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仇等呀等呀，这件事像石头丢进了水里，杳无音讯。等了二十多天。在这期间，他板板六十四地说：“我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买各种书报杂志看，像研究钢样似的比较、分析。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阴谋发动全面内战，局势很紧张，东北早已烽火漫天，他对形势的看法，很快就有了变化。对张天仇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当然要用历史眼光来看他，我只恨我当时思想不进步，我太脱离政治，虽然不满那个反动政府，那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不然，张天仇也可以从我这里多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帮助。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他不是无知的小孩，他当然一天比一天懂得的越来越多了。他看了报，总常叹息，有时甚至说：“抗战胜利了，国家蛮好进行建设，给老百姓民主。我在德国的四年，看够了希特勒穷兵黩武害苦了老百姓，看够了法西斯迫害人民，想不到回来又碰上蒋介石也这样。……”他翘得老高的下巴上胡子长了也不剃，浓眉下两只凸眼总是布满血丝，好像又疲乏又不安。一天，他忽然下了决心：“哼，我要赶快到南京去，把那份建议和那些手稿讨回来！”四天以后，他回来了，满脸困倦颓丧的神色，脸显得更黑，那件西装衬衫领子油腻厚厚一层，领带也打得歪歪扭扭的。我感到他变得更多了。那种狂热的态度有些消沉，那种自信的神情不再显露光芒。原来，他去讨回稿子，居然出来了另外一个冷冰冰的科员，似乎毫不知道有这件事，说原先同他谈话的那个秘书到东北接收去了，这件事没交代下来。张天仇气得咬牙，坚持要讨还原稿和建议书。那个冷冰冰的家伙答应找一找，到第三天才给他找出一部分原稿，说其他的连同建议书都不见了，还说什么：“好在这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对不起你。……”张天仇怒发冲冠，想把那个冷冰冰的家伙狠狠骂一顿，但并没有那么做，临了，只一拍桌子，吞了口唾沫，睁大着一对凸眼，用他那炼过钢的大手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了十个字：“你们是浑蛋！我是糊涂虫！”
张天仇蓬松着头发回到上海了，情绪很坏，凸出的眼睛现在眼神比深渊还阴沉，到的那天夜里，他满脸黑气，闷闷不乐。我劝慰他。他生硬地说：“你别劝我，再劝也灭不了我胸中的怒火，我只恨自己太糊涂！恨我为什么要去找他们！”第二天，张天仇就闷声不响地开始工作了！他在我租的那间亭子间里的一张小桌子上，从早写到晚，为的是补写起他那部手稿中“失踪”的一部分。忘了吃，也忘了喝，甚至忘了大小便和睡眠。我当时在外面小饭馆里包饭吃。约他出去吃饭，他总固执地说：“不！我不去！你给我带两副大饼油条来！”他每天啃大饼油条喝点白开水，一天至少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整整一星期，写呀写呀，把末尾一部分写完了，然后把稿子收进了他的那只皮箱，好像做完了一件伟大的工作。在他专心工作的时候，虽然两眼熬得通红，我发现：他的精神是饱满舒畅的，思想好像有所寄托，一颗心仍是那么狂热。可是工作完了，他的苦闷又来了。在这阶段，我热心为张天仇找工作。唉！他干些什么好呢？弄来弄去，有一家私人药房需要一个翻译德文方单的人，采取计件工资。他就把事揽了下来。又有一个私立中学要一位初中代课的英语教员，走私人关系，把他介绍了去。他算每月有了维持生活的最低费用。他每天去上课，回来经过报摊，就买些进步书刊看看，情绪反倒逐渐好起来了似的。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可是，这时候，又有奇怪的命运降到张天仇头上了！
一天，火一样地炎热，不知怎的，有个中年的瘦长条子陌生人，穿一套白哔叽西装，晚上坐小轿车来找他。鬼鬼祟祟同他谈了话。原来这是某一个外国总领事馆的一个中国雇员，约张天仇同到某国总领事馆去，说是总领事很仰慕他的学识，请他去谈谈。这件事使他和我都很纳闷。他起先不愿去，后来，那人再三怂恿，为了弄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就跟那人去了。
一个西装挺括，白发秃顶，戴金丝眼镜，白脸上露出蔷薇红的瘦长外国老头，在总领事馆那华丽的大客厅里殷勤接待张天仇。外国老头一口中国话非常流利，是道地的北方口音。他十分亲热，也十分客气，露出牙齿笑着说：“密司脱张，我们久仰您的大名了。您过去在国外发表的有关炼合金钢方面的一些技术论文，曾经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我们早就想找到您，可是很不容易找啊！好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力，花了很多的钱，我们才寻觅到了您。我们希望取得您的合作。您现在的处境，我们很了解。您在贵国是没有工作可做的。我国，有无数最新式最巨大的钢厂，我们希望您能应聘到那里去。科学无祖国，一个科学家应当是属于全人类的，他应当是一个为科学为全人类服务献出全部智慧与才能的人。您到那里，可以为全人类工作。您到那里，一定能大大地施展您的抱负。您去那里，一切手续和到那里的安置，这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保证会使您十分满意，我们诚恳地等待您友好的答复。”
张天仇出乎意外地受了刺激，脸变得很严厉：“要我去为你们工作？”
“是的！”白发秃顶的外国人笑着点头，蔷薇红的脸上洋溢着讨好的神色，诱惑地说，“我们可以给您极优越的条件：流线型的汽车，豪华的住宅，丰富的图书资料，称职的助手，理想的实验室，高标准的薪金……”
“不！”张天仇斩钉截铁地回绝，“不！”
“呵！为什么？”外国人十分诧异，“你过去不也是在外国的吗？”
“过去在外国，我是为了学技术。今天我回来了，我不愿再离开。我学这门技术，不打算为外国服务！”
外国人似乎发现这个不修边幅个性鲜明的人，一言既出，就有驷马难追的决心，最后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密司脱张，我早说过，科学无祖国！我们了解到，您有一部著作，它在贵国也不可能出版，您放在手里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但是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出版条件，我们愿意收买您的版权，您可以开个价格，我们看看是否可以尊重您的意见。至少，我想在这件事上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
张天仇依然是一脸令外国人难堪的神色，声音洪亮地回答：“不！我不卖！”
外国人掏出手帕擦汗：“密司脱张，您考虑考虑！”
“不！”张天仇毅然地站起身来，像撒落一身灰尘似的给了答复，“我不卖！”
他回来了。把经过告诉了我，气愤地说：“笑话！把我当商人！说什么‘科学无祖国’！我这手稿，我这人，都永远不会是外国的。我不悲观！我总觉得现在我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中国是有希望的。这一个腐败的政府是要垮台的。迟早总有好的东西会代替它的。我要等待！”我同意他的话。那时节，我们置身在严寒的黑暗岁月中，当一对好朋友谈到这样一些富于理想和向往光明幸福的话语时，心里会感到多么温暖啊！
但是，事情又有了曲折。过了大约一星期，国民党的“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突然派了一个留着牙刷胡子的姓高的科长来访他，送来一张请柬，请他在第二天晚上去赴一个宴会，说明届时派车来接他。他问是个什么宴会。姓高的摸摸小胡子暧昧地说：“您去了就知道。”他表示不去。来人说：“这宴会非常重要，您一定得去。”
第二天晚上，接他的轿车来了，那个姓高的科长来到我们住的亭子间，左拉右扯，连劝带拖。张天仇又是抱的摸清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的态度，照样不修边幅，仍然穿着那套有些脏污的旧西装和那双不擦鞋油的皮鞋，蓬松着头发去了。
车子把他带到静安寺西路一家名叫“皇宫”的可以举办小型宴会的咖啡馆里，这是一家半秘密的所谓供给“上层绅士淑女”聚会的“高等咖啡馆”。是一个在“冒险家的乐园”里做惯投机买卖的葡萄牙老板筹资开办的。外面一般咖啡馆里每杯咖啡售五毛，他那里要售五元。这是专门采用了一种手法来办给帝国主义分子“享受乐趣”的。这是个辱华的场合，里面雇佣了一些人，男的都一律穿前清的朝服，拖着长辫子，女的全穿了旗装，扮成宫女。一进门，拉门的是两个佩大刀的胸前贴着“勇”字的武弁，里面一色清宫形式的摆设：琉璃大宫灯，景泰蓝的檀香缸，通明的红烛，绣着龙凤的缎子椅垫……景阳钟轻轻地一声声地在敲，檀香的烟雾虚无缥缈。端送咖啡和吃食的宫女都一律行跪拜礼。最气人的是一张红木床上还放着鸦片烟枪和烟灯供人欣赏。张天仇由那国民党外交部的高科长一陪进去，就吃了一惊：怎么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来？这里，清朝的皇帝好像又复辟了！你看，那些长辫子！鸦片烟！男人和女人手上故意蓄着的长指甲。……又出现了！这时，那个外交部的高科长才对他说：“某国的一位参议员，也是一个大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来华访问。他打算同政府合作。今天外交部上海办事处与上海市政府联合招待他。因为他来中国很失望。他想象中的中国应当还有辫子、鸦片、小脚等等的东西，可是竟没能看到，因此特地在这里供他饱饱眼福……”很明显，他们要张天仇来，就是因为外国人直接同他谈没有谈妥，想通过国民党外交部的幌子笼络他。
张天仇太叫他们失望了。他一进那么个鬼地方，再一听是这么回事，当姓高的给他介绍那个外国参议员的时候，他朝那肥猪似的金发洋人冷冷一看，先是干脆不理，当那蓝眼珠白皮肤的大腹贾向他伸出了手，他就横眉怒目，翘着下巴蔑视地说：“我不同辱华的外国人握手！我也不会同腐败卖国的奴才们鬼混！”骂完了，他头也不回，夺门而出，好像走出地狱，走出鬼窟，走得像飞一样，留下了那些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在“皇宫”里狼狈扫兴地哼哼唧唧纷纷议论。
张天仇那晚回家，绷紧了脸，满头大汗。一进门，见了我，眼睛射出锋利的光辉，就说：“一民，我下定决心了！我要走！”
我弄清了是怎么一回事，问他：“天仇，你说你要走，到哪里去？”
这是张天仇第一次那么吃惊地给了我答案：“找共产党，到解放区去！”
“什么？”当时我大吃一惊，几乎叫了起来。你看，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这么远地跑到我头里去了。
他的黑脸激动得泛红，挥舞着右手做手势：“一民，我下定决心了，我是走错了路。幸亏这些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没有安插我，不然我真掉进茅屎坑里给他们做帮凶去了。这几个月来，我越来越明白了，清醒了！我得走，我不该等！再等下去，我要急死了！我不能再浪费我的生命！我得自己去找光明！你看——”他拿出一本《文萃》杂志放在我的面前，“你看看这篇通讯，这里介绍了一个解放区的情况。我要找的正是这样的地方！我几乎连一天都不能再等待。再在这里耽搁下去，我要窒息了。你支持我走吗？”
我思考着，我的心像海涛汹涌，那样的翻滚，那样的不平静，那时，我也想走。但我有个家，上有老，中有妻，下有小，他们得靠我的薪水生活，这就使我不能像他那样说干就干。我说：“天仇，我支持你走！只要我能尽到力的，我都能帮你忙！”
我们深谈了以后，这才知道，他在教书的那个中学里，结识了一个教国文的教员。那是一个进步分子，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他受到那人的影响和启发很大，他们打算一块走。那是一九四六年的九月底，他打算过三四天就启程，先到苏北南通，再进入解放区。他托我为他保管好那八箱书，说：“现在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正忙着打仗，那边一定很困难。而且，那边也没有大钢厂，可能有的只是铁匠用的小红炉。但我宁可拿着铁锤一下一下打铁，我也愿到那里去。我干过工人，我能行。听说那边很苦，那是一定的。但什么苦，我都愿意吃，只要让我能去做点有益的事。等到将来，将来总有一天会有钢龙给我这朱漫杀的！”说着，他连那部用牛皮纸包扎好的宝贵的手稿也珍重地拿出来交给了我，要我好好保存。我就把它妥善地放在书架后壁上的一个暗橱里。
那晚，张天仇到街上去买了一瓶“绿豆烧”和一些卤鸡、咸蛋来。我们喝酒谈心，睡得很迟。他又恢复当年那种狂热了，富于毅力的翘下巴和坚定自信的眼神使我看了兴奋。他当然还远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还够不上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他已经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真面目，他也懂得中国的救星是共产党，要找光明应当到解放区去。他长得确实不好看，可是那种向往进步，热爱工作，满心想把自己献给人民和祖国的心愿，却使他脸上泛出光彩。在我的眼里，那时我突然发现张天仇一点不丑。他很有英雄气概。
哪知，第二天竟平地起了风波——张天仇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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