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部长愣了，叹口气，疲劳地说：“他十分顽固，同他谈话的时间是长了些。”
罗政委拿起桌上的双铃马蹄表上弦，扭了几扭，双铃马蹄表上紧弦后“嘀嗒嘀嗒”响得更欢。他思索着说：“好人是绝对不能冤枉的。这样吧，这个日本人的问题不算弄清，还要继续弄清。但改一下方法吧！我们对敌人不能丧失警觉，但也要懂得送的情报有时也可能有错或不完整。敌人阴险，但我们也要相信日军中确也有反对侵华战争的好人。这种人不多，就更可贵！怀疑是要怀疑的，但不能乱怀疑。乱怀疑就是上敌人的当了！明天，我同他谈一次，要试用他，考验他，来弄清他的问题。这样——”政委忽然对我说，“从明天起由你陪着他，同他一起编写对日军的宣传品，跟他一起向日军据点喊话、打电话，套取情报和开展政治攻势。你们说好不好？”
我又责备自己太简单化太冒失了，觉得政委的话确有道理，可这担子很重。我把一支“左轮”掖在怀里，心想：佐野勋是个还没弄清是人是鬼的主，我得小心别让他跑了，也别让他找机会暗害了我！
谁知，事情与我想象的完全相反。
那夜，罗政委找佐野勋谈了话，我第二天就与佐野勋开始了工作。过去，我编写的日文宣传品水平不高，日文也是半通不通中国化的。佐野勋写的可不同，他懂日军心理，日文又好，宣传品确起“纸弹”的作用。他苍白的脸上仍旧忧悒，而且也常沉默不语，但当我同他讲话或商量事儿时，他态度很友好。他常常哼歌，哼的是一支名叫《天下樱花一样红》的民歌，曲调优美。我向他要了歌词，他用中文写了下来，是这样的：“樱花笑软了春风/春风吹醉了樱花/樱花，美丽的小樱花/忆否富士山脚下？/富士山下春风软/樱花如云随风卷/莫道樱花生海东/天下樱花一样红！……”这歌，他哼，我也跟着哼。他也许是想家乡了？哼歌时，调子是哀伤悲凉的。
有一晚，姚副主任派一个班掩护我和佐野勋去青驼寺附近日军据点“打电话”。我们在青驼寺和坦埠两个据点中间，将敌人电话线切断，然后把两个线头接在我们带去的两个电话机上，先由佐野勋同青驼寺的鬼子通话。鬼子问：“你是哪里？”佐野勋答：“我是坦埠！你们情况怎样？”“昨夜八路军来打过枪，我们人少，需要补充子弹和粮食。要是有情况，希望你们来救援！”佐野勋听完后，就展开宣传了，说：“我是从军僧、预备役少尉佐野勋，我现在到了八路军里来了，八路军优待一切反战的日本兵，你们不要再给军阀流血卖命了！为什么要离开家人来中国烧杀、死在中国呢？”说着，他就唱起了《天下樱花一样红》来了！那美妙的歌声使人感情激动。
显然，据点里的鬼子是在听他唱歌，这歌声必然会牵动日本兵的乡情亲情，因为直到歌声完了，据点里的鬼子才开始乱七八糟射击。我们又转移地点，给坦埠据点里的鬼子“打电话”了！黑夜里，鬼子是一步也不敢离开碉堡的。
这样，从冬到春，我同佐野勋走着弯弯曲曲的山道，跨过山洪干涸的沟渠，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同进行了好多次阵地喊话，虽是冒着生命危险，然而佐野勋没有胆怯过。平时生活上，每周总设法给他弄点大米或面粉改善生活，见我总是吃地瓜煎饼、高粱饼子，他总是固执地带着感激和歉意说：“这不行！我该同你吃一样的！”好几个月里，佐野勋同我成了好朋友，互相间有了一种信任感。有时，他会叹息地同我谈谈他的菊子：“她不知怎么样了……”又会带着沉沉的思念，谈他年老的妈妈，“她在长崎也不知怎么样了……”但我始终不敢放掉那种警惕，那是一种正义与非正义生死斗争的警惕。虽然在我内心深处，我已感到他的确是个反对侵略战争的心灵高尚的好人！是位敌国的同志，在那侵略火焰高燃的年代，一个日本人，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能不使人对他产生崇敬的感情吗？
姚副主任通过我不断了解到佐野勋的情况，他也常向罗政委报告。有一天，敌工部张部长送来一个消息：那位名叫菊子的日本姑娘，已被日军处决。这消息使我惊心动魄。张部长还说：上次佐野勋送的日军大扫荡的情报，关于东边日军的部署和行动另有一个专门计划，只是那个计划当时未曾取到手。此后，罗政委和姚副主任找佐野勋谈了心，我也在场。他们把菊子姑娘被处决的事告诉了他，佐野勋哭了，哭得很伤心。最后，罗政委握着他的手说：“你是爱好正义与和平的日本人民的光荣！”这时，我看到佐野勋的眼眶发红、睫毛润湿了。我明白，已经给佐野勋下了结论，佐野勋也明白自己得到了信任。
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在那种血火交融的残酷战争岁月里，什么难以预料的事都会发生的。
春末的一天，下着牛毛细雨，佐野勋由几个战士陪同到青山崮驻扎的队伍里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去汇报工作。那天我因为发着高烧没有同去。他们路过鹰嘴崖下时，忽然发现崖头上的灌木荆棘丛里有人影晃动，接着就听到了“乒乓”的射击声。原来这是鬼子采用的一种新战术，派出化装成中国百姓的便衣队，深入山区来骚扰并攫取情报。火力狠猛，我们的人边还击边撤退，却已有两个战士倒下了。这时，佐野勋毅然拿起牺牲了的战士的步枪，向日本便衣队射击起来。在射击中，他负了伤，在弹雨中被日本便衣队绑架到附近县城里去了。
以后的情况，是敌工部张部长据伪军里的情报关系从县城里得来后向师部报告的，佐野勋被捕后表现得非常坚强。鬼子拼命毒打，他也不开口。起先，鬼子嗷嗷乱叫，以为他是哑巴，后来查明他是日本人，而且就是佐野勋，本要押送去济南的，可是却又得到指示，让就地处决。他临死前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只知他是个硬汉，刑上得很重，臂膀和腿都被打断了，是用军刀当头劈下去劈死的，猩红色的血流了一地。劈死后，与在别处被俘杀害的几个中国战士一起埋在城南。
我仍记得那时听到这噩耗后的心情，我坐在蒙河边的大石头上，看着河水潺潺流过，心如刀绞，十分难过，喉头有一种突如其来的窒息感。我难过以前误解过他，也难过他这么好的人会这么惨死在自己同胞手里。我抬头见沂蒙山上美丽的樱花正盛开着，粉红色的，如烟如雾，我仿佛又听到佐野勋在哼唱那支《天下樱花一样红》了！我流泪了！像用哀掉一个战死的中国同志一样的深情，哀掉一位日本朋友……
抗战胜利前，佐野勋的家乡长崎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他的老母恐怕也不会活着了！胜利后，佐野勋的骸骨迁葬到县城附近的一个小小的烈士公墓里，那里还埋着不少我熟识的战友。但一晃五十年过去了，许多老人都去世了，年轻人只知这是一个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的坟，却弄不清来龙去脉了。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烈士公墓要进行修整，县委给我来了信，要我写一写他的材料。我虽然老了，却想了却一个我早就有了的心愿。佐野勋早已没有亲人会来祭奠他。不管已过去多少年，在我记忆中最珍贵的始终是最珍贵的。我要回一趟沂蒙山，去看看当年我战斗过的地方，去看看佐野勋和其他长眠在那里的战友！我可以坐飞机和火车去，亲自去讲一讲佐野勋的故事，还要把那支美丽的樱花歌唱给大家听……
原载《人民文学》
错误的歉意
一
九月里，一连多天不下雨，今天，下起淋漓的透雨来了。从凌晨开始，好听的雨声就淅沥沥地打在屋外碧绿碧绿的芙蓉树上，打在学生种的豆子、高粱地里，打在我门前栽的月季花上。叫人听了，心里舒坦。下午第三节课后，我从教室回到宿舍，只见有人留了一张纸条插在门缝里。打开一看，字迹端正而熟悉：“张老师：我来看您，您不在。过一会儿我再来！学生宿勋”。
看到这张纸条，一个戴眼镜的、面容黑瘦，头发蓬松的青年人的脸马上浮现在我的脑际。他那双近视的诚实而又带着不平之气的眼睛，老像无限哀怨地在瞅着我，仿佛是问：“老师啊！您看我怎么办？……”
我开门进屋，放下手里的课本，感到一阵疲乏。我坐在藤椅上，看着玻璃窗外的大雨，听着沙沙清脆的雨声，手里捏着宿勋留下的纸条，心头那种奇特的歉意又烟云似的浮上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煽起“打倒一切”的妖风时，我被学生揪斗过，抄家、戴高帽、挂牌、游街、打扫厕所，也挨过莫名其妙的拳打脚踢，但那些都是他们外加给我的。我不抱任何歉意。唯独对于宿勋这样一个老实、诚恳的学生，只要我见到他，想到他，心头就要浮起歉意。我被这种歉意整整折磨了八年之久！现在，看到了宿勋的留条，心头的那种歉意又出现了。我不禁想：“四人帮”被粉碎三年了！这种歉意难道还要再折磨我下去吗？……
二
说起来也真玄妙。那是一九七〇年。我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仍然教毕业班的物理。但物理课本已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什么基础知识、基本训练那一套都“改”掉了！教的是拖拉机、柴油机、水泵……我这物理教师改成了拖拉机驾驶员。上起课来，就在大操场上，轮流把着手教一个个学生开拖拉机。说实话，我真为教育和中国的前途担忧。已经是原子能时代了！这样搞下去，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前途能乐观吗？……但那时，忠者受害，贤者缄默。刚从牛棚里出来的我，当然只能闷声不响。何况，学校里师生关系早已颠倒破裂。“小将”们对老师，客气的叫一声“喂”或者“老张”“老王”，不客气的还对老师骂娘动拳头。我教学十六年，对学生一向有感情。那一段年月里，却对学生特别反感，上课是硬着头皮去应付，下课钟一响，马上离开教室，对学生是“眼不见为净”！……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他就是宿勋，戴副近视镜，蓬松着头发，中等个儿，瘦瘦的，黑黑的，是个农村学生。他不同处有两点，一是对老师照样很尊重，见了我总是亲切地叫一声：“老师！”二是他不以学点拖拉机、水泵为满足，而是自己有一套“文革”前旧的高中课本。他在自学。学物理时遇到疑难，就来找我，总是谦恭地说：“老师，您有空吗？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
这样的学生，在那种疯狂而苦难的岁月里，真是凤毛麟角般的可贵，只要有一个也就足以慰藉老师那种干渴而衰竭的心灵了！我当然对他刮目而视。从谈吐中，我知道他父母亲因为从小家里穷，都没上过学。父亲本是大队的党支书兼大队长，被夺了权，批斗后，靠边劳动；有个舅舅是教师，在邻县一个中学里教书，课本就是他舅舅给的。他为什么能尊敬老师，又为什么如饥似渴地想用文化来充实自己，当然不用解释也就很容易明白了！
后来，宿勋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来看我，向我道谢，也向我告别。他告诉我，他决定回村生产。他说，他家乡偏僻落后，知识青年少，这些年生产搞得不好，回去后一定好好扎下根，为建设家乡出力。我说：“你走，我很舍不得。但毕业了，就像树上的果子成熟了，应当落地生根，重新长成能结出果实的大树。回去后有机会还要坚持自学，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是不行的！”说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又漏了嘴，又是“智育第一”了！马上停住不说，转过话题，“以后自学中遇到疑难还是可以随时来问我的！”
这样，我们就分别了。他送了一本《为人民服务》给我，我还了他一本《愚公移山》。
那是一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天。他走了，我是很想念他的。老像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黑瘦脸的学生站在我面前，恭敬地叫我“老师”，然后，摊开物理课本询问问题……
秋天里的一天，他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情绪很高，黑瘦的脸上泛着光彩。他告诉我：“进城给大队买东西，顺道来看看老师。”
我看看他，基本没变化，只是脸上有夏日阳光炙晒的迹象。我问他：“回去还好吗？”
他说：“这几年社员生活不太好，但今年庄稼长得茁壮，秋收可能不坏！”接着，高兴地对我说，“大队要我干会计，还打算培养我入党！”
我也为他高兴，说：“很好啊！农村确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好好干！……”
我勉励了他，他就告辞了。我想，这个学生是有“出息”的实干家，一定会在农村干出成绩来的。我以为他的道路是平坦的！嗨，其实不然！
三
初冬时分，宿勋突然出现在我宿舍里了。这次，他是专门借了人家的自行车骑了六十里地来找我的。我看到他模样变化不大，但瘦了一点，而且心事重重。他头发仍旧蓬松着，但近视镜下两只诚实的大眼里饱含痛苦。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问：“宿勋，发生了什么事？”
他点点头，说：“老师，我特地来找您商量的！您看我这会计是干还是不干？……”
我问：“怎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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