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春节，是中国农历年的岁首（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灶祭，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春节的历史悠久，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的。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把这一天当做岁首，算是正月初一。

    春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在先秦时叫“元日”、“改岁”、“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称为“三朝”、“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元辰”、“元日”、“元首”、“岁朝”等；到了唐宋元明，则称为“元旦”、“元”、“岁日”、“新正”、“新元”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改用世界通用公历，并决定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一月一日叫新年，但不称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俗称阴历年。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相传至今。

    除夕之前有扫尘的风俗。“腊月二十四，掸汤圆尘扫房子。”，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的年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扫尘后人们开始在家里贴上红红火火的春联，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我国北方，除了贴对联外还有贴窗花和倒贴“福”字的习俗。人们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图案——窗花。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体现这种向往和愿望。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倒”谐音“到”，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春节习俗还有贴门神和年画。古时候所指的“桃符”，即门神。据马鉴《续事始》上说，“门神”就是桃木板上画着“神荼、郁垒”的像。据《风俗通》上说，“郁垒，神荼，是昆弟二人，能执鬼”。到了唐代，门神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唐太宗患病，夜闻鬼声非常惊怕。天明告诉群臣之后，开国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就全副披挂，仗剑执锏，侍立在门旁，这一夜唐太宗再也没有梦见鬼。唐太宗既要长久平安，又不愿两位大将经常侍立，就命画工画了他们两人的像，悬到宫门口，称做门神。后来人们仿照这种做法，纷纷在春节把门神贴在门上以避邪恶。

    年画，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最早的年画是“门神”，是画的传说中的人物神荼，郁垒。还有的画古勇士成庆的像于殿门，或画虎于门口。唐代画秦琼、尉迟恭、钟馗形象做门神。宋代以后出现了王昭君、赵飞燕等妇女形象为题材的年画。至明末清初，出现了驰名中外的“三大民间木刻年画”：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及山东潍坊年画。

    中国的年画形式多样，题材广泛，风俗不一。形式有中条、屏条、窗顶、灶画、嘉幡等数十种。题材有山水花鸟，戏曲人物，民间传说等。在艺术风格上，天津杨柳青年画是以细巧、典雅而著称；山东潍坊和苏州桃花坞年画是以粗壮、朴实而见长；北京、西北一带年画则以粗犷、苍劲而闻名。此外漳州年画、佛山年画、四川绵竹年画、上海月历牌年画都独具风采，各有千秋。四川绵竹年画仍以旧时的门神印制为主。

    把家里打扮的红红火火后，就有了过年的气象。大年三十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就是除夕守岁，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晋人周处的《风土记》：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曰“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曰“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了延长父母寿命。近年来，科技发达，电视普及，城乡人们除夕之夜阖家同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成为新的民俗，也是和谐中国的具体体现。

    守岁就是辞旧迎新，在新的一年到来之时，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守岁就到了新年的初一。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出门，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名帖相互投贺，由此发展为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等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熟睡时，由家长悄悄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民间的一个重大节日——元宵节，也叫上元节、灯节。

    关于元宵节起源的说法很多：

    一种说法起源于西汉。

    据说，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乱政。朝中大臣周勃和陈平等人协力扫除了“诸吕”，拥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由于扫除“诸吕之乱”的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所以，以后每年的这天晚上，文帝都要出宫游玩，以示庆祝。从此以后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节日。由于正月也叫元月，夜也叫宵，故称之为元宵节。《汉书》上有相关记载：“执金吾掌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敕许弛禁。谓之‘放夜’。”说明西汉时期，实行晚间不许人们游逛于街道的“宵禁”制度，但在正月十五这天可以解禁。

    另一种说法与道教有关。

    道教信奉“三官神”，即天官、地官和水官（或人官）。三官各有生日：“天官”生于正月十五日，这天为“天官赐福日”，称“上元”；“地官”生于七月十五日，这天为“地官赦罪日”，称“中元”；“水官”生于十月十五日，这天为“水官解厄日”，称“下元”。人们在正月十五这天给“天官”过生日，祈求“天官赐福”，于是定这天为“上元节”。

    除了以上两种说法，民间还流传着两个美丽而有趣的传说。

    一个是，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有一年冬天，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到御花园去给汉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问明缘由。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她觉得不能在双亲面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见上一面。于是，东方朔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向他求卦。但是，他给每个人的签语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这引起了长安城的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三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仙女下凡，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人们拿起红帖，赶紧去禀报皇上。汉武帝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连忙请来了东方朔寻求办法。东方朔假意想了一下，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武帝听后，立即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到了正月十元宵灯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常。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元宵的妹妹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地高喊：“元宵姐！元宵姐！”元宵听到了喊声，终于和亲人团聚了。经过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这天叫做元宵节。

    还有一个是，传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前去捕杀。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后大怒，并立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光。天帝的女儿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才有个老人想出个办法，他说：在正月十四、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竹、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帝往下一看，发觉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心中大快。人们就这样保住了生命及财产。为了纪念这次成功，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人们此时会举行一些活动来庆祝这个节日，这些活动就逐渐成为元宵节特有的习俗。

    吃元宵是庆祝元宵节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元宵，又叫汤圆、圆子。宋朝时，人们见之煮熟后浮于水面，就称之“浮圆子”。这些名称与“团圆”音相近，取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史籍中有关元宵的记载很多，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介绍汴京城过元宵节时市场所卖的食品时写道：“市人卖玉梅……科头圆子、拍头焦镦。惟焦镦以竹架子出伞上，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架子前后亦设灯笼，敲鼓应拍，团团旋走，谓之‘打旋罗’，街巷处处有也。”其中的“科头圆子”、“拍头焦镦”就是元宵的品种之一；宋朝周密的《武林旧事》也有这样的记载：“节食所尚，则乳糖圆子、镦柏……十般糖之类。”其中，“乳糖圆子”可能是水煮的元宵，“镦柏”可能是油炸的。北宋之前的元宵是实心无馅的，煮熟之后再以白糖、蜜枣等配食。南宋始有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此后，元宵的品种不断增多，酸、甜、咸、辣等各种口味的元宵都已出现。比较特别的是用芥、葱、蒜、韭、姜组成的菜馅元宵，被称为“五辛元宵”，有勤劳、长久、向上的含义。

    正月十五闹花灯是元宵节最为热闹的活动，民间有“三十的火，十五的灯”的谚语。故此，元宵节又叫灯节。元宵燃灯，最初是为了弘扬佛法。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yīn）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羯（jié）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目良辰。于是，汉明帝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的习俗又流传到民间。汉时张灯仅一晚。到了唐朝，国家规定元宵节当天及其前后各一天为法定节日，官府也停止办公，放灯三天。除了时间延长外，唐代灯市的规模也令人吃惊。唐开元年间的长安灯市燃灯五万盏，花样繁多，其中包括二十间房屋那么大、高一百五十尺的大型灯楼。难怪唐朝诗人崔液做出“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的咏叹。宋代，元宵放灯时间延长到五夜。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八，宋都汴京必是火树银花、灯火辉煌。其花灯品种除了一般的之外，有人别出心裁，用辘轳把水引到灯山最高处，然后“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把放灯时间延长为十天，从正月初八直到正月十七，并增设了戏曲表演。清代，虽然燃灯期限被缩短成五天，但民间的灯会依然喧闹红火。直到今天，元宵灯会依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在冰雪满地的北方，人们还利用自然，雕刻制作出晶莹剔透的冰灯。令人赏心悦目，留连忘返。

    猜灯谜是伴随着元宵灯会的兴越而流行的又一项活动。灯谜，就是写在彩灯上的谜语。由于灯谜很难猜中，就像很难用箭射中老虎一样，所以灯谜又叫“灯虎”，猜灯谜又叫“射灯虎”。谜语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游士为游说君王采纳自己的意见，就常常把本意寓含在隐语之中来暗示。这种隐语当时叫“廋（sōu）辞”，便是谜语的前身。猜灯谜作为元宵节的一项游戏始于南宋，人们把谜条系在花灯上，让游人在赏灯的同时进行猜射。明清时期，猜灯谜的活动也十分流行，明清时代的小说《红楼梦》、《镜花缘》等对“猜灯谜”都有所描写。谜语在我国历史悠久，谜格多达几百种，常见的谜格包括粉底格、秋千格、谐音格等。灯谜的谜面往往要注明用什么格。给猜射者一些启发和提示。制灯谜者的奇思妙想，往往令人拍案叫绝。比如：焉哉呼也（打四书句一），其谜底是“失之者鲜矣”。意思是，之乎者也矣焉哉，这几个文言文常用字中，只有“焉哉呼也”，失（没有）“之”、“者”，鲜（少）“矣”。

    上巳节

    所谓“上巳”，是指夏历中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上巳节又称三月三，是我国历史相当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追溯上巳节的来历，可以一直推至上古时期。传说伏羲氏与女娲捏土造人，繁衍后代，故而后人尊伏羲为“人祖”，并在淮阳一带修建太昊陵古庙，在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举行庙会，在此期间对伏羲进行朝拜。后来又逐渐定为在上巳这一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也正因为是为了祭祀造人的祖先，上巳节最初的诸多活动都与子孙繁衍有关。

    关于上巳节的意义，历来有很多种说法。一般认为，这项活动在殷周时期就已经形成，最初是一种巫术活动，主要目的在于除灾避邪，祈求生育。有学者依据屈原的《九歌·招魂》以及《续汉书·礼仪志》注引等资料，特别强调了在先秦时期上巳节“招魂续魄”的巫术色彩。其他如沐浴祓禊等活动都是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的。不论目的如何，上巳节最初是一种巫术活动是毫无疑问的。

    汉代学者应劭认为，上巳节时值季节交替，阴气尚未完全消退而阳气又“蠢蠢摇动”，在这种季节人容易生病，所以应该到水边去清洁身体防止疾病。这也就是古代上巳节的重要内容，“祓禊”，即为除灾祈福而在水边举行的清洁身体的仪式。《诗经·郑风·溱洧》篇中有“惟溱与洧，方洹洹兮，惟士与女，方秉兰兮”之句。徐广《史记注》也记载有“三月上巳，临水祓除，渭之禊”。由此可见上巳节“祓禊”的习俗由来已久。至于为何选在巳日，应劭的解释是因为“巳者，祉也”，选在这一天，就是为了既清洁身体祛除疾病，又祈求福祉降临。这一观点得到了现代学者乌丙安的认同，他也认为上巳节就是“古人春季驱邪祛瘟的卫生保健古俗”。

    除了清洁身体、除灾避邪，祈求生育也是上巳节重要内容之一。古代专门设置有女巫来主持上巳节的活动，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因为在这一天要组织妇女到河边沐浴。主要是为了利用春天的桃花水洗去妇女身体里的不洁，驱走各种恶鬼，为生育创造条件。名义上是清洁身体洗去污垢，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借此驱鬼求育，因此，上巳沐浴也被认为是古代治疗妇女不孕症的水疗法。

    “上巳”在汉代正式定为节日，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

    在上巳节，主要举行祭高禖、祓禊、曲水流觞、会男女、蟠桃会、祈丰收等活动。

    高禖，即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最初的高禖，是以孕育中的女性形象出现的，是生殖的象征。祭高襟显然是一种与求子有关的巫术活动。

    祓禊，是一种沐浴、洁身、祈福的仪式。古时人们认为有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是由于鬼神作祟，就在上巳节举行沐浴仪式治疗不育症。《周礼·春官·女巫》中有“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的记述，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后汉书·礼仪上》：“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后来这种仪式逐渐演变为人们在春日相约外出踏青，携着桃花或者兰花，在水边走走停停，欣赏美景，交流感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祛除整个冬季积存在人体内的闷气，而沐浴求子的习俗，就逐渐消失了。如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就是描写的上已聚会的景象。又比如在繁盛的唐代，三月三作为其三大节日之一，就是以春游为主要内容。在上巳节节前五天，朝廷会按照官吏职位高低，分别赏钱一百至五百贯用作他们宴请宾客的费用。上巳这一天就是从皇帝到百姓全民庆祝的节日。关于这一节日中的各项活动，唐代诸多诗人都有描述。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述了年轻女子在三月三到水边踏青的盛况；崔颢的《上巳》诗：“巳日帝城春，倾都祓禊晨”。更道出了巳日长安倾城出动举行祓禊的景象。还有王维的《三月三日曲江侍应制》“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等句子都有相关描写。宋、明间上巳节的重要性虽然不及唐朝，但也颇具规模，这在文人诗句中也有反映。如宋人周必大诗句“修禊归来却踏青，临流谋野两关情”，明确提到修禊与踏青是分开进行的两件事，说明上巳的习俗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全元散曲》中也有描绘上巳踏青景象的句子：“修禊潭，水如蓝，车马胜游三月三。晚归来，酒半酣，笑指西南，月影娥眉淡。”明代弘治年间，江苏《吴江县志》中记载：“上巳日，郡人倾城而出，游于百湖山水间，邑亦有游者，是日喧盛，饮者、博者、交易者、闲观者，不下万人。”即是“倾城而出”，而且“不下万人”，可以想见必定十分热闹。清代同治年间，江西《瑞州府志》记载，上巳节“携酒盒郊游踏青，士民皆然”。由此可见，至此上巳节的主要风俗已经演变为踏青。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喜爱在春季出游踏青，放松心情。

    曲水流觞显然是临水浮卵的遗风。临水浮卵是一种很古老的水上活动，即是把煮熟的鸡蛋放在河中任其四处漂流，谁拾到即可食之。直到今天很多地方还流行“三月三，地（荠）菜煮鸡蛋”的习俗，据说可以治头疼。与临水浮卵相类似的还有水上浮枣的习俗，是用枣子替代熟鸡蛋放在水中任人取食，也蕴涵着“早生贵子”的意思。事实上这就是古代求子之类巫术活动的遗存。发展到曲水流觞，这种上巳节的习俗已经成为文人雅士的游乐节目。所谓“曲水流觞”，就是引水环流成弯弯曲曲的渠，称之为“曲水”，在水面上放置盛酒的杯子，也就是“觞”，任其浮于水面顺水漂流。当杯子流至拐弯处速度会减缓，水边的宾客就可以取而饮之，然后吟诗作赋，作为一种娱乐。“觞”通常是木质的，体积较小而质量较轻，底部装有托，可以方便的浮于水面。此外也有陶质的杯子，因其两边有耳，又称做“羽觞”。陶质的“羽觞”要比木杯重，在使用时往往是放置在荷叶上的。曲水流觞是一种相当雅致有趣的游乐活动，令人十分心向往之，只是这种习俗并没有流传下来。

    会男女是上巳节中一项非常奇特的风俗。上巳之日春游踏青，是男女相会的大好时机，即使野合，也有所不禁。事实上这种风俗来源于氏族时期的群婚习俗。有学者认为上巳节的最初涵义就是性爱狂欢。原始社会为了禁止因为争夺异性而可能引起的互相残杀，在生产时期实行的是性禁忌制度，令男女分开生活。而在那些不需要遵守禁忌的日子，就成了性开放的节日，发展到后来就固定于春日相聚，渐渐演变为三月三民俗的最初形式。

    三月三，还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相传西部某个少数民族部落的保护神是西王母，她有两大法宝：一个是吃了可以令人长生不老的仙丹；另一个是吃了能够延年益寿的蟠桃。传说长生不老仙丹后来被后羿求去，又被他的妻子嫦娥偷吃，使得嫦娥得以飞天成仙。由于拥有蟠桃，有些小说中也把西王母说成是福寿之神。由此民间也在三月三举行祭祀王母的活动。一首北京竹枝词描述了蟠桃宫庙会的盛况：“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飚。”可见热闹非凡。

    上巳节祈求丰收的习俗也由来已久。古人认为。庄稼也和人一样要阴阳相合才能不断生长繁殖，因此在上巳节求子的同时也会祈求丰收。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引证古籍中关于“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等说法，认为水滨祓禊与农耕礼仪有关系。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许多少数民族也有三月三这个节日。如壮族，多于三月三举办歌会，青年男女们对歌、碰蛋、抛绣球，谈情说爱，又称“歌节”。还有侗族，常在此时举行抢花炮、斗牛、斗马、对歌、踩堂等活动，亦称“花炮节”。其他如布依族、水族、苗族、仫（mù）佬族、毛南族等族都有各自传统的三月三节日习俗。

    古老而神秘的上巳节，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古至今其种种习俗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有一些已经消失，也有一些流传至今。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上巳节不应该被遗忘。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先秦时“午”与“五”相同。故“端午”也称“端五”。后来由于唐玄宗的生辰为农历八月初五，为避唐玄宗的讳将“端五”一律改称“端午”。此外它还有许多别称，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是基本相同的。

    关于端午节起源有多种说法：

    第一，起源于吴越地区古老的龙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由古代大自然及动植物崇拜发展而来的一种原始氏族标志信仰形式。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是古代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传统节日。古代吴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因为相传龙的生日是五月初五，人们为借助龙的庇护，便于五月初五这天举行盛大的图腾祭祀活动。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一种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该遗存的族属。据专家推断是一个以龙为图腾的部族——史称百越族。出土陶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说表明，他们有断发纹身（打扮得像龙，以免被龙伤害）的习俗，生活于水乡，自比是龙的子孙。端午节就是他们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则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因此，端午节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第二，纪念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前340—前278年）。屈原，名平，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是一位千载不朽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他二十岁左右入仕，任三闾大夫，二十五岁任左徒，负责制定楚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他主张举贤任能、实行法治、联齐抗秦，辅助楚怀王治国，深受信用。但因主张政治改革触犯了贵族大臣们的利益，遭谗去职，被流放到沅、湘流域（今湖南沅江、湘江一带）。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兵攻破郢（今湖北江陵北），屈原痛感国家的沦亡，无力挽救，又不愿离开楚土，悲愤之余，遂于五月初五日投汨罗江（今湖南湘阴以北，湘江支流），以死殉其志。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汩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人们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

    第三，源于纪念伍子胥的忌辰。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平王所杀，后来子胥投奔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闾（hélǘ）死后，其子夫差即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后吴国奸臣在收受越国贿赂之后，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在临死前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然后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手胥之尸体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第四，纪念东汉孝女曹娥。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此事传至县屈原府知事，知县令度尚为之立碑，并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lěi）辞颂扬。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一说是源于吴越民族图腾祭；一说是纪念屈原；山西一带流行纪念介子推说；吴楚两地流行纪念伍子胥说；浙江会稽流行纪念孝女曹娥说等等。对于第一种说法，闻一多先生做过大量考证，他在《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中有此论述。这种说法颇为学术界认可，而第二种说法则属于民间遗留下来的传说并无考古证据支持。不过由于屈原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深受大众景仰，因而纪念屈原成为民间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虽然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大都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爱国、忠孝的理念。

    端午节的习俗品类繁多：

    （一）赛龙舟。赛龙舟场面极为雄伟壮观，参加竞渡的龙舟有各种不同的颜色，船头扎一个大龙头，船前竖彩旗，旗后一人擂鼓助阵，船尾一人撑大桨担任竞渡指挥，两边各10人划桨。一旦竞渡令下达，鼓声大作，划桨者奋力争先，夺取标牌。夺标的内容也丰富多彩，常见的是“抢鸭子”。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主要的习俗之一。相传当时楚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死去，于是有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这便是龙舟竞渡之起源，后每年五月五日赛龙舟以纪念之。

    事实上，早在屈原殉难以前就有龙舟赛了，关于纪念屈原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民间传说而已。《穆天子传》和《楚辞·九歌》中都有关于龙舟的描述，而后者正是屈原本人的作品，这就更加证明龙舟存在于屈原殉难前。端午龙舟竞赛，最早见于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该书说：“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屈原死后，人们把端午赛龙舟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屈原的爱国情怀广为流传，受到人们敬仰，加上屈原的忌日刚好是五月初五，所以人们便以此活动来纪念屈原。

    （二）吃粽子。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前者是由于形状有棱角、内裹黏米而得名，后者顾名思义大概是用竹筒盛米煮成。最早的粽子是“筒粽”，至于后来人们用芦叶包粽子，传说是由于东汉初年，长沙有个叫区曲（或谓欧回）的人梦遇一个自称屈原的贤士，他对区曲说：“多年来人们祭我的米都让蛟龙吃掉了，今后你们要把它用芦苇叶包裹好，再用五彩丝缠好，蛟龙是怕芦叶和五彩丝的。”自此以后，便有了角黍。

    端午节吃粽子，在魏晋时代已经很盛行。西晋人周处的《风土记》中有“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的记载。到了唐宋时期，粽子已极为有名，唐都长安有专门制作经营粽子的店铺。到宋代，粽子种类更多。明清时代，粽馅也丰富起来，有蜜糖、豆沙、猪肉、松仁、枣子、核桃等，清乾隆年间还出现了火腿粽子。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粽子从形状到馅儿都有不断的翻新和变化。粽子有不少花样，有南北之别，东西之分。南方常用红枣、花生、咸肉等混在糯米中制成，也多见不夹杂别的食品，而仅品味粽叶的清香的；北方多以枣、果脯等作为粽子的馅心。

    （三）悬钟馗像。钟馗的作用类似于门神，其画像常被用于驱鬼避邪。据说，唐明皇开元，自骊山讲武回宫，疟疾大发，梦见二鬼，一大一小，小鬼穿大红无裆裤，偷杨贵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大鬼则穿蓝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下。明皇喝问，大鬼奏曰：“臣姓钟名馗，即武举不第，愿为陛下除妖魔。”明皇醒后，疟疾痊愈，于是令画工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之画像，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邪魔。

    （四）挂艾叶菖蒲。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家家都把菖蒲、艾叶挂在门边以避邪驱瘴。据说用菖蒲做剑，插于门楣，有驱魔祛鬼之神效。“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手持菖蒲剑，瘟神归地府”。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古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月，而尤以初五最恶，连这天生的孩子都不吉利，因此悬艾叶和菖蒲。农历五月是酷暑炎热将临之际，也是流行病、瘟疫流行之时。艾，又名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以艾入药，是治病的重要药材。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

    （五）饮雄黄酒。民间有“饮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的说法。故端午节这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饮雄黄酒的习俗，至于儿童，长辈则将雄黄酒涂于其脸上或身上以驱虫除秽。事实上，雄黄是一种有毒矿物质，外用可以消毒杀菌，但如果直接饮用则容易致癌，不宜提倡。

    （六）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头点缀之风。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做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

    （七）挂五色丝线。应劭《风俗通》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中国古代崇拜五色，以五色为吉祥色（也有说五色是代表五条龙）。因而，节日清晨，各家大人起床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在孩子手腕、脚腕、脖子上拴五色线。系线时，禁忌儿童开口说话。五色线不可任意折断或丢弃，只能在夏季第一场大雨或第一次洗澡时，抛到河里。据说，戴五色线的儿童可以避开蛇蝎类毒虫的伤害；扔到河里，意味着让河水将瘟疫、疾病冲走，儿童由此可以保安康。

    过去端午节还有躲午的习俗，此种习俗源于一种信仰，即：五月为“恶月”，瘟疮蔓延，重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所以父母都于是日将未满周岁的儿女带往外婆家躲避，以逃脱灾祸，故称躲午。这无疑是古代科学不发达而产生的观念，因为五月酷暑将至，蚊虫滋生，在没有医疗卫生设备的民间，容易发生传染病，遂给人们带来一种恐惧心理，于是产生躲午习俗，如今这一节日的一些古老习俗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了，只有吃粽子、赛龙舟这两项习俗仍然流行。

    七夕节

    据民间传统，农历七月初七被称为乞巧节，现在也称为七夕节或女儿节。乞巧节是中国传统节日里最有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最为古代女子所重视。它起源于汉代，在古代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节的记载出现于东晋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书中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后来的唐诗宋词也多有提及，如唐朝王建在其诗中所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开元天宝遗事》也有相关记载：唐太宗与妃子在每年的七月初七，都会在清宫中设宴，而宫女们则进行着乞巧或赛巧这样的活动。岁月沧桑，时代变迁，这一习俗依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延续和流传着。到了宋元年间，乞巧节已经相当隆重，京城之中甚至还设置了专门卖乞巧物品的市场，称为乞巧市。关于当时这类市场的情形在古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宋罗烨、金盈在其所著的《醉翁谈录》中有如下记载：“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从中可推知此时的乞巧节在人们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节日庆祝活动从七月初一开始，延续七天，后三天更是盛况空前。这说明乞巧节在古代是很受人们喜欢的节日之一，其隆重程度甚至可与今日的春节相媲美。

    除了文献记载，关于乞巧节还有着优美动人的牛郎和织女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牛郎是南阳城西牛家庄的一名憨厚老实的小伙子，因为父母早亡，只好跟着哥嫂生活，谁料想嫂子为人狠毒，经常逼他干很多活。有一天嫂子逼他去放牛，给了他九头牛，却让他带着十头牛回家，否则就不能回去。

    牛郎织女牛郎赶着这九头牛进了山，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又伤心又发愁，不知道如何才能赶十头牛回家。就在这时，有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出现在自己面前，并问他为什么如此伤心。牛郎如实跟老者诉说了一遍，老者轻抚白须会心一笑，对牛郎说道：“不要难过，在伏牛山里有一头生病的老牛。你去好好喂养它，等它病好以后，你就可以赶着十头牛回家了。”

    牛郎听到这里很是高兴，正要欠身表示感谢，老者已然不见了踪影。牛郎于是赶着牛朝伏牛山走去。经过长途跋涉，牛郎终于找到了老者提到的那头病牛。老牛告诉牛郎，自己本是天上的灰牛大仙，因为触犯了天规被贬下凡，受伤的腿需要用百花的露水洗一个月才能痊愈。一个月后，老牛在牛郎的精心照料下终于治好了病，牛郎高高兴兴赶着十头牛回了家。回家后，嫂子对牛郎依然不好，最后索性把他赶出了家门，牛郎只向嫂子要了那头他救回的老牛与自己相伴。

    有一天，天上的织女和诸仙女来到凡间游戏。在老牛的帮助下，牛郎认识了织女，两人情投意合。后来织女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做了牛郎的妻子。两人结婚后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并且生了一男一女。可惜好景不长，织女偷偷下凡能事情被天帝得知，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把织女强行带回天上。就在牛郎一筹莫展之际，老牛告诉他，用自己的皮做成鞋子，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说的，穿着老牛的皮做的鞋子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上天追赶织女。就在快要追到的时候，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用手一挥，一道浊浪滔天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织女相隔两岸，泪流满面，如此情景感动了喜鹊，成千上万只喜鹊集聚天河，搭成了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见此情形也无可奈何，只得允许他们俩人在每年的七月七日于鹊桥相会。

    后来，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人们便抬头仰望星空，找寻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看到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仕女图仙女，凡间的妇女于是就在这一天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向她乞求智慧和手艺，同时希望她能赐给自己美满的姻缘，所以七月初七被称为乞巧节。

    乞巧节又有很多的别称。日与月都逢七，又称重七；因七月初七有乞巧的风俗，也被称为巧七；乞巧节以少女乞巧、赛巧等为主要活动，所以也称女节或女儿节、少女节；农历七月古称“兰月”，所以乞巧节又称“兰夜”；因乞巧、赛巧等民俗活动多是少女参与，所以又称为小儿节；因这天有穿针的习俗，又称为穿针节；牛郎织女两颗星在天空中的方位很特别，一年才能相遇一次，所以又把这天称为星期；传说中这一天织女要梳妆打扮、涂脂抹粉，满天飘香，所以也称香日。

    乞巧节的主要参与者是女孩子。因为传说中，织女的手艺非常精巧，能够织出云彩一般美丽的天衣，因此乞巧节最常见的习俗，就是妇女们在七月初七的夜晚进行各种乞巧活动，以这样的形式祈愿自己也拥有织女一样的巧手。乞巧最普遍的形式是姑娘们穿针引线考验技巧，或者做些小物品进行比赛。

    乞巧的主要用具是针，针又有双孔、五孔、七孔、九孔之分。具体有两种乞巧形式：第一种是到了晚上，手里拿着线对着月光穿线，最先穿过去的那个人就是“得巧”，被称为巧手。第二种方式是丢针卜巧，在乞巧节的中午，放一盆水在太阳底下，把针丢进水里，针浮在水面上。再看针在水中呈现的倒影，如果形成花朵、鸟兽的形状就是“得巧”；相反的，如果出现细如线、粗如槌的倒影，就是没能“得巧”。

    在中国各地，乞巧节有着各不相同的风俗习惯。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各有趣味。如山东省各地流行着不同的乞巧活动形式。简单一点儿的，如在济南、惠民、高青等地，只是把瓜果陈列起来就可以了，如果有喜蛛在瓜果上结网就表示“得巧”了。而在鄄城、曹县、平原等地就相对复杂一点儿，这些地区的风俗是吃乞巧饭。七个姑娘各自带了粮、菜用来包饺子，然后在饺子里包入一枚铜钱、一根线和一颗红枣，传说吃到铜钱的有福，吃到线的手巧，吃到红枣的会早结婚。在福建，姑娘们在节日里要摆放香炉和各种祭品：茶、酒、五子（包括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和织女用的脂粉。首先是祭拜牛郎织女双星，之后把胭脂分成两半，一半投向屋顶给织女，一半留下自己梳妆美容。其中的寓意是，与织女共用脂粉，可以使自己更加美丽。祭拜的过程中还有乞巧小游戏，分别是“卜巧”和“赛巧”。“卜巧”是用卜具问自己是巧还是笨，“赛巧”是谁穿针引线快，谁就“得巧”。在广西的西部地区，乞巧节也很具特色。七月初七这一天，人们在清晨鸡啼的时候要争先恐后的去河边用新瓮取“双七水”，留到日后食用。所谓“双七水”是传说中七月七日早晨仙女下凡的洗澡水，喝了它可避邪治病延寿。浙江金华一带，七月初七家家户户都要杀鸡。这里的人们相信只要没有公鸡报晓，这夜相会的牛郎织女便能永不分离。此举表达了人们祈愿牛郎织女能天天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在广州，每逢乞巧节来临之际女孩们都要“拜仙禾”、“拜神菜”、“迎仙”。女孩们喜欢用五颜六色的纸、通草、线、绳等材料编成各式各样奇巧的小玩艺。她们还将经过浸泡发芽至二寸多长的谷种和绿豆用来拜神，被称做“拜仙禾”、“拜神菜”。待到初六晚至初七晚，女孩们穿上新衣裳、佩戴新饰品，点蜡烛烧香，跪拜上天，从半夜三更到五更要连续跪拜七次，以表诚意。

    中秋节

    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行于全国众多民族中的传统文化节日。中秋节在农历八月十五，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据说此夜月球距地球最近，月亮最大最圆最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

    中秋节是远古天象崇拜——敬月习俗的遗痕。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良裘”、“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汉代，又在中秋或立秋之日敬老、养老，赐以雄粗饼；到魏晋时期，中秋逐渐融入人文色彩，在晋时偶尔有中秋赏月之举，不过不太普遍；直到唐代，在经济繁荣、政治开明、四夷臣服、自信与浪漫的时代氛围中，中秋节俗得到随意而自由的演进。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起来，使之充满浪漫色彩。

    唐人留下了许多中秋赏月的诗篇。如李朴《中秋》：“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妖蟆休向眼前生。灵槎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刘禹锡《八月十五桃园观月》：“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徐凝《八月十五夜》云：“皎皎秋月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一年无似如今夜，十二峰前看不眠。”但遗憾的是，唐代中秋赏月似乎述只是文人骚客的风雅之举，缺乏老百姓酬神欢娱的内容。

    北宋，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个时候，随着商业的繁荣，出现很多新兴城市，市民阶层不断扩大，这些都促进了中秋赏月风气的空前兴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弦重鼎沸，嫦娥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吴自牧《梦梁录》也称：“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篓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除赏月玩月外，也有拜月以表达祝愿的。如《新编醉翁谈录》记载，人们“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唐宋时期，中秋赏月的娱乐性较强，明清两朝，中秋赏月的宗教性开始强化，与之相对应，中秋赏月慢慢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祭拜仪式。比如，拜月时，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所陈“祭果饼必圆”，寓意团圆。祭拜之时要置月宫符象，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兔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因月亮为阴象之物，有些地方祭拜月亮时，男子不得参与，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

    在赏月拜月的同时，吃月饼也成为中秋节的固定风俗。中秋吃月饼，最早见于苏东坡的“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之句。月饼作为一种食品的名称并同中秋赏月联系在一起，始见于南宋的《武林旧事》。明代以来，有关中秋赏月吃月饼的记述就很多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民间以月饼相邀，取团圆之义。”明浙江《嘉兴府志》日：“八月望以百果为大饼，名曰月饼。”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呈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十五日祭月，香灯品供之外，则团圆月饼也，雕西瓜为莲瓣，摘萝卜叶做婆罗。”

    由于月饼成为中秋祭月的必备供品，其制作由家庭自制慢慢转变为市面出售，种类越来越多，工艺也越来越讲究。明末彭蕴章在《幽州土风俗》中写道：“月宫饼，制就银蟾紫府影，一双瞻兔满人间。悔煞嫦娥窃药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至杵驻丹颜。”到近代，月饼的制作日益精致。饼面多印有“嫦娥奔月”、“三潭印月”、“西施醉月”等各种图案，品种日趋多样，有苏式、广式、潮式、京式、宁式、滇式等，其口味馅心依各地而有所不同，各具特色。

    此外，各地还有各式各样的中秋民俗。北宋年间，浙江一带在中秋节还盛行“观潮”，苏轼在《八月十五看潮》中云：“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临安中秋节还有赏桂、放水灯等习俗。安徽地区，中秋时节，儿童以瓦或砖堆垒七层，奉祀塔神，称为“堆宝塔”。北京一带的塑泥兔，用泥土和泥浆，塑成兔子代替月宫中的“玉兔”，供儿童玩耍。四川一带每年中秋夜，儿童以神香插满气柑而舞，称为“舞流星香球”。广东潮汕各地在中秋还有吃芋头的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也过中秋节，但节俗各异。壮族习惯于在河中的竹排房上用米饼拜月，少女在水面放花灯，以测一生的幸福，并演唱优美的《请月姑》民歌。朝鲜族则用木杆和松枝高搭“望月架”，先请老人上架探月，然后点燃望月架，敲长鼓，吹洞箫，一起合跳《农家乐舞》。仡（gē）佬族在节前的“虎日”，全寨合宰一头公牛，将牛心留到中秋夜祭祖灵，迎新谷，他们称为“八月节”。侗族则在这时让青年人郊游、欢会，称为“赶坪节”。第一天是芦笙会，第二天对歌。小伙子都要化妆，向心上人表达情意。傣族是对空鸣放火枪，然后围坐饮酒，品尝汤锅、干巴、腌蛋和干黄鳝，谈笑望月。黎族称中秋节为“八月会”或“调声节”。届时各集镇举行歌舞聚会，每村由一“调声头”（即领队）率领男女青年参加。人员会齐后，大家互赠月饼、香糕、甜粑、花巾、彩扇和背心，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入夜便聚集在火旁，烤食野味，痛饮米酒，开展盛大的调声对歌演唱，未婚青年趁机挑寻未来的伴侣。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阳佳节。民间也称“登高节”、“菊花节”、“茱萸节”或“女儿节”。关于“重阳”的来历，一般认为《易经》“以阳爻为九”，“九”为最大的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

    古人常将“上巳”与“重阳”。即“三月三”与“九月九”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上巳“踏青”春游，重阳“辞青”秋游，相传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重阳节作为节日，一般认为源于东汉时期“桓景避难”的传说。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中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重阳糕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日：‘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从此，人们在九月九日登高避疫，成为风俗。

    从历法上讲，九月又称玄月、菊月，玄色即黑色，九月阴气侵寒，草木黄落，菊花傲霜。当月有两个节气“寒露”、“霜降”，天气由凉转冷，人如接触夜雾或晨露，寒意沁心，故叫“寒露”；寒露过后，天气较冷，露水开始结成薄霜，故曰“霜降”。自然界的炎凉交替，人体免疫机能需要与之调适，否则易生疾病。农谚说“重阳无雨一冬晴”，因此，在重阳佳节这一天，人们采取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包括登高远眺、吃重阳糕、观赏菊花、饮菊花酒、遍插茱萸等，予以庆祝。它既包含着我们先人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愿望，即消灾避祸，健康长寿，也是世代流传的生活经验的积累。众所周知，秋高气爽，胜似春光，登高远眺，心旷神怡，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同时，菊花入药可以清肝明目、治头昏、降血压。茱萸可驱蚊杀虫，入药可治呕吐腹泻等症。

    登高远眺、郊游野宴，是重阳节的中心内容。其原始意义在于逃避灾祸。同时，异于平川的高山，在原始居民的观念中属于神奇之地，登临高处，远离尘世，意味着接近了天神，也就易于获得福佑。故而重阳节又叫“登高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孙思邈《千金方月令》也称：“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在古代，祭神多登高，秋天到郊外一游，也多登高。登高，既可祈福避祸，也可娱乐健身，愉悦身心。

    各地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九月食糕的习俗起源很早，汉代称为“饵”、“蓬饵”。《说文解字》：“饵，粉饼也。”饵的原料是米粉，米粉有稻米粉和黍米粉两种，黍米有黏性，二者和合，合蒸即为饵。黍为五谷之首，在古代是待客和祭祀的佳品，在九月成熟，是时令美食。《西京杂记》中还有“食蓬饵以拔妖邪”的记述。六朝以后，改称为“糕”，因“糕”与“高”谐音，象征着向上、进步、高升等。唐宋时重阳佳节吃糕颇为流行，唐称“麻葛糕”，宋已习称“重阳糕”。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述：“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丁，插小彩旗簇之，名曰‘重阳糕’。”吕原明《岁时杂记》中记载宋代民俗：“在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曰‘愿儿百事俱高’，作三声。”此乃古人九月做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宝塔之形，上面做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小红旗代替茱萸，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由于糕面有多种装饰，明清以后又多称为“花糕”。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重阳节还有饮菊花酒、赏菊、簪菊的风俗。九月是菊花傲霜之时，黄巢有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在“霜降之时，惟此草茂盛”，菊花不畏风刀霜剑，成为品质高洁的象征。据传重阳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菊是中国古代文人喜爱的花中四君子之一，陶渊明爱菊的隐逸高洁，常以菊明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他爱在重阳日饮酒、赏菊。后人效之，遂成习俗。晋代菊花酒的制法是：“采菊花茎叶，杂秫米酿酒，到次八仙庆寿图年九月始熟，用之。”明代的菊花酒是用“甘菊花煎汁，同曲、米酿酒。或加地黄、当归诸药”。明代医圣李时珍说菊花酒具有“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消百病”的疗效。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云：“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毛泽东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适逢重阳佳节，仍不乏赏菊的雅兴，作词《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插茱萸也是重阳节的重要庆祝形式之一。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又名“越椒”或“艾子”，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树干可以长到一丈多高，树叶为羽状复叶，初夏开绿白色的小花，结实似椒子；秋后成熟。果实嫩时呈黄色，成熟后变成紫红色。《本草纲目》说它气味辛辣芳香，性温热，可以治寒驱毒。《杂五行书》中说在屋舍旁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悬茱萸于屋，而鬼不入也”。古人认为在重阳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驱风避邪，方法是插在头上，或佩戴茱萸囊。

    重阳节还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省亲的日子，因此重阳节亦称“女儿节”。俗谚有“九月九，搬回闺女息息手”。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食花糕。”归宁就是已嫁之女归省父母，花糕是指掺入干果、插上装饰旗的重阳糕。清乾隆时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也记载：“京师重阳节花糕极盛……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有女之家，馈遗酒礼，归宁父母，又为女儿节云。”

    另外，双九还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之义，重阳也就有祝寿节、敬老节的说法。1989年，我国把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全国各机关、团体、街道、村镇，往往都会在此时举办多种形式的庆祝纪念活动，组织老人们秋游赏景，或临水玩乐，或登山健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全社会倡导敬老、爱老、养老的良风美俗；不少家庭也会搀扶着年老的长辈到郊外活动，或特意为老人准备一些可口的饮食，陪他们度过自己的节日，表达对老人们的孝敬和感恩之情。

    腊八节

    农历腊月（十二月）初八，称为“腊八”节，古时叫“腊日”，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节日。从广义上来讲，夏历十二月初八之腊八，和十二月二十四的祭灶，加上正月十五的元宵，都是传统春节的组成部分，而腊八则标志着整个辞旧迎新活动的开始。

    “腊八”节的形成，是两个方面结合的产物：一是古代的“腊祭”；二是佛教文化的影响。这一节日可谓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交相融合的产物。

    按照古书记载，“腊”，古时也称“蜡”或“猎”。腊（蜡或猎）是古代岁终的一种祭礼。夏朝称“嘉平”、殷商称“清祀”、周朝用“大蜡”、汉代才称“腊”。在古代农业社会，一切风俗习惯，都免不了与农业生产发生联系。农民的生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前三季都是比较忙的，只有在冬藏之季较空闲。所以，人们通常在收成之后的年底，组织起来去野外猎取禽兽，用于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灵，以求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祈求来年避免厄运，驱除不祥，家人平安、吉祥，这便是“腊祭”也叫“猎祭”。因此，人们把农历十二月称为腊月，就来源于年终祈福，酬谢神鬼。然而，腊祭虽然都在十二月，但是日子并不固定，有时在月初，有时在月底，到南朝梁才确定了腊日的具体时间为十二月八日。据资料记载。古人为了祈福求寿、避灾迎祥，腊日所祭的神灵有八位。他们分别是：一为先啬神，祭神农；二为司啬神，祭后稷；三为农神，祭古时田官之神；四为邮表啜神，祭始创田间庐舍、开道路、划疆界的人；五为猫虎神，祭其吃野鼠野兽，保护了禾苗；六为坊神，祭堤防；七为水庸神，祭水沟；八为昆虫神，祭以免虫害。从此民间以后称腊日为“腊八”。

    古代的腊八是祭祀，而现在人们提到腊八，对祭祀活动已不太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津津乐道吃腊八粥的习俗。

    腊八粥又名“佛粥”，传说它的来历与佛祖释迦牟尼有关。随着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腊八粥的传说也被披上了宗教色彩的外衣。

    释迦牟尼原本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乔达摩·悉达多，他痛感人世生老病死的痛苦，毅然舍弃王族高贵生活，游遍名山大川，寻求人生的真谛。有一天，他走到人烟稀少，十分荒凉的比哈尔邦的尼连河附近，因长途跋涉，又累又饿昏倒在路旁。这时，恰巧有个善良的牧羊姑娘路过，便把随身携带的杂粮加上一些野果，用清泉水煮熬成粥喂给他吃，他吃了粥醒来以后，精神振奋，于是端坐在菩提树下冥思，终于在十二月初八那天悟道成佛，后来佛徒们把这一天称为佛教的“成道节”。为纪念此事，每逢十二月初八，各佛院除了诵经拜佛之外，还效法牧女的做法，取香果及果实等煮粥供于佛像前并分食，并把这种给佛祖力量的粥，称为“佛粥”，就是现在俗称的“腊八粥”。南宋诗人陆游在《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一诗中就写到：“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

    有的寺院于腊月初八以前由僧人手持钵盂，沿街化缘，将收集来的米、栗、枣、果仁等材料煮成腊八粥散发给穷人，传说吃了以后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杭州名刹天宁寺内有储藏剩饭的“栈饭楼”，平时寺僧每日把剩饭晒干，积一年的余粮，到腊月初八煮成腊八粥分赠信徒，称为“福寿粥”、“福德粥”，意思是说吃了以后可以增福增寿。

    关于腊八粥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小的时候，家中十分贫困，有一次实在是太饿了，便偷溜到财主家的灶房想寻点东西填饱肚子。可是，灶房里除了木屑、草秸和几个缺角的瓦罐之外，什么也没有。最后，发现一个老鼠洞，他心想，如果能抓到一只老鼠也可以充饥。于是就用手挖下去，谁知一挖开老鼠洞，却意外地发现老鼠的“粮仓”里面有大米、小米、豆子、栗子、珍珠米、红枣、花生米、瓜子等，可是每样都只有一点点。他索性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一个破罐子里，加点水放到灶上便开始煮起粥来。不大一会儿，香喷喷的一罐子粥就熬成了，当时他肚子太饿了，所以觉得这顿粥比什么山珍海味都香甜可口。后来，他做了皇帝，大鱼大肉山珍海味都吃腻了。一天，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用老鼠粮煮的粥的味道，就叫御膳房用杂七杂八的豆子、枣、核桃仁等烧了一锅粥。那天正好是十二月初八，所以就叫做“腊八粥”。当时文武百官看皇上吃这种粥，甚为稀奇，回到家里也学着样子煮来吃，后来传到民间，老百姓也跟着吃，这样吃“腊八粥”就渐渐成了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北宋时期，这一天各寺院都要做浴佛会，还要煮腊八粥供佛并赠施主。明朝时，皇帝在这一天要向文武百官赏赐宫内煮的腊八粥，其用料十分讲究。到了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不仅家家煮腊八粥，而且有钱人家还用果料做成各色禽虫来装点粥面，相互赠送。雍正年间，朝廷将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以东的府邸改为雍和宫。每到农历十二月初八，皇帝赏赐给文武百官的腊八粥，都是在此煮成。宫内有一口直径约二米，深一米五，重约八吨的大铜锅，是专门用来煮粥的，这口熬粥的大铜锅至今还保存在雍和宫前院的西鼓楼旁，也可以算是一件文物了。

    据《雍和宫志》记载，腊八盛典共分熬粥、供粥、献粥、舍粥四大幕。从腊月初一开始，总管内务府就派司员把上等的奶油、小米、江米、羊肉丁和五谷杂粮，以及红枣、桂圆、葡萄干、核桃仁等干果一车车运来，到初五方才运齐。初七清晨开始生火，到初八凌晨粥才全部熬好。一共熬六锅，第一锅供佛；第二锅献给皇帝及内宫；第三锅给五公大臣和大喇嘛；第四锅给文武百官及封寄给各省的地方大吏；第五锅分给雍和宫的众喇嘛；第六锅加上前五锅剩的，就作为施舍的腊八粥了，用的料，当然是一锅不如一锅好。

    在民间，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熬好的粥，先从锅里盛出几碗来摆在供桌上，祭祀祖先，等到祭祀完毕，才把它盛起来，装在食盆或提盒里赠送给亲友们，一定要赶早送出去，最迟不能过午，最后全家老少团聚在一起吃腊八粥。家里如果养了鸡呀狗呀，也要喂几勺腊八粥，北京的儿童唱童谣：“腊八粥，腊八饭，小鸡吃了就下蛋。”假如院子里种着花卉和果树，也都会在枝干上涂上一些腊八粥，祈盼明年开花茂盛，果满枝头。每家都煮了很多腊八粥，因为它容易保存，能存放好长时间不变质变味，就是干了加上水还有粘性，一直可以吃到临过年的时候，如果吃了几天还有剩下的，却是好的兆头，取其“年年有余”。就是富裕的意思。人们还喜欢在粥碗之外加些装饰品，如供花。供花有几种，例如“八仙人”、“聚宝盆”和“刘海戏金蟾”等。也有简化的，便是红纸剪成的一朵石榴花。较为讲究的人家，还要先将果子雕刻成人形、动物、花样，再放在锅中煮。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在腊八粥中放上“果狮”。果狮是用几种果子做成的狮形物，用剔去枣核烤干的脆枣作为狮身，半个核桃仁作为狮头，桃仁作为狮脚，甜杏仁用来做狮子尾巴。然后用糖粘在一起，放在粥碗里，活像一头小狮子。更讲究的，就是用枣泥、豆沙、山药、山楂糕等具备各种颜色的食物，捏成八仙人、老寿星、罗汉像等。这种装饰的腊八粥，只有在以前的大寺庙的供桌上才可以见到。

    我国北方一些不产或少产大米的地方，人们不吃腊八粥，而是吃腊八面。用各种果、蔬做成臊子，把面条擀好，到腊月初八早晨全家人吃腊八面。另外很多地方有泡腊八蒜、酿腊八酒等习俗。腊八蒜是将蒜头去皮后泡在米醋内，月余后蒜呈浅绿色，味道鲜美，食后可驱疾病，避瘟邪。腊八酒，是腊八节用糯米酿制的酒，越年后酒呈暗红色，晶莹透亮，点滴成丝，酒味浓郁，饮后唇齿留香。可惜这种民间酿制的酒，一般数量不多，仅供家用，市场上很难买到。

    腊月岁末，民间还流传不少腊月风俗。例如“吃冰”，腊八前一天，人们一般用钢盆舀水结冰，等到了腊八节就把冰敲成碎块吃掉。据说这天的冰很神奇，吃了它在以后一年里不会肚子疼。春节将临，人们还有腌制猪肉、羊肉的习惯，称为“腊肉”、“腊味”，虽过夏而不腐。农民在田间要施冬肥，称为“腊肥”，用以增加作物养分。我国城乡还有“腊月敲更”的风俗，每年腊月初一开始，到年三十结束。每天黄昏，由闲散老人手持大锣，有的持粗竹杠，穿街走巷，边敲边喊：“寒冬腊月，灯烛小心；谨防贼盗，门户关紧。柴间看看，灰堆畚箕，灶前灶后，火烛小心。”在农村地区，腊月还要组织人员打更守夜，防火防盗。

    婴儿诞生礼

    在古代中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人们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民间视“无后”为“不孝”之首。所以，民间把婴儿的“诞生礼”看成极其重要的事情，并形成了很多相关的禁忌和习俗。从婴儿出生一直到满一周岁，礼仪活动频繁多样，体现了中国民间对新生命的重视和关爱。

    婴儿出生以后的第一个仪式就是“报喜”。孩子刚一落地，其父就要到岳丈、亲朋和邻里的家中去报告喜讯。“报喜”时所携带的物品，各地略有不同，但不外乎红蛋（煮熟后再染红的鸡蛋）、鸡、酒、糕点之类。同时，人们根据传统的习惯，从“报喜”者所带的物品就可以明白新生婴儿的性别。比如：以鸡“报喜”的地区，用公鸡则为男，用母鸡则为女；以酒“报喜”的地区，酒壶拴红线则为男，酒壶拴红绸则为女。有的地区“报喜”时还要燃放鞭炮，在岳父家门前燃放则说明是男，进至堂屋才燃放则说明是女。此外，由于受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刻影响，一些地区的风俗表现为生男则喜，生女则不予声张。在粤东及闽南，生男孩后在次年元宵节要往祖宗祠堂送花灯，以示添丁。生了女孩则只算添口，不算添丁，也不升花灯。

    “踩生”，又叫“踩门”，指外人有意或者无意踏入婴儿降生的产房。“踩生”是流行于全国的一种生育习俗。但是，不同的地区对待“踩生”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有些地区认为“踩生”对婴儿有益，有些地区则认为其有害。在很多地区，产房是要禁止外人特别是男人进入的，于是在产房门前悬挂物品以示警戒。这种习俗由来已久，《礼记·内则》中就有记载：“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蜕于门右。”意思是：生了男孩，要在门前悬挂弓；生了女孩，则在门前悬挂佩巾。类似的风俗有很多，只是悬挂的物品有所不同：有的是悬挂红泡刺、野姜叶；有的是在门上贴红纸剪成的葫芦（男）或梅花（女）；有的是在门上插稻（男二女一）。据说这种在门上悬挂物品的风俗，除了防止外人贸然进入产房，还有避邪驱灾的作用。在这些地区，如果有人无意间走入产房，人们会认为他（她）可能踩断产妇的奶水，或者把邪祟带入产房，从而对新生儿造成危害，必须采取某种方式予以补救。比如：冀中一带称“踩生”为“蹬嘴头”，如果有人无意间进入产房，蹬掉了孩子的嘴头，就必须马上与产妇互换腰带，俗信以为如此才能把奶水还给产妇。但是，也有不少地区把“踩生”看做是能给婴儿带来吉利的好事。湘西的土家族和苏北地区的居民，就把婴儿出生后第一个到产妇家的人视为“踩生人”。同时，他们认为孩子将来的脾气、性格会和“踩生人”的性情及其当时的情绪有很大关系。所以，孩子的父母总要在孩子出生前就商讨决定请某位仪表堂堂、品行俱佳的人来“踩生”，并会热情款待以使“踩生人”尽量满意、高兴。

    旧时，汉族还普遍流行为新生儿“开奶”的习俗。“开奶”，就是婴儿吃第一口奶。婴儿出生后，需待其将胎便排泄出来后，方能喂奶。很多地区在“开奶”仪式之前，先要蘸几滴黄连汤喂食婴儿，嘴里还要说：“三朝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然后，依次蘸以用肥肉、状元糕、酒、鱼、糖等做成的汤水喂食。口中唱道：“吃了肉，长得胖；吃了糕，长得高；吃了酒，福禄寿；吃了糖和鱼，日日有富余。”最后，让小儿吃一口其他正在哺乳的妇女的奶。如果为男婴开奶，就要请正在哺育女孩的妇女；如果为女婴开奶，则要请正在哺育男孩的妇女。

    婴儿“诞生礼”中最有特色的当数“洗三”礼仪。“洗三”就是在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为其洗身，这是婴儿受到的第一次洗礼。仪式开麒麟送子图始时，产妇先要把一只红鸡放置在床前，然后烧香祈祷，谓之“拜床公床母”。“洗三”用的水，是用槐树枝、艾蒿叶、花椒等中草药熬制。浴盆中往往还放有红蛋和金银饰物等。“洗三”一般由接生婆或者孩子祖母来执行，一边洗身，一边念诵：“洗洗头，做王侯；洗洗腰，一辈更比一辈高；洗洗蛋，做知县；洗洗沟，做知州。”此时，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也要一边说些吉祥的祝语，一边将作为礼物带来的果品、金银饰物等投入盆中，谓之“添盆”。洗身完毕后，要用鸡蛋或者艾团给小儿擦额头，据说能起到免生疮疥的作用；用金银饰品摩擦小儿全身，据说能避邪镇惊。待梳洗完毕，穿衣戴帽后，接生婆要用秤砣轻压小儿身体，谓之“压千斤”，象征小儿长大后能担当重任。还要用小葱轻打身体，认为这样可以使其将来聪明伶俐。然后，用锁象征性地锁住小儿手足，喻指将来能谨言慎行。

    满月礼，是又一个备受重视的生育礼俗。婴儿满月之日，父母要发帖邀客，为其办“满月酒”，也叫“弥月酒”。亲朋各携礼物前来祝贺，礼物一般为金银饰品、小算盘、小如意等，也有送衣料和食品的。同时，人们一般会在礼品上刻写“长命百岁”、“金玉满堂”等吉利、祝福的字样。满月礼的一项重大事项就是要为小儿剃头，叫做“落胎发”。这是婴儿第一次理发。古时，人们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且小儿皮肤尚嫩，极易损伤，故家人对这件事极其重视。受邀的手艺高超的剃头师傅往往先把嚼烂的茶叶敷在小儿头上，说是能免于生疮。剃头时，一般也不会把头发完全剃光，额头要留一小块，称为“聪明发”，脑后要留一小绺，称为“百岁毛”。剃落的胎发，也不会随便扔掉，要用红纸包好，或者将胎发搓成圆球状，用红线串起，挂于床头来镇邪。如今，也有很多人家将胎发制成胎毫毛笔，留作纪念。剃头完毕后，还要由一位亲属（多为舅舅）打着一把雨伞抱着婴儿出去“见见世面”，且必须经过一座小桥。遇见行人，要对小儿说：“认识吗？不要怕。”认为这样做，能让小儿将来行事有胆有识、风雨无阻。

    婴儿出生的第一百天，要举行“过百啐”仪式。“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单纯表示一个数字，往往包含着“圆满”、“完整”的意思。所以，民间对孩子的“过百啐”仪式非常重视。宋代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中载：“生子百日，置会，称之百啐。”说明这种习俗至少在宋代已经存在。小儿百天当日，家中要大宴宾客，预祝婴儿能长命百岁，所以，“过百啐”又叫“过百岁”，以图个吉利。百日礼上，最能体现祝福含义的物品是“百家衣”和“百家锁”。“百家衣”是集从各家讨来的各种颜色的碎布头缝纫而成，虽不见得来自百家，但敛布的家数自是越多越好。一般紫色的布头最难索到，因“紫”与“子”同音，谁家也不愿把“子”送给别人。“百家锁”，也叫“长命锁”，本意是集百家的金银打制或是多家集体所送。“百家锁”的形式多样，最简单的就是用红线把铜钱串起即可，比较常见的是用金银打制成锁形，再用金银链相串的样式。“百家衣”和“百家锁”都已超出了一般衣物和饰品的意义，成为为婴儿祈福的象征。

    婴儿到了周岁生日这天，亲朋好友都要前来庆贺。除了宴饮的庆祝以外，小儿还要进行“抓周”仪式。

    周岁过后，生育庆贺礼俗就算结束了。但是，父母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还要进行各种活动以求小儿得到保佑。比如：吃百家饭、认干亲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抓周仪式

    俗谚有云：“三翻六坐九爬爬，十个月头上掏麻麻。”确实，百日礼过后，新生儿迅速成长，坐立、爬行、牙牙学语、蹒跚学步，越来越逗人喜爱了。到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家人便要举行抓周仪式，庆贺祝福一番。宝宝满周岁的时候，由长者给他（她）戴长命锁或平安符等，祈求宝宝长命百岁，平平安安，一帆风顺。它作为小孩周岁时举行的一种预测宝宝前途和性情的仪式，是人生中第一个生日的庆祝方式。不过，这一民风民俗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是觥筹交错的酒席，很多孩子的第一个生日也就少了值得回味的纪念。最近，一些社会学家呼吁传统文化的回归，“抓周”也就逐渐回到现代人的家庭生活中来。

    抓周也叫“拈周”、“试周”、“试儿”，指在小儿周岁生日这天，摆放各种象征物品，随其抓取，试其志向。讲究的做法是在床上摆上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印章、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笔、墨、纸、砚、算盘、钱币、账册、首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如是女孩还需加摆：铲子、勺子、剪刀、尺子、绣线等等。大人将小孩抱来，让其端坐，不予任何诱导，任其挑选，视其所抓之物来测卜其志趣、前途和将来从事的职业。其结果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小孩先抓了印章，则谓长大以后，必乘天恩祖德，官运亨通；如果先抓了文具，则谓长大以后好学，必有一笔锦绣文章，终能三元及第；如是小孩先抓算盘，则谓长大善于理财，必成陶朱事业。如是女孩先抓剪、尺之类的缝纫用具或铲子、勺子之类的饮事用具，则谓长大善于料理家务；如果小孩先抓了吃食、玩具，大家就会很委婉地说：“孩子长大以后，必有口福，是享福的命。”总之，要讨个好的口彩，寄托的是长辈们对小孩的厚望。抓周时，不同的物品有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如康熙字典或现代字典（英汉字典）：代表文学家或律师；笔和墨：具有意味，代表书法家、艺术家、文人、文职正作；尺：具有尺度的意味，代表制定法律者、规范制定者、革命家；计算器、算盘：代表商家或生意人；金、钱、玉、钻：代表富有之意，日后可成为银行家、善于储蓄的富翁或有钱人；印章：代表官位或官权；彩色纸、彩色黏土、水彩盒、彩色笔：代表艺术家；毛绒团：代表服装设计师；乒乓球拍、网球拍：代表运动家；笛子、CD录音带：代表音乐家；筷子、铲子：代表厨师、饭店业者；鞋子：代表旅行家、探险家；镜子：代表女孩儿心清如水；胭脂：代表爱美，在乎自己的容貌；棉签、纱布：代表医生、护士类；螺丝刀：代表工程师、工业；玩具汽车：代表司机、汽车行业。积木：代表建筑业、设计师等。近年来，科技发达，一些高科技产品普及，它们也被列入“抓周”物品之内，如手机、软盘、鼠标，代表从事IT行业、高科技、通讯业。

    抓周这种仪俗盛于古今，朝野史志、传记对此的记载以及小说、戏文的描述俯拾即是。《颜氏家训》中就曾有描述：“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其中的“试儿”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抓周”。据史料记载，抓周这一风俗在南北朝时已普遍流行于江南地区，至隋唐时逐渐普及全国。如《宋史·曹杉传》记载：“杉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杉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后以武功官至检校太师兼侍中。封鲁国公。”清末民初，北京民间仍然盛行这种小儿“抓周儿”礼。虽然，小儿周岁并不搭棚办酒席，也不下帖请客，但近亲们都不约而同地循例往贺，聚会一番。一般不送大礼（如贺幛、金银首饰），仅给小孩买些糕点食物或玩具。可见到了近世，抓周仪俗已很普及，其风颇炽。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对此多有记载，如：（京兆）至周岁，于小儿生日，将士农工商所用之器具置于桌上。小儿梳洗毕，衣新衣，抱至桌前，任其随意抓取。若所取者为笔，将来必为文人；若所取者为算盘，必为商人。诸如此类，名曰抓周。还有在小说、传记等文学作品中也有有关记载，反映了这一仪俗的广泛影响。如在《红楼梦》第二回里，贾宝玉周岁时，贾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件，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只把些脂粉银环抓来。贾政老爷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

    就像中国许多人生礼仪一样，抓周仪俗也透露着原始信仰的遗迹。在远古的殷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就频繁地进行着占验卜筮，几乎凡事必问卜求筮。那时的人们认为，万物相通，诸事交感，自然界的荒旱雨润，人类社会的吉凶休咎都有事前的征兆，冥冥中的神秘力量能够指示前途预兆未来，于是人们求助于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坚信预兆与未来的必然联系。从而形成了征兆灵异的信仰，设制了一套有关的礼仪。抓周就是其中之一。这显然是非理性的，但是它在客观上确有其积极意义。正如老人们所说“周岁看百岁”，通过小孩抓周儿，在客观上检验了父母是如何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因此，尽管有些家长并不迷信，但仍主张让小孩“抓周”。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舔犊深情，同时又有一定的家庭游戏性质，因此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长久盛行于民间的抓周仪俗是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的。那就是世俗的等级观念影响着这种仪俗。在中国，虽然有“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的俗谚警励世人，但是把士农工商，五行八作分等分层的观念则更为深入人心。一般来说，人们总把某些阶层，某些行业视为显贵，将另一些视为卑贱。这种观念鲜明地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中国人向来又缺乏主体性，看重社会评价，于是缺乏主体性的人与社会价值取向共鸣，使人们全都步调一致地朝着社会价值观所引导的方向前进。因此，希望自己的后代能显贵尊荣的人们便利用抓周这一仪俗来表达这种情思。

    成年礼

    在中国民俗中，男女青年步入成年的礼仪因民族不同而各具特色。古代汉族青年的成年礼俗，男孩称为冠礼，女孩称为笄礼，都是从头上的发饰或帽子反映出来的。其核心是束发，在传统礼制下，孩童的头发是不用严格处理的，他们头发往往扎成状如一对牛角的小髻，称“总角”。但到成年之期，就要举行盛大的仪式，把头发整理起来，男子戴上冠，女子加上笄。

    我国古代汉族的成年礼在先秦时已很完备，《礼记·曲礼上》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周代冠礼在祖庙中举行，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在带“冠”的同时他还会获得自己的“字”，“字”的获得意味着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而是一个开始担负一定社会责任的成年人，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活动范围开始由家庭扩大到社会，他必须参加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由于不同的身份对应着不同的行为要求，因此为了与自己家庭生活的身份相区别，他们需要另一套身份标识，这就是“字”。从此以后，除了自己的至亲外，其他人就不再称他的名而要称“字”了。《礼记·檀弓篇》：“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疏曰：“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转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至死而加谥。”

    中国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因此冠礼之行远比笄礼为庄重。古人认为，冠礼是“礼之始”，是“嘉事之重者”，因而受到高度的重视，并且规定了一整套周密和严整的仪式。冠礼的大略情形如下：冠礼在宗庙举行，将加冠的青年的父亲先用筮（一种占卜方法）决定行礼的日期，俗称“筮日”。筮日之后，主人要亲自登门告诉亲友，邀请他们参加冠礼，俗称“戒宾”。冠礼的前三天，用占卜的方法在所邀请的客人中用筮决定请哪一位来宾为青年加冠，这是冠礼上的正宾，俗称“筮宾”。冠礼的头天傍晚，冠礼的主持人“宾者”在庙门外宣布第二天冠礼的时间，并把日期通知宾家，俗称“告期”。到行礼那一天，早晨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将加冠的青年立于房中。其父请宾进门，入庙就位，将加冠的青年出房就位。首先是束发，束发之后，宾者为受礼人加冠。周蕉荫读书图代加冠一般是三次，称为“三加”。第一冠是加缁布冠，以示“尚质重古”“不忘本”。加冠完毕后，宾给冠者要换上玄端服，系上赤而微黑色的蔽膝。第二冠是皮弁冠，表示“行三王之德”，勤政恤民。加冠完毕后，宾给冠者换上白色而腰间有褶皱的裳，系上白色蔽膝。第三冠为爵弁冠，表示冠身以后可以参与祭祀，敬事神明。加冠完毕后，宾给冠者换上裳，系上赤黄色的蔽膝。随后加冠青年由西阶而下，去拜见他的母亲。见母后，回到西阶以东，由宾给他起一个字（名字的字），并说一番祝福的话。于是礼成，青年之父送宾出庙门。被加冠的青年见他的兄弟姑姊，随后再见君和乡大夫、乡先生等。其父以酒款待所请的宾，送他束帛、俪皮，最后敬送出家门。

    女子到十五岁，行“及笄”礼，笄是古代妇女盘头发用的簪子。簪子的样式繁多，质地多样，有骨笄、木笄、竹笄、玉笄、铜笄和金笄等。《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而笄。”《礼仪》载：“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女子许嫁之后，要举行笄礼，笄礼和冠礼的仪式差不多。相对冠礼的三加，笄礼也有三次加笄的服饰，分别有不同的意义，象征着女孩子成长的过程——彩衣色泽纯丽，象征着女童的天真烂漫；色浅而素雅的襦裙，象征着豆蔻少女的纯真无邪；端庄的深衣，象征着花季少女的明丽；最后隆重的大袖礼衣则反映了汉族女子的审美取向——雍容大气，典雅端丽。与冠礼不同的是，举行笄礼地点是在庭堂，由受笄者的母亲和女宾主持，母亲给受笄女子著笄，即是以笄固髻，女宾执礼，对该女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教育。笄礼以后，女子便可以出嫁。

    到秦汉时代，男子二十岁的冠礼，女子十五岁的笄礼仍沿袭上述先秦的仪式，“三加”的仪式大体不变。汉代皇帝的冠礼，据《大戴礼记》记载，要“四加”，所加的四种冠为缁布冠、爵弁冠、武弁冠和通天冠。到了东汉时期，则改缁布冠为进贤冠。在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传统儒学的式微。冠礼已经渐渐淡出士大夫的生活，冠已为巾帽所取代。《宋书·礼志》曰：“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即便偶尔有士大夫举行冠礼，其程序也简化了很多。关于老百姓举行冠礼的记载就更少了。到唐朝时亦是如此。及至宋代，为了恢复古礼，司马光、朱熹均主张恢复冠礼，提倡“年十五已上”，“然后冠之”。至于笄礼，宋代也已经很少了。

    明代男子16岁被视为成年，要将头发梳起盘在头顶，叫“拢起头”。冠、笄礼不流行，但在某些地方还是可以见到，《台州府志》：“男子年十六以上始冠，亦有及婚而冠者，此礼惟士族间一行之；女子嫁前数日，行笄礼听训诫。”清代前期，部分文人痛感“少长之节废，而俗不知让”是由于冠礼的废弛，故提倡恢复冠礼。如嘉庆《束鹿县志》记载“男子十五至二十届冠期，卜吉，束发加冠，即古三加遗愿”。但是流传不广，只是偶尔士大夫家有行此礼。至于女子的笄礼，此时已经多和婚礼结合在一起，只是在女子出嫁前“上头”、“开脸”，以示成年。清后期，男子成年的冠礼风俗已经基本废止不用，但有些地方仍有简单的仪式，如直隶深州，“士民家自十五六至二十余岁择日加帽，其醮宴诸仪久废”；有些地方已经则附于婚礼。民国时期，冠礼已经极为少见，但仍有其余绪。据劲挺《延安风土记》记载，当地人婚礼前三天举行冠礼，“新郎挨户拜族里长者，为长者斟酒。亲朋共饮，新郎的父亲为儿子加冠。次日，用红纸写‘乳名某某，今值弱冠，更为官名’，贴在门前，表示成人”。

    古代“冠礼”由于极其繁缛复杂，因而后来渐渐被简化，甚至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是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仪式，在一些地区仍以相似的形式保留下来，比如说云南彝族地区的换裙礼，西双版纳布朗族行报告礼，藏族女子行戴巴珠礼等等。这样形式各异的成年礼的共同的功能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告诉青年，你已经告别孩童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要开始肩负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婚礼

    婚姻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主要方式和构成家庭、亲族的基础。婚姻习俗是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婚姻形态。远古时代，人类处于混乱的群婚状态，最早的婚姻形式是一族同胞兄弟姐妹间的血缘婚。当人类逐渐认识到同一血缘结婚的害处时，便产生了族外婚。族外婚是甲氏族的一群兄弟与乙氏族的一群姐妹互相婚配。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两个氏族结成世代通婚的联盟。随着族外婚的发展，进入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产生了对偶婚，通常是一男一女结为配偶，住在女方氏族，但两性的结合也并不巩固。父权制确立以后，中国传统婚姻实行严格而虚伪的一夫一妻制。人类婚姻的形式就是从血缘婚开始，发展到一夫一妻制，传统的婚姻形态便最后定型了。

    民谚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一般男子15～16岁，女子13～14岁时，便开始请媒人提亲订婚，再择吉日完婚。媒人在其中牵线搭桥，撮合姻缘，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媒人有官媒和私媒之分，多为私媒。为男子提亲为“媒”，为女子提亲为“妁”，古代人们的婚姻大事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起初媒人很受人尊敬，后来便被人鄙夷，因此社会上流行一些“骂媒”、“打媒”、“锁媒”等婚礼习俗。唐律中对媒有了规定，宋时媒人有自己的行会，以斧、秤为其会标，明朝时更免其税银。媒人的长期存在，也反映了社会的需要和变迁。

    狭义的婚礼专指结婚时的礼仪，广义的婚礼指从提亲到结婚这一过程的礼仪。《周礼》将婚姻具体实施分为六个阶段，即“六礼”，分别为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加上聘书、礼书和迎亲书的结合，统称“三书六礼”。

    纳彩，也就是提亲。男方请媒人向女方家送彩礼，向女方家提议婚事。如果女方家长同意议婚，男方就正式求婚。男方送的彩礼，一般用大雁，而且必须是活的，因为人们认为雁为候鸟，秋南飞而春北归，来去有时，从无失信，象征男女双方信守不渝。纳彩的礼物，除了雁，还可以有很多，比如在汉代有多达三十种，都是或借谐音，或借寓意，来表达对婚姻的美好祝福的。

    问名，男方托媒人到女方家，问姑娘的芳名和生辰八字，以准备占卜合婚，这一阶段也叫“讨八字”。问名时也要带雁执行，如果女方同意，便依例授礼。

    纳吉，男方寻找术士按男女八字测定吉凶，也叫“合八字”。纳吉是六礼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婚事能否顺利达成，全看卜占的结果。如果八字相冲，婚事就到此为止，如果是大吉大利，那么程序就可以继续下去，仍旧以雁为礼，作为婚姻缔结的信物，这一过程叫“纳吉”。古人认为，八字不合，生辰相克，不可通婚；属相不合也不可通婚，有“白马犯青牛，猪猴不到头，金鸡怕玉犬，蛇虎如刀铿，羊鼠一旦休，龙兔泪交流”等忌讳说法。

    纳征，又叫下聘。纳，就是纳彩礼、聘礼。男方纳了彩礼，双方订立婚约。送聘礼的习俗，最初是作为女家养育女儿的物质补偿，后来聘礼的授受便是男女双方正式确定婚姻关系的证明，相当于后世的订婚。“六礼”之中，纳征是惟一不用雁的礼仪，送的聘礼主要是束帛和鹿皮，象征吉祥美满、幸福如意。一般而言，下过聘礼的男方不能毁约不娶，收下聘礼的女方也不能毁约不嫁，婚约一旦订立便不可更改。有的下聘礼送茶，所以又被称为茶礼，女子受聘也叫吃茶，吃过茶的女子就意味着她已经订婚。

    请期，男女到婚配年龄准备结婚，男方选个好日子，请媒人通知女方家，请求女方同意称为“请期”。日期一般确定在秋收之后。这一步，媒人还是要带钱物给女方的。有些地方也称为“送日子”或“送好日”。

    亲迎，新婚的大喜日子，新郎亲自去迎接新娘。这一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婚礼。亲迎是结婚程序中最关键的一环，讲究也最多。

    迎娶前一天，男方派人给女方家送催妆礼。礼盒最上一层必须是露在外面的活鸡鸭，下面分别是生鱼、生肉、切面、蒸食、炉食、干果、蜜饯等。这些肉又称“离娘肉”，象征出嫁女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男方送“离娘肉”表示感谢岳父母养育妻子成人的恩情。下午女方将嫁妆抬至男家，晚上在男家大摆宴席招待亲朋好友，并聘请鼓手奏“大乐”来增添喜庆气氛。

    结婚是人生大事，婚礼仪式格外隆重热闹，迎娶之日是整个婚礼中最热闹的一天。早上，男方带着准备好的八抬花轿、子孙灯、菜谱、高照、旗、锣、伞、扇等，前往女方家迎亲。新郎骑着高头大马，前面是两盏大红灯笼开路，后面是唢呐队，紧接着是挑彩礼的挑夫，热闹异常。在花轿来之前，母亲或姐姐给新娘梳头，并把新娘面部的汗毛全部绞掉，称“开脸”，新娘口中要含一块糖，寓意婚后生活幸福甜美，最后化好妆盖好盖头。花轿来后，新娘向家人告别，有些地区有“哭嫁”的习俗，大家在一片哭闹声中，把新娘抱到轿上。在路途中，凡遇桥要放鞭炮、撒钱币，据说可以免灾驱邪。新娘下轿时，鞭炮齐鸣，新娘须从婆家事先点燃的火盆上迈过，也是驱邪避灾的意思。这时新娘脚踏红毡或由新郎抱入洞房，以示新人头不见天日，脚不沾泥污。大家还要向新郎、新娘身上撒高梁、谷子、豆子及金钱、果子等，预祝多子多福、丰衣足食。

    新娘到婆家后开始拜堂，拜堂也叫拜天地，一般在堂屋举行。一拜天地、二拜双亲、夫妻对拜，这是传统的“三拜”。拜毕，婆婆用“子孙筷子”夹起“子孙碗”中的饺子送到新娘口中，祝福新婚夫妇早生儿女。随后。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喜宴。喜宴桌的放置很有讲究，主席要摆在堂屋上方的正中，请男女双方的长辈入座，新娘的伯父、父亲、叔父坐上首右边席位，新郎的父亲或舅父坐上首左边的席位相陪。其他客席，一般也按尊卑长幼次序入席。席位坐定后，司仪宣布奏乐、鸣炮，喜宴开始。各席酒菜应该一个样，但主席必有一个清蒸肘子。喜宴结束后，宾客都将打道回府，男方则要馈赠礼物或红包给女方长辈。晚上，大家还要闹洞房，又叫“逗媳妇”。无论辈分大小，均可肆意嬉闹，有“三天之内不分长幼”之说。闹洞房主要是为了增加喜庆的气氛，有的是请戏班子来唱戏，有的则是亲戚、朋友们故意找新娘的难堪，制造一些恶作剧。闹洞房的人散去后，婆婆要请人为新人铺床温被。俗称“焐被”，并将枣、栗子、花生三种食物撒在床边被褥下，一边撒一边念着喜歌：“一把栗子一把枣，闺女小子到处跑”，“花生花生花着生，早立子来生贵子”等等。

    至此，整个结婚仪式进行完毕，但婚礼之后，认亲与回门也是最重要的两个仪式。认亲就是新郎新娘互相认识对方的亲戚，回门就是新郎跟随新娘回家拜谢岳父母等人。回门一般是在婚礼第二天，新郎新娘必须带着丰盛的礼品，过去一般是糖、酒、肉、干面等物，这些都要用大红纸条，分别将礼物拦腰围合，显出喜庆和隆重，然后由媒人陪着去女方父母家。新郎到新娘家后，要拜见岳父母和其他家眷。决不允许日落以后新娘回婆家，迷信说法是“日落回家，婆婆眼瞎”。回门结束，整个婚礼也就结束了。夫妻便开始正常的家庭生活。

    后世的汉式婚礼基本传承了古代六礼的程序，以其为根源范本，略有差异，仪式的“形”在蜕变，喜庆的“神”却恒存。传统婚俗与时俱进，近代以来剧烈而频繁的社会变革，使得中国婚俗更加自由奔放、个性鲜明。清末的西学东渐，使中西文明开始在碰撞中交融，接触西洋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逐渐出现依照西方形式举行婚礼。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提倡时代新风，人们不再拘泥以往的婚礼仪式，婚事操办也趋向节俭。改革开放至今，婚俗向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有回归古典的、完全西式的、中西结合的、集体婚礼、海底婚礼、旅游婚礼、水上婚礼、地铁婚礼等等，形式多样，异彩纷呈。

    生日做寿

    做生日，尤其是为老年人做寿，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传统。寿诞礼仪是比较独特的传统文化现象。所谓五福寿为先，《尚书·洪范》有云：“五福，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不但寿排在第一位，而且其他如“康宁”、“考终命”等也与寿有关，可见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做生日的意义一般在于祝愿、祈福、庆贺健康长寿，年长的人做生日称为做寿，又称祝寿、庆寿、贺寿等，是每年生日时所举行的人生礼仪。一般只有年纪较大的人才做寿，按照传统，五十岁以前在诞生日举行仪式称为“过生日”，五十岁以后才是名正言顺的“做寿”。不过如果父母在世，即使年过半百也不能做寿。

    做寿是一项相当古老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寿诞礼仪还不甚完备，但是这类仪式已经比较盛行。如《诗经·豳风·七月》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经·小雅·天保》有“如南山之寿，不塞不崩”的记述，表明当时不但已经有做寿礼仪，而且做寿时还有要表达祝福的习俗。至汉代，尊老敬老成为流行的社会风尚，做寿被看做是孝顺的一个表现形式，因而做寿仪式也是办的越风光体面越好。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做寿礼仪。唐宋时期，则是做寿礼俗发展的高峰阶段。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曾将自己的生日称做“圣寿节”，开了中国皇帝庆寿的先河，民间的做寿风气则更为盛行。到明清时期，做生日的意义已经逐渐不再仅限于原始的祈求长寿、保佑健康的目的，开始成为人们享乐、炫耀和相互攀比的机会，因此做寿规模越来越大，寿礼也越来越贵。在当今社会，做寿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一项重要手段，讲究礼尚往来的人们，通常在这一天向寿星赠送礼物。西方文化中的生日蛋糕、生日蜡烛以及生日聚会等元素也逐渐融入中国的做寿礼仪。

    做寿的礼仪在各地都有不同特色，一般来说，男子办虚岁，女子办实岁，整岁生日要比其他年份办的更为隆重。做寿礼仪比较繁复，讲究的人家通常在生日前一天就开始做寿，称为“暖寿”。生日当天，会设置寿堂、摆好寿烛、挂上寿幛，张灯结彩等待仪式开始。寿堂的布置一般是在正厅墙壁的中间悬挂南极仙翁（为男性做寿）或瑶池王母（为女性做寿）或其他象征高寿的画轴。寿堂中央设置礼桌，桌上摆上寿桃、寿糕、水果等物。做寿当天，寿星端坐于寿堂中间，接受亲友宾客的祝福和晚辈的叩拜，称为“献寿”，通常平辈只是作揖，晚辈则需叩头。献寿仪式结束以后，主人家摆开寿筵，大家依次入席，品尝寿桃、长寿面等食物，富贵之家还会请来戏班表演，总之越热闹越好。

    寿桃、长寿面、寿筵等是寿礼中必不可少的主要元素。

    关于寿桃的传说众说纷纭。据说，当年孙膑十八岁离开父母，到遥远的云蒙山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此后埋头苦学，一晃十二年过去了。其间，他既没回家，也没有给家里写封信。这一年的五月初五，孙膑猛然想到，今天是他老母八十岁的生日，禽兽尚且知道要报答抚育之恩。而他却有十二年没有回报母亲的恩德。于是他决定向师傅请假回家看望母亲。临走之前，鬼谷子送给孙膑一个桃子，并且嘱咐他说：“这个桃子是不会轻易送人的，你在外学艺未能报孝母恩。就送给你一个带回去给令堂上寿。”孙膑接过桃子就谢别师傅上路了。当他风尘仆仆赶到家中时，全家正在为老母亲做寿。孙膑取出师傅给的桃送给母亲说这是师傅所赠的礼物。母亲见到孙膑回来非常高兴，接过桃吃了一口后说：“这桃比冰糖蜂蜜还甜。”桃还没吃完，母亲的容颜就发生了返老还童的变化：满头银发变做青丝，满脸的皱纹全都消失，以往昏黄的双眼重又变得明亮，掉光的牙又长了出来，就连走路也不用拄拐杖了。看到母亲的变化，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消息传出去以后，人们也纷纷仿效孙膑的做法，在做寿这天送桃子给父母，希望他们也永远年轻，健康长寿。由于鲜桃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于是在没有鲜桃的季节，人们就用面粉做成桃子的样子给父母拜寿，称做寿桃。

    古往今来，长寿面在做寿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角地位。传说汉武帝有一氏与群臣聊天，说到人中与寿命关系重大，人中每长一寸，人的寿命就多一百年。东方朔笑言，彭祖据说活了八百岁，那不是有八寸长的人中吗？群臣想到八寸人中的长脸（面）人，不由得大笑。这虽然是戏言，但经过长期流传，人们逐渐相信人中真的与寿命有关系，为求吉利，就在做寿时赠送长寿面给寿星祝寿，祈求获得长寿。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因为面条的形状比较长，且“面”与“绵”谐音，容易使人联想到寿命的绵绵不绝，表示延年益寿，因此做寿要吃长寿面。《清稗类钞》中记载：“馈人以米面及炒热之面，面条长，取其绵绵不断长寿之意也。”因此，在做寿之日吃面条的习俗，就逐渐的流传开来了。寿面一般三尺长，每一束约百根以上，盘成塔形，顶部插上寿字，再在上面罩上红纸作为寿礼，敬献给寿星，通常准备双份，在祝寿时把寿面置于寿案之上。寿面是过生日时最重要的食物之一。

    广开寿筵是做寿时的重要环节，有时富贵人家甚至会摆出流水席。在先秦两汉时期，做寿的礼仪还不完整，只是在举行宴饮、庆贺活动日寸“献酒上寿”，在敬酒的时候表达祝愿。后来，寿筵就逐渐成为做寿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献寿仪式完毕之后，人们依次入席，共饮寿酒，吃长寿面，祝福寿星长命百岁。寿筵中寿桃、长寿面等食物必不可少。清代，康乾时期的几次规模空前的寿筵盛会，使民间祝寿风俗更加兴盛起来。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生日宴会，当数乾隆皇帝举办的干叟宴。这一年乾隆已经年逾古稀，又喜得五世玄孙，于是他自称是古稀天子，十全老人，颁诏请天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代表共计六干余人，来紫禁城参加他的生日寿筵，庆祝自己的生日。皇帝如此，万民自当效仿，一时摆寿筵的风气大盛。

    被邀请来参加寿筵的亲友宾客往往都会备一份礼物作为寿礼。寿桃、寿烛、寿联、寿图等都可以用做寿礼。一般寿礼上都会加上些象征长寿的图案，如松柏、龟鹤、寿星等，都是与长寿有关的吉祥物。寿联是一样常用的寿礼，一般分为自寿联和贺寿联两种。自寿联的内容往往诙谐有趣，讲究以自嘲的笔墨抒发个人志趣情怀，或是感慨人生心得，通常写得文雅又个性鲜明的为上品，如郑板桥的六十自寿联：“常如做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页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干官，过到六旬犹少；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而一副贺寿联往往既能表达撰写者的祝福，也称颂寿星的业绩，是一种比较高雅的祝寿礼品。如乾隆皇帝八十寿庆时，纪晓岚所写的寿联：“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备，正昌期，五十有五年。”既庆贺了乾隆的八十大寿，又点出他在位五十五年国泰民安的功绩，使得乾隆十分高兴。寿礼表达了亲朋好友对于寿星的祝福，在讲究礼尚往来的社会也具有一定的交际作用。

    做寿礼仪发展到今天，有许多繁复的仪式已经消失，但是在生日当天表达祝福、庆贺生辰和祈求长寿等做寿的内在意义却依然存在。摆寿筵、送寿礼、吃长寿面等习俗都很常见，并且还融入了很多时代元素，比如送旅游机票给父母作为生日礼物等，既表达了子女的心意，也能使老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健康长寿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因此做寿习俗也会继续不断地流传下去。丧礼

    人们把悼念死者而举行的殓殡、祭奠等一系列仪式称为丧葬礼。具体来讲，丧礼是指哀悼死者的礼仪；葬礼指处置死者遗体的方式。丧葬礼俗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是中国孝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古代人们灵魂不灭观念的一种反映。

    原始社会初期，人死之后并不掩埋。后因为不忍亲人遭受野兽和蚊蝇的伤害，人们才渐渐开始掩埋尸体。丧葬礼俗大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时期中国的丧葬礼仪已基本确立。西周把一整套的丧葬礼仪称做凶礼，属周礼五礼之一。《礼仪》中的《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以及《周礼》、《礼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在崇尚礼仪的周代，丧葬礼仪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三日大殓、饭含、棺椁制度、明器制度等葬俗已经形成。秦汉时期丧葬礼仪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葬前之礼，包括停尸、招魂、沐浴、饭含、大小殓、哭丧等；二是葬礼，包括告别祭奠、送葬、下棺；三是葬后服丧之礼。唐宋时期丧葬礼进一步制度化。明代的丧葬礼仪依据《仪礼·士丧礼》、《开元礼》和《朱子家礼》制定。清代沿袭明代的丧葬礼仪，有少量变革。

    丧葬礼仪大致有以下几项程序：

    停尸。死是人生旅程的结束。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非常讲究寿终正寝。死者咽气前，亲属要将其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守护其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死者在弥留之际，亲属必须为其准备寿衣，一般寿衣没有扣子而是用带子系，以表示后继有人。沐浴更衣仪式结束后还要举行饭含仪式，这是我国古代“含玉”习俗的遗留，后世多发展成含铜币，东北满族人死后多含乾隆制钱，拉祜族多含银或银元。

    报丧。死者家人亲自或派人前往亲友家，告诉他们某人已死亡的消息，并通知他们某日某时出殡，称为报丧。现代远方亲友，也用信函或电话报丧。有些地方报丧习俗非常严格，丧家如果死的是男人，必须由房族侄子到亲戚家报丧；死的如果是女人，必须由儿子、女儿到外婆家报丧。

    招魂。按照古俗，死者亲属要到上屋去招魂，手持寿衣面北呼叫。共呼三长声，以示取魂魄返归于衣，然后下屋，将衣服敷在死者身上。近世受佛教影响，有向西方呼叫的，多为子呼父母，词多为“走西方大路”之类，祝死者拜佛成正果。招魂是古代习俗，现多已省掉。

    吊丧。吊丧先要布置灵堂，灵堂中挂家人或亲友送的挽联，摆放花圈，灵前安放一张供桌，桌上摆供品、香炉、蜡台和长明灯等。未殓前，长明灯要昼夜点燃，不能熄灭。死者子女按尊卑长幼顺序跪在棺材两旁，来宾吊丧，主人哭拜还礼。吊丧期间，亲属亲友禁忌颇多，通常非丧事不谈、面垢禁洗、女忌脂粉以示哀恸。吊丧是丧葬礼中的关键仪式。

    入殓。入殓有大小之分，小殓是指为死者穿上入棺的寿衣，一般在死后第二天进行。大殓即入棺仪式，主人在执事人的帮助下亲自捧尸入棺。大殓时间在小殓后一天即人死后的第三天。棺材底要铺上一层谷草然后铺一层黄纸，表示死者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合棺之前要往棺内放些葬物，如在死者身下放铜钱、银币，也有将死者生前喜爱之物放进棺材的。钉棺盖的钉子数也有讲究，一般是五根，四角各一根加有红布的长钉，棺材天头中间的一根是加有五色小布条的小钉，俗称“子孙钉”。封钉好后，死者的长子起身用牙齿把子孙钉咬起，谓之“出钉（丁）”，这钉要保持到出灵后才可以舍弃，是表示希望该家以后会“出丁”，子孙世代昌盛。

    悬棺出殡。出殡是指将灵柩送往墓地的过程。出殡前，民间不论贫富，都要请风水先生选一块“风水宝地”，以便日后子孙发达。然后是择日出殡，扶柩安葬。出殡时按习俗有序进行。死者较近的后辈，如侄子、外甥等，一人端着死者的照片，一人端着神位，走在前面，棺材紧随其后，死者的儿女媳妇等号哭随后，后面是送葬者。孝子披麻戴孝，手持哭丧棒（竹棒），另有两人，一人提灯表示为死者照亮去阴间的路；一人丢纸钱表示为死者留下买路钱。快到墓地的时候一般宾客在孝子的拜谢下返回，孝子在“辞客”后则起灵去墓地。

    下葬。下葬指的是将灵柩安放入墓穴或掩埋的过程。到下葬吉时，用大绳将灵柩缓缓降入墓穴中。此时，孝子等跪灵，奏送葬鼓乐。山东一带在下葬前，孝子还要把用谷草或树枝编的五谷囤（内放五谷，上盖一烙饼）放到墓穴里。在墓穴的另外一头还要放一个陶罐，上面放一盏豆油灯作为长明灯，有的还在墓内嵌一面铜镜象征太阳。灵柩下葬时，长子要把五谷烙饼拿出来，每个亲属都要吃一点儿。棺木入穴后。亲属们每人要抓三把土撒在棺盖上，然后才掩土筑坟。随后丧家要感谢吹鼓手和其他亲属，举行辞灵仪式。

    灵柩安葬之后，葬礼虽告一段落，但实际上整个丧葬礼仪还没有真正结束，通常丧家还要守孝一段时间。人死后的七天要举行“做七”仪式，每逢七天一次，“七七”四十九天结束。到了第四十九天，要做“断七”仪式，请道士和尚来做道场，称为“保太平”，念经拜忏之后，子女们便可脱下葬服换上常服。守孝期一般最长是三年，为报父母三年“怀抱”之恩。守孝期过后，每年清明、除夕人们还是要祭祀止者。

    传统的丧葬程序比较繁琐，葬式葬法也多种多样。古人认为“入土为安”，土葬是最普遍也是最早的葬式，此外又出现了火葬、水葬、树葬、崖葬、天葬等许多葬式。

    土葬是将死者直接或以棺木收殓后埋葬于土地中的形式。火葬也称火化、熟葬。它是用火将死者尸体焚化的丧葬方式。在中国，火葬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火葬。近代以来由于土葬占用和浪费土地，所以政府大力提倡火葬，禁止土葬。

    在崖葬中有一种悬棺葬，流行于南方。有的利用绝壁上的天然平台和石墩，有的在崖上凿孔钉桩放置木棺，悬棺越高表示对死者越尊重。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崖葬与人类早期居住的山洞有关。道教产生后，认为人死“羽化升天”，崖墓高出地面，是成仙的场所，故流行崖葬。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流行天葬。

    树葬是将死者的尸体架于野外的大树上或特制的木架上风干或使尸体腐烂后再埋骨的葬法，也有是将尸体直接或火化后填入树洞的。树葬是一种比较古朴而原始的葬俗，它起源很早，主要流行于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水葬是将死者或其骨灰投入江河湖海任其随波而去的一种葬法。它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死者的遗体投入江河中，属于直接水葬；一种是将尸体火化后的骨灰撒入水中，或连盛骨灰的器皿一起投入水中，这称为间接水葬。实行水葬的地区一般同时有多种葬法。暴病、天死、凶死或贫民实行水葬，富人和正常死亡者用土葬、火葬等其他葬式。

    祖先崇拜

    在中国古代，祭祀祖先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从文明的源头就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界了解得很少，觉得自然物和自然力很神秘，对它们从敬畏、依赖到顶礼膜拜，出现了天象崇拜、山川地石崇拜、火崇拜、动植物崇拜等。此外人们感到自身生命现象和生理过程非常神秘，于是又产生了灵魂观念和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人们在对自身由来的认知中形成的崇拜体系，它既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现象的神秘化理解，又是对先祖亡灵的崇拜，其产生的前提是灵魂观念的出现与发展。古人相信，祖先的灵魂对于血缘后代有两重作用，既可以造福子孙，又可以降祸子孙。为了祈求祖先的保佑，祖先崇拜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祭祀也就成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对祖先的崇拜常与仪礼结合，原始社会的人们相信，通过各种祭祀的手段，可以求得祖先灵魂的保护，维护族内的团结和利益。

    祖先崇拜最初表现为远古人类对母神的崇拜。中国母神崇拜大致源于女娲抟土作人之说。《山海经·大荒经》记载女娲的肠子化为十个神；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佚文说女娲抟黄土做人；《淮南子·览冥篇》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这些较早的神话记载均体现了人们对女娲的崇拜。从考古发掘来看，中国发现最早的母神雕像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中的“东山嘴母神”。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女神雕像，河北滦平县后台子新石器遗址下层也出土了六尊石雕女像。母伏羲女娲图神造型多体态丰满，且以简练而夸张手法着力渲染突出鼓腹、肥臀、丰乳、粗腿这些特征。她们多赤身裸体，面目不清，没有眼、口、鼻、耳等，两腿多合并为粗锥状，有的像棒状物，有的捂着肚子，给人以原始稚拙之美。这些母神雕像的形象体现人们对女性的生育功能的崇仰。这种对生命由来的探索、对母神的崇拜，是祖先崇拜的最初表现。

    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发展为父系氏族社会，家庭中父权的进一步强化，对女性祖先的崇拜逐步转化为对男性祖先的崇拜。在中国古文献和传说中就记载过很多重要的男性祖先：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等。据《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于是人们奉他为先祖；据《礼记·祭法》记载，舜时以颛顼为先祖，以尧为直接祖先；夏代也以颛顼为远祖，而以禹为直接祖先。

    在这一系列的神话祖先中，黄帝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他被奉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不仅在远古时代被人们崇拜，直至现在还在接受人们的祭祀。据传说，黄帝的母亲在田野里看到闪电而怀孕，怀了整整二十四个月生下黄帝。黄帝在战胜了邪恶的蚩尤后成为诸神话祖先中第一个伟大的军事首领。同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据说水井、车船、铜镜、房屋、市场、法律、礼仪、音乐、货币、衣饰、炊具、弓弩和雨伞等都是黄帝发明的。和黄帝一样，颛顼和帝喾都是中国远古时代的祖先。黄帝、颛顼和帝喾为华夏民族的联合与统一做出了伟大贡献，历来受到炎黄子孙的敬仰和崇拜。据《山海经》、《离骚》等古书记载，夏、商、周各大部族和长江一带的楚人，都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远祖。

    《山海经·海内经》称：“颛顼，黄帝之孙，曰高阳。”黄帝主创业、颛顼重整治。传说他十二岁而冠，二十岁接替黄帝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有文治之功。他着重内部治理，整合社会，促进华夏文化和精神上的统一。他“定婚姻，制嫁娶，研究男女之别，长幼有序”，制订系列社会规则。使得民众的生活井然有序，安定社会。他创制了历法，被尊为“历法之宗”，还创制九州，初定版图。在他的统治下，当时的华夏国力鼎盛，幅员辽阔，“曰月所照，莫不砥属”。据《史记》记载，舜、大禹和秦始皇都是颛顼帝的嫡系后代。

    帝喾是黄帝的曾孙、颛顼的侄子。商人以帝喾为高祖。《史记》描述帝喾：“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信而惠，修身而天下服。”他继承颛顼的事业，政务严明，尤以讲信用著称。他的几个儿子后来都成为各个部族所崇拜的先祖：尧成为五帝之一，后稷是周部族的始祖，契则成为商部族的始祖。

    夏、商、周三朝的民族信仰、政治传承、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是在祖先崇拜中孕育成型的。祖先崇拜所维系的民族认同感在周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祖先崇拜在周朝形成了从下至上、从上到下、从外到里的宗法制社会网络。这个网络使得祖先崇拜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信仰、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代代相传。

    祭祀祖先是祖先崇拜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夏、商、周三代的祭祀祖先仪式表现出高度的等级化特征。他们基于辈分把祖先的地位和神权依次排列等级，人们只能祭祀那些与自己地位和等级相对应的祖先。最高统治者才可以祭祀天帝、神话祖先和王室祖先；王室贵族享有建立祖庙祭祀远祖的权利；普通民众只能在家中祭祀自己的父祖近亲。

    昭穆

    昭穆，本义是“一条明晰而又细小的裂纹”，这条裂纹是“相邻辈分之间的界限”。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昭穆制起源于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初期，是周朝从天子到庶人普遍采用的一种宗法制度，广泛施行于周人的墓葬、祭祀、婚姻等生活中。它标示出宗庙的排列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以左为昭，右为穆。《周礼·春官·小宗伯》：“辨祧之昭穆。”郑玄注：“父曰昭，子曰穆。”《国语·晋语四》记载宁庄子的话：“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意思是说：卫国的祖先康叔，是周文王的儿子；晋国的祖先唐叔，是周武王的儿子。）它也是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另外，在祭祀时，子孙也按此种规定排列行礼。《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可见，昭穆伴随祭祖活动而诞生，它在出现之初有敬祖敦宗的内涵。

    周朝时从上到下都对昭穆制度非常重视。在墓葬制度、建庙制度、祭祀制度、族人宴会、立尸制度、命氏制度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

    昭穆制用于墓葬。郑玄注《周礼·春官》云：“先王之造茔也，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上古时代墓地排列，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右方，称穆；昭辈居东，穆辈居西，“以昭穆为左右”。

    昭穆也用来区分父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这十六国始封之君是周文王的儿子，均为“昭”，文王则是“穆”。武王是文王之子，为昭。同一辈的人即兄弟相继为君，昭穆相同，体现了昭穆制度分突目铜面具别宗族内部长幼、亲疏、远近的功能。

    昭穆用于庙制。《国语·鲁语上》：“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乐师和史官要记载世次的先后，宗伯和太祝要记载昭穆的次序）可见周王室有很强的昭穆观念。《诗经·周颂·载见》说：“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意思是：相率朝见武王庙，敬献祭品行祭享。祈求寿命能久长，永保子孙得安康。可知武王在周室庙制属于昭行。《尚书·周书·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是说武王的父亲文王属于穆行。除了文献记载外，最近的考古调查报告也证明有关事实：如在陕西凤翔的马家庄发现的一处宗庙群（第一号建筑群），考察结果是春秋中期秦国建造的庙宇群，整体结构正像“品”字，学者们认为最上面的一栋是始祖庙，两边一排一排出来的庙宇各为该族群的昭行与穆行庙宇群。这样采用昭穆次序而建造的庙宇或坟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作为宗庙和墓葬次序的昭穆制度发生动摇乃至消失。而它作为一种民俗，影响仍然广泛。作为宗法社会里祖宗崇拜的产物，昭穆具有了代表每一个家族子孙的辈序排行的功能。它多以四字、五字、七字一句的诗句为表现形式，每一字代表一辈。由族中贤达创作出来以后，举行隆重的仪式祷告祖宗，辑入谱中，并通告合族，以便子孙命名时遵行，使称呼不乱，世系有序。后世修谱时，昭穆必须入谱，以使后裔世代相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辈分”，或称“字沿”。凭着这个“字沿”，同一家族的子孙，哪怕迁徙再远，分离再久，也可以确认是否出自同一血脉的族人，并凭此辈序相互称谓。故先民对昭穆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修谱。即使是不识字的人，对族中昭穆也能琅琅上口；对自己属于哪一辈、“字沿”是什么，更是不会忘记。这种用以排行辈序的昭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全世界独有。作为昭穆的诗句，都含有忠君报国、尊祖睦族、显祖耀宗、耕读传家、承前启后之精义。如：诏安秀篆坝里炽昌堂黄氏昭穆：“元钦万国定封疆，亿庶超郡奕世昌。重义兴仁崇政教，荣华富贵耀宗祊。昭明日月乾坤春，珠玉田财大发芳。为官拜相朝天子，金榜标名永代扬。”表明了寄望子孙报效国家，封官进爵，光宗耀祖的思想。漳台清河堂张氏昭穆：“清河衍泽，谟弼有唐，青钱志庆，金鉴留芳。凤徽永式，世德绵长，曲江源远，宁化名杨。文章蔚起，诗书垂香，礽云奕棋，克绍炽昌。”突出了期望子孙勤读诗书，弘扬祖德，光大祖业的志向。漳台平和派翁姓昭穆：“明开昭奕世，礼仪振扬名。攒绪千秋业，延锦鼎显荣。”则把礼仪伦常作为家族传世之宝，教导子孙千秋万世发扬光大。

    祭祀

    祭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高地位，尤其是古代中国。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品的选择是祭祀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孝经》疏曰：“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礼者，似也，谓祀者似将见先人也。”而祭品是实现“人神相通”的重要道具。

    古代祭祀中，动物类的祭品统称“牺牲”。“牺”指动物的毛色纯，“牲”指动物的完整无缺。“三牲”特指由牛、羊、豕（猪）这三种“牺牲”组成的祭品，往往用在祭祀天地和祖先等比较庄严隆重的祭典中。由于在祭祀之前，必须将牲畜在栏圈中畜养一段时间，所以经过畜养的“三牲”称为“牢”。春秋以后，牛、羊、豕三牲兼用称“太牢”（也叫大牢），是最高等级的祭献；仅用羊、豕二牲称“少牢’（也叫小牢）；牛羊豕中单独用一牲称“特”。

    祭祀用的“三牲”必须通过严格的占卜挑选和精心的饲养，在有些特别重大的祭典中，祭牲在祭祀前三个月就要在栏圈内专门喂养，而且非常讲究“牺牲”的毛色纯正和身体完整。《春秋·宣公三年》载：“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春秋·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牛角，乃免牛。”“郊”就是“祭天”，文中的意思就是说，祭天用的牛，必须经过占卜来确定，如果在圈养的过程中，哪怕是牛角和牛口有了小伤，也要“改卜”更换，如果更换的牛死了或又伤了，则宁愿“不郊”，也不敢用有瑕疵的牛来祭祀。被挑选出来圈养的“三牲”，由于它们是用来供祖先和天地享用的，所以其地位非常高。平时必被穿上绣有图集的“衣服”，《史记·老庄列传》载：“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同时古籍中“君式齐牛”、“国君下齐牛”等记载，说明即使国君见到它们，也要对其致敬。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天、地、祖先怀有怎样的崇敬之情。

    古代中国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显现在祭祀活动中。具体到祭品，则表现在对“牺牲”的选用和“分胙”上。根据周代礼仪，帝王、诸侯致祭宗庙，牛、羊、豕全备，用“太牢”，卿大夫致祭宗庙，用“少牢”，不得僭越。《礼器》上也说，大夫以上祭祀用“太牢”叫做“礼”，士祭祀用“太牢”就是“无礼”，这叫做“攘”。同时，应该有的礼数没有达到也不行，齐国的晏仲平祭祀自己的祖先，做祭品的猪腿小到了盖不住豆，穿着洗过的旧衣服参加朝会，君子说他太小气，称之为“隘”。“胙”指的是祭品中的祭肉，“分胙”就是分食祭肉。古人认为，祭祀用的“牺牲”可以通神，神灵和祖先享用之后，会把福祉寄寓在牲体之中。分食这些牲体，就会得到祖先和神灵的保佑。“分胙”由主祭者来掌握，既要求平均，又要根据等级尊卑确定受“胙”的次序和享用的部位。

    在具体的祭祀中，不同朝代对祭牲的毛色和部位有不同的喜好。《礼记·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夏后氏祭心，殷祭肝。”说明夏朝祭祀喜欢用黑色的祭牲，且爱用动物的心；商朝祭祀喜欢白色的公牛，且爱用动物的肝。而在周代天子祭天时，祭牲用骍，即黄赤色的牛。献牲时，天子要亲自牵牲。进入庙门，把牲系在石碑上。卿大夫坦开衣服宰牛，先取牛毛，以耳部的毛为好。再以鸾刀剖开牛腹，取出血和肠子间的脂肪，然后退下。等到生肉和熟肉都献上之后，天子才退下，以示对天的恭敬。同时，在不同的祭典中，对祭牲的处理方式也不同。比如，祭地时要把赤色小牛埋在坛下，祭四时之神时要把羊、豕埋在泰昭坛下等等。此外，对祭牲的生熟也非常讲究，一般来说，祭天用牲血，祭自然之神用生肉，祭祖先则用熟肉。但祭祀初祖则要用生肉，因为初祖生活在上古，而上古不熟食。

    “三献”之礼，即三次进酒的意思，分为初献爵、亚献爵和终献爵。“三献”之礼是一项非常隆重的仪式。仪式开始前，要击鼓奏乐，主祭者要将手净、擦干。然后行初献爵礼，要在供桌上摆放筷子、盏碟等餐具。众人行三跪九叩之礼。叩首复位后，要读祝文。清代礼部颁发全国统一的《祝文》是：“维神迹著两垣，枢环北极。六匡丽曜，协昌运之光华；累代垂灵，为人文之主宰。扶正久彰夫感召，荐馨宜致其尊崇。兹届仲春、秋，用昭时祭。尚其歆格，鉴此精虔。尚飨！”读完祝文后，行亚献爵礼，上羹饭与肉等食物。众人再三跪九叩。终献爵时，上菜蔬、果品等时令食品。众人第三次行三跪九叩之礼。每次进献都要上香。三献完毕后，大家分食供品。

    “三冥节”祭祖

    三冥节即是清明节、中元节和十月朔，此三个节日的共同特点就是祭祀祖先。在二十四节气中，清明节是惟一一个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日子。清明节在每年阳历四月四日或五日前后，按农历，则在三月上半月。古人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依这种岁时历法来播种、收成，清明便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时在春分后十五天，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认为清明是蚕事的开始。

    清明节扫墓的习俗与寒食节有关。寒食节在清明节的前一天，约在阳历四月四日左右，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扫墓的习俗古已有之，早在西周，对扫墓就已经十分重视，《周礼·春官·冢人》云：“凡祭墓，为尸。”为尸就是设立牌位的意思。古人把墓祭看得很重，认为是追思祖先的一种方式。除寒食节外，秦汉时还以晦、望、二十四节气、伏、社、腊日供饭祭墓。

    唐代，寒食节祭祖成为定制。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正式将寒食节墓祭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唐代寒食节墓祭风俗在唐诗中多有反映：杜甫《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垅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人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哪得到黄泉！但看垅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

    由于日期接近，清明也开始出现扫墓的习俗。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据《东京梦华录》所载，在宋代，从寒食到清明这几日，人们皆出城上坟。及至明代，寒食节逐渐并入清明节，扫墓便成为清明节主要风俗事项之一。嘉靖安徽《池州府志》记载：“清明扫墓：季春朔日，士女诣墓所墓扫，祭毕加土于冢，挂楮（chǔ）标其上，悛（jùn）余而返。”

    清明祭扫仪式本应在茔地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不一样，所以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做“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讳，如：“已故张府君讳云山老大人”字样，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亦做主牌用。关于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有烧纸、冥钞、金银箔叠成的元宝等。旧时，不拘贫富均有烧包袱的举动。是日，在祠堂或家宅正屋设供案，将包袱放于正中，前设水饺、糕点、水果等供品，烧香秉烛。全家依尊卑长幼行礼后，即可于门外焚化。焚化时，画一大圈，按坟地方向留一缺口。在圈外烧三五张纸，谓之“打发外祟”。

    有的富户要携家带眷乘车坐轿，亲到坟茔去祭扫。同时要修整坟墓，或象征性地给坟头上添添土，还要在上边压些纸钱，让他人看了，知道此坟主尚有后人。祭罢，人们有的围坐聚餐饮酒；有的则放起风筝，进行娱乐活动，从而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伤，还融合了欢乐赏春地藏王菩萨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又洋溢着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

    祭拜先灵的还有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又称“鬼节”、“盂兰盆节”。因为供品中西瓜必不可少，所以又有瓜节之称。“盂兰盆节”本是印度一种佛教仪式。佛教徒每年七月十五举行超度历代祖先的仪式。佛经中《盂兰盆经》以鼓励佛家弟子修孝顺的旨意，合乎中国慎终追远的民俗信仰，所以在中国流传开来。

    盂兰盆节上，信徒们往往设斋饭僧，称盂兰盆斋。设盂兰盆斋始于梁武帝，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载：大同四年（538年）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另据义楚《释氏六帖》四十五载：“宏明云：梁武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自此以后，盂兰盆节逐渐演变为汉族为追忆祖先而举行的传统节日。唐代盂兰盆会很受重视，仪式也极为盛大，《岁华纪丽》曰：中原地区，“释氏盂兰盆盛于此日”。唐代宗好佛，七月望日于内道场设盂兰盆，幡花鼓舞，近呼道路，岁以为常。宋代，这种风俗相沿不改，但是渐渐演变为糅合道、佛及民间信仰，以祭祀祖先、追悼亡灵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节日。在节日里，人们以素食供奉祖先，寺庙宫观大多做法事祭祀亡灵。《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条记载：“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这些习俗到明清时代还是大致如此，明代《帝京景物略》载“诸寺建盂兰盆会”。清代《津门纪略》记载，天津等地“祀祖先于祠堂，是夜，放荷灯，烧法船，作盂兰会”。

    中元节在民间亦有一定的仪式。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准备丰盛的祭品，有各种素菜，纸做的衣服等等，酹酒三巡，表示祖先宴毕，合家再共进节日晚餐。过去，民间在七月初七就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接先人的鬼魂回家，每日晨、午、昏，供三次茶饭，直到七月十五日为止。现在，大都只保留祭拜的形式缅怀祖先。

    除此之外，各地还有拜忏、放焰口、“布田”和“放水灯”等活动。所谓“放焰口”，就是在节日的这天，事先在街口村前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法师座跟前供着超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下面供着一盘盘面制桃子、大米。施孤台上立着三块灵牌和招魂幡。过了中午，各家各户纷纷把全猪、全羊、鸡、鸭、鹅及各式发糕、果品、瓜果等摆到施孤台上。主事者分别在每件祭品上插上一把蓝、红、绿等颜色的三角纸旗，上书“盂兰盛会”、“甘露门开”等字样。仪式在一阵庄严肃穆的庙堂音乐中开始。紧接着法师敲响引钟，带领座下众僧诵念各种咒语和箴言。然后施食，将一盘盘面桃子和大米撒向四方，反复三次。这种仪式叫“放焰口”。“布田”就是各家各户晚上在自家门口焚香，把香插在地上，象征五谷丰登。有的地方有放水灯的活动，所谓水灯，就是在一块小木板上扎一盏灯，多数都用彩纸做成荷花状，叫做“水旱灯”。按传统说法，水灯是用来给那些冤死鬼引路的。灯灭了，水灯也就完成了把冤魂引过奈何桥的任务。

    农历十月初一称为“十月朔”，与清明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并称为一年之中的三大“鬼节”，是上坟祭祖的节日。一般说清明节是注重添土扫墓，中元节是注重送食施孤，而十月朔注重给已亡人送冬衣，就是把纸做成冬衣的样子，在坟前烧掉，所以十月朔又称为“寒衣节”。这是因为，过了节，就进入冬天了，要穿棉衣了。由此及彼去推想，阴间的“人”也该过冬了，要穿棉衣了，这是万不能忘的。烧纸、烧香、烧纸衣，这是必有的项目，因此它又有个名字叫“烧衣节”。据文献记载，隋代确以黍臛祭祀祖先的风俗，《玉烛宝典》曰：“秋有黍臛之德，先荐祖祢。”唐代四川夔州等地有做蒸裹、焦糖为节俗食物，杜甫有诗云：“蒸裹如乾室，焦糖幸一盘。”宋时周密《武林旧事》记载：“皇后殿开炉节排当。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仪。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绵球楮衣之类。”“出郊拜墓”，在古代是一个很隆重的事。十月初一的前一天，要由族长率领族中儿孙们到祖坟添土。添土不用筐篓，要用衣服兜着，兜的土越多，族里人丁越兴旺。节日当天，则由族长带领家族中的男性，抬着食盒、大方桌和丰盛的供品，逐个到坟前祭拜，叫“上大坟”，是个相当隆重的祭祀节。及至明清，十月朔仍然保留着祭祖、扫墓和送寒衣的习俗。《万历嘉兴府志》曰：“十月朔，祀祖先、扫墓。”《帝京景物略》曰：“十月一日，纸肆裁纸丑色，做男女衣……家家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清嘉录》曰：“人无贫富，皆祭其先，多烧冥衣之属，谓之‘烧衣节’。”十月朔的各种仪式到近代已经比较淡化了，但是对祖先的追思缅怀之意依然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祭奠黄帝

    炎帝是传说中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又称赤帝、烈山氏，一说即神农氏（或神农氏的子孙）。相传其母名任姒，一日游华山，看见一条神龙，身体马上有反应，回来就生下炎帝。炎帝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食足衣；为了让百姓不受疾病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目中七十次中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其族人最初的活动地域在今陕西的南部，后来沿黄河向东发展，与黄帝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中，炎帝被黄帝战败，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合并，形成华夏族。黄帝是我国北方一些氏族部落的祖先，被列为“五帝”之首。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相传黄帝分别与炎帝和东夷作战时，曾训练熊、罴、貔、貅、貙、虎六种野兽参战，实际上是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他们共同组成以有熊氏为首的部落。黄帝部落在黄河流域发展迅速。后来，黄帝与炎帝部落发展成中原地区最具实力的军事集团，并在与东夷的斗争中结为部落联盟，大败蚩尤。黄帝与炎帝、蚩尤三大部落就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与融合中，最终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局面。其中炎黄部落的联合构成了华夏族的主干，而黄帝部落是不断融合周边各地众多部落及其文化的核心力量。

    “黄帝崩，葬桥山”，传说黄帝在桥山龙驭升天。后人在陕西省黄陵县（原名中部县）沮水河畔桥山之巅修建了纪念性的黄帝陵墓。黄帝陵壮丽威武，古书记载说，它坐山环水：“其山势如桥，沮水环绕之。”黄陵的周围是峰峦起伏的陕北高原，山上古柏成林，郁郁葱葱，参天耸立，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挺拔、苍劲。

    祭奠黄帝的活动很早就有，《国语·鲁语》记载了“有虞氏”、“夏后氏”对黄帝的祭祀。《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郡，祭黄帝”，这是我国史书中对祭祀黄帝的最早明确记载。后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清朝的康熙皇帝，也都亲自写过祭文，祭祀黄陵。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3月底派人祭祀黄帝，并写下了“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的祭陵词。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清明节，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有一次盛大的祭黄陵活动。4月6日，党中央派林伯渠为代表，参加了这次民族扫墓盛典。毛泽东亲自撰写了《祭黄帝文》，文中盛赞黄帝的功劳：“赫赫始祖，吾华肇（开始的意思）造；胄衍（后代延续）祀绵（国家长存），岳峨（山高）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远近）；建此伟业，雄立东方。”祭文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振兴祖国的精神象征。新中国成立以后，除文革期间公祭活动暂时中断外，黄帝陵祭祀活动都在正常进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也纷纷到黄帝故里祭祀拜谒。

    炎帝陵位于高平市城东北17公里处的庄里村，俗称“皇坟”。每年的四月初八，是炎帝陵、五谷庙的祭祖节，周围的村子，如故关、北营、换马、庄里、口则等要举行盛大的庙会，会期将近一个月。有句民谣“走扬州，下炎黄雕像汉口，不如五谷庙里当社首”，就是形容庙会的盛况，历朝历代，岁时致祭。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亦尝遗祭，禁樵采。过去，每年县府亦派员到庄里炎帝陵祭祀，并且还要为万年灯添油。

    每年清明或重阳人们都会到黄帝陵和炎帝陵进行祭奠。祭奠仪式由政府主持，整个仪式的程序为：全体肃立；九响钟鼓；主、陪祭人就位；燃烛、上香、献爵；恭读祭文；敬献三牲；播放颂曲；敬献花篮、敬献功德钱；鸣炮九响；祭祖鞠躬。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黄河之滨的中华炎黄坛是祭拜炎黄二帝的圣坛，是亿万炎黄子孙崇敬始祖，寻根拜祖的圣地，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炎黄二帝巨塑成为体现文明源头的中华文化符号。二帝巨塑前的中华炎黄坛广场衔山接河，汇聚灵气，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祭祖寻根和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从炎黄二帝巨塑基础同盟山脚到广场南端衔接处是一级广场，名曰露台。台的东、北、西三面有中国56个民族吉祥图腾浮雕环绕。

    祭坛坐落在广场正中心，这一祭天享地，拜谒始祖的圣坛为正方形，高9米，边长90米，四周为九层台阶，拾级而上，可登坛顶。礼器位于广场内沿甬道两侧，分置为八只铜鼎和八只铜簋，与广场正中的巨鼎合为九鼎、八簋、九鬲、两壶、一俎、一豆，组成传统最高礼仪的礼器陈列。日月之门是出入广场仪门。分东边日门与西边月门，晶月之门为阙式建筑，南北对称仿坛台外型建筑，下宽上窄呈棱台状，门口正中为一方柱，柱身为浮雕纹饰，日门柱顶日轮上刻阳鸟为标记，月门柱顶月轮上刻玉蟾为标记，寓意中华民族日升月恒，江山永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通常讲自己是炎黄子孙，就是说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炎黄二帝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们每个人都有与自己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祖先，而炎黄作为华夏族的祖先则是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它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说的。

    夏商周三代直至魏晋以来的许多少数民族，也都尊炎黄为始祖，这种始祖认同实际上早巳超出血缘范畴，它是靠传统文化维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兴起和统一的象征，成为维系不同地域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意识。炎黄文化也是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炎黄子孙”这一观念，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形成了民族团结的纽带。炎黄二帝在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伟大形象，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分裂的时期，但终归又重新走向统一，其中文化的认同和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炎黄二帝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缔造者。是华夏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炎黄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根脉文化、源头文化。举办拜祖大典，就是要把我们祖先创造的华夏文明进一步发扬光大。

    炎黄二帝是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民族感情的支柱，全球华人不分国籍、民族、信仰，都把炎黄二帝尊崇为中华人文始祖，由此而产生的强大的中华民族感情的向心力是坚不可摧的。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能够维护着民族的大团结，国家的统一。这种巨大的凝聚力，正是来源于同宗同根。这个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初祖脉延五千载，华魂浩然万古传”，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灾难深重的岁月，中华民族总是凝聚在炎黄周围。祭奠炎黄不是把炎黄当做神灵来供奉，而是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追思中华民族先辈们如何创造文明，如何造福子孙。炎黄二帝作为维系中华民族的象征，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奋发图强，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做出了贡献。

    祭天地（封禅）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史记·礼书》也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祭天、祭社（由地神发展而来的地域保护神）、祭祖成为中国古代的三大祭礼。

    远古先人们有了“天”或“上帝”这一至上神的观念后，就开始祭天了。祭天，是王室的特权，也是国家的第一大礼。因为古人认为坐王位的都是承受天命的真命天子，他们才有权祭天。《汉书》里说：“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古代祭天在南郊，“郊”就成了祭天的代名词）。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较早的祭天仪式，是古人根据“天圆地方”的观念在圆丘上进行的。一年举行四次，即祈谷、雩、明堂报享、南郊四种，以冬至举行的南郊祭天大典最受重视。祭品是人们虔诚心意的表达，对神灵而言也最实惠，用做祭品的种类有食物（肉食为主，五谷、果品、酒次之）、玉帛、人牲、血等。对祭品的处理方式是燔烧，古人看法，“天神在上，非燔烧不足以达之”。

    周代祭天的正祭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做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穰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胙。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

    祭地，《释名释地》云：“地，底也，言其底下载万物也。”大地承载万物，所以历代帝王莫敢不敬地如天。《周礼·大司乐》：“冬至日，礼天神；夏至日，礼地祇。”古人认为天圆如穹隆，地方如棋局，以圆盖方不能密合，所以方地四周泰山桧松为四海，而方地则按“中国”和四面八方分成“九土”，又称“九州。”按这种宇宙模式，祭地神在泽中筑方坛以像地，四周有水像四海，叫“方丘”或“方泽”。周时，人们在国都的北郊建方泽坛祭地；自秦汉经唐宋至明清，祭地或与祭天同时同地在南郊进行，称为郊祀天地；或在北郊于夏至日专门祭祀。祭地的仪式总体上与祭天相似，不过燔烧祭品的方式变为瘗埋或血祭。瘗埋即将牺牲埋入土中或地坛中，直接向地神献祭；血祭即以人或牲、畜的鲜血直接滴入土中。

    封禅，是祭天的最高礼仪。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曰“封”，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甫）山或肃然山等处筑坛祭地，报地之功，曰“禅”。如《白虎通义》所说：“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禅梁父之趾以报地。”泰山为五岳之首，是日出之处，古人认为它离天最近，人间最高的帝王应当到最高的山上去祭祀天上最高的上帝，以表示王者是承受天命而治理下民。所以，古代天子受命登基之后，便往往要举行封禅大典。目的是告示上苍，已按其兆示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是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从而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同时也借祭礼来祈求上天的庇佑与赐福，保江山社稷安泰。另外，历来封建统治者认为封禅是“太平盛世”的事，即“封禅以告太平也”，有德政的皇帝才有资格封禅。它也成为颂扬皇帝“功德”、粉饰太平的手段。封禅之说，现存文献最早者为《管子·封禅》，其中记载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就有七十二家。《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封禅的仪式不但复杂，而且神秘。传说时代及夏、商、周三代虽有封禅之说，但无具体记载。进入封建社会，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的封禅仪式不尽相同。第一个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他于公元前219年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秦始皇封禅之前，召集儒生博士70人询问封禅的礼仪，儒生众说纷纭，秦始皇无所适从，最后自定封禅的仪式。他从泰山南坡上至山顶，“立石颂德，明其得封”，然后从山北坡下，禅于梁父山，礼节类似太祝之祀雍上帝，但封藏皆秘，所以世人不得而记。

    汉武帝封禅前，也屡次和诸儒生研讨封禅礼仪不决，最后由武帝自定，按祭祀太一神的仪式又加礼，以示隆重。其封土在泰山脚下东方。封土下埋藏玉牒书，内容保密。进行封土礼后，汉武帝独带侍中霍子侯登上泰山，也进行封土，仍保密。登泰山顶的次日，从泰山北道下来。到梁父的肃然山举行禅礼。山下的封、禅两次典礼，与祭者均穿黄色衣服，用江淮间产的“一茅三脊”作为铺垫，用象征五方的五色土加封。举行封礼前，命令宫廷侍从和儒生均头戴皮弁，束大带，插笏版，举行射牛礼。举行封礼后，纵放从各地搜集来的“远方奇兽尺禽及日雉”。典礼完毕，武帝在泰山的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并颁下诏书，宣扬封泰山时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景光”，以表示自己得到了上天的认可。为纪念这次封禅大典，汉武帝在当年改元为元封元年（前110年）。其后，汉武帝又多次到泰山封禅。以后历代的封禅，基本上与此雷同，但细节各异。

    纵览中国古代，共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六位皇帝举行过泰山封禅典礼。想封禅而未果的，有魏明帝、（刘）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等。自南宋后的几朝皇帝把封禅与郊祀合二为一，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北京南郊建天地坛，合祭天地。嘉靖年间，又将天地分祭，在北郊建方泽坛（即地坛）祭地，把南郊原建的圜丘改名为天坛，专门祭天祈谷。明朝郊祭时“陈户口钱谷籍于坛下”。清朝时也在天坛祭天祈谷。清朝后期，礼制禁防稍弛，民间逐渐产生祭天的习俗，人们往往在元月元日，焚香拜天，继而祀祖。民国以后，祭天更以一种平实的面目出现于民间，成为民俗，如婚庆礼仪中的“拜天地”等。

    社稷坛祭祀

    社稷坛，就是祭祀社稷时所用之坛。社，是社神，是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表。这种对社稷的祭祀由来久远。

    现存北京中山公园的五色土，其前身便是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期所建的社稷坛。说得更精确一点，这种铺填五色土的社稷坛，实在应该叫“太社稷坛”或“太社坛”。据有关明代的史料说，这种太社坛在明代先后有三处：一在南京，一在中都，一在北京。公元1367年（洪武前一年）落成的南京社稷坛，原是东西对峙的两坛，社稷分开。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社稷分为二坛祭祀不合经典，故让礼官奏议，于是太社坛才改在午门的右方，社稷共为一坛。永乐时北京社稷坛所遵照的，便是洪武十年改建后的制式。现存北京的这座太社坛仍是一座方形大平坛，这便是明清时祭祀社稷的拜殿，其实整个公园园地原来都属于社稷坛。

    那么社稷坛祭祀究竟源于何时呢？据有关史料来看，自汉以来直到清代，社稷坛的建筑几乎都以周代作为依据。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掌管国家祭祀的大宗伯就掌有“以血祭社稷”的职责；又有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负责社稷坛的建立；在祭祀的时候，鼓人“以灵鼓动社祭”，敲击一种名叫灵鼓动的六面鼓动；舞师“教帗（fú）舞，率而舞社稷之祭祀”，领头者用一种柄上系着五色缯的名叫帗的舞具，跳一种称做帔舞的舞蹈。不难看出，祭祀社稷的活动在周时的确是隆重而热烈的。

    尽管这样。人们却认为对社稷的祭祀不是从周朝开始的。《史记·夏本纪》写道：“尧崩，帝舜……曰：汝其往视尔事矣。……禹乃行，相干宜所有以贡。”《尚书·禹贡》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五色土。”前人普遍认为，《禹贡》中徐州所贡的这五色土，便是舜时铺填社坛的所用之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大夫蔡墨答魏献子问时，说：“后土为社，……柱为稷，自夏以土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无怪乎《汉书》在述及汉时对社稷的祭祀时要说“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了，这个“尚”，就是久远之意，夏禹呢，不过是“遵之”而已。

    太庙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祭祀社稷的呢？《白虎通义》的记载是后代学者普遍接受的。《白虎通义》的《社稷》篇是这样总结前人的看法的：“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地。”成书年代比《白虎通义》稍早一些的《孝经援神契》也说：“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土地广博，不要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五谷众多，不可遍祭，稷乃原隰（xí）之中能长五谷之祇（qí），故立稷而祭之。”这一看法根据我国古代地貌学的观点，把土地划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称为“五土”），它认为，原隰（即湿润的平地）不过是五土之一，而社却是五土的总神，因而人们说社时就可以代表稷，社稷也就又可简称为社，祭社也就是对社稷的祭祀。由此看来，人们对社稷的祭祀的确是出自对养育自己的乡梓国土的感激之情。

    不少人曾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古代对社稷的祭祀只是帝王的事。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从其他史料印证，《礼记》中关于社稷坛建置的记述还是相当可信的。《礼记·祭法》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祖，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群王所建立的最高等级的太社，就是前面所说的五色土。五色，正是五方的象征。据称，在未实行郡县制之前，君王要分封诸侯时，便依封地所在方位从太社坛上取一撮色土赐与该诸侯，然后诸侯再将它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自然这社坛也就不能再有五色土了。至于更下一级置社时所立之坛，当然也就只能用本土的泥土了。既然大夫以下要成群立社，国君在仲春仲秋之时还要“择元日，命民社”，这样民间便以祭社活动为中心形成了居民的社会组织，这组织也叫“社”。立社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还要各栽其土所宜之树，这树也是社的标志。《论语·八佾（yì）》载，哀公问社于宰我时，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经柏，周人以栗。”不少学者认为，这松、柏、栗，便是立社时宜栽的树木。《庄子·人间世》讲述的匠石在齐国曲辕所见的其大蔽牛的栎社树，抑或正是周初立社时所植栗树的别种。《礼记·效特牲》还说：“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zī）盛”。意思是说，在称做社日的会堂主这一天，全社里的人都要出来参加会堂主的活动；为了准备会堂主所用之牲，国中之人都参与了跟社猎有关的劳作；为了供给祭社需用的谷物，农家一起凑集了必需的粮食。

    至于民间为祭社而建立起的组织——“社”的规模，汉代《风俗通义》和《说文》都曾引用前人的解释：“二十五家为社。”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别的资料也有说十二家、五十家、乃至一百家的。汉时，民间就自发组织过不少不合规定的私社，因而才有官方禁止自立私社的命令。南北朝时，《荆楚岁时记》描述祭社这天民间风俗时这样写道：“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láo），为屋于树下，先祭社，然后飨其胙（zuò）。”说的是社日这天，住在一起的左邻右舍邀约在一起，各自凑上一些祭社的肉食和米酒，在树下搭起了棚屋，一起祭祀了社稷之后，或者各分一些祭品，或者兴高采烈地会餐一顿。

    社日民间活动最普及的时期，大概应推唐宋，这时的社日简直成了民间的盛大节日。社日来临时，各社便杀鸡宰猪，到了祭祀的时候，几乎全社人都要出来参加庆祝活动。这天还有一种专为社日准备的社饭，有专为社日准备的社糕社饼。那时除了做社日的活动外，几乎其他事都不干了，连妇女也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当媳妇的还可以回娘家。农村里，同社人的聚会饮宴更为引人注目，社鼓神鸦，优扬处处，畅饮欢歌，热闹非凡。孩子们这天也无须再念书，当然更是欣喜若狂，外公姨舅们还要送些葫芦儿、枣儿之类零食，还要玩一种名叫斗草的游戏。社日这天的活动，一直要持续到太阳西斜，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老百姓的这些欢乐，自然也引起了接近民众的诗人的极大兴趣，如唐代的杜甫、韩愈，宋代的陆游、范成大等，都在他们的诗中描写了社日的盛况。而这社日邻里的会集，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一词的起源。

    由于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再加上统治阶级对民间集社集会的钳制，宋以后，民间的社日活动便开始走向衰落，以致到了最后，百姓所用的社稷坛竟然变成了广布全国的土地庙或土谷祠，不过民间社日的娱乐活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如鲁迅先生《社戏》一文所描写的，就是清末江南地区的社日生活。

    祭祀山神水神

    人们对于自己知识范畴以外的事物，总会怀有恐惧和敬畏的心理。尤其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限，面对人力无法了解和掌控的自然现象时，会产生原始崇拜。祭祀山神水神即由此而来。

    祭祀山神水神由来已久，《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即有五岳四渎之祭，称为“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水神有四海之神、四渎之神和天后等说法。

    四海之神。古人认为，大地的四面都是海洋，且四海都有神灵主之，即所谓四海之神。在《山海经》中就有东海、南海、北海这三海之神的说法了。西海之神的出现稍微晚些。四海之神与四个方向相对应，人们为他们取了世俗化的名字，甚至还安排了他们的婚姻。《重修纬书集成》卷六《龙鱼河图》云：“东海君，姓冯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隐蛾；南海君，姓视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灵名素简；北海君，姓是名禹帐里，夫人姓结名连翘。”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在秦朝以前，人们就开始立庙祭祀四海之神了。汉朝以后，朝廷开始了祭祀海神的常礼。唐朝，朝廷加封东海神为广德公，南海神为广利公，西海神为广润公，北海神为广泽公。宋代还在京城设海神坛，海神被加封为王，如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后来，祭祀有了统一的时间地点上的规定：立春日，祭祀东海于莱州；立夏日，祭祀南海于广州；立秋日，祭祀西海于河中府；立冬日，祭祀北海于孟州。四海之神中，以南海之神最为人所尊崇。这大概是因为南海常有风暴海潮等自然灾害，且当地渔业较为发达，人们为了生存，便祭祀海神请求他保佑出海平安。在沿海地区，往往有较多海神的祠庙，如浙江海宁县盐官镇东的一个海神庙，修建于清朝雍正年间。位于广州市庙头村、建于隋朝开皇年间的南海神庙也十分有名，人们的祭祀非常隆重。宋朝方信之在《南海百咏》中记剥了相关祭祀的场景。历代帝王常派特使在这里祭祀南海神。

    四渎之神。分别为河神、江神、淮神和济神。除了四季定时的祭祀，每逢旱涝之灾，皇帝便要颁诏祈请四渎之神保佑国泰民安。沿岸的居民、渔民、船夫和商旅，更是祭祀拜颂水神，以求平安。

    河神。黄河流域出现了统一的文化以后，各地共同的黄河之神开始得以确立。河伯是人们最为熟知的河神。史书记载河伯是一条大鱼，或说他是半人半鱼的精灵。冯夷是知名度仅次于河伯的黄河之神。他有许多别名，例如冰夷、无夷、冯循、冯修等等。信仰河伯或冯夷的地区是黄河流域两个最主要的部落集团。随着信仰河伯的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强盛，其力量逐渐处于统治地位。于是，把河伯作为黄河之神的文澳门妈祖庙化终于覆盖了整个黄河流域。河伯也就成为黄河流域共同承认的黄河之神了。

    江神。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相距甚远，因此长江之神不如黄河之神那样受人尊崇。作为整体意义上的长江之神崇拜，主要出现于大一统国家出现之后，由国家统一进行祭祀。为了方便祭祀，历代朝廷给他的封号有广源公、广源王、广源顺济王等等。也有人以屈原、伍子胥、曹娥等人为长江之神，但都没有造成很广泛的影响。

    淮神。神话中的淮水之神是无支祁。淮神的外形奇形怪状，与猕猴有类似之处，据说很有神通。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将他颈锁大索，鼻穿金铃，锁于淮阴龟山脚下，淮水才得安流。秦朝时，淮神被朝廷列入祀典。汉代，皇帝派遣使者祭祀。唐代和宋代，都封淮水之神为公，元代，封为“长源广济王”。

    济神。济水之神在秦朝被列入祀典。汉代，皇帝派遣使者祭祀。唐代和宋代，都封济水之神为公。元代，封为“清源汉济王”。济神祭祀的庙宇在济水的发源地，河南济源县城西北约两公里处。

    天后。天后也属于海神，但她的影响远在四海之神之上。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沿海地区，甚至包括许多离海并不太近的地区，都有祭祀天后的习俗。对天后的称呼有很多，如妈祖、天妃、海神娘娘等。祭祀天后的习俗，大概起于宋代。洪迈《夷坚志》记载：“兴化军境内，地名海口，旧有林夫人庙。莫知何年所立。室宇不甚广大，而灵异素著。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怀筊，祈阴护，乃敢行。盖尝有至大洋遇恶风而遥望百拜乞怜，见神出现于樯竿者。”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对天后的虔诚祭祀。关于天后的出身。说法不一。大致说来，她本是五代时（一说宋初）福建莆田湄洲屿人，姓林名默，其父林愿任都巡检。林默生有异禀，长大后懂得运用法术，并且能预言吉凶之事，还能“乘席渡海，乘云游岛屿之间”。生前她常常给当地百姓治病，死后，她也常常显灵于海上救人。这些记载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天后可能确有原型。她很可能有高超的行舟技能和水性，但是如“乘席渡海，乘云游岛屿之间”等，则是人们对她的能力的夸大和神化。作为海神，天后的神通主要是保佑在海上活动的人的安全。如帮助剿灭海盗，使人免于海盗之祸，以及使行舟之人免于风涛之患等都属于天后的职责范围之内。对天后的祭祀在福建、广东、台湾等沿海地区十分盛行。天后显灵在海上保护行舟安全的故事，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都有很多。天后既能救人于海中，也能救人于江中。除了沿海地区，有很多沿江地区的人们也虔诚地信仰天后。除了在江海中救人之外，天后还有保佑国家平安、主晴雨等重要功能。三月二十三，是天后的生日，信仰天后的地方，在这一天都要举行祭祀活动。清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云：“三月二十三日，俗传为天妃会。建醮扮俏饰童男女如元夕，宝马彩棚亦百队。”这一天，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有人甚至不远数百里而来，到金碧辉煌的娘娘宫祭祀。所有可泊船之处，几乎无隙可寻。“红颜白鬓，弥漫于途”。例如创建于北宋年间的福建湄洲的妈祖庙，是祭祀天后的祖庙，每年香火都很旺盛，祭祀的人很多。

    古代帝王除了祭祀水神，还要祭祀山神。

    山神祭祀也有很古老的传统。古人认为万物有灵，山也是如此。雄伟的高山上云雾缭绕，景色变幻莫测，的确给人以神仙居所的感觉。最为著名的山神就是五岳之神，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在这五座山上都有祭祀山神的庙宇。历代帝王都对五岳之神有所加封，一直加到了“帝”一级。推本溯源，五岳信仰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恐惧、敬仰和由此而生的崇拜。对五岳之神的祭祀被纳入了国家祀典，受到朝廷的春秋祭祀。五岳神是山神的代表，立有岳神庙，分为五方，管辖全国。除了官方的祭祀，民间对山神的信仰也十分虔诚。

    东岳泰山是五岳之中宗教色彩最为浓烈的名山。古代帝王常在此举行封禅祭天地的祭礼，以此证明皇帝是天子，以利于巩固帝王之位。民间信仰中，泰山具有主生死、收人魂的职能，被看做是生命之神。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神的生日。其他四岳只在本境内立庙祭祀，惟独东岳庙遍布各地，称做“行祠”，东岳庙会成为全国性的祭祀神明的节日。西岳华山之神，其服饰仪仗和所乘坐的龙都是白色的。他的职能，是主世界金银铜铁这些金属，兼管羽翼飞禽。北岳恒山之神的服饰和坐骑都是黑色的，职能是管理江河淮济和虎豹走兽、昆虫虺（huǐ）蛇之类。南岳衡山的服饰和所乘之龙是赤色的，他主封疆分野，兼督鳞甲水族。中岳嵩山之神的服饰和坐骑都是黄色的，他主世界土地、山川陵谷，兼牛羊食啖。除了五岳之神，其他许多山都被认为神灵主之。这些山神都渐渐被世俗化。

    古人认为，山神和水神虽然都是保佑人们的神灵，但是假如人们不虔诚地信仰他，隆重地祭祀他，神仙们也会采取种种手段报复或者说提醒人们注意，要求人们更加崇拜他们。自然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愿改变的，对山神水神的祭祀也一直没有间断。到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自然的一部分奥秘，知道祭祀是不能避免自然灾害的。对山神水神的祭祀也不再具有过去的意义，而是仅以一种具观赏性的民俗活动而存在。

    门神、灶王爷

    门神、灶神和财神，是民间广泛信仰的神灵，他们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这三位神深入千家万户，贴近人民生活，祭祀他们的风俗一直保留到今天。

    中国人很早就有除夕贴门神的习俗。上古已将门祀列入“五祀”之中，《礼记·月令》记载，门神是“阴气之神”，而鬼又为“阴气贼害”，故门神在风俗中的主要功能便是驱鬼。

    门神的出现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演化过程，其信仰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据《山海经》记载，沧海度朔山上有棵大桃树，枝干的东北曰鬼门，有万鬼出入。树上有神荼、郁垒俩兄弟在树下检阅百鬼，如果发现有恶鬼胡作非为、祸害人间，就把它们绑起来让老虎吃掉。于是，人们就在桃木上塑二人的画像镇鬼，这就是门神的最早来历了。到了唐代，门神又有了变化，出现了两个将军——秦琼和尉迟恭，一个白脸，一个黑脸。据《三教搜神大全》记载，唐太宗患病时，夜里常听到鬼呼叫，令他寝食难安，于是就让秦琼和尉迟恭两人把门护驾，结果休息得很好。之后，干脆就把二人画像张贴在门上。这种做法流传到民间，人们争相效仿，秦琼和尉迟恭就作为门神守护着各家各户的安全。后来，门神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孙悟空、水浒一百零八将、钟馗等都成了门神。其中，数钟馗最为灵验。从五代开始，人们又把钟馗抬到门神的宝座。门神在其传承中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了武门神和文门神的不同系列。武门神包括神荼、郁垒、秦琼、尉迟恭、温峤、岳飞、赵公明、孙膑、庞涓等；文门神又称“祈福门神”，包括“天官赐福”、“加官进爵”、“三星在户”、“刘海戏金蟾”等，后来还衍生出一批吉祥物为表现主题的门画，如“平安富贵”、“马上封侯”、“一团和气”之类。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兴起，人们开始在纸上印门神。印出来的门神不仅能驱鬼，而且还具有观赏、装饰价值。尔后，门神逐渐演化成了年画，多画历史人物，或以五谷丰登、春牛、儿童、风景、花鸟等为内容。明末清初出现了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等著名年画。新中国成立后，新年画多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劳动生产等为内容。

    “灶王爷”就是在民间最为普遍的灶神的俗称。灶神的起源较早，《论语·八佾》载“媚于灶”，可知春秋时就有主灶之神。汉代灶神信仰非常流行。《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西汉宣帝时，阴子方腊日早上做饭，见到了灶神，于是把家中的黄羊杀掉奉祀灶神。以后，阴子方暴富，其三世女阴丽华当上了东汉光武帝皇后，阴氏有四人封侯。魏晋南北朝时，灶神的职务明确下来。《抱朴子》上记载，灶神每月最后一天上天汇报人们的罪行，大罪减寿三百日，小罪减寿一百日。那么灶神究竟是谁呢？这个问题自古就众说纷纭。《周礼》上说是祝融，《淮南子》又记载是炎帝，《事物原会》则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此外，《杂五行书》曰：“灶神名蝉，字子郭，衣黄衣，披发。”《荆楚岁时记》记载：“灶神名苏吉利。”《说唐》称：“张百忍，九世同居，故封为灶神。”祭灶起源于古人对火神的崇拜与祭祀，它是原始的遗风残留。周代礼制已将祭灶列入“五祀”，但中古前祭灶却不在腊月，而多在夏日。夏日祭灶，本与火崇拜及太阳崇拜相关，借火性而自养是其功利动因。关于祭灶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以地区划分，北方在腊月二十三日，南方在腊月二十四日。另一种说法是以社会阶层划分，谚语说：“官三、民四、蛋新年灶王爷家五。”就是说，官府在二十三祭灶，一般老百姓在二十四祭灶，蛋民（“蛋”是“疍”的通假字，疍民指常年在水上生活的居民。）在水上于二十五祭灶。祭灶通常由男人主持，女眷不参加，古时有“男子不拜月，女子不祭灶”的民谚。祭灶的目的，是通过灶神上天述职，祈求天神谅解和保佑，保证家庭安宁。在我国，南北各地祭灶习俗极为普遍，祭灶要准备供品，如猪头、鱼、豆沙、瓜果、水饺、麦芽糖。其中，糖是必不可少的，麦芽糖作为“贿赂”，请他上天后给玉帝多“报善”，又能粘住他的嘴巴，避免他“报恶”，有的地方的人们将酒糟抹在灶门口，好让灶王爷醉酒，无法汇报真实情况，有的拿块年糕贴在他嘴上，让他说不出话来。祭完灶便是送灶，灶神被供在各家各户灶头，送灶前夕，通常把旧年的灶神像取下来，去灰晒干，以便祭灶时焚烧顺利，灶神能够尽快升天。另外，还要为灶王爷扎纸马，把灶神像放在纸马上火化，让他骑上天，并且压上纸锭，说是给灶王爷路上的花费。燃烧时要在纸马下面垫上干燥的豆秆之类的东西，一烧起来，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好像在爆竹声中送灶君，民间以燃烧纸马的火势高低卜算来年的丰歉。等到除夕晚上，燃上香烛，摆上供品，将新买来的灶神像和“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条幅一并贴上，就算是把灶神又请回来了，俗称“迎灶”。

    武门神赵公明俗称赵公元帅，是最受人们崇敬的财神。晋朝时，赵公明为死亡之神，梁朝陶宏景《真诰》上说，赵公明能放害气侵人。到了隋朝，赵公明是五大瘟神之一，主秋瘟事宜。在明朝初期，赵公明成了道教中的大神，被张天师收为徒弟，张天师把自己炼成的仙丹分给他吃，于是赵公明就有了很大的本领。张天师命赵公明守护道教的玄坛，因而被天帝封为“正一玄坛赵公元帅”，所以赵公明又被人们称为“赵公元帅”和“赵玄坛”。到了明代中叶，赵公明才作为专职财神而出现的，作于隆庆、万历间的《封神演义》，编写了赵公明成为专职财神的故事，《封神演义》的传播，使人们对财神赵公明的信仰更加普遍。民间所供奉的赵公明财神像，都是顶盔披甲，着战袍，执鞭，黑面浓须，形象威猛，周围常画有聚宝盆、大元宝、宝珠、珊瑚之类。正月初五是财神生日，人们认为一年的财运都是由财神决定的，所以，在他生日的前一晚，大家都忙着置办酒席，摆上供品，有猪、羊、鸡、鹅、鱼五盘，期待财神的光临。店员伙计在新一年的去留，也在这一天决定。这一夜，人们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劈里啪啦的爆竹声一直响到天亮。初五一大早，各家店铺争相开市，恭迎顾客上门，第一位进店的顾客被称为“财神”。如果顾客东西买得多，则被认为是来年生意兴隆，如果开市后不久不见顾客光顾，店员就要马上到财神殿烧香。到了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也随之改变，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而赵公明道术高超而又生财有道，于是，人们就把他贴在门上，既当财神又当门神。

    饮食的礼仪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礼仪之邦，自古讲究“民以食为天”，崇尚饮食礼仪。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礼一直是中国人行为规范的核心，而礼的产生乃是始于饮食。《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可以说，中国饮食礼仪从古至今，由上到下，成规成矩，一以贯之。

    饮食礼仪是指在饮食活动中成文的礼数，它是在饮食习俗基础上形成的。最早出现的饮食礼仪，与远古的祭神仪式直接相关。对此，《礼记·礼运》作了记载，大意为：原始社会的先民，把黍米和猪肉块放在烧石上烤炙而献食，在地上凿坑当做酒樽用手掬捧而献饮，还用茅草扎成长槌敲击土鼓，以此来表示对鬼神的敬畏。后来饮食礼仪由人与神鬼的沟通发展成人与人的交际，以便协调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逐步形成吉礼、凶礼、军礼、宾礼、佳礼等“先秦五礼”，奠定了古代饮食礼仪的基础。饮食礼仪也逐步起到“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作用。

    在周代时，饮食礼仪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史书上说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其中对皇家和诸侯的礼宴作了若干具体的规定，名目有“乡饮酒礼”、“大射礼”、“婚礼”、“公食大夫礼”、“燕礼”等。周礼受到孔子的赞赏，他对饮食礼仪补充仁、义、礼等内涵，使其能够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伦理关系。孔子的学生们将老师的理论加以归纳和阐述，最后形成《周礼》、《礼仪》、《礼记》三部经典。强调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则不宁，饮食礼仪和其他的礼法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强调“食不语，寝不言”，即吃饭的时候不交谈，睡觉的时候不说话；“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吃糙米饭菜汤时也得先祭祀，表现出恭敬之情；“席不正，不坐”，意思是坐席不端正就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说的是同本地方的人一起饮食，要等到老人们都离席而去，自己才最后告退。由此可见，中国的饮食礼仪由来已久，在古代社会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现代社会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众多饮食礼仪中，宴饮之礼最有代表性。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是按阶层划分的，有宫廷、官府、行帮、民间等，而现代的宴饮礼仪只有主客之分。传统饮食礼仪的一般程序是：主人设宴，首先是邀请宾客。士大夫阶层要恭送请柬，写明缘由。一般百姓也须派专人传话，口头邀请。越邀请得早越表虔诚，“三天为请，两天为叫，一天为提”。赴宴也有礼节，不可空手去，总要带上礼物。去迟了主人会不高兴，去得太早又有失风度，以适时到达为宜。到了设宴的当天，主人要在门外迎接宾客；客人到，要对客人致以问候，并带到客厅里小坐，给客人上茶水点心；为客人安排好座次，引导客人入座，“英雄排座次”，是整个中国宴饮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座次的讲究很严格，“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一般来说以左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家庭宴请，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或地位最尊的客人，以下论资排辈，安排座次，请客主人一般坐在末位陪客。如果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左手边依次为二四六坐，右手边依次为三五七坐，直至会合。要是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以右为上，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然后首席的左手边坐开去为二四六八座，右手边为三五七座。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也很有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二四六席，右边为三五七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首席没有入座，大家都不能入座。凡是被推让到首席的人，在入座前总要对在场的所有人都拱手致意，表示感谢众人的抬举，然后才可入座。通常是客人先入座，主人最后入座。但如果是尊长者宴请卑幼者，仍然是尊长者先入座，然后卑幼者才入座。

    宴席上，菜肴的摆设有严格的规则。《礼记·曲礼》说道：“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大意是带骨的肉要摆在左边，切好的大块肉要摆在右边；饭要摆在左边，羹汤摆在右边，仔细切好的烤肉要摆远处，酱醋类放在近处。葱等调料放在旁边，酒水饮料和羹汤放置同一方向。如果要分开陈列干肉、牛脯等食物，弯曲的放在左边，挺直的放在右边。

    斟酒上菜也很有讲究。《礼记·少仪》就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若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以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以鱼脊朝向宾客的右方。现代上菜规程则注重上菜先冷后热，热菜应该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全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把头尾朝向正位。斟酒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酒斟八分，不得过满。

    在用餐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礼仪要注意。《礼记·曲礼》就提到和别人一起吃饭时，不要只顾着自己吃饱；吃饭时，要把手洗干净再进食；不要用手搓饭团；吃剩的饭不要放回锅中；不要不停地喝酒喝得满嘴淋漓；吃菜喝汤不要狼吞虎咽和发出不必要的声音；不要啃骨头；不要当众剔牙；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大口囫囵的喝汤；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上菜后不要立即取食，待主人示意开席后再进餐；若菜、汤太热可以稍待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巴去吹；夹菜时，不要在盘子里翻来翻去。主人给客人桌菜时，无论喜不喜欢，都得把它吃完，那是对主人的尊敬。

    服饰与礼仪

    传统中国是所谓的“礼仪之国”，凡事都讲究是否合乎礼仪，就连穿衣戴帽也不例外。我们知道，服饰本来是用来御寒保暖和蔽体遮羞，但在礼乐制度下，服饰却成了“礼”的载体，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各阶层的成员，在服装的质地、款式、颜色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不可随便逾越。这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服饰礼仪。

    我们首先从质地谈起。在棉花传入我国之前，古人的衣料只有丝织品和麻葛织品两类。丝织品的种类很多，有绫、罗、绸、缎、锦、绡、绢、缟、素、缣、绮、纨等，这类衣料价格昂贵，只有贵族和上层社会人士穿着。平民百姓一般只能穿麻布衣和葛布衣，所以叫“布衣”。

    中国古代对服装的质地有许多严格的规定。比如刘邦曾经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规定商人不能穿带有图案花纹的细绫细葛料子制作的衣服。武德四年（621），李渊规定未入流官吏、庶人、部曲、奴婢可以穿绸。唐文宗重申旧制：没有官身的人，只能穿粗葛布料子的衣服。金朝对服装质地的控制较松，据《金史·舆服志》所载，庶人许用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做衣料，头巾、腰带、领帕准用芝麻罗制作，兵卒准用无纹压罗、绸、绢布、毛褐。明朝朱元璋下令商人只能用绢、布，而不得衣绸、纱之服。

    再看款式。我国传统的礼仪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与五礼相对应，古代中国对上述各种场合的着衣装束也有相应的规定。祭祀天地，在宗庙要着冕服；遭遇凶事时，只能穿戴象征凶事的服饰；从戎要着军服；朝会之时着朝服；喜逢嘉事时，相应只能穿戴嘉事的服饰。

    五礼的服饰从款式到色彩在诸多方面都有差别，即使是同属一个礼类的服饰，也会因为社会角色、地位的不同而彼此有一定的差别。《周礼》规定：王祭服之制为六冕。周代凡有祭祀之礼，帝王百官皆穿冕服。其中包括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周礼·春宫·司服》云：“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稀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冕服都为上玄衣而下纁裳。冕皆玄上朱里。它的旒数含有等差。衮冕则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用五彩玉贯串之，前后二十四旒，共用玉二百八十八颗；鷩冕九旒，前后共十八旒，计用玉二百冕服十六颗，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每旒用五彩玉十二颗；这是指以典礼的轻重大小来分别所应服的天子冕服类别。至于随从臣等，另有详细规定。司服职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这是以亲疏贵贱或职位高下而定各官的冕服形制。在这里，公与天子可同服衮冕，侯伯可同服鷩冕。但虽如此，仍要加以区别即虽同为衮冕服，所戴的是冕旒。虽也九旒，而每旒是用九玉，而不同于王的旒用十二玉；且所用的玉为苍、白、朱三彩，则公的衮冕旒前后共用玉一百六十颗，比王的旒减少一百二十六颗玉。以下臣等。如侯伯，鷩冕七旒，旒用七玉；子男毳冕五旒，旒用五玉；卿大夫玄冕则有六旒、四旒、三旒、二旒等之差别。

    其实不仅官员，下层人民的服装款式也有区别。李商隐《杂纂》说：“仆子著鞋袜，衣裳宽长，失仆子样。”“衣裳宽长”是有身份的人服装，仆人是不能宽衣博带的，只能一身短打扮。这种服饰规范一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存在。比如鲁迅先生笔下，咸亨酒店里的下等人都是一身短打扮。站着喝酒。孔乙己虽然穷得只有几文大钱，只能站着喝酒，仍然要穿着长衫，尽管那长衫已经“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再看服装的颜色。传统中国服饰的礼仪和等级区分，也表现在服饰的颜色上。《论语·乡党》里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绀”是天青色；緅是铁红色。饰是指滚边、镶边。古代大红色叫“朱”，红和紫都属此类。亵服，本指内衣，也可指平常居家休闲时的服装。古代黑色是正式礼服的颜色，而“绀緅”都近于黑色，所以不用来镶边，为别的颜色作陪衬。朱红是很贵重的颜色，所以也不用来做亵衣。

    隋唐以后，服色等级制度高度强化，服裳颜色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序列，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品色服”制度。隋朝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用青色，平民用白色，而屠夫与商人只许用黑色，士兵穿黄色衣袍。唐朝武德年间规定，亲王及三品以上用紫，四品、五品用朱，六品、七品用绿，八品、九品用青，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用黄、白二色。上元元年（674），高宗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宋初沿袭唐制。宋神宗元丰后，改为四品以上的服紫，六品以上服红，七品至九品服绿。尽管服色有所调整，但品色服制度仍被严格遵行。到了南宋，服色的等级界限被冲垮，百官公服尽著紫窄衫，且无品秩之限。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明清时期，官员等级主要体现于纹饰上，品色服制度废除。

    诸色中最尊贵的是黄色，它被帝王所占有。黄色与帝王服饰相关联，据说始于隋唐。《唐六典》中说：“隋文帝著柘黄袍，巾带听朝。”大概此后黄色除帝王之外，别人便不可僭用。《旧唐书·舆服志》说：“天子燕服亦名常服，惟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961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将士们以黄袍加其身，此后“黄袍”遂成为帝王的代名词。

    古代服装的纹饰也有鲜明的等级区别。上古时期，衣裳有“十二章之制”，即十二种纹饰，分别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fǔ）（斧形）、黻（fú）（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象征王权、人君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山，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己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绘与绣用日、月、星以下的十二章。诸侯自龙而下至于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这十二章花纹，在周代前则施文于冕服上。到周代，因日月星已画于旌旗上，乃不复施于服饰，所以变章数为九章。

    十二章之制后来有所改变，但是不同的官职饰以不同的纹样，则基本未变。明清时期，由于品色服制度的废弛，纹饰遂成为区分官品的主要依据。据《明史·舆服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明贵贱、别官品也。文官者：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不入流者为练雀；武官者：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御史、副都御史、各道监察御史、给事中等风宪官为獬豸（神羊）。满清承明旧制，然小有调整。文官者：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文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者：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未人流制视同九品。

    十三章人际交往礼仪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在中国古代，人际礼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宗族制度、雪中访友图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出来，因而带有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及局限性。时至今日。现代的人际交往礼仪与古代的人际交往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不合时宜的礼仪规范，继承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加以改造与承传。这对于修养个人素质，协调入际关系，塑造文明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

    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故此在家庭里需尊从祖上，在社会上尊敬长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孟子说：“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孟子·告子下》）。“庆”就是赏赐。古代这种传统的人际交往礼仪，对乎形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说到尊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和说教上，也并不仅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礼制。如《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礼记·祭义》）。就是说，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必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声量，也作了明确的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养蒙便读·言语》）。《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总之，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孝敬之意。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尊敬老人。不仅因为老人阅历深，见闻广，经验多，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理应受到尊敬；同时，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青年人的体贴、照顾和帮助。

    关于敬贤，三国时候有个典故，叫“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能，要请他帮助自己打天下，便不厌其烦地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房请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诸葛亮才答应。从此，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为辅佐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来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尊贤用贤，视之为国家安危的决定因素。平时不敬贤，到了紧急关头，贤才就不会为国分忧。不是贤才不为国家着想，而是国家缓贤忘士，如此“而能经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

    中华民族历来就非常重视遵循礼规，礼貌待人。其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经验之谈，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给人以启迪。具体说来，与人为善的传统人际交往礼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与人相处，为善当先。而这个“善”，应是出自内心的诚意，是诚于中而形于外，而不是巧言令色和徒具形式的繁文缛节。《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上》）。如果表面上恭敬热情，而内心虚伪，或是仅仅内心尊敬，而毫无表情，都是不够的。应该表里一致，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摩擦，进而互敬互爱，友好相处。尊重他人，就要平等待人，不分贵贱等级，一视同仁。如果只对上层人士献其礼敬，以财势取人，以利益交人，其实是小人所为。《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看见穿丧服、戴礼帽穿礼服的人和盲人，即使这些人年轻，孔子必定站起来。走过别人面前时，一定快步走过，以示敬意。古人武侯祠敬人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意愿，体谅别人的需要和禁忌，不能强人所难。不苛求别人做不能做的事，不强求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古人说：“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文中子·魏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是这个意思。在与人交往中，幽默与善意的玩笑往往给人带来轻松愉快，但决不可戏弄取乐。如果拿别人姓名为笑料，或给人起不雅的绰号，都是十分不敬的。南北朝时颜之推就曾对此种不敬之举表示气愤：“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相指名为豚犊者，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礼尚往来，也是礼貌待人的一条重要准则。就是说，接受别人的好意，必须报以向样的礼敬。这样，人际交往才能平等友好地在一种良性循环中持续下去。因此，《礼记》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于受恩者来说，应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古人眼中，没有比忘恩负义更伤仁德的了。孔子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礼记·表记》）。可见，“以德报德”，有恩必报，是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修养。当然，往来之礼，也该适度。送礼的本意，在于表达敬意答谢之意，所谓礼轻意重，并非越多越好。正如《庄子·山木》篇所说：“君寻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程度的表现，同时也是人际交往礼仪中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古代思想家曾经拿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是不成为人了。古人对仪表的要求，其中衣着容貌是很重要的一点。如《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规范，对现代人来说，仍是必要的。帽正纽结，鞋袜紧切，是仪表类观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衣冠不整，鞋袜不正，往往会使人产生反感甚至厌恶，有谁会亲近这样的人呢。当然，衣着打扮，必须适合自己的职业、年龄、生理特征、相处的环境和交往对象的生活习俗，进行得体大方的选择。浓妆艳抹，矫揉造作，只会适得其反。此外，行为举止也是很重要的。如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这是因为，只有庄重才有威严。否则，即使学习了，也不能巩固。具体说来，要求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就是站要正，坐要稳，行动利索，侧身而睡。在公众场合举止不可轻浮，不可亵，应该庄重、谨慎而又从容，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处处合乎礼仪规范。言语辞令也是人际交往中极为重要的礼仪表现形式。语言是人们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的一面镜子。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乾文》）。将诚恳地修饰言辞看成是立业的根基，有一定的道理。并且要“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古人说，上天生人，于舌头上下两排牙齿紧密围裹，又在外面包一层厚厚的嘴唇，就是要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视具体情况，当说则说，当默则默。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姓、名、字、号

    名字，是一个人的称谓和代码。从出生开始，名字会伴随人一生。中国人的称谓是由姓、名、字、号四部分组成的。

    我国的“姓”历史悠久、数量庞杂。如今一说起“姓”，人们往往理解为“姓氏”，而在上古时代，“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我们的祖先由原始群居进入母系社会的时候，已经认识到有着血缘关系的本氏族成员通婚的缺陷，于是确定了本氏族与另一氏族相互通婚的族外群婚制。此时，“姓”便作为区别于其他氏族的名称而产生了。而“氏”是一氏族内各个部落的标志。所以，“氏”是“姓”的分支。南宋郑樵所著《通志·氏族略序》有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可见，“姓”的作用是“别婚姻”，就是禁止同姓的本氏族成员通婚；“氏”的作用是“别贵贱”，即划分本氏族成员的等级高低，只有贵族才有“氏”，一般人是有“名”而无“氏”的。三代以后，到了秦汉时期，“姓”与“氏”才合而为一，合称“姓氏”，其作用也仅仅是为了“别婚姻”，失去了“别贵贱”的功能，普通的百姓也可以拥有姓氏。由于“姓”产生于母系社会时期，人们知母不知父，故而，最古老的那些姓氏都以“女”字作为偏旁，比如：姬、姜、姚等等。

    中国人现在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其具体数量还不确定，但《姓氏辞典》收录的“姓氏”已达8000多个。关于“姓氏”的来源，唐代柳芳将之总结为8类，宋代郑樵更是将其细分为32类。总的来说，中国人的“姓氏”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情况：

    一、以国名为姓，如：齐、鲁、晋、楚（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等。

    二、以职业为姓，如：巫（巫师）、陶（制作陶器的匠人）、商、贾（商人）等。

    三、以官职为姓，如：司空、司马、司徒（均为古代的一种官职）等。

    四、以氏族的图腾为姓，如：龙、马、牛等。

    五、以祖先称号为姓，如：轩辕、高阳等。

    六、以住址为姓，如：东郭、西门、南郭等。

    七、以五行、天干、地支、数字为姓，如：金、木、水、甲、乙、子、丑、伍、万等。

    八、皇帝赐姓和避讳改姓。

    “名”就是一个人的称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名”字的解释是：“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命。”意思是说，两个人在晚上相遇，由于看不清楚，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而用口说出的对自己的称呼。中国的“名”，由古至今，一般都由一个字或两个字组成。在“姓”与“氏”合一之前，“名”只与“氏”联用，姓氏合一之后，“名”与“姓”并称就成为人们互相称呼的一种习惯。中国人对后代的“命名”是非常重视和讲究的，同时“命名”又有一定的规则和规律。“家族范字”是中国人命名的一个主要根据。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范字的意义就在于区分家族内的“辈分”。家族范字并非随意规定，所有范字合在一起理解，都是有一定含义的。毛泽东的名字就是根据韶山毛氏族谱中的范字而得来的，其家族范字是一首五言绝句，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运济祥。祖思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毛泽东是“泽”字辈，其父毛贻昌为“贻”字辈，侄子毛远新是“远”字辈，正合“祖思贻泽远”这一句。同时，中国人趋利避害、求福避祸的心理极强，体现在命名上就表现为。把表示吉祥如意的字眼嵌在名字中，比如：鸿福、祥瑞等，这也体现了父母和家族对于孩子的期望和祝福。此外，民间认为给孩子起个“贱名”好养活，于是“狗蛋”、“狗剩”等名字时有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此类“贱名”一般只作为孩子的“小名”，到了上学的年龄，自然还是要换的。在宗法专制时代，妇女地位很低，往往是没有名字的，出嫁之后，其姓也要附着在夫家的姓之后。比如，姓陈的女子嫁给姓王的男子以后，“王陈氏”便成为她日后的“名字”了。当然，现在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

    “字”又叫“表字”。今人把“名”与“字”合称为“名字”表示一个人的姓名。而在从前，“字”是“名”之外的另一种称谓，二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古人之所以“名”外取“字”，主要是为了别尊卑。古时，人们认为“名”是少、小、卑、劣的称呼，只能用于面对长辈、平辈时的自称，或者是长辈对小辈的称呼，小辈对长辈甚至是平辈说话时，直呼其“名”是不尊重的表现，只能呼“字”。南宋以后，平辈之间互相称“字”，对长辈不仅不能叫“名”，甚至不能呼“字”。古人取“字”还要经过“资格审查”，《礼记·曲礼上》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就是说，男子只有到了二十岁举行冠礼之后才能取“字”；女子只有经过笄礼才能取“字”。古人取“字”也是非常讲究的，要求“字”要与“名”有一定的联系。“字”与“名”之间的联系又大致可以分为：含义上的联系和字形上的联系。含义上的联系又可以分为：意相近，比如：班固，字孟坚，“固”与“坚”意相近；意相类，比如：石虎，字季龙，“虎”与“龙”同为兽类；意相反，比如：张柔，字德刚，“柔”与“刚”意相反。字形上相联系的情况也很多，比如：郑杲，字东甫，繁体字中的“东”为“東”，“東”与“杲”都由“日”和“木”组成；谢翱，字皋羽，其“字”是名字“翱”拆分为“皋”和“羽”。中国人“名”外取“字”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取“字”了。从“名”与“字”之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智慧和幽默。

    “号”是除了“名”、“字”以外的又一种称谓，分为“自号”与“人号”。“自号”就是根据自己的志趣、爱好而对自己的一种雅称。信史记载的最早拥有自号的，是战国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实现霸业后，归隐民间为商贾，自号“陶朱公”。唐朝诗人李白，一生志向高洁，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遂以脱俗洁净的莲为标志，自号“青莲居士”。“人号”是别人所起或后辈对前人的称号，一般含有尊敬、仰慕的含义。“人号”一般根据此人的官职或籍贯而起。比如，王羲之曾做过右军将军，故而人称“王右军”；柳宗元，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所以人称“柳河东”。起“号”不像取“名”、“字”那样刻板和讲究，往往比较随意，能自由地抒发、寄托某种情感。同时，正由于取号比较随意任性，所以很多人的“号”并不止一个。比如，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仅算刻有印章的自号就有五十多个。

    十二生肖属相

    十二生肖是民间源远流长又趣味横生的民俗现象，排列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又称十二属相，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在古代，很多迷信的人甚至把属相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以此作为选择婚姻对象的标准。

    关于十二生肖的来历，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据说天地形成之初，玉皇大帝决定选出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排成十二属相。在应选的头一天，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但是第二天猫睡过了头，老鼠没有喊它独自偷偷上了天庭，所以猫没有及时参选并且与老鼠结下了仇怨。评选时，大家都推勤恳宽厚的牛居首位，老鼠不服，提出与牛到人间比试。当老鼠和牛一同上街时，人人都惊呼“好大的老鼠”，于是，老鼠被列为老大，牛位居第二。龙虎不服，于是为了安抚它们，公鸡把自己美丽的角送给龙，虎则被封为兽中之王。龙虎得到了荣耀就甘居其后了。兔子觉得自己比老鼠个子更大，也不服气，于是选择了一条小道要求与龙赛跑，龙庞大的身躯在小道中行动不便，龙角常常被树枝和荆棘挂住，最后输给了兔子，位于其后。狗眼红兔子的地位，上前一口咬住兔子的脖子，结果受到惩罚，被排在最后面。蛇和马结队与羊、猴比试，结果爱显摆的猴子输掉了比赛，羊和猴被排在蛇、马的后面。十一个动物的顺序排定之后，其他动物争相抢夺最后一个席位，最后憨憨的猪由于被认为最没有竞争力，反而渔翁得利被选上了。

    传说固然美丽，但是毕竟不是事实，究竟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以前，《史记》中所载黄帝“建造甲子以命岁”。这里所说的甲子就是指的十二生肖，也就是把天干与地支配合起来计算时日。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起源于原始的动物崇拜。清代学者赵翼则认为生肖最早源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他的《陔余丛考》中记载：“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很有可能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与各种动物打交道，产生了一种用动物来纪年的方法，随后与中原地区的天干地支纪年方法相融合，形成了十二生肖。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十二生肖是由古巴比伦传入中国的，如郭沫若，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中写道“十二肖像于巴比伦、埃及、印度均有之，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始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认为十二生肖是西域各国模仿古巴比伦的十二宫，然后在汉武帝通西域的时候又传入中国的。以上观点见仁见智。各有道理，到底哪种说法最可信，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而十二生肖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呢？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认为是按照动物的足趾的单双即奇偶数来排列的。每种动物不管是二足或是四足，它每只脚上脚趾的数目都是一样的，但惟独老鼠是例外，它的前足四趾而后足五趾，所以在排列十二生肖时，老鼠的脚趾因为是奇偶同体，无法安排，所以因异得福排在第一位，其他动物按足趾的奇偶参差排列。牛是四趾，属偶数；虎是五趾，属奇数；兔是四趾，偶数；龙足有五趾，奇数，依此类推，一直排到猪是四趾，偶数。这也算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解释。

    还有一种说法则是把人的活动与动物的习性相联系来排列的。子夜时分（二十三点至一点）夜深人静、繁星满天，是观天象的最佳时机。古代天文学家常在此时观察天象，而正好这也是老鼠频繁出没的时刻，久而久之，人们发现了老鼠的这个习性，于是就把子时与鼠联系在一起，称为子鼠，并且按照子时是一天的开始而把老鼠排在了首位。古代农耕社会，牛是重要的财产，每一户农家都很重视。丑时（一点至三点），正是应该喂牛的时辰，这样牛才能长得强壮，能够干更多的活。牛与丑时联系在一起，就成了丑牛。寅时（三点至五点），有昼伏夜行习性的虎在此时最凶猛，人们常常会听到阵阵虎啸声。于是，虎与寅时相联系，有了寅虎。卯时（五点至七点），天已经开始亮了，带有露水的青草是兔子最喜欢的食物。人们常常看到兔子在这时吃草。于是，兔子与卯时相联系，就是卯兔。辰时（七点至九点），比较容易产生大雾。据说龙是能腾云驾雾的动物，朦朦胧胧的仙雾中人们仿佛看见龙这种想象中的动物在飞翔。龙和辰时相联系，便有了辰龙。巳时（九点至十一点），大雾逐渐散去，太阳开始照耀大地。蛇在此时从洞穴中爬出来晒太阳。人们看到蛇总是感到害怕，蛇最活跃的时刻，便是巳时。午时（十一点至十三点），烈日当头。马的性子也很烈，就像中午当头的太阳一样，而马又是人类的得力助手，就像阳光也是庄稼生长的必备条件一样。马与午时相联系，午马应运而生。未时（十三点至十五点），阳光已经不那么灼人，这时正适合放羊。羊与未时相联系就是未羊。申时（十五点至十七点），太阳已经偏西，气温已不那么热，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在树林里玩耍啼叫，人们了解了猴子的习性，便把这一时刻与猴子联系在一起，于是有了申猴。酉时（十七点至十九点），太阳就快落山，是家养的鸡该回窝的时候了。家家农妇都在此时四处轰鸡入窝，于是就有了酉鸡。戌时（十九点至二十一点），临睡之前，人们往往要四处巡视一番，而狗正是人们最喜欢也是最得力的巡逻帮手。巡视的时刻与狗联系起来成为戌狗。亥时（二十一点至二十三点），成天吃了睡睡了吃的猪，在晚上还要喂食，深夜给猪添食可以让猪长得更肥。亥时，自然与猪相连，于是有了亥猪。

    在中国的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最早的大概是《诗经·小雅》里有：“吉日庚午，即差我马”八个字，大意是说，庚午吉日是好时辰，适合骑马出门打猎，已经将午与马联系在一起了。而《论衡》中则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论衡》是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著作。书中记载：“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这段话中出现了十一种生肖，独独缺少了龙。该书《言毒篇》又说：“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这样，十二生肖就完整了，并且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配的顺序与今天是一样的。此后，十二生肖已经十分流行和普遍。

    十二生肖至今仍然与人们的生活有着普遍的联系。不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并且仍然有纪年的功能。礼尚往来的过程中，人们也喜欢送与生肖属相有联系的礼物以图吉利和喜庆。

    饮酒与品茶

    酒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俗话说“无酒不成席”。长期以来，酒席上形成了很多约定俗成的酒礼和酒俗，从中透露出种种世风民情。

    酒具有神奇的魅力，让人难以抗拒。酒既可助兴，又可消愁。自周朝起，民间就逐渐形成了饮酒的风俗，如祭神、祭祖饮酒，祈祷、庆祝农业丰收饮酒。每逢新年、元宵、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佳节饮酒，婚丧嫁娶、迎送亲朋饮酒等等，端午节有菖蒲酒，重阳节有茱萸酒、菊花酒。

    酒席上，当主人给客人斟酒时，常可以看到客人把拇指、食指和中指捏在一起，轻轻地在桌边点几下，表示感谢，这叫“叩指礼”。传说清朝乾隆皇帝有一次微服私访，来到一个小酒馆，坐下后为了不暴露身份，就让随行的太监也坐下来太白醉酒一起喝酒。皇命不可违，太监不得已勉强坐下来，后来他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用三个手指在桌边轻轻叩了九下，表示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个礼节慢慢传到民间，成为大家通用的酒礼。

    酒席上还有很多禁忌。民间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话，“茶七酒八”。这句话的意思是，给客人沏茶只能沏七分。而斟酒只能斟八成，过满或溢出为失礼。斟酒应按席位的大小依次轮流斟酒，否则就是对长辈和客人的不恭，切忌先给自己斟后再给客人斟。酒席上还忌讳壶嘴对着他人，这意味着对他人的不尊重。

    我国有不少名酒，它的来历与当地的民俗有关。在浙江绍兴，家里生了女儿，就要酿制“女儿酒”，把酿好的酒装在特制的酒坛里，包上荷叶，封上口，抬到地窖里埋起来，等到女儿长大成人，准备出嫁时才取出来，作为女儿的陪嫁礼物。女儿酒的坛数必须是双数，取“成双成对”之意。盛酒的坛子也有要求，一般为五十斤、八十斤、一百斤装。这种酒很讲究酒坛的外观，有的酒坛上画有各种花卉、人物图像。或是写上“花好月圆”以示吉祥如意。这种酒坛被称为“花雕”，这种女儿酒也被称为“花雕酒”。苏州有种名酒叫“状元红”，是旧时文人考状元之前一定要喝的酒，他们相信喝了这种酒能带来好运。

    古往今来，美酒飘香，诗文、书法等文学艺术品类都离不开酒的浸润，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酒能使书法家超越条条框框的约束，产生富有生命力的书法创作，酒与书法交融成一个绝妙的境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书法珍品，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它就产生于一次野外饮酒之戏。开狂草先河的张旭与怀素都嗜酒而书，被称为“颠张醉素”。酒能使文人墨客文思泉涌，妙笔生花，酒与文学的结合产生了无数流传千古的佳句名篇。李白斗酒诗百篇，“但愿长醉不愿醒”，杜甫“白日放歌需纵酒”，白居易“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饮到日西”，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古典名著《红楼梦》中以重笔浓彩描绘了饮酒时的猜拳、酒令、联句以及击鼓传花等游戏，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清代盛世时的酒礼、酒俗等酒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的习俗起源很早。古时候，人们称茶为“苦荼”，后来叫“槚”，一直到东汉时，“茶”的名称才固定下来。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最初被人们当做一种药材，具有利尿、祛痰、消食、提神等功效，后来人们发现它清香扑鼻，是一种很好的饮料，于是饮茶之风盛行，茶叶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宋朝开始，茶被用做男女订婚之礼。婚姻的整个礼仪被称为“三茶六礼”。“三茶”就是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这种以茶定亲、以茶为聘的风俗一直流传下来。从宋到明清，我国的饮茶风气越来越盛，茶叶的品种也越来越多。

    唐宋以后，饮茶之风从士大夫阶层逐渐传播到民间，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茶的习俗。南宋都城杭州，每逢立夏，家家烹煮新茶，并配上各色精细点心，馈赠亲朋好友。我国各地的饮茶习惯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北方人爱喝红茶、花茶，南方人喜欢喝绿茶，蒙古人喝奶茶，茶园藏族人喝酥油茶。有饮茶谣云：“早茶一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

    我国饮茶之风盛行，茶馆、茶室、茶社、茶楼遍布城乡。各地的茶馆也各具特色。四川的茶馆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于一身，苏杭的茶馆以幽静雅致著称，广东的茶馆与“食”结合，北京的茶馆富于文化韵味。茶馆、茶室不仅是饮茶解渴的地方，更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如江浙一带，谈生意、商量儿女婚嫁、调解纠纷等都在茶馆进行。茶馆还是各种新闻、消息发布的中心，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在其中谈天说地，茶馆成为一个地方社会舆论、新闻信息的窗口。

    茶文化介乎物质与精神之间，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丰富的精神内容。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是从饮茶品茗开始的。人们品啜香茗时，往往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被封为“茶圣”的陆羽一生嗜茶如命，卖茶的店铺都将他的像当做神来供奉。白居易一生嗜茶成癖，留下了五十多首咏茶诗。苏东坡曾把“佳茗”比做“佳人”，且嗜茶到了梦中也不忘饮茶的地步，他写的咏茶诗也有几十首。

    饮茶时要注意一定的方法和礼仪，才能够使茶的味道回味无穷。品茶讲究审茶、观茶、品茶三道程序。审茶是指泡茶前要先审看茶叶，内行人一眼就能分出绿茶、红茶、花茶、青茶（乌龙茶）、黄茶、白茶、黑茶等不同的种类来。更讲究的还可以分出“明前”、“雨前”、“龙井”、“雀舌”等。什么茶用多高温度的水，沏、冲、泡、煮方法各不相同。观茶是看茶叶的形与色，茶叶一经冲泡后，形状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几乎会恢复茶叶原来的自然状态，特别是一些名茶，嫩度高，芽叶成朵，在茶水中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有的则是芽头肥壮，芽叶在茶水中上下沉浮，犹如旗枪林立。茶汤此时也会随着茶叶的运动而徐徐展色，逐渐由浅入深，由于茶的种类不同而形成绿色、黄色、红色等等。此时此刻观茶形赏茶色甚为赏心悦目。第三步才是品茶，品茶既要品汤味还要嗅茶香。嗅茶香先是干嗅，即嗅未经冲泡的干茶叶。茶香可分为甜香、焦香、清香等，茶叶一经冲泡之后，其香味使会随之从水中散溢出来，此时便可以闻香了。品茶的茶具包括茶壶、茶海、茶盘、茶托、茶荷、茶针、茶匙、茶拨、茶夹、茶漏、过滤网、养壶笔、品茗杯、闻香杯等20余种，其中的闻香杯乃专供闻香用的。闻香之后，用拇指和食指握住品茗杯的杯沿，中指托着杯底，分三次将茶水细细品啜，这便是“品茗”了。

    品茶因茶叶的种类不同而异，泡绿茶首选玻璃器皿，喝花茶以细瓷盖杯为优，品乌龙茶则以宜兴紫砂为上。在饮茶之时，应当一小口、一小口地细心品尝。每饮一口茶汤后，应使其在口中稍作停留，再慢慢地咽下去，这样品茶才香。在端起茶杯时，应以右手持杯耳。端无杯耳的茶杯，则应以右手手握茶杯的中部。饮茶的时候，忌连茶汤带茶叶一并吞入口中，更不能下手自茶中取出茶叶，甚至放入口中食之。

    四合院

    民居建筑，是风土人情的缩影，更是当地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不同，各地民居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而以四合院式建筑最为普遍。所谓四合院，是指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屋围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口”字形的内院式住宅。中国最早的四合院住宅遗址，大约是西周时建造的，距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四合院民居广泛分布于南北各地，在汉族、纳西族、白族中广泛流行。

    我国南方的四合院与北方稍有差异。南方地少人多，受地皮限制，以及炎热多雨的气候影响，南方四合院院落较小。一般用大石条砌成，从高向下看，院落如井，俗称“天井”。它有利于通风透光，提供阴凉，还可以用来排水。北方气候寒冷，需要充足的日照和采光，所以庭院较大，门窗也高大。各式各样的四合院中，北京四合院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在辽代已初成规模，明、清两朝逐渐完善，最后成为北京最有特点的居住形式。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居住在四合院里，只不过在建筑的体量上有大小之分，就连明清两代皇帝居住的紫禁城都是由若干个小四合院连接而成的。正规的北京四合院一般依着东西向的胡同而坐北朝南，分居四方的是正房（北房）、南房（倒座房）和东、西厢房，高墙围住院落，形成四合，大门开在宅院东南角，其八卦方位称“巽”。房屋和院落以南北纵轴线对称布局，分内外院。四合院属砖木结构建筑，房檩、柱、梁（柁）、槛、椽以及门窗、隔扇等均为木制，木制房架子周围则以砖砌墙，垒墙习惯用磨砖、碎砖；屋瓦大多用青板瓦，正反互扣，檐前装滴水，或者不铺瓦，全用青灰抹顶，称“灰棚”。

    四合院的大门十分讲究，从建筑形式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一间或若干间房屋构成的屋宇式大门；另一类是在院墙合陇处建造的墙垣式门。按照不同等级，王公贵族的屋宇式大门多至三五间，门口还要摆设石材雕刻的狮或拴马桩、石鼓等。跨进大门，迎面就能看到垒砌精致的影壁。影壁的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大门内外杂乱呆板的墙面和景物，美化大门的出入口，使人不至于一进门便对院内事物一览无余。影壁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下为基座，中间为影壁部分，影壁上部为墙帽部分，仿佛一间房的屋顶和檐头。影壁与大门互相陪衬，互相烘托，在四合院入口处起着烘云托月、画龙点睛的作用。有的影壁十分讲究，其上雕饰有精美的图案和吉祥话语，大大增加了四合院的文化品位。垂花门是四合院内的重要建筑，装饰也讲究，以端庄华丽的形象成为外院与内宅的分水岭。这道门除去家族中有重大仪式，如婚、丧、嫁、娶时打开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关闭的。进入垂花门之后，才正式进入四合院的内院。内院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垂花门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北房坐北朝南，它是宅院中最主要的房间，台基和房屋的尺度都比较高大，一般是三间，大型住宅为五间。正房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这符合中国风水“明厅暗室”的标准。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东西两侧的卧室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正房的两侧还各有一间或两间进深、高度都偏小的房间，如同挂在正房两侧的两只耳朵，故称耳房。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如果每侧一间耳房，两侧共两间即称“三正两耳”。如果每侧两间，两侧共四间耳房则称“三正四耳”。小型四合院多为“三正两耳”，中型四合院为“三正四耳”。内宅的东、西两侧，各有三间房，分别向院内方向开门，称为厢房。东西厢房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如果四合院的规模较大，在厢房的南侧，还可以再加厢耳房。正房、厢房与垂花门之间，一般都有游廊连接。凡有游廊连接的房子，其前檐都有廊子，在廊子两尽端的山墙部分留有洞口，通向游廊，叫做廊门筒子。抄手游廊都成曲尺形，与北房、东西厢房和垂花门相连接，将内宅串联成一个整体。游廊不仅有通行功能，还丰富了内宅建筑的层次和空间，给人以“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受。

    四合院是为适应传统大家庭的需要而建造的。第一，四合院是封闭式住宅，四面都有墙，但墙上不开窗，只有一个院门连通外界，大门在平时也是紧闭的。一家人的活动，都在院墙内，显示出与外界的独立性。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封闭式文化。第二，房屋布局与家庭成员的住房安排有严格规定。布局上一般是正房高于侧房，面积也比侧房大；住房安排上正房由长辈居住；东西厢房则略低，由晚辈居住；孙辈或下人则住在更低的南房，下人则住在倒座房里。这种安排，充分体现了严格的长幼尊卑之分和传统民居的家庭观念。它突出了家长的地位，是家长制的符号，强化了家族内部的秩序，反映出很强的等级观念。第三，人们在四合院中的布置也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浓浓的人情味。院内的房子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面向院子中间开放和集中。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通风、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庭院中植树栽花，备缸饲养金鱼。炎炎夏日里，庭院里花木扶疏，藤架下凉爽宜人。一家人品着香茶漫话家常，其乐融融，既有天伦之乐，亦得自然之趣。

    壮族歌圩节

    壮族人民素来能歌善唱，他们劳动时唱，休息时也唱。无论山涧、田头、村前、屋后，到处都能听到优美动听的歌声。壮族人民会定期举行唱山歌会，称为歌圩，壮语叫“窝埠坡”。歌圩日期各地不同，但大体上春秋二季为最盛。春季时多于春节后的一段时间开展，为正月初四或正月初七、二月十九、三月初三、三月十六等；秋季则多于中秋节后的一段时间开展，为八月十五或九月初九、十月初十等。其中，农历三月三的歌圩最为隆重，被称为壮族“歌圩节”，又称为“三月三”、“歌婆节”。歌圩场上一般有好几个歌台，歌台用竹子架起，再盖上壮族妇女自织的各色土布而成。较大的歌圩，据说有上万人参加。届时，壮族男女青年身穿盛装，欢聚圩场，在那里开展行歌问答，抛绣球、碰彩蛋、放球、还球以及舞龙、舞狮、拳术、社戏等传统活动。参加歌圩的除了青年人以外，也有中老年和少年。老人小孩主要是观战、欣赏、品评，有的老年歌手参与活动，但他们不唱歌，而是给青年人当参谋。歌圩非常热闹，除了参加活动的，还有做买卖的，各种日用百货、绫罗布匹、饮食糕点、鸡鸭鱼肉、蔬菜等，应有尽有。

    壮族歌圩节的来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以纪念唐代歌仙刘三姐的说法流传最广。在广西流传的山歌歌词“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自传”，说明了壮族歌圩节的起源与歌仙刘三姐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传刘三姐是唐朝人，出生在广西宜山（今宜州市）的一个渔民家里，从小就非常喜欢唱山歌。她被地主莫怀仁害死在鱼峰山下的小龙潭内，骑着鲤鱼唱着山歌腾空而去，成了歌仙。据有的地方传说，刘三姐遇害的日子是农历三月初三，所以三月三也是歌圩节的时间。

    歌圩节那天，壮族人民以游行的形式奔向活动中心。游行队伍以龙狮和高跷为前导。踩高跷的一般由八人组成，他们装扮成传说中八仙的模样，簇拥载着一位美丽的壮族姑娘的彩船。这是在演绎壮族的传统节目《八仙过海送新娘》。有的青年还装扮成孙悟空和猪八戒模样为队伍开路。最引人注目的是人们还用扎花披彩的滑竿抬着壮族最珍贵的祭祀礼品——烧烤猪。大家在一片喜庆中载歌载舞的向歌圩的中心地奔去。

    歌圩节的主要活动就是对歌赛歌。在比赛开始之前，人们先要敬刘三姐，他们抬着刘三姐的神像游行一圈，祈求刘三姐保佑三月三歌圩节圆满举行、人人对歌如意。然后，身着民族服装的男女青年摆开阵势开始对歌。对歌唱的都是山歌。壮族山歌曲调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歌词的内容很是丰富，包括爱情、历史、农事、生活风俗习惯和天文地理等。对歌的形式主要以男女对唱为主，后来又发展出联唱和盘唱。男女对唱有一定的程序和唱法：先唱催请歌，然后唱盘问歌、赞美歌、初交歌和深交歌，最后唱分别歌。对歌还有独唱、对唱、领和的多声部等形式。对唱的山歌除了部分是传统的山歌外，大多则是歌手的即兴发挥之作。他们用触景生情、托物取喻的手法，以猜谜、盘问等形式，唱出有声有色、扣人心弦的山歌。对歌活动也是壮族男女青年交友的好时机。男青年先主动唱游览歌，物色对手。若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开始唱见面歌、催请歌。女方如果也有意就答歌。男青年接着唱询问歌，待彼此有了情谊之后就进入唱爱慕歌、交情歌的环节。山歌成了紧系男女青年之心的红线。

    在广西的某些地区还流传着一种特殊的对歌形式，称为“还球歌圩”。这种歌圩一般以村寨为单位，先由一方将用丝线、羽毛织成的彩球送给另一方，双方约定在半年或一年后，由接球的一方前来还球，并举行盛大的山歌比赛。相约的日期到了，接受还球的一方就摆起个台，准备接球。对歌时，若还球的一方唱不赢，彩球还不回去，只有相约日期改日再战。

    在歌圩节期间。男女青年还举行有趣的抛绣球活动。抛绣球又叫“飞跎”，此项活动据传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制作绣球充分体现了壮家姑娘的精巧手艺。传统的绣球是用彩色绸布缝成直径约6厘米的八角形圆兜，里面装上大米、黄豆、绿豆或沙子等，约重3两。底部坠着10多根10厘米长的丝穗。顶部系一根约60厘米长的绳子，绳端结一个小布球，称为飘带。绣球有大有小，形状各异，有圆形、方形、菱形的，更有鸭子形或鱼形的。这些象征爱情的手工艺品每一个都十分精巧可爱。抛绣球时，男女青年分站在歌台两边的空地上，互相抛掷，接不住绣球的一方则要罚唱山歌或表演节目。未婚的壮家姑娘一般都是边对歌、边审度对方人品、才华，要是觉得眼前小伙子不错，就会趁旁人不注意时向意中人抛掷绣球，对方如果中意，就会在绣球上绑上手帕、毛巾等礼物掷还女方。再通过对歌建立感情以互订秦晋之好。

    三月三歌圩节期间，各家各户都吃五色糯米饭，预祝五谷丰登。五色糯米饭是用红兰草、黄饭花、枫叶、紫蕃藤等植物的汁水浸泡糯米，然后做成红、黄、黑、紫、白五种颜色的糯米饭。据传这种食品得到过仙女们的赞赏，也有的人说是祭祀歌仙刘三姐用的。壮家儿女吃了五色糯米饭则身体健壮、人丁兴旺。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还流行一种传统项目叫抢花炮。节日中花炮被发射腾空而起，传说能抢到花炮的人会幸福、幸运一生，于是人们都争抢花炮。歌圩节里除了这些传统节目之外，还增加了一些很有趣的内容，如斗鸡、斗画眉等，逐渐成为歌圩节中非常吸引人的活动项目。

    傣族泼水节

    傣族是云南特有的民族，主要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气候的德宏、西双版纳和红河一带。他们的聚居地土地肥美富饶。傣族的民族特色鲜明、突出，人们普遍爱好歌舞，舞蹈形象生动，感情细腻，动作多为动物形态的模拟和美化。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之一，由于傣族群众在欢度新年佳节时，要举行别具特色的泼水活动，相互泼水祝福，因此其他民族便称这个节日为泼水节。泼水节期间人们相互泼水，具有消灾去病，祈求幸福吉祥的内在含义。而泼水节在新年又蕴含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关于傣族泼水节的形成，应从“泼寒胡戏”说起。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言及“泼寒胡戏”的起源时说：“所谓苏莫遮之乞寒胡戏。原本出于伊兰，传至印度以及龟兹；中国之乞寒戏当又由龟兹传来也。”“泼寒胡戏”又名“乞寒胡戏”，有的史学家认为，古代早已有以浇泼净水为戏的风俗，最早记载见于《周书·宣帝纪》：北周宣帝（579）时，曾经“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双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泼为戏乐”。可见，“泼寒胡戏”曾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此后，这个风俗由宫廷传到民间，至唐中宗（705-709）时，已经盛行于我国中原地区。后来“泼寒胡戏”传入掸、傣民族后，促成泼水节的形成。

    泼水节一景泼水节是傣历新年，多数在傣历的六月下旬，少数年份在七月初，传统的过节时间，一般是3天（有时为4天）。民间泼水节的过程是这样的：节日来临之前，家家要缝新衣，买新伞，备办节日盛装。每个村寨都要制作高升、礼花、装饰龙舟，开展划船训练，青年人还要排练节目，作歌舞表演。节日的前一天，男女老少都要沐浴更衣，清晨，要到山上摘来鲜花以备彩礼花房和洒水之用。节日第一天称为“麦”，相当于阴历的除夕，各户要打扫卫生，准备过年的食物用品，吃年饭。清晨，人们抬着象征吉祥的白象绿马，各种佛幡和佛像等物，一路游行到寺院。把供品和鲜花献给佛祖，然后端坐聆听佛爷诵经，称为赕佛。赕佛之后，人们将一尊佛像抬至院中，为之滴水，称为浴佛。接着把清水倒进木雕彩绘十分精美的龙背槽内，流入龙口，浇泼在龙口下花房中的汉白玉佛身上，这便是“龙喷香雨泼佛身”的形象演出。再浇泼在谷穗和鲜花上面，祈求五谷丰登，生活似锦。当中午烈日当空，人们便开始相互泼洒清水，以示去灾免难，相互祝福。这时候，广场和街道上年轻人尽情泼水游戏，青树下男女青年丢包求偶，江边上围观放高升，赛龙舟。放高升，据说，这是邀请神仙来人间过年的请柬。入夜，要放孔明灯，唱傣戏和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孔明灯，据说是古代的傣族用来测量风向，观察气象的。节日的第二天称为“脑”，是个多余的日子，不计算在旧年内，也不计算在新年内，称为空日，传说这天就是捧麻点达腊头颅腐烂之日。这天通常要举行泼水活动，纪念为民除害的天女，以圣洁之水消灾免难，互祝平安幸福。第三天叫“麦帕雅晚玛”。据说就是帕雅晚的英灵带着新历返回人间之日，人们习惯将这一天称为日子之王来临。按照古俗，这天要“赶摆”、放高升、划龙船庆祝新年的来临。第二天和第三天，中、老年人，每天上午仍需到寺院去听经拜佛，以求神佛保佑全家人清吉平安，五谷丰登。在节日里，家家要杀猪宰牛做年糕，准备丰盛的年饭，宴请亲朋好友。

    关于泼水节的来历，傣族民间有一个传说：传说人间的气候本来由一位名叫捧麻点达腊的天神掌管。他把一年分为旱季、雨季、冷季，为人间规定了农时。那时，傣族居住的地方，风调雨顺，人民安康幸福，孔雀成群，大象结队，蝶飞凤舞，欢乐吉祥。但是，捧麻点达腊自以为神通广大，无视天规，为所欲为，呼风唤雨、施灾于人类。他乱热播冷，弄得世间三季相淆，雨旱热冷不分，昼不见阳光，夜不见月亮，要雨无雨，要风无风，万物萧疏，瘟疫流行。恶神播下的灾难，使人类面临绝境。这时候，有位叫帕雅晚的青年，以四块木板做翅膀，飞上天庭找到英打提拉，诉说人间的灾难。英打提拉查明实情，知道是捧麻点达腊有意祸害人间，就派天兵天将去收服他，但是捧麻点达腊有生而不死的法术，众天兵天将都对他无计可施。于是，英打提拉只好变化成一位英俊的小伙子，以串姑娘的名义，悄悄进入捧麻点达腊的宫殿，去寻找他的七个女儿，打探恶神的生死秘诀。七个姑娘同时爱上他。英打提拉立即恢复容颜，把她们的父王降灾人类。使世间万物遭到灭顶之灾的实情告诉了七位善良的姑娘。七位姑娘感到又痛恨又惋惜，但是为了使人间免除灾难，决意帮助英打提拉除掉生父，拯救世间万物。她们暗暗寻找除掉父亲的方法。有一天，捧麻点达腊喝醉了，向七个女儿吐露了秘密。他对女儿们说，他法术高明，就是天王也无法置他于死地。因为他不怕刀劈斧剁、剑刺弓射，也不怕火烧水淹，他怕的东西仅仅是自己头顶上的头发弓赛宰（直译为心弦弓）。七位姑娘探出恶神的生死秘诀，心中暗暗高兴。在捧麻点达腊不注意的时候，七位姑娘趁机剪下他的一撮长发作弓弦，制造了一张弓赛宰。她们用弓赛宰的弓弦在捧麻点达腊的脖子上一划，恶神的头颅便落了下来。可是那魔头一落到地面便四面喷火，越扑火势越大。七位姑娘怕大火给天上、人间造成灾难，只好将那魔头抱了起来。说来也怪，魔头一碰到姑娘们的身体，魔火便顿然熄灭。于是，姑娘们轮流抱住魔头，一天一换，每轮换一次便互相泼水，冲洗身上污物，直到魔头完全腐烂之日，又欢蹦跳跃地互相泼水相庆。从那以后，傣族群众便用泼水活动来纪念善良的姑娘大义灭亲，使人类免遭灭顶之灾的功绩。传说，过新年时互相泼水，还能除污驱邪，消灾免难。

    汉族庙会

    提起中国古代的庙会，很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庙”，认为“庙”就是道观寺庙。“庙会”就是在寺庙附近聚会，进行祭神、娱乐和购物的活动。其实，这种理解只是庙会的后起之意，上古时期并非如此。关于“庙”的产生，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认为始于轩辕黄帝。他说：“帝（按：指黄帝）升天，臣僚追慕，取几杖立庙，于是曾游处皆祠，此庙之始也。”可见三代时的“庙”是统治阶级祭祀祖先的地方。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庙，尊先祖皃（mào貌）也。”清人段玉裁注解说：“古者庙以祀先祖，凡神不为庙也，为神立庙者，始三代以后。”也可说明夏、商、周时代的庙，只是帝王、贵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说国家大事就在打仗和宗庙祭祀。这种庙祭。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不能参与的。上古的“会”也不是一般百姓的所谓“聚会”，而是指天子与诸侯或诸侯与诸侯之间定期或不定期所举行的会见。即《左传》所谓：“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外交活动。《周礼·春宫·大宗伯》说：“诸侯时见曰会。”这种“会”，需在天子或盟主的宗庙中进行，首先对先王或祖先进行祭祀仪式，以明君臣、远近之礼，再进入会见的主题。这里“庙”与“会”虽然偶然地合在了一起，但这种“庙会”是隆重的政治活动，与后世庙会的含义并不一致。

    后起的庙会，从本质上讲，是指由宗教节日的宗教活动引起的，并包括这些内容在内的，在寺庙或其附近举行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艺、集市等活动的群众聚会。庙会最初的功能在于娱神，然后逐渐增加了娱乐的和经济的功能，到隋唐时期发展得较为完善。这些功能的形成与佛教寺院以及道教庙观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我们知道，佛教和道教在唐宋时蓬勃发展，众多的寺庙、道观修建起来，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第一，“行像”活动。从北魏时就盛行。所谓“行像”，是把神佛塑像装上彩车，在城乡巡行的一种宗教仪式，又称“行城”、“巡城”等。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迁都洛阳后，大兴佛事，每年释迦牟尼诞日都要举行“行像”。佛像出行前一日，洛阳城各寺都将佛像送至景明寺。佛像多的时候有干余尊。出行时的队伍以避邪的狮子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精彩纷呈，热闹非凡。唐宋以后庙会的迎神、出巡都是这一时期行像活动的沿袭和发展，并渐次推广到四川、湖广、西夏各地。元、明以后，行像之风才衰落，很少见于记载。第二，举办道场，进行一些法事或佛事活动，坐等信徒俗众前往斋戒听讲，顶礼膜拜。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这样，寺庙、道观场所便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的场所了，早期庙会因此形成。这时的庙会，祭祀活动是主体，隆重而热闹，集市交易活动是衍生物。庙会的进一步繁荣则是在宋代以后，一直到近代，它随着民间寺庙的不断增加，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众多在规定的日期内在寺庙及其附近举行的集市，成了老百姓的主要的购货市场，宗教活动倒是次要的了。庙会也因此得名“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遍布南北各地。

    庙会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民俗现象，它的功能已经演变得相当复杂，归纳起来有如下几项：它无论对参加者还是观看者的精神都能起到放松和调节作用，表现出原始的狂欢精神，能娱乐大众身心，促进交流；它的举办对传统文化的汇聚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的商品贸易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护国寺逛庙会成了城乡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以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的庙会为例：北京的庙会有的是一年一度，有的一个月内就有数天，会期除固定的，还有不定天数的。比如清末民初的会期：每月逢九、十、一、二是隆福寺，逢三是土地庙，逢五、六是白塔寺，逢七、八是护国寺。再加上正月初一开庙的东岳庙和大钟寺（一般开庙10天到15天），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十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等等。各类庙会几乎天天有，有时一天还不只一处，所以说北京又是庙会的天下。想把所有的庙会详尽地统计起来实在是不太容易。这里举出老北京的几个典型庙会：一、西城区成方街一带的都城隍庙会。庙中供奉着守护北京城池的神仙——城隍老爷。明代时都城隍庙的庙会规模相当可观。二、宣武门外下斜街路西的土地庙庙会。每月逢三有庙会，以商业活动为主，木器竹器是其特色。三、北京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白塔寺庙会。在农历每月五、六两日举行，也是北京主要庙会也一。《旧京琐记》里有记载：“……有期集者，逢三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谓之四大庙市，皆以期集。”庙会期间的木碗货摊、蛐蛐罐、蝈蝈葫芦、鸟笼子市场是其特色。四、北京西城西四牌楼之北，护国寺街西口内路北的护国寺庙会，在农历每用七、八两日。庙会上货摊多，货物齐，在这里不仅可以买货，还可以听相声，看杂耍，吃、穿、用、玩应有尽有。庙会上玉器摊、饽饽铺和扇子铺是特色。五、北京东城东四牌楼之西的隆福寺庙会。其规模居京城庙会之首，在每月之九、十两日。该庙会上珠宝玉器、文玩古董、雕漆买卖很兴旺。最具特色的是隆福寺小吃，多种多样，随季变换，受人欢迎。六、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附近的厂甸庙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是老北京春节期间游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它是由看灯逐渐形成的，从乾隆年间起规模就相当可观。庙会上各色货物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七、北京西便门外，复兴门外白云路之东的白云观庙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九日，以宗教活动为主。白云观是北京最大的道观，号称“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正月开庙的主要活动有“摸石猴儿”、“打金钱眼”、“寻找命星”等等。不过，上述庙会现在仅存厂甸和白云观两处，甚是可惜。

    彝族火把节

    彝族，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至今彝民还保留着最古朴、最浓烈的文化传统。他们是火的民族、火的子孙，彝族先民们认为火是太阳的延续，象征着勇敢、激情和光明。千百年来，火寄托着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彝族火把节是所有彝族地区的传统节日，流行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彝族地区。白、纳西、基诺、拉祜等族也过这一节日。火把节分为“大火把节”和“小火把节”两个，节期三天。小火把节为每年农历的四月二十四日，大火把节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大小火把节活动内容相同。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最盛大、场面最壮观、参与人数最多、最富有浓郁民族特征的节日，是全族人民的盛典。

    每年火把节，彝族人民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竖一个火把，他们用三四丈长的挺拔的苍松或翠柏，然后用一堆松枝和干柴把苍松或翠柏围成一个巨大的宝塔形，宝塔的顶端再插上一截翠木，将一串串红花、白饼、海棠等物挂在翠木上，有的还用彩绳系着一些小水果，缀在火把周围，当地的人们把这个火把叫做“松明楼”。

    到了晚上。男女老少都聚集到自己做的松明楼前，把树塔点燃。接着，人们手举火把来到村头、田间。彝民用火炬照田庆祝丰收。民间传说，过火把节是要引谷穗出来看火把，耍火是为了扑灭秧苗的病虫害。节日期间，有的地方要杀猪宰牛祭神；有的地方每户要抱一只鸡到田里去祭“田公地母”。民间认为，火把可以驱鬼除邪，故点燃火把后要挨家挨户走，边走边往火上撒松香，称为“送祟”。

    火把节彝语叫“都则”，为祭火之意。最初是彝族先民用火把来驱虫避邪、祈祷丰收的民间习俗。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变成今天的民间文化体育节日。自汉唐起至今，火把节已沿袭了一千多年。关于火把节的由来传说不一。

    一说南诏首领皮罗阁企图并吞另五诏，将另五诏首领于松明楼而焚杀之，邓赕诏妻慈善夫人早就识破了皮罗阁的险恶用心，但她无法劝阻丈夫不去赴宴，便把自己的金镯子戴在丈夫的手臂上，祝丈夫平安归来。等她得知丈夫被害的消息后，赶来寻找丈夫的尸体，她用双手刨开焦炭和灰烬，十指磨破，鲜血染红手指，她凭借那只金镯子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后皮罗阁想霸占慈善夫人，夫人坚决不从，率领精兵据守邓赕城，最后寡不敌众慈善夫人投井自尽。为纪念慈善夫人对丈夫的忠贞，后来在火把节这天，妇女们就有了染红手指甲的习俗。

    另外一种传说是，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六个太阳和七个月亮，白天有烈日的暴晒，晚上有强光照耀，土地荒芜，妖魔横行，世间万物面临着灭顶之灾。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射死了灼热的五个太阳和六个月亮，并驯服了剩下的最后一个太阳和最后一个月亮，治服了肆虐的洪水，消灭了残害人间的各种妖魔。从此，彝族人民开始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统治天地万物的天神恩体古孜看到人间如此繁荣富足，心怀不满，于是年年派他的儿子大力神斯惹阿比率天兵到人间征收苛捐杂税。天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好端端的人间又被天神恶魔搅得民不聊生，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支格阿龙的故乡出了个彝族英雄叫黑体拉巴，他力大无穷，智慧超人，他经常为各个部落排忧解难，除暴安良，深受民众的爱戴。一天，黑体拉巴上山打猎，到达山顶之后为美景陶醉，他禁不住引吭高歌，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他的歌声引来了另一座山上牧羊的姑娘妮璋阿芝悠扬婉转的歌声。他们隔着高山河流对唱情歌直到天黑。从此，他们相亲相爱，山盟海誓。而早就对妮璋阿芝垂涎三尺的大力神斯惹阿比在听说了两人的恋情之后，心里无比愤恨和嫉妒，总想找机会置黑体拉巴于死地。没过多久，忍耐不住嫉恨的斯惹阿比便下凡与黑体拉巴摔跤决斗，结果被黑体拉巴摔死。天神为此大怒，便放出铺天盖地的天虫（蝗虫）到人间毁灭成熟的庄稼。

    妮璋阿芝历尽艰辛，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大毕摩（祭司），毕摩翻看了天书，告诉妮璋阿芝：消灭蝗虫，要用火把。于是，妮璋阿芝和黑体拉巴带领民众上山扎蒿秆火把，扎了三天三夜的火把，烧了三天三夜的火把，终于烧死了所有的天虫，保住了庄稼。天神暴跳如雷，使用法力将劳累过度的黑体拉巴变成了一座高山。妮璋阿芝伤心欲绝，在大毕摩的祈祷声中舍身化做满山遍野美丽的索玛花，盛开在黑体拉巴变成的那座高山上。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六月二十四。

    彝族人为了纪念这一天，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载歌载舞，普天同庆抗灾的胜利，歌唱黑体拉巴的英勇和妮璋阿芝的聪明美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彝家一年一度的火把节。

    火把节的由来虽有多种说法，但其本源还是与火的自然崇拜有最直接的关系，其目的是期望用火驱虫除害，保护庄稼生长。火把节在凉山彝语中称为“都则”即“祭火”的意思；在仪式歌《祭火神》、《祭锅庄石》中都有火神阿依迭古的神绩叙述。火把节的原生形态，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火崇拜。火是彝族人民追求光明的象征。

    火把节流传至今，已经成为彝族的重要节日，庆祝活动主要有：

    斗牛：在人群围成的大圆圈中，两头牛在主人的吆喝中、观众的呐喊声中拼命搏斗。斗牛分黄牛与水牛两种，相比而言黄牛相斗要“斯文”些，所以先斗黄牛。水牛相斗，若遇两头脾气暴躁的水牛相斗，无疑是一场恶战。有时胜者还会穷追对方置之于死地。此时牛主人要冒着生命危险来阻止再斗。获得最后胜利的牛将披红挂彩，得到奖品，大家也会上前称赞这头牛的主人是牧农好手。

    摔跤：摔跤活动在彝族很盛行，分绊脚和不绊脚两种，以摔倒为输。各村寨推选强壮而有能耐的摔跤能手进行比赛，获胜者除了获得奖品外，他们自己所在的村寨还另以酒、羊、牛等美食来庆祝和鼓励。

    篝火晚会：人们将火把围成一堆一堆的篝火，成群的彝族儿女跳起“大三弦”舞，全部人即刻沉浸在火海、歌海、舞海及花海中，尽情欢歌狂舞，直到天亮。

    此外，还有精彩的射箭、射击、赛歌、选美、斗鸡等活动项目。

    火把节也是青年男女传达情意的好时机，姑娘们穿着自己缝制的衣裳展示灵巧的手艺，小伙子在种种比赛和表演中博得姑娘们的芳心及微笑。根据习俗男方可以抢夺女方身上的信物，作为订情之物；他们也借着通宵欢歌狂舞，互相表达爱意。

    彝族火把节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火把节充分体现了彝族敬火崇火的民族性格，保留着彝族起源发展的古老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火把节是彝族传统文化中最具有标志性的象征符号之一。

    白族三月街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云南大理白族人民的盛大节日，也是滇西北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乡土风味的物资交流集市。三月街号称“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每年农历三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大理古城西举行，会期一般是三至五天，多到十天。

    三月街起源于观音讲经庙会，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隋末唐初云南大理被恶魔罗刹盘踞，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唐代贞观年间，观音闻讯而来，制服了罗刹，从此百姓安居乐业、太平富足。为了感谢观音的功绩，人们在观音下凡的那一天也就是农历三月十五聚集在一起，诵经酬神。因此三月街又称“观音节”。

    关于三月街有一个传说，从前在洱海边住着一个名叫阿善的渔民，有一未，他驾船捕鱼空手而归，于是在海边弹奏悲歌，哀怜的乐曲感动了洱海龙王的三公主阿香。她来到船上帮着撒网，每网都是满满的大鱼。在劳动中，阿香表示了对阿善的爱慕之情，两人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三月十五日，天上一年一度的“月亮街”街期到了，各路神仙齐会月宫。阿香变成一条金龙，驮着阿善也来到了月宫赶街。他俩见到“月亮街”上摆满了珍珠宝玉、云丹仙草，东西应有尽有。他们回到村里以后，向乡亲们说起天上月亮街的情形，大伙提出要把天上的月亮街搬到人间。从此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人们便在苍山脚下摆起街场来了。

    三月街的来历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暴君，听信了一个侍从的谗言，说每天吃一对人的眼球便可以长生不老，这给当地白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时有个充满神奇威力的勇士，在三月的一天，巧施妙计，把暴君骗到苍山的中和峰麓，唤来神狗咬断他的咽喉，喝干他的血液，消灭了这个魔王。后来大家为了纪念这个勇士，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聚集在苍山脚下，欢歌乐舞。年复一年，便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

    据史料记载，唐代南诏国时期，南诏第六代王异牟寻于唐德宗贞元十年（794）与唐朝使臣崔佐时会盟于苍山神祠，立铁卷一式四份，发誓与唐朝永远和睦相亲。异牟寻晓谕万民，每逢三月十五在神祠前的广场聚会，来纪念这重如苍山的盟誓，从此有了三月街。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月街也是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见证。

    宋代大理国时期，三月街成了我国南方最大的马匹、药材交易市场。大理国第十七代国王段正兴即位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他在位的三十一年间，一方面积极主动与中原王朝修好，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当时大理国因出产良种马闻名中原，南宋王朝在广西邕州专门设立买马司，进口大理马。于是段正兴便把三月街变成马匹交易市场，每年成交良马1500匹以上。史籍记载，马市万商云集，来自湖广四川的商贩以丝绸、纸笔、胭脂花粉、人参等百货交换大理的马匹、刀剑、药材以及来自吐蕃、西域各国的象牙、犀角、鹿茸等名贵特产，会期长达二十多天。大理国的相国高量成还在马市设了马擂，也就是赛马，从此三月街有了赛马的传统。这时期的三月街已发展成我国南方最大的边贸集市。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描写三月街赛马的盛况：“由西门出一里半，入演武场，俱结棚为市。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数人骑马而驰于中，更队以见高下。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

    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在《云南通志》中也写道：“三月十五在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清代的三月街，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当时，大理的赵甲南曾写诗描绘三月街盛况：“昔时繁盛几春秋，百万金钱似水流。川广苏杭精巧货，买卖商场冠亚洲。”足见三月街已具有了相当的国际影响。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月街的规模和影响一年胜过一年。1991年起，农历三月十五日这一天被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三月街民族节”。

    三月街本是带有宗教活动色彩讲经说佛的庙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物资和文化交流的盛会。每到“三月街”期间，邻县的商人群众，远至千里的朋友，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交易，还包括远近的汉、彝、回、藏、纳西、怒族的兄弟姐妹也前来欢聚。传统三月街是以骡马、山货、药材、茶叶等物资交易为主，现在各种各样的商品更加琳琅满目。三月街上最吸引顾客的是民族特需用品专柜，这里有白族妇女缝领褂用的丝光平线，白族姑划们心爱的手镯、耳环、珠链、围腰链，藏族同胞喜欢的毡帽和酥油壶，纳西族、彝族需要的花边彩带等等，丰富多样，应有尽有。三月街上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物资交流外，还要举办传统的赛马、赛龙舟、射弩、打秋千等民间体育比赛以及大本曲演唱、洞经古乐、民族歌舞表演，年年如是，热闹非凡。

    三月街不仅是滇西各族人民一年一度盛大的物资交流和民族体育文艺大会，而且在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国内外更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92年，全国二十二个省市组团展销，商贸成交额达6．9亿元人民币。还有东西方十多个国家国际友人和客商前来观光购物，已具有浓郁的国际交流色彩。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英、美、德、审、新加坡、泰国、缅甸等3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客商、旅游者，人数达百万之多。白族三月街民族节已成为让世界认识大理，让大理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

    蒙古族那达慕

    那达慕大会是草原上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蒙古族人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那达慕”在蒙语中是游艺、娱乐的意思。每年金风送爽的八月，阳光普照在蒙古草原上，正是牧民们收获的季节，那达慕就在此时举行，整个内蒙古草原都洋溢着祥和欢乐的节日气氛。

    据记载，那达慕大约起源于13世纪初。最早描写了那达慕相关活动的，是公元1225年铭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文中称：“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剌子模，为庆祝胜利，在布哈苏齐海地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那达慕’大会，会上举行了射箭比赛。这次比赛中，成吉思汗的侄子叶松吉在三百三十五庹（庹为两臂伸展的长度，约五尺左右）射中了目标。”此后这一习俗流传下来，每逢草原上举行庆祝战功、祭旗点将、盟旗聚会以及敖包祭祀等活动时都会举办或大或小的那达慕。此外，在《蒙古秘史》中，也有几处较为详尽地记述了蒙古族举行那达慕时进行射箭比赛的生动场面。在《格斯尔传》和其他许多民间史诗中，也对那达慕大会上赛马和摔跤两项比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和描述。

    据说，因为成吉思汗非常看重人们勇敢、机智、顽强个性的培养，于是就把骑马、射箭、摔跤统称为“好汉三艺”（或称“男儿三艺”），作为士成吉思汗陵兵和民众素质训练的内容。在那达慕大会上，“好汉三艺”也就成为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元、明时期，在那达慕上比赛“好汉三艺”已经比较普遍，并已将其定为那达慕大会的必备内容，还写出了优美的颂词对其进行歌颂。比如颂词中有这样一段：“得心应手的马头琴声，悠扬动听；洁白无瑕的哈达，闪闪发光；传统的好汉三艺比赛，接连不断，蒙古族力士整队上场。”还有一段中又说：“你擎起万钧弓啊，搭上了金色利箭，引弓犹如满月，啪地撒放扣环。你能射倒耸立的高山，你能射穿飞翔的大雁，啊，祝颂你啊，生铜熟铁般的力士。”蒙古族人民十分看重骑马、射箭、摔跤等本事，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精通好汉三艺，就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生存的本事，具有能够出人头地的高超技艺。每年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公众所拥戴。

    到了清代，那达慕已成为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众性的游艺活动，经过政府的组织，在那达慕上除了体育、文艺活动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物资交流等，内容更加丰富了。不过当时的那达慕，往往起不到让普通牧民游艺的作用，而是王公贵族斗奇争雄、寻欢作乐的场所，统治者们往往利用这一时机强迫牧民们敬献最肥的牛羊、最好的毛皮供自己享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达慕才真正变成草原上蒙古族人民自己的游艺集会。那达慕大会一般进行五至七天，在此期间，整个草原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牧民们身着盛装，赶着牛羊，有的甚至带着整个蒙古包，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参加比赛、表演节目、采购物资、观看精彩文艺演出。除此之外，后来又增加了参观各种展览、交流信息、学习科技知识等内容。

    在那达慕长长的发展过程中，“好汉三艺”这一比赛项目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好汉三艺”比赛就是摔跤、骑马和射箭三个项目的竞技赛。

    摔跤是蒙古族特别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蒙古摔跤在历史上有记载大约是在十三世纪。摔跤手在蒙古语中被称做“布赫沁”，一般身材健壮魁梧的小伙子比较多，有时也会有女摔跤手以及小摔跤手的比赛举行。每个摔跤手穿上蒙古族传统的摔跤服“卓铎格”，头上缠着红、蓝、黄三色头巾，脖子上挂着五彩飘带。“卓铎格”的特点就在于，上场以后，无论比赛中双方动作如何激烈，抓、勾、绊的技巧如何高明，一般都不会伤及人身或者是扯烂衣服。比赛开始前，先唱起嘹亮雄浑的摔跤歌，为即将出战的勇士鼓劲加油，随着歌声出场的摔跤手们，模仿着雄鹰的动作，张开双臂上下摆动，跳着象征威武胜利的鹰舞跃入场内。比赛中，双方都会竭尽全力使对手失去平衡，直至对手筋疲力尽再将其摔倒。不许抱腿是蒙古族摔跤的最大特色。《宦海沉浮录》记载：“布裤者，专诸角力，胜败以仆地为定。”摔跤选手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者为负。蒙古族摔跤，不分等级，采取依次淘汰的方法，一跤定胜负，最后决出布盔（冠军）、二布盔（亚军）等名次，并分别授予荣誉称号和奖品。

    赛马也是一项很吸引人的活动。蒙古高原盛产著名的蒙古马，蒙古族号称是马背上的民族，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也十分佩服马术高超的人。赛马比赛实际上比的是人与马之间的配合和默契，不仅需要在平日里把赛马驯得十分熟练、十分得心应手。而且还要有娴熟的骑术以及顽强勇猛的精神。一般比赛分为快马赛、走马赛和颠马赛。快马赛主要比马的速度，一般为直线赛跑，先到终点的就是胜利者。走马赛主要是比赛马的步伐的稳健与轻快，参加走马赛的马，必须受过特殊训练，四脚不能同时离地，只能走得快，不能跑得快。颠马赛是蒙古族特有的马上竞技表演项目。快马赛时，骑手们身着比赛服，穿上马靴，英姿飒爽的骑在高高的马背上。发令枪响，数十匹马如同离弦的箭向前飞奔。你追我赶激烈竞争。当第一匹马冲到终点，冠军最后诞生时，人们立刻唱起优美的赞歌，歌颂勇敢的骑手和强壮的赛马胜利凯旋。

    射箭是蒙古族传统的“好汉三艺”中的又一项目，也是那达慕大会最早的活动内容之一。狩猎和游牧的需要以及抵抗外敌侵略和野兽袭击畜群的要求决定了蒙古族人民必须具备娴熟的拉弓射箭的技术，长期的训练和日积月累的经验使得蒙古族人民越来越喜爱和擅长射箭。一般来说，蒙古族射箭比赛设置静射、骑射、远射三种，有25步、50步、100步之分。静射时，射手站立不动，待裁判发令后，放箭射向箭靶，优者为胜；骑射时，射手骑马上场，在马的奔跑运动中发箭射靶，优者为胜。参加比赛者不分男女老少，可以自备马匹和弓箭，自由选择弓箭的样式，而且弓的拉力以及箭的长度和重量等也不设限制。比赛的规则是三轮九箭，也就是每人每轮只能射三支箭，以中靶箭数的多少定胜负，决出前三名。

    那达慕在草原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一直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爱。1992年那达慕大会被国家旅游局列为中国友好观光年项目，向世界展示草原风光和民俗风情的魅力。发展到今天，那达慕已经不仅仅是蒙古族人民全民健身和群众娱乐的重要活动，还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在节日期间，人们盛装而来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同时也进行经济贸易，促进物资交流。那达慕已经成为促进草原文体和经济交流的平台。

    抽陀螺

    抽陀螺是我国民间传统的一种竞技游戏。陀螺，也称陀罗，是一种上大下小的圆锥体玩具，锥端常加铁钉或钢珠以增强稳定性，减小摩擦，锥体周围常装饰几圈环形色彩，增强观感。有陶制、木制、竹制、石制多种，以木制居多。另外制作一个抽陀螺的鞭子，用约二尺长的一小木棍，在一端系上一根麻绳或细皮条、布条。玩时先将鞭绳在陀螺上紧绕几圈，然后撤鞭带动陀螺，使陀螺锥端落地旋转，当陀螺乏力减速时再继续用鞭子抽打，使之不停地旋转，时间越长越好。另有鸣声陀螺和菱形陀螺，以竹木制成中空圆筒，中间贯以旋轴。圆筒体开有狭长裂口，转动时因气流作用而能发声。菱形陀螺为两头小，中间大，以绳绕螺身。玩时将螺掷地，顺势抽绳，使螺旋转。如果是竞技，就有多种规则：或者比赛初次发动陀螺的技巧；或者比赛持续抽打技巧，都以旋转时间长短决出胜负。

    抽陀螺的游戏充满童趣，有益身心健康。看似简单，实际上在制作、抽打技巧、场地等方面颇多讲究。首先，陀螺要大小适中，太大会笨重、费力，太小易转飞、不稳；若是木制的，还要木质坚硬才经得起抽打；其次，鞭子的粗细长短要适中，鞭粗了陀螺会被打飞，也抽不出那种清脆悦耳的鞭声；鞭细了无力，也易抽断；鞭太短，缠在陀螺上的圈数少了，发陀螺时会显得动力不足；鞭也不能太长，否则难以控制抽打的力度，最佳长度是能把陀螺缠上三四圈。再者，抽打技巧方面，发动时要平稳迅捷，持续抽打时的力度、速度、节奏也要恰到好处，对人的神经协调性、判断准确性以及力量都有较高要求。另外，抽陀螺对场地的要求也较高。场地要宽敞，场地小了玩不开，相互之间有干扰，弄不好你抽到我，我抽到你；地面要平整，坑坑洼洼的地面陀螺玩不转，或转不长久。农村的堂屋与禾场是理想的场所，现代都市的休闲广场亦是展示玩技的大舞台。现在市面上做的陀螺十分考究，有的装有彩灯，旋转时多彩的灯光照在地面上，随着陀螺旋转的角度和速度，在地面上画出一圈圈一层层的彩色光线，增添了许多游戏乐趣。玩陀螺时跟别人比陀螺的漂亮与否是次要的，比陀螺旋转的时间的长短才是根本。

    陀螺虽是小小玩具，历史却十分悠久。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一个陶制的小陀螺，距今有四五千年。宋朝时嫔妃宫女中出现了一种贵族游戏，名字叫做“千千”。它是一个长约三公分的针形物体，放在象牙制的圆盘中，用手撑着旋转，比赛谁转得最久，谁就是赢家，这算是手旋陀螺阶段。现在也有用橡果制作的手旋陀螺，用笔直的一根短细棍扎入橡果盖中心，玩时用大拇指食指捏住棍头，快速一捻，落在桌面或平整的地面，看谁旋转得最平稳、时间最长。明朝刘侗的《帝京景物略》记载有童谣：“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死，踢毽子。”可见那时陀螺已成为儿童常见的玩具。陀螺还有许多俗名，如“地黄牛”、“老牛”、“牛牛儿”、“菱角”、“贱骨头”（因陀螺抽打得越狠旋得越快，故名）等。上世纪四十年代，老北京的孩子还把抽陀螺叫做“抽汉奸”，因那时日本人侵占了北京城，不少汉奸为虎作伥，他们跟日本鬼子一样招人恨，老百姓就借抽陀螺出气儿，一边抽一边说：“抽汉奸，打汉奸，打败日本，打汉奸。”“抽汉奸，打汉奸，棒子面涨一千。”

    荡秋千

    荡秋千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娱乐活动，尤其深受女子和儿童的喜爱。每到春天，阳光明媚的公园中、院子里、空地上常常会看到人们在秋千架上翻飞的身影。很多地方还会举办趣味盎然的荡秋千比赛。

    细究秋千的起源，大约可以上溯到久远的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常常必须上树采摘野果或躲避野兽。在攀缘和奔跑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抓住粗壮的藤条，依靠其柔韧性和摇荡摆动的幅度，攀上树干或者跨越沟涧，这荡秋千是秋千最原始的雏形。春秋时期在我国北方就产生了将绳索悬挂于木架、下拴踏板的秋千了。

    一般来说，荡秋千分单人荡、双人荡、立荡、坐荡等，是古代女子最喜爱的游乐活动之一。苏轼的《蝶恋花》写到：“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声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春节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袨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秋千’。”可见荡秋千也是节日里的游艺活动之一。唐宋时期，秋千成为专供妇女玩耍的游戏，以练习她们的轻捷、灵敏和矫健。《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笑以为宴乐。帝呼之为半仙之戏。”清明节也有荡秋千的习俗，元明清时期，定清明节为秋千节，在皇宫里也安设秋千供皇后、嫔妃、宫女们玩耍。作为一项女子难得参加的户外活动，在春天温暖的阳光里荡秋千可以使人心旷神怡，还可以锻炼身体、练习胆量和磨练意志，是一种有益的民间体育游艺活动。有些地方还认为，荡秋千能祛除疾病。这些也许就是荡秋千能世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原因。

    除了传统的秋千，还有几种比较特殊的秋千：“胡悠”、“过梁悠”和“板不煞”。“胡悠”的玩法是：主架上端安放铁轴，轴头顶在横梁的正中间，横梁两头再各吊一个小秋千，人或站或坐在两头的秋千上，边荡边转圈。“过梁悠”的玩法是：在木架上装一个方形大木轮，轮子四角各吊一副小秋千，四个人坐在秋千上，由其他人用力推使大木轮转动，秋千上的人随着大木轮子的转动，或高或低的悠荡。“板不煞”的玩法是：在秋千架的横梁上穿一个辘轳头，上面绕一条粗绳（只绕一圈），两头垂下，其中一个绳头上固定一根脚踏棍。玩乐时，两只脚踏在踏脚棍上，两腿夹绳，两手紧拽另一个绳头，使绳子这头往下转，那头带着人往上升。这种玩法需要手脚并用，对身体协调性的要求比较高。秋千横梁上头一般挂有各种奖品，当升到最上面，掌握好身体平衡后，就可以伸手去取奖品。如果技术有限，往往还没爬上去就会摔下来，或者上去了没取到奖品就又滑下来或摔下来，所以称做“板不煞”。在秋千架下垫着松软的沙土或柴草，不会出危险，又称“摔不死”。

    荡秋千至今仍然是很受欢迎的常见游乐活动，既有趣又有益身心健康。很多少数民族中也时常举行荡秋千的比赛。

    放风筝

    放风筝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一项活动，此时的气候风向也非常适宜放风筝。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90年，楚汉相争，汉将韩信攻打未央宫，利用风筝测量未央宫下面的地道的距离。而垓下之战，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军队围困，韩信派人用牛皮做风筝，上敷竹笛，迎风作响，汉军配合笛声，唱起楚歌，涣散了楚军士气，这就是成语“四面楚歌”的故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被叛军围困，大臣羊侃曾利用风筝系上诏书传信，招来援军救驾，唐朝的张丕被围困时也是利用风筝传信求救兵，取得了成功。

    古时的风筝称为“鹞”。北方谓“鸢”，中国最早出现的风筝是用木材做的。春秋战国时，哲人墨翟曾经用了三年的时间，用木板制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墨子制造的这只“木鸢”就是中国最早的风筝，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风筝，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年。直至东汉期间，蔡伦发明造纸术后，民间才开始以纸做风筝，称为“纸鸢”。盛唐时期，制造风筝的工艺进一步提高，风筝逐渐变成玩具，到了晚唐，风筝上已有用丝条或竹笛做成的响器，风吹声鸣，因而有了“风筝”的名字。高骄在《风筝》诗中描述：“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到了清代，风筝的制作工艺更加完美，并且形成了北京、天津、潍坊、南通四大风筝产地。如今，风筝形式多样，每逢清明节前，便举行国际风筝会，中外来宾云集，热闹异常。

    一般人只知道放风筝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但在古代，它还包括着一项古老的习俗，那就是放晦气，那时风筝是人们节日避邪的一种护身符。当时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很不发达，人们百子图没有能力抵御疾病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便祈求天赐好运。放风筝被人们认为是放晦气，因而在放风筝时不管风筝如何玲珑好看，最后都必须剪断牵线，让它飞走，人家放掉的风筝不能拾来重放，否则会染上“晦气”。《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林黛玉不忍将制作精巧的风筝放掉，李纨劝她：“放风筝图的就是这一乐，所以叫放晦气，你该多放些，把病根带去就好了。”而当紫鹃要去拾断了线的风筝时，探春又劝阻说：“拾飞走了的，也不嫌个忌讳？”可见古时放风筝是人们消灾祛难的手段，也有人在放风筝时，把所有的烦恼都写在纸上，让它随风筝飞上蓝天，认为一切烦恼都会随风而去，风筝流传至今，这层意思已经淡化。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

    每年的清明节，五彩缤纷的风筝在蓝天白云里随风飘曳，令人心旷神怡。

    过家家

    过家家是孩子们学习和模仿日常生产生活所做的一种游戏。几乎是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期都曾体验过的游戏。

    过家家的内容多种多样，通常都是模仿发生在孩子们身边的，他们所熟悉的一些事情，有的甚至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有模仿大人做饭、洗衣服的；有模仿老师上课的；有模仿电影中战争场面的；有模仿售货员卖东西的；也有模仿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总之，只要是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看到的，就都有可能在游戏中出现。

    游戏的人数并不确定，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全凭孩子们个人喜好。游戏的组织和安排一般由年龄较大的孩子负责。游戏中，通常会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以及“老师”、“医生”、“士兵”、“将军”、“售货员”等等一些角色，这些角色的分派由孩子们自己商量决定。一般女孩子扮演“妈妈”、“奶奶”、“姐姐”等女性角色，男孩子扮演“爸爸”、“爷爷”、“哥哥”等男性角色，而“孩子”的角色则通常由年龄最小的孩子来充当，有时候也用布娃娃来代替。在游戏的过程中，孩子们会努力回忆生活中自己所观察到的各种角色，然后尽量模仿这些角色的做法，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扮演这些角色。

    至于游戏所用的器具，大多都是用他们手边就能找到的一些东西来代替。比如在做饭的游戏中，他们会用路边的野花野草代替饭菜，树枝代替筷子，破陶片代替饭碗；在战争游戏中，他们会用玩具手枪或者是木棍代替真枪，这些器具虽然简陋但是丝毫不会减少他们做游戏的兴趣。他们在游戏中享受的是那种当大人的感觉和自己做决定的快乐，在游戏中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少了许多生活中来自长辈的干涉，因而过家家这种游戏总是深得孩子们的喜爱。

    在“过家家”游戏中，孩子乐于服从安排，也乐于参加到孩子们的家庭中当个小角色。孩子们各司其职，乐在其中。在这一过程中。孩子能渐渐学会与人和平共处，得到点滴人际关系的经验，这是十分重要的。现在的家庭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家中他们习惯于独占一切自己喜欢的东西，习惯得到大人的迁就和宠爱，不能学会体谅别人。而在同别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为避免遭到同伴的排斥则不能独占也不能总希望得到别人的迁就。于是他们要学会谦让与合作，学会如何与人交往，这种教育是家庭和父母不能代替的。

    事实上，过家家的游戏也是孩子们在童年时期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种预演。他们能在潜意识中获得不少生活方面的知识。在游戏中孩子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在游戏中，社会与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

    扭秧歌

    秧歌，原是南方农民插秧时进行的一种群众性歌唱活动，它起源于农业生产劳动。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二中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秧歌分为两种：一种是徒手表演的秧歌，叫“地秧歌”或“地蹦子”，另一种就是高跷秧歌。这两种秧歌的相同之处是角色和曲调都基本一致。秧歌最早是以唱歌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成舞蹈和戏剧表演的形式，所以被称为“扭秧歌”，以后逐步演变成灯会、年节中必须表演的节目。

    扭秧歌现在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可分为陕北秧歌、东北秧歌、河北秧歌、山东胶州秧歌和鼓子秧歌等不同类型。王锡龄在《陕南巡视目录》中记叙了陕西南部西乡县沙河镇的秧歌：“田间农民有系彩，扮戏装者歌唱舞蹈。金鼓喧闹，盖为秧歌助兴，俗名大秧歌本此。”这种秧歌同现在陕北、山西等地新年社火中的大秧歌相似，成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形式。《柳边纪略》中也记载了当时黑龙江边缘地区的元宵节，人们组织起秧歌队，伴以锣鼓，“舞毕乃歌，歌毕乃舞”，通宵达旦。

    扭秧歌一般是舞者扮成各种人物，踩着锣鼓点，手持扇子、手帕或彩绸起舞。表演形式十分活泼，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扭，表演者手持扇子、手帕、彩绸等道具，踩着锣鼓点，口中唱着当地流行的秧歌词，步履轻盈，边扭边舞。

    二是走场，一般开始和结束时为“大场”，中间穿插为“小场”。大场是边走边舞的各种队形组合的大型集体舞，表演出“龙摆尾”、“双过街”、“九连环”等各种图案的舞蹈。小场是由两三人表演带有简单情节的舞蹈或歌舞小戏，如“刘海戏金蟾”、“车幺妹”、“跑旱船”、“傻子接媳妇”等。

    三是扮，舞者扮成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中的各种人物，类型有文武公子、少妇、丑婆、货郎、渔翁和小孩等。

    四是唱，伴随着唢呐、锣鼓声，由歌手演唱当地的民间歌谣。秧歌队的人数可多可少，少则几人，多则八九十人。既可以统一表演一个大型节目，也可以分别表演各自准备的小节目。秧歌队的领头叫“伞头”，是这支秧歌队的总指挥。他手持一把伞边舞边唱，象征着风调雨顺。“伞头”唱的内容基本上是即兴发挥，也有当地民间小调。他后面跟着装扮成男女老少和丑角类的各种人物，走出各种队形。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边扭边舞。那些动作诙谐有趣、朴实可爱，具有广泛的娱乐性和群众性。

    扭秧歌作为一种民间舞蹈，既不需要多大的体力，还可以通过这种娱乐活动舒松筋骨，很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参与，现已成为节日游行的必演节目。它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幸福和吉祥。

    踩高跷

    高跷，一作脚把，亦称柳木腿等，本属我国古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它是城乡民众自娱自乐的保留节目，每于民间社火、花会中出演。高跷分高跷、中跷和跑跷三种，最高者一丈多。表演者脚踩高跷，可以作舞剑、劈叉、跳凳、过桌子、扭秧歌等动作。北方演出的高跷秧歌中，扮演的人物有渔翁、媒婆、傻公子、小二哥、道姑、和尚等。表演者扮相滑稽，能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南方的高跷，扮演的多是戏曲中的角色，关公、张飞、吕洞宾、何仙姑、张生、红娘、济公、神仙、小丑皆有。他们边演边唱，生动活泼，逗笑取乐，如履平地。有扮演传统戏中角色的，也有惊险的翻身动作。有单人表演，也有集体对舞，踩在高跷上的舞者，既滑稽又惊险，引得人们翘首仰望，欢声雷动。

    关于踩高跷的由来，民间传说及古籍记载各异。一说走高跷是御敌取胜的高将军的创造。相传，有一年，胡兵攻占了甘州，朝廷闻讯，令一位姓高的将军挂帅出征。高将军带兵赶到甘州时，胡兵已把护城河上的桥拆了，使部队无法攻进城去。一天傍晚，高将军走出军营，突然从正在河边觅食的大雁的腿上受到启发，回营后叫人砍来许多柳木棒，令将士们绑在腿上练习走路。第二天深夜，将士们踩着高高的柳木棒，过了护城河，乘胡兵不备，一举收复甘州城。天亮后，高将军与部下踩着柳木棒举行入城仪式，以庆贺胜利。此后，每逢庆贺的日子，老百姓也学样踩起了柳木棒。因这玩艺儿是高将军发明的，人们就叫它“高跷”，以此纪念高将军。

    其实，有关高跷的表演，在《列子·说符》中就已有记载：春秋时，宋国有个叫兰子的人把两根比自己身体长一倍的木棍绑在双腿上，为宋元公作疾走如飞的表演，手上同时又舞弄七把剑。由此可见，当时踩高跷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以此推算踩高跷的历史，至少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时间了。

    踩高跷究竟是以何为动因而发明出来的呢？有人认为是对神话传说中殊方异人的模仿。《山海经·海外西经》载：“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郭璞注：“国在赤水东也。……此人脚过三丈也。”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同书《大荒西经》。据此推测，初民因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产生了期望双腿加长，便于下海捕鱼的幻想。但也有人以腿加长而手不加长，仍无法捕捞为由，对此表示质疑。此外，还有人提出踩高跷源于先民采集果实的技能或原始宗教表演的假设，然而这两种假设在后世的劳动形式中都没有切近的痕迹可寻，所以也难为公论所接受。

    近年来，随着传统的“社火”、“花会”活动的恢复和民俗旅游业的发展，踩高跷这项古老的民间游艺又见活跃，可是它的“根”究竟在哪儿。却始终是一个谜。

    燃鞭炮

    鞭炮又称爆竹，俗称火炮。但在古代，真正燃竹而爆。为什么要把竹子烧爆，让其发出很大的响声呢？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叫它“年”。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年兽就要跑出来伤害人畜，毁坏田园，降灾于辛苦了一年的人们。人们为了躲避年兽，腊月三十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关紧大门，不敢睡觉，坐等天亮。为消磨时光，也为壮胆，他们就喝酒。等年初一早晨年兽不再出来，才敢出门。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兽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三十晚上，年兽突然窜到江南的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兽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儿平安无事。还有几个小孩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转到此处，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此后，人们就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在《诗经·小雅·庭燎》篇中，就有“庭燎之光”的记载。所谓“庭燎”就是用竹竿之类制作的火炬。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即是“爆竹”的由来。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过年是和放鞭炮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每年刚进腊月，街巷中就开始有零零落落的鞭炮声响起，预示着一年中最欢乐的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也预示着寒冬将逝。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四处的鞭炮声也越来越稠密，但是不到除夕，鞭炮是不能恣意地成串燃放的，只能单个地拆着放。孩子们因此觉得等待过年的日子来得特别慢。到了除夕，孩子们则早已急不可待地将长长的鞭炮串取出，捆绑在高高的竹竿上，随即是一阵阵急骤的噼啪声划破幽幽夜空。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对当时除夕爆竹作了如下记载：“除夕之次，子夜相交宝炬争辉，玉珂竞响，而爆竹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不停。”《红楼梦》中也有描绘：“院子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这烟火俱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致，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的花炮。说话之间，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满天星’、‘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星小炮仗。”从这也可以看到旧时新春燃放烟花的盛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湖南浏阳、广东佛山、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各地。舞狮子

    舞狮子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舞来助兴。民间舞狮子活动由来已久，起源众说纷纭。

    远古起源说：相传远古时候，广东佛山出现奇怪的野兽，给当地的居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于是村民用竹篾和纸，扎成兽头，以各种形状的布织成兽身，再召集一些勇士，拿着锅、盆等器具，用敲打出的声吓跑野兽。后来为了庆祝驱赶奇兽成功及纪念纸扎兽头的功劳，举行舞狮子活动。

    汉代起源说：相传东汉汉章帝时期，西域大月氏国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狮子，声称如果有人能将其驯服，就继续向汉朝进贡，否则就断绝邦交。汉章帝于是找人驯狮，后来狮子狂性发作被宫中人打死。宫人为逃避惩罚，就把狮皮剥下，由两个宫人扮成狮子，并以此骗过大月氏使臣。此事传出汉宫后，老百姓认为舞狮子是为国争光、吉祥的象征，于是仿造狮子，表演狮舞，舞狮子从此流行。

    北魏起源说：北魏时代，北部匈奴侵扰作乱。他们用金丝麻缝成狮身，派善舞者到魏国进贡，想在舞狮子时刺杀魏帝，所幸被忠臣识破，使他们知难而退。后因魏帝喜爱舞狮子，命令仿制，因此得以流传后世。

    唐代起源说：唐明皇梦中游月殿时，出现一只五彩缤纷、阔口大鼻的独角兽在阶前滚球，姿态威武。唐明皇醒后要近臣模仿出他梦境中的瑞兽，同时由乐部配以雄壮的锣鼓以此娱乐。自此之后，舞狮子流入民间。

    现在的舞狮子主要分南狮、北狮两种。北狮在长江以北较为流行；而南狮则流行于华南及南洋华人聚居区。

    北狮的造型酷似真狮，狮头比较简单，全身披金黄色毛。舞狮者的裤子、鞋都会披上毛，狮头上有红结的是雄性，有绿结的是雌性。北狮主要表现狮子的灵活，舞动以扑、跌、翻、滚、跳跃、擦痒等动作为主。北狮一般是雌雄成对出现，由装扮成武士的主人带领，北狮表演比较接近杂耍。配乐方面，以京钹、京锣、京鼓为主。

    南狮又称醒狮，造型较为威猛。舞动时注重马步。南狮主要是靠舞者的动作表现出威猛的狮子型态，一般只会两人舞一头。南师的舞动造型有起势、常态、奋起、疑进、抓痒等。舞者通过不同的马步，配合狮头动作把各种造型表现出来，所以南狮讲究的是神似。舞南狮时会配以大锣、大鼓、大钹，狮的舞动要配合音乐的节奏。舞南狮有时还会有一人扮做“大头佛”，手执葵扇带领。舞狮子之前通常还会举行“点睛”仪式，仪式由主礼嘉宾进行，把朱砂涂在狮的眼睛上，象征给予生命。

    玩龙灯

    龙，是中国人眼中的吉祥之物。很多民间娱乐和体育活动，都有“龙”的参与，玩龙灯就是其中之一。玩龙灯，又叫舞龙灯，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文化活动，很多民族都有舞龙灯的习俗。以前，只在春节、元宵节期间表演，如今，每逢节日庆典，舞龙灯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根据龙灯的制作材料，可将之分为：布龙、草龙、篾龙、板凳龙（用长板凳相接）。龙灯的结构龙头、龙身、龙尾三个部分构成，总共分为若干节（一般总节数为奇数，常见的包括九节龙、十一节龙和十三节龙），每节内部均放置一只蜡烛。龙睛、龙角、龙须、龙鳞等细节非常逼真，龙身再绘以黄、赤、青等不同颜色，舞动起来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尤其是夜间观看，一只只巨龙腾空而起，口中喷射火焰，让人赞叹不已。

    玩龙灯在中国历史悠久，汉时已经相当普遍，唐宋时期更是流行。宋代吴自牧著的《梦梁录》载：“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如今，玩龙灯已经发展成为形式多样、玩法复杂、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

    玩龙灯，一般都是一人手持“龙珠”在前面开道引路，伴随着锣鼓家什，龙头紧随龙珠，摆出要捉住龙珠的样子，龙身和龙尾则随着龙头做出各种动作和反应。舞龙，不需要专业和固定的演员，有兴趣的人都可参与。但是，参演的人一定要具备一定的体力方可将龙舞得活灵活现，民间有种说法叫“龙头要有力气，中间晃来晃去，尾巴多走三里地”。玩灯龙的动作多种多样，有黄龙下海，金龙抱柱，二龙戏珠，老龙翻身，金龙过海等等。同时，节数不同的龙灯，表演时侧重的方面也不同，九节以内的侧重于花样技巧，较常见的动作有：蛟龙漫游、龙头钻档子、头尾齐钻、龙摆尾、蛇蜕皮等。十一节、十三节的龙，侧重于动作表演，金龙追珠，腾挪跌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不管是几节龙灯，表演时难度最大的是“三角癫”。“三角癫”也是闹龙灯的一种玩法，就是在龙灯保持直线行进的情况下，中间几节忽然做出左右摇摆或将本节龙体抬高的动作，其他演员随之做出相应反应。这种玩法如果配合得好，整条龙灯会出现波浪起伏、环环相扣的效果，使之更加逼真好看。但是，一旦出现配合失误，就可能引起龙身着火脱节的情况。这就需要有人统一指挥，并要求演员集中精神。

    斗蟋蟀

    蟋蟀是一种常见昆虫。《辞海》上介绍：“亦称‘促织’、‘趋织’、‘蛐蛐儿’。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触角较体躯为长。雌性的产卵管裸出。雄性善鸣，好斗。种类很多，最普通的为中华蟋蟀，体长约20毫米。年生一代。以翅摩擦发音。”它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真正的蟋蟀名产地，是山东齐鲁大平原，而山东的宁津县所产的蟋蟀，是蟋蟀王国王冠上的宝石。宁津种的蟋蟀头大、项粗、腿壮、皮色鲜亮，具有北方干旱区昆虫的强悍体质，凶猛好斗，耐力持久，有咬死不败的烈性，是历代进贡宫廷王室的名品。

    蟋蟀很早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历代诗文中对其都不吝笔墨。《诗经》中多次写到蟋蟀，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斗蟋蟀等诗句。古谚云：“蟋蟀鸣，懒妇惊。”因为蟋蟀叫则意味着秋日已到，冬天也不远了，妇女们当抓紧纺织做衣。它既为峨冠博带的达官贵人所宠重，也为荆袍皂衣的平头百姓所钟爱，算是雅俗共赏的好玩物。宋代文人黄庭坚酷爱蟋蟀，总结出蟋蟀“五德”：“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

    斗蟋蟀是我国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游戏，广泛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历史十分悠久。玩斗蟋蟀十分简便易行，只要从野地里捉来，稍加调养，便可摆开战场，决一雌雄。蟋蟀相斗，要挑重量与大小差不多的，用草或马尾鬃引斗，让他们互相较量，几经交锋，败的退却，胜的张翅长鸣。记载斗蟋蟀的最早资料，应是宋代顾文荐的《负暄杂录》：“禽虫之微，善于格斗。见于书传者，唐明皇生于己酉而好斗鸡，置鸡坊、鸡场，见之《东城老父传》。斗蛩（即蟋蟀）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南宋贾似道在《促织论》中说：“盖自唐帝以来以迄于今，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可知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宋代朝野上下大兴斗蟋蟀之风，当时的杭州城里将斗蟋蟀与赌博联系起来，所以蟋蟀的价格极其昂贵。周围的农民纷纷捉蟋蟀到城里来卖。根据斗性的强弱确定价格的高低。还有人专卖用来畜养蟋蟀的各种笼具，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业的所谓“闲汉”。有关蟋蟀的经谱也愈来愈多，内容也愈益丰富。这种游戏至明清两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明代袁宏道记北京城里“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刘侗云“斗盆筒罐无家不贮”，可见斗蟋蟀已成为一项群众性很强的活动。这一活动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长兴不衰，现代的斗蟋蟀活动在京津沪杭及周围地区依然颇为红火。

    打花鼓

    花鼓，是一种歌舞形式，一般认为源自宋代的迓鼓，又名讶鼓，或是由宋代的花腔腰鼓所演化而来。据载，迓鼓，是一种节庆时化装表演的歌舞形式。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乡人作窑烧腔，油画红花绫以为饰。”明代顾见龙所绘《花鼓子》一图，描绘的就是这种打花鼓歌舞。“打花鼓”实际上起源于社事中民间杂戏的一个片段，最早当为民间社事中娱神的一个节目，此后发生分流：统治者以此作为歌颂圣明的“庆典承应戏”，而下层民众则将之当做逃荒乞讨的谋生手段。

    打花鼓作为凤阳人乞讨的手段，是明代中叶以来凤阳农村破产的结果，“花鼓小锣走四方”，成了凤阳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红梅记》中打花鼓的小戏，以及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中所藏明人所绘的花鼓图一幅，都说明早在明代，贫苦民众以打花鼓为生已成为一种习俗。因为花鼓常常在上元灯节同其他民间歌舞龙灯、鱼灯、狮灯等一起演出，所以民间又称之为“花鼓灯”，《浏阳县志》（同治十二年）载：“上元……龙灯、鱼灯、狮子灯……又有服优场男女衣饰，暮夜沿门歌舞者，同花鼓灯。”

    打花鼓又叫“花鼓小锣”或“双条鼓”，主要流行于今凤阳县的燃灯、红心、小溪河、大溪河、清塘、梅市等乡，且以燃灯乡为中心。“花鼓小锣钱杆子，燃灯寺的饭碗子”，就是指旧时燃灯寺一带群众靠乞讨为生的悲惨情景。“打花鼓”时所唱的多为“秧歌”。所用的花鼓初为微型腰鼓状，鼓身约三十厘米，鼓面直径约十二厘米；后演变为扁形，鼓状。骨腔为竹或木（泡桐）所制，鼓面是山羊皮，鼓下多系彩帕巾（后改为缀丝穗）。鼓身饰以彩绘，形同陕北腰鼓。及至近代，又有握在手中的小鼓，一手握之，另一手则持两根细竹条制成的豉槌，靠指与腕的力量击出各种鼓点，故又称“双条鼓”。“打花鼓”的击法分“正击鼓”、“侧击鼓”、“上击鼓”等几种。击鼓时，两手随节奏微微起伏，上鼓条击鼓为“冬”，下鼓条击鼓为“巴”，在演出中，曲调或段落间常用双条鼓和小锣敲打一固定节奏“冬巴冬巴冬冬巴”作为过门。这样，不仅可以使演唱者得到休息，加强了表演的节奏感，而且也使民歌小调更富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此外，打花鼓的主要舞姿特点是“莲花步”，它出自农民的日常生活，如：“踩菜畦子”、“拾棉花走”、“割麦挖菜”、“抢孩子”、“王二姐割线”、“二妞担水”等。

    下象棋

    下象棋是融竞技、科学、娱乐为一体的体育项目，也是一门高深、微妙、复杂的艺术。中国象棋经过近千年的磨炼和发展，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各阶层人们喜爱的项目。它的魅力有二：一是棋局变化莫测，出人意料，趣味无穷；二是棋理蕴藏战术，牵连兵法，陶冶情操。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下象棋活动。

    我国象棋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最早传说于虞舜教自己的弟弟下棋，因其弟名字叫象，所以这种棋被称之为象棋。有人则认为象棋的名称来源于战国时期《楚辞·招魂》里的“菎（昆）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道相迫些”之句，昆即玉，六博即昆蔽象棋。还有人说古代象棋的棋子是用象牙做的，所以被称为象棋。

    云南苍山的大棋盘早期的象棋，由棋、箸、局等三种器具组成。两方行棋，每方六子，分别为：枭、卢、雉、犊、塞（二枚）。箸，相当于骰子，在下棋之前先投箸。局，是一种方形的棋盘。比赛时，“投六箸，行六棋”。秦汉时期盛行“塞戏”，即在早期象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只行棋不投箸。象棋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完成了形制上的第二次大改革。唐朝的象棋只有将、马、车、卒四个兵种，与国际象棋很相像，由黑白相间的六十四个方格组成。象棋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共设三十二枚棋子，将在九宫之中，棋盘出现了河界等等。

    象棋棋盘上的河界，即“楚河汉界”，是以下棋来比拟历史上的“楚汉战争”。据史料记载，“楚河汉界”在古代的荥阳（属郑州）成皋一带，此地北临黄河，西依邙山，东连平原，南接嵩山，是历代兵家经常出没的战场。公元前203年，刘邦出兵攻打楚国，项羽粮缺兵乏，被迫提出了“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的要求，从此就出现了楚河汉界的说法。至今，在荥阳广武山上还保留有汉王城、霸王城两个遗址。相传为当年的刘邦、项羽所筑。两城中间，有条宽约三百米的鸿沟，这就是象棋盘上所标的河界。

    现在的象棋棋子共有三十二枚，分为红黑两组，各有十六枚，由对弈的双方各执一组。红方有帅一枚，仕、相、车、马、炮各两枚，兵五枚；黑方有将一枚，士、象、车、马、炮各两枚，卒五枚。双方的帅与将、仕与士、相与象、兵与卒的作用完全相同，仅仅是为了区别红棋和黑棋而已。基本走法是：士在九宫内走斜线，马走“日”，象走“田”，车则横线、竖线均可行走，炮也一样，只是在吃子时与被吃子之间必须隔一个棋子；兵在过河前，只能向前一步步走，过河后，不能后退，可一步步左右移动。各种兵种协同作战，以“将”死对方的将帅为胜。

    弈围棋

    围棋是一项源远流长的益智游戏，至今仍然十分流行。围棋起源于我国，在古代叫做“奕”，《说文解字》中记载：“奕，围棋也。”史书中关于围棋的记载非常多，民间流传下来的棋谱也不少。可以说，围棋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

    关于围棋的起源，一般认为起于尧舜时期。张华《博物志》有“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的记载，又说舜也因为儿子商均不甚聪慧，曾制作围棋教子。因为围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且逻辑严密，从一开始，就被当做是一种开启智慧的游戏。当然它一开始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复杂。最初的棋盘上的纵横棋道比较少，多在十至十三道，只是初步具备了围棋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经在社会上很流行，各类文献中屡次出现有关围棋的记载。西汉时期，围棋虽然传遍全国，但是发展却比较缓慢。东汉逐渐出现了一批重视围棋的士大夫。魏晋时期的棋盘纵横十七道，一共二百八十九道，有黑白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了南北朝时期的《棋经》，书中记载当时的围棋棋盘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此时棋盘的定制已经与今天的19道一样。

    唐宋时期，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弈之风遍及全国。围棋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的功能得以日益显现。琴棋书画成为社会流行的风雅之事，下围棋更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明清两代，出现了若干个著名的围棋流派，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同时，民间围棋高手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三才图会棋谱》、《适情录》、《石室仙机》、《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二十余种围棋谱均出现于此时。据说明太祖朱元璋也很喜欢下围棋，但是棋艺却不怎么样。大将徐达每次都故意输棋，惟独赢过一次，却在棋盘中摆出了“万岁”二字，使得朱元璋转怒为喜，不但没有问罪反而赐给徐达一座楼，取名“胜旗楼”。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名手辈出，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尤以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最为出色，被称为“四大家”。

    围棋的产生和流行，可能和古代的战争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斗智斗勇、对抗性很强的游戏，围棋的下棋技巧在很多方面与排兵布阵相类似，严密的逻辑也可以锻炼思维的灵活性和缜密性。通过演习围棋达到围而杀之的目的，是古代军事家常用的方法。围棋中的一些术语如“气数已尽”，也被用来形容朝代即将灭亡。

    发展到今天，围棋水平等级分为九段，一段最低，九段最高，依次排走。棋盘纵横各十九道，黑白棋子共三百六十一枚（黑子一百八十一枚，白子一百八十枚）。虽然规则与古代有所不同，但是围棋仍然一样深受人们的喜爱。

    猜灯谜

    猜灯谜，是我国独有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一种文娱形式。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我国的灯谜源远流长，可以远溯到上古时代的《弹歌》。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一些游说之士为了劝说君王，往往不把本意说出，而借用别的语言来暗示，这种古代隐语即是谜语的雏形，它是一种富有讥谏、诙谐、笑谑的文字游戏。

    自宋代开始，每逢正月十五上元节，人们张灯结彩欢庆节日，为了增加节日的气氛，就在灯上粘上谜语，或藏头诗句，让人们猜出谜底，这叫做“猜灯”，就这样灯与谜结合在一起了，“灯谜”因此而得名。《武林旧事·灯品》记载：“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至明代这种习俗已经成风，“灯谜”这一雅俗共赏、民间风格浓郁的文字游戏得到了正式命名并走向成熟。到清代中叶，“灯谜”有了新的发展。人们起初把谜语粘在灯上，既有事物谜，更有文义谜，后来文义谜迅速发展，谜底的文字允许作音、形、义和位置的变化，遂产生了谜格。自谜格产生以后，灯谜与谜语的界限就更明确了。至此，灯谜就成为有体有格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红楼梦》里有好几个章回都描绘了清人猜制灯谜的情景。

    猜谜变成灯谜，还有个有趣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个财主人称笑面虎，他见了有钱人就拼命巴结，见了穷人，就吹胡子瞪眼。有个叫王少的穷小子去他家借粮，被他赶了出来。王少回去后越想越气。于是在元宵之夜，扎了一顶大花灯笼，挂到笑面虎家门前。这大花灯上题着一首诗，上面写着：“头尖身细白如银，称称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笑面虎看了以后，气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命家丁去抢花灯，王少忙挑起花灯，笑嘻嘻地说：“老爷莫犯猜疑，我这四句诗是个谜，谜底就是‘针’，你想想是不是。莫非是‘针’对你说的，不然你又怎么知道说的是你呢？”笑面虎一想，只好气得干瞪眼，转身狼狈地溜走了，周围的人都乐得哈哈大笑。这事传开后，人们纷纷效仿，第二年的元宵节将谜语写在花灯上，供人猜射取乐，所以就叫“灯谜”。以后相沿成习，每逢元宵灯节，各地都举行灯谜活动，一直传到现在。

    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极大提高了，灯谜也成为启迪智慧传播知识的文化手段之一。它虽属艺文小道，但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经史辞赋，现代知识，包罗无遗，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不容易猜中的，而其中的奥妙诙奇，足以锻炼思维，启发灵性，是一种益智的文娱活动。

    贴对联

    对联双称对子、楹联、联语、联句等，古时有“桃符”之称。对联分为节日联、喜联、寿联、挽联、行业联等等。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游行集会、建筑装饰、艺术展览等，人们都有贴对联的习惯。

    关于对联的起源，《山海经》里有一则故事。传说东海里有座度朔山，又名桃都山。山上有一棵大桃树，这棵桃树的东北一端，有一根拱形的枝干，树梢一直弯下来，挨到地面，就像一扇天然的大门。度朔山上住着各种妖魔鬼怪，要出门就得经过这扇鬼门。天帝怕鬼怪下山到人间作祟，派了两个神将去把守，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球。这两个神的名字有特殊的念法，神荼要念“伸舒”，郁垒要念“郁律”。两员神将若发现哪个鬼怪为非作歹，便用草绳捆起来送去喂老虎。于是，以后每逢过年，人们便用两块挑木刻上神荼、郁垒的像或写上他俩的名字挂在门的两边，叫做“桃符”，以示驱灾压邪。唐以后逐渐为尉迟恭、秦琼。

    五代后蜀皇帝孟昶亲笔在桃符上写了一副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此联被后人视为我国最早的一副对联，不过当时仍叫“桃符”。宋代桃木板改为纸张，对联逐步推广。明代以后，贴对联在民间已十分流行。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在有一年的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第二天，他微服出巡，到民间观赏各家的春联。他发现有一家没贴春联，便遣侍从去查问究竟。原来那家主人是阉猪的，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年前事忙，尚未请人代笔。朱元璋听说后便亲自提笔写下“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切断是非根”这样一副春联交给了阉猪人家。从此，春联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在后世盛行不衰。

    对联之中，最为普遍的是春联。春联多用红纸书写，讲究喜庆，联语也要吉庆、喜气。据说书圣王羲之因为字写得好，每年他为自家写的春联刚贴出来，就会被人偷偷揭走，王羲之为此头疼不已。后来他忽生一计，在门上贴了一联“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此语大不吉利，果然无人再来偷揭。哪知到大年初一，王家门上的春联却变成了“祸不单行昨夜行，福无双至今朝至”。这个故事虽然无证可考，但是足以说明春联的内容一定是要吉庆的。

    婚礼对联也要突出喜庆的特点，其主要内容或是赞扬新郎新娘优秀，或是祝愿双方婚后幸福，或是祝愿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等等。寿联主要是赞扬寿星的功业、德行、名望、学问等或是表示祝愿等。挽联的内容则主要是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也可以对死者生前的功业进行赞扬或者表示对其家人的安慰。

    对联是中国所创造的独特文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贴对联的习俗由来已久，至今仍然盛行于民间，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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