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崛起和持续繁荣，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最为引入关注的现象之一。可以说，报告文学在文坛，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立，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是在新时期这个历史阶段中实现的。由于报告文学的崛起和持续繁荣，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从而显得更加辉煌。
章罗生先生的着作，是对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系统的，然而又是颇具理性品格的检阅。而这样的工作，是好久以来人们期待但却终未发现的劳动。报告文学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质的变迁与新的探索，在创作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形态，已远远超越了过去的理论总结对她的认识和理解。因之，丰富的创作现象，十分需要理论的认识和解释。然而，或许由于报告文学变化递进的脚步太迅捷，或许因为人们忙于应对时时都在出现的新鲜课题，因而放松或忽略了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使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有理由对章先生这部着作的问世表示祝贺。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一片非常丰富深沉和阔大的海域，走近或未走近它的人，都会感到去认识把握它时所具有的难度。章罗生先生走近了这片海域，并以自己的方式领略其风韵，把握它的潮汐，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尝试。首先。让我感到实在的是，作者大量、充分地占有资料。就其表现来说，让我这位可以说与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有许多密切联系的人，都有些惊诧。因为，我深知，不在报告文学创作的环境中心，要获取和掌握如此大量的资料是十分困难的，必须付出许多的劳动。另外，对于一部“史稿”着作来讲，没有这种资料的占有，首先就会让人对其价值产生些疑虑来。作者以题材内容的相近梳理认识报告文学的价值作用，这或许会让人感到有一点呆板、机械的欠缺，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家作品会有所妨碍，可它毕竟会给读者以明晰之感，给读者某种“史”的突出印象。
除了对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勾画一幅史的面貌轮廓之外，应当重视和肯定的是：作者在对新时期报告文学进行多方位的研究过程中，对报告文学在新时期中的生成因素，发展轨迹及其成败得失，进行了较多学术性的论证。这种论证是结合着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态势和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进行的，所以，具有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的特点。尽管我在某些地方，与作者的认识结论有所差异，但我尊重他的自我判断，也钦佩他敢于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之所以迅速崛起，成为凝重的大山，成为广阔的海洋，是有其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与现实原因的。它是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但它又是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无法准确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的。在认识报告文学的成就和不足的时候，都是如此。
这种超出了一般文学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与报告文学兴盛的关系极大，若是缺乏一种开阔的胸襟。没有一种发展的眼光，仅就文学谈文学，或是只从过去的观点来审度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是很难进入其境界，得其精义的。章罗生先生的突破正在这里，他对于不少作家作品的分析判断是有独到、新颖之见的。
报告文学创作有其分明的特殊性，它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它的生成过程同其它文学形式的创作有本质性的区别。所以，在认识报告文学的时候，必须充分地注意到产生它的社会性，注意到作家劳动的环境和可行性条件。中国的报告文学，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文学。它不光具备着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而存在的普遍性特征，还明显地带有中国社会生活的特点。因之无论是从史的方面还是从具体作家作品的方面去理解报告文学，社会生活的背景与作家本人的修养、经历乃至性格等，都是不能不充分注意的内容。《概观》的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些特殊性，也在这些特殊性方面作了不少的寻查审度。可是，由于种种难以逾越的现实生活障碍，使他无法在这些地方有更大的突破。所以，在知人论世，在知世论人论作一面，就显得粗疏和轻淡一些。这样的研究，对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人来讲，是绝对必要的。可它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却又是极为困难的。因之，在这里，我也许对章罗生先生过多地苛求了。
多年来，我一直是报告文学的热心读者和创作的参与者。我曾为许多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写下了五十余万言的文字，谈论自己的阅读感受，阐述自己对报告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找寻它崛起的原因和发展前景。与许多作家的交往交谈历历在目；不少次报告文学创作的盛会情景仍在记忆中无法淡忘。报告文学作家们把自己的笔触伸向了中国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许多令人感奋欣喜的生活真实情景报告给读者；也把不少叫人愤慨、疑惑、悲叹的真实存在如实地描写给人们来看。所以，报告文学曾使我经历过太多的激动时刻。它使我在认识现实社会人生的过程中，得到的信息和受到的启示是别的文学形式无法并比的。我把报告文学视为时代的文学，人生的文学。它是今天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有可能给人以最直接帮助和影响的文学。正是在这许多感受的基础上，我切实地意识到了报告文学勃发的生命力与灿烂前景。
我对任何增强报告文学这种生机和有助于这种前景愈加美好的工作都给予充分的热情。这一次，在章罗生先生的书前写上这样的一些感受和看法，正是这种热情的又一次流露与表现。尽管，这是一个读者的心态。但这也是报告文学魅力之所在。
还应当提及的是，在学术着作出版非常困难的状况下，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能够接受并出版这样一部书稿，这实在是一个应当赞赏的行为。它表现着一种出版家的风度，也反映着一家出版社的品格。
1994年5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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