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等去费城的飞机。收到娜米的短信：“给我打电话，Larry又离开了。”在这之前的两天，收到过荣树的电邮：“我要离开西雅图，一切都结束了。它让人乏味。”
经过头等舱遇见我的上司Bill，还好不到两秒钟，不必说话。因为是飞往费城，飞机上的人都有一种东部的生疏。竭力去想愉快的念头，但搜索不到。年轻的那几年，甚至搬到加州前，也会经常失眠，但毫不在意，可以一个人躺着想好的回忆、愿意回味的往事。这几年就再没有力气去想了，以前的，好的，有愉悦感的事都变得很模糊，被压在很底下的一层，透不过气来。打开电脑，只有电子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家里有这本书的连环画，一直反复看。总是想应该读原文，却从未读完过，一直停留在克利斯朵夫的童年。我经常归罪于自己对音乐的无知才读不懂。大致记得克利斯朵夫小时候穿着贵妇人给的旧衣服时的屈辱和小心翼翼。但清楚地记得他和奥多的友情。成年人总喜欢敷衍地认为小孩子对朋友的渴望只是表面的，随便就可以解决的。我感激地反复读那一段，缓解以往的羞愧。因为我几乎是从六岁起，那么多年都在向往那样一种紧密的友情。以为是自己不坚定不勇敢因而羞愧。这种向往，其实保留到了现在，还是会有一点羞愧。然而那样紧密的友情，很多人一生也没有遇见。
大约在华盛顿上空，飞机开始颠簸。过后，斜前方突然又嘈杂起来。我向前探头，看见围在中间的是一个黑人妇女，心脏病，呼气困难。我立刻坐下来，只是恐惧。很小的时候，村子里有一匹马惊了，踩了人，大路上有人围观。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见到了，还是听到大人们讲后又想出来的场景。还有一次，我爸回长春，北方农村的冬天夜晚格外地黑。我妈带着我们三个躲在房子里，房子是泥草坯。听到狼叫，声音越来越近。她把草垛上压着的插草的耙子握在手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狼。就像现在坐在那儿，其实很迷惑自己恐惧的是什么。Bill也从头等舱走过来，因为他也有医生执照，但他站在外围。我感到他的目光，也不抬头，否则他又要特意过来说两句话。我心下想，总算下飞机后有个话题可以讲。我和Bill已经共事六年多，因为各种原因，我完全接受了他控制工作范围内的所有安排。所以他总表现得在其他事情上非常随和。工作上的权力是他最在意的，我已经学得不再介意，为什么要在意呢？
飞机到达时已经是费城的晚上十二点。我们走出机场，冬夜的冷风里夹杂着雪粒。很快就感得脸很凉。这里的二月，竟是和长春一样的冬天。
长春的冬天冷到只能打开一扇小窗，是正方形的小窗。窗外是南湖边上更小的一个子湖，没有名字。湖的西侧是密密的一排柳树，冻僵的枝条摆出一个姿势就不再动。新的干净的雪，落在灰色的已有积雪的冰面上。天也是灰蒙蒙的。跪在窗台上，把头探出去，呼一口气，会看见自己身体里的热气在冷空气中散开，很久，一定有些化为水，又结成看不见的小冰粒，落下去，或被风吹走。窗台上摆满二月兰，一簇簇绿白色花瓣随着脆弱的花茎伸出来。那是爸爸的花，只有我们家才有的花。我小心翼翼，怕碰断了它们。
如果站在湖边看雪，因为可视距离更远，雪似乎更厚，因为飘落的不同的方向叠加起来。喜欢正月十五的雪，因为灯笼亮在飘散的雪粒里，人自然地快乐。我却从来不喜欢冰灯，因为白天灯没亮的时候见过，落满了灰，冰也不透明；晚上再见也不觉得有多好。但我喜欢夹杂在拥挤的看冰灯的人群里，冰冷的夜间的空气里有烤地瓜的香气。
高三的冬天下了很多次雪。几乎没有寒假，一直在补课。如果哪一天清晨是下雪的，听着窗外铲雪的声音，像期待一个故事要发生，心情会轻松很多。我那爱惜刘海发型的同桌在大雪天也是不戴绒线帽子的，只是耳罩。他匆忙坐下来前是要抖一抖他非常薄的黑蓝色的裤子，然后把一副厚皮手套甩到桌子上。因为手套是一直握着自行车把手，又冻硬了，所以还是握着的样子。非常羡慕那些骑自行车上学的人，看他们成群结队，总觉得他们有另一个世界。我的家紧邻学校的院墙，只需要走出学校后小门，穿过夹在两栋楼之间的细长的小路就看见家的阳台。也是那年冬天，晚自习后雪似乎还在下，混着风吹起来的日间下的雪，分不清。走在我前面两个人。因为很晚很暗，我想跟得近一些。五步之遥，那个高而挺拔穿军大衣的年轻人转过头，又转回去，吸一口烟。我心很慌。他们走进对面的楼里，我跑回家，拿了零钱跑去小卖铺买饼干。路灯下，暗黄光里的雪更是细小的颗粒，飞舞，旋转，并不落下去。我望着对面楼的那扇门，期冀再见到他走出来。再往前三年的夏天，初三毕业的最后一天，我们正在彼此小纸条上签名留念，他被哥儿们叫出教室去。我握着钢笔想，可能不会再见。那个冬天雪夜在路灯下，我在想我会不会永远也见不到这个人。就再没又见过。
如今不能想谁是永远见不到的。与我生死相隔的人，或是永远见不到的人，也许还在一个我不知道或知道的地方。多么自欺，而且无效。因为想不下去，便混沌地蜷缩在那儿。不能没有想念，害怕忘记，于是它不断地扩张开，像浸了眼泪。它一层一层覆盖了我年轻的时候失眠时回想的快乐的令人心跳的意愿。
1993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很多人涌到未名湖看雪。为什么一定要去湖边才看雪。和同学，特别是南方同学合影时，我非常不屑地用军靴在湖面上踩出一组组花纹，故作不耐烦。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很想大笑着用一个从来不敢用的词，“冰天雪地”。等到寒假回家，竟觉得长春的家那么小，像包裹在灰白色的冰冷的空间里小小的没有形状的暖房，上面落雪的天，下面是积雪的冰冻的湖面。
Bill和我站在飘着细雪的站台上等出租车。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乐队，正努力地把大提琴固定到车尾箱。我们就看着，很久的一个沉默。Bill突然说，克里斯·马汀演出是随身携带钢琴的，彩色的钢琴。我说是啊：不能说是特权，粉丝认为是很酷的特性。Bill强调克里斯·马汀也许是个自闭症。我解释说只是幻听症。他莫名其妙地笑了：你开始对我们西方文化感兴趣啊，不排斥吗？我可以有很多种应答给他，使得谈话有趣地进行下去。但我只能说：我不过是喜好八卦。我还想讲，他终于和格温离婚了，可以吃垃圾食品了。但非常疲倦，猜得出他会说出比我有趣的话，然后我还要接下去。好几年前的时候，比尔·盖茨来我们楼下的报告厅，我和Bill听完上楼。我感叹他成功有力量。他回答说：比尔·盖茨也是轻微自闭。那时我会开个玩笑，说：我也是自闭症呢。Bill非常迅速地告诉我：你不是，你不愿意用英语交流而已。在对话这件事上，我和他都有很多层来选择，取决于个人的控制力。但我已经没有兴趣了，把他当作一个不必解决的问题。我宁愿对他不动脑筋地点头，说应和的话，回避交流。Bill也知道我在这样做，这维护了他最在意的地位，就不会是朋友。但谁也不可以贪婪。两年前的夏天，我们在南加州开会的时候，也是同一辆出租车。他说：我们接着共事吧，也许再共事十年，我们会成为朋友。我当时新剪了短发，为开会穿了白衬衫，以为努力工作可以打败一切。我记得他说这句话穿过空气的那个瞬间。
BILL过去和荣树有过工作的交集。但他非常回避谈荣树，像要划清界限一样。偶尔我提起，他会假装莫名其妙地说：“你朋友吗？”好像不能简单地用西方人与东方人的不同来解释。博尔赫斯说到日本人时认为他们的文明度非常高。他举一个例子说他在日本结交了许多真的朋友，与这些日本人交往中双方都不谈个人的或隐私的，谈论的是真正的话题，哲学和宗教。我有限地读过博尔赫斯的几首诗，知道他在西方文化上的地位，所以像是不敢怀疑他说的话。但Bill是连非隐私的话题也不能谈的。几年前我休假结束后，Bill问我都做什么了。我半开玩笑地说：“反思人生。”他非常快而且严肃地说：那是毫无用处的。我很感激他说了一次有效率的真心话。当然，如果和荣树讲同一件事，荣树可以无止境地漫谈下去，而且不乏味，但结束后就都不记得了。我原以为这是东方与西方的不同，后来又觉得也许是人与人的不同，最后我明白其实都不是。Bill今年五十二岁，他曾经无意间说起他是没有朋友的，朋友只是相互消磨。但是我总是忘记他的这个诚实的结论，而继续沉迷。2008年开始和Bill工作时，我就好像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可理解状态，一个新的高度，一定要自己理解和挑战。以前看美国电视的对话访谈，经常猜想主持人和来宾下节目后就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因为似乎句句拨动人心，坦诚相见，聪明幽默的状态。Bill就是那样，相貌完美，让人快乐，但永远也不能走近，但他又要让人觉得他宽容并且关爱很多人，不知道是阶段性心软，还是太贪婪。我们拿到旅店进门卡。他说：“明天早餐见。”我说，我要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饭。彼此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费城这小小的旅店的房间，是美国式的标准配置，比如压得很紧的白色绒毯，习惯了的陌生和乏味。拉窗帘时看见窗里的自己没有表情地疲倦。已经夜半，不能再给娜米打电话。我努力去想她在西雅图时的样子，想写一封轻松的信。打开信箱找到2005年她发给我的录像。那是她去科罗拉多攀岩的录像，还是年轻的身体，年轻的敏捷。那年夏天她开长途车来看我，然后我和她去机场接她的同父不同母的弟弟。完全黑人孩子的样子，只有十二岁，跌跌撞撞的，完全不像Brooks。她叹口气说：“我好像还有六个弟弟和妹妹，都没有稳定的经济依靠，他们都以为我很成功，要我的照顾。”我说，你可以尽力后就学会忽略。她看我一眼说，“它就在那儿，怎么忽略？”在到机场前，她狠狠地抽了一根她自己卷的小烟卷。那味道很坏。她似乎那么理性地控制感情，掌握人生，但其实不被察觉间，全都漏掉了，没有一件是想要的结局。
2006年初我毕业搬到北加州。三年以后娜米也搬来了，并且已经和Larry结婚。在这之前，她在圣地亚哥附近换过几次工作，谈过几次恋爱，都不了了之。她只是简单地讲她没法特别去讨人喜欢。她有点儿忘了早年也会表演。Larry有一所房子在圣克鲁兹的山林里。据她第一次讲他们是在创业，后来也没有再提。当时的创业理想是：分配每个申请账号一个空间，储备用户要对未来讲述的话或故事。待用户过世，他们根据已储备的内容编辑并发送信件，给人慰藉，类似天堂来信。因为我不太熟悉Larry，只能特别称赞想法很创新。但这些都不重要，我知道有一个背后的我不想知道的缘由，她也知道我不愿意问。她不再爱讲话了，我们以前也从不谈人生，现在连最普通的生活也很少谈论，是那样的孤独。
背包里有一盒烟，是黑色的“美国精神”，有好几年了。我爸说这烟太淡，不好抽，就还给我了。我并不吸烟，只是偶尔拿出来看一下，害怕忘记。在西雅图时娜米抽的是淡绿色盒子的。我总是坐在她对面看着。她说：“我有许多恶习无法摆脱，但你不可以了，因为你Clean。”这些年来我们争执过很多次，但过几天就没有芥蒂。我们都不再认为对方有多美好，甚至直接说出厌烦的话，可是在彼此最烦闷的时候，总是直接打电话。在现在各种通讯的流行下，打电话成了奢侈。人们总是先电子邮件约：可以明天上午十点打个电话吗？午餐或咖啡馆的约会也要往返四五封电子邮件。直接上门拜访已经绝迹了。在西雅图时我戏谑般地疏远她，给自己美丽的包装，以为自己一定有个坚强的内核。但其实当紧紧的包裹已经松开时，发现里面是空洞。可能只有生活美好的时候才可以表演坚强的心。
不是对话也不是交流，在电话另一边她偶尔的一个声音，会推开通向所有关于孤独的记忆的门。那样的遥远的记忆让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有了根据，所以不必抓住现在，因为都不会真地消失。有时忽然间站在小学的操场上，都不记得天有多高多亮。我们被要求排队下课，在楼门口长方形的水泥台前解散，十五分钟后再排上课队。操场上所有的人总是在跑，追逐，在我周围旋转。我总是守在门口的水泥台边上，等着排上课队。有时候低我一个年级但比我还高的彭晓丹会过来，站在我旁边，因为她总是没有缘故地独自一个人。还有放学队，每一个神秘的放学队，三五成群仿佛都到一个家里去。只有我是住在南湖教委楼的特别同学，没有放学队。一个人看准没有车的时候，捂着书包飞奔过斯大林大街。
上初中后，我也是一个人走。初中教学楼和高中楼只隔一个操场。穿过操场，就到了学校的后小门。中学的课间不强制去操场，大多数人仍旧围在教室里，我就可以坐在那儿，肆意地观察他们。总有些女孩子似乎明白了表演的意义，手挽手漫步在花丛中。冬天，特别是雪天，教室里人非常多，白色的长管灯总是不够亮。教室的玻璃里映着另一群打闹开玩笑的同学。班主任一直在办理离婚，疾风疾雨。我们是个缺乏管制的特别的班，大部分同学参加数学竞赛。年级里有两个智障，一个女生据说小时候打针打坏了脑袋。另一个男生似乎不是智障，但精神有问题，他不像那个女生一样老实地躲在角落里，而是非常活跃。可正因为这样，一定要把他们留在我们班，像是宣布不能歧视的立场。普通学生成绩普通是不可以留在我们班的。更荒唐的是，这个男生要自荐班长。他的裤子非常不合时宜地紧，他走上讲台，大声读他的自荐宣言。他说他要帮助那个女生考年级第一名。他说的时候，全班静悄悄的，没有人想笑，可能太困惑了。我瞟了一眼那个女生，她竟然捂着嘴笑。在通常情况下，再搞笑的同学也不会招惹他们，因为我们都很年轻。那一日大雪，我们班分扫段是南湖大路靠近学校正门的一段。路两侧都是松树，接了一夜的雪，沉甸甸的。大部分人的工具是锹，因为雪已经被车压得很结实了。那个女生一直在执着地用力地用锹剁水泥缝里的积雪。陈易峰，那个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陈易峰说：她是在破坏工具，反抗奴隶制度。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十岁那年在校外数学竞赛班认识了陈易峰。不可能忘记他，不是因为他面貌丑陋，也不是因为他聪明过人。他像是孤独的代言人，我好像看到他随时要冲出玻璃窗。在《上海滩》流行的那年，虽然冬天只有军大衣可以穿，但里面可以压一条白色线织的厚围巾。他的头很小，每一颗牙都整齐尖锐，动物一样。全校歌咏比赛的时候，他给每一首歌写了朗诵词。他读的时候声音非常非常好听，铿锵有力。他字写得让老师都难为情。每一件事他都做得比所有人好。我们都只有十三四岁。他其实并不和谁是朋友，但他凡事都出色，每个人都在看他。他把喜欢他并且跟踪他的女生叫到教室门口，狠狠地打了她的脸。他调笑年轻的实习老师，然后仰着头走出教室，一边走一边点烟。也只说过几句话，他像是知道我在观察他，从绿色的军用包里掏出一本书给我看过，就是那本《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们毕业的时候，学校的高中部直接告诉他，不论他成绩有多好，也不能再收留他。他们害怕他。在西雅图的时候，我找娜米去听医学院的报告。她说：“我做不到，因为不得不盯着很多没有头发的老人们讨论前列腺癌与西红柿摄入量的相关性，你怎么忍受！所以我今年一定要强迫他们让我毕业。”我忽然想起陈易峰。他们似乎不讲道理地不满，有时勇敢，有时恐惧，不论是否被接受，都没有关系。远望他们，他们看起来那么孤单。
我知道应该去睡了，但也预感到睡眠的不可能性。再走到窗前，窗外的雪竟然重起来。一九九三年离开长春后在北京的几场雪都记得很清楚。一九九九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三木在北大东门外等我，我跳上车后座。他在雪地上蹬自行车。通往上地的家经过一条上坡很长的路，我坐在后面推他，然后跳下来，跑一会儿，再跳上去。我穿一双又窄又浅的匡威球鞋，很快湿透了。雪下了两三天，不出门，看了很多盗版碟，还读了一本朱文的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说这是个让人讨厌的故事。小坦躺在沙发上说：姐你不能强迫自己认为社会的男女关系是一对一的。我擅长自欺，从不面对现实的残忍。但其实那本书也是很难看的。成人的世界的混沌似乎从我的孩子降生才开始。面对小小的婴儿，像是忘记很多迷惑，或是分不出精力去想，只好接受杂乱无章。在这之前，我一直想把世界整理成物理的，有系统一一对应的，好比每一件事都是相关联的，陪伴的。这个想法在大学学到光学的时候就觉得进行不下去了，发现它需要近似和误差，不是超脱的自由。后来总想强制忘记物理想法的不可行性，懒惰地希望回到从前很确认自己想法的状态。
一直保留着一首诗：“我想起在孤单中运行着的星星，黄鹂成双成对，落日慌乱地，在愁闷中消隐。我想要越过茫茫宇宙，到下一个星球去，到最后一个星球去。我要留下几滴眼泪，和一些笑声。”[1]
注释
[1]引自卡尔·桑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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