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上一次冬天在长春恰好是一九九九年，却是另一处房子。我有时候分不清那两栋房子，只记得房子都是以楼梯为中心，楼上楼下说话要对着楼梯口大喊。一九九九年回去的时候大姐和小坦也都回去了，还有男朋友们。我爸有一个单间的书房，其实更是吸烟的房间。他吸烟后，又看到家里人丁兴旺的景象，非常满足，就偶尔写一下毛笔字抒发一下。也没有正式的纸和墨，还是那一瓶“一得阁”。我们每次回家只是给他买袜子手绢羊毛衫之类的，都假装忽视精神需求。春节怎么过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和三木走到我们原先南湖边上的老房子。房子空着，所有的，很多盆二月兰还都养在那里，经常要回去浇水。雪总是下一会儿，停一会儿。我们沿着小南湖的石头大坝走，真年轻啊。
2009年的房子客厅在楼上，下面是车库。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台。雪还没有下得很大，露台上刚刚飘了一小薄层，我妈就迫不及待地去扫。孩子只有一岁半，胖胖地不太稳当地跟在后面。我爸就站楼上他的房间往下看，说两句嘲笑她的话。因为治疗，他把睡眠的时间安排得很长，晚上听过新闻联播就躺下了。我住在客厅另一端全是落地窗像会议室一样的房间，隔得很远。所有人都睡下后，我开始工作，回到自己的世界。那时候只是工作，并未有规划。就像读大学、然后读Ph.D.，再做博士后，都不是规划。像从来没有试图控制任何一步。2007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荣树特别写信给我说不要去做博士后，直接申请终身职位。他解释说，不能毁了你的简历，要直接冲过去，目不斜视。我忘记了为什么没接受建议，可能就是懒惰和糊涂，体内的荷尔蒙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所以，就是那样工作下来。夜深后雪总是小或停下来。窗外有一盏路灯。最喜欢看路灯下飞跃的旋转的雪粒，不回忆也不展望，就是看着，竟然默默地说，布朗运动。心里笑了一下。如果我和小坦讲，我好像有另外一个思维，平行的，科学逻辑的，渐渐地要占上风控制我；她也就是偶然地想一下也不以为然。我还说，统计运用在生活中非常错误，因为我们的事件都是一次性的。话飘出来，就显得很轻浮。在我们家，发表科学言论似乎非常不自信，还好我也不确信，只是太多年的训练，有些话不自觉地跳出来。但数学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它更抽象，不用根据。我的数学却有些糊涂。我只是开玩笑地对爸说我还搞不清楚奇异值分解。他非常乐地说，这我可能帮你！我非常非常自豪，因为他还像以前一样讲得不仅清楚，而且可以从特别的角度更简单地看这个数学过程。我借势说我不希望分解自己头脑后发现最强的奇异值是科学的逻辑。爸就不回答，他没有和我说过任何空洞的话题。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谈论什么。
从新年到春节之间，亲戚们就开始拜访。每次门铃响，我孩子都要我扶着他下楼，像是知道每个人都喜欢他胖胖的样子。大家会讨论他有多像我小时候。我妈就开始列举我很小的时候如何耐得住寂寞，一个人躲在老家炕的最里面玩一个塑料娃娃。我姥姥可能有些糊涂了，直接把他当成了我。我总是坐在楼梯拐弯处，拿一本书假装看，不然他们会担心我的工作。爸站在楼梯上方，有时候趴在栏杆上向下看一会儿。但新年的那一天，却没有任何客人。爸，妈，我和小孩四个人外出吃午饭。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做过，一般只有大姐才喜欢组织这样的事。在一个巨大的包间里，他们俩一直高兴地在看胖小孩学习用勺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原本计划在春节前完成治疗，可是到后来就越来越辛苦。接着小坦回来了，穿着红毛衣，带着恋爱的烦恼。一切都还很有希望。那个冬天和那个春节非常非常好。
那个春节过后，回到加州。娜米来看我。已经有三年未见，她走进来时竟然恹恹的。已经不打算再工作了，和我讲了一会圣克鲁兹的攀岩俱乐部，又突然说想回到圣地亚哥去海洋馆做海豚训练员。我还没有见过Larry，她说：就是那样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和我讲过“爱”这个词，当然我也觉得难为情。这么多年，她和什么样子的人交往，又为什么分手，我连名字都不必知道。她从来不把这样的经历再重新赋予或者说强加上感情来讲成故事。我也从来没讲给她听。只开过一次玩笑。我告诉她我听过荣树唱你给他写的歌，荣树把那首歌收集在他的音乐专辑Helix里面。那张名字让人尴尬的专辑是他在家里地下室自己做的，里面有几首谱曲是用蛋白质序列推算出来的。真是无与伦比地自我。
娜米才第一次见到三木，就也像亲人一样。努力学了很久名字的发音，因为不小心听起来就像“You”。我们坐在地上，小孩醒了，跑过来。她抱起他来，躺下把他举起来，然后坐直抱着对他说：“我要教你唱歌，还要练习攀岩。”
接下来，也就是2010年春天，她告诉我冬天里她要生一个男孩子，并想出很长一串名字。我说，“应该轮到我起名字，Peter！”因为我孩子的名字是她起的。夏天里我见到她和Larry。她穿着紫色和金色条纹的连衣裙，因为怀孕的激素她看起来神采奕奕，更显得站在旁边的Larry无所适从。他有些浮肿的样子，淡蓝色的温和的眼睛，脸上的绒毛在光下泛出金黄色。他和我握手，他的手非常柔软。我们一行乘蒸汽式老式火车穿过红木林，快傍晚时，在圣克鲁兹海滩停下来。西海岸总是风平浪静，白色的沙滩。
经过了夏天和秋天。2010年感恩节，我独自回长春，停留了三天。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回南湖边上的另一栋新房子里。扶着爸走出他的卧室，进到客厅前的小台阶就走不动了。有两把藤椅，坐下来。客厅非常空，灯全打开了也不够亮。从高空我被甩进深海，被压在海底层层的礁石下面，再往下沉也不觉得了。就是这样，最后一天晚上又收到娜米的信：“我的孩子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生。四十八小时后他告别了人世。请给我独自悲伤的空间。”
因为想多住一夜，就乘上午的飞机到北京再转中午回旧金山的飞机。从长春走的飞机是很小的一架，并且要通过室外机场，踩着很陡的单薄的铁楼梯。站在楼梯上觉得自己很轻很高很眩晕，却要担负一个不能完成的使命。飞奔到国际机场，全身是汗，脱下灰色的外套，里面只剩一件白色的运动背心，可还是要用力地活着。接下来的春节我又返回长春，并且整个冬天我都在那里。那个冬天（2011年），日本海啸核爆炸，我自私地不愿听到，不同情所有平行发生的事，因为我们连呼吸都绝望。那个冬天，雪下得非常少。初冬的雪慢慢地覆盖了一层灰黑色。开始刮春风了，那一点点雪化了又冻，一点点枯萎了。三月底的大风，我在窗口看见出租车在院子门口停下，大姐穿着黑色的石头一样硬的大衣走出来。
到了四月。小坦说清早去医院经过南湖觉得南湖很美。我也走过那条路，很早的早上，经过南湖大桥的时候，回头看见我们原来的家前面的小树林。我们原来的家，可以看见日落，开着许多盆二月兰，都沉默不语。如昆德拉引用歌德一样，我把它放在这里：“群山之巅，一片静谧，所有树顶，你听不见，一声叹息。林中鸟儿无语，你也将休息。”[1]
四月底我回到加州。去办公室。Bill问我可好。我说是的，夜里我梦见一片从未见过的湖，没有堤坝，很高的树都陡峭地沿着湖岸生长，裸露着树根。我看见爸穿着水靴，悠闲地倚着树干吸烟，握着一根鱼竿。这是我的2011年的春天。
夏天里我经常光顾一家叫“Anthropologie”的商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空洞的漂亮，让我会有一会儿可以忘记经常跳出来我却无力处理的信息。在那儿买了客厅的窗帘，一款墨绿金黄相间的复杂花纹，包装盒子写的是“欢乐的房子”。不知道有没有向艾迪斯·华顿买书名的版权（很好的一本小说：The House of Mirth）。我想应该没有，而且那本书并不是欢乐的，反而很凄凉。我一个同事来家里做客，见到窗帘，马上就爱上了，说看上去很快乐的样子。我就不再喜欢那扇窗了。到了秋天，空气也清脆起来。时间愈久，思念便愈真实。
一直到那年的七月，娜米都拒绝通电话。我似乎更是不想和她讲话。七月底，她寄了一张粉色的卡片给我，写着“You are my flowers.”。我们小心翼翼地谈论其他，回避见面。我告诉她我要去追求事业了。万圣节前她打电话问我小朋友会扮成谁。听我说到我们什么都不打算做，她便开车来了，带来一顶织成驼鹿样子的绒线帽。又是一年多没有见到她，她瘦得像树根。她缩坐着，玩手上的皮手链，很快眼泪滴在地上。她啜泣着说她害怕是她自己的错。我还没有想过婴儿的死因，自私地宁愿现在与她讲她的事。因为我所经历的，我要一个人保留着，还不能想被倾听，不想要关心。我残忍地盯着她：她是知道原因的，但她不能也不愿讲。但是此刻的诚实也帮不了她。我顺势伏在她的肘臂上哭起来，自私地哭。你以为痛苦能有多少艰难，还不都是笨拙地活过来，只是原来一盏一盏快乐的灯都灭了。可是在生死面前，这都多么微不足道。
又过了一个冬天。我孩子告诉他朋友冬天总是下雪。他那时四岁半，在东北度过了三个冬天。接着又是两年过去了。如今我站在费城这个小小的旅店房间的窗前，却想不起来长春冬天真实的完整的模样。恍惚间我拉着冰爬犁在冰面上，回头看见小坦穿着红彤彤的厚大衣，脖子上挂着钥匙绳、月票夹和拴手套的带子，戴着红帽子，坐在爬犁上。她那时总是张着嘴笑。我给她演示怎样先右脚用力滑，然后慢慢半蹲下，手背着就可以快速向前滑去。
注释
[1]歌德：《流浪者之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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