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上台后，面临的是一副烂摊子。在消耗战期间，以色列对运河西岸狂轰滥炸，工厂、港口和重要的水利设施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末，共有150万人从运河前线地区涌向开罗等地，形同难民。埃及武装部队长期处于全面的动员状态，大批军队驻扎在运河前线，运河关闭，收入减少，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被投入到阿以冲突的无底洞中，对其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并使埃及丧失了几十年的发展机会。据估计，1968-1973年的6年间，埃及遭受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总共超过100亿美元。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萨达特完全清楚埃及与以色列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和国内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他最关心的，不是将以色列赶下大海，而是寻求和平，收复失地，振兴埃及经济。因此，他在当选总统后，便要求前来吊唁纳赛尔总统的美国使节转告美国总统说：“我的全部希望是和平……我再一次向你们呼吁为和平而努力。为了这一点，我准备作出最大努力。”并明确表示为了中东和平，他不会反对《罗杰斯方案》。1971年初，萨达特在会见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时，第一次提出准备承认以色列，并同它和平相处。同年2月4日，萨达特在埃及议会向全世界宣布一项和平倡议，其主要内容有：1.以色列在6个月内从运河东岸撤至山口，随后埃及军队就东渡运河；2.以色列撤至山口后，埃及立即同美国恢复关系，美国以当事人的身份同埃以一起参与解决问题的各个阶段；3.埃及准备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定，由此结束自1948年以色列成立以来的阿拉伯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并给以色列以它所需的各种保证，从而结束由于两个大国在这上面的利害冲突而使世界生活于其中的最危险的局势。这一倡议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领袖第一次主动提出与以色列的和平问题。在萨达特通过联合国特使雅林不断向以色列提出的建议中还提出，埃及可以公开承认中东地区各国（包括以色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声称：“当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后，埃以就可以签订和约。”他还提出只要以色列“按照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便保证不再强调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相比之下，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却因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变得更加僵硬。尽管在“六·五”战争后，以色列国内曾经出现过一些温和势力提出实际上是后来的“土地换和平”计划，即在保留东耶路撒冷和西岸部分土地以及某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土地”的情况下，归还大部分所占领土。在这些方案中，有如摩西·达扬工党提出的“开放的桥梁”方案、外交部长阿隆提出的“阿隆计划”等。但当时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的骄傲自满情绪及其顽固立场，使之认为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已无力在军事上与以色列对抗，从而变本加厉地向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提出满足于它领土要求的“和平”建议，重申以色列不会从占领区全面撤军，而是要保留在西奈半岛的东海岸，以控制亚喀巴湾，保留扼守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和蒂朗岛以保证海峡的自由航行。
萨达特的和平建议不但遭到以色列的拒绝，而且由于苏联伙同美国制造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更使萨达特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长期备而不战使埃及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民怨沸腾。以色列则利用“不战不和”的局面，无限期地霸占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践踏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以致阿拉伯国家既不能收复土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益，又无法通过认真的谈判争取中东问题的公正解决，只能在经常性的对峙状态和间歇性的武装冲突中消耗自己的力量，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不战不和”的局面也使苏联可以得到埃及对它更多的依赖，美国也借此保持它在中东的影响，并将这一状况变成美苏“缓和”的筹码。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不仅使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要继续忍辱偷生，而且也直接威胁到萨达特本人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决心以战迫和，通过军事手段打破僵局，迫使以色列改变其强硬立场，与埃及进行真正的谈判，以摆脱埃及自身的困境。
为此，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召开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就向以色列开战作出决定。但萨达特在会上阐述的不是要“消灭以色列”，而是发动一场“有限战争”，达到以战迫和的目的。因为他一直认为：“如果我们能在西奈拿下10厘米的土地，并能站住脚跟不撤退，那么我们就能改变东方及西方的态度，改变一切，特别是1967年失败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耻辱。”会上对开战表示怀疑的高级将领（包括国防部长萨迪克）均被解职。新组建的武装部队最高指挥机构开始了紧张的备战。
1973年1月底，阿拉伯国家军事首脑在开罗开会，磋商对以发动反击的作战计划。同时埃叙武装部队成立了联合司令部。8月，埃叙两国就向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以军同时发动反击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萨达特为加强同阿拉伯各国的团结合作，争取阿拉伯产油国的支持，1973年5月下旬邀请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访埃，双方同意尽力动员阿拉伯力量，共同反击以色列。8月，萨达特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商讨在未来战争中如何使用石油武器的问题，并获得了13亿美元的战争援助款。9月，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首脑在开罗会晤，一致决定为收复失地共同战斗。会后，埃及和叙利亚先后与约旦恢复了外交关系。整个阿拉伯世界出现了1948年以来为对付共同敌人而形成的最广泛的合作局面。
与此同时，1973年2月萨达特派遣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美苏，解释埃及对解决中东问题的立场，重申埃及不会放弃一寸土地，不会不顾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不会接受一项重开苏伊士运河的部分解决办法，也不会接受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并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1973年4月，萨达特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十分明确地表示：“我国的一兵一卒，一草一木，都在为现在不可避免的重新开战而认真动员起来。”
到1973年9月下旬，埃及地面部队已完成了最后的训练演习。10月1日萨达特签署了埃及的战斗命令，作好了一切准备。
一、1973年十月战争
1973年10月6日，即伊斯兰教的斋戒节和犹太教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同时向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的猛烈进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共打了17天，阿拉伯国家投入的总兵力近45万人，以色列为30万人，阿方伤亡被俘人数2.1万余人，以色列1万余人。在战争开始后一周内，埃及一举摧毁了号称“攻不破”的巴列夫防线，收复了被以军占领了6年之久的西奈半岛约3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叙军也夺取了赫尔蒙山主峰，兵逼高地重镇库奈特拉，收复了戈兰高地的部分领土。但以色列利用埃叙得手后停止进攻的机会发动反攻，突入苏伊士运河西岸，包围了苏伊士城，占领了运河西岸19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也重新被以军占领，另外还丧失了770平方公里的领土。阿以双方都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但是，若就真正的胜利而言，应该说是阿拉伯产油国在战争期间运用石油武器，积极配合埃叙等前线国家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斗争，并取得了空前的重大成果，振奋了阿拉伯民族的士气，显示了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的力量。而对埃以双方来说，则是通过战争开始认真考虑战争是否是能达到自己目标的惟一选择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对埃及来说，这是一次由它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方式进行的战争，它虽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它不仅打破了“不战不和”的僵局，而且对以色列的沉重打击也打破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埃及人民恢复了自信。但是倾尽全力的战争努力并没有取得原先期望中的最后胜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困境也没有因此丝毫改善。这使萨达特进一步认识到国家的资源不能再无限制地耗费在战争与对抗之中，坚信只有和平谈判才是埃及摆脱困境，解决阿以冲突的惟一途径。
而在以色列方面，虽然最后转危为安，在军事上取得了优势，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飞机103架、战车1200辆，近3000士兵阵亡，另有9000人负伤。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粉碎了以色列人对以战争保证安全和和平的盲目自信，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认识到以色列的安全只能建立在与阿拉伯邻国的和解基础上，单凭军事力量是无法保证实现持久和平愿望的。同时，战争也使以色列当局看到了阿拉伯民族团结对敌的力量，特别是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得不认真考虑调整对埃及的政策，希望利用它所占领的埃及领土为条件，通过和平谈判，首先与埃及实现和平，以达到削弱阿拉伯世界的力量。这样做不仅能使以色列减少一个最主要的强大对手，而且可以使以色列逐渐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避免来自联合国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谴责和压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埃以双方的政治家开始对各自的政策作出了进一步调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月中东战争也是埃以双方结束全面冲突和军事对抗，寻求和平突破的一个新起点。
二、走向和平之路
十月战争后，在共同的和平需要和美国的调停下，埃以双方第一次坐在一起开始谈判。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在1973年10月22日通过的关于中东停火的第338号决议，交战各方立即停火，开始执行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并立即进行谈判，建立中东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973年10月28日，在美国的协调和安排下，埃以双方在开罗——苏伊士公路101公里处举行了两国有史以来的首次直接会晤，就双方停火和被困于西奈沙漠的埃及第三军团的出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经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亲自调解，11月11日，埃以双方代表达成了以美国建议为基础的六点停火计划。其主要内容是：
1.埃及和以色列同意按照安理会的要求认真实行停火；
2.双方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就军队脱离接触达成协议后，立即在此协议范围内开始讨论恢复10月22日停火位置的问题；
3.苏伊士城每天可以得到食物、水和药品的供应，城内所有受伤的平民将予以撤离；
4.不得阻碍向苏伊士运河东岸运送非军用物资；
5.设在开罗—苏伊士公路上的各以色列检查站由联合国检查站取代，在该公路的终点苏伊士城，以色列军官可以和联合国代表共同监督运送非军用物资；
6.一旦开罗—苏伊士运河沿线各联合国检查站建立，即开始交换战俘。
在此基础上，由美苏两国共同主持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于当年12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埃及和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应邀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它为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稳定中东局势创造了一个良好条件，促成了埃以部队脱离接触的协议。
1974年1月18日，经基辛格的努力，在联合国监督停火部队司令的主持下，埃以两国的参谋长签署了关于双方武装部队沿苏伊士运河前线脱离接触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全部撤离苏伊士运河西岸撤至运河东岸的32公里处；运河东岸的埃军西撤至运河；建立一个11公里宽的缓冲区，驻扎联合国部队。从2月22日开始，以色列军队开始从运河西岸和东岸向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一线撤退，联合国部队随即进驻埃以脱离接触的地带，运河东岸的埃及士兵，包括被围困的第三军团，也撤回运河以西地区，但埃及可以在运河东岸控制一条16公里宽的狭长地带，为重开运河创造条件。
1975年春，在美国的调解下，埃以双方重开谈判，以扩大在西奈半岛的和平局面。经过基辛格博士几个月的穿梭外交，埃及和以色列于1975年9月1日签订了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按照该协议，以色列继续后撤12-14公里，交出西奈半岛的战略要地——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交还阿布·罗代斯油田；埃及则允许以色列船只（运载非军用物资）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保证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通过这两个脱离接触协议，埃及收回了部分领土，并为埃以双方以后的直接谈判和实现全面和平打下了一个较好的信任基础。但是，埃及在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中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彼此争端的承诺却招致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加上埃以双方心理上几十年仇恨所筑起的不信任高墙也一时难以被彻底打破。所以，虽然自1976年2月22日以色列按规定完成了撤离工作，埃以争端开始朝缓和的方向发展，但双方的敌对关系依然存在，实现和平的心理障碍难以突破。
经过战后几年的努力，埃及经济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埃以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内经济非常困难，财政拮据，债台高筑，物价飞涨，民怨日增，外国投资望而却步。这种情况使萨达特更加坚信，只有同以色列签订最终的和平协议，结束双方之间的军事对抗，才能解决影响政权稳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能实现最终和平和收复全部失地的目标。有鉴于此，萨达特决定主动向以色列人伸出和平之手。事实上。早在1971年2月4日萨达特总统就向以色列人建议应该取消对苏伊士运河的封锁，并制定出就实施第242号决议而进行的谈判的时间表。两年后，也就是1973年10月16日巴列夫防线崩溃后，战争还在继续，萨达特总统又提出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停止军事冲突。但在当时，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对方的重视。直到十月战争以后，以色列才开始逐渐认识到，以色列的安全只能建立在与邻国和解的基础之上，并决定给予相应的回应，以结束同埃及的冲突，消除一个最强大的对手。为此，当时的以色列内阁总理拉宾曾于1976年10月9日取道巴黎秘密前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请求哈桑二世国王设法使萨达特同他举行一次秘密会晤。但萨达特出于埃以谈判不能撇开美国这个“调解人”的考虑，同时也认为执政的工党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它难以完成同埃及的和解，而拒绝了拉宾的建议。直到1977年6月，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贝京出人意料地出任总理以后，埃以和解的步伐才开始真正迈出。
当时，贝京不仅在议会发言和同美国总统卡特的会谈中公开表示：为了建立“真正的和平”，他愿意同阿拉伯领导人直接会晤，准备同萨达特达成协议。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他决定将以色列情报机构获悉利比亚准备在当年7月23日，借埃及革命纪念日之机采取突袭行动，刺杀“阿拉伯事业的叛徒”萨达特的情报送给埃及。以色列的这一举动不仅使萨达特得以摧毁这一针对埃及及对自己的阴谋计划，而且也起到了促进埃以和解的作用。1977年9月16日，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协调和安排下，埃及总统的顾问哈桑·图哈米与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达扬在拉巴特进行了秘密会谈。虽然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协议，但在哈桑二世国王的调解下，埃以双方商定：
1.达扬向贝京传达萨达特的要求，即把保证撤离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作为继续会谈的“先决条件”；
2.下次会晤以前，双方需交换和研究对方提出的“和平建议”，并将其告知美国；
3.如果上述建议得到各自政府同意，15天后双方则在摩洛哥再次会晤。
此次会晤结束后不久，萨达特访问了罗马尼亚、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向他肯定了贝京是一个“绝对希望和平的强有力的人物”。这使萨达特进一步意识到，30年来由“怀疑、畏惧、怨恨，甚至是误解的大墙在埃以之间”造成对立的“心理障碍”是实现和解的主要障碍。因此，在他飞往伊朗的时候突然决定，为了向以色列证明埃及愿意与他们直接谈判，消除“心理障碍”的诚意，他要兴起一股“冲击波”，将中东和平推向积极的方向。后来，萨达特说，他起先是想请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国”出面访问耶路撒冷，但在访问德黑兰和沙特阿拉伯以后返回开罗的途中，他又突然想到他应该亲自去耶路撒冷访问。
就这样，萨达特作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历史性决定：以非凡的勇气亲自前往耶路撒冷，以“诚恳、信任和忠实的态度消除存在于阿以之间的一切恐惧的疑虑和疏远的障碍”。1977年11月9日，萨达特在埃及议会发表了重要讲话，郑重宣布，为了寻求和平，他准备走遍天涯海角，准备到耶路撒冷去，到以色列的议会上去。对萨达特的这一声明，以色列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1月11日，以色列总理贝京宣布，欢迎萨达特为和平而来以色列。11月15日，贝京向萨达特发出了正式邀请，就以色列和埃及的永久和平问题进行谈判。
11月19日晚，萨达特到达耶路撒冷，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以色列为萨达特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埃及国旗和以色列国旗一起在机场上空迎风飘扬，在礼炮轰鸣21响后，军乐队高奏两国国歌。萨达特在以色列总统卡齐尔的陪同下，检阅了以色列三军仪仗队。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以色列总理贝京、外长达扬、国防部长魏茨曼以及前总理梅厄夫人、前总理拉宾、前国防部长佩雷斯、前外长阿巴·埃班和阿里埃勒·沙龙等政界要人。以色列人民群众对萨达特的来访更是喜出望外，纷纷涌上街头，争相一睹这位阿拉伯和平使者的风采。
11月20日一早，萨达特在耶路撒冷市长的陪同下，来到阿克萨清真寺做礼拜，为和平而祈祷。下午，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演说。他开诚布公地说：“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为了签订埃及同以色列的单独协议。这不是埃及政策的出发点”；“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共同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避免任何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以色列人的躯体再流一滴鲜血。为此，我宣布我准备走遍天涯海角”。并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一起为建立和平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欢迎以色列“安全地、和平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同时，他也坦率而严肃地指出，实现中东全面和平的条件是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和自决权，包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萨达特感情真挚、态度鲜明的讲话赢得了以色列议员们的热烈掌声。接着，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发表了讲话，在强调以色列在它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具有历史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表达愿意同阿拉伯邻国和巴勒斯坦的“真正代表”（即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共同“讨论达到和平共处的办法”。
萨达特这一历史性的访问虽然未能完全消除埃以两国在心理和政治上的障碍，双方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仍未能实现沟通，特别是关于承认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双方有着分歧。但这次访问是阿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打开了阿以直接谈判的大门，是朝着中东和平迈出的最关键和最大胆的第一步，《金字塔报》评论说：“这比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还要了不起。”它从而突破了1967年喀土穆会议上宣布的“三不政策”的禁锢，在埃以两国之间营造了和谈的气氛和基础，并通过访问在事实上使埃及承认了以色列，以色列也了解了埃及，认识到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因此，当萨达特从以色列回来时，埃以双方已就下列两个基本问题达成了共识，即十月战争是两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战争和在谈判桌旁讨论解决彼此的安全问题。
萨达特的访以也激起了埃以两国人民对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强烈愿望。以色列的民意测验表明，近90%的人相信萨达特的访问改善了中东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还有54%的人确信不会再发生另一次中东战争。埃及人民也对萨达特总统的耶路撒冷之行充满希望，认为它不仅会给埃及带来和平，而且会带来繁荣。埃及议会里360位议员几乎一致同意萨达特的这一勇敢的举动，只有二三人表示反对。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在阿以关系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打开了阿以直接和平谈判的大门，使以色列人开始了解埃及人民希望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良好愿望。但是，当时包括埃及国内许多人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却不理解，甚至敌视萨达特的和平之举。从而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埃及、谴责萨达特的声浪四起。甚至在埃及国内，也有许多人不理解，埃及许多青年学生要求他与以色列断绝来往，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扬言准备暗杀他，甚至军队中都有人参与反对他的活动。即使是埃及的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和外交事务国务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也在萨达特宣布要访问以色列的决定后相继愤而辞职。
但是，萨达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其“和平主动行动”。正如他在以色列议会的讲演中所表白的那样，他访问以色列不是为了埃以单独缔约，而是为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也正是基于这一坚定信念，萨达特访以后第5天，立即向中东冲突的有关各方、美国、苏联和联合国秘书长发出邀请，决定于12月3日在开罗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为重新启动曾于1973年12月21日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338号决议，推动阿以和谈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作准备。但萨达特的这一建议遭到有关阿拉伯国家和苏联的抵制，会议不得不推迟到12月14日举行，参加会议的只有埃及、以色列、美国和联合国。对此，萨达特并没有气绥，决心通过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同以色列实现和平，单独地将中东和平事业进行下去。而这一点也正是以色列所希望的：只与埃及单独会谈，而将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外。1977年。012月2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外交部长达扬和国防部长魏茨曼，应邀飞抵埃及的伊斯梅利亚，作为对萨达特访以的回访，埃以双方再一次举行了最高级会晤。谈判虽因在“西奈撤军方案”和“巴勒斯坦自治计划”问题上分歧太大，无果而终，但双方在保持接触、继续会谈这一点上仍然存在共识，并最终在美国卡特的积极干预下，埃以谈判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三、《戴维营协议》铸造埃以和平
1978年7月18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埃以双方在中断了将近6个月的直接接触后，在英国的利兹堡重开谈判。虽然这次三国外长会议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埃以双方毕竟又重新坐在一起，为以后继续谈判创造了条件。一个半月后，萨达特和贝京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先后飞抵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开始新一轮的首脑谈判。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埃以双方经过了整整11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9月17日在白宫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所谓《戴维营协议》，是由《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个文件组成，附件是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和第338号决议，另有9封美、以、埃三国领导人的互换信件。
根据《戴维营协议》，埃以双方同意：以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作为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基础，尊重本地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决心达成一项公正、全面和持久的解决中东冲突的办法。协议还规定，以色列将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埃及西奈半岛分阶段全部撤军，埃以在以色列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后，开始逐步建立正常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以便扩大两国间的联系。此外，埃以同意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的十个月内将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开始谈判，着手解决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自治问题”。虽然以色列最终能向巴勒斯坦人交出多大程度上的自治权并不明确，但无论如何，这意味着以色列同意了就巴勒斯坦人自治权进行谈判的要求。美国则作出保证，不承认单方面影响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即美国不接受以色列单方面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
《戴维营协议》尽管还有不少缺陷，但它毕竟是两个敌对国家在和平之路上迈出的重要第一步，成为阿以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首次以和平方式达成的解决阿以争端的正式条约，开创了中东和平进程。
根据《戴维营协议》的规定，1978年10月12日埃以双方就签订埃以和平条约的事项开始在华盛顿的布莱尔大厦进行会谈。由于双方在“被占领土自治”和埃以和约的“义务优先”（即不受其他条约的限制）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布莱尔大厦会议以失败告终。由于埃以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卡特总统为了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决定再次举行戴维营会议。1979年2月20日，埃及总理哈利勒、以色列外长达扬和美国国务卿万斯举行了第二次戴维营会议。但这次会议依然没有取得进展。后经卡特的积极斡旋，进一步敦促以色列和埃及接受和约草案，埃以双方终于在1979年3月26日在华盛顿白宫正式签署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国的和平条约》（简称《埃以和约》），卡特作为证人也在条约上签了字。根据该条约，双方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互相尊重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尊重对方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以色列有权在苏伊士运河自由航行，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是向各国开放的国际水道等。签字仪式后，贝京应萨达特之邀，重访埃及。这一次，贝京是在开罗，而不是在伊斯玛利亚受到了埃及方面的欢迎。
《埃以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埃以三十多年敌对状态的正式结束，它使埃及收回了西奈和在西奈的油井，以及拆除了以色列在西奈的定居点。而以色列不仅因此得到了埃及这样一个阿拉伯世界中最重要的国家所承认，极大地增强了其生存的安全感，并获得了它向埃及购买石油的权利，而且也达到了分化阿拉伯世界的目的，使埃及从阿以冲突中分离出来，从而削弱了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并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也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仍然能坚持其“三不政策”：不退回到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边界；不允许在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
《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虽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毫无进展，而且萨达特的一系列“和平主动行动”也确实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事前没有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协调，取得一致，但是它为埃及取得了和平环境，收复了失地，使之能医治战争创伤，致力于经济建设。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埃以和平的实现无疑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是中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为中东问题和平解决的一个良好开端。因此，它赢得了包括埃及国内许多人在内的国际舆论的支持和赞赏。萨达特和贝京因此同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在当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及国内的一些宗教组织、部分党派和个人却对这一和平举动不理解，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以致埃及被排除在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之外，萨达特本人也于1981年10月6日在庆祝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式上被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所枪杀。
四、西奈撤军，埃以关系正常化
《埃以和约》签订后，以色列于当年4月25日开始第一阶段撤军。两天后，萨达特同贝京在西奈首府阿里什举行了由美国国务卿万斯参加的工作会谈，宣布自当日起开放两国边界。7月10-11日，萨达特与贝京再次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就以色列撤离西奈半岛的具体实施和巴勒斯坦自治谈判等问题举行了两轮会谈。9月4-5日，萨达特再次访问以色列，就以色列加快西奈撤军的步伐等问题达成协议。9月19日，埃、以、美三国就维持西奈和平和美国实行监督等问题在华盛顿达成协议。10月25日，埃以两国国防部长在开罗就以色列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后对缓冲区的监督等问题达成协议。由于埃以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于1980年1月25日，提前1个月完成了第一阶段撤离。双方按照和约的规定，于2月26日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从那时起，埃以关系基本上得到了稳定的发展。虽然苦心营造和平大厦的萨达特总统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暗杀了，以色列政府又制造了许多不利于中东和平的事件，但是埃及在穆巴拉克总统的领导下仍然一如既往地跋涉在和平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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