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有未来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大时代》反响不错，有评论说剧中人有我们当年在万通时的影子，外界将我们六个合伙人称为“万通六君子”。现在看来，“万通六君子”只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们当时的合作与发展，与当时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下海，90年代开始经商，那个时候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理想。当时年轻人的理想无外乎两类。
第一类理想是政治理想，尤其是经过1987、1988年，突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例如《走向未来丛书》，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会很新奇。那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们异化的讨论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实这些东西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是想抑制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人们不断探求真理的内心需求。比如我接触那些书，就是因为隔上几年反对一次自由化，在批判的时候读一下，那个时候不是单一地你批判说人家不好我就认为他不好，而是形成了一个想独立地探求真理、判断事情的心理。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社会上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在政治上的观念上是年轻人的一个理想。
第二类理想是技术理想。当时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对技术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宣传报道，觉得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在当时年轻人中也是一个主要潮流。
那个年代没有商人和企业家的概念，也没有像现在社会上说的企业家榜样的力量。技术方面的榜样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有各种获奖的专家；各种活动和口号也不断出现，像召开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政治方面的榜样就更多了，那个时候是注重政治的年代，最大的偶像就是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的经历，人们耳熟能详，而且人们也看到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恢复高考，包产到户，让中国人都吃上饱饭，隔上一两年就出现一个大事件。这就是80年代整个社会的气氛。当时经商做企业家的最成功的就是像傻子瓜子这些个体户，根本没有什么榜样或偶像。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跟王功权、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六个人聚在一起创立公司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商业目的。像王功权和冯仑这两个人，他们对钱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冯仑的衣服天天穿，从来不换，王功权更是这样。他们心目中伟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推动社会，把个人的力量融入到社会里面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救国，他们更多的是提出这样的思想。他们也相信在政治背后有一个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推动这个社会进步。而那个时候的氛围说靠经商、靠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觉得这些事情可能这个社会上有人去干，可是不应该是我们干的事情。但这里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89年那件事。这件事让一直朝着这条路上走的人，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青年，突然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了，无路可走了，于是一下子就迷茫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才20多岁，也迷茫了一阵子，并没有直接转到发展经济这上面，而是想着可以给别人打个工，能够养家糊口，以后买套房子、娶个老婆、生个孩子，让孩子上个好的学校……这就是那个时候在经济方面最大的梦想。至于成为中国企业家这种事情想都没有想过。
那个时候在我身边的人更多的还是从政治方面转到思想文化上去。他们觉得这两个方面比较接近，没准能找到出路，于是不少人开始挖掘古代思想文化，谈佛论道，讲儒演易。但几经折腾，发现并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思考明白的道理，反而是更迷茫了。毕竟，“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那些东西太过时了。
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转移到经商上来。现在创办公司，可以参照的制度有很多，政府给你规定了各种制度，像劳动用工制度，跟员工要签劳动合同，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员工承担什么责任；像财务制度，钱怎么花的，利润有多少，交多少税，等等。但在那个年代，连公司法都没有。在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办公司，就是没有规则，没有方向，做事也比较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人就商量着怎么办。有段时间天天就吃大排档，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聊了几次，觉得有点方向感。有一次我对冯仑说，不能聊完了就没了，得写下来，冯仑很随和，说什么都答应，但是没有具体做。于是说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最后冯仑建议六个人一人写一段，谁擅长写什么东西谁来写。当时没有电脑，连电都没有，空调也没有，大热的天，谁能静得下来写？没有人写！
有一次正好公司也没有什么业务，闲着的时候，我跟王功权说了一下，王功权激情澎湃，说必须写，不能一人一段写，布置下去没有人写。最后决定我们聚在一起聊，聊的时候别吃饭，在办公室里聊，边聊边记。当时供电也是时有时无，一会儿灯亮了，一会儿灯灭了，最后点着蜡烛，一边聊一边写。写完以后改，改完以后我记得又搞了一两个月时间，最后说定稿了，就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要我发表意见。我看了看，除了后面写得有点啰唆以外都挺好，尤其是王功权前面写的一段比较激情澎湃，先提出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抱负，除了政治和科技以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办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家庭创造财富来孝敬父母、养育后代，把这些都提出来了；冯仑写了一段在当时如何经商；后面还写了一些制度、我们做人的原则等。其实我们现在看有些提法还是有点问题的，在当时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则是一条充满无限希望的路。这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困境下的思考。
挚友易小迪
在创业初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阳光100的易小迪。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小地方出来的，思想、世界观都比较一致，遇到问题，无论是情感上面，还是创业过程中碰到的困难，跟他的交流是最多的。他可能从心里面把我作为他最知心的朋友，我也是这样看他的。
易小迪这个人，正派——这是我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则，低调——几十亿的身家，生活极其简单，住的房子也不大，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认识易小迪是1989年9月的事，当时我们都在海南岛。易小迪在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也快解散了。
有一天，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群人来我们公司检查工作，易小迪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把公司的情况一点一点汇报，汇报到12点半，他们才离去。这是我第一次见易小迪，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了他。一聊天，我才知道他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利用实习时间从北京跑到海南岛来实习。易小迪跟我说，那天中午他们没有地方吃饭了，说去找潘石屹，来的时候就11点多了，结果我只汇报工作不提吃饭，他们只好去另一家公司“检查工作”，终于蹭上了一顿饭。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彻底黄了，人也都散伙了。
他现在在做印刷方面的小本生意，这次来是想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做的业务。海南的天气热，我记得当时他穿着个背心、牛仔裤和大拖鞋，戴个眼镜，晒得黑黑的，就像农村的大学生。我说行，有印信封信纸的活，我找你印。从那之后，我们俩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1989年年末，我还留在海南岛。那是一个很无聊的年代，内地人大部分都从海南岛回到内地了，留下的人很少，商业机会就更少了。易小迪性格很随和，所以在他身边总是聚着好多的朋友。他的印刷厂里总是朋友不断，各种各样的朋友都待在那里。吃饭时，大家就在印刷厂门口，用砖头支起一个锅，煮一锅米饭，大家边吃边聊，印刷厂成了那个无聊年代唯一“有聊”的地方。
那时我们生活都特别节俭，我到他的印刷厂去，他请我吃饭，一般我们点上一个菜，来上两碗米饭，放上辣椒就可以了。他从五指山大厦跑到我这边来，我就请他吃饭，有时一人一碗河粉就行。有一次我提议说吃面条，他说行，我说咱们点个菜吧，他说吃米饭就点个菜，吃面条就不点菜了，一人吃一碗面条就可以。过了一段时间，易小迪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五指山大厦对面印刷厂的外墙上。他们还给我封了一个头衔——“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我们开始一本本读佛经，读的时候基本上都读不懂，于是我们就读南怀瑾解读的佛经，读完以后我们之间在这方面的交流多了一些。实际上这个佛经是一个引子，通过谈佛经就把人的价值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谈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朋友很难得，如果没有这个朋友，自己探索是非常孤独的，可能很快就放弃了，如果动不动找个师父就比较江湖了。如果两个好朋友，没有任何功利地去探讨，结果就全然不同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整个思想的成长，我庆幸走过这样一段路，有这么一位朋友相伴。虽然我悟性不够，没有长进，但是从此我的性格变平和了一些。
当时我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在那一带，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海南岛把当地的小流氓都叫“烂仔”。一次有一群“烂仔”拦住了我，不让我过去，说这路是他们修的，让我付钱才能过去。这群“烂仔”的头儿是一个个子很小、晒得很黑的小伙子。据说他在当地非常出名，当时他手里还拿着一把砍柴的刀。我心里知道，他们不敢砍我，所以我就没有理会他们，一直往前走，后来，这群“烂仔”看我没有理他们，骂了一顿也就走开了。走过去以后，我很郁闷，找到易小迪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易小迪对我说，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在易小迪的指点下，我去了秀英派出所，并认识了一位姓符的民警，我告诉符民警说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请他们给予帮助，之后符民警也成了我的朋友。
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出门一看，果然是。于是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这位姓符的民警在一起，一群小偷偷走了我们许多的塑料布，我们知道后，就一直追，追了差不多十几里路，终于抓住了一个小偷，符民警用手铐把小偷铐到窗户的铁栏杆上，铐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跟这位民警说：“放了他吧，要不他没办法上厕所了。”
我回到海口后，把这事又告诉了易小迪，这次易小迪没有给我出什么主意，只是淡淡地对我说：“我们一起念念佛经吧！”
想起来，在我困难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我。
记得1994年，阳光100在南宁拆迁一个糖果厂，许多退了休的老职工对这个工厂很有感情，不满意拆迁的情况，他们组织到一起，包围了阳光100的公司及商场。当时，易小迪打电话希望我去南宁帮助他，我马上坐飞机赶到了南宁，发现易小迪居然赶到机场来接我，我对他说：“你忙得焦头烂额，何必来接我呢？”我虽然赶到南宁，却没有帮上他任何的忙，只是默默陪在他身边。通过谈判，事态平息了，我劝他还是回到北京来开发房地产，他同意了。
回到北京后，阳光100做得很成功。同时，他在全国的12个城市开发房地产也很成功。回想起来，从80年代开始，有多少商人起起浮浮，但阳光100在易小迪的带领下稳步地发展起来了。有什么秘诀吗？有一次我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易小迪引用的两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想，这可能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
易小迪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我们在海南研究佛经的时候，每天几点睡觉，几点打坐，几点起床，非常有规律。现在，易小迪虽然成了大老板了，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简朴。他经常出差，但坐飞机从来只坐经济舱，不坐公务舱和头等舱，他的心境一直是那样平静。
人生难免有沉浮起落，该如何面对这些起伏呢？我想起来一个圣人说过的话：“Begenerous in prosperity and thank fulin adversity.”
悍然王功权
王功权是个性情中人，很真诚，情感非常地饱满。他身上有一股热情，说个什么事情，绘声绘色、头头是道。他的表达，不是为了说个东西而说东西，而是掏心掏肺的，无论是革命也好，谈女朋友也好，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
跟王功权在一起，很容易被感染。有一段时间，王功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但不能简单地用江湖义气来形容，他有一定的境界，很有追求。我们六个人成立公司时，实际上是王功权出的力更多一些。一开始还有另外几个筹备的人，后来因为观点不合退出了。他们琢磨开公司的时候，王启富跟我比较熟，他说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一定要让老潘过来。我那时候才20多岁，特别瘦，满脸皱褶，头发也长，都可以拽到嘴里了，外人很难看出我的真实年龄。海南岛的人以为我50多岁，他们说老潘你50多岁了，保养得还是不错的，你们北方人就是会保养。
于是，冯仑和王功权先找了我一次，说我们做了一个公司，合伙人都是几个好朋友，得把你请过去。其实当时我的状况非常好，在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里当部门经理，收入很稳定，有房子，有车子，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说我想想，然后到他们成立公司的办公室去看了看，觉得乱糟糟的。当时我跟易小迪很熟悉了，他们就动员他请我过去，说我们六个人，不管年龄大小，不管出钱多少，我们六个人地位是平等的。我想了想，还是过去了。
冯仑主要是打通关系，他认识的人多，具体做事就是我跟王功权。其实跟王功权在一起做事情还是非常愉快的。第一，这个人值得信赖，从心里面值得信任；第二，他没有躲躲藏藏的事情，合作伙伴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面想什么事情不跟你说，就很麻烦了。王功权就从不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不管后果会怎样。
有一次我跟他从海口坐大巴车到三亚，去东亚信托投资公司贷一笔款。当时贷了500万，我们办完手续以后，带上支票往回走。王功权说，咱们打个出租车回去吧。从三亚到海口有300公里路。我说公司刚刚开始，打出租车太贵，还是坐大巴吧，这样还有点时间可以吃点饭。他说行。我们就在那条路上——也就是现在最繁华的解放路——找餐馆。
那时大概也就下午6点钟。那条路上居然一个餐馆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大排档，问还有没有吃的，餐馆的人说有饺子，但不够你们两个人吃。我们说那就再给下点面条。就这样我们坐在大排档里面吃饺子。王功权说，咱们是不是太寒碜了点？我说有醋有辣椒，有什么寒碜的。
我们吃了饺子，垫了点面，就到长途汽车站去。我们问几点开车，司机说8点开，我上了车，边等车边看资料——那时候特别敬业。到了8点，王功权说怎么还不开，什么时候开。司机说马上开。每次问都说马上开。到晚上11点半了车还没有开，因为人没有拉满，跑着就亏。王功权就骂骂咧咧地嚷嚷半天，然后突然间就冒火了。他说：老潘，你先把东西看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下去。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别管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待着。等他下去，我回头一看，他跟司机打起来了。原来他一下去就给了汽车司机一拳，结果好几个司机都围过来打他。打了一通架，最后为了避免再出事，我们半夜坐出租车回去了。
他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挺可爱。当时我们之间意见也不同，也有矛盾，经常争论、吵架。冯仑爱讲荤段子，有一次冯仑和王功权和我坐一个车，冯仑坐在前面，讲了一个玩笑话，好像是说雷锋比较喜欢老太太，说你看他帮助这个老太太买票，扶那个老太太过马路，他的故事里面都是老太太，他喜欢老太太，不喜欢小姑娘。我估计王功权当时心情不是特别好，下车吃完饭以后，他说这个冯仑道德败坏，我不跟他坐一个车了。他气呼呼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冯仑的伦
我觉得冯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们六个人中他是反应最快、最机智的，他愿意追求创新，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跟冯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谁都不冷落。如果坐在一起说话，绝不会有冷场的时候，如果停几秒钟，他都觉得尴尬，所以就不断说。他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善于接触外面的新事物。
90年代初，我们刚来到北京，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只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小报。到北京后我们买了第一部汽车，是一辆奥迪，冯仑坐在车上，说幸福生活的感觉终于找到了。那时候有很多流行歌曲，像邓丽君的、叶倩文的、孟庭苇的，等等。孟庭苇的歌冯仑基本上都会唱，连歌词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天天买卡带听歌，他说自己的生活就是看小报、听小曲、开小车，生活太美好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小报是主要信息来源。
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下来六个人的权利和股份都是一样的、均等的。实际上这里面冯仑是个老大哥，他是六个人里面的召集人。我们六个在海南岛赚第一笔钱的时候，在滨海新村买了两套房子。之前他们几个人都是租的农村房子，门口是猪圈，上下水这些东西都没有，条件特别差。那时候王功权的女儿已经四五岁了，王功权和冯仑一家老小都挤在这种地方。我住的条件好些，在原来单位租了一套房子，上下水、厨房、卫生间配套设施比较好，跟农村凑合盖的房子不太一样。买了两套房子后，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冯仑一套房，王功权一套房，结果不知道冯仑和王功权怎么商量的，他们觉得在这两套房子里面给我一个人一套房子，让王启富、刘军两个人住一套房子。我说冯仑别这样，我还有房子住，以后赚了钱了再买房子，你们两家有家有口的，从猪圈旁边的房子搬过来吧。结果冯仑说，别，你们去住吧。
所以从一开始，冯仑和王功权在我们六个人中间领导地位的确定就是靠大公无私，在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计较。如果这个时候一计较，说分房子，我抢着先分一个，这样的话六个人的凝聚力很快就没有了。冯仑也好，王功权也好，他们的表率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当然，他们确实在物质上面也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一直到现在，两个人对这些都没什么概念。他们都是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人。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赚了好多钱，冯仑的野心就出来了，一会儿说要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会儿说要收购哈尔滨的地下商城，最后王功权说，地下的事情没有意思，我们最好组建一个航空公司，天上有几家万通的飞机飞着，再收购一个上市公司，收购信托公司……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天天谈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朋友说，只要和冯仑走到大楼里面他就问这楼多少钱，想把它收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反正是这样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边吃边谈，冯仑爱吃大白菜，王功权爱吃炒土豆丝——这是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结。那时基本上就冯仑、王功权和我三个人在北京，我们经常去保利大厦旁边的小摊上吃饭（现在环境不错，那时只有些摆小摊的），点上土豆丝等三个菜，边吃边谈。有意思的是，吃饭时谈到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收购项目，眼都不带眨的，吃完以后，两三块钱的土豆丝反倒觉得贵了，真是矫情。我这才明白过来，大家原来都是穷学生，突然有了钱以后，就没有钱的概念了，收购项目的花费还不如贵了几毛钱的土豆丝给我们的感觉更直接。
再聚首
1995年的4月份，万通集团的六个合伙人发生了一次裂变，这次裂变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让我们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整体。这一个个的独立体又不断地在裂变，裂变到最后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十年之后的今天，冯仑邀请这六个“万通”的创始人再一次聚会，地点选在了长安街旁君悦酒店长安一号餐厅。
在这十年中，我们有的人一次都没有见过面，不能想象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见面后大家感觉都很亲切，而且大家都很健康，没有想象中臃肿的体形，穿得也都很干净、体面，没有了我们当年在一起尚未成家时的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和感觉。
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冯仑又回到了原来的领袖地位，总是关照着每一个人的话题，每一个人的心情，让每一个人在这一次难得的聚会中都能够心情舒畅。大家一边在怀旧，一边展望着未来，也总想听听冯仑对未来宏观趋势的高见。
冯仑首先说了，中国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走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是民主法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在经济方面，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方面，是新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多元化体制。他一说完，马上遭到王功权、易小迪的反对，他们反驳说，中国与新加坡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气氛让我感觉像回到了90年代“万通”开董事会的场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意见，所有的观点没有一个是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冯仑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用了四句话来总结：一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没有办法，不小心成了资本家，只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像老派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种受罪，他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随意的、轻松的生活方式。他一总结就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不像老派资本家那样把钱看得特别重。这点我与冯仑一起工作多年，深有体会。我想起了他长期穿着的那件红西服，那是我们在香港时一起买的，他穿了许多年。我问起那件红西服，他说还在，就是破了，不穿了。四是自由文化人的精神向往。
谈完大事情，开始谈微观的，冯仑一般喜欢谈宏观的事情，说最近跟美国人做业务，见的律师比较多。他说见到的律师有三种。第一种是相当于做构架的律师，每小时要收八百美金，不做具体的事情，就是和你侃，搭架子，人脉关系很熟。第二种律师每小时收费四百美元，相当于建筑师，各个专业的事情都要知道一点，才能把构架律师的完美想法完成。第三种律师每小时两百美金，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文字非常严谨。我们都一致认为，冯仑现在已经成了法学博士，最适合做的是构架律师，下面两种律师他都不擅长。所以谈到具体的业务，冯仑都是按构架律师的思想去谈的。他最欣赏两句名言，其一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好像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另一句是“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所以他在与美国人做一件惊天地的大生意。因为商业上的原因，现在还不能对外公布，以免透露了冯仑的商业机密。
谈到了律师，还谈到了知名度，易小迪插话说最好的律师和最能治病的医生一样，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并说，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是能包治百病的医生，当有人夸奖他时，扁鹊说，我不行，其实医术水平最高的是我的父亲。我们家人还没有得病症状的时候，父亲就能发现蛛丝马迹，及时地给我们调理好，所以他的医术再高明，也显现不出来。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在我们家族。而哥哥的医术水平要比父亲差一些，他能够发现小病并把小病治好，使其变成健康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就要比父亲大，是在整个乡。而自己（扁鹊）把已经得了大病的人再治好，从本质的效果来看，远没有父亲和哥哥的医术好，因为，并没有及时地发现病人身体的不协调，或者病人还处在小病状态时，就把病治好，病人已经经受了许多的痛苦，但因为把大病治好了，自己就名满全国了。易小迪说，真正的高手、律师并不是名气大的，名气有的时候和他的能力不一定成正比。
易小迪接着谈了许多思想的重要性，说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最宝贵的也是思想。王功权很不服气地说，我在投资基金干了这么多年，有几条原则，如果符合这几条原则，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投，不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不投，像你这种闭着眼睛斗法的做法，国外的投资者是不能接受的。易小迪反驳说，逻辑的思维是对的，但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管用了。
大家天南地北地谈，我在旁边没怎么说话，但仔细想，好在是大家都分家了，要再合在一起开董事会的话，恐怕永远形不成结论，不知道要耽误多少事。
王功权接着说上海下一步发展会如何有前途。易小迪说，发展最有前途的地区是有思想、有创意的地区，没思想、没创意的城市只会沦为一个加工的基地，“以正和，以奇胜”，一定要有想法才行。
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尽了，易小迪给大家埋了单，冯仑给每人送了一件礼物——BOSS牌的大衣，大家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大艺术家任志强
有天晚上，宁瀛、查建英、刘索拉、罗大佑等几位朋友在我们家吃饭，张欣和我都在场。吃完饭后，刘索拉斜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阔谈艺术。她说英国有个著名的大诗人兼画家威廉姆·布莱克说，“艺术就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他著名的一首诗就叫《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他还是20世纪一大思想者，有很多关于上帝和魔鬼创造艺术的论述。只是说好话、拍马屁、让人舒服的“艺术作品”不叫艺术，那叫宣传片，叫广告。在场的几位都是艺术家，有搞音乐的，有搞电影的，有搞文学的，我想今晚他们是凑齐了。他们热闹地谈着艺术，我早早地先去睡觉了。据说他们聊到了凌晨三点半才散伙。艺术家的生活是和普通人有点不一样的，普通人睡觉时他们在工作，他们在睡觉时普通人在工作。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房地产界的任志强，他是什么话不该说他就说什么，什么话难听他就说什么。真的是应了刘索拉的那句话：在天使和魔鬼之间。
其实任志强这个人，从他本质上来说，是个正派的人，这可能是我跟他成为朋友的基本点。
另外从他的性格来说，在中国这个社会中还是很难得的。像他这种经历的人，一般来说，别人说好就是好，这种僵化一方面是受政治的影响，例如领导上面讲完了话，下面每一个人发言都说这个话讲得如何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一个习惯，因为我每年都开人大，每一个人发言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着急，前面十个人说了，你能不能不说这个话，不行，必须说市长书记的报告如何如何好，这是政治纪律，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真正纯净人心灵的干扰。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传统，不愿意惹别人。传统就是你好我好，像任志强这样老挑别人毛病的人是少数，不是特别多。一个60多岁的人，还是“愤青”，不过在西方，80多岁的人都是这样的思路。但是我们因为受政治方式的影响，所有人变得只能服从、只能说好，背后可以骂，但是在桌面上和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只能说好。所以我跟任志强开了几次会后觉得这个人挺可爱的，有时会开得死气沉沉，大家说的都是车轱辘话，困得都睡着了，突然任志强一冒泡，所有人都惊了，不知道他的话是冲着你来的，还是讽刺你，他一说话，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变了。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政府的几个部门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开会，邀请我和任志强参加。那次会议参会人员很多，有人民银行总行的，有建设部的，有财政部的等等，谁知任志强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下午必须看一下项目。我说任总，北京东边到西边很远，又堵车，这个会议都是国务院组成部门级别的，人家把我们俩请过去也是看得起我们，这迟到了不好。任志强自信心强到天方夜谭的程度，他说我们俩去开会是没有意义的，你别着急，先跟我去看项目。我说不行，你可以迟到，我不能迟到，领导的红头文件来了。
会上，先是人民银行做了一个金融形势分析报告，然后谁分析谁分析，分析完了以后，我开会开得马上就睡着了，任志强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迟到了一个小时。
任志强进来看见一个女的在那里发言，就瞪着眼睛看着，像老虎看着猎物似的。那位女士发完言以后，任志强站起来把她批评了一顿，语言犀利无比，那位女士哇地就哭了，号啕大哭。你说普通情况下把一位女士惹得这样哭也不好，而且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在场，她一哭，任志强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好在这时一个人民银行的人出来圆场了。下来以后我跟任总说，你何必呢，你来了把人家弄哭了干吗？任总说她的观点就是错的，哭不哭她的观点都是错的。说完以后他就走了，我和另外几个住建部的领导说，这会开的，房地产行业有一个任志强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名声都搞坏了，人民银行能够对房地产行业有好印象吗？研究政策的时候能偏向房地产行业吗？
记得那年8月31号，SOHO尚都的方案通过了政府的审批，我们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了一个朋友聚会，庆祝这个新的项目——SOHO尚都的诞生，我请来了任志强。当时，正是上海出了周正毅事件的时候，当着所有媒体记者的面，任志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北京的周正毅就是潘石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没有搭茬，下面有好几位记者问我为什么不反驳，我说没必要。
5月份，在政府要求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的紧要关头，我突然接到通知说建设部部长要见我们。我想在这种关键时刻，部长的召见一定不是给糖吃的，肯定是打屁股，所以一定要小心。早上起来，我穿好衣服，选择了与开会的会场气氛和领导心情适合的衬衣、领带，配了一件黑色的西服，然后先到办公室上班。
快到中午时，任志强打电话给我说：“下午部长要召见，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了。”他说：“你过来，我请你吃饭，吃完饭我们一起去。”我答应了，中午就与任志强一起吃的饭。我发现他穿着一条米黄色的登山裤，就对他说：“下午要见部长，还有时间，你是不是换条裤子？”他很倔强地说：“不换了。”我想艺术家都是如此，穿衣、发型都要与众不同，光头和长头发的男人八成是艺术家；穿破衣服的一半是民工，一半是艺术家。想到这里，突然觉得自己穿西服打领带的，显得假惺惺的，装腔作势，没有任总洒脱。
在下午的会上，部长问：“社会主义发展商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说了一大堆话，诸如遵守法律，遵守政策，按章纳税，把建的房子卖出去，不要空置，赚了钱后多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等等。从部长的表情看，他对我的发言很不满意。几个月后我才想清楚了标准答案，应该是：“要主动地服从宏观调控的政策。”而会上，任总的态度与标准答案是相反的。
有本叫《大道》的杂志要给任志强和美女李冰冰拍照片，借用我们SOHO尚都的样板间。照片拍出来后登在杂志的封面上。任志强见到我时说：“到你们SOHO尚都拍照片，尽给你打广告了。”我说：“我看到的只有你和美女，看不清楚是在我们SOHO尚都拍的，我一定要写一篇博客，说明你和美女是在我们SOHO尚都拍的，我自己给自己打广告。”看了他的封面照片，我想，任总朝艺术家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大步。
革命家王石
王石这样有个性的企业家，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这里只写几件小故事。第一件事是在深圳桑拿房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从这件小事上折射出王石的性格。
一天，在深圳的某桑拿房里，王石和陈劲松一边蒸桑拿一边聊天。突然开门进来一小伙子，一声不吭拿起一大桶水全都浇到了桑拿房里烧红的石头上，桑拿房中的温度骤然升高，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逼得人喘不过气来。陈劲松大叫了一声，马上推开桑拿房门跑出去了。留下了王石和深圳男青年还在里面坚持着，虽然炽热难熬，王石在心里面始终和这位男青年较着劲，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的意志会先垮下来。终于，这位男青年坚持不住了，开门跑了出去，王石坚持到了最后，王石胜利了！
桑拿房的温度降下来了，陈劲松走进来对王石说：“王总，你真行！把这小青年给熬跑了。”王石说：“这人就是房地产界的孙宏斌，跑进来就是搅局来的，所以一定要坚持住，不能输给他。”可以想象，王石的毅力是经常攀登珠穆朗玛峰锻炼出来的，小青年哪是他的对手。陈劲松一次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哈哈一笑。
第二件事是10年前的事。有一次王石登山回来，穿着登山服，要跟我见面，我们在国贸吃着日餐，边吃边聊。当时他要成立一个中城联盟——像王石这种有革命理想主义的，万科并不能承载他全部的理想——他想把房地产行业全部融合起来，组织400多家房地产公司成立一个联盟，他是发起人。他的设想是可以联合采购，保证产品质量，可以互相之间进行资源合作，比如你有钱，他有地，就可以一起做。这是他的设想，他让下面好几个人跟我联络，说一定要让我加入到这个联盟里面去。我没有加入，因为我认为这种大的组织，跟我当初的价值观是背离的，当时我的价值观认为，只要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巨无霸，这个行业里面的质量就提不起，服务也不会好，价格也不会便宜。只有很多很小的个体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个行业的价格和服务才会提高。在他看来，只有联合才能够把市场提高，我们两个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就没有加入他的组织。
这次吃饭聊的就是这事。他说你得加入，前景很好。我说我没有看出好处，我就把我的价值观说了一下。虽然最终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10多年前，就以王石的姿态，能够请我吃顿饭，还邀请我加入他的组织，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胸怀的一个人。
第三件事，确切地说，不是具体的事，但给我的印象最深。在中国，房地产这个行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基本上没有一个行业像房地产行业这样跟政府签合同，土地是从政府那儿取得的，规划得得到政府批准，接水、路、园林、消防，政府各个部门都可以卡住你，你可能就要给一点好处，你不给好处就不放你过去，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特点。所以我想这个行业可能比一般的行业更容易腐败。但就在这样一个行业，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王石很多年前就提出来不行贿受贿一分钱，这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这样大的公司，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私下交易，不官商勾结，就给这个行业树立了正气，树立了榜样。
在中国，你真正喊出去，别人就不敢为难你。像我们SOHO中国，当初就说不送礼，逢年过节不送礼，过八月十五给政府部门连月饼都不送，就绝到这一步，也没有人卡你，因为他们知道敲你竹杠也没用，你敲了微博上给你晒出去。所以我看好王石，这一点是他对房地产行业一个特别大的贡献。
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企业家的角度看王石，把王石这个个体的企业家放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去，也许更能看到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在中国经济成长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这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王石、柳传志、张瑞敏，任志强也算一个，但任总能量大从第一代蹦到第二代了，他既有第一代企业家的特征，也具有第二代企业家的特征。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共同的特点是，从骨子里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富强起来，摆脱吃不上、穿不上和住不上的窘迫困境。但在他们创办公司时，中国连公司法都没有，也没有别的适用法律来保障他们作为企业家应得的权利和利益，很多事情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企业家在利益面前没有明晰的法律标准，自身的约束力往往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这一代企业家能活下来的无一例外都是不太注重钱的，同时对自己有着很强的约束力，有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他们自己在企业没有股份，也没有过高的收入。那个时代也有的人认为自己创造了财富，就应该得到自己的那部分财富，这部分人都成了中国市场化、走向富强道路上的牺牲品，牺牲的太多，存活下来的太少。存活下来的这几位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奉献精神，都是可敬的。无论是死去的还是存活着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都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经验，为未来市场经济的推进铺平了道路，成了案例，成为了建立法律和制度的案例。存活下来的更伟大，对今天更有意义。
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般地成长了，全世界第一大银行是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全世界第一大房地产公司是中国的万科，万科一家公司一年开发房子的套数比全香港一年开发的套数还多。
但中国公司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十分艰难的。万科当初走背字时，曾请求一家公司成为万科的大股东。那家公司提出的条件是让王石配合他们打压万科股票，他们进入，再给王石一些黑钱。王石扬长而去，临走时说，你不仅看不起我们万科，你还看不起我的人格。
我们这些人应该属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代企业家，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再看看比我们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比我们更优秀、更有创造力、更有见识，三五年一代企业家，人才辈出。相信五年、十年后的中国比今天更强大，更富裕。市场经济会为中国创造巨大财富。希望大家记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除了伟人们指点江山，还有一代企业家的努力和寻找。不要忘记那些牺牲者、失败者，更不要忘记像王石、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成功者、幸存者。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
李敖和陈文茜
2008年8月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我再次到了台湾。原以为两岸直航就可以方便一些了，但我们作为专业人士被邀请访台仍要绕道香港，仍需要起早贪黑，花费一整天时间在路上。上次去台湾走马观花，在台北仅住了一天，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台北，甚至连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去。据说北京故宫里很多值钱的文物，都让蒋介石运到台北了，一共有60多万件。
到了台北后，先见到两位老朋友李敖大师和陈文茜，他俩与我是分别单独见面的。他俩都是极有意思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时常能听到他们妙语连珠，笑声不断。他们喜欢互相贬损对方。陈文茜养了一只小狗，给这只小狗取名叫“李敖”，并说这只狗和李敖一样胆小。李敖的胆小是有名的，担心坐飞机不安全，在台湾住了快60年了，只在香港和大陆待了12天，其余时间都在台湾。也许是年轻时坐牢，把胆子坐小了。但说话胆子比任何人都大，谁都敢骂。当时台湾人都在谈论陈水扁“洗钱”的事，比谈论北京奥运会的人还多。我问陈文茜，李敖为什么不出来评论呢？陈文茜说，李敖只会把钱藏在书架的书里，还常常被他老婆发现，他哪里懂得什么是“洗钱”，什么是“私人银行”呢？
陈文茜说，李敖是活在历史中的人物，活在“五四时期”的人物，对历史包括一些细节都很熟悉，但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不了解。的确，在我的书中他发现的错误都是历史年代的错误，如我误把道光年间写成了光绪年间，爱因斯坦发表E=MC2公式的时间误写成了1946年，等等。
李敖和我见面时也不忘贬损陈文茜，说女人太厉害没有好下场，陈文茜则说，是没有好下场，但比嫁不出去更坏的下场是嫁给李敖。李敖在与我对谈时，劝我改行，我说我除了盖房子，也不会干别的。他说，本·拉登赚够了钱都改行去炸美国的世贸大厦了。我说，我怕爆炸声，小时候过年我连鞭炮都不放，就是因为怕这声音。我给李大师建议，住在北京，与凤凰卫视签约，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在台湾太小了，限制了他的发展。他说，他要和新加坡的“黄河”卫视签约了，并让我转告凤凰卫视的王纪言台长，凤凰再不与他签约，他就往“黄河”里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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