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火吸烟，说：“上次我们见面后你回去就干上大队会计了？”
宿勋点头，将手指关节拔得噼啪响，说：“可不！原来的大队会计绰号叫‘圣手书生’，是‘司马昭’的表弟。当初，我也不知为什么人叫他‘圣手书生’，后来才知道，他最会造假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听了又气又好笑，气的是这些才是真的牛鬼蛇神，可是却在那儿堂而皇之地为非作歹。好笑的是群众心里都有本账，起的绰号，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都用上了，用得倒挺贴切。
宿勋继续往下说：“我接手大队会计后，就发现问题了！账呀，像一堆乱麻！我琢磨起来了！这是‘司马昭’耍的鬼呀！他是要给他表弟‘圣手书生’摆脱，让我顶上去当替死鬼呀！我接过账本后，就去找‘司马昭’汇报，他竟说：‘不要紧！良心账嘛！你接着干就是！有我这棵大树，还怕遮不住荫？谁也不会查你的账，要查账有我顶着，没问题！’我说：‘这么一塌糊涂的账，我怎么办？’他说：‘肉烂在锅里，肉肥汤也香！你不是要入党吗？你好好干！吃亏不了你！’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接。可我重新立账本，过去的我不管！我当会计就得有会计制度，一角一分也不差错……”
我赞赏地说：“对！这样对！”
宿勋摇头，说：“我想得太天真了！根本办不到！‘司马昭’他们那一伙‘同观点’的战友们，经常大吃大喝。迎往送来要大吃大喝，婚丧喜事要大吃大喝，以物易物要大吃大喝，招待上级要大吃大喝。一桌不嫌少，五桌不嫌多。咱小小一个生产大队，竟从县里请了个退休老掌勺的来当大队的专职厨师。这大吃大喝，他们都拉我参加。我不肯，‘司马昭’皮笑肉不笑地说：‘怎么？大队干部都参加，你一个人要单干？你怎么不开窍哪？……’我明白，这是拖我下水。他们不但死拖活拉拽我上席，还一杯一杯硬灌我酒！临了，酒席的报销全要在我手里开支。我急了，跑去找‘司马昭’。我说：‘你是支书兼大队长，你不批条，我不能开支！’他说：‘好！条子我批就是！’说着，他真批了条子交给我。我痛苦得要死，但他们一伙仍旧大吃大喝。接着，秋收到了，问题更严重了！‘司马昭’要我造假账，并派他表弟‘圣手书生’来帮我搞账。我明白！他们这是想利用秋收分配的机会，贪污社员的劳动果实，肥自己的腰包！我顶了回去，说不能这么干！当天，不欢而散。没料到第二天，他一下子送来了他自己和他那伙‘战友’们的一沓借条，这个一百，那个五十，好啊！我这个大队会计成了他们装钞票的私人金库了！爱掏多少就掏多少，爱什么时候掏就什么时候掏！”
我“唉”了一声，揿灭了手里的烟蒂。
宿勋垂头丧气地说：“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我已经进退两难了！老师，您看我怎么办？……”
我又点着一支烟，一口又一口木然地吸着，心里就像烟味似的又苦又辛辣。面对这个信赖我的好学生，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说真话。他把心掏给了我，我也应当把心掏给他。我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无论如何，你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坚决不干！只有这一条路！”
宿勋近视镜下两只大眼闪闪发亮，点头说：“我是想这样！可是，我怕他们报复，给我小鞋穿呀……”
我起身来回踱着步，心里又气又激动，但一种革命的责任感，一种对学生的爱护心，一种教育工作者纯洁的良心促使我不顾一切地替宿勋拿定了主意。我坚定地说：“脚正不怕鞋歪！谅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你出身好，年轻，只要不做坏事，怕什么！”
宿勋低着头，像是思索了又思索，最后下决断地说：“老师，我听您的！您是我的好老师！”
唉！我怎么能想到：他不干，竟会有那样可怕的后果呢？！
四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两三个月吧！已是第二年年初了！一个寒冷的雪后的夜晚，我又见到了宿勋，这次见面，吓了我一跳，他那张又黑又瘦的脸更黑更瘦了！头发更蓬松了！精神状态很坏，像是大病了一场似的。他拉了辆地排车，车上用棉被盖了个人。显然是从乡下拉来送医院的急诊病人。他见到我，没有说话，就满面是泪了。我说：“宿勋！发生什么事了？”他指指地排车上的人，流着泪说：“那是我父亲！给打伤了！我来送他医治的！”我照着电筒，走上前去，掀开棉被一看，呀！一个头发、胡子都花白了的老人，头部血肉模糊，闭眼躺在那儿，怎么打得这么厉害呢？……我心惊肉跳，赶紧陪他到县医院去。
一路上，谈起了情况。原来宿勋坚决不干大队会计后，“司马昭”找他谈了好几次话，硬的软的他都不吃，就是不干。“司马昭”也拿他没法办，只好又让“圣手书生”来干。但“司马昭”最后让宿勋把账交给“圣手书生”时，当着宿勋的面，把他过去批的那些条子撕得粉碎，还冷笑着说：“你不干，可以！但你要是在外面敢败坏我们一句，那我就要给你好瞧的。”宿勋也没理他，决心老老实实做个社员就是。谁知，事情不这么简单。从此，磨难可多了！社办企业来招一批合同工，宿勋够条件，大队不让去；农业中学要教师，宿勋够条件，也不让去！征兵了！宿勋觉得响应号召应征没有问题，可是大队不同意，在政审上不知玩了什么花样，当兵又当不成！为了这，三天前，宿勋忍不住了，找“司马昭”辩论了一场。宿勋质问：“当兵不让去，是什么原因？”“司马昭”冷笑说：“鬼在你自己身上，你还不明白吗？你爹不但是走资，还是叛徒！我先透个信给你：二十几年前咱村里刘大刀被杀的那件死案快破了！”宿勋一愣，马上敏感地意识到他们准是又想出什么鬼点子陷害人了，便说：“脚正不怕鞋歪！看你们怎么横行吧！”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到家同爹一讲，一辈子老实忠厚，只知道埋头劳动的爹也沉不住气了，说：“唉！孩子！看来咱要受陷害遭大难啦！”
原来，二十五年前——一九四七年，村子里的党支书兼民兵大队队长刘成泉，外号叫刘大刀。那年，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还乡团跟着回来反攻倒算，刘成泉带民兵离开村子去河东一带活动。有一天，宿勋他爹到河东去借粮食，路遇刘大刀，刘大刀知道宿勋他爹忠实可靠，托他暗中捎带一封信给村里刘大刀的表叔办一件事。宿勋他爹照办无误。谁知过了两天，听说刘大刀被还乡团抓住杀害了！宿勋他爹听了，心里难过，曾对村里人说：“唉！这是怎么搞的？前天我还在河东见到过他呢！……”这件事，村里的人都知道，宿勋他爹的老实巴交对党忠诚人都了解。可是，“司马昭”这一伙却不知怎么挖空心思出这鬼点子要陷害人了！接着，今天上午，“司马昭”他们就将宿勋他爹叫到了大队部去。去后，就逼他承认是叛徒，出卖了刘大刀。宿勋他爹当然不肯承认，不承认就打！“司马昭”“圣手书生”，还有他们那一伙的“战友”都动了手，吊梁头，用皮带抽，用手掏肝……把个老人折腾得死去活来……
听宿勋讲到这里，我气愤得嗓子眼发紧，鼻子发酸，浑身打颤儿。我说：“告他去！”
宿勋摇头，拉着地排车，说：“告不了啊！他们有权！上头也有他们的人！他们打的又是‘走资派’！”
我沉吟着，心里像灌满了醋拌的辣椒水。
宿勋也沉默着，踩着泥泞，最后却反问我：“老师啊！您说怎么办？……”
夜色虽黑，但映着雪光，我看清了他近视镜下两只诚实的大眼里带着不平之气。我心疼了！
后来，我陪宿勋将他爹送到医院包扎治疗后，我给付了医疗费。宿勋当然不肯，但我一定要付，他才勉强收下。他走，我也没个好办法教给他。只见他拖着地排车在雪地上一脚深一脚浅地回村去了。夜茫茫，漆黑漆黑，似乎这就是那些正直、诚实、善良的人在当时的处境和前途！
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心病。我觉得，我对宿勋的劝告是正确的，一点也不错。可是，一个老师的正确劝告却使一个学生倒了这样的大霉，受到如此坎坷的遭遇，这又怎么解释呢？我想到宿勋、见到宿勋时，有的只是歉意，很深很深的歉意。虽然宿勋并没有表示对我有任何怨恨或遗憾，但这一种歉意却始终折磨着我……
五
很久很久，没有宿勋的消息。我给他写信，也收不到回信。离得远——去枰柳庄六十里，我年岁大，不会骑自行车，外加工作又忙，不能去看他。我能想象得到他的生活会有多么艰难。在我眼前，有时总会浮起他的音容：那蓬松的头发，那戴着近视镜的两只诚实而带着不平之气的大眼，那又黑又瘦的面容……总仿佛他在问我：“老师啊！您看我怎么办？……”声音无限哀怨，也无限叫人痛心。
我曾从邮局给他寄了一笔钱去。但像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回音。我心里揣着个闷葫芦，想不出宿勋会有什么样的遭遇。终于，三个月后的一天，宿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他穿着一件破得到处露着棉絮的旧棉袄。天已热了！看来他还没有替换的衣服。他的头发不但蓬松，而且长得盖住了耳朵和脖子。他的近视镜断了一条腿，用麻绳拴着挂在一只耳朵上。他瘦得皮包骨头，左颊上有一条一寸多长的伤疤，痂已脱落，但疤痕犹新。他左臂上缝着一个白布条，这是此地人戴孝的标志。我一把抱住了他，这个老实的学生，竟呜呜地哭了！哭得那么伤心！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们师生俩这么抱着哭了一阵，然后，我叫他坐在椅子上，先给他倒了水喝，又问他：“宿勋，你怎么了？”
宿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老师，您寄去的钱早收到了！‘司马昭’他们把钱扣了，说是抵我的饭钱！上次从这回去后，他们就将我隔离起来，放在大粪场劳动，跟四类分子一起听训话！我既无行动自由，也不能写信。他们给我的罪名是贪污盗窃！……”
我说：“贪污盗窃？……”
宿勋眼圈发红，说：“是呀！说我在做会计时贪污盗窃，‘圣手书生’造了假账，全栽在我头上。要我承认，我不承认，这就始终关着，监督劳动！还动手殴打！看！——”他指着左颊上的伤疤。
我心里像窝着烈火，但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宿勋继续说：“可怜的父亲，不承认是叛徒，挨打以后，吐过几回血，一吐就是半碗。上个月死了……”说到这里，灯光下，他的两只近视眼睛含着晶莹的泪水。
我的心像被撕裂了似的痛楚。我想：一个这么老实的好学生，因为不肯同这些坏蛋同流合污，不肯跟他们一起做坏事，听从了我这个老师的劝告，毅然决然地坚持走正道，竟会有这么奇特而骇人听闻的打击报复与陷害，被搞得家破父亡。这些坏蛋，难道就不怕受到制裁吗？难道就不怕有人同他斗争到底吗？……我忍不住了，流着泪激动地说：“宿勋！你老师我也五十出头了！我虽还不是个共产党员，但我相信党！我对你是抱着歉意的！虽然，我劝你的话并没有错，但却害得你这么惨！老师心里有愧！老师下决心要跟你一起同‘司马昭’他们拼了！走！我们上你公社党委去告！上公安局和法院去告！不问后果如何，豁上了！”
宿勋却很低沉，流着泪说：“老师，不能这么干！没用！”
我说：“为什么？我们一级一级告！公社不行，找县委！”
宿勋摇头：“‘司马昭’升官了！已经被提升为管理区书记，马上去上任了！‘圣手书生’又在我们大队顶上了‘司马昭’那个位置！现在，中央、省、地的老革命、老干部没解放的、被批斗的、押在监牢里的还多得很，我父亲这个小‘走资派’，又能告他们些啥！？”
我倒抽一口冷气，像有暴风雪在扫荡我的心，像在沙漠中独行而又无处可觅滴水来止干渴。
宿勋继续说：“我灰心了！我明白，我斗不过他们！前天，他们大概见整我也整够了，我父亲也死了，便放我出来。‘司马昭’还给我来了个临别赠言，说：‘宿勋，你这条胳膊拧得过咱这条大腿吗？告诉你！从今往后，你要老老实实，咱就和平共处！你要是想翻案或者反攻倒算，那你宿家就得断种绝孙！……’”
我说：“你怕了！我们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宿勋拭泪说：“怎么办呢？我娘太可怜了！我想到娘，我就不能再跟他们斗！要干，也要等娘老去了再说！”
我黯然，心里翻腾着想：我曾因为一次劝告，使宿勋遭到如此不幸。现在，为什么要再叫他惹祸呢？再说，我自己有多大能耐呢！一个臭老九，我加上去不过多一个挨整倒霉的对象而已！我只好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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