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茜放下座椅靠背，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空乘人员就走了过来，给我的邻座乘客升了舱。我猜隔壁的位置会一直空着：我已经习惯了和空座位相邻，除非飞机满员，这都要得益于航空公司对我的特殊优待。然而，好景不长，另外一个男人坐到了我的旁边。他年龄大约40岁，体重指数23。
“你肯定认出我是谁了吧。”他说。
也许他是个名人，就希望有人能认出他——但我估计名人是不会坐到经济舱的。眼下，我怀疑这人患了精神分裂症。
“不认识。”我说。
“我是联邦空警。负责照看你——还有其他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非常好。有什么危险情况吗？”
“或许应该你来告诉我。”
精神分裂症。这一路上，我得和一个精神病人坐到一起了。“你有身份证件吗？”我问。我在试着转移他的注意力，以防他错误地认定我具有某种特殊技能。
令我惊讶的是，他还真给我看了证件。他的名字叫作艾伦·连姆。通过大约30秒的近距离观察，我觉得他的证件应该不是仿冒的。
“你搭这班飞机不是为了旅行，对吧？”他问。
“没错。”
“那你登机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妻子要回澳大利亚，我想劝她留下来。”
“就是她，对吧？坐在窗边的那位女士。”
那绝对是罗茜，自从婴儿发展项目开始以来，她在睡觉时会发出低声量的噪声。
“她怀孕了？”
“没错。”
“你的孩子？”
“我想是的。”
“你没办法让她留下来和你在一起，所以她就这么离开了你，还带着你的孩子？”
“没错。”
“所以你感觉十分沮丧？”
“极度沮丧。”
“所以你就决定做点什么，甚至是有点疯狂的事情？”
“没错。”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通信设备。“情况确认。”他说道。
我猜我的解释令他满意。他沉默了一会儿，我望向罗茜，还有舷窗外的晴空。突然，飞机机翼向下一沉，巨大离心力让我死死贴到椅背上。要不是有地平线作为参照点，我都无法判断出飞机正在转向。科技的力量太神奇了。只要还有一个尚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我的人生就还有活下去的意义。
空警艾伦打断了我的沉思。
“你怕死吗？”他问。
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和动物一样，我天生抗拒死亡，这样才能确保我的基因可以存活下来。同时，我也对能带来疼痛感和死亡威胁的环境感到恐惧，比如在和狮子对峙的时候。但从抽象意义上来说，我并不惧怕死亡。
“不怕。”
“我们还能活多长时间？”艾伦问。
“你和我吗？你多大了？”
“我43岁。”
“咱们岁数差不多，”我说，“从数据上看，我们差不多都还有40年生命，但你看起来很健康。我也很健康，所以我们各自都还能再多活上5到10年。”
我们的对话被机舱广播打断了：“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副机长广播。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的飞机正在转向。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小问题，航空管制部门要求我们立刻返回纽约。我们在差不多15分钟后会开始降落，回到肯尼迪国际机场。我们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但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几乎就在同时，我们的周围传来了不少议论声。
“出现了机械故障？”我问艾伦。
“差不多还有40分钟才能回到纽约，还要下机。我还有老婆孩子，就请你告诉我，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他们吗？”
要不是飞机正在折返，我一定会再次要求仔细检查一遍艾伦的证件。然而我却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位孕妇买了回家的机票，托运了三大箱行李。有一个被航空公司判断为行为异常的男人跟上了她，手里一件行李也没有，形迹可疑，还在飞机起飞前要求下机。下机要求被拒绝后，这男人似乎被激怒了，接着就用外语大声祈祷。这些就够了，但是现在你又说是她要离开你。你打算怎么解释这样的情况？”
“我并不擅长分析人类动机。”
“我倒是希望我能擅长一点。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他们弄错了还是我们及时逆转了一切。要么你就是我见过的最冷静的家伙，大限就要到了，还能坐在这儿跟我谈笑风生。”
“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危险事件？”
“蒂尔曼先生，你是否在你妻子的行李里放了炸弹？”
难以置信。他们把我当成了恐怖分子。但仔细一想，倒也没有那么难以置信，恐怖分子确实都不是什么普通人。我异常的行为完全有理由让人们相信，我极有可能做出更多异常的举动，比如大屠杀，因为我的妻子要离开我了。
虽然中间闹了点误会，但能被看成冷静的人，我仍然感到很高兴。但现在，一飞机的乘客都要返回纽约了。我猜有关部门一定会想方设法把罪责都推给我。
“我没有放炸弹，但我还是建议你不要轻信我的话。”我不希望空警仅凭疑似恐怖分子的口供就做出判断，飞机上是否有炸弹，“假如我说的是实话，飞机上没有炸弹，那我的行为有任何违法的地方吗？”
“在我看来没有，我就指望着TSA（注：TSA即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能找出点什么了。”他靠向椅背，“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吧，我哪儿也不去。根据你的话我才能判断，这么多人是不是要和你一起同归于尽。”
我希望能找到安抚他的办法。
“如果有炸弹的话，安检仪一定能检测出来的。”
“我们相信能检测出来，但你可不一定这么想。”
“如果我想要杀掉我的妻子，根本不用让这么一飞机的人都跟着遭殃。在家就行，徒手杀了她，或者用上家里随便什么家伙也行。我完全可以把它伪装成一场事故。”我看着他的眼睛，以示真诚。
在空警艾伦的反复要求下，我给他讲述了我的故事。根本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想要完全理解我们的故事，首先要了解很多事件的缘起和发展。想要把我成为恐怖嫌疑人之前的人生故事都讲明白，时间怕是不够用。所以我决定从我第一次和罗茜相遇讲起，这是跟罗茜有关的事情，所以应该会引起艾伦的兴趣。果不其然，这些故事为他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遇见你的妻子之前，基本就没有其他人了？”
“如果‘基本’的意思是说‘除去那些没有发展成稳定关系的约会对象’的话，你说得没错。”
“新手交好运，”他说，“我是说，她真是位漂亮的女士。”
“没错。她大大超出了我对伴侣的期望。”
“你觉得你就好像癞蛤蟆吃了天鹅肉？”
“没错。这比喻很好。”
“所以你觉得你配不上她。现在你们有机会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了。唐·蒂尔曼先生不光成了丈夫，还要成为爸爸，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高度了。你觉得你够格吗？”
“我已经在育儿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这就是了，过度补偿。我要是个励志演说家，肯定能给你一些建议。”
“应该是吧，因为激励人就是你的工作内容。”
“我觉得你只是没有把你的想法具象化。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得把你的目标具象化。你要设想你自己能达到怎样的高度，接着你就努力去做，努力达成目标。‘9·11’事件之后，我听说有这么一个空警的职位，那会儿我就是个保安，一事无成。所以我就开始想象，当上空警是什么样，现在我就成了一个空警。我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设想，肯定不成。”
关于怀孕，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建议永远不嫌多。
罗茜一直在睡着，完全没有听到我和艾伦的谈话，也没有听到周围乘客愤怒的抱怨。直到机组开始落地广播，她才醒了过来。
“哇哦，我竟然一觉睡到了洛杉矶。”她说。
“不对。我们回到了纽约，飞机上有一个疑似恐怖分子。”
罗茜一脸惊恐，赶忙抓住了我的手。
“不用害怕，”我说，“嫌疑人是我。”有点让我意外的是，整个飞机上只有我和罗茜两个人没有面露惊恐的神色。
我们在纽约落地后，我和罗茜就被送到了不同的审讯室，她的行李也受到了彻底的检查。整个过程历时漫长，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等着。我决定趁此机会，把成为父亲的目标具象化。
我并不擅长这种具象化的任务。我的脑子里甚至都想象不出纽约城的街道图，我天生的方向感也不怎么强。但我可以列出街道的名字、交叉口的位置、地标建筑还有地铁站，我也能识别方向信息——14街与第8大道东南交叉口——准确地找到地铁站出口。这样的定位方法跟方向感一样高效。
但我想象不出我和罗茜，还有一个真实的孩子在一起能组合成怎样的画面。有时候，我只是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也许是因为莉迪娅带来的恐惧，让我不敢当好一个父亲。也许又像空警艾伦说的那样，我只是觉得自己不配当一名父亲。但无论如何，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改善：莉迪娅目前已经对我给出了支持性的肯定，吉恩、戴夫、索尼娅，甚至是乔治也都给了我积极的回应，认为我作为人类的一员，其人生价值不仅仅体现在遗传学研究领域。
现在我必须想象结果了。
我要特别调动意念的力量。我试着把孩子的四张图像拼合到一起，并对孩子给出情感回应。
我想象着浴室兼办公室墙上的那些画，想象着孩子的成长。没有回应。绘制这些图像抚慰了我的情绪，但回想画着胎儿的普通图像或照片，甚至是超声波检测照片，完全对我没有任何触动。
我又努力回想索尼娅的孩子，罗茜二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无论如何，她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孩子。
回想女同性恋母亲项目中那个在我身上爬的孩子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感。我记得那个孩子年纪更大一些，那次经历也十分有趣。这让我不免怀疑，我感到快乐的程度是否和孩子的年龄呈正相关，显然还存在一定的限制。我认为女同性恋母亲项目中的孩子给我带来的喜悦之感恐怕跟玛格丽塔酒给我的喜悦之感处在同一等级。或许等同于两杯玛格丽塔吧，但这份喜悦肯定不足以让我做出任何改变人生的行为。
我想象的最后一幅图画是真实的嫩芽儿。我想象着罗茜，还有她隆起的肚子。我想象着他在肚子里动着，这就是生命的象征。然而，情绪影响极低。
我再次遇到了和罗茜计划时一样的问题。我有缺陷——我要接受挑战——我感受不到情绪，那些能驱动我做出正常行为的情绪。我所有的情感反应对象都是罗茜，至少绝大部分情感就是如此。如果我能把一部分情感投入孩子的身上，就好像罗茜一样，把对我的情感分给孩子一部分，我们的问题可能早已得到解决。
最终，一位官员（男性，大约50岁，体重指数约为32）开了门。
“蒂尔曼先生，我们已经检查了您妻子的行李，没有检测出违禁物品。”
“没有炸弹？”这问题直接脱口而出，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有点傻。我没有在罗茜的包里放炸弹，罗茜自己放进去的可能根本就是微乎其微。
“没炸弹，聪明人。但我们的广义法也适用于煽动事件及——”
这时，门又开了——没有提前敲门——另外一位官员（女性，年龄约为35岁，体重指数约为22）走了进来。如今的我身陷官场争端，又有极大风险要接受某种处罚，此时再多出一位官员让人很是烦闷。我绝对更擅长处理一对一的互动，而不是涉及多位人员的场合。面对玛格丽塔警官我还能应付，但他们要是用上“红脸黑脸”的招数，我可能就要应接不暇了。面对莉迪娅一个人的时候，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当索尼娅也搅和进来时，我们不得不编造了许多托词和诡计，最终导致了巨大的困惑。即便是在我们非正式的男性组织里，从一对一的关系发展成六人小组之后，也产生了很多我没有及时注意到的问题。比如戴夫与吉恩显然意见相左，但如果不是戴夫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我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刚刚进来的官员说了什么我根本没有听到，思维的列车带我冲进了宽广的洞察隧道。我要把我的发现尽快和罗茜分享才行。
“蒂尔曼教授，我们知道您忍受了很大的不便。”女性官员说。
“没错。但为了防止恐怖主义，合理的预警也是有必要的。”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航班大约会在一个小时后起飞，您和贾曼女士都可以登机。我们会推迟洛杉矶到墨尔本航班的起飞时间，等待延误的旅客。但二位如果需要时间休整，我们可以为你们安排加长轿车送你们回家，并为女士安排明天出发的商务舱座位飞往墨尔本。如果您要和她一起出行，我们也会为您升舱。”
“我需要问问罗茜的意思。”
“您随时可以和您的夫人商量。但我们希望您现在可以配合我们做一些事情，这样我的同事们就不会再进一步找您问询了。这些问询工作他们也是迫不得已必须完成，尽管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一场误会。”
她把一份三页的文件放到我的面前，在屋子里转了几分钟，出去了，接着又进来了，在此期间我一直在仔细阅读这些法律条款。我的确考虑过是否应该找一名律师，但我也没有看出签了这份协议会对我有什么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也不打算把此次事件公之于众，报给媒体。我只是想和罗茜谈谈。于是我签了字，被放行了。
“你愿不愿意在纽约待上一夜？”我问罗茜。
“我愿意。没有比怀着孕坐20个小时经济舱更糟的事情了。我会想念这种疯狂的生活的。”
“你应该给菲尔打个电话，”我提醒她，“告诉他你会晚到一天。”
“他以为我1月份才回去，”罗茜说，“给他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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