饭的习惯也不对，不刷牙，也不洗脸。总之，这个村子里面，以前看都是特别熟悉的东西，现在看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当然了，现在回想起来的话，还是能够理解的。
我记得当时村子里面的老大爷们都要有一个炉子，这个炉子一定是他们自己用红颜色的泥做的，它就像每一家老爷子的工艺门面，为了做好这个炉子，他们费尽心思，比如在泥巴里面放上头发，炉子就不会裂开了。这个炉子就在炕上放着，烟熏火燎的。然后上面放一个陶的东西，我们叫渠罐，然后放上“茶叶”——像草一样的极苦植物便开始煮，煮上一罐倒上喝了，屋子里面都是烟，炕上面都是火星子。烟雾充斥着整个房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喝这个“工夫茶”。上完高中，再看这种场景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人年纪大了，想法又不一样，像我现在常常回想起这一幕，一家人坐在一起，亲戚朋友坐在一起，一早上喝这个东西喝一两个小时，你一杯我一杯地喝，感觉还是很有家庭气息的。但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再回到这个村子里面来，看到的是满眼的愚昧。
当时村子里的人坐在一起，喜欢谈鬼。谁家的鬼又把谁家的人抓住了，必须用一个法子给解了。最厉害的是李家的鬼，又把董家的人抓住了。基本上一半的精力就是谈鬼。
我们家的邻居就说他们家有一个鬼，他们家的鬼是怎么来的呢？当年有一家人有鬼，就请阴阳先生把鬼收到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画，把这个纸装到被子里面，然后就把这个被子，想办法卖出去，卖给谁这个鬼就到谁家了。据说一个人就拿着这个被子从另外的村子过来，卖给了一家人。刚好这家里有两个小孩，调皮，他们在卖主还未走远的时候在被子上面跳，被子下面的鬼就叫，这家人吓坏了，就说这个被子肯定有鬼，结果就追上去把这个被子送还给卖主，钱也不要了。
后来这卖主把被子卖给我们邻居家，邻居家没有小孩在被子上跳，没把鬼的声音跳出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盖这个被子越盖越重，最后觉得这个被子上面像一个人压着一样。说为什么买的这个被子这么重呢？第二天拆开一看，有一幅画。这个鬼已经出来了，到他们家来了，结果把他们家老婆抓住，一下子变成男人的声音，老公就拿鞭子打她，说你赶紧从身体里出去。我们家的院子高，他们家院子低，他们打着我们就看着，大人不让看就偷偷看。打完以后，他老婆说我要吃鸡蛋，你给我弄鸡蛋，我吃了就不闹了。他老婆吃了鸡蛋以后，突然一下昏睡过去，起来以后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不知道。后来他们家要了个孩子，是个女的，又让鬼抓住了，闹得翻天覆地，从此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些记忆就像忘不掉的电影一样，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故乡的记忆也渐渐多了几分疏离的愁绪。
县城
15岁那年，一辆解放牌的卡车要接我们一家离开小山村。走之前，奶奶一早就来到我们家，她对我说：“现在就给你们送行，一会儿就不出现了，我怕村上的人哭。”卡车带着我们离开了村子，家里唯一的家具是爸爸自己做的一把椅子。汽车翻山越岭，弟妹们没有坐过汽车，他们全晕车。
县城有电，每家都有电灯。除机关单位有自来水外，其他的人家都要去挑水。水源在西关山脚下，山上就是县一中，这里是自喷泉水，当地人叫“guān泉”，我不知道这字怎么写，水很多，也很干净，挤满了挑水、洗衣服、淘菜的人。这里是县城重要的信息中心。据说，这泉水养女人，看看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的确。
县城当时没一米柏油路。路两边房子都七倒八歪的。县城东头有家回民卖馍的，西头有家汉民卖面的，整个县城被浓浓煤烟味包裹着。
县城里我没有认识的人。爸爸的同事崔叔叔和爸爸一样，刚刚平反。他说，你看现在社会变化多大啊，以前搞阶级斗争，人的脸上没有笑容，现在都露出了笑容。可我在县城的街上看到赶集的人都像一根根的木头似的。另一位王叔叔很激动地对我说，组织现在给我写的材料中称我是同志了。县城过春节要挨家挨户地去拜年，一定要带五个油饼。送五个油饼，出门时又带走五个油饼，过年这五个一包的油饼在县城流转着。一天受爸爸委托去他同事家拜年。没有地图，那时也没GPS。快到时，我向巷子里一漂亮姑娘问路，她指了一方向。我走进去，一会儿这姑娘进门了，原来是他家的闺女。
县城朝东十几公里有一座温泉，去洗一次澡是县城人的一件大事。许多人都是骑自行车去，也有开机关单位吉普车去的。一次在我家门口不知是哪个单位吉普车要开去温泉洗澡。邻居家的一位老大爷说，把我带上吧，我还是“文革”前洗的澡。
县城的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都是外地人，像走马灯似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县城有四大名人，人们传诵着四大歌谣。一悍妇、一疯子、一智障，还有一个是关系户。我只有幸见过后两位。生产队的人带着菜油和土特产走后门，找最后一位买手扶拖拉机。100里之外天水市的手扶拖拉机积压卖不出去。
小时候，村上小伙子借一辆缠着花塑料条的自行车，带着女方去马跑泉乡买件花衣服，两人的关系就确定了。接下来就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未婚妻去公社领证了。这曾是我小时的梦想。
我通过爸爸认识了他同事的儿子鹏飞，鹏飞和我同龄。他帮我找了一个给县革委会修厕所拉沙子的活，并借给了我一部架子车。从河里拉到县革委会的院子里，一路都是上坡，每次上坡时头都埋到了地上，拐着八字慢慢地往上拉。一次正在上坡，突然觉得轻松了一下，回来看有位姑娘帮我推车。
我乃将门之后？
父亲很严肃地找我谈了两次话了，是关于我们家族的事。因我写的所有文章中，只要提到我的出身，都说我是从西北黄土高坡贫苦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父亲说这与事实不符，但我每次找个话题就岔开了。昨天，父亲让本家的叔叔写来一封信，好让我正本清源。
潘石屹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可能只有理性的了解，缺乏感性的体认。乐伯先生当年是东泉高小与胡文斗齐名的高才生，又有北京高等警官大学和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双料学历。他为人忠厚，淡泊名利。1953年经邓宝珊提名与我父亲一同列入爱国民主人士的项列，纳入统战对象。然，天不假年，他却过早地逝世了。应提醒潘石屹要讲自己爱国民主人士的家世，是将门之后。强调自己出生地和家庭的贫穷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自己是从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我没有见过爷爷，他20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我60年代才出生。但爷爷在家里的影响很大，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常提起他来。上小学之后，我就很少提起爷爷，也很少对外人讲爷爷的事。走出黄土高坡后，就更少提起他了。但我心里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记得刚上小学时，班上同学打我，说我爷爷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共产党拉到渭河滩里枪毙了。我很委屈，跑回家问奶奶。奶奶告诉我，爷爷不是被枪毙的，是病死的。但我去学校争辩没有任何用，班上同学都认定我爷爷是被枪毙的，老师也不同情我。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的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
四年级时，我们学校里抓出了三个反革命的小学生，整天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我大伯也从村上被带到小学里批斗，批斗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为我爷爷。爷爷留下了许多照片和黄埔军校的通信录，被大伯偷偷藏在我们邻村“华南埠”的一户贫下中农家里，结果被他家的女婿揭发了，这个女婿把照片和通信录都交给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变天账”整天被批斗。当时大伯一直没有承认是他藏的，说是爷爷藏的。其实据我了解大伯确实有藏点文物家谱的习惯。
在老师和同学们批斗的发言中，我同时也知道了我爷爷和我们家族的一些事。
我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与日本人打仗时，在山西中条山阵亡，没有找到尸首。爷爷在纸上写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后把这张纸埋在了老家的坟地。其实这座坟是空坟。
因为有这些经历，我很少提到爷爷。记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问过我：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有见过，据说在国民党的军队混过几年饭吃。
我爷爷的名字叫潘尔燊，字乐伯。燊字很难认，一般人读不出。但爷爷告诉爸爸说，他刚到黄埔军校时，蒋介石点名，把燊字读对了。
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朋友告诉我，我爷爷潘尔燊在1941年5月，参加中条山战役，为掩护全军五万余官兵的撤退，率165师986团和友军的两个团，在山西省平陆县张店镇阵地抗击日寇。像电影《集结号》的情节一样，最后只有7个活人了，爷爷的长子潘钟麟，也在中条山战役中壮烈殉国。
石榴花开爱弥漫
妈妈临终时对我说：“把我埋在北京郊区任何一个地方就行了，不要给你和别人添麻烦。”在整理妈妈遗物时，看到妈妈在小本子上记录下来的都是老家村里的事，谁家的孩子病了，谁家的老人无人照顾了，等等。她总是把我给她的生活费三千五千地寄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她的心与天水老家这块土地上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把妈妈送回去，我想这是妈妈真正的心愿，也是让她的爱把分散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她的孩子们与天水这块土地紧紧地连在一起。
妈妈的骨灰送到村口时，全村人都在等着我们。等我从车上端出骨灰盒时，全村人都哭了，哭声很大，听到这哭声，我的心和身上的肌肉像针扎一样疼。
妈妈的墓地选在我们家的祖坟里，是渭河、牛头河、东柯河三条河的交汇处，背靠一座大山。其实祖坟只有奶奶的一座坟头，爷爷和他两个兄弟的坟都是平地，上面种满了玉米。我们临到天水的前一天，叔叔帮忙把玉米地的玉米都拔了。新鲜玉米成了接待我们这些从北京回来的客人的最好食物。
下葬结束那天晚上回到饭店，大家一起商量，总感到妈妈的墓地太简陋了。再一想妈妈简朴了一生，把所有爱和关心都给了别人，她不会埋怨我们这些子孙们选择这样简朴的方式。张欣提议应该在墓地上种一些妈妈喜欢的树和花。大家都认为妈妈最喜欢石榴树。至于花，妈妈什么样的都喜欢，尤其是小小的淡紫色的野花。后来，我们请来天水园林公司，在妈妈的墓地上种了一些石榴树。
葬礼上，有上千人来为妈妈送行，黄土高坡上站满了人。在肃静、圣洁的氛围中，我读了写给妈妈的话，弟弟妹妹读了《爱》的祷文，在上苍的启示和爱的音乐中举行了葬礼。
几千朵洁白的玫瑰花撒满了墓地。妈妈强大的精神力量——爱，把我们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她的精神也在护佑着我们大家！
下午我们与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商量如何把SOHO中国基金会资助的“儿童美德项目”更好地进行下去，我相信，家乡的进步和改变最终是人心的进步和改变。我们村前的路还是一条土路，来往的车辆很多，车辆过后有许多的灰尘，我们决定修好这条路。
这两件事，是在妈妈葬礼的那天做的。我想这也是悼念妈妈活动的一部分，也一定是妈妈的心愿。
明年春天，妈妈喜欢的石榴花会在这里开得更加漂亮。
我父亲的生存哲学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知识特别渊博，从来没有难住他的问题，物理题、化学题他都会，村子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会，但他跟人比较疏远。现在看来，父亲身上的缺陷可以理解。他本来是一个大学生，在外面读书和工作，突然下放到一个特别封闭的农村里，干一些农活，让一些地痞、二流子天天领导他，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我跟父母亲真正相处应该是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高中的两年时间我都在外面住校，每个星期只回来一天，那一天还要拼命地学习。
我跟妈妈之间关系特别亲近，跟我爸爸则有些疏远。父亲当时跟别人不太一样。一直到上初中，我从心里面觉得我都是村里的一部分。可是我的父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觉得我们不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想我们成为村里那样的人，有些村里人能做的事都不让我做。例如像山村里面的人特有的脏话，我父母亲说这绝对不能讲，如果讲的话就受到惩罚。可是小时候我的同学都这样讲。
另外，别人不用做的事我们却得做，这让小时候的我很痛苦。比如从没有换牙的时候就要刷牙，必须天天坚持。我们村子的人从来没有刷过牙，爸爸天天逼着我刷牙，就这些细节，我父亲跟村子中的其他人不一样。
爸爸性格很开朗、很坚强，他觉得在这个环境中人一定要坚强，所以他反复跟我强调。他说，要在农村里面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人一定不能够太精致，你看村子里面多少女的祖祖辈辈都活得挺好、都很快乐，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都活下去了，你看你妈妈这样温柔、这样漂亮、这样精致，结果一来这个农村，没有三五年时间就瘫痪了，一直瘫痪到去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太精致，这是我爸爸在农村里面生存的哲学。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王石、任志强讲话、吃饭穿个衣服大大咧咧的，我从心里面能够理解他们这代人。
面对任何事情，爸爸都能笑呵呵的。只有一次我看到了他吃惊的样子。我有一个堂哥，比我大一个月，是我大伯的孩子，叫克礼。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克礼出了麻疹，导致并发症肺炎，突然就死了。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妈妈让我赶紧到地里面告诉爸爸和叔叔。我们村子里的土话，小孩死了不叫死了，叫糟蹋了，死这个词在村子里面是特别忌讳的。我妈妈跟我说：“你赶紧去到地里喊你爸爸，就说克礼糟蹋了。”那时候我岁数比较小，一出去我就忘了，想了一路，直到找到爸爸，糟蹋这个词我还没有想出来，我就说克礼死了。爸爸和叔叔听说了非常吃惊，拽着我就往家跑。我第一次看到爸爸的神情是那样紧张。
我们自留地里面种了很多的辣椒，要卖出去。天不亮的时候，我背个小背篓，爸爸背个大背篓，去集市卖辣椒。到了集市后，我们的辣椒卖得特别好。
开始我们在路口卖，那里有县上唯一一个食堂，叫大众食堂。不一会儿，那食堂里出来个人，穿个白颜色的衣服，说你们让开，我们就让开。过了几分钟这个人又出来，说你们赶紧离开，我们说好好，这个人就进去了。后来他又第三次出来赶我们离开，我和爸爸只好把背篓和秤拿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卖白菜的姑娘，20岁左右，她嫌我们挡了他们的路，她爸就过来打我爸，我吓得哭了。卖白菜的姑娘一看，也过来劝她爸，我们四个人就纠缠在一起，衣服都打破了。这时围过来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大人欺负小孩跟他爸，乡下人都不容易，所有人都谴责他们。这个姑娘说：“你们冤枉我了，我根本没打，我看着他们可怜，过来劝架的。”
我小时候得过一种病，身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红点，全身都有，嗓子里面也有，感觉都快活不下去了。村子里有一些偏方，让我吃牛的苦胆，每天一勺，苦得要命，吃了半月，仍不见好。最后没有办法，用荆棘包在一起擦，擦得身上直流血。爸爸把我背到公社的卫生院去看，差不多十几里路，去了好几次，开一些药都不管用，回来以后越来越重，晚上睡不了觉，大片大片地红，人都不像样子了。最后快不行了，我爸背着我到解放军的133医院，一个医生过来一看，说肯定是对什么物质过敏，先什么药都别吃。最后查出我对磺胺类的药极度过敏，全身连嗓子里面都过敏，后来不吃药慢慢就好了。
我爸带着我去看病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他来回背着我。爸爸个子不高，另外没有在农村里面劳动过，一直在外面读书，也没什么体力。我觉得爸爸背着我走这么远的路特别累。
有一次我们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遇到村子里一个人，他要替爸爸背我一段，我爸答应了。这个人很好心，但他的衬衣从来没有洗过，熏得我快吐了，又不好意思说不让他背。好在后来我爸又从他背上把我接过来。那次以后，爸爸就再没有背过我了。
上初中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喜欢听当地的戏曲——秦腔，一听到秦腔的调子，所有的人都如醉如痴，哪怕是村子里面的耳朵背的人也不例外。秦腔里面就是喊，我记得最著名的剧目有《三滴血》《十五贯》等，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文化生活。我爸爸说，你绝对不要听，也不要唱这个东西。他觉得天天那么喊太难受了。
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买了几张票，要到县城里面听秦腔，给我们家一张票，我们村离县城大概有20里路，我爸坚决不同意我去看。我妈说，你看周围的小孩都去看，你就让孩子去吧。爸爸说太难听，不让去，最后终究没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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