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总统，穆巴拉克深知战争对埃及造成的巨大危害，懂得和平是埃及人民最期盼的事情，最符合埃及的国家利益。为此，穆巴拉克在萨达特的葬礼上会见贝京时重申：“我们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我完全信守萨达特总统承诺的一切决定，履行他承担的全部义务。”贝京也表示他将继续履行从西奈半岛撤军的义务。
穆巴拉克执政后，逐步调整了埃及对外政策，注意在着重改善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同时，仍然严格遵守《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继续保持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推进中东和平进程。1981年10月27日，在穆巴拉克出任总统两周以后，埃以签订了关于在以色列撤出西奈后发展西奈旅游业及双方在阿里什和亚历山大互设领事馆的协议。1982年1月19日，埃及副总理兼外长哈桑·阿里和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在开罗签署了关于以色列在1982年4月25日以前如期全部撤离西奈半岛的协议。1982年4月24日，以色列终于按期全部撤离西奈半岛，但位于西奈边界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旅游胜地——塔巴地区却作为“争议点”仍然实际控制在以色列手中。
同年6月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巴解组织被迫撤出。失去保护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遭到黎巴嫩长枪党民兵的大屠杀，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死于非命。大屠杀引起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埃及国内也出现了抗议以色列的浪潮。穆巴拉克顺乎民意，尖锐地抨击了以色列，指出以色列应对暴行负责。他下令召回埃及驻以色列大使萨阿德·穆尔塔达，中断埃以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有关塔巴归属问题的谈判被迫停止。
1983年3月2日，埃以双方就塔巴的归属问题重开谈判。此时，埃及由于拥有颇具说服力的历史文献，还掌握了以色列在1964年发行的一份希伯来语杂志，上面的一幅地图标明塔巴属于埃及的事实，所以提出由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判定塔巴的归属。然而，由于以色列方面，特别是其联合政府中利库德集团的强硬立场，埃以谈判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直至1986年1月，利库德集团在佩雷斯总理的说服下，最后接受对塔巴仲裁的原则。但利库德集团提出了13项附加条件，要求埃及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向以色列派遣大使，禁止反对以色列的宣传，镇压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等等。埃及政府欢迎以色列政府的决定，但是拒绝利库德集团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谈判，埃以两国最终于1986年9月10日达成了仲裁协议。1988年9月29日，国际法庭裁决塔巴属于埃及。以色列不得不归还塔巴，但要求埃及补偿塔巴的开发和建设费用。1989年2月26日，埃以达成协议，埃及购买了塔巴的宾馆和度假村，并为以色列游人提供方便。1989年3月15日，塔巴终于归还埃及。
不过，穆巴拉克也深知埃以两国人民之间还存在着浓厚的敌意，故此他一直拒绝访问以色列，一直不愿把埃以关系正常化的范围扩大到外交领域以外，不愿像以色列希望的那样实现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关系正常化。特别是面对以色列最后撤出西奈以前一再发生拖延撤出的威胁，并提出无理要求，要埃及提供比《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更进一步的保证时，穆巴拉克坚决顶住了以色列的强大压力，拒绝作出新的让步，不给以色列任何借口拖延撤出西奈半岛。1982年6月，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后，埃及招回了其驻以大使，戴维营协议后的两国最高级会晤也因此停顿下来。直到1986年9月11日，在美国利用埃及要求延期偿还欠美债务的压力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以色列总理佩雷斯才恢复在埃及亚历山大市的首脑会谈，并决定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增加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穆巴拉克的这些措施不仅维护了来之不易的埃以和平，而且也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赞赏，推动了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中东问题因素的增长。
1982年9月9日，在非斯召开的有20个国家参加的第12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对以色列1967年6月以前的边界给予事实上的承认。并且，会上通过了由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和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共同提出的“法赫德计划”，其主要原则为：1.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包括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2.解散阿拉伯领土上的以色列居民点；3.保证宗教圣地所有宗教的朝拜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4.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在其惟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行使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对那些不愿返回的人给予赔偿；5.在一个不超过几个月的过渡期内，将西岸和加沙地带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6.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7.安理会对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和平给予保障；8.安理会保障这些原则得到尊重。显然，该计划已经突破了1967年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确定的“三不原则”的框架，为中东和平提出了新的非武力的和平构想基础，从而成为阿拉伯国家自1947年以来第一个集体和平方案，并在事实上承认了埃及开创的和平道路的可行性。
由于埃及是当时阿拉伯世界中惟一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穆巴拉克也十分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各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积极主张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其和平、灵活和务实的外交政策为埃及树立了一个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形象。因此，自1986年9月埃以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以后，埃及已逐渐成为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传话人”，特别是为拟议中的巴以会谈居间斡旋，为实现中东和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尊敬和肯定，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恢复了与埃及的外交关系，并于1989年5月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从此，埃及作为中东和平的斡旋者，又开始重新为推动中东和平的向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埃及在处理阿以矛盾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耐性，既全力支持美国的中东和谈努力，也欢迎阿拉伯国家的各种建议。1991年4月，埃及提出了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5点计划，即以色列撤出全部所占领土；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以色列必须执行安理会关于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第425号决议；支持任何旨在解决中东问题的区域性会议或国际会议。为此，穆巴拉克一方面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像利比亚这样的激进国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之支持埃及关于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又分别邀请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访埃，劝说以色列同意召开中东和平会议，并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毫无疑问，埃及的这种斡旋努力为当年10月30日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使阿以冲突有关各方第一次坐在一起举行面对面的谈判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海湾战争后，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接触也大都是通过埃及进行的，在解决阿以矛盾的问题上，埃及的重要作用已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所认同。
虽然马德里和会启动的中东和平进程，由于冲突各方的要求相去甚远而陷于僵局，但埃及仍然为推动以色列分别与巴勒斯坦、约旦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双边会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93年3月，当巴以双方在奥斯陆的秘密会谈眼看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是穆巴拉克建议巴以进行更高层次的接触，以寻求变通的办法，并精心组织了阿拉法特与佩雷斯的秘密会晤，终于使奥斯陆谈判得以继续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1994年5月4日，在穆巴拉克的主持下，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开罗正式签署奥斯陆谈判协议，即《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来自世界上40个国家的2000多名贵宾应邀出席了盛大签字仪式。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与约旦签订正式、全面的和平条约。1995年9月24日，经埃及的努力斡旋，在穆巴拉克总统主持下阿拉法特与佩雷斯在埃及塔巴经过了9天的艰苦谈判后，终于草签了“扩大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协议”，即《塔巴协议》。根据这项厚达四百多页的协议，以色列将分阶段撤出杰宁、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卡勒基利耶、拉姆安拉和伯利恒等6座城市、450个村镇和希伯伦市的部分地区，由巴勒斯坦人进行管理。三天后，9月28日在华盛顿白宫的南草坪上正式签署了《塔巴协议》。穆巴拉克与克林顿、拉宾和阿拉法特一起参加了签字仪式。埃及的作用功不可没。《塔巴协议》虽然在以色列议会获得了批准，但也引发了以色列国内一股不小的反对浪潮。1995年11月4日，在巴以和平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身亡，从而引起了全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极大不安。
拉宾遇刺和代表以色列右翼强硬派立场的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5月以色列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胜出当选，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感到极大的忧虑。内塔尼亚胡上任后，宣布奉行“三不政策”，即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和建国权；不归还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不就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进行谈判。这实际上拒绝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确立的、并为以色列前政府所接受的“土地换和平”原则，从而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一些极端分子对巴以和谈中出现的波折也感到不满，在以色列境内制造了一系列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以色列因此宣布暂停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会谈，并对巴勒斯坦自治区进行封锁，中东和平进程遭受严重的挫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挽救面临崩溃的和平进程，穆巴拉克一方面与阿拉伯领导人多方会晤，协调立场，共商以色列新政府当选后的形势，努力实现阿拉伯国家在对以政策上的步调一致和团结统一，以确保中东和平进程按照“土地换和平”的原则继续进行下去，保证巴以谈判以前已达成的各项协议得以实施。另一方面，穆巴拉克与以色列领导人举行多次会晤，认真讨论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问题与障碍，通报他与阿拉伯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转达他们对恢复和谈的立场，努力避免局势恶化和推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寻找打破僵局的途径。这些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推动了中东和平的进程。埃及在中东和谈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有关各方所认可。
1999年5月17日，以色列提前举行大选，工党领袖巴拉克当选新一届总理。巴拉克政府上台后，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埃及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重新开始了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和谈，并于1999年9月4日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与巴方签署了《关于恢复最终地位谈判的备忘录》。2000年5月下旬实现了从南黎巴嫩的完全撤军。2000年7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监督下，巴拉克与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举行关于耶路撒冷最终地位的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敢在耶路撒冷主权归属问题上轻易让步，致使谈判“无果而终”。
在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出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强行闯入东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以表明耶路撒冷主权不可分割。这一挑衅行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巴以流血冲突，使正在逐渐变得明朗的和平前景化为泡影。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穆巴拉克总统再次出面斡旋，促成了巴以双方首脑于2000年10月16-17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进行会谈，并达成了双方停止冲突的三点口头协议，受邀参加会谈的还有美国和约旦的元首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欧盟外事负责人索拉纳。随后，又在穆巴拉克的倡议下，于10月21-22日在开罗举行了阿盟首脑特别会议，为制止巴以流血冲突商量对策。虽然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成功，但是埃及政府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向前发展所作的努力及其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却一直得到了有关各方的肯定。
不过，埃及的这种地位和作用目前正在受到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挑战。2001年4月26日，约旦政府经过与埃及的协商，向以色列总理沙龙递交了阿卜杜拉国王关于结束巴以流血冲突的“约旦—埃及和平建议”。2002年3月27-28日，第13届阿盟首脑会议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讨论了伊拉克问题和中东和平问题，并通过了《安曼宣言》，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镇压措施和封锁政策。同时，会议还批准了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亲王提出的“以土地换阿以关系正常化”的方案和通过了两个支持巴勒斯坦的决议，一是“支援巴勒斯坦经济”决议，允许巴勒斯坦商品和产品可以出口到阿拉伯各国，既不受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也无需交纳关税。此举旨在克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二是“财政支持巴勒斯坦起义”决议，由沙特阿拉伯提议，主要内容：设立“耶路撒冷起义基金”，本金2亿美元，用于资助为起义而伤亡的巴勒斯坦家庭；建立“阿克萨基金”，本金8亿美元，用于保持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
然而，从总体上看，埃及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者美国等其他世界大国，都十分看重埃及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每当中东形势出现新变化的时候，该地区的有关各方以及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一些领导人或者代表会经常出现在开罗，或者是埃及政府的领导人被邀请，专门就中东和平问题进行磋商。
总而言之，多年来以穆巴拉克总统为首的埃及政府一直在为实现中东和平，推进巴以、叙以和黎以和谈，特别是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多方奔走，积极斡旋，与冲突的有关各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没有一刻放弃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因而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充分信任和赞赏，从而成为了阿以和谈中阿方总发言人和阿以冲突调解人的角色。其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也受到国际的公认和赞誉。埃及也因此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作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穆巴拉克始终努力使埃及同以色列保持着对话的关系，不断交换看法，表明阿拉伯方面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寻求双方在有关中东和平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基础。而以色列也需要通过埃及向其他阿拉伯国家阐明自己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寻求阿以和谈中的突破口。所以在中东，几乎每一个重大原则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开罗渠道”确定的。按照以色列资深政治家西蒙·佩雷斯的说法，“埃及是巴解组织、以色列和美国在关键时刻都能够转而请求帮忙的惟一国家。”
综上所述，从埃以关系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埃及的三代领导人完成了三种角色的转换，而每一次转换都对阿以冲突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纳赛尔时期，埃及是坚定的战斗者，领导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进行最坚决的战斗；在萨达特时期，埃及成为最坚决的和平路线的实践者，不仅开创了中东和平的进程，而且不顾阿拉伯世界的制裁和反对，义无反顾地寻求中东和平之路；到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又成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调停者和和平的推动者，为这一地区实现最终的公正、持久和平竭尽全力。这三种作用在中东地区都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替代的。
§§第六章 埃及与伊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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