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霍梅尼时期：互相敌对

    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2月霍梅尼回国，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伊朗的外交政策发生根本变化，其基本原则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伊朗新政权反对西方，尤其是反对美国的政策，这是美国同伊朗国王数十年结盟的结果。因为在伊朗人民看来，伊朗同美国结盟的基础是不平等的，它使美国控制了伊朗，给伊朗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宫廷权贵腐败成风，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社会风气日渐恶化。所以，伊斯兰革命政权成立后决定脱离西方阵营，一点也不奇怪。同时由于信仰的分歧，新政权也拒绝与苏联发展关系，坚持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距离的立场。从表面上看，这一“中立”的立场是伊朗历史上所实行的中立政策的继续，但是霍梅尼所奉行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同历史上伊朗的中立外交有本质的不同。霍梅尼所领导的新政权渴望的是不仅在伊朗本国实现伊斯兰教原始教义的回归，而且企图使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法律世界化，同美国对抗，同苏联对立，用伊斯兰的革命精神和原则积极介入国际和地区事务。具体地说，“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原则有三层含义：第一，以伊斯兰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础。根据霍梅尼的观点，判断个人行为善恶的标准是其对伊斯兰信仰的虔诚程度，在国家关系中也是如此。所以，根据同伊斯兰教的关系对世界上的国家进行分类，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意识形态不是非伊斯兰的，就是反伊斯兰的，都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必须加以反对和提防的。第二，在穆斯林国家里，如果是由民族主义者或君主执政，则立国的基础就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这是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相违背的，这不仅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侵略和控制的结果，也是伊斯兰世界衰落的根本原因。而复兴伊斯兰世界惟一的途径，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实施伊斯兰教法。第三，伊朗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伊斯兰革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在社会中实施伊斯兰教法，其经验将对伊斯兰世界具有示范作用。伊朗作为第一个成功实现伊斯兰革命的国家，有义务输出伊斯兰革命，帮助其他伊斯兰国家建立伊斯兰政权。

    伊朗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进退，主要取决于对巴勒斯坦问题、地区的作用和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态度，以及同超级大国的关系。霍梅尼认为以色列是所有穆斯林不共戴天的敌人，革命之后的伊朗应该把谴责以色列作为伊朗中东外交政策的核心。所以，伊斯兰革命在伊朗胜利后，埃及与伊朗关系的倒退和恶化是必然的结果。

    1978年9月，在美国的斡旋下，埃以签署了《戴维营协议》。1979年2月17日，刚刚上台执政的伊朗新政权就立即下令关闭了以色列驻德黑兰使馆，并将其转交给正在伊朗访问的亚西尔·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驻德黑兰使馆的所在地。这是伊朗对埃及主动和平行动的嘲讽，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国王时代的外交政策划清界限。同时也向阿拉伯世界表明，伊朗坚决反对同以色列讲和，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所以，在《埃及和约》签署之后，霍梅尼在给伊朗外长的信中说：“鉴于埃及同以色列签订了背叛的协议、埃及政府毫不犹豫地屈从于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应当同埃及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979年4月，伊朗与埃及断交。由于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曾是萨达特外交政策坚定支持者，又是后者的私人密友，所以萨达特向流亡中的巴列维发出自他离开伊朗以来“一直有效的邀请”。1980年3月，巴列维及其家人开始在埃及政治避难，这使得埃及同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关系更加恶化。埃及攻击霍梅尼在贩卖“伪伊斯兰和仇恨”，而伊朗宗教学者谢赫萨迪克·赫勒赫里（Shaykh Sadiq Khalkhali）则号召埃及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处死萨达特。同时，伊朗还威胁要以武力吞并巴林，而埃及则表示它将帮助任何受到伊朗扩张主义威胁的阿拉伯国家。

    同时，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主张也是加深同埃及的矛盾，使埃及对伊朗严加防范的直接原因。对埃及来说，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反对西方，要求建立伊斯兰法统治国家的主张，不仅动摇了作为埃及立国之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且也对合法的现政权构成了重大挑战。所以自1954年以后，埃及对这股势力一直是采取镇压的态度。萨达特上台之后，却对其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企图以此达到制衡自己政敌的目的。但是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日益壮大，特别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埃及国内的社会稳定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1980年—1981年，埃及学生中的伊斯兰协会组织示威游行，反对萨达特接受伊朗前国王到埃及避难。此时萨达特感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已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决定进行压制，甚至镇压，以致萨达特同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被刺身亡。

    穆巴拉克出任总统后，认为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是伊朗对埃及内政干涉的结果。1985年，埃及安全部门破获一起企图刺杀前内政部长哈桑·艾布·帕夏（Hasan Abu Basha）的案件。在调查过程中，埃及安全部门声称发现一个伊朗支持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秘密组织。埃及指控伊朗在开罗的两名代表同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反对派组织合作，并将其驱逐出境。这一事件更加剧了埃及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1984年夏天，在埃及沿海发现了来源不明的水雷。埃及曾指责是伊朗和利比亚所为。虽然后来没有证据表明伊朗介入了这一事件，但是还是给正在恶化中的埃伊关系又增添了一片阴云。

    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对于埃及来说，这既是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改善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的转折，也是实现取代伊朗，使埃及成为西方在海湾地区利益代言人的良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1981年战争爆发初期，虽然伊拉克仍然反对埃及重返阿拉伯阵营，但埃及还是决定向伊拉克提供支援。因此，两国关系关系开始得到改善。1982年，埃及向伊拉克输送了10亿美元的战争物资，1985年达到20亿美元。伊拉克从埃及获得了苏制装备的武器零配件，并且从埃及获得劳动力，使埃及在军火和人员方面成为伊拉克的重要补给来源。

    但伊朗将埃及谋求同伊拉克改善关系的行为视为是对伊朗的宣战。1982年埃及和伊拉克和解之后，伊朗开始猛烈攻击埃及。当年，伊朗还发行邮票，纪念刺杀萨达特的埃及中尉哈立德·艾哈迈德·邵基·伊斯兰布利（Khalid Ahmad Shawqi al-Islambuli），并将德黑兰的一条大街以他的名字命名。而埃及则声称伊朗与1981年前总统萨达特的遇刺有关。这使埃及同伊朗的关系下降到了最低点。

    但是，埃及也认识到伊朗在海湾地区长期稳定中的作用。穆巴拉克表示要逐渐削弱同伊拉克的军事联系，以打消伊朗对埃及同伊拉克合作的疑虑。不过，事实上埃及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并没有削弱。埃及的飞行员在伊拉克空军服役。1981年11月到1982年10月，埃及政府向伊拉克空军提供了40-60名飞行员。在伊拉克的埃及劳工，有很大一部分加入了伊拉克军队，参加了对伊朗的作战。1986年夏，埃及两家反对派报纸的记者到伊朗采访，报道说有大约一万名埃及人在伊拉克军队服役期间被伊朗方面俘虏而成为战俘。而埃及官方声称，大约有1600到3900名埃及人成为伊朗的战俘。伊朗方面将这些战俘视为雇佣军，认为他们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而埃及方面则声称伊拉克将所有在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视为伊拉克公民，要求其履行服役的义务，因此他们应当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伊朗方面后来同意释放并遣返埃及战俘。

    二、后霍梅尼时代：调整与缓和

    1988年8月20日，伊朗接受联合国第598号决议，两伊战争结束。霍梅尼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意味着这位革命领袖公开向现实的政治需求妥协，放弃原来坚持的强硬立场。虽然这个决定遭到国内强硬派的反对，对霍梅尼本人来说，更是“饮鸩”之举，但这表明伊朗政府内部的务实主义路线开始发挥作用，也是伊朗外交政策调整的开端。就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无疑，1988年8月两伊战争结束所代表的政策分野是推动伊朗外交政策重构的重要开始。”

    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liHamenei）担任国家最高领袖，阿里·艾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Ali Akbar Hashimi-Rafsanjani）担任总统。拉夫桑贾尼主张推行务实的政策，并得到了哈梅内伊的支持。同时，1989年，根据霍梅尼生前的决定，伊朗修改宪法，取消总理这一职位。从1981年以后一直担任总理的米尔·侯赛因·穆塞维（Mir Husayn Musavi）是著名的强硬派，修宪使他失去了权力，这为伊朗推行务实的外交政策扫除了一个障碍。1992年，强硬派在议会选举中受到挫折。1997年5月，以开明、宽容著称的政治家哈塔米（Sayyid Muhammad Khatati）以明显优势战胜保守派，当选伊朗总统。在2000年2月18日的议会选举中，务实的改革派再次取得决定性胜利。总的发展趋势表明，伊朗的内外政策已开始变得日益温和、务实。

    伊朗务实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努力改变自己宗教极端主义的形象、改善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半期，国际局势的变化却为伊朗对外推行自己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主张提供了良机。海湾危机使很多阿拉伯人开始怀疑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从而转向伊斯兰信仰；苏联解体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新独立的国家也试图通过伊斯兰教明确自己的国家特性，巩固国家独立；在阿富汗、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迅猛发展。这些因素使得伊朗在执行务实外交政策的同时，也不愿意放弃伊斯兰革命和泛伊斯兰的旗帜。到了90年代后期，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影响逐渐减小，而在现代伊斯兰主义取得胜利的阿富汗和苏丹，国家发展状况又不尽如人意；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由于采用恐怖主义的手段，受到当局越来越多的压制；在中亚，如塔吉克斯坦，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夺权企图遭到失败，而其他新独立的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将伊斯兰作为国家特性，对国家政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而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同时，在伊朗国内，务实和改革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从总体上看，输出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正在逐步减弱。

    在伊朗外交政策调整的总体背景之下，20世纪90年代影响埃及和伊朗关系的问题主要有海湾安全问题、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和埃及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发展问题。

    在海湾安全问题方面。在两伊战争期间，阿拉伯世界中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都站在伊拉克一边，基本是一个统一阵营。而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则使阿拉伯阵营发生了分裂和重组。对此，伊朗国内以总统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大多数重要人士都认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是一个暴虐的政府，海湾战争中的双方，无论是伊拉克，还是美国，都是在为了非正义的目的作战。所以，伊朗政府决定，只要以色列不介入战争，只要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轰炸伊拉克什叶派圣地，伊朗将坚持不介入的立场。同时，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伊朗决定向伊拉克提供食品和药品援助，并向逃到伊朗的伊拉克飞机开放机场。因此，海湾战争使伊朗有机会走出其因两伊战争而受到孤立的处境，也有利于缓和与埃及的双边关系。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有关海湾安全的安排问题上，两国的分歧仍然十分严重。

    1991年3月6日，埃及、叙利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签署《大马士革宣言》。该宣言提出了海湾战争后关于海湾地区安全的计划。宣言主张由海湾国家提供资金，由埃及和叙利亚作为骨干力量组建一支海湾维持和平部队。1991年7月，《大马士革宣言》签字国外长在科威特举行会议，对宣言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提出由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自愿的情况下各自求助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而不是将其作为依靠的骨干力量。关于伊朗在海湾地区安全中的作用问题，埃及和叙利亚有不同的看法。埃及认为应当将伊朗从海湾地区的安全安排中排除出去，而叙利亚则认为伊朗应当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大马士革宣言》主要代表了埃及关于海湾地区安全安排的意见，因此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对。伊朗认为，这个宣言表达的是美国的观点；宣言的基础是阿拉伯统一，而在海湾战争之后，这种统一已经成为空想，而且这个设想没有反映海湾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独特地位；这个宣言排除了海湾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伊朗和伊拉克；这个宣言也无法保证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同时伊朗认为，作为一个海湾国家，伊朗有义务参加有关海湾地区安全的安排，并强调海湾地区的安全应当排除一切外部势力的介入，而埃及正是这种外部势力之一。不过，由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实施该宣言持消极的态度，事实上该宣言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所以，伊朗与埃及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因此变得恶化，除了引起两伊战争的领土争端，伊朗和海湾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也是影响埃及和伊朗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特别是伊朗同阿拉伯酋长国关于艾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归属的争端最为突出，而且至今仍是影响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1971年，伊朗曾同沙迦酋长国达成两国共管这三岛的协议。但在当年11月30日，伊朗利用英国撤出海湾的机会，抢先占领了扼霍尔木兹海峡的艾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等三座岛屿。伊朗的这一行为虽然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一致谴责，但当时正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国初期，迫与伊朗的军事实力，阿联酋只能忍气吞声，接受现实。不过从来也没有放弃对这三岛的主权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伊朗不断扩大对这三岛的控制权，修建军事基地，对阿联酋在这三岛的管辖权提出新的挑战，这一争端又成为伊朗同阿联酋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争执的一个焦点，成为影响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大障碍之一。

    在有关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上，伊朗政府和埃及的立场也是南辕北辙。伊朗一直坚持强硬的立场，认为实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解放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神圣事业，同样关系到伊朗穆斯林的尊严及其国家的安全。正因为如此，伊朗伊斯兰政权从执政的第一天开始就对萨达特的和平主动行动严加谴责。同时，为了告诫所有的穆斯林，伊朗将伊斯兰历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5作为耶路撒冷日，以表示伊朗收复圣城的决心。所以1993年9月13日，当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解组织政治发言人马哈穆德·阿拔斯（Mahmud Ab-bas）分别代表以巴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原则宣言》，就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达成协议的时候，伊朗政府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指责巴解组织背叛了巴勒斯坦人民和穆斯林世界，充当了美国的代理人。1994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对海湾阿拉伯国家有意取消对以色列的禁运一事先后发表讲话，表示反对，认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即便是部分取消对以色列的禁运，也将构成对伊斯兰、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民的重大背叛。因为在伊朗看来，海湾阿拉伯国家是伊朗防御以色列的重要屏障，如果让以色列势力进入海湾地区，这将使伊朗本土直接暴露在以色列的威胁之下。

    此外，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埃及和伊朗也是彼此互相猜忌，龃龉不断。例如，1991年12月，在埃及和苏丹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候，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苏丹。埃及方面有人认为这是伊朗试图通过苏丹问题向埃及施加压力，使埃及在海湾问题上让步。1995年7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亚的斯亚贝巴遇刺。事后，以色列总理拉宾声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是由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所为，西方国家及其宣传机构也表示认同，并大加宣传。但伊朗方面加以否认。对此，埃及虽然并没有就这起刺杀事件直接指责伊朗，给双边关系造成损害，但还是严厉批评了一些对刺杀事件表示支持的伊朗报纸。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埃及和伊朗之间仍有分歧和矛盾，但是双方也有在认识上比较接近或一致的地方。例如，在发展核武器和建立中东无核区的问题上，埃及和伊朗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双方都不同意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主张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杀伤武器区。埃及也不赞成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这些都有利于两国关系朝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埃及和伊朗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办事处。伊朗驻开罗办事处于1991年2月26日开始工作，其负责人是阿里·艾斯格尔·穆罕默迪（Ali As-ghar Muhammadi）及其助手拉乌夫·昔班尼（R’wuf Shaybani）。他们从文化和思想领域入手，着手改善伊朗和埃及的关系。埃及著名的杂志《鲁兹·尤素福》（Ruz Yusuf）在1992年6月8日发行的期刊上发表了三篇介绍伊朗的文章。1992年7月7日，伊朗著名学者赛义德·沙希迪（Sayyid Shahidi）就伊朗和埃及关系的发展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埃及著名作家穆罕默德·哈桑尼·海卡尔（Muham-mad Hasanayni Haykal）同伊朗总统哈希米·拉夫桑贾尼于1993年11月27日进行的谈话在伊朗、埃及、黎巴嫩等多国发表。所有这些在文化宣传领域中出现的积极反应，都进一步促进了埃伊两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此基础上，双方举行了包括外长级在内的多次会晤，以保持对话渠道的通畅。

    1994年5月，伊朗派出由外交部长率领的政治代表团参加在开罗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1994年9月13-15日，由阿亚图拉穆罕默德·阿里·塔斯赫里（Muhammad Ali Taskhiri）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参加了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埃方原来担心伊朗方面会以宗教为借口，宣传他们的主张，但是伊朗方面采取了温和和克制的态度。这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1997年5月哈塔米执政以后，致力于改变国家那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形象，使伊朗国内的政治走向日趋温和，从而进一步改善和推动了与埃及关系的发展，甚至在面对土耳其—以色列合作的问题上，埃及的一些专家学者和宗教人士提出了埃及和伊朗结盟，以对抗可能出现的土以联盟的想法。

    1997年12月在德黑兰召开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在会议期间，埃及外长穆萨同伊朗总统哈塔米进行了会谈。双方在保障伊斯兰世界的安全与和平，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反以斗争、反对恐怖主义、建立中东无核区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埃及与伊朗关系的向前发展。

    1998年11月21日，埃及外长穆萨在谈到埃及和伊朗的关系时表示了积极的看法。虽然他否认了关于黎巴嫩应埃及之邀在埃及和伊朗之间作中介的说法，但是他又说：“如果黎巴嫩总理哈里里（al-Hariri）已经主动这样做了的话，我们将表示感谢。我们欣赏任何在这个方向的努力，我们不会拒绝。”“埃及和伊朗的关系可以通过直接对话和联系得到发展。伊朗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历史悠久。同它有良好的联系是自然的事情。我希望建立紧密而巩固的埃及—阿拉伯—伊朗关系。”随后，伊朗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1999年6月，伊朗议会议长阿里·艾克巴尔·纳提格·努里（Ali Akbar Natiq Nuri）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德黑兰一条以刺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赫立德·伊斯兰布利之名命名的大街重新命名，以改善伊朗同埃及的关系。

    2000年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埃及外长穆萨和伊朗外长哈拉齐（Kamal Kharazi）进行了会谈，就中东和平进程、伊斯兰会议组织、车臣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尤其是就伊朗提出的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埃及外长发表谈话，认为埃及和伊朗的关系正在进步，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他还表示，希望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会结束伊朗同阿联酋领土争端等其他问题，并认为这将极大地有助于两国关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同年2月，伊朗改革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穆巴拉克总统向穆罕默德·哈塔米总统发了贺电。3月5日，埃及外长表示，即将在贝鲁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将邀请伊朗以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国的身份，作为观察员出席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的所有会议。并声称在伊朗和阿联酋双方都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埃及愿意就伊朗和阿联酋的领土争端问题进行斡旋。6月2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伊朗总统哈塔米就发展双边关系和有关伊朗加入发展中国家组织15国集团的事宜通了电话。这是两国自1980年断绝关系以来双方领导人第一次接触。所有这些活动都说明埃及和伊朗的关系正在不断地改善和发展。

    三、“9·11”事件以来的埃伊关系

    2001年“9·11”事件以后，伊朗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2002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国情咨文，提出邪恶轴心的理论，认为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支持恐怖主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重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面对恐怖主义，美国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对恐怖主义和试图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进行主动攻击。在美国提出的反恐战争中，伊朗和伊拉克都被指名道姓地说成是“邪恶轴心”。

    通过2001年10月7日至12月7日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3月20日到5月1日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先后推翻了反美的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使伊朗失去了东西两边的屏障。而美国军队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则对伊朗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其东西部边界直接暴露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面对如此严峻的安全形势，伊朗迫切需要改善自己的周边环境，避免在国际上受到孤立。而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中东地区和非洲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自然就成为了伊朗需要接近的一个重要目标。

    同样，埃及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同伊朗的双边关系。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发动以“实现中东民主化”为目标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后的政治安排将对埃及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埃及也受到来自美国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同时，什叶派在战后的伊拉克发挥着巨大而重要的作用，而伊朗作为世界上惟一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官方宗教的国家，在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与伊拉克什叶派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对伊拉克什叶派的影响不可小觑。所以，发展与伊朗的关系有利于埃及在战后伊拉克扩大自己对什叶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由于沙龙政府的单边主义强硬政策而使中东和平进程凶多吉少。同时，埃及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也越来越感到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如果与对以色列采取绝不妥协立场的伊朗改善关系，将增强阿拉伯一方的力量，从而加大对以色列的压力，有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12月10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伊朗总统哈塔米在瑞士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期间进行了历史性会晤。这是自1979年两国断交24年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作出了使两国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的决定。会谈后，穆巴拉克对媒体表示，埃及和伊朗“在中东问题上持相同的立场”。伊朗代表团也发表声明说，两国决定在一系列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加强合作，此次会谈是“两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大国，埃伊两国元首重新坐到一起，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伊朗副总统所说：“伊朗和埃及加强合作对本地区和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至关重要。”

    2004年1月6日，根据伊朗外交部的建议，德黑兰市议会通过决议，正式将赫立德·伊斯兰布利大街正式改名为“起义”大街，以纪念巴勒斯坦起义。两国间争执了二十余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赛菲表示，这个举动是“伊朗政府在实施缓和局势、建立信任的外交政策中迈出的实质性的步伐”。

    随后，伊朗副总统阿里·阿卜塔希立即声称，两国将于近期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不过，埃及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这显然与埃伊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有关，特别是在关于海湾安全和伊斯兰革命输出等问题上依然存有疑虑，而且埃及也担心伊朗国内强硬派力量的影响以及伊朗未来的政治走向。

    目前，埃伊两国之间虽然仍然存在很多分歧，但是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完全符合埃及和伊朗两国的政治需要，也是大势所趋。2004年2月19日，埃及外长马希尔在德黑兰出席穆斯林发展中国家8国经济峰会时宣称，埃及与伊朗已经原则上达成一致，将恢复两国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中断的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影响埃及和伊朗两国关系的因素主要是阿以关系、海湾地区安全、同超级大国的关系和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发展（1979年以后）等四个问题。

    在1979年以前，伊朗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采取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政策，承认和支持以色列。而埃及的纳赛尔政权虽然声称不结盟，但事实上实行亲苏反美的政策，认为伊朗同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同流合污，破坏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所以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1960年双方断绝了外交关系。在萨达特时期，埃及转而亲美，并采取了主动和平行动，实现与以色列媾和，并认为伊朗也是保持海湾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埃伊关系自1970年恢复外交关系以后有了根本的转变，双方互相支持和合作。

    1979年以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实行“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并极力鼓吹输出伊斯兰革命，对以色列采取敌对的立场。因此，埃及和伊朗都互相把对方视为中东地区的最大敌人。两伊战争期间，由于埃及支持伊拉克，两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直到霍梅尼去世后，特别是1997年5月哈塔米当选为伊朗总统以后，随着伊朗国内务实主义倾向的加强，宗教极端主义形象的逐渐淡化，埃及和伊朗两国的关系也开始得到改善和发展。但是应该说，目前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双方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七章 埃及与土耳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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