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人。如果用谷歌地球，可以找到我们的房子，它安静地坐在几棵大树间。北加州没有分明的四季，树总是绿的，花开得此起彼伏。鸟叫的声音从清晨到深夜，阳光很好。有一些或深或浅交往的朋友，互相消磨时间。有一次睡前我无意间和三木说：“通过对话来交流可真难啊。”他从不嘲笑我，只是说：“本来就不可能。”可是人为什么不自然地会有交往的渴望，不是徒劳吗？清晨跑步的时候，我还是会希望树林掩盖的小径后会走出三五人，哪怕是陌生人。
我经常结识稀奇古怪的人，特别是女人。讲出来好像非常软弱：我有些期待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是同类，可从没有找到过。有一年在去波士顿的飞机上认识过一个女作家。她坐我左侧，看我在读中文书，就带着几分礼貌上必须有的好奇问我是什么书。我非常浅薄地概括说当代中文除了翻译文学没有什么可以读。她可能原先以为俄罗斯文学只有英语版本。她声音温暖，白衬衫，蓝披肩，高级理发师剪出来的灰色短发，果然是个女作家。六个小时的飞机，似乎都在有效交谈，但下飞机时我只记住了她有肩周炎，因为长年的读书和写作。我们约定再见。再见也是要选在美术馆，虽然就在办公室一街之隔，但我从没去过。她非常优雅。美术馆有室外餐厅，但她从家带了特制的去谷蛋白食物，因为她更关注健康。我坐在她对面吃橙红色的番茄肉丸子意粉。她说她对中国传统文学非常感兴趣，讲起李清照。于是我强力推荐了《红楼梦》。但是她完全没听说过。她为了配合东方文化，又讲了一会泰戈尔。太阳很晒。她似乎也没有真正写过书，但还好家境优渥。临走拥抱着约必须再见。不知如何再应对一次干涩的对话了，就推拖着。我想她也一样。几周后她又写信送我一首她写的诗。我赞美完之后，也没有勇气参加她的慈善拍卖会。彼此都再也不想联系了。她其实很好，我们没有交集，不是生活交集，是没有任何交集，但都想互相理解，却禁不住刻意的努力。即使贪恋亲密，也不能糊涂和软弱。
还有Rita！去年在Claudia的圣诞派对上认识的Rita。正是我想象中的葡萄牙人的样子。脸完全是窄的，发髻很低，高得突出的鼻子，棕色的眼睛。她举着酒杯，斜倚在我旁边，光滑细长的小腿。我的邻居Claudia穿着一样的黑色短裙，却掩盖不了四肢粗壮。她走过来简短介绍，带着莫名其妙的大笑声。她其实只是担心她的派对温度不够高，所以不时地四处煽动。Rita像是对我一见如故，我也的确被她的美貌打动了。说了些互相恭维的话，她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她有三个孩子，十岁、七岁和五岁，也都是忧郁美丽的面孔。在她的家里，我们坐在露台上。她没有化妆，手里的酒杯换成手机，翻转着玩。她把头侧过来说：“你哪里来的烦恼？”我不想应付她，但的确无从下手，说：“如果你想讨论烦恼，还不如讨论斯坦福每一个年轻人愚蠢的创业梦想。”我如此不怀好意，她却说：“我只想告诉她们，等着，等到十年后再告诉我你的雄才伟略。”我们共同的地方是懒惰还是怯懦？或许是工作的虚荣牵引不动？她随口说：“我的烦恼也许是工作，也许是Bob。”哦，Bob，那个在孩子的生日派对也只是和女性搭话的Bob！他面孔姣好，也会说几句笑话，并且带着让人着迷的英国口音，可你总能看出他笑话背后的没有底气的仓皇。只有一次，我觉得他还真诚。那是Claudia给她丈夫Dan的惊喜生日派对上。准备得如何周折自不必说，完全按好莱坞的电影排演。我们都被要求穿黑色小裙子，拿着酒杯，蹲在黑暗里等Dan回来。可是等得太久了，我把承受重力的脚上的那只高跟鞋脱下来。Bob见到了附和一句：“真是太表演得过火了。”我回头把这句话当作赞美讲给Rita。Rita却甩头说：“Bob是吃醋了，他喜欢Claudia。”荒唐啊，这“喜欢”多么微弱苍白，已经不能是千万中人的那一个，不过是随机地站在你的左边；有一些花边新闻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有面子吗？我多希望她是个真正聪明的女朋友。
办公室里也有真正年轻又看似真诚的女学生，并且偶尔温暖的瞬间会让人觉得生活在高智商人群中是美好的。那个密歇根来的姑娘，处女座，有北方人的高大美丽。她对工作的成就感非常有梦想，要求严格。日常爱好是探戈。经常和男友分手，原因都是没有共同的生活梦想，但我是不能开口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她同时是少有的敏感而且不掩盖的斯坦福学生，可能是成长过程中有全面的安全感。我们特别约出去吃午饭。她问我：你先生是你最好的朋友吗？我说：怎么可以那么贪婪？她说：那我宁可没有婚姻。她不是年轻无知，是真的想过，但是她忘记定义什么是最好的朋友。连朋友这个词有时都让人不安。我想起Rita懒惰地说：让我们等着瞧，她们都会有无可奈何的那一天。我只愿意想象她是一把利剑，没有牵挂，即便不够锋利也不要把自己牢牢地陷进去。
也并不奇怪，回想起来，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总是盯住一个人看，想找到相似处，然后一定要找到最柔弱可以击中的要害。有些周末会和我姐去人大。她自然是过着最舒展的大学的生活，虽然烦恼比我还多。她宿舍里的漂亮女生一旦失恋了就会向我讨教并且像立誓言一样：学英语。好像也不过是背一下新概念第三册。我姐似乎不是，但我也没有特别注意。她自然是会在“五一”假期去九寨沟的，带回很多漂亮照片。她们是理科宿舍女生想要偷窥却又心底看不上的浪漫的象征。果然有一次，她带我穿过学九宿舍，在一片小矮房子前停下。她长发披肩，蓝色的绸子裙子印着抽象画里的美人的面庞。我总是被她安排穿一些与我大学宿舍很不合拍的衣服。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一条白色的帆布裤子，很宽的裤脚，上面是鲜黄和灰色相间的条纹有领子的T恤。在门前我姐停下来看我一眼说：还行。屋子里像是有一个长板床，各色姿势坐了一排年轻人。我姐说，他们是西安来的摇滚乐队。有个很瘦的抬头看我一眼，竟然把烟掐了，好像我带着中学班主任的气息。他们讲什么全与我无关，我也丝毫不感兴趣。我坐在另一个和我一样穿着军靴的年轻人旁边，他微卷的齐肩的长发，一条腿蜷着，手一直拽着鞋带。从那以后，我不好意思想起那个下午，觉得是最空洞的虚荣。
这些感受若即若离，正如那些来去的相识的人。我只是意识到好久都没有新奇的发现。我依旧害怕面对自己的要害，我知道它是什么。
下过雪的清晨无法比拟的美好。踏着很厚的雪来到会场。Bill说：“让我为你引荐。”我体内的肾上腺素瞬间燃烧并置换为职业状态，配合我墨蓝色的有领子的硬衬衫。以前做过职业咨询，那个胖胖的戴着护腕的女人问我：“你要表演，任何上层职业，如今都需要你懂得表演。”总觉得为了工作表演是低微的不纯粹的过程。害怕承认自己想以另一种更容易的方式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及虚荣。也许归根到底，工作本身并没有完全吸引我。我甚至怀疑不论当初选择做什么，结果都一样：我可能就是个既故作漫不经心又想得到承认的状态。如果我睡眠充足，精神状态可以控制，我会心里默念：“不仅仅是这样。我的行为，在场人所有的行为，一定有诚恳在其中。不全是销售，不全是表演。”也许只是我愚钝和懒惰。可是虚荣呢？我怎样才能时时刻刻地把它分离开？我想，我摆脱不开虚荣，想摆脱虚荣也是另一种虚荣。这是一个死循环。也许是更诚实一些。
大学一年级的春天有一门分析化学实验课。助教是从中科大来的研究生。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羞涩，总是好奇地盯着他。但他就是那样，他可以很笔挺严肃目不斜视地讲实验操作的某一个环节，总是清晰有致，然后忽然低下头轻声说：大致就是这样。我也偶尔想起Dan。他和我同一年离开西雅图。总是这样羞于索取，难以自然地步步为营，却又不忍放弃。有时候我想简单粗暴地总结，说我们不过是懒惰，也许是无孔不入的虚荣心，想摆脱虚荣心的虚荣心啊。可是我们在留恋什么？是科学之美？还是长久的训练使得我们的虚荣心依赖脑力劳动的自得其乐，自以为是的快感？
我有些职场的朋友，比如Nicolas。49岁，罗马尼亚裔，医生并在学术界有很好的职位和地位。非常高，身材完美。棕色眼睛，脸瘦，牙齿整齐。灰色衬衫前三个纽扣打开，里面有一条黑色木珠项链和一条色麻线编织项饰。袖管非常专业地挽着（两次二分之一），小臂毛发重，细长肌型。手指干净，经过激光处理无汗毛的手指，却没有戴婚戒。我原以为他是典型的职业的教授：成功推销自己以获得基金；只讲听似建设性然而毫无益处的话。然而不是。他不接受恭维的玩笑，不配合职场的脱口秀。他指出所有让我心虚的结果，断言前进的不可能性。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也肆意抨击。我也只能放弃表演。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你喜欢你现在教授的职位吗？立即回答：“当然不，但这是我无法逃避的职责，解决生活负担的优化条件。在这个职场，人们都在编辑谎言。我为妥协而烦躁。”他有五个孩子，包括一个自闭症患者。两个与前妻在丹麦，因此他也是丹麦的客座教授，每年有三个月在丹麦过生活，其他九个月在新墨西哥州陪另外三个孩子。要多么有力量才可以抵抗这么多年而不被湮灭。也许他不过是个复杂又简单的普通东欧人。我们要与他合作之前，Bill说：“Nick是业界认可的，我私下问过他的同事，他不是简单地只说负面的评论，虽然非常保守。”Bill的话，一层层剥开来都是不信任。
只有六个小时的会，在困倦中格外漫长。会后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我给娜米打通了电话。她似乎已经平静了，并且想回避谈话。她默默地而又懒散。2012年春节，娜米约我在旧金山的春节灯会和她见面。那是在我们都经历过各自不幸的一年后。旧金山最陡立的山坡。曾经有一本儿童书讲一辆缆车为了摆脱轨道，从这个山坡飞奔下去，在海边它遇见了一只想乘缆车的中国龙。这辆缆车后来试图把这故事讲给朋友听，却总是被嘲笑那不过是幻想。旧金山的中国城，卖翡翠的首饰商店，镂金镶玉狮子的家居店，胭脂颜色的叉烧店。街头是脸干瘪的广东籍的老年人，他们的眼睛也没有水光。准备舞龙狮的中国少年说ABC特有口音的英语，你会想他的父母是谁。何止是幻想荒唐。
在这荒唐里，我年轻时的朋友，套在灰色的羊毛裙里，孕妇的荷尔蒙焕发了她的表情，在兴奋和乏味间变幻。她瞟了一眼她选定的街角的孟月咖啡馆，又回头看看舞龙舞狮的人群，说：“走吧。”几乎要穿过马路的时候，她弯下腰把左脚的鞋踢掉，说：你看我竟然穿上了袜套，居然很舒服。然后我们狂笑，像多年前她在我的壁橱里发现了一条裤脚绣花的牛仔裤。
在春节花市我买了一盆水仙花送她。一如既往地她追问水仙花的来历和正确发音。我不耐烦地说：就是“花”，然后我想起来我以前给她讲庄周晓梦迷蝴蝶的典故也完全讲错了。临别前我帮她把花固定在她的车后座。座位底下有一个踢翻了的盒子，散落暗黄色的药块。她见我看见了，就坐到前座关上车门。我摆摆手便走开了。我知道她以前的药物依赖症。她婚后似乎更严重了。有一种不善意的猜想是他们因此彼此相吸。我对她讲过一次我还想再见一次我爸。其实那只是当下的一句话。可她说，你可以做到，但你不去做罢了。我知道她指什么。她接着说她见到她的膝盖上长出一棵仙人掌，然后慢慢开出花来。在我必须要回答她一句话的时候我只好说：那不是幻觉吗。她故意混淆是非地说：哪里是幻觉你如何分得清。那一瞬间我甚至厌恶她。放弃意志力并为自己开脱。我只是期望她最终不要放弃尊严。
2012年夏天Emory出生了，幸运的是个健康的婴儿，她便是一个正常的不知所措又自信的妈妈。偶尔地，她强求我承认她仍旧是可以光彩夺目地重回职场，懒惰到不思考的地步。2013年底，她第一次打电话讲Larry的出走。接下来几次也是同样的，但我们从来不说原因。她开始喜欢相信一些奇怪的理论，平行空间和人记忆的存在。都是回避的方法而已。
她像我过去的一张珍贵的照片，总找出来看看。她萎谢了，再也打不开来。是的她就是千百万种没有了青春的荷尔蒙的人群中的一个。也许我也一样萎谢了。我再不要将她强行地认为特别。我们曾一样懒惰，谁也帮不了谁，更不能妥协。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膨胀，有了交集，现在萎缩了，就再不必碰到了。生活沦陷在每个角落。还有什么赞叹。其实在成年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更多的荷尔蒙才能不会死亡。你能简单地说这是遗传密码。那么真正的魔法是什么？
荷尔蒙控制的还有爱情。永远消失的，年轻时可以拿出来欣赏，可以拿来摆设的爱情；我们都经历过的年轻的爱情，高荷尔蒙的时态的爱情。连冷静的博尔赫斯都要说：“我将试着犯更多的错误。”在西雅图的寂静的五年里我最爱的一本书是艾迪斯·华顿的《纯真年代》。看了很多很多遍，然后感叹：命运就是如此。经常坐在八楼西窗的暖气旁边读，想象最坚强的爱情是永不相见的爱情。有时候也会荒唐地假设他们把人生当作社会学心理学测试。在《纯真年代》里，Ellen对Newland说：“I am enduring it.”那些年里我总以为这是最凄美的时刻。可能那时候觉得生命无限长，浪漫的事情是再好不过了。现在不再觉得了，因为其实只有有限的事情可以发生，浪漫可以顷刻间变成笑话一样。好像也不再喜欢这本书，虽然读了很多很多年。这些都离我远去，也许是我们衰老下降的感受力。很多人以成熟的语气对我讲，爱情，或是情感的纠葛在这个年代是乏味的，不值得提及的。我年轻的时候也自以为是地否认。而今它像车窗外的雪花，然而随时可能被放大想象的雪花，会融化会消失，可你不能否认它曾经出现在梦里，只是羞于向往，或是再没有精力面对。
那么请正视孤独。最简单的道理反而会被忘记。精神进步是要在孤独的独立中完成。当所有的谈话或交流过去，剩下的是赤裸裸的孤独。我有时候看见自己坐在爸爸房间的红沙发上，身体上升，没有期盼。即便我非常努力，强制强加了情感，幻想，可是剩下的仍是虚无。还有就是音乐，简直强化了孤寂感，那孤寂感恰恰是好的，让我沉醉。我甚至觉得孤独是不让人羞耻的，其实是好的。可是我仍旧害怕时光的流逝，我害怕生活只有一个答案。但是，亲爱的，谁也不能帮助谁。又有谁不在异乡？
雪仍在下。我坐在机场的落地窗前，看来来往往不知道名字和功能的地面服务车。想起可以随意说出每一种战斗机名字及细节的三木。他更像一条鱼，总可以浮着，也不疲倦。因为鱼要永远浮着，总半脑在睡，另外半脑是清醒的，但似乎我总是在阅读他正在睡眠的半脑，忘记他在想什么。很久很久的飞机，从东岸到西岸。昏暗的灯光，嘈杂寂静。
深夜，以往寒冷的旧金山似乎沉浸了湿热的空气。从旧金山机场开车回家，经过红木城，我便松一口气，心里一直想，快到了。我打开门，卧室的灯亮，三木已经睡了，像在大学男生宿舍里那样。我坐在床头的地板上，背对他。许多年里，我什么答案也没有找到过。火车的声音从两公里外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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