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想起二十年前的夏天的北京，就想起《青铜时代》里讲的上古年代。有时是闷热，或是热风，而一教楼下的热水器总是滴滴答答地漏水。脖子总是粘着头发，水房里弥漫食堂的味道，总想着去找物理系的哥们要多余的澡票。那个叫姚诗的家伙，夏天也穿着牛仔服并且永远不用澡票。他会在晚上十点在我宿舍楼下打传呼，然后非常高又细弱地倚着别人的自行车。他近视也许有一千度，永远有眼屎，长指甲。传呼我就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东云，炼乳非常有营养，你经常生病，应该吃炼乳。”如果用从一到十评估精神错乱，姚诗一定是最高分。他祈求我姐在人大找联谊宿舍；经常无缘无故地说：姐姐很喜欢我。像和我争宠一般。我连嘲笑的精力都不想用。每当他讲起他所谓的爱情，我就大笑说他妄想症。他像一块口香糖，粘在我的大学生活里。我高烧的时候，他把我背下宿舍楼，用自行车送到医院。我们两个都向往有很多很多的亲人可以爱。他没有，似乎。我和他争吵了很多年，一直吵到美国。最后一次打电话也是很多年前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在报纸新闻上听说了，我就打电话过去。他在睡梦里（和幻想一样）说：“我结婚了。”我问：是和男人吗。他说：“皆有可能。”现在他完全消失了。大学里许多许多那样的青年，在北京夏天的热风里，拎着饭盒，或是旧书包，心怀彩色的梦，在仓皇间躲过四年。
为什么回忆的片段总是无端地飘过来？那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们都飘散着，似乎没有牵挂。按照量子纠缠理论，这是我与我过去的隐形传递。让量子力学和数学解释生活，来得多么繁华，但依旧无法打动我。并非我要在科学与信仰之间画上界限，而是我两者都不选择。
因为去费城前荣树的信听起来情况很糟，我发短信过去询问，但始终没有回音。我毕业离开西雅图的九年里见到过荣树两次。2011年的冬天我从北京回来的路上收到他的短信说他在夏威夷大岛开会。因为早就听说他病了，于是坐第二天的飞机去见他。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机场和会议在岛的两端。出租车一路过去，黑漆漆的火山岩上悬挂巨大的星星。总是想象这是漂浮在太平洋上的一片火山，就更没有了方向。方向似乎只为大片的陆地存在，连在太平洋的上空也没有方向。想起韩剧里的一句台词：你见过飞机开方向灯吗？渐渐地看见小路上的火把密集起来，便是会议酒店。
会议酒店的大厅里仍旧有几小组不放弃社交的人群。非常多的这种情形下，我很怀疑每个人都有功利的目的，不过是怕寂寞。那个密歇根姑娘，窈窕地立在其中。如果此时我想加入她的小圈子，不过是好奇她如何在羞涩知趣和自信圆滑之间转换。可那个好奇心抵不过困意。然而夜半一点，收到短信，终于见到荣树。五年了，他其实还是那个样子，暗黑色的脸看不出年纪。有些胖，胖得有一丝让人难堪的自以为是。他说他得的病是罕见病，世上只有几千例，是结核病毒侵蚀了脊柱，只有止痛药可以缓解，所以原本的酒精药物依赖都有了借口。荣树仍旧喜欢讲我们当年的北京之行。没有掩饰的自然的自信的人才喜欢只讲快乐的事情。很多年里，他几乎没有讲过任何抑郁的话题。他可笑的安全感不需要怜悯。我提醒他在北京的时候他在出租车上学会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并且掉进那个调子里。
Casey也来了，同样是五年前轻快的笑容。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的会计女友。他说：“我自信了，因为不谈抽象的问题了。”然后又笑说：“是我老了吗？”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父亲，然而Casey说他现在最亲密的人是他继母的现任男友。“是的，他引导我。”我告诉荣树和Casey：“我在申请教授职位，所以来社交，但是表演的压力太大，已经发起烧来。我不是好演员，你们稍好些。”我们三人大笑，填补时间的空挡。
茉莉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头发随意挽在脑后。我和她是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疲惫。她不再像当年那样紧绷的兴奋感和愉悦的迫切融入感。我有一个非常卑鄙狭隘的观察，中年人荷尔蒙的降低在智商不很好的人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稍微聪明点儿的人也不过是找到了巧妙的遮掩。
接下来的春夏去过很多地方。在波士顿的匆忙间，在夕阳下，看见和我同桌六年的又瘦又苍白的男同学。他推着婴儿车，里面又一个与他眉眼一样的小姑娘。每个秋天我总是向往北方。有时想起自己曾坐在菲尔维尤的小窗前，看北方的秋风里明净的空气。于是2012年的秋天，我带小孩回到西雅图，却忘记了雨季。我们住在城中心非常高耸的酒店房间里。在阴雨中，什么也见不清楚。像小的时候吃过的一种猪皮冻，半透明的胶状物，里面有些方形的颗粒，就是那样的。
驱车向北，去荣树的家。读书的时候经常来，但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一个区其实在山上。山下是贯穿南北的一号铁路，正对太平洋。我们在大雨里敲门，很久没有人来。茉莉从泰国带来的大女儿乌玛游泳回来，看到我站在门外，笑眯眯地说：“我记得你。”她已经不是那个六岁的心虚的小女孩，已长成身材苗条的十三岁的少女。荣树，躺在床上。他因为止痛药使用不当而从阳台上跳下去摔断了脚。他的小女儿玛雅，蹲在墙角始终一言不发。我的儿子很喜欢他，他说起话来依旧有吸引人的活力和魅力。但始终不承认药物的依赖症。我只庆幸他已经是终身教授。倘若荣树知道项羽的故事，必定将自己比作他。但他再也不成画，只是这卑微里最卑微的。命运对他残酷吗？只是一个不幸接着下一个。在每一个风暴里，他都佯装没有看见。他都自大到不允许谈论。然而如今，他只是躲了起来，因为已经破碎了。周围每个没有他敏捷的人都想在他们没有严重缺陷的相貌上找到心理平衡。对他蛮横的忍让其实是有廉价的怜悯。友善都非常残忍。
在西雅图南面的直接面对太平洋的公园里，还见到了我读书时的老朋友。我们故去的共同的爱好是裤子。她的第一个孩子和我孩子同样年龄，很快便互相追逐起来，忘了风景。那大女孩穿着白色的毛线裙，鬈曲的棕色短发贴在结实的圆圆的头上。小的女孩子似乎更懂得人情世故，对我挤眉弄眼。夏威夷或南加州海滩的日落是热烈的，游客的。北太平洋的日落悄无声息，太阳像被拽下去，也没有人观看，我仿佛听到咚的一声。回头望见三木更是若无其事。想起电影《绿光》的结局。多绝望啊，最后去相信一个没有原因的信号。
我们在西雅图游荡的一周里，没有见到太阳。大学区的每一个餐馆都和七年前一样，杂志社还是卖一样的明信片。在这个城市里，我曾以最孤独最自信的脚步走过二十五岁到三十岁。膨胀的感受力在不必倾诉和交流的状态下全部输入内存。竟然要感恩。我们在书店度过了三个小时，看蜘蛛侠的漫画书。书店的对面是Big Time酒吧，曾经烟雾缭绕的桌球厅因为被禁烟，看起来非常萧条。在寒风的夜里冲到中国城去吃拉面，竟然也只有我们是顾客。仿佛一切繁华都随着阳光褪去。第二天早晨的暴雨里，我们观看了年度最大的游行。
2012年冬天以后，荣树不再写信。我和小坦说起这些。她说我始终不肯承认是什么驱动命运，始终不肯承认人的目的性，还有那些心底的秘密和奋力挣扎。我总想：“这都没错，就连我此刻和你说话都可以细细划分出很多目的。可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以至于可以说丧失了目的性。”因为这是必由之路，我愿意忽视目的，忽视秘密，我不严肃，因为严肃也摆脱不开目的。可是把命运形而上学到时间和空间里，也就是写内心的东西，也是安慰人心的一种途径。我没有一个一定要相信的愿望，但我向往全方位的诗意。在体会一首诗，或是有了表达的空气团的时候，比一切爱情都美好。可那样的瞬间是多么少，也许可能因为少才格外珍贵。当我回到现实的中年人的生活里，我从没有过一颗自由之心，更无法与命运抗衡，但是因为有一点点诗意的企盼让我觉得生命有多不容易。这也许是我心里的秘密。
十年过去了，已是2014年的春天。在这个气候温和的城市里，夏天也悄然而至。我爱这温和，又厌恶它。突然间，微信的时代带来了所有以为消失的人，一切都有了坐标。那个冬天风雪里最后见到的初中同学事业有成，他对我说：“是啊，我的孩子都已经读初中了。”我遇见了高中时那个热爱刘海的同桌，当年他在清华读书时我们形同陌路；二十年未见，竟陡然间发现他是另外一个我，胆怯而又有勇气的我，何其惊喜！我们的过去也许像未来一样不可知。还遇见了在大一时经常给全班女生写情书的南方人。他依旧心怀浪漫，问我还记不记得他的两封信里写了什么。我说我记得很清楚：“你说你想和我交朋友，这样可以帮助我学英语。而且你邀请我同去圆明园。”那个年代每一个北大男同学都向往圆明园。我去机场接他的要来伯克利读书的十七岁的外甥。看那个年轻人走过来，带着和他二十年前相似的面孔，一样的聪明机智，只是完全没有羞涩。我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青春。
每个秋季的梦和梦魇交替在偶尔的秋雨间。孩子问我做了什么梦会这么疲惫。我说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鸟在太平洋上向北飞，飞得漫长没有尽头，因为看不到陆地，小岛，甚至船。他有些遗憾我梦的乏味，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游泳。”我说：可是我变成鱼也不过如此，总还是要试图与重力抗衡。意识是测量问题的根源。
刚刚开始落叶的八月的中午，我手机罕见地跳出短信。是荣树，他说他在山地另一边，请我过去。没有任何犹豫，我翻山越岭去看他。就坐在他对面，看他竟然是健康的消瘦的样子。他说是的，一切不好的他都清理去了，整个春天他都在与疼痛导致的药物依赖抗争。居然轻描淡写！他有两个心脏在搏动，无法遏制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就在我对面！我攥着手。现在他要去纽约，找到了更好的系主任的职位，成立新的计算中心。他非常现实地问我是不是考虑那里的一个职位。我想都没有想就说：“怎么可能。”他说你再想想，你有时懒惰害怕变数。
其实我每次见到荣树都会谈科学。在这个时代里诚实地做学问已经非常艰辛，我们都出售了自己。可是还有那么一点点努力也要保留。做好的诚实的科学，因为这永远是进步的原动力。这样的话，居然是需要勇气才能诚实地讲出来。
他已经不做音乐了，他第一次承认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仅如此，还要放弃。专注，能量扩散开去感受力会弱。我仍旧相信好的科学，好的逻辑。”突然想起他以前读书的时候为去看WASP演唱会搭灰狗去弗吉尼亚，想起他地下室里倚在墙角的终结者Ⅳ。我说：“音乐于我而言只能解决短暂的问题，更只是麻醉。是的我经常在困惑中麻醉自己，像在和上帝的一场单恋。上帝有一个答案，我并不想知道，却在每一个暗示中陶醉。”但终究要问“是谁把我们留在这里独自悲切”。但还好我们有一个悲伤的理由，而且宁愿一切都在悬空，没有答案。
现在我可以直视他。他说，你看起来更快乐。我说：“是的，我过得很好很满足。偶尔地我惦记我妈妈。”突然我想起来，于是说：“其实这两年里有时忧虑你。”他坐直，第一次我们谈药物，谈过去的灰暗的日子。他说：“那个经历我当然希望没有过；但是我现在好好的。”我低头看到他的红色的鞋子，问：“是蜘蛛侠的？”他回答：“我担负比他要重要的使命，然而我们都会死。”我说：“死后呢？”他说：“最终我们的大脑控制着潜意识，再没有别的了。”灵魂这个词在我和他这里永远是用“潜意识”代替的。“正因为如此，在大脑死亡前，要努力跑。”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只小小的麻雀飞进来，落在我靴子边上，用力啄了一下，拍着翅膀飞起来，从棕色的玻璃门飞出去。顺着昏暗的玻璃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漫不经心地告诉他我眼睛下面曾经有一块黑色的斑，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的五年里。十年来第一次，他说：“可以想象你作为年轻女孩子的处境。因为很显然，我只有一只眼睛。可是因此，我会格外欣赏对称之美，也许比常人更懂得。”像突然一滴墨水在水面化开，觉得从此可以随意地对待他，那样的爱像一个无形之物，自由自在。
秋天的万圣节，我在游行的快活的人群里看到我小孩穿着绿色的忍者连身服，因为太热的缘故，他脸上的面具被推到头顶，闪着一双可笑的小小的黑眼睛。我问他：结束了吗？他跳出来，拉着我的手，头也不回，没有一个留恋的表情。他心里也不要盛世萧条。我们走在秋天无比美好的色彩里，落叶的声音传到了很多年前，在没有名字的吊桥上，自行车碾过落叶。我想我为什么总是用想象的美好包裹我的生活？这竟然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感情。我想写下来，给那些也用虚幻的人。虚幻也并不可怕，如果不是虚荣。生活是没有幂的矩阵，是无解。然而我想给我的孩子看我曾经在感受力最蓬勃的年月里留存的记忆。因为于我而言，这些感受力是我体内基因带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今年春天我去过西埃尔的落叶湖。四月十九日的那个傍晚，在小木屋的窗口，我忽然想起来，这是2011年春天梦境中的那一片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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