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办公室也可以走到码头。总是一个人。远远看到中国海运的货船。西雅图的夏天是无法想象的好天气。天高而蓝。湖水泛着银光。山上的，街角的树木都是裸子门，高大稳重苍翠。从派克码头乘船可以到摩西岛。摩西岛有白色沙滩。可以迎风坐，看到越来越近的沙滩。也可以坐船尾，派克码头就一直在视线里。在船上当真有卖方便面的机器和热水机，正像小猪麦兜说的，乘船是一定要吃面的。也可以就留在派克码头，一层层木板盘旋的楼梯，楼上有唱片店，乐器行，和非常好的小餐馆。明信片上画的派克总是一个渔夫把很大的三文鱼抛到空中。的确是这样：三文鱼可以有两尺长，鱼店后台的人把它从窗口抛出去，窗外的人跳起接住，喝彩声不断。地下有一家酒吧，挂着梦露的招牌，里面的座位间摆放废置的老爷车。酒吧门口有一个彩色的不知名的机器，投币进去，随机放一曲，跳起舞来也没有围观。像欧洲电影。除了鱼腥，还有浓重的咖啡。派克烘焙的咖啡豆后来成为星巴克的一个品牌。
五号路不留情地穿城而过。桥下货箱之间是流浪者的聚集地。夏天里流浪人的眼睛是快乐的，没有惊异和羞辱。《纽约客》有一篇小说讲西雅图的流浪者。他在码头的古董店里看到了他祖母的首饰，因此他不愿离开，就守候着。即便漫长雨季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艰难的，他也不愿乘“灰狗”去加州，因为祖母的首饰使他感到更多的尊严，便是他的家。加州是流浪者的异乡。
西雅图的天气是数字型的，雨季和非雨季，斩断明快。我怀念长春的四季。不敢提到下雪，夏天南湖柳树下的热风，我伸出手也摸不到。那些好明亮的夏天的下午，高中楼的大扇玻璃窗。过讲台的穿堂热风。热风里的昏睡的语文课。高一是《离骚》，高三是《孔雀东南飞》。讲《离骚》的年轻老师颧骨淡红的，像农村小朋友。他讲到“朝饮木兰”就兴奋地说，古人啊喜欢花草养性，我便睡了。讲《孔雀东南飞》的老师六十岁，声音更老迈，总像有根线勒着嗓子。非常投入，却更使人乏困。虽然现在读到“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觉得好，当时真是憎恶，多不可思议的古文。我坐第一排，正对着讲台。同桌很快趴在书上睡了。他梳刘海，像面小扇子斜落在额上，趴下前他都用手先撩起刘海，只是额头硬压下去，起来后发型就还好。我很快也撑不住了。因为桌子小，都能感到旁边的温度。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巨响。惊醒，抬起头，同桌也手托着刘海醒了，问我，怎么了。原来是讲到“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老师太入戏，狠拍了自己的腿。我俩看老师一眼，就都又睡了。想起他嘴边亮的是口水，强忍住不笑话他。那样的夏天。
九月，竞赛过后，我便回国。先飞到洛杉矶见三木再到北京。他很久都没有回北京。长久的分开的生活却让我们彼此更觉得相依，可都说不出话，想狠狠地打他一拳。回北京前便开始发烧，所以十几个小时都没动。我编着很长的辫子，很沉。我姐和小坦在机场，说：你看上去最气派。我通常表情霸道，容不得陌生人，发烧也不例外。我说我还烧着呢。她俩似乎也没听见。
从机场出来在出租车里我姐拽了一下我的辫子说，你的头发太长，太多，太黑，得搞一下。她和小坦把我送回上地东里。房间里好几盏灯都坏了。黑漆漆地洗澡。还没退烧又有时差，躺在我自己房间靠南窗的单人床上一动不动。我只能看见一个角度，旧电脑插的网线垂在地上，蔓延，从门缝爬到客厅。我房间里的桌椅柜子都厚重老实，窗帘是棕色描金花的，这和曾自以为的浪漫的心多不符。我在那个房间里因为被受绝情而痛哭；在那儿梦见大姐和小坦在一起疏远我，追也追不上；在那儿我给三木打传呼；他把我从医院带回来，关好门，让我昏昏入睡。我曾一个人悄悄回上地，试穿了柜子里所有的旧裤子。
这是我最想称为家的地方。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爸来北京装修上地的房子。我套了件黑西装，顶着沙尘暴骑车从北大到上地。我爸坐在油漆桶上吸烟。房子又大又明亮。爸和我姐挑选了所有的家居，都是没见过的好。冰箱旁边有一个他给自己买的吸烟的沙发，木扶手雕成卷云花样。阳台里放了一对的另一个。然后他回长春了。那时在交往第一个男朋友，心神不宁，什么也看不见。幸好到夏天就分手，就每晚跑回来把上地当作家。东窗卫生间里放着洗衣机，上面有一本张枣的诗集。封底是这句：只要一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一句可笑的话。年轻的时候很轻佻。冬天里小坦过生日，大姐带我们特地去西单布艺店，挑沙发布。她在人大宿舍的上铺就摆满了她的重要收藏。有蜡染布，粗糙的花瓶，夸张的项链，瓷盖子上画了一条青鱼的古董盒子。我心里来不及笑话，更没有强势与她对抗。
然而长春的家，离开了十一年，想起来是黑漆漆的火车站。回北京的火车总在晚上离开，回长春的车是很早的清晨就到。两年前已经搬到离南湖远一点的大房子里。我们中学时住的紧邻南湖看得见日落的小房子出租给了陌生人。新家里有旧相册可以看。在长春生活了十二年。从最初的小小的黑屋子里搬出来是1982年的春节。我妈说那是我们自己的家了，带着我和姐从自由大路走到工农广场，一路下着毛毛细雨。新房子很小，有水泥石灰的气味。那里过了两个冬天。二年级冬天，美术课作业要求画一只狗。我爸替我画了，就是用黑铅笔，一只凶恶狼狗。一直到现在我也画不出来那样的画。每个冬天我一定要病好多次，坐在自行车后座去儿童医院。雪地，或是结了冰的地。路过省实验门前爸会买红豆冰棍给我。就是要冬天才吃冰棍，冰粘着嘴唇，豆子一粒一粒的硬，还冒白气。不喜欢糖葫芦。春天也要生病，还是爸骑车带我去看病。我穿黄色的带银拉链的夹克衫，果蝇在我周围飞来飞去。他在医院门外给我买了一条蓝手绢，印有一条三角形的热带鱼。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在电视上看我爸讲高数课，摄影灯照得他一直在流汗。他掏出手绢擦，一小皱团。上大学后有段时间常买格子手绢给爸，虽然他早就不再讲课。我很小的时候看他倚着枕头抽烟，看《诗刊》。他把莱蒙托夫的诗集题了字送给我姐，我们随着我妈嘲笑。后来大多时看他读金庸。没有听他评论过。因此，我也总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表达不出来，也就不必了。
中学六年都住在面对南湖的小楼里，看得见日落，每日都见，都觉得好。如今我在长春的日子不是在家里，不是南湖，只是面对着我妈，我爸，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好。已是中秋，吃五仁馅月饼，看送来的一盆盆菊花。那花都不健壮。我说，再看不见有人堆秋白菜了。像老年人的话，没人接。傍晚卖烤地瓜摊上的烟在暮色中暗下去。
两周后我再从长春回北京，头发被妈强行剪到齐肩，但根本不齐。荣树已经到北京，住在后海附近的酒店。每次打电话到酒店我都被怀疑是不良女人，查问我荣树全名。他的姓就有十六个字母。在北京我只知道上地，城里我永远迷路。每天从大姐家打车去酒店都装作很懂地告诉司机：走黄寺。荣树嗜酒，从中午喝到晚上可以跳舞时才停。从没见他醉过，但最后带他去药店买护肝药。我既不喝酒也不跳舞。在舞厅，他会给我两小团纸巾塞住耳朵。每次换一个酒吧，荣树都说，“东云坐我右边，我看不见你。”他的左眼看不见。
他说：“我怎么会在西雅图你知道吗？”我盯住杯子。他接着说：“因为我前女友来这里读书，她是个可怕的人。幸好我又遇到了茉莉。你也许认识，和你以前是一个系。”我正视他，说她现在是我这里最好的朋友。他的脸上都是光彩。他其实没有讲出这个故事，但是我却全能看见，并且无论哪一种猜测都没有意义。
去年感恩节，大雨里，车停在路沿。娜米说：“我不能再容忍他仍在我生活里。”我问：“如此恨，那你当初怎么去交往？”她说：“做模特的时候先交往了一个男模，自然是相貌身材了得，分手后痛苦之下决心只交往相貌丑陋的人。”我想：不仅自欺欺人，她明知这样连我也应付不过去。可我偏偏不想知道，谎言更好。现在的荣树也仍有他天然的特别的魅力和活力，不必诋毁。她接下说：“我怎能容忍他的自大，我逃到西雅图，第二年他就来找我，他告诉我：现在我们不是同事，因为我是你的教授。”我大笑出来：“你们是多么相合相像！”再说往事已经没有意义，为什么还要故作愤怒。因为这样生活就更有波折感，戏剧感？就更不枉此生？我说：“你好无聊。”她马上圆场：“我说这个是为了让你高兴，刚才对不起。”
但荣树总想让我提起她，并不是为了听故事，只是简单地提起她，他便兴奋起来。未必是因为还迷恋着她，未必是因为他的生活就又多一层迷幻的光彩，只是想在我们面前的小桌子上落一颗星，亮起来。
荣树还说自己的相貌是比她漂亮的，完全罔顾事实。他左手戴了十三只手镯。他指着一个说：这个是娜米送我的，你也应该送我一个。我说我只是你的朋友。他坚持要我同意友情爱情同样重要。我告诉他我讨厌爱情，那只是迷恋，而且不是不喜欢有所有权的关系吗？他说那更好，做朋友的你更重要。我只好买一个铁圈一样的给他戴。我不能往下判断，他酒后的思维是非常浅的。我不能猜想他是不是诚实；我不能想他有没有怀疑自己不诚实；我把这念头抛到嘈杂的跳舞的扭动的人群里。有多少友情和爱情是没有含带同情？正是对荣树，我没法讲同情。想象不出来怎样和他讲我曾经眼睛下有一块黑色，让我也有过非常不安，但这都不可比拟，因为我从没想到过要弥补。我总是满足。那一块斑也许曾经对我很重要，也许没有，但我也没有勇气打开这个话题。
荣树不断重复：“离娜米远些，她狂野可怕，多和我们在一起。”不完全是幼稚随便的话，他其实想告诉我她的狂野曾经是他的一部分。我笑，怎样对他解释，似乎也没有一定要解释的必要。然后我突然想到，是的，他们，他和她，要的是陪伴。我是个孤僻倔强的儿童，他们的激烈，他们的波动在我这里穿透，连反射都没有。可我爱他们。陪伴没有帮助过我，不诱惑我，经常让我疲惫。每个傍晚匆忙地跑回八楼我自己的房间，急切地，安心地面对一个人的夜晚。
在南加临回北京的前一个晚上，我和三木一起看《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前》。相隔九年的两个故事在四个小时看完。它那么集中地把所有好的爱情，友情，生活的可能性，都放在里面。我很爱朱丽·德尔比，因为她很自在地和伊森·霍克演出了所有文艺青年向往的完美爱情。这之后只能对还向往谈恋爱的人表示不屑。甚至愿意相信朱丽和伊森·霍克私下是彼此爱慕的。我的生活里，和我观察到的生活里，不仅爱情，友情都差强人意。有的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连不起来，抓不住。要好努力才恍惚地有高潮。因此它们本身没有魅力。
荣树在北京的合作人是我大学的朋友冯霆。他是大学不同班的同学。大学毕业我俩都读研才稍微亲近起来。他女友和他一样，高大，黝黑，性感。有一天我去他的生理楼实验室，原本他在炫耀他最爱的书《白鲸》。突然他脸趴在椅子背上告诉我：“我被甩了，这两天都发烧，感染。”我接不上话。他又说：“东云，你眼睛下的斑什么时候能治好啊。”我莫名其妙地，终于不那么自卑地说：我朋友每两个月带我去协和。他问：“那个骑自行车的？”如今在北京再遇见，他就盯着我的眼睛说：你变好看了。我知道他讲什么，也并不难过了。
冯霆的公司在郊区，他威风凛凛：“我要去杭州，马上回来。不能错过朋友。”他和荣树跳舞，却是没有见过的奇怪的样子。他回过头，我不了解他，似乎从没有了解过。过去的一点交集经不住反复体会。我们只是偶然地情投意合。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们谈信仰。又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和冯霆说我们没有信仰。荣树一定要说他可以有多种信仰，包括科学教。这已经没有意义，一旦跨越信与不信的界限。去年在Jake家我们也试图谈起信仰。娜米先调笑般地讲她和弟弟也许是天主教，像他们的妈妈。她常常不思考地讲话又强求赞许。Jake轻轻地说：“不如留给想象力。”我喜欢他，喜欢他那样地保护着她。可是要小心翼翼地旁观，怕蒸发消散。好比每一次看见茉莉对荣树尖笑，我都为不真实的表演而忧虑。在北京后海的一周，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很多愉快的谈话，不小心停下来，就马上换一家酒吧，害怕真的静下来就再回不去。到最后一天，冯霆说：“不如我们仨一起去理发，剃头合影！”我说：“不行，我要烫发。”
我姐把我拽到理发店，进门前说：“这儿理发师还有名字，叫阿星，有点儿文化，看书。”我姐比我刻薄。我告诉阿星，想烫成张曼玉那样。阿星瘦小，南方人，黑色不系带的亮皮鞋，不可置疑。四个脸饱满的小姑娘围上来开始上卷。我就盯着马路对面的刨冰店。很久很久，顶着乱头发回大姐家。我姐冲出来：不行，不够蓬，重整。阿星只说了句：她的发质比较硬，就又招呼小姑娘给我上卷。又是四个小时，坐在药水的气味中。黄昏里，马路对面走来一个穿黑皮夹克的男人，宽肩，低头，看不见眼睛，匆忙地，腿抬得很低，拖沓着。我想仿佛是相识的人。但都没有试图站起来，因为非常可能不是。最后头发烫得非常蓬非常满意。
最后那天晚上，荣树和冯霆果然都剃了近似光头的短发。我们合影，却从来没见到过照片。在工体附近一个打蓝光的舞场里，他俩把酒塞到我手里说：东云，我们给你跳一个舞。那一刻，我们也许都想成为亲密的朋友。然而，还有比做朋友更难以把握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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